買下！中國移民的新世界
長篇報道：買下！中國移民的新世界
時間：2011年7月6日 發布：溫哥華找房網
本文描述了很多華人與房地產的故事，包括1987年李嘉誠買下溫哥華市中心204英畝沿海的土地時，本地人懷疑的目光。
當房子由「日用品」變為「金融產品」
「一個人不能跟自己賺的錢離得太遠」
「龍門」的商業邏輯
「移民熱」背後的錢流
:移民了，就要進入主流社會
袁薇:「少數族裔」的競選路
全球商業經典2011年7月刊
從2000年開始，加拿大吸引了大批的中國富人，10年時間裡，他們用金錢、人口、對規則的破壞以及不安徹底改變了那裡的很多地方。
加拿大房價在過去一年時間上升了8%，溫哥華上升21%，中國移民旺盛的購買力成為房價上升的主因。
很多中國人自己買地建房、提升房價，再賣給一批又一批剛剛到來的同胞。新移民就這樣用土地和房子在當地創造出一個財富增長的遊戲，不斷吸引同類加入其中，以大規模佔有不動產的方式，崛起在大洋彼岸。
當房子由「日用品」變為「金融產品」
一輛開往多倫多郊區的車上，8個從大陸來的投資移民坐在一起，他們擁有同一個地產經紀，從溫哥華坐了5個小時飛機來這裡購買「樓花」（那些兩三年之後才會建好，只需首付5%即可獲得的房產）。兩天時間裡，他們一直在城市外圍參觀各種正在建設的房子或乾脆只是一塊空地，多倫多在這些投資移民眼前始終展示著一個工業城市的灰色。
為他們開車的是個姓陳的香港人，代表多倫多一家地產開發公司。在那些正在建設的房子前面，陳先生會由衷地興奮道：「歡迎你們來到我家，這裡的房子是我送給太太的情人節禮物。」他在這裡買了5套房子，頗賺了一筆；有時，他也會一臉沮喪：「7年之前，我來到這裡，一看到這些我就膽怯。」人們隨著他的目光眺望遠處，那裡聳立著電線、工廠、煙囪，「但是現在500加元一英尺，地鐵、公車全在這邊，那時買的話只要200。」
80年代，陳先生來到加拿大UBC讀書，在那裡與李嘉誠的兒子李澤鉅成為同學。因為大批香港人計劃在1997年前移民加拿大，商人李嘉誠把這看成是自己的一次機會。在溫哥華，他有一個本地富豪朋友叫George Magnus，這位富豪在距離Down Town不遠的地方，擁有一個30英畝的小島，經常開著私人水上飛機進入市區。1986年，溫哥華世博會過後，如何重新開發利用會場成為溫哥華市政府的一個問題。Magnus出席了加拿大總理安排的一次晚餐，當他了解到政府的意圖後，他告訴總理，他對開發這片土地很有興趣，可以找人一起開發。當天夜裡，Magnus把這件事告訴了李嘉誠。
一年後，BC（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政府招標，Magnus為李嘉誠買下溫哥華市中心204英畝沿海的土地，這塊地現在被認為是世界上幾個不多見的最美麗的大城市「外灘」。當然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爭吵。加拿大人熱愛運動，熱愛住在森林旁邊，華人則嚮往大海。很多有實力的本地開發商沒有看到這塊土地的升值潛力，他們考慮的無非是停車場、商場，李嘉誠看到的是香港移民成片成片的住宅。
在一個福利社會的房屋倫理之中，加拿大人不認為「生活必需品」可以用來炒作，他們只把房子單純地當作一個剛性需求的商品，往往看到實物之後才會付款購買。對於這個健康、穩定但有點乏味、保守的市場，李嘉誠既表現出了實業家的一面，也展示了一個金融家的天才。
「在開發這塊土地的過程中，他沒有向加拿大的銀行借一分錢，而是直接從滙豐銀行貸款，這決定了在銷售這些房子時他可以不受本地金融業的控制。」陳先生說。項目後來被命名為Pacific Place，開發長達12年，包括8500套住宅、42英畝的花園、兩座小學和8個幼兒園，迄今也許仍是北美最大的房地產項目。仍像在香港那樣，從開工第一天起，李嘉誠就以樓花、期房的形式把房子預售給準備移民的香港人。溫哥華市民還不知道怎麼回事的時候，Pacific Place已經賣完了。自己的城市突然被一個亞洲人以3.2億美元買下了1/6，不少市民對李嘉誠的投資很反感，認為自己成了二等公民。
李澤鉅在這時強調了自己的加拿大身份：「6年前我們在加拿大投入巨資，也是在那個時候我成了加拿大公民、溫哥華市民。」60年代，他的父親開始在加拿大投資，70年代李澤鉅就常到父親在溫哥華北部買下的房子度假。1983年，18歲的李澤鉅加入加拿大國籍；1987年，他從父親手中接過了Pacific Place。從此，他一直強調自己是一個忠實的加拿大公民，他的妻子和3個孩子都是加拿大人。加拿大人的怒火平息了下去。
「而加拿大的地產公司同時發現，如果自己不按照香港人的方式賣樓花，房子將全部被香港人的公司賣掉，他們不得不效仿這種銷售方式。」陳先生說，2000年左右，當香港人發現自己的小島並沒有因為回歸而發生改變，於是大量迴流。但一個從更成熟的亞洲市場而來的商人與他的同胞信徒，給加拿大帶來了不能泯滅的改變，這種改變不僅僅發生在當時幾乎可以稱為「處女地」的溫哥華，也發生在傳統勢力穩固的多倫多。如今，多倫多最大的一家地產公司Tridal的3位銷售高層全為香港人，其中兩位做到這個家族企業位置的副總裁。
當「樓花」大規模地進入到加拿大的地產市場，房子也由一種「日用品」變為「金融產品」。
多倫多開發商將買房團的最後一站安排到了尼亞加拉大瀑布前。距離瀑布最近的萬豪酒店，所有房間都只有一側，讓人可以從上而下地欣賞瀑布。而一路看來的風景更為壯闊，車在巨大的公路橋上行駛，能看到安大略湖、葡萄酒產地以及湖面上鍊鋼的工廠。天空之中雲團密布，城市就在你的下面。
兩天時間，從南到北，開發商向他們展示了十幾個樓盤，購買最後一套時，一位姓劉的女士幾乎在一疊合同文件前面睡了過去。
「很多時候，我都覺得自己粗心得可笑。買完一個樓盤，別人問我：你在那兒買了幾個，多少號？幾層？我不知道！合同呢？不知道！房子都拿了半年，不知道自己的合同在哪兒。」劉女士說。
在中國，她是一家鋼廠的總代理，一生之中最自豪的成就是為鳥巢提供過65000噸鋼鐵。「一開始，這件事並不屬於我。」她說：「當在電視上看到這個項目時，我急了，這麼大的項目他們不通知我，你說我能不上心?嗎？」
她先是拖著一個裝滿廠里所有鋼材品種的箱子到了人民大會堂門口上飛機時，這個箱子因為超重 被罰了700多元人民大會堂的人告訴她：「我們不管這事，你可以去奧組委試試。」幾經周折之後，在鳥巢的施工現場，她見到了負責鋼材採購的人。從全國各地運來的鋼都堆在工地上，它們要經受考驗。「三次大雨之後，別人的鋼都已經黃黃的了，只有我的還泛著深藍。」她的鋼廠在嘉陵江旁，那裡的雪山鐵礦有一種別處沒有的防鏽物質。「廠子里大的工程都交給我，因為我是一個一根筋的人。」劉女士驕傲地說。
逐漸把國內生意交給兒女的劉女士在加拿大生活已有4年。在這裡，她試著將當地一個雞飼料公司的產品賣到中國。「最後簽約時，他們的要價高了一倍。」她也找過一個有機食品廠，「我花4天4夜用在線翻譯軟體看完了6頁英文報表，發現他們的資產情況不是太好。」對方回答，因為要上市，難免會有一些不良成分以保證公司規模。「我不想當這個垃圾筒。」第三次，她決心投資診所，但當一個更細化、具體的方案出來時，她發現價格全變了，「他們打電話，我說，你們不誠實，合作結束。」
2008年，加拿大房價到了一個低谷，從那時起，她開始用當地銀行的貸款購買房產，不久前還收購了一個溫哥華的莊園。「但我不打算在上面種任何東西。」她說：「太麻煩了，不費那個心，我只把它擱在那兒，讓它升值。」
中國人創造出了自己的財富遊戲
《華爾街日報》在一項調查中提到：加上2010年年初的房子限購，在理財渠道與經驗同時匱乏的中國，富人們往往只有股票、金銀、藝術品和茶葉等有限的幾種具泡沫傾向的投資工具，因此他們更有理由將大量的錢投向海外。而發達國家金融產品的設計與銷售與國內差別巨大，在這個時候，房子往往會最先得到中國移民的青睞。
在美國一家著名金融機構有過十幾年工作經驗的孫先生，剛回國時打算做一個私人投資顧問，幾個月之後他發現，中國的私人理財服務遠沒有美國發達和複雜。「大部分中國的私人財富顧問更喜歡把任何東西都變成一個漲幅巨大的股票或者信託，再許諾一個回報，簡單、輕鬆地賣給富人。」幾年之後他接受了現實，即利用自己的美國經驗他只能在這個國家賣兩樣東西：美國國籍和美國學歷。從那時起，這個前美國金融業者變成了一個在太平洋上空頻繁往來的移民中介。
「大部分中國人對加拿大的金融產品很失望，而私人財富顧問這個行業在加拿大能夠存活的重要一點是大家的期待值低。加拿大收益率沒有那麼高，實際上，我們也不需要那麼高，因為太高了就是不正常的。」 在多倫多從事過5年私人財富管理的孟女士說：「如果你期待一年超過12%的收益，我會告訴你我做不到。但一年12%放在中國算什麼？有一個投資移民半夜打電話給我：『我現在帶著一百多萬過去，你告訴我你能給我多少收益。』我說，我努力，最多給你一年12%。他說什麼？我上個季度就賺了30%，我買的基金4個月翻倍。」
「他們覺得房子是他們能夠控制的，他們的第一桶金以及第幾桶金大部分來源於房地產，他們很熟悉。」但在發展速度遠遠低於中國的加拿大，投資房產很難像在中國那樣賺錢。不過華人還是天才地創造 出一個「高速增長」的財富遊戲。
大多數華人在第一次落地的一個月之內就會購買房產。他們喜歡獨立別墅，但經濟實力差一點的會選擇聯排別墅；他們喜歡與朋友比鄰而居，所以房子選址也往往聽從朋友的介紹。這些朋友很早就在國內認識了，他們早一點來到這邊；也有一些是朋友的朋友。「你的朋友在哪兒個區，你也會在哪兒住下來。」
同時，加拿大土地與房屋產權管理相對簡單，在更個人、更自由的土地交易之中，先來到這塊土地的移民看到了財富的機會。
很多人開始在溫哥華購買那些距離華人群居區較近、佔地較大的白人舊房，有時甚至是買三四個連在一起的房子；等到地價升起來，把房子給拆掉，再按照土地的最大容積率，蓋一個嶄新的房子。這些新房子通常沒有花園，卻多了一個可以使用煤氣的廚房。蓋好之後，大部分人會自己進去先住一年，一年之後，當房子變成可以免稅的自住房，再賣給那些新來的人。「他們成了一個小型的建築商，以前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做，近一年來特別多，變成一個特別盛行的事情，現在變成一個特別興旺的事業。」當地一個投資移民說，轉手以後，一棟房子大概能賺個三五十萬加元。
今年4月，加拿大房價在一年時間上升了8%，溫哥華上升21%。很多白人正從一個個到處都是漢字的社區消失。在這個曾經平穩的社會裡，他們正在發一輩子只發過一次的大財，這筆財富來自中國。之後，他們拿著這筆錢到距離兩個小時外的地方生活，一般兩個月才進城一次。
在地產中介張小姐的記憶之中，列治文一個幾千戶的社區，從不多幾戶中國人到百分之八十都是中國人，中間只用了半年時間。「我們怎麼看中國人越來越多？就是看學校。一個學校在半年前只有兩三個中國孩子，半年之後再把孩子們的照片拿出來，你會發現找不到什麼洋人，全是中國人。我的新客人們常常說，我的朋友馬上要過來，我介紹給你。我忽然之間發現人多了起來，這個人介紹一個給你，那個人介紹一個給你，我就一直做事沒停下來過。」
大批投資移民的到來令張小姐的工作成為這個城市最賺錢的職業之一，但這也是一個需要人廢寢忘食的工作。工作的前6年，她只吃過3次午餐。語言不好的大陸投資移民往往會完全聽從中介的意見，為了贏得大陸的客戶，大部分中介與客戶的關係遠遠超過了房子本身。他們的工作從賣房子、租房子，直到替那些英語不好的孩子寫作業、寫檢查、參加家長會。
如今，白人在購買房屋時忽然多了從前沒有的避諱：他們在學習中國的風水，置業時不再考慮那些面朝公路的房子，因為住幾年之後如果想要倒手，華人不願意購買這樣的房產。作為一個多倫多附近小城大學的華人助教，兩三年之前，Jackie開始面對新來教授們的抱怨。「很多溫哥華的大學教授因為房價太高，換到東部的大學工作。當他們結婚、生了小孩，發現教授的薪水無法在這裡負擔一個更大的房子。」
不過，大部分本地市民仍只把中國人的到來當作一件喜聞樂見之事。在華人聚集區生活的July，一生都在從事超市管理員的工作。她說：「我就喜歡把各種各樣的東西擺得整整齊齊。別人問我，你住在哪？我就告訴他們，就是那個中國人很多的地方。」當被問到有沒有受到移民影響時，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答案。而距離她房子不到500米的地方是當地著名華人超市「大統華」，從香港人開始，來來往往的中國人與他們的食物已將她包圍了17年。
儘管在當地人眼裡，中國人購買土地、建設房子、提升房價，再賣給一批又一批剛剛移民的同胞，這更像是一個他們自己製造的遊戲，中國人在賺自己人的錢。但在中國，人人受到的生活教育似乎讓他們自然而然地明白：房屋從來不只是市場的，當它遇到了大量的人口與金錢，可以是政治本身。
幾年前，因為金融危機，大量出售身份的加拿大吸引了大批中國人。2008年到2010年間，加拿大的投資移民申請多了一倍；2007年，他們的到來打破了加拿大移民人數的紀錄，這個紀錄指的是1997年前後的香港移民潮。
當這個城市的地產終於開始大幅增值，巨大的利潤又吸引著太平洋對岸一批又一批的同類，像共同炒作一支股票那樣，人們爭先恐後地加入到這個遊戲之中，以大規模佔有不動產的方式，崛起在大洋彼岸。
I love Chinese.They give me money！
從19世紀末至今，溫哥華與它所在的BC省出現過多次中國移民潮。為了生存、身份乃至轉移財富，華人以勞動、性命、金錢為資本，在建國、戰火、金融危機的契機之下多次重塑身份和命運，這種重塑隱含一種極端的氣質。
獨立戰爭之前，美加仍屬於同一個地方，不能稱之為「國家」，而是統稱為「北美殖民地」。美國從英法殖民者手中脫離之後，舊貴族連夜逃到了相對保守的北部，在那裡成立加拿大。尚未決定加入哪個國家的BC省提出：除非加拿大修建一條連接東西太平洋、貫穿洛基山的鐵路，否則就加入美國。因為山脈眾多，修建這條鐵路需要10000工人，當時BC省人口不過35000，而且缺乏耐苦的勞工，必須引進廉價的華工。法瑞瑟河谷從耶魯鎮到里屯的58英里路段，山體全是堅硬的花崗岩，直上直下。幽深的河谷激流飛濺，險象環生。華工們要在懸崖上開鑿出15條主要隧道，最長的一條長達1600英尺，每修一英里鐵路便有一名華工死於爆破、塌方、暴風雪、疫病，以及出沒在荒山野嶺中的黑熊。
鐵路竣工後，加拿大政府沒有給華人公民身份。1923年，國會通過了禁止華人入境的「華人移民法」，禁止除外交官員、商人和留學生之外的華人入境。這個移民法案也是加拿大歷史上唯一一個針對某個民族實施的移民法。華人教育水平低下，多為勞工，加之沒有公民權利，所以很少有人從事地位較高的工作。
1939年，二戰爆發。在一個地廣人稀的國家，為了獲得公民身份，華工的第二代紛紛主動入伍奔赴戰場，其中12人參加了「特別部隊」。不僅如此，華人還積極購買戰爭債券，從經濟上支持這場戰爭。加拿大政府戰時曾發行勝利公債，華人認購了1000多萬加元，5次獲得政府嘉獎。1943年，時任加拿大總理麥肯齊公開承認，1923年的「華人移民法」是一個錯誤。
2010年10月至12月，前來BC報到的移民之中，華人有1541名。BC省的投資移民七成以上來自中國，中國移民整體佔BC總數的19%。據當地一個地產商的數據顯示，2004年，他的房子購買者之中有24%的中國人，6年之後數字成了60%。
「2007年之前，溫哥華的房市似乎仍被大量中東人控制，他們喜歡買那些巨大的、豪華的房子，就像購買奢侈品一樣，而中國人買房子風格更加實際，他們從家庭投資、從錢的角度上考慮，總體來說是一種投資行為。2007年金融危機，市場下來，這個時候很多中東人仍在大規模地購買，但中國人是第一個不買的；2008年，經濟上來，中國人又是第一個購買的。現在我也不明白那些中東人為什麼突然消失了，是不是他們下手太晚，已經跟不上如今房子上漲的速度，還是早已厭惡了這個數學遊戲？」
作為一個頭腦靈活的前IT工程師，英俊的Cam Good成為這場移民熱潮中的地產英雄，他似乎有一種令生意變得Easy的天賦。
「很多媽媽陪孩子在這邊讀書，她們的丈夫則在國內經營著自己的生意。媽媽看中了一個地方，肯定要跟在中國的丈夫商量。丈夫說，我看不到，我怎麼知道房子好不好？等一下我過來就可以買。但是現在不能等了，因為價格漲得太快了。」於是，今年年初，他決定在北京成立一個分公司。「以後這邊的太太與那邊的先生可以同時分別來到我們在北京與加拿大的辦公室，我們給他們看同一樣東西。他就可以告訴妻子說：好！可以買！」
在華人大面積買下學校眾多的溫哥華西區、世界富豪聚集區西溫、中國餐廳繁多的列治文、因日本海嘯而價格瘋漲的本拿比之後，Cam決定把溫哥華一處可以建造巨型房子、靠近美國但價格比市區便宜得多的小鎮白石鎮也介紹給他們。但那裡路途遙遠、地廣人稀，突發奇想的Cam發明了一種展示房屋的全新方法：用一架直升飛機帶領買房者、記者與經紀前往。半個小時的飛行之中，興奮的人們看不到沿途荒蕪，所見只有連綿不斷的雪山、大海和山海之間一片片令人嚮往的豪宅。
Cam感性且相信直覺，靈活、多變，就如資本本身。「有時，人家給我一個方案，邏輯很清晰，推理也很清楚，但我就是有一種壞感覺，我就不做。」當問到為什麼喜歡房地產，他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投資了，而且賺到了錢。」當問到如何看待中國人時，Cam回答：「I love Chinese.They give me money。他們很在乎三件事情：孩子、教育和房子。我也很在乎這三件事。」
一年前，在一個美國地產商講述自己的中國經歷時，我也在他的眼神之中看到過同樣的光芒閃爍。
上個世紀，傑克·波特曼先生的祖父偷渡來到美國，他在亞特蘭大登陸。這個家族在經過碌碌無為的兩代人之後，終於迎來了一個既是建築家又是商人的天才後人，他開發了亞特蘭大大部分的街區之後，將家族姓氏牢牢印在了美國。1979年，他的兒子傑克隻身一人來到沒有幾個外國人的上海，他要為自己的家族在中國獲得新的榮耀，而這個選擇的緣由異常簡單：
10歲那年，傑克看過一部電影，裡面有句台詞「某人被上海了」，在他的家鄉，這意味著他消失了，去了一個神秘、危險莫測、迷人的地方。「如果征服了上海，就不再有什麼地方是困難的。」這是一個男孩最初也最難以忘懷的上海想像。在一條當時只有兩層小樓的南京西路上，傑克決心為上海造一個「金剛」：龐大、複雜、仿若紐約洛克菲勒中心的樣式。
他花了很多時間和中國政府打交道，先是讓一個台灣女人把自己介紹給了汪道涵，並邀請這位市長與他的市委書記到亞特蘭大、紐約、舊金山，給他們看老波特曼做過的房產項目，介紹自己的家族。最後在洛杉磯，他把他們帶到了迪斯尼樂園。
這一行4天的美國之旅，他們一起吃早餐、喝茶，了解波特曼家族的歷史及傑克的父親，他與上海的關係就這樣建立起來。中國政府是土地的擁有者，但是它在當年卻沒有足夠的資金。這個從不停止的美國商人，立刻跑到航空公司調查有多少國際航班帶著商務人群降落上海，有多少國際遊客登記在旅遊公司的名單上。他收集完所有的一手數據，交給全世界的銀行，向他們證明自己想做的項目有利可圖。
「和大部分商人不同，我做的事情是跑到一個懸崖邊，然後跳下去，我知道在我落地之前，一定會想出來救自己的方法，而其他人要先有一個降落傘才會跳下去，這是兩種性格的不同。如果有什麼事情聽起來不可能，我就要做。」
從日本銀行、中國銀行、南洋商業銀行、亞洲銀行、澳大利亞銀行……在不同國家18個不同銀行那裡，傑克為政府和自己籌到了在上海造「金剛」的錢。2006年，在經歷了汪道涵、朱基、江澤民三任上海市長之後，一座在後來聞名全國的「上海商城」（Shanghai Center）終於動工。
31年前，趕在一個巨大經濟體即將開始它30年的突飛猛進之際，波特曼飄洋過海去了那裡，從而獲得了家族的發展機會；如今的Cam Good坐在自己的國家，就等到了十年來源源不斷從同一地方流入的巨額財?富。
加拿大報紙詢問Cam Good如何看待當地人對中國人的憤怒，這位冒險家用略帶興奮的語調告訴自己的同胞：「與其不高興，你們不如向中國人學習，現在抓起電話告訴我，你要買什麼樣的房子。」
現在，為了討好這些中國買家對市中心的喜愛，溫哥華也將為這些遠道而來的富人鄰居們建一座叫「Center」的大樓。
這座大樓被當地華裔稱為溫哥華的CCTV。方案位於市區一個有名的水域上方，兩個幾十層並排高樓的頂層，有一條連接它們的空中走廊。Center的全部房間都可以看海，空中走廊更在極大地程度上滿足了新移民面朝大海的渴望。
但在當地人眼中，像「Center」這樣的建築風格從未在溫哥華出現過。在建築界，溫哥華素以一種「溫哥華主義」聞名，這個城市的建築有統一風格，單調、整齊，往往是一個高樓，旁邊有幾個矮的輔樓。當地人認為，對於辟自1898年的溫哥華而言，Center的出現是一種徹底的顛覆。
蒙特利爾最大的中國地產商
在溫哥華或者多倫多，人會不由自主地像是城市的零件，猶如機場接班的汽車按時抵達，準確、理性、熱愛家庭、遵守規則，在當地人看來，這是美國式的城市。但蒙特利爾不同，它屬於歐洲。
1867年，加拿大自治領成立，蒙特利爾成為這個新國家的主要海港、鐵路中樞、銀行中心和工業生產重鎮。作為加拿大為數不多的法屬殖民地，蒙特利爾是一個絕對讓你放鬆的地方。400年來，那裡的人仍在使用最古老的法文，也始終堅守純正的法蘭西自在浪漫的精神，而嚴寒和冰球運動又賦予他們美洲人的身軀，健壯而優雅。1967年的世博會與奧運會之後，蒙特利爾經濟發展速度位於加拿大首位。90年代，獨立運動失敗，大型企業紛紛離開蒙特利爾到了多倫多，從此好日子一去不復返，這裡被說英語的人拋棄了。
不過，當地人並不這樣認為。我們從多倫多乘火車到蒙特利爾，去那裡拜訪當地最大的一家華人開發商。一位本地女士對我們說，她從沒有去過多倫多和溫哥華，相反一年要去好幾次歐洲。「加拿大其他地方的人認為自己是美國人，但我們認為自己是法國人。」她告訴我們：「1990年，世界知名企業紛紛離開蒙特利爾之後，這兒就成為一個自成一體的地方，我們不會向外投資，也不太有機會接受外來的投資。」所以，這個市場沒有像加拿大其他地方那樣受到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蒙特利爾的經濟是危機之中表現最好的，作為一個「法國人」，她認為這兒是最好的市場。
80年代，Danny夫婦是生活在山西大學外語系同一棟家屬樓里的兩個孩子，父輩分別是山西大學外語系的主任與副主任，他們也同讀於這所學校的外語專業。1985年畢業之後，Danny先到了蒙特利爾讀書。5年之後，在山西大學一位加拿大外教母親的擔保下，Alice步他的後塵也來到了這座城市（這位母親以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移民聞名，並因此被蒙特利爾一個教會授予了榮譽）。兩人年紀相差10歲，很小的時候只是彼此知道對方，產生感情卻是在蒙特利爾。在Danny口中，這是一種典型的通過留學搭建的婚姻「很生存、也很傳統」。
Danny肖雞，50多歲，兩個孩子卻都是90後。我們去年在國內一家火鍋店見面，他對我說：「如果當時不是一心出國，留在國內正常結婚，我的孩子應該和你一樣大。」他在國外也算曆盡艱辛，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為一個開衣廠的香港人送衣服；婚禮也很簡單，幾個朋友在這個香港人的家中分了一個蛋糕，那是他們當時能找到的最好地方。現在，這個香港人已經成為當地天主教會的神職人員，在河北省一個叫邊村的小村孤兒院，他的教會和修女正在致力於收養被遺棄的孤兒。
Danny至今仍清楚地記得老大出生時的場景：「大兒子只哭了一聲，然後就安靜地注視著他的母親。」在當時，生一個孩子需要很大的決心，Alice懷孕之後，他們很強烈地猶豫過。當地一個老華人跟他說不必擔心，孩子是自帶乾糧的。「如果沒有這句鼓勵，也許不知捱到多老，我才會有一個孩子。」如今家裡的客廳里放著兩根木頭，木頭上刻錄著兒子的身高。這兩根木頭一直跟隨著這個家庭。兩個未滿20歲的孩子，與一個頭髮花白的父親，這段年齡差距是20年前堅持移民這件事曾給Danny的人生帶來的所有艱難的印記。
90年代，Alice在當地的一家移民律所工作，Danny則已做了很長時間的房產經紀。他當時主要把蒙特利爾人的房子賣給台灣人，方式是先勸台灣人把孩子送到加拿大念中學（在當時，不必入籍，只要在此定居，中學教育也可以免費），再勸他們移民、購房。此後，夫婦倆整合資源，回到中國開了一家移民公司。儘管移民公司最初設在北京著名的漁陽飯店，後來搬去了燕莎中心，但在這對夫婦現在看來，這些都是小打小鬧。
直到攜帶大量金錢的投資移民來到加拿大，他們才迎來了自己事業上的真正機會。
在一個官方語言是法語、擁有自己獨立的法律、因為動蕩被英語世界拋棄而捉襟見肘的城市，從80年代便作為第一批留學生至此的Danny夫婦有足夠的、也是幾乎不可被替代的優勢。他們在過去職業生涯積累起了大量人脈，這些人脈能夠幫助涌到這裡的中國財富在當地迅速找到了一個位置。
2006年，在一個山西開發商移民的建議下，Danny夫婦開始在蒙特利爾開發地產。4年之後，他們成為當地最大的華人地產開發商。從這個時候起，他們的移民公司、地產公司、中介公司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個流暢的鏈條：在國內，他們的移民中介公司幫助人們辦理移民手續，再在他們下飛機後的第一時間為這些人解決房子的問題，隨後還可以從中挑選那些「有勢力、不麻煩、懂得如何做生意、更看重結果」的中國人成為自己的地產合作夥伴。如今，他們已經聯結了十幾個關係良好的家庭，夫婦兩人沒有被教育改變的命運就這樣被帶著大量金錢離開中國的富人改變了。
去年，我通過一個退休官員的孩子認識了Alice。當時，他口中這位阿姨只是他們的一個財富僱傭兵；一年之後，跟隨Danny夫婦開發了兩個樓盤之後，他的口氣之中多了很多讚歎。在他的父母已經遠離權力的時候，Danny夫婦將他們的財富在海外增值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2008年，Danny夫婦在蒙特利爾一個昂貴的小區購置了一幢城堡一樣的房子，他們的小兒子驚喜地發現這個小區里住著一個冰球明星。在加拿大，冰球明星往往是比影星、歌星還要受歡迎的名流。這個房子在聖誕節、狂歡夜格外熱鬧，所有地產生意里的華人家庭都會在節日里去Alice家歡聚，它也成為當地市長議員必定前去拜訪的一個家庭，構成了一個小小的、神秘的上流社會的客廳。
「房子本身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它的大小對市長不起太大作用，關鍵是你的房子里都有誰。」當有新的生意夥伴到來時，Danny常常把他們帶到市長的辦公室里合影。「市長的辦公室里放著一瓶北京二鍋頭，新來的人想在這安家落戶心裡也有安全感。」為了贏得那些對政治「不熱情」的華人的選票，當地議員也往往會僱傭一個華人助理以投其所好，而華人通常並不持有多麼堅固的政治立場，他們更看重人情。
「地產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個寡頭的遊戲。」 Danny說：「如果你的融資超過千萬加元，那麼你會迅速成為當地地產界的重要角色，拿下競爭更少也更有利可圖的項目。」如今，他們一個最新的項目已融資了2000多萬加元，儘管賣相很好，但卻與在西海岸的溫哥華不同，他的房子主要買家仍只是白人，仍只能受制於當地的市場規律。「那些在國內成功的人來到這裡，從利益上來講還是委屈了自己，」 Danny說，「我們最大的投資客戶是山西的一個煤老闆。他在太原有房地產項目，他的利潤肯定比這要高，但是他說我反正也要來這了，我也在這伸一小手。」
對於地產這門生意，開發商Danny夫婦需要大量同胞，他們仍在等待兩件事情的發生，這兩件事可以令他們的生意也像它們在溫哥華那樣變成中國人的遊戲：第一，從北京開通直飛蒙特利爾的航班；第二，中國政府在蒙特利爾設立領事館。
「一個人不能跟自己賺的錢離得太遠」
由於中國不允許雙重國籍，很多投資移民關心他們的中國身份。「外國人辦企業有限制，加入加拿大國籍之後你是一個英文名，中國人的名字是中文的。如果真的入籍，你就不能再用自己的名義在國內開工廠。」一個企業家二代對我說：「不過，你可以用別人的名義，比如國內的親戚，但要找一個能信任的，他不會圖你什麼，在各方面尤其是經濟上，你也滿足得了他，但這很難。」
從2006年到2009年，大陸移民在加拿大申請入籍的人數在4年間遞減了54%。2010年第一季度，新入籍的公民之中，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已從2005年的第一位降到了第二位（2005年入籍者主要為技術移民）。這也意味著，大部分投資移民只想要「楓葉卡」，並不想要這個國家的公民身份；他們只想享用這裡的食物、空氣、水與醫療教育福利和轉移財富的通道，放棄了在這裡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在這個巨大移民國家的拼圖之中，中國人也許依然只是一枚小小的馬賽克（加拿大只有3000萬人口，其中百分之八十生活在美加邊境）。Cam Good冷靜地對我們說：「現在，加拿大人可能有一點害怕：有那麼多中國人來到這裡，它們帶了那麼多錢，我們可能買不起房，太貴了!但是不是這樣的，如果中國人來這邊買車、買房、買東西，加拿大就會有更多的錢，我們都可以過得好一點。但加拿大人只是抱怨：太貴了，我不喜歡！不過，他們很快就會忘記這些中國人的，就像當年那些香港人來了又走一個樣。」
這個國家同時也在不停地提高自己的門檻。2010年，投資移民的費用從80萬加元漲到了160萬。在當地人看來，這意味著在保證資金的前提下，可以減少一半的移民人數。而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大選，308個國會席位之中，保守黨5年來第一次過半，這意味它不再是一個少數政府，也意味著它提出的很多政策也不必通過其他政黨支持才能通過。而當地記者告訴我：對於移民政策而言，保守黨意味著：收緊移民，打擊人口走私，不能容忍外來者濫用加拿大的福利和難民政策，打擊犯罪。而與之相反的一端則是：代表自由與開放的自由黨前所未有悲慘地只獲得了33個席位。
海風中的松香使人放鬆。朋友把自己的車停在了溫哥華列治文一個商業區的廣場上，落日餘輝下，兩層高的商業區迎來一天人來人往的高峰時刻。多數時候，它們的沉默、空洞、寂靜令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我無法忍耐，塵土從遠處蔓延到整個街道，一座叫做「君庭豪城」的樓盤就在不遠處。烈治文的市長發言人Ted瞪著他的眼睛告訴我：「我們從沒有見過這麼大的項目。」而這個從南到北不到幾百米、只有五棟高樓的小區，相信每個中國人都早已司空見慣。
2008年，鳥巢建完，劉女士的公司賠了七千萬元，在一個叫做「奧運檔案」的記錄片中出現了12分鐘。儘管鳥巢令她損失巨大，但今年60歲的她仍十分開心，「一想到奧運會，就覺得自己這一生終於做成了一件大事。」從20幾歲起，她開始往返工廠，「那時，我交給工廠1400元錢，拉上一車油漆、鐵鍬、抹布、鎬頭，把它們賣出去，我一個人開著一輛卡車。」
在一個只允許每個人從銀行貸款200萬加元的國家，劉女士有自己的解決之道：「200萬元只能買兩處或者三處房子，但我可以用我的孫子、孫女、女兒的名字買。」儘管她是一個需要不斷旅行的商人，但她從來不住酒店，而更迷戀家園之中的團聚、親情、溫暖。「只要我一回家，他們就準備好小孩吃的給我，我喜歡吃那些東西。」
坐在看房車上，她指著自己身上的一條Max Mara的褲子對我說，這條褲子20多加元，並不貴。「但如果你拿在中國賺的錢到這兒花，無論買什麼東西，都不自覺地『一比幾』的換算，實在太累了。」
對於自己投資的房子，她內心所想十分樸素，這來自於一個中國商人對金錢的直白認識，也來自於一類鄉土中國的傳統意識：「在這個地方生活，就要賺這個地方的錢，這才是能看得到、摸得著的。不能讓自己一輩子在中國辛苦賺來的錢被匯率吃掉。」
在全球化的世界，這位即將擁有加拿大身份的中國女老闆所相信的是：「一個人不能跟自己賺的錢離得太遠。」只有這樣，你在別人的國家生活才有真實感。
瑞典「龍門」
文/曹可臻
邢善駕著他的商務麵包車帶著我們在歐洲4號高速上飛奔。路面限速120公里每小時，他有時能開到200公里。我們的目的地是斯德哥爾摩往北130公里處一個叫「龍門」的地方。
一路上邢善和我們閑話家常。他是龍門武術館的總教頭，3年前因為龍門項目被溫州商人王積鋒從倫敦請到了瑞典。在教授武術之外，邢善還幫助王積鋒打點一些生意上的事務。
汽車像是在森林中穿行，兩旁多是高聳的杉樹。偶爾，在森林的間隙會冒出一小片茂密的草坪和幾座房屋。一個多小時後，路邊出現了一塊粉色的牌子，上面寫著「China，4km」。中國？還有4000米？「這指的就是龍門。」邢善看出了我的疑惑。一年前，正是他把這塊牌子從中國背到了瑞典。
森林中很快出現了一片開闊區域，一座青磚灰瓦，帶有寶塔尖頂的中式高樓躍入眼帘。雖然早已見過龍門主樓的圖片，但在連片的森林後突然看到如此宏偉的一座中式建築，我們還是不由地被震撼了一下。
下了匝道，邢善徑直把車停在了「龍門」的入口邊。入口是一座簡易版的「天安門」城樓：它不僅在尺寸上比天安門小几倍，而且一眼看去便知道城門所用的材料也與真正的天安門相去甚遠。
「天安門」的裝飾是各種中式風格的混搭：城樓上掛著燈籠、插著旗；城門外蹲著兩尊石獅；城門裡佇立著兩個兵俑，左右各站一邊。
「天安門」內是一片開闊的廣場，中央坐北向南矗立著一尊巨大的白色觀音像。廣場東面是被稱為「龍門大宅」的餐廳，餐廳的外立面採用了北京王府的建築風格，石瓦石牆，浮雕裝飾。門框上還刻著一幅對聯：「天開化宇賜福祿，人在春台添壽禧。」門堂里則立有一個藍底紅框陽刻金色倒「福」字的石屏風。「天安門」的正對面是一座黑瓦紅牆類似寺廟建築。邢善告訴我，那裡是龍門博物館。
中國的許多城市都有這種為吸引遊客而建的仿古建築。如果不是身臨其境，很難想像在瑞典會出現這樣一座「中國特色」的建築。
「龍門」是什麼？
「龍門」的確切位置位於歐洲4號高速旁，瑞典烏普薩拉市和耶烏勒市之間的森林中。5年前這裡還只有一座方方正正黃灰色的旅館，而現在，它被一群來自中國溫州的商人改造成了一個兼具酒店、博物館、休閑中心、武館、商店等多種功能的中式建築群。
李經春是第一個發現並著手改造這裡的人。他是個神秘的溫州商人，創立了中國本土規模最大的蚊香生產企業李字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但國內媒體上鮮有關於李的報道，中國人對他知之甚少。李字集團的官方網站除了對公司業務的介紹外，其他一概沒有，連聯繫電話都是空號。
不過，和在國內的低調相反，李經春在瑞典卻小有名氣。因為投資建設龍門，他曾多次接受瑞典媒體報道。我們還是從瑞典的報道中得知，李經春農民出身，1988年白手起家，把李字蚊香從一個註冊資本僅27萬元的小企業發展成了年產值超10億元的集團公司，下屬有化工日用品廠、蚊香研究所、彩印包裝公司、汽車運輸公司、娛樂公司、礦泉飲料廠、廣告公司等多個企?業。
2000年左右，李經春開始在瑞典做一些小投資，比如購買小超市、投資營業店面等。隨著生意越做越多，對瑞典越來越熟悉，李經春開始籌劃更大的運作。他曾計劃在布胡斯省（Bohuslan）的塔努姆市（Tanumshede）建一個大型商場和一個教武術的寺廟。當地政府甚至給他預留了一大塊地，但最終他只在那裡買了一個加油站。他也曾準備在上卡利克市（Overkalix）建3座工廠，最後也不了了之。
2004年，李經春從他的瑞典朋友愛爾蘭德·奧格林（Erland ?gren）手裡買下了一塊地和一幢建於80年代的老酒店。在李的計劃里，這塊之後被稱為「龍門」的地方將被建成一座中國文化城。具體地說，「龍門」除了可以作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旅遊景點外，還可以為想去中國投資和做生意的商人提供培訓的場所。
「瘋狂」的中國商人
不過大多數瑞典人都很難理解在偏僻森林裡建一座中國城的商業邏輯。恰巧李經春又對「風水」頗有研究，他就將中國的「金木水火土」解釋給瑞典人：因為他的命里火太多，要平衡火，就必須找一個冷的地方。在另一次採訪中，李又說，整個斯堪迪納維亞地區的形狀就像是一條龍，龍代表火，是他個人命格的象徵。他第一個投資的地方塔努姆市在龍眼的位置，而「龍門」所在的位置正是龍的肚子，這也是「龍門」名字的由來。
於是，「風水」成了瑞典人理解李投資行為的唯一方式。「是風水指引李經春到了烏普薩拉。」瑞典報紙說：「在那裡，李發現了最合其命理的風水。」
李經春關於「五行」以及風水的說法給龍門披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一個瘋狂的中國人準備投資上億瑞典克朗在偏僻的高速公路旁建一座巨大的中國式酒店。」這引起了瑞典人的好奇。李經春的創業史被大幅報道，他成了瑞典人最熟悉的中國商人，甚至連瑞典國王都邀他共進晚餐。
李經春自己也說，很多人都覺得他建這個項目是瘋了。不過他認為瘋狂並不等於愚蠢，商人的身上總會展現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冒險精神。
與很多瑞典人認為「龍門」是個註定要失敗的投資相反，參與項目的中國人都認為這是一樁靠譜的買賣。
「龍門」的總經理李剛就覺得商業模式沒有問題，這個內向的內蒙古人對於瑞典人的質疑並不太在意。李剛與李經春有十幾年的交情，2001年便開始幫助李打理其盤下的一家小超市。
「瑞典之前有過類似的成功案例。」李剛說。他指的是葛卡斯購物中心（Ulared Gekas）。這座集旅遊和商貿於一體的購物中心也建在遠離大城市的公路旁。從60年代開業至今，它克服了地理位置的局限性，將旅遊與商貿有效結合，獲得了不錯的效益。李剛告訴我們，龍門的管理層曾專程去葛卡斯取經交流，回來後大家更加堅定了發展龍門的計劃。
說起未來，邢善信心滿滿。他告訴我們，對於龍門項目，烏普薩拉當地政府一直給予歡迎的態度。他說，瑞典社會對於華人的接受度很高。在瑞典人心目中，中國人勤勞能幹，和索馬利亞人在瑞典靠生孩子拿政府津貼來養活一家相比，要更受尊敬。
事實上，瑞典政府與民眾對外來投資一貫秉承開放的態度。早在17世紀上半葉，瑞典人就把正對著皇宮的港口租給了一對波蘭兄弟建造船隻。幾百年來，瑞典鮮有地方保護主義出現，中國商人也從未因種族問題受到不公正待遇。
然而，龍門的發展還是遇到了水土不服的情況。為了節約成本，龍門項目所用的建築工人都來自中國。先是中國工人按習慣在工地焚燒建築材料，違反了瑞典的環境法；繼而又因為中國工人所獲酬勞未能達到瑞典最低標準，違反了瑞典的勞工法。因為對瑞典法律的不熟悉，李經春支付了一筆不小的罰款。而被改造的酒店也因為未能通過瑞典的消防安全條例，至今沒能走完正常安檢程序，無法營業。
李經春對龍門一期的總投資額是個謎。坊間流傳著各種數據，其中數額最少的是中國商務部網站報道的近1億瑞典克朗（將近1億元人民幣）的投入，最誇張的說法是瑞典地方媒體所報道的15億克朗的投資。
我們到達龍門時，正值瑞典的國慶假期，是瑞典旅遊旺季的開始，但在「龍門」的1個小時里，我們見到的遊客不超過10個。李剛告訴我們，龍門的日平均遊客流量在200到400人，最高峰時能達到500人，平均每人消費138克朗。
即使我們採用1億瑞典克朗的說法，以每日500人的客流量、每人200克朗的消費額來計算，龍門要收回成本也至少需要27年。
「龍門」的商業邏輯
不過，質疑、罰款、違法事件以及投資回報等一系列問題都沒有影響中國人投資瑞典的熱情龍門二期的報批手續正在進行中。
中國溫商科技集團是二期項目的開發商。海外經商，溫商有抱團的傳統。該集團由5名溫州商人投資成立，其中王積鋒是二期背後的主要推手。
今年只有33歲的王積鋒也是一個傳奇的溫州商人。他18歲投身商界，從溫州的蒼南縣辦武術培訓學校起步，10餘年間，逐漸建立起涵蓋教育、地產開發、礦業、實業、金融、文化產業園、科技園區等多個領域的集團公司，身家過億元。
採訪中，王積鋒並不願意過多地透露二期項目的細節，而只籠統地告訴我們，「龍門」目前的面積規劃在2000畝，一期佔地500畝，二期還會引進「清明上河圖」的概念，建設包括孔廟、明清古宅等具有強烈中國元素的建築，計劃投資5億元人民幣。
雖然表述有保留，但說起龍門，王積鋒還是顯示出了商人遇到好項目時常有的激動。「你看到龍門，就會振奮。目前全世界沒有哪個華人做得像我們這樣。」他反覆說。
在王的發展藍圖裡，龍門很快就會成為歐洲華僑的聚集地。王計劃通過打造4個節日（5月的端午節、6月的國際武術比賽、9月的中秋節以及2月的春節），為龍門聚集人氣。同時，龍門還計劃開辦孔子學院語言培訓、中醫推拿、針灸、中餐和武術學校。
當被問及龍門之前所遇到的問題時，王依舊錶現得躊躇滿志：「我們是遇到了一些阻礙。中國人走出去，碰壁、困難在所難免，但重要的是我們已經把龍門建了起來。」
對如何取得投資回報，王積鋒解釋說：「第一期是沒有收回成本，因為『龍門』實際上是一個民間博物館。」他認為民間的文化交流中心可以提升華人企業的形象。一個商人不求名不求利，只為了弘揚中國文化而投資上億元？這和李經春的風水論一樣，聽起來有些不切實際。
再追問下，王積鋒最終道出了投資「龍門」的戰略目標：「通過打造文化，推進商貿。」他把龍門的商業邏輯表述為：通過中國傳統文化吸引人氣；通過創造集群效應招商引資。或者說得更明白些，李經春、王積鋒這些溫商所打造的龍門實際上是一個商業地產項目，只是披著一層文化的外衣。
「非常中國」
我們到達龍門時，一排中式平房已經在龍門的酒店旁建了起來。「這是商鋪，很快就會有中國商家入駐。」邢善告訴我們。這個夏天還會有一批中國工人到龍門。冬天到來之前，平房後面的空地上將會立起一座商貿樓。
「Bon Journo! Bon Journo!」正當我們要從「天安門」進入龍門時，一個60歲上下的義大利人激動地和我們打起了招呼。他和妻子剛駕著房車從義大利一路開到龍門。
「啊！中國！我們的米蘭有很多很多中國人。他們賣鞋、賣食物、賣各種各樣的東西。」他一邊說，一邊用手比劃著，「這個，這個，都是中國的，便宜。」他指了指自己的T恤和鞋。
「那你覺得這裡怎樣？」我走到他身邊悄悄地?問。
「哦……very China（非常中國）！」他頓了頓，呵呵地笑了起來。
來不及細問「非常中國」是什麼意思，邢善就拿來了龍門博物館的鑰匙，招呼我們去參觀。博物館目前不對外開放，因為邢善，我們享受到貴賓的禮遇。
但一進入博物館，我們就發現這種禮遇並不美好。博物館裡昏暗、陰冷，散發著一股濃烈的土腥味。歐洲博物館大多功能明確，解釋清晰，即使再小也有明確的主題，而龍門博物館卻完全不同。陰暗的過道里掛著中國各少數民族的照片。館中心是一個大坑，裡面排列著200尊秦兵馬俑的複製品。整個博物館只是中國特色的簡單羅列，基本沒有解釋。
迅速地參觀完，逃離出陰森的博物館，我們繼續在龍門裡參觀。鑲嵌在城牆裡側的一塊塊石板畫引起了我們的注意。走進仔細端詳，原來是模仿莫高窟飛天的壁畫。看著這些簡單到有些粗糙的仿製品，「非常中國」這個詞自然而然地出現在了我的腦海。我意識到，義大利人所說的「非常中國」也許不僅僅指的是「龍門」的建築風格，也指的是品質和體驗。
「龍門很大，但很明顯它的品質並不高。」來龍門前，奧登布羅（Odenbro）先生就同我這麼說過。他是一個有40年經驗的商業律師，曾幫助過多家中國企業在瑞典經商。在他看來，「龍門」只是強化了他對中國製造的印象廉價和低品質。
「中國商人總是想著降低成本。這是他們在中國成功的原因，所以他們到瑞典自然也這麼想。」奧登布羅說這種低成本意識滲透在中國商人的每個行為里。
他舉例說：「我曾向很多中國客戶建議請一個重要的瑞典人進入到董事會，參與管理，幫助他們理解瑞典。而中國商人往往願意尋找便宜的解決方法找一個沒有經驗的交換生。」
「這非常中國，但也非常不幸。」奧登布羅說，「如果他們（龍門管理層）肯多花一點錢，至少請一個熟悉瑞典法律的建築工頭，也就不會違反法律被罰款了。」
和奧登布羅的看法相似的人並不是少數。Ola Wong是瑞典Sydsvenskan報駐中國的記者。提起「龍門」，他馬上聯想到了瑞典卡爾瑪的凡爾頓。對於Ola來說，這座在2007年因為資金鏈斷裂而倒閉的中國商貿城就像是瑞典的「義烏」。他說：「『龍門』和凡爾頓一樣，加強了人們對中國『廉價』的印象，人們嘲笑它們。」
脆弱的「外衣」
參觀的最後，邢善領著我們從一條小路走到了他平時授課的地方「精武館」。這是一座模仿少林寺建築風格的院落，還沒有完全竣工，四周零零散散地堆著些建築材料。院子的正門對著一大片森林。邢善告訴我們，這片林地都被王積鋒買了下來。因為下午要趕回斯德哥爾摩參加瑞典華商聯合會的一個會議，只匆匆地繞了「精武館」一圈，邢善就催促著我們抓緊上車回去。
臨走時，我們去看立在龍門廣場中間的觀音。對於在瑞典森林裡豎起的這座觀音像，無論是瑞典人還是中國人都感到無比的驚訝。
觀音像約15米高，坐落在一個3米高的基座上。基座的兩面雕刻著觀音送子的故事，觀音像有8隻手，一隻手舉著個孩子，一隻手拿著麥穗，一隻手握著裝有仙丹的葫蘆，一隻手持著如意，還有兩隻手分別拿著瓶子和一條魚，最後的雙手在胸前捧著一具八輻金輪。根據基座上的解釋，這些物品分別象徵著多子多福、五穀豐登、仙丹除病、稱心如意、萬物共生和普降甘露。
從博物館出來時，我曾問邢善是否知道這是什麼佛像。雖然在少林寺習武11年，但邢善似乎對這座佛像並不感興趣，甚至連這是座觀音像都不知道。
在海外做了20年文化推廣工作的浦正東說：「應用中國元素要適應當地市場，要符合西方人的審美情趣，也要迎合西方以人為本的需求，創造舒適的體驗。」他認為：「許多中國創造都只有表象的元素，實質性的文化並沒有真正地反映出來。要讓瑞典人認識你，了解你，再到欣賞你，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德國機場的「中國主人」
文/張卓
「中國地主」
6月中旬，帶我們參觀德國帕希姆機場的張效銘坐在副駕上，操著熟練的德語、指揮一個高壯的德國年輕人開車。張效銘是買下這座機場的河南商人龐玉良在德國的助理，他有副典型的中國人樣子：平頭，個兒不高，皮膚黝黑，說話有些局促，穿件不算合體的西服。
穿過一片農田，進入茂密的森林，車停在德國易北河支流艾德河邊。狹窄的河道在幾個世紀前就有絡繹不絕的商船來往穿梭，一度見證了帕希姆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段。如今，河道把帕希姆分為兩個「部分」河流往西的850公頃土地屬於龐玉良。
在酷愛足球的德國人眼中，龐玉良所擁有的土地相當於1200塊標準足球場。2005年，這位來自中國河南的商人以3000萬歐元收購了前東德廢棄的軍用機場帕希姆(Baltic airport)國際機場。
龐玉良喜歡稱自己為「帕希姆機場的主人」。與德國舊式的容克地主一樣，在這個偏僻的德國小鎮上，龐玉良是大財主。他在與當地政府的購買合同中註明：中國人擁有機場100%股權、設備及附屬經濟合作區土地的永久擁有權。
河裡有魚，林子里不時有野兔、松鼠穿梭。龐玉良喜歡這片「世外桃源」，閑暇時他的部下可以打獵捕魚，他則以主人的姿態設宴招待朋友，當地權貴也常邀請他去家中作客。
「在德國，這片土地世世代代都屬於我的老闆。」張效銘說。
在這個偏僻的前東德小鎮，龐玉良是當地人接觸的第一個中國人。最初，為收購機場，龐玉良一年往來多次，人們叫他「馬可·波羅·龐」；後來，他買下機場，長居此地，全城3萬多居民稱他為「Herr Pang（龐先生）」；現在，他的德國下屬尊稱他為「professor pang（龐教授）」。
小鎮上，龐玉良只認得幾個人。他深居簡出，有著東方式的含蓄和低調，小鎮的人幾乎都認識他。偶爾，他去超市購物，小鎮居民會驚呼：「快看，那個中國老闆提著塑料袋走在街上，他竟自己出來買東西。」
這樁收購曾讓這個近十年已逐漸被人遺忘的德國小鎮再次成為焦點。作為13世紀漢薩同盟的成員，帕希姆經歷過德國北部歷史最輝煌的時期。「那時貨物從波羅的海各大港口運到帕希姆，此地輝煌一時，是中世紀最重要的運輸中轉站。」帕希姆機場的前任經理科勒說。他是土生土長的帕希姆人，也是帕希姆機場的前任經理，自中國人買下機場後，他成為縣政府負責機場事務的專員。
科勒高瘦，像每一個一絲不苟的德國人一樣，穿熨燙平整的白襯衫。兒時，他家就住在帕希姆機場附近。那是前東德時代，轟隆隆的戰機從跑道起飛，蘇聯人佔領了這裡，使之成為其在歐洲最大的軍用機場17%的攻擊性直升機駐紮在此。科勒家的門窗常被飛機巨大的噪音震壞，他的母親曾組織遊行，向政府施壓索要維修費。
1990年兩德合併後，雖然帕希姆所位居的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得到了大量的聯邦政府補貼，但仍舊貧窮。再加上德國鐵路及高速公路也都繞過帕希姆而建，這裡逐漸被現代文明邊緣化。絕大多數城市居民不會講英語，新生一代奔赴德國其他大城市謀生，古老的城鎮保存著舊時的面貌，街道崎嶇蜿蜒，全部限以單行，大多家庭沒有安裝防盜門與防盜窗的習慣，在節奏緩慢而單調的生活中，帕希姆逐漸被人遺忘，它只是德國人前往波羅的沿海度假途經的小鎮。普奧、普法戰爭時期著名將軍毛奇的雕像屹立在帕希姆中心廣場，日復一日，注視著家鄉的單調和貧瘠。正如龐玉良的合伙人王國東說：「帕希姆是一個『除了有一個機場，什麼都不值一提』的地方。」
德國《世界報》經濟版資深編輯丹尼爾·厄科特用「經濟沙漠」來形容帕希姆所位居的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現狀。2004年的數據顯示，這個州的總債務是10.3億歐元，人均負債5958歐元，失業率高達20%左右。州內的絕大多數縣城以農業為主，幾乎沒有商業，「變賣土地」成為發展經濟的捷徑。
「我有一個夢，夢想著這個機場能再度讓帕希姆煥發活力。」科勒說。在帕希姆當地人眼中，機場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天氣能見度好，兩條3000米×55米的跑道可以承載A380巨型客機，距離漢堡、柏林只有兩個小時的車程，運營成本低，且被國際民航組織評定為4E級機場，機場不受夜航及擴建的限制。
砸下3000萬歐元後，龐玉良成為了機場的主人。他在帕希姆擁有了一個新的辦公地址：德國帕希姆縣普特利茨大街25號。它位於帕希姆縣政府的3樓，和縣長伊雷蒂的辦公室只有一門之隔，彷彿暗示著龐玉良會成為這個偏僻德國縣城的經濟明星和救世主。
「天大的便宜」
對於這樁本應該高調宣揚的收購國外機場一事，龐玉良沒有像其他一些中國商人表現出「一夜成名」的膨脹。收購是悄無聲息地完成的。在正式簽約那天，龐玉良一個人走進了會議室。事後，他的父母和公司員工才知道龐收購了一個德國機場。
他的低調大概和經歷有關：他出生在中國相對貧窮的省份河南。上世紀80年代，他靠勤奮苦讀考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飯店學管理專業，畢業後在北京新世界飯店工作兩三年後，跳槽進入美國西北航空公司從事貨運業務。1995年，龐玉良出任一家掛靠在農業部下面的貨運代理公司副總經理。2002年，他創立了自己的公司林德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在上海和北京發展了兩年包機貨運後，他把業務逐漸擴大到廣州、深圳等地。
2005年，龐玉良打通政府關係，在家鄉河南鄭州新鄭國際機場開通了國際航線。在這裡，他的公司曾開創了一周高達六七個國際貨運航班的紀錄，使鄭州新鄭國際機場當年的貨運量在全國機場中從接近末端的位置一下躍升到第7名。但很快，龐玉良的生意「一落千丈」，外界猜測原因是鄭州機場領導變動。
在貨運代理業打拚多年，龐玉良只是一名普通的商人。像林德這樣從事國際貨運代理業務的公司在國內有6000多家，很多航空業者沒聽過「龐玉良」的名字。中國國際貨運代理協會每年進行一次國際貨運代理百強評選，林德公司從不主動參加。沒有人能夠清楚地掌握林德公司具體的經營數據。
2005年，龐玉良開始海外市場，長駐奈及利亞。也是在這一年，一位前東德教授、原東德外交官克勞斯·格呂茨馬赫爾向龐玉良提到東德有一處機場要出售。由於德國對機場的股份出售沒有相關的限制法規，帕希姆機場成為前東德私有化持續進程中「可變賣」的資產。
這位中國商人嗅到了商機。
2005年，在與聯邦快遞、阿聯酋航空等11家世界航空巨頭的競爭中，龐玉良勝出，中國人並沒有抬高價格，是他在招標書中描繪的未來打動了德國人：帕希姆機場將成為連接中歐最大的空港城和保稅區；往來不絕的貨運班機，保稅的海運和空運貨物，聯排的物流倉庫與展銷基地，周邊輔以商店、別墅。
「龐讓我們相信，他能為機場帶來良好的業務和美麗的前景。」科勒說。之前，帕希姆縣政府每年要為機場承擔300萬歐元的運營費，1994年縣政府花1150萬馬克從州政府買下機場，本以為可以激活經濟，卻帶來沉重的負擔。
在龐玉良收購機場前，英國、俄羅斯商人都曾為帕希姆機場注入巨資，但每年只有寥寥幾架水上飛機和每周前往保加利亞的固定一班旅遊包機起降。不得已，帕希姆縣政府收回機場，再度變賣。
2005年，在簽署機場收購協議後，龐玉良第一時間把五星紅旗掛在了機場前的小廣場上。那天，他許諾：3到5年間，機場僱員將由併購時的26人增加到將近1000人。德國《什未林人民報》寫道：「曾經的軍用機場計劃轉型為國際樞紐機場，在過去的15年里，它已經有過兩次失敗的投資經歷，但自從中國國旗飄揚在機場之後，投資者排起了長隊。」
科勒說：「龐看上去絕對不是一個不著邊際的企業家，在和他有限的接觸中，他表現出的堅持不懈和我們德國人的性格很像。」
可實際上，龐玉良並沒有那麼多錢。在向國內商業銀行尋求貸款未獲批准後，他不得不動用自己在奈及利亞的政府關係，但也沒有換到現金。
帕希姆機場所在的什未林市政府不得不向龐延長了一月的付款期限，並建議改為租賃15年的方案。龐玉良拒絕了這個建議。這時一家德國物流公司出現了，他們希望買下機場40%的股份，同時他也收到最後通牒：如果在2007年年底不能如約付款，合同作廢。
中國商人另闢蹊徑，利用合同中的條款：這片土地可以分割、轉讓、出租，向澳大利亞古德曼集團出售50多公頃土地，獲得1300萬歐元，解決了部分資金問?題。
期間，中國進出口銀行找到過龐玉良，願意提供十億元對外併購貸款，但因抵押及審批等原因未實現。另有一些國際大型企業及基金也提出參股，被龐玉良一口拒絕：「我買就買『純一色』的，一根『雜毛』都不要。一生能把這事情做成也值了。」
但直到今天，機場的收購細節仍舊撲朔迷離，這筆巨額的資金交易是一個秘密。林德公司的另一合伙人王國冬更是語焉不詳，他給出最官方的說法是：「公司至今對收購機場的具體數額沒有明確公布。」
在德國媒體的報道中，2009年年底即將到賬的第二筆款項1700萬歐元遲遲沒有打入德方賬戶，還有傳言龐的資產被當地財政局扣押。龐玉良也沒能兌現當年的承諾員工只增加到50個，遠不是1000個。破舊不堪的老式塔台至今尚未維修，以至於帕希姆縣不得不幾次延長塔台的使用年限。
2010年，事情又發生了驚人的轉變，當地議會決定中國人只需要再付500萬歐元且分5年支付就可以擁有機場。沒有人知道龐玉良以什麼方式說服了固執的德國人接受合同的變更。科勒解釋說：「龐希望把減免的1200萬歐元用於機場建設和投資，我們認可這一想法，這很有遠見，也是為了當地經濟好。」
在龐玉良的規劃中，2011年將投入770萬歐元，建一個新塔台；而總共用於機場建設的數字將達7000萬歐元。這的確能讓帕希姆的官員忘記先前的一些不快。
但帕希姆當地一些居民憤怒了，他們認為「中國龐」不過是一個投機倒把的掮客，交易被定義為「一樁醜聞」。
在帕希姆當地的一個BBS上，一位名叫托馬斯·舒伯特的人說：「實際上，中國人沒有花一分錢就買下了機場。他的第一筆款項來自澳大利亞古德集團。」另一位匿名留言的德國人措辭更加激烈：「我對沒有經驗的政府官員感到失望，他們不但不給公務員加薪，竟然還白送了1200萬歐元給中國人。我們選了一些演員來領導帕希姆。」
縣長伊雷蒂說：「我堅信龐可以給我們帶來希望，2010年貨運吞吐量已經達到2600噸，每周有3架貨機往來，未來會增加到5架。大家不要過於緊張。」
更多非議還指向帕希姆縣政府和龐玉良說不清的關係。2010年，帕希姆反對黨熱炒中國企業「行賄」政府官員的事林德公司邀請帕希姆政府和工商協會的官員到中國參觀世博會。伊雷蒂不得不再次解釋：「大部分是商業交流，參觀世博會只有一天的行程。」
坐在科勒的縣政府辦公室里，我問：「迄今為止，你對機場的運營狀況滿意嗎？」
「至少我們看到了機場上空，每禮拜都有貨機往返。做這樁生意我們的目的很簡單，不再負擔每年機場高額的運營費，機場的業務量能逐步增加。」科勒說。
這就是龐玉良「聰明」的一面。他十分清楚縣政府的「底線」，他們不願把機場再度出售，只要保證機場正常運營，就會想盡一切辦法幫助他渡過難關。
2007年，德國機場員工漲薪的要求被中國老闆強硬拒絕：「如果加薪，機場加劇虧損，最後破產倒閉，沒有人可以拿到工資。」
在帕希姆工作4年的張效銘對德文媒體的負面報道早已司空見慣，他毫不在意：「在德國這樣一個社會，負面新聞才能刺激報紙銷量。」在他的敘述中，帕希姆居民十分歡迎中國老闆。有時，走在路上，居民向張效銘打招呼：「昨晚我又聽到飛機的起降聲了。」張效銘說：「抱歉，是否打擾到你？」「沒有，我們很高興機場有業務。」
張效銘先前在慕尼黑機場工作，龐玉良收購帕希姆機場後，他來到林德公司。「在德國，中國人做事情很不容易，在慕尼黑機場我永遠只能做大機器的螺絲釘，而在中國公司，我可以做得更多。」張效銘說，「我相信我的老闆，否則也不會到這裡來。」
正和我們交談時，他接到一個電話。「晚上會有一架貨機降落？好，我來聯繫客戶。」他顧不上吃盤中的那根蘆筍這是德國夏季的時令蔬菜，開始忙碌起來。而德國員工也漸漸習慣了中國式不分晝夜的勤奮這也是帕希姆機場較之德國其他機場的優勢。
「這個時代已經不是拼錢的時代了，想法有時候就能夠變成錢。不管如何，我至少拯救了一個瀕臨破產的機場。」龐玉良說。
國中之國
在林德公司2010年的年會上，龐玉良向員工宣布了一條振奮人心的消息：「未來帕希姆保稅增值港建成後，我們的員工也許會在德國境內擁有自己的住房。」
「他是一個夢想家。」龐的下屬說。
「他幾乎沒有任何愛好。高爾夫？騎馬？」王志冬搖搖頭，他認識龐玉良十幾年，印象中龐唯一的愛好就是他的事業：「如果他決定做什麼，就一定會想辦法實現。」
在擁有了帕希姆機場後，龐玉良需要大量的錢為這片土地投資。他提出了一個新的國際貿易模式保稅倉儲直銷。經過與州政府和隸屬海關的談判，機場具備了成為保稅區的資質。
在龐玉良的規劃中，未來世界各地的貨物拿到帕希姆保稅區展覽，買方可以到帕希姆保稅網上選購產品。貨款打到第三方支付賬戶，林德公司負責物流貨運。現貨交易完成，賣家收錢這樣的模式擺脫了舊有貨運展銷時間長、手續繁瑣、交易容易中途毀約、信用無法保證的弊端。
實際上，這個眼睛布滿血絲、喜歡穿西服的河南商人早已對傳統的包機貨運業務失去了興趣這是一項要想賺錢只能「拉低價格、薄利多銷」的生意。這兩年，他在思考的是如何利用新買的土地和自己的物流資源贏得更多利益。他告訴外國人：「我的保稅展銷模式在中國有成功先例馬雲和他的淘寶網。」
2011年，龐玉良組織了一場名為「帕希姆保稅」的會議，極力遊說來自全世界各地的商人為帕希姆投資。會上，他宣布自己即將引領「一場國際貿易的新革命」。
更深層的背景是，龐玉良剛剛獲得中國進出口銀行北京分行一筆數目可觀的貸款沒有犧牲股權，僅以資產作為抵押。這筆錢讓他有了更多的底氣大展拳腳。今年8月，新的塔台將開始修建。
在林德公司製作的帕希姆機場宣傳冊上，一張跨頁規劃平面圖向我們展現了這裡美妙的前景：850公頃的土地被分割成保稅物流園、保稅工業園、保稅商貿園、亞洲中心及經濟合作區……森林溪水邊是別墅、水上世界、娛樂世界、購物商城、世界名人俱樂部……它幾乎讓人們相信：這片貧瘠的土地即將成為一個生機勃勃的「國中之國」。
在龐玉良的博客上，他甚至寫道：中國製造可以進駐保稅經濟合作區生產、組裝，產品可標註為「德國製造」，投資251萬歐元，可申請本人及直系親屬的德國居住權；未來，這裡將建立免簽居住區。
林德公司年會結束後，龐玉良的一位下屬問他：「老闆，如果以後我們住在帕希姆，發現有人抽大麻、吸毒……該按照哪個國家的法律制裁呢？」
龐玉良思索許久，說：「很多東西都沒有先例，走一步看一步，到時自然會有解決辦法。」
尚未解決的事情還有很多：德國有嚴格的移民政策，中國人如何解決法律法規問題？建立保稅區需要砍伐大量的林木，德國對砍伐林木有複雜的法律政策，如何把林地變為商業用地？這其間必然會涉及到中德兩國相關的法律政策。
「我想，很多美好的前景只是龐的營銷手段。」熟知德國法律條款的趙毅說。她是德國註冊律師，專門幫中國客戶處理在德國的法律事務。她曾推薦客戶關注帕希姆機場，但應者寥寥：「與德國商人相比，中國商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表現得不夠理智。遇到法律糾紛怎麼處理？遇到風險怎麼解決？德國人喜歡把事情想到最壞，然後再做出決定。這也是為什麼很少有德國商人在帕希姆投資，他們太清楚這是怎樣一塊土地。」
但在運營機場的這5年，龐玉良已顯露出中國式的靈活和精明。世界上，再沒有哪個國家的商人像中國商人一樣，在突破規則和活絡關係上擁有驚人的能力。
長年研究德國企業的楊佩昌說：「如果按照德國人的常規做法，10年、20年帕希姆地區不會有太大起色。想發展必須運用反常規的方式。放眼全世界，也只有中國商人有這樣的思維。
龐玉良將是在德國全資收購機場的最後一位外國人。自他收購帕希姆機場後，德國政府修改了法律，禁止外國人持有機場100%的基礎建設股權。機場，對任何一個國家而言都是重要的戰略資源。其實，龐當下面臨的最嚴峻問題是：在德國運營機場，以低成本和24小時服務為優勢這或多或少會受到漢堡、柏林這樣大型機場的打壓。
龐正在努力地融入這片土地。如今，他一年要過兩個節：聖誕節和春節；同時，這裡也被他改變著帕希姆當地一家義大利飯館開始推出中國口味的「羊排豆角燜面」。他曾跟鎮上一家啤酒館老闆開玩笑說：「你的啤酒很好喝，我要買下它，做中餐。」
科勒說，也許過不了10年或20年，他就能看到家鄉的繁榮。
我們始終沒有見到龐玉良，在我們抵達帕希姆的前一天，他去法蘭克福參加物流展會。展會結束後，龐也許會回中國，也許會回帕希姆他的下屬很難掌握他的行蹤。停放在北京公司的奧迪A6座駕則滿厚厚的灰塵。
一個月前，林德公司的一位員工接到了一封郵件，來自匈牙利：
「我們有一個機場要出售，你們有沒有興趣？」
「移民熱」背後的錢流
文/酈毅 黃冰
「2008年以前都沒有這麼明顯，2009年後中國的財富開始往外冒，忽然一下子就開始有投資移民能力了。」孫路2007年從美國回國，一年前結束了「理財顧問」的生意開始做「投資移民」中介公司，他的感受是投資移民熱起來已經有兩年了：「房地產市場和投資移民的關係很大，你在北京二環內有套大點的房，50萬美元的投資移民門檻基本就夠了。」
正如孫路感覺的那樣，大約4年前，當Westlead Capital的總裁Raymond訪問美國愛達荷州，向州長和商務廳的官員介紹一個被稱為EB-5的美國投資移民計劃的時候，還沒有幾個與會的人對美國區域移民中心的投資移民計劃有多少了解。這一情況在2009年年底徹底地改變了。
2009年，中國一舉超越韓國，成為美國投資移民最大的來源國家。去年全球1950多個家庭做了美國投資移民，其中就有中國的1400個家庭，1400個家庭就是7億美元。
公眾對「移民熱」的關注是由最近一份報告引發的。4月20日，由招商銀行和貝恩顧問聯合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個人可投資資產1千萬元人民幣以上的中國富人投資國內房地產的熱情下降，投資移民意願強烈。該報告稱，受訪者中，約60%正考慮投資移民，27%的億萬富翁已完成投資移民。
報告中的數據證實了孫路的直觀感受。報告稱，近年，中國個人境外資產增加迅速，2008年至2010年年均複合增長率接近100%。與此同時，近年來，中國向境外投資移民人數出現快速增長。以美國為例，中國累積投資移民的人數最近5年的複合增長率達到73%。投資移民迅速增長這一趨勢在調研中亦得到印證，近60%接受調研的高凈值人士表示考慮移民。其中，可投資資產規模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的受訪者中，約27%已經完成了投資移民。
在同一份報告中的另一組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個人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規模高達62萬億元人民幣，可投資資產在1千萬人民幣以上的中國高凈值人士數量達到50萬人，預計2011年高凈值人士數量將達到59萬人。過去兩年，中國已經成為美國EB-5簽證的最大市場，該簽證的持有者擁有美國的居留權。如果他們在欠發達地區投資50萬美元開辦企業、創造10個就業機會達兩年，就可以申請成為美國公民。
「中國經過多年經濟增長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已經具備了資本向外部流動的能力，但目前的資金外流沒有達到恐慌性外逃的程度。」在北京大學教金融的邁克爾·佩蒂斯說。
國內國外兩邊的紅利兼收
「拿了美國綠卡以後，拿份《北京晚報》，拎個塑料袋就上飛機了，到美國那邊的同學家沙發上住了三五天，拿著塑料袋又回來了。」現為北京一家投資移民公司合伙人的孫路這樣描述一位朋友現在的生活狀態，他認為這也代表了大部分前來諮詢「投資移民」的客戶心態：「在他們的腦子裡，沒有在那邊早上起來什麼樣、晚上什麼樣的概念，他們的生活和生意中心仍在國內。」
「能夠與身份掛鉤、解決子女的教育問題，是投資移民最吸引他們的地方，是否能收回投資倒是次要的。」孫路給投資移民和留學的費用算了筆帳：「中國每年出國的留學生，按10萬人算，一個人2萬學費20個億。這20個億還只是費用，花出去拿不回來的錢，而投資移民是在裡面占股份的。」
財經評論人葉檀在接受一次關於「富人移民」的訪談時也指出，與以前的移民不同，此次移民熱中投資移民的富人是「國內國外兩邊的紅利都想兼收」。
葉檀認為中國富人將部分投資轉向海外是資本的一種理性選擇，一方面實體經濟生存比較艱難，另一方面房地產投資作為我國最大的一個投資渠道現在被抑制住了，債券市場方面普通投資人投資的比較少。「國內可投資的範圍越來越少，很多人就願意投資移民。」
葉檀總結說：「為了孩子的教育或者是為了自身更好的環境，比如在國外享受一些文化方面的溢價。綜合來看，國外環境和道德水準比較高；回到國內，經濟發展的前景又還可以，兩邊的紅利他都要兼收。在移民的同時，繼續在國內工作或者從事和中國有關的工作，這樣的情況是非常多的。」
開放社會 資本全球流動
隨著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投資項目難以從傳統的金融渠道找到資金。現在的情況是，即便銀行的資金很充足，為了不至於再產生過去幾年內發生的災難，銀行在發放貸款的時候也極其謹慎。對一個以20萬美元自有資金投入項目的開發商而言，他最多可以從銀行那裡拿到的貸款也不過就是另外的20萬美元，總計他可以做一個總價為40萬美元的項目開發。再清楚不過，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是去槓桿化。
實際上，跨國公司國家屬性的模糊已經為大眾所熟悉並接受，資本跨越國家的全球流動也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和現實狀況。
索羅斯在《開放社會：改革全球金融體系》中提出：「全球資本主義的突出特徵是資本的自由流動。產品和服務的自由貿易，並不足以造就一個全球經濟，生產要素也必須能夠相互交換。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無法流動，人口流動也有一定困難，因此資本、信息和企業家的流動擔負起了經濟一體化的職責。」
索羅斯認為，從本質上說，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純粹是功能性的，並且毫無疑問，它的功能就是為經濟服務：產品和勞務的生產、交換和消費。與投資實業相比，金融資本更具流動性，所以它佔據了優勢地位，它可以逃避稅負高、管制嚴的國家，而一個工廠一旦在某個國家建成就很難移走了。
資本總是流向收益率最高的地方，美國富人正將越來越多的錢投向海外，而不是美國國內。有些人可能認為美國富人撕裂了「社會契約」為了鼓勵富人在美國境內投資並創造就業，美國政府對其資本利得和股息徵收的稅率很低。
但美國富人的選擇無可厚非，資本總是流入經濟增長強勁的國家。當前經濟增長勢頭最好的是所謂「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私人投資者研究所（Institute for Private Investors）對可投資資產在3000萬美元及以上的家庭展開的一項新的調查顯示，這些家庭三分之一的資產在海外。五分之一的富裕家庭超過一半的投資是在海外，大多數富裕家庭在海外購買股票，同時他們也買入在海外有投資的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芝加哥的Spectrem Group也發現了富裕階層資金外流的類似現象。Spectrem發現，資產在2500萬美元及以上的投資者中，超過60%正在海外投資。
實際上，從全球資本收益率角度看，在中國投資的資本收益率相對比較高，這也是為何中國富人仍把生意重心放在國內的原因。
一方是對資金的渴求，一方是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就要尋找新的投資出口，此外還包括子女教育、資產安全與養老的「打包需求」，移民熱正是這種複雜社會需求的一個表現。今天中國發生的依舊是向上爬坡並最終會逐步平穩的過程；而西方發生的是緩慢向下直至穩定到與中國相互接近的水平，此過程中包括了土地、水和清潔的空氣等相對較高的自然資源人均佔有率，有可能成為西方吸引東方資本與人員的動力。
專訪中國移民史專家葛劍雄
移民了，就要進入主流社會
採訪/酈毅
「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個人及群體的居留之地不可能始終固定不變，王朝更迭、社會動蕩、自然災害、民族矛盾等等，都為人們的生存提出意想不到的考驗。主動或被迫，東奔或西突，人們或百般無奈或不假思索地踏上遷徙之途。」中國移民史學家葛劍雄認為，人的遷移是中華文明演進中無法迴避的邏輯線索，遷移使我們的祖先向外開拓，建立起一千多萬平方公里的家園，遷移使華夏子孫遍布五洲，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漢文化因子在華人海外生存發展中起到很強的紐帶作用，現在華人則更多的被「當地化」並融入範圍更大的全球文化之中。
Q: 俗語說：「海水所及之處皆有華僑。」華僑的確已擴展到世界各地。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和歷史傳統基礎相當堅實，生活倫理具有同一性又相當深入與普遍，它的源頭能追溯到哪裡？
A: 如果我們深入地觀察一下歷史，可以發現，在我們祖先的眼中，這樣的統一併不限於他們的國家、他們的民族，而應該包容整個世界；之所以沒有做到，並不是不可能，而是沒有必要，因為當時在統一範圍之外的已經不是文明社會。這種觀念統治著我們這個國家和我們的人民長達兩千餘年。在今天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幾個國家中，中國是唯一一個擁有歷史悠久的穩定疆域的國家。回顧歷史，中國還有很多以同一性和延續性聞名於世界的紀錄：
漢族的前身華夏族，至遲在春秋時期（前722—前481）已經成為中國的主幹民族。秦漢以後，漢族作為中國的主幹民族一直持續到今天。即使在其他民族成為統治者時，這種狀況也沒有改變。
Q：雖然中國人「安土重遷」，但遷徙往來是構成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原因。是這樣嗎?
A: 是的。中國歷史上的移民多為「生存型移民」。講到人口的大勢，在早期，中國有一個從周邊向中原集中的過程。早期的人沒有豐富的地理知識，所以沒有一個固定遷移的目標，遷到哪裡能夠生存就住下來了。最後遷來遷去，發現中原這個地方最容易生存，最容易開發，所以他們就定居下來了。
中國的先祖通過遷移找到生存的最佳環境黃河流域，就繁衍生息下來。黃土高原衝擊形成，平原黃土比較疏鬆，上面的植被也不是非常茂密，比較容易耕種，所以很多人口都向中原遷移。到了夏商周，中原地區就相對成為一個連成一片的農業區，經濟也最發達。華夏祖先黃河流域的文明基礎是通過移民來奠定?的。
Q：接下來有一個逐步南遷的過程？
A: 是的，第二個階段的遷移就是秦漢以後的南遷成為主要趨勢。
為何南遷？當時農業生產能力差，你不能到寒冷的地方去種，無論是今天的東北遼河流域還是大青山蒙古包都不適合生產，只有往南走。另外南方正好有很多還沒有開發的土地。當然南方的開發比北方要難，但從秦漢以後鐵器農具開始普及了。有了鐵器農具以後，你就有能力清除大面積的樹林，降低排水了。南遷的另一個原因是戰亂。北方是政治中心所在，長安和洛陽，兩個大的首都都在黃河流域。每次發生戰亂，無論是內部的農民起義還是外敵入侵，都以這兩個政治中心為目標，黃河流域受到的破壞比較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就驅使人口不斷地南遷，歷史上著名的「永嘉南渡」、「靖康南渡」「貞右南渡」、唐安史之亂、宋朝靖康之亂等數次大規模的北人南遷使中原文化不斷向南擴展。
Q：南遷的過程也是文化轉移的過程?
A: 人是文化最豐富、最活躍的載體，一定規模的人口遷移必然導致其原有文化單元的轉移。南朝時一些飽學之士的南遷在儒學、哲學、文學和史學方面卓有建樹，成為江南文化發展的重要契機。
北方游牧民族的南遷同樣為南北民族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條件。大批周邊民族的內遷，長期的共同生活、勞作，接受華夏（漢）族文化的過程也是以自身特有的民族文化特徵影響形成中原文化的過程。如鮮卑拓跋氏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實施全面漢化，這個過程當然要遷移，你不遷移還在大興安嶺就不可能習得漢文化，遷到中原或者是洛陽以後，漢化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
後來南方人口也逐步飽和了。北方一直經受戰亂，從蒙古滅金一直到元朝建立，再加上自然條件的變化，如黃河改道等種種原因，人口大批地南遷，北方人口急劇減少。明朝是一個轉折，南遷基本結束。
Q：「移民」還包括中國人向海外的遷移，這個可以追溯到什麼時候？
A: 其實相對來講，中國一直是吸收來的多，出去的少。現在在海外的中國人，主要是明朝以後遷出的，大量的海外遷移則開始於清朝。
中國的海外移民規模一直不大。古代的移民佔中國人口總數來講很少，大多數出去的人基本上是底層的平民。主要原因是中國本身非常大，土地也沒有飽和，安土重遷的儒家思想處於主導地位，人民一般不會外遷到海外。明朝中期，由於內地人口密度增大，開始有人遷到東南亞如印度尼西亞等地去謀生。
Q:中國人有安土重遷的傳統，中國歷史上平民外遷的原因是什麼?
A: 從移民的起因、過程及其結果可以將移民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如和平的或戰爭的移民，政治的、商業的或文化的移民，集團的或分散的移民，殖民的或非殖民的移民，主動的或被迫的移民。中國早期的海外移民多為勞工，是一種被迫的移民。清朝的時候開始發生一種自發的遷移。一個主要的外部原因是殖民主義及國家販賣，用契約勞工的方式，脅迫欺騙甚至搶劫沿海地方的貧民去海外做苦力。勞工輸出的範圍非常廣。
當然也有一些移民出於自願。中國當時人口已經很密了，在外面的勞工有的生存成功了，對國內的人就有了吸引力。在這個基礎上慢慢形成華人的出國。特別是在廣東、福建等地，開始較集中地往外遷移，主要是去東南亞。向歐洲大規模的移民是一戰時中國派出的幾萬名勞工，這些勞工相當一部分留在了歐洲。早期大多數向海外的移民都是被迫的，屬於貧困者，以後慢慢在變化，開始有留學生或是富人的移民，出去是為了爭取新的發展。
Q:中國海外移民史延續千餘年，這種中國海外移民史與華僑文化的發展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
A: 中國移民走出國門第一步即帶去了種族上與文化上的中華民族因子。正是這個因子構成了華僑社會最堅強的紐帶，使華僑趨於聚集，形成社區。在16世紀中葉的南洋華僑中，我們看到了華僑文化的雛形。從整體上說，所謂華僑文化實質上就是移植于海外、保存於華僑中間的中華文化，屬於「僑民文化」。
到了19世紀，由於華僑數量猛增，特別是晚清時期，華僑社會中華文學校、華文報刊、華僑社團的興起，使華僑文化的特色更加鮮明。
20世紀中葉以來，華僑文化逐漸向華人文化過渡，華人文化日漸擺脫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傾向，成為當地少數民族文化的一種，是一種以中華傳統文化為主體並融合西方文化或當地文化而形成的文化。
華僑出國與西方國家以強權相保護的殖民不同，它是一種以勞動人民為主體的、和平的、文明的移民。中國移民通常是和平的、務實的。漢唐盛世及鄭和下西洋的壯舉，都沒有導致大批海外殖民的現象，這正是中國人安土重遷、和平保守思想的表現。這種移民的方式也就決定了他們所擁有、所傳播的文化是一種友好兼容、平和溫厚的仁愛文化。
Q：散居於不同國家的華人具有共同的文化源，經過幾代的海外生活，華人文化是否具有當地化和國際化的傾向？
A: 你到外面抱成團，你怎麼融入主流社會？你要真正融入當地社會，要進入主流社會。華人喜歡聚集生活在唐人街，這是一種誤解，其實這是一種弱者的被動選擇。為什麼要有唐人街，因為早期到海外的華人沒有能力到唐人街以外去活動，聚在一起還是弱者的自我保護。這些年中國經濟好了，移民地位高了，唐人街現在變成旅遊點了，新華人聚居的地方也跟以前不同了。
日本有計劃地移到南美洲，後來出了日裔的總統、日裔的部長、議員也是很多的。所以中國人既然移民了，就要進入主流社會，這才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才能夠取得真正的成功。
以東南亞華人為例，已越來越同化於當地，但在宗教和生活方式上仍不願向「原居民」認同。相反，他們更願意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
大多數華人並不准備融入到土著印尼人社會，而是尋求融入到更大範圍的全球文化之中去。這是一種頗具代表性的動向。北美、大洋洲、歐洲等地發達國家的華人則更加致力於當地化。這些國家實行多元文化政策，但是華人為了尋求較好的社會地位就必須接受當地的文化、接受當地的教育體制，這是一種主動的文化適應。
袁薇:「少數族裔」的競選路
文/植美娜
驅車經過溫哥華西部的維多利亞女皇公園，旁邊就是來自北京的華人移民袁薇的家。像是走在鮮有人跡的山林之間，各種叫不出名字的植物長出驚人的龐大身軀，密密地遮蔽了天影，偶爾有陽光灑落下來，給周匝的景象撒上一層絢麗的色彩。
袁薇被溫哥華一位50多歲的市議員稱為「加拿大政界新星」，這位市議員來自香港，前面已有3代人居住在加拿大。新移民袁薇在加拿大政壇的第一次亮相是競選聯邦國會議員,迄今她已獲得兩次國會議員的黨內提名，對大陸華人來說，這已經是在創造歷史。
白手起家
袁薇是很好的歷史見證者。80年代她剛到加拿大的時候，兜里只有50加元錢（加元，下同），拖著一大箱牙膏在那個信息閉塞的時代，傳說加拿大牙膏是極為昂貴的。在飛機上，她把那50元夾在字典里，就一直抱在胸前，連睡覺和去洗手間時也這樣。那時她還不知道，下了飛機以後，連貧民窟的房租每月都要100元。
當時整個康克狄亞大學從來沒人見過亞洲學生，同學們看到袁薇特別吃驚，他們一向聽說北京人缺吃少穿，不明白她怎麼能長這麼大個兒。
不久前，袁薇22歲的兒子打碎了家裡的古董花瓶，她到街角那家義大利人開的古董商店裡準備再配一隻。老闆是袁薇的老朋友，見她來了，忙上前打聽：「中國人怎麼這麼有錢？」原來，剛才一對初到加拿大的中國夫婦為他們的新別墅購置傢具，幾乎搬空了這家古董店，而這裡的歐洲古董至少要幾萬元一件。
一晃快30年過去了。
袁薇的創業從賣沙灘椅做起，一個暑期她賺了3.6萬元，那時候大學畢業生的年薪只有2.2萬元。她笑稱這是第一桶金，從此一心迷上了做生意。
最極致的是一筆電腦生意。兒子出生那天，4個小時的生產很順利。想起兩天前還在公司倉庫里跟律師大喊大叫，她第一個問題是：「孩子的指頭都齊嗎？」緊接著第二個問題就是：「你們買電腦嗎？」
當時「產房的電腦還是XT（286之前的處理器）的，處理速度很慢。這麼大的醫院，怎麼還用這種電腦呢？」現在回想起來，她的眼淚都要笑出來了，不過當時她一點也沒覺得自己是位奇怪的母親，儘管接生的護士早已目瞪口呆。幾周後，她一口氣賣給這家醫院30台電腦。
1995年，中國的證券市場才5周歲，袁薇已經在海外實戰借殼上市了。她搬到溫哥華，在那裡盤下了一家乾淨的上市公司。2005年，她的公司Bradley Pacific出現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最傑出的25家出口貿易公司名單之中。
2002年，在拿到第一桶金的15周年紀念日，她發現財富對她來說已經成了單純的數字，這位「北京姑娘」渴望做點「有意義的事」的願望卻越來越強烈。也許是因為從小在北京長大，容易強迫性地思考意義。每天清晨都要騎著單車從天安門前經過，冬日裡7點還能趕上升旗，莫名的使命感會日久彌深。
從商界到政界
扭轉袁薇命運的人是加拿大前總理馬丁。當時他剛從財政部長的位置上走下來，準備去溫哥華做競選總理的演講。
從商這些年，袁薇一直關注著馬丁的經濟政策。她欣賞這位財長的經濟才能，並欽佩他和他父親對中國的感情。馬丁的父親作為關鍵人物，曾於1947年倡導廢除加拿大《排華法》，直接受益者就是袁薇丈夫的家族。她丈夫的曾祖父當年以鐵路華工的身份踏上這塊大陸，此後五代人一直生活在這裡。《排華法》廢除前，華工及其後裔不能獲得公民身份，也不可以從事醫生和律師這樣的體面職業。
馬丁承諾說，如果自己當選總理，他會帶團訪問中國這一諾言後來果然兌現不過，當時袁薇沒想到自己會成為訪問團的一員。
演講的那天，袁薇擠過喧鬧的人群，走到馬丁身邊喊：「我想支持你，我應該怎麼做？」一周後，袁薇召集了自己的生意夥伴，為馬丁做了一場競選籌款早餐。後來馬丁決定在溫哥華成立競選辦公室，就請袁薇做中文媒體主任。
溫哥華有40%是華人，能否拉到華人選票成為選舉成敗的關鍵，但加拿大華人向來對政治表現冷漠。一位市議員介紹說，溫哥華的整體投票率為20%，是全國最「後進」的，而其中華人投票率還要再低7個百分點。
在從政早期的一次家訪中，袁薇敲開了當地一個華人的家門。這是一間地下室，裡面陰冷黑暗，一個30多歲的男人站在門口，緊皺眉頭，裡面有孩子在哭。她局促地說明來意。男人火了：「你們能做什麼？」門在眼前砰地關上，她站在那裡半天沒回過神來。身後的義工猶豫地說：「走吧，算了。」這時同一扇門再次打開，這次是那家的主婦，她用普通話說，他們剛剛在吵架。在中國的時候他們都是會計師，在很好的公司工作，分了房子他們都沒要，滿心憧憬地來到加拿大。到了才發現中國的學歷得不到承認，現在丈夫賣肉，自己在麥當勞做臨時工，掙著每小時8元錢的薪水，只能給孩子買二手玩具。
「我幫你投票，你能幫我嗎？」妻子問。
幾個月後，馬丁當選。一份袁薇組織的關於華人學歷無法認證的調查報告遞到總理面前。
一年後，袁薇自己站在了競選聯邦國會議員的演講台上。
「參與，就是主流」
從第一次決心參選到兩個月前的競選失敗，一晃就是8年。選區有8萬選民，她走訪了幾萬家庭，走破了兩雙鞋。她說她最喜歡下雨，因為一般下雨的時候選民會待在家裡。
謝雷是競選團隊的中堅，也是其中最有毅力的一位，跟著袁薇跑了八年。他說：「袁薇不是在競選，而是在做公民教育。」袁薇說，她剛開始從政的那段時間，華人投票的熱情很低，因為他們不覺得自己手中的一票能做什麼。
這幾年裡，謝雷也為其他競選做過義工。他發現一般候選人遇到對政治不關心的人，會扭頭就走，因為時間太寶貴了，「但袁薇不同。」
「你來加拿大移民，可能為了教育、治安、環境、政治穩定或者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她堵在一位移民的家門口說，這位大陸老闆還不知道加拿大有幾大政黨。「如果你不參與，說不定哪天這些可能都會從你手上拿走。」
當然，更多的情況是，選民會把最大的熱情送給她。「第一個大陸背景的聯邦國會候選人。」支持者說：「這件事 larger than life（比生命還偉大）。」
袁薇總說自己太幸運了。作為少數族裔的一員能在重要選區獲得黨內提名，還擁有數量最龐大的義工，競選籌款也最快、最多。占選區數量6%的大陸移民支持了她超過50%的競選募資。謝雷說，選區外的大陸華人也會跑來捐款或者做義工。競選籌款就是賣早餐券，大陸朋友經常一人包下整桌10張餐券。有些夫婦一起過來，就會直接買兩桌。他們經常會捐到政府規定的上限，仍意猶未盡。
當時有很多華人為了支持她而紛紛加入自由黨，其中不乏剛落地的大陸投資移民，他們的英語水平幾乎為零，新的生活還沒安頓好。但他們會開著車送自己的孩子給袁薇做義工，自己則在一旁看著或幫幫小忙，等活動結束再開車把孩子接走。
義工中有中國歐美同學會副會長王輝耀的女兒Angela。她有一頭黑色披肩直發，是個安靜的姑娘，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經濟。14歲起她就跟著袁薇競選自由黨代表，成功當選後，她們一起去渥太華參加黨領競選大會，並跟總理見面。
她不太說話，但臉上有種加拿大式的光芒，那是本地人特有的自信和安全感。這種光芒在溫哥華的電梯里能看到，他沖你微笑，目光灼熱地鼓勵你打開話題；在加拿大東南部蒙特利爾的街頭能看到，她主動過來指路，即便她自己還分不清方向。
蒙特利爾最大的華人地產商Danny駕著車，他一手扶著方向盤，另一隻手指向窗外：「看，就是這片廠房！我當初想拿下它，晚了一步，太可惜了！」指向窗外的手慢慢放下來，搭在副駕駛的靠背上。突然又指著遠去的歐式會所，說他曾在那裡宴請，也曾經為熟悉的議員買早餐券。當地議員給他介紹些生意夥伴，讓他跟市長合影，這種相片會掛在辦公室里最顯眼的地方。他在車裡，他不停比劃著講解一個個地標建築，講著自己與它們發生的故事，臉上散發出的光芒同他在自家城堡中介紹每個房間時一樣。
「參與，就是主流。」袁薇說。
她3次與加拿大最高權力機構擦肩。第一次，因為自由黨醜聞，袁薇把黨內提名讓給了本黨的政治明星；第二次，她只輸了5個百分點；第三次，形勢一片大好，可競選的最後3天，政治風向突然改變。
「加拿大選舉有時候選黨不選人。」溫哥華一位香港背景的市議員替她抱不平。袁薇從政的這幾年正趕上自由黨走下坡路，今年這種衰敗走到極致，第二大黨的位置都沒保住。
現在袁薇的目標是看一次兒子的籃球賽，當年才14歲的兒子因為擔心媽媽再也看不了比賽而哭著反對她從政。她還想回到自己的公司上上班，競選的這些年，一直是搞音樂出身的丈夫在操持公司的日常事務。還會不會再一次啟程？她還沒想好。
謝雷也說自己累了，要休息一段時間。
作者：《全球商業經典》 季藝 曹可臻 2011年07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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