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吳冠中

文/陶詠白  

                                              吳冠中與夫人朱碧琴

（一）

我認識吳冠中先生是因為我和他夫人朱碧琴曾是同事。1976年春，我從中央美術學院附中調入中國文學藝術研究所（今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資料室工作，與我一起調進資料室的還有五人。而朱碧琴可是這個資料室的老人，她教我們圖書怎麼分類，什麼是善本書、孤本書……她矮矮胖胖的個兒，圓圓的臉，慈祥可親，平時話語不多，十分敬業。我們都親切地叫她「朱老太」。

她知道我愛油畫，就讓我整理油畫方面的圖書，那幾年我成天撫摸著各種油畫畫冊和理論書籍，還有那幾柜子的舊期刊。從中知道了沉寂半個世紀的林風眠、知道30年代還有個搞現代藝術的「決瀾社」……不僅開眼界長知識，也孕育了我對於油畫史研究的興趣。

「四人幫」垮台後我被調入美研所搞研究，於1987年編寫出了中國第一部油畫史冊性的畫集《中國油畫1700-1985》，受到了海內外油畫家和美術史論學者的歡迎。我常想，如果當年不是朱老太熱心幫我，我怎能走進研究的領域？每逢此刻，我對朱老太總心存感激。和老太相識很長一段時間後，她才指給我看書架上明信片大小的《吳冠中風景畫小輯》，這才知道她老伴吳冠中，是畫油畫風景畫的。

說來也巧，中國文學藝術研究所設立在恭王府里，朱老太家就住在研究所旁什剎海岸邊的一個大雜院里，我有時一抬腿就過去玩了。他們的家讓人挺好奇，里外間的屋子頂大，屋頂老高，我心想冬天靠燒蜂窩煤爐怎麼取暖？那靠北的一面墻打了好幾層的架子，像倉庫似的，上面擺滿著畫框。

我還發現，居然有個與我家一樣的大立櫃。老太告訴我，那裡面放的全是老吳的畫。這太讓人不可思議了，在當時，家裡有個大立櫃，是很「時尚」的稀罕物，而他們家的大立櫃，不放衣物，卻放的是畫！我陡然醒悟，在他們家，老吳的畫，是最最重要的、最最寶貴的物件了。

有時見到老吳，聽他對藝術的評說，感覺挺新鮮。他振振有詞地說：「搞美術，不搞形式是不務正業！」當時真的嚇了我一大跳，在藝術為政治服務的年代，說這話可是「離經叛道」啊，但的的確確也為我打開了另類的思維空間。

聽老吳談藝術，真是種享受。他機敏而形象生動的比喻，把個深奧的道理說得很有趣味，他感慨一些有才華的青年出國後，不回來了，他們成了流浪的「吉卜賽」；他說自己是「苦瓜」，「只能結在苦瓜藤上，只有黃土地的養分適合我的生長。」他可以把長城腳下那棵古松比作「孟姜女哭長城」，你馬上被那如訴如怨，悲天慟地的氛圍所感染；他把泰山五大夫松，比作羅丹的《加萊義民》憤然撲將過來，從而畫出了那運動不息、追求不舍的《松魂》。

和他交談，看他散文，看他的畫，總給你一種新奇，一種親臨其境的感受。他不光是把一幅作品當作藝術手工而已，他把畫當作人的表情、人的情感、人的思想、人的精神，作品是他擬人化的載體，在人性化的生動表述中充滿著生命情調。

（二）

粉碎「四人幫」後，老吳的作品頻頻在「新春畫展」「北京油研會」等一些展覽上亮相，我也緊跟其後，每展必去看熱鬧。看那些掙脫了枷鎖後的藝術家如何爭先恐後地展現自己的藝術風采。有次老吳的作品集中在歷史博物館,看到他畫的那些參天的大樹、碩大的白皮松、巍峨的長江三峽……我明白了什麼叫形式感、形式美。

1978年，老吳首次舉辦個人畫展，觀展後，我於1979年寫成了《吳冠中藝術初探》一文（發表卻壓到兩年之後），當時我還很幼稚，卻不自量力地寫了生平第一篇的評論文章，不過當時吳冠中還不出名，我也斗膽不斷跟蹤他的藝術行跡寫了一些評論。

改革開放之初，人們思想比較活躍。吳冠中連續拋出了《內容決定形式？》《繪畫的形式美》和《關於抽象美》等文章，似一枚枚重磅炸彈，震撼著被禁錮了幾十年的畫壇。試想在政治標準第一的年代；在把藝術形式視為資產階級文藝觀的時代；在把抽象主義視為西方腐朽藝術的時代，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我真怕他不知何時又成為「反右」的犧牲品。

他的文章攪動了人們的定式思維，直接觸犯了固有的藝術品評規則。自此爭論紛起，老吳也成了一個被爭議的人物。當時我正在寫《吳冠中藝術初探》，就有朋友告誡我：「做當代人的評論比較危險。萬一這人出問題了，你不也跟著要倒霉嗎？」我相信並尊重了自己的真實感受。當時吳冠中經常被邀到大專院校、文化宮等單位去作報告和講座，我也常跟著去聽。1980年他在中央工藝美院食堂兼作禮堂的會場演講時，聽眾擠得水泄不通，連飯桌上也坐滿了人，第二天發現，飯桌上厚厚的油污，竟被學生的屁股擦乾淨了。

10年後的1990年4月12日，他應邀回到曾在40年前被調離的中央美院去作報告，平時開會稀稀啦啦坐不到半數的禮堂里，竟然客滿。老吳帶有宜興的鄉音，語速急促，激情洋溢地講著「我們的路」這個主題，他說：「新觀念不等於新藝術。藝術與觀念並不同歩，藝術的成熟期很長。蔣南翔說過，『給我條件培養50名科學家沒問題，但培養一個藝術家就不能保證了。』」，他說：「我們不能老跟在別人後頭跑，否則別人說我們是『二道販子』」。

他不搞現代派，他說：「外國的眉毛，不會使我的臉蛋更漂亮。」還慷慨激昂地說：「中國的巨人只有在中國的土地上成長，只有中國的巨人才能與世界巨人較量！」他那機智、詼謔的語言，使台下不時爆發出陣陣笑聲和掌聲。

回想那情境，至今還讓人感動。那時他的一篇篇檄文、一次次演講，給求知若渴的美術青年似注射了強心劑，成了新藝術誕生的催化劑，可以說，他為美術界的開放改革殺出了一條血路。人們稱他是美術界衝破禁區的「先鋒」，是中國現代美術的「擎旗手」。

                                               吳冠中《荷塘》

（三）

20世紀80年代，他的創作與理論齊頭並進也進入了黃金時代，他的油畫相對畫得少了，卻畫了大量的水墨畫，他說這也是「逼上梁山」，當初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只拿出去展覽「國粹」水墨畫，從沒有油畫的份，他不服氣。心想：我也能畫水墨畫。早年在杭州藝專，他曾師從潘天壽學過中國畫，而他的水彩畫在當時已很出色。甚而他的老師蔡威廉還要用她的油畫或給他畫肖像來換取他的水彩畫，此事因蔡師產褥熱而過早去世，沒有實現這一令他終身遺憾的約定，但他始終未閑置水彩畫的創作。

水墨與水彩同以水為媒介，其過渡到水墨畫也順乎自然。從70年代中期開始，他就在油彩和水墨之間來回「走動」，互相借鑒、移植。循著「移花接木」的寫生方法，借水墨酣暢淋漓的運筆來表達油畫難以企及的效果。1980年為香山飯店所作的《長城》，脫離「寫生」，趨向抽象。他畫出了與眾不同的「長城」，既超越自己也超越了他人。此後的《獅子林》《補網》《漢柏》《松魂》等，看得出他在中國畫走向現代的探索中完成了藝術觀念和藝術形式上的突破，他走出了一條中國畫走向現代、走向世界的可行性道路，開創了一代新風。

我認為他在中國畫的革新成就，其價值不亞於徐悲鴻。徐悲鴻用西方寫實手法改變著中國傳統繪畫的造型觀，吳冠中用西方現代藝術造型的形式規律這把解剖刀，從傳統的筆墨觀中解放出來，把中國畫推入現代藝術的大門。之後跟隨者眾多，新水墨、實驗水墨等漸成氣候。

我於1991年寫的《矻矻水墨十餘載  開創一代新天地——吳冠中水墨藝術談》也被多家雜誌轉載，可見人們對他新水墨的興趣。但吳冠中的新水墨，遭遇了傳統畫家們的種種質疑和非難，說他的畫不是中國畫。直到1992年他的一篇《筆墨等於零》的文章，掀起了軒然大波，引起曠日持久的「革新」與「守成」觀念的爭論，或許這正是推進藝術前進的動力。

（四）

「85美術新潮」洶湧而來，吳冠中一時被「冷落」了。有人說，吳冠中的理論可以，畫畫不行。也有人說，青年人起來了，他被淹沒了。更有人說，他是「葉公好龍」……吳冠中在國內似乎沉默了。

然而，境外卻悄悄地掀起了一股「吳冠中熱」，1988年香港的吳冠中真跡展，開館40分鐘就銷售一空，1989年吳冠中畫巴黎的油畫、墨彩畫及速寫約40餘幅，在日本展出時，也在開展一小時內搶購一空。同年5月，吳冠中的彩墨畫《高昌遺址》，在蘇富比拍賣中以187萬港元（摺合美元21.8萬元）的高價，創出中國在世畫家的最高價，此後，他的畫價屢創佳績。

當時在太平洋東海岸對吳冠中的作品的狂熱勢頭有增無減，那麼，西海岸又怎樣呢？1989年6月吳冠中應美國多家博物館之邀舉辦個人作品巡迴展。有位在美國的華裔鑒賞家說：「美國人能接受的中國畫家，目前只有吳冠中一人。」1990年6月15日，法國政府授予他文化藝術最高勛位。1992年英國傖敦博物館舉辦「吳冠中——20世紀的中國畫家」展；隨後，法國巴黎塞紐齊東方藝術博物館舉辦「走向世界的中國畫家——吳冠中油畫水墨速寫展」。

「牆內開花牆外香」，吳冠中頻繁的國外展覽，畫價不斷升，但國內似乎對他的近況了解不多，謬傳則不少。為此，我多次到勁松他那時的住處訪問過他，想了解在世界「吳冠中熱」中的吳冠中所思、所想、所為，並寫出了《「吳冠中熱」中的吳冠中》一文。

他在大洋兩岸的連續奔波，一身風塵，一臉倦容，沒有笑容，更見憔悴。我心想：已進入70高齡的老人，名利已登上高峰，該歇歇了。他卻說：過兩天就要動身去黃土高原。我驚異，他不要老命了。勸他「保命」為重。他深有感觸地說：「這幾年，西方走得多了，該清醒清醒頭腦，吹吹寒風了。這幾年，我全世界跑遍了，看得多了，可以說看破紅塵，該寫自己的『紅樓夢』了——畫自己真正的感受。」自此就有《高原人家》《黃土高原》《黃河》等佳作問世。

1990年夏，他又突然畫起擱置了四十年的人體畫，他說，學生時代的人體畫已毀於「文革」，不甘心在自己藝術生涯中留下這一空白，要重溫舊「夢」畫人體了。他作畫，被他稱作「雞生蛋」，說：「我的蛋，都帶血，分娩之痛，不讓看。」而我有幸破例目睹了他畫一個女人體的全過程，兩天時間，他畫了一幅油畫和數十幅速寫。他畫畫就像打仗，全身心投入，一站就是半天，從不休息，模特休息時，他仍在畫，感覺到他每根神經都綳得緊緊的，連我這個旁觀者半天下來已十分疲憊，何況他已是70開外的老人，還是在大熱天，更何況他已連續苦戰快一個月了。我見他拎著畫完的畫，歪歪斜斜腿腳無力地走下樓梯時，才恍然感到，他真的是累了，不過明天他依然還會這麼緊張地開始另一幅畫。

數十年來，他經常戴頂破草帽，揣一包餅乾或兩個老玉米，象行腳僧似地走遍了天涯海角。只要一畫畫，他就不吃不喝全身心地投入，為了畫，從廣州到北京兩天兩夜的火車路程，他可以把座位讓畫「坐」著，而自己一路站到北京！他是把畫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人。

1990年新加坡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書名叫《要畫，不要命！》這五個字形象地概括了吳冠中對待藝術的循道精神。海外有人說：「吳冠中的成功，簡直是個奇蹟。」固然，吳冠中僥倖在幾次政治風暴中幸免於難，然而，如果沒有對藝術殉道士般的信念，沒有那種壓不垮的堅強，沒有那種超人的刻苦勤奮，沒有那種孜孜以求的執著鑽研，那麼也沒有今天的吳冠中。

（五）

隨著吳冠中畫價的升，吳冠中的假畫、偽作、贗品泛濫了，有時我發現刊物或圖錄上疑是他的假畫給他看，他卻拿出一大摞假畫的照片給我看；有時我受朋友之託請他鑒定他作品的真偽，開始他還相告真假，以後他拒絕鑒定了。

他是個黑白分明、眼內不揉沙子、認真負責的人，是把畫看得比生命還重的人，豈能容忍作假？他被這些假畫弄得心緒煩悶，直到1993年《炮打司令部》吳冠中假畫案的爆發，他才忍無可忍，希望靠法律手段來解決。結果，官司一打就是三年。

三年，對他這位正處在藝術創作旺盛期的老人來說將是個怎樣的殘酷打擊？他傷感地說：「一寸光陰一寸金，75歲晚年，實在遠非黃金可補償，黃金萬兩付官司，我低估了人的生命價值！」法律竟然如此無力，竟難以制勝行規。身為政協常委的他，也無力為自己作品正名，真傷透了他那顆純凈透亮的心。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他顧不得許多了，要「真話直說」，他抨擊美協體制的弊端，提出了「以獎代養」；他揭示當前美術院校的許多不切實際的做法，這都是他經多年的實踐和思考的肺腑之言，真誠忠告。

但是他的真話又激起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們的強烈反擊，他總是沒有「明哲保身」的意識，坦坦白白、真真實實地做人是他的原則。他這才成為美術界最具有自由思想、最具有社會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品格的第一人。我知道了，他為什麼如此崇拜魯迅，是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在召喚他，而他不就是當代美術界魯迅式的人物？

（作者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美術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