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暇亦學 ——讀《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

10-02

眼前擺著一本當代著名學者鄭天挺先生的日記，有一段時間了，一直沒顧得上看。

鄭天挺先生像

讀別人的日記，總有點兒不好意思，覺得跟偷窺人家隱私似的。國人好這一口兒的有很多，我則沒有這個癖好。不過研究歷史，就得什麼都看，「世事洞明皆學問」；更何況日記裏往往還會記下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和想法，憑藉這些內容，說不定還能破解某些歷史的迷案。想到這一點，還真的讓人有些興奮。

不過我不研究近現代的歷史，又不關心狗扯羊皮的八卦，讀晚近學人的日記，吸引我目光的，還是他們所從事的學術研究——最主要的是他們的讀書生活：讀了哪些書，有了什麼心得體會。過去讀過的這類日記，最喜歡的，是清末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再往後，是《鄧之誠日記》（《鄧之誠日記》，國圖出版社的影印本，模糊過甚，要是有人能夠將其標點出版，或是重新製版，做出更爲清晰的影印本，將嘉惠學術學人，功德無量）。

現在讀到的這本《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華書局，

2018

年

月出版，同年

月第二次印刷本），記讀書和讀書心得的內容，都不像上述兩種日記那麼多，鄭天挺先生讀書的範圍，也不如李、鄧二氏廣。這固然與個人的學術經歷和興致有關，但更與這一時期艱難時局所能提供的讀書條件具有很大關係，還與鄭先生在這一時期內的一大半時間都擔任西南聯大總務長、此前亦身任北京大學秘書長這一情況具有直接的關係：繁雜的行政工作，嚴重影響了他個人讀書問學。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

封面

遠離書窠北平，一大堆教授學生，戰火紛飛中驟然之間會聚在天之邊，雲之南，加上物價騰升，書籍之稀缺難求，是可想而知的。但究竟稀少到什麼程度，在讀到這部《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之前，我還是無法想像。

《二十四史》是中國史學教授最最基本的書籍，可是西南聯大的這些教授們，卻沒人有能力把這樣的必備書籍帶到昆明。《日記》

1938

年

月末日記云：

此間少書，史書尤鮮。余有《隋書》、兩《唐書》、兩《五代史》，並借孟真（傅斯年）之《明史》。從吾（姚從吾）有「前四史」及《宋》《遼》《金》《元史》，在友好中已少見。今日與從吾談，欲兩人合成《念四史》。從吾購《北周》《北齊》《北魏》《北史》，余購《晉》《宋》《齊》《梁》《陳》《南史》。倩毛子水商之中華書局，允照九折價購《四部備要》本零種，惜南、北兩《齊書》均無書。

此情此景，用窘迫來形容，已經不足以表述，衹能說是狼狽不堪了。

當時中華書局出版的《四部備要》，絕大多數書版本的選擇，質量都很差，甚至可以用很荒唐來形容，對於深入的學術研究來說，衹能是湊乎著看而已；況且鄭天挺先生和姚從吾先生已有的《二十四史》零種，有的連《四部備要》都不是，譬如鄭天挺先生用的《新唐書》就是同文書局石印本（《日記》

1938

年

月

日），而同文書局石印本《二十四史》同樣不是什麼學術善本。

好的《二十四史》版本，在當時最常見、也最便於學者使用的就是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然而，在連《四部備要》都買不起、也配不齊的情況下，想要擁有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更是過於奢侈的願望了。

於是，我們在《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就看到了這樣的記述：

子水（毛子水）得百衲本《廿四史》零本四百本，惜無全者，不知誰家散出或竊出者也。余欲檢留數冊備剪裁（《日記》

1942

年

月

日）。

又：

向子水分得《明史》、兩《唐書》、《隋書》。《明史》缺二十一冊，《隋書》缺二冊，《舊唐》缺十八冊，《新唐》缺十九冊。書極精，而令人一見即生不快之感（《日記》

1942

年

月

日）。

好書是好書，可是殘缺過甚，沒法讀了，衹好留下，以備按需裁剪，當資料卡片用。令人唏噓不已的是，即使是像這樣的殘編零冊，在當時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鄭天挺先生學業廣博，涉獵的學術範圍相當寬泛，但明清史，顯然是西南聯大時期他就重點關注和主要從事的一個領域。研究清史，有一部很重要的基本典籍，這就是蔣良騏的《東華錄》，或爲與清末王先謙編著的同名書籍相區別，稱作《蔣錄》。鄭天挺先生記述他在西南聯大時購置此書的經過說：

心恆（邵循正）來。二十六年，心恆在長沙購《淵鑒類函》一部，湘版紙劣，價十圓，郵寄來滇所費二圓餘，在蒙自以贈予。余屢移居，移費且過之。書既無用，今與心恆商，托五華社售之。社爲李某人所開。李前充北大研究所號房，人甚好，年近七十矣。書凡百六十本，余以詢之，以爲可定千六百元，亦奇聞矣，然莘田（羅常培）尚謂可兩千餘圓也。

偶於書架上見殘本蔣氏《東華錄》五冊，索價七圓，而其賬上登記凡七冊。詢之，無有。余爲之清檢架上，果於他架又得兩冊，狂喜攜歸。細檢凡缺者：首冊卷一至卷四，第七冊卷二十二至二十五，存有第二、三、四、五、六、八、九各冊，至卷三十二而止。案蔣氏《東華錄》共三十二卷，通行本凡八卷，余求之數年未得，北大圖書館亦無其書。北平圖書館收藏兩部：一爲抄本，余嘗借讀之，惜不憶其卷數；其餘一部不知其抄本抑刻本矣。今此書凡三十二卷，蓋完本也。然何以釘爲九冊？若其後仍有別冊。但三十二卷已及世宗之崩，其後更記何事耶？此不可解也。此書校刻尚不甚劣，書皮內有棉紙襯葉，似是西南裝訂之本。雖缺兩冊，抄配匪難。近日無意中得此寤寐以求之書，此必吾稚眉夫人默佑之也（《日記》

1942

年

月

日）。

除了此書被裝訂成九冊這不大合乎常規（古書若至六冊以上，其冊數多訂爲偶數），顯得有些怪異，以及對「西南棉紙」的識別之外，鄭天挺先生這裡所談對蔣氏《東華錄》的認識，頗有差誤（所說「通行本凡八卷」尤謬），這是另一個問題，留待下文再說。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像鄭天挺先生買到的這種《東華錄》，本來一點兒也不稀見，在昆明找到一部缺了八卷的殘本還如獲至寶，則顯示出當時在昆明想讀一些很基本的史料都不那麼容易。

更能說明當時得書不易的事例，是鄭天挺先生在

1944

年

月

日寫下的一條紀事：

余既爲《清國姓臆測》，忽檢書目，知朱逷先（朱希祖）先生有《後金國汗姓氏考》，載《蔡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久求未獲。昨日下課，聞之歐陽琛，青雲社有寄售一本。力既不能得，乃就讀之。與余立說迥異，心乃安。

這本《蔡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全稱《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是近代以來學者祝壽文集質量、檔次最高的一部，可謂空前絕後，鄭天挺先生疏忽未能注意到朱希祖先生發表在上面的文章，大概是由於操勞行政事務過於繁忙所致。這本祝壽文集，是被列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分作上、下兩冊陸續出版的。上冊出版於

1933

年，下冊出版於

1935

年。朱希祖先生的文章，編在上冊裡面。從文集出版，到抗戰全面爆發，北大、清華等校遷往西南，不過四五年時間，像這樣北平新印未久的書籍，鄭天挺先生在昆明竟然「久求未獲」，好不容易在書店裏遇到一本別人寄售的又買不起，足見當時讀書做學問的條件差到了什麼程度。

不過與此相比，對鄭天挺先生讀書治學影響更大的，恐怕還是擔任西南聯大總務長等行政工作。我們看下面這一段由於中文系教授開課等事使他面臨的麻煩：

飯後，清常（張清常）告以昨日中國文學系情形。膺中（羅庸）、一多（聞一多）皆欲開《楚辭》及中國文學史一，相持不下。事前皆以語莘田（羅常培），而未加準備，遂成僵局。佩弦（朱自清）調停，同時並開。此例殊不相宜，然而已決定矣，奈何！奈何！又趙西陸提出論文，請昇講師，推四人審查，嘯咸（彭嘯咸）辭，莘田雲「請爲我分謗」。會散，澤承（游國恩）等相互雲「此難通過之」。表示此事若傳之於外，必多口舌，而今甫（楊振聲）還，又必有是非也。莘田上學期欲開四小時課，下學期不開課，欲指導研究論文。一多聞之，亦云「我亦效法」；佩弦雲「我亦不開課，或僅教大一」。國文系中，老教授惟四人，而今甫休假。此事傳於外，亦將貽人口實。清常甚忠於莘田，而不敢自言。然昨晚莘田談開會事，未及此數則，或不如是之嚴重乎？當婉言之（《日記》

1944

年

月

日）。

吃喝拉撒，雜事一大堆，已經足以把這個總務長弄得昏頭漲腦的了，大教授，日常生活中也不過都是些如此這般的雞毛蒜皮事兒。他們每一個人，或許講過、鬧過也就回家看書寫文章，過自己的日子去了，可作爲總務長的鄭天挺先生，卻差不多天天都是一地雞毛。有一天，爲寫日記和出試題，鄭天挺先生竟需要把自己反鎖在屋中：「反扄房門，作書，記日記，出試題。數日來惟今日得此半日閑，然而研究考試又逼來矣。」（《日記》

1940

年

月

日）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忙裏偷閒，還能坐下來稍稍讀些書、寫些文章，也已經是人中豪傑，尋常人是難以做到的了。

對於忙裏偷閒強擠時間來讀書，鄭天挺先生是有特別的思考，並努力踐行其事的。

鄭天挺先生自號「及時學人」。本世紀初，南開大學受業弟子爲其編輯出版文集，題作《及時學人談叢》，就是以此自號名書。那麼，鄭天挺先生爲什麼要爲自己取此雅號呢？我想《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如下一條記述，可以爲我們提供很好的答案：

爲容希白（容庚）女琬書手冊，用《淮南子》「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語。此世人之通病，余欲常以此自勉，且以勉人。琬肄業北京大學外國文學系三年級（《日記》

1938

年

月

日）。

緣此，自當奮發向學，不暇亦學，「及時」而學。

鄭天挺先生在擔任西南聯大總務長之後不久，在日記中寫有如下一段感想：

近讀《越縵堂日記》，覺余之日記大可廢。時事不書，個人之胸臆感想不盡書，讀書所得又別書，每日徒記起居行止，大無味也（《日記》

1940

年

月

日）。

顯而易見，努力讀書，寫出一份清人李慈銘式的記錄讀書心得的日記，本是鄭天挺先生傾心嚮往的事情。然而，學術之外的行政事務和社會工作，佔去了太多時間，這使得鄭天挺先生實在無法像李慈銘那樣泛覽群書並悉心揣摩體會書中載錄的史事。

儘管如此，讀書畢竟是這位書生的本分，這也是他的本色。

1938

年

月

日，初至昆明未久，鄭天挺即意欲師法古人，爲自己制定了每日讀書的「日課」：

自移居校中，終日棲棲遑遑，未讀一書，未辦一事。翻檢射獵，不足稱讀書也；工匠市儈之周旋，起居飲食之籌計，不足稱辦事也。常此以往，真成志氣消沉之人矣。今略師求闕齋日課之意，每日讀：

史書，五葉至十葉；

雜書，五葉至十葉；

習字，一百；

史書，先讀兩《唐書》、《通鑒》；

雜書，先讀《雲南備徵志》、《水經注》、《苗族調查報告》。

此課程可謂少之又少矣，望能持之有恆。

實際上做到沒有呢？繁亂的政務之中，這顯然是做不到的，實際上不止是這樣的「日課」無法堅持，就是針對讀書所見所得寫一些專題的札記（這本來是清代乾嘉以來學者們代代相承的治學辦法），也是越來越難了。

1940

年

月

日，鄭天挺先生很感慨地記述說：「不作札記者將一月矣，終日遑遑，不知所作何事。」「不知所作何事」這六個字，完全沒有做過行政事務的學人，不一定很能明白當事者心裡到底是怎樣一種感覺。我陰差陽錯地做過幾年狗官，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副所長，位階雖較鄭先生當年的職務還有很大落差，但具體的感覺應當沒有什麼差異：真的是無聊至極，而且還無可奈何至極。當然，鄭天挺先生還另有一番抱負，所以他能忍，也願意忍，這是我等會兒再講的後話。

學問是讀書讀出來的。儘管可用的時間相當有限，鄭天挺先生還是在這樣看起來好像是不得其暇的日子裡，勉力而爲，讀了很多書，思考了很多問題，也寫出了一些高水平的學術論文。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

原稿中一頁

在他的日記原稿中，本來附有一些這一時期撰寫的學術論文的底稿，但中華書局這次整理出版時，對曾經正式刊發的文稿，都略去不載，但存其目，感興趣的人自可到鄭天挺先生的文集中去查閱，用不著我在這裡多說。在這裡，我衹是隨便另外舉述幾個小的事例，和大家一起體味鄭先生的讀書生活。

首先是讀書治學的眼界和氣魄。在

1939

年

月

日晚的一次友朋聚會上，鄭天挺先生與蔣夢麟、沈肅文、樊際昌、張廷謙諸人長時間談論北大、清華兩校的學風。當夜，鄭先生記述自己的看法說：「北大精神，全在一『大』字。」所謂學風之大，當然主要是局面的闊展。就鄭天挺先生本人而言，看這一時期讀書的範圍，知對隋唐與明清這兩個時期，他都著力很深，這本身就已經很好地體現了北大學人爲學局面之大。不過這都是當年的老話了，現在北京大學的專家教授，一個領域甚至一個問題翻來覆去地做一輩子，也並不稀見。此北大非彼北大。

做學問爲什麼格局「大」很重要？這是因爲衹有格局「大」，纔能做得氣勢「通」。如上所述，隋唐和明清，是鄭天挺先生齊頭並進，關注較多的兩個歷史時段，通貫並觀二者，就有可能會發現單看其中一端所不易注意或不易破解的問題。《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記述說，有一天，鄭天挺先生在閱讀《唐書》和《通鑒》時注意到：「其於玄武門太宗骨肉之變，所舉建成、元吉欲害太宗之謀獨詳，且太瑣細。」於是他參照清代史事推測說：「疑太宗即位，恐天下之議己，乃捃拾舊事，一一歸罪於兄弟，猶之清世宗即位後歷數諸兄弟之罪。史官畢錄，蓋爲之失。」（《日記》

1938

年

月

日）唐太宗發動玄武門之變篡位登基以後，恣意篡改實錄，醜詆乃兄建成與其弟元吉，唐人國史，亦因循載錄其事，這一點，對比溫大雅所著《大唐創業起居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鄭天挺先生當時不便檢索相關史籍，僅僅是在閱讀《唐書》和《通鑒》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雍正奪位後大肆歪曲歷史真實面目的做法，從而推斷唐太宗當亦有過同樣的行爲。這一認識，合情合理，正勘破《唐書》和《通鑒》在這一問題上的嚴重失誤。所謂「史識」雲者，即似此多由通博得來，而不是閉目塞聽冥思苦想所能具備的。

所謂「通人之學」，動筆就會有所體現。如《日記》中所存爲羅常培《恬廠語文論著甲集》所撰序文原稿，舉述清朝著名學人的序文，以見爲學術著作撰序，不當徒就「一書一事」以觀之，免得墮入「空率酬應」的俗套，而評議羅氏文集所收十二篇文章，即遵循清儒成例，一一通觀其學術旨趣，告讀其文者，「分之可以明學問之流變，窺音義之精妙，窮舊籍之淵奧，衡作者之純駁；合之可以爲文字、音韻、訓詁之通說，悟治學之軌轍」。要之，羅氏諸文，乃一如乾嘉諸老，「其所涉亦不徒一書一事已也」（《日記》

1943

年

月

日）。

同樣通博的學識，我們在鄭天挺先生爲陳漢章作傳時也能夠看到：

草《陳先生漢章傳略》成。爲學人作傳，當撮述其造詣所在與其淵源所自，此錢竹汀先生與劉申叔師作諸先生傳之成例。伯弢先生著作均不在行篋，余但就其行述，略事編排點竄，殊不敢示人。從吾（姚從吾）慫恿再三，遂寫以付《史學雙週刊》。錢竹汀曰：「碑誌之文，近於史者也。而其家持行狀乞文者，未必通知舊章，秉筆者承其譌而書之，遂爲文章之玷。」〔《潛研堂文集》三十一《跋道園類稿》〕今日之事頗近之，但子良兄弟所作行述當無譌耳。他日當另作之（《日記》

1943

年

月

日）。

現在常常有些學人，除了自己那一點「專家」之學以外，對什麼都幾乎一無所知，往往會偶然看到飽學宿儒之一兩篇自己多少能看懂一點兒的專題論文，就妄自尊大，以爲其技不過爾爾，殊不知前輩學術淵深源遠，絕非今時淺薄小子所能輕易比擬。

如上述爲人作序作傳事所見，具備這些學養，實際上與所謂「流略之學」具有直接關係。舊時所說「流略之學」，也就是關於學術流變的知識，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說是關於古籍目錄的學問。

從這本日記中可以看出，鄭天挺先生對這方面的知識，一直是比較關注的。譬如，唐人劉知幾的《史通》，用今天的學術術語講，是一部「史學史」名著，也可以說是一部評議史學著作的重要著述。其評騭唐代初年以前的史書史家，詞語凌厲，多所針砭。然而，如同後來清人章學誠的同類著述《文史通義》一樣，怎樣寫史書好，這事兒高談闊論容易，實際操刀下筆，可不像寫詩作賦那麼簡單。這是個苦活兒，也是個功夫活兒，還需要有特別的眼力和筆力，不是你以爲自己有才就能做到的。做過一些具體的研究，或是在研究中多利用一些史書，往往就會明白，劉知幾和章學誠的議論，很多都是大而無當的空話，誠可謂英雄欺人之談。鄭天挺先生在閱讀《新唐書》時，特別注意到「《新書》二百二十三下《奸臣傳》有柳璨，史稱其強記，多所通涉，譏訶劉子玄《史通》，著《史微》，時或稱之，惜其書不傳」（《日記》

1938

年

月

日）。不知他讀《史通》，是不是早就有過我上面所說的看法，所以纔會如此關注柳粲這部早已失傳的著作。

通過《恬廠語文論著甲集》的序文和對《陳先生漢章傳略》的思考可以看出，鄭天挺先生不僅諳熟遜清一朝的歷史，而且對清儒的學術著述以及各門學術的源流也有很多、很具體的瞭解。

關於清人著述，時代雖近，有很多內容卻不夠清晰。現在我們瞭解清人著述最基本的書目，是《清史稿》的《藝文志》。在這一方面，《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還爲我們留下一份重要的記錄：

湯錫予（湯用彤）介紹朱師轍先生來談。先生爲朱駿聲之孫、朱孔彰之子，清史館開館，分纂《藝文志》。今日扣以修《藝文志》時是否均以目見者爲斷，據談《藝文志》原稿有二：一出吳士鑒手，一出章鈺手。朱先生續纂初，以目見之書爲限，期以五年。規模未具，而館中以國民軍北伐日亟，決提前付印。於是倉卒取吳、章兩稿，剔複正類，遂成今日《史稿》之《藝文志》。惟付印時，金梁復妄有増易，已不盡如原稿矣。至朱先生目見之本，別撰《三館目錄》一書記其略。三館者，清方略館、清國史館、及清史館也。又談及清史館檔案皆移之故宮博物院，其中多有可參證者（《日記》

1939

年

月

日）。

朱師轍先生後來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出版有《清史述聞》一書，所謂「清史」，指的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清史稿》，載錄相關編修文件並記述纂修經過，而書中對《藝文志》纂修過程的敘述，似尚不如上述說明簡而得要。

附帶說明一下，現在所謂經學莫名其妙地大盛於天下，而若真心研究經學而不是起鬨架秧子搞什麼讀經救國，螳臂當車，阻礙文明的進步，那麼，清儒的經學研究，應該是絕大多數研究起步的基點。

朱師轍祖父朱駿聲，以經學小學著稱，朱師轍承其家學，也對清人經學小學著述致力殊多。在《清史述聞》中列有一篇自撰《重編清史藝文志經部說明》，闡述了他對更好地編錄清人經學著作的見解。惟時局動蕩，世事變遷，其心愿始終未能實現。不過他寫成了一部簡明扼要的《清代藝文略》，在日軍全面侵華之前的

1935

年，由華西協和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爲其出版，還是留下了對清儒經學成就的概括性認識。這部《清代藝文略》可以說是瞭解清人經學以及小學研究成果最好的一部基礎性著述，時下卻基本無人知曉。我曾得到一部某學人的批本，批註的內容，對原注有諸多重要補益，或即出於朱師轍本人之手。雖然很早就想把它標點整理出版，供大家參考利用，惜濫情過甚，每見獵心喜，縱筆所之，稀里糊塗地就不知道遊走到了什麼地方，不知什麼時候能坐下來幹這等乏味的苦事。

不管多大的學問，都是從基礎做起的，讀書當然首先要關注基礎的知識。目錄學的知識，是文史學者在廣博領域內從事研究的一個重要基礎，而與此相比，對於時間、年代和地理空間的認識，或許更佔有基礎的地位。對這些內容，鄭天挺先生也是相當重視。

1942

年

月，新生入學考試結束未久，在一次給西南聯大師範學院附屬中學講演時，他「以此次招生歷史試卷之凌亂錯誤，證明中學生之常識豐富而觀念不正確，於時間觀念、地理觀念尤甚。此其故蓋在教本教材之不能接受或不願接受，因而主張下列三點：一、增進興趣與瞭解：（甲）加圖表模型，（乙）加鄉土教材，（丙）以人物爲中心；二、養成正確觀念：（甲）注意年代，於中國紀元外加西元，（乙）注意地理，（丙）注意編次」（《日記》

1942

年

月

日）。雖然針對的衹是中學教育，但中學是大學的基礎，高深的研究正需要依賴這種一般的基礎。

在《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一書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鄭天挺先生對與時間密切相關的天文問題，也充滿了興趣。如他對天象的關注，曾記某日「六時，見新月如鉤，金星臨其上，作

形」（《日記》

1942

年

月

日）。注意到金星與月亮的位置關係，這已經是很細緻的觀察了。前此我寫文章論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事，知前人認識的錯誤，就是因爲他們並不瞭解金星的運行規律，不知道還有「明星（即金星）出西方」的事情，說明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文人士大夫就對常見的天象不大關心了。不過現在印出的日記文本，其中繪圖的形式，或有差誤。蓋新月的形狀，在地面上看起來不會是

的形狀，而應呈

形。不知是鄭天挺先生當時隨手繪圖有誤，還是現在的印本在排印時疏忽搞反了方向。

有意思的是，鄭天挺先生見到「新月如鉤，金星臨其上」這一天是陰曆十二月初二，而在初二這一天，通常是不大容易看到新生之月的。中國古代稱每月第三天爲「朏」，看字形就明白，指的是月亮初現的意思。後來在

1946

年

月

日，鄭天挺先生在北平又一次注意到了新月，特地在日記中做出如下記述：

時六時四十分，忽見天空有微月，光甚耀。今日陰曆爲初二日，尚不易見月，惟高地或見之。餘蓄疑久，在昆明時時留意，仍未得確證。今於北平復見之，豈舊聞不盡確耶？抑推算有誤耶？往時嘗以初二見月之故詢之習地理者，未得解，僅告以回教徒以見初二月爲吉慶，則非難事也。何以我國載籍又深異之耶〔朱竹垞謂惟大同能初二見月，有詩，容查出〕？

初二的月亮，肉眼能夠清楚看到的機率，畢竟較低，這裡邊道理並不深奧，不過鄭天挺先生確實還是不懂天文曆法的原理，所以始終懵懂其事。這一點，在他看待清代初年著名的楊光先《不得已》案時，也表現得非常清楚（《日記》之《蜀道難》

1941

年

月

日）。這種情況，也可以說是那一時代以來絕大多數文史學者難以突破的一個局限，顧炎武所說「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那個年代，畢竟已經逝去很久很遠。

談到基礎文史知識的欠缺和局限，古籍版本也是鄭天挺先生相對薄弱的一塊短板。前文所說蔣良祺《東華錄》的問題，就明顯透露出這一點。蓋蔣良祺《東華錄》初僅以寫本流傳，世不多見。其書初刻於日本，時爲日本天保四年亦即清道光十三年，這是迄今爲止，蔣氏原書唯一的刻本和印本，而中國在道光年間以後流傳的各種題作蔣良騏《東華錄》的刻本，乃至現在通行的西式印本，無一不是奕賡的《重訂東華錄》，已經迥非蔣氏原書的本來面目（拙文《從清宮秘藏到日本官板——記和刻本蔣氏〈東華錄〉》，對此有詳細考述，文刊《古文獻整理與研究》第二輯，中華書局，

2016

年

月），而道光年間以後中國國內的各種刻本印本，實際上並不稀見，鄭天挺先生說他在北平「求之數年未得」，正說明他對古書舊刻並不講究，並沒有像鄧之誠先生等人那樣與古舊書肆有密切的來往，所以纔會出現上述情況。

鄭天挺先生對古籍版本的隔膜，還可以從下面這一條讀書日記中看出：

讀《新唐書》。向以爲同文書局景印書籍最可信，連日讀《新唐書》，見譌誤不少（《日記》

1938

年

月

日）。

他當時使用的《新唐書》，是同文書局影印殿版《二十四史》本。這殿版《二十四史》，質量本來就不高，當時講求版本的學人，對它並不重視；況且同文書局的印本，其底本還存在其他更嚴重的問題。對此，與鄭天挺先生約略同時人錢基博就有很清楚的認知：

光緒間，泰西石印法初傳至中國時，粵之徐氏創同文書局，印精本書籍，最著名者爲覆印武英殿《二十四史》，皆全張付印。徒以所得非初印本，字跡漫漶，乃延人描使明顯，便於付印；又以書手非通人，遇字不可解者，輒改以臆，譌謬百出！尤可笑者，自《明》所據乾隆四年本，而不知四年所刻，固無《舊五代史》，又未見乾隆四十九年殿本，輒依殿板行款，別寫一通版心，亦題乾隆四年。書估無識，有如此者！然世乃以其字跡清朗，稱爲佳本（錢基博《版本通義》卷三《讀本》）！

對比之下，足見古籍版本之學確非鄭氏所長。其實學術誰也做不到全知全能，有所長，必有所短；況且時代和身處的位置，都要求鄭天挺先生最好能具有相應的外文能力。於是在繁雜的公務之外，他還要花費一些時間自學英語（《日記》

1940

年

月

日、

日），這也要耗去很多功夫。後學晚輩沒有必要對任何一位我們欽敬的長者盲目地無限崇拜就是了。

在另一方面，對金石文字、書畫篆刻等項內容，鄭天挺先生則顯然頗有興致。在這一方面，《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所記對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稿本》的考訂，似乎最能顯現他的情趣。

蓋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乃於嘉慶九年成書，係萃集並世十二學人所蓄以及本人舊存金石搨本，以接續宋人薛尚功在紹興時期刊佈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自言「薛尚功所輯者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六十，數迨過之矣」（《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首阮氏自序）。這是在乾嘉考據學日益興盛的學術風尚下，學人爲更加充分地直接利用早期史料而形成的一部金石學名著，也可以說是一部在當時具有一定集大成意義的巨著，當然對推動古物鑒賞的風氣也具有重要影響。

鄭天挺先生看到的所謂《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稿本》，雖然沒有清楚說明其版本性質，很容易給人以直接觀摩手稿的印象，但實際上應該是光緒末年由朱善旂氏石印的東西。朱善旂父爲弼，也很喜歡蒐集研治三代吉金銘文，是阮元輯錄舊搨的十二家學人之一。朱善旂印行的這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稿本》，衹是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的一小部分內容，其間既有朱爲弼的手跡，也有許多阮元的筆墨。朱善旂在此石印本上附有題記，判斷乃其父書稿先成而被阮用作己物，以致如鄭天挺先生所云，此「稿本」一出，「世亦以此爲文達盛德之累」。

並不研究上古三代歷史問題的鄭天挺先生，是特地從羅常培先生那裏借來此書閱讀的。我想，此舉應該更多出自它對古物的興趣。爲一探究竟，鄭天挺先生竟連奮三日之力，在日記中舉述十證，詳加分析，終於辨明真相，蓋「阮氏之書實萃諸家之說之長，非出於一人一時之手，尤非掠人之美。其纂輯之任委之朱右甫（德勇案：即朱爲弼），而阮氏亦嘗自撰述其定本，更經諸家參訂〔故稿本與刻本頗有異同〕，非全出之朱氏，尤非朱氏先有成書而阮氏借名刻之也」。

這是一篇很精湛的考證，對瞭解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這一名著的成書過程，頗有助益。有意思的是，鄭天挺這篇考據文字，是寫在這一年舊曆年底的臘月二十八至大年三十這三天之內，其興致之高，亦技癢難耐，於此更彰顯無遺。就在動筆寫這篇考據文稿的那一天，鄭天挺先生和魏建功、羅常培一同逛古玩店，其間羅常培和魏建功各得一硯，而他本人一無所獲，回家後在日記裏悻悻然記下一筆云：「玩物喪志，而貪嫉之念隨之。今後擬不再尋求，且不復爲友好尋求矣。念之念之。」（《日記》

1938

年

月

日、

日）是不是真的摒棄了這方面的癖好，不得而知，不過一般來說，這恐怕比戒嫖戒賭更難。

對古董文物的喜好，對歷史學者來說，其實並不是什麼壞事，如常語所云，技不壓身。這些古器古物、古刻古銘，會使你更貼近逝去的歷史，而貼近了，纔能有細緻入微的體會。在這裡講句胡話，這樣的體會，或許可以藉用「體貼入微」這句成語來描述，至於別的學者能不能也有這樣的感覺，就看你自己了。

今人僞造的所謂

慈禧詔諭

自稱持有所謂慈禧詔諭

的盛宣懷後人

（賈俊琪等譯井上清著《釣魚島：歷史與主權》譯者新加插圖）

由於後來集中精力研治清史，這種愛好，使鄭天挺先生對清代的文物，更有深入細緻的瞭解，這也爲一些重要歷史問題的研究，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年在美華人「保釣」運動轟轟烈烈的時候，有地痞無賴，僞造了一件所謂慈禧詔諭。詔諭中講老佛爺曾把釣魚島賞賜給了大臣盛宣懷，文曰：「皇太后慈諭：太常寺正卿盛宣懷所進藥丸，甚有效驗。據奏原料藥材採自台灣海外釣魚台小島。靈藥產於海上

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該卿世設藥局，施診給藥

救濟貧病

殊堪嘉許。即將該釣魚台、黃尾嶼、赤嶼三小島賞給盛宣懷為產業

供採藥之用。其深體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欽此。光緒十九年十月。」當時和後來，乃至今日，一直有人試圖以此爲據，來證明大清王朝擁有釣魚島的領土主權。

吳天穎先生在研究相關問題時，曾向鄭天挺先生請教這件詔諭的真僞，先生當即清楚答復如下：

第一，材質不合一般上諭：在所接觸的清代上諭中，均爲普通白摺紙寫就，向來沒有用棕紅色布料書寫的。

第二，書寫習慣不符：光緒時代，如係光緒帝根據皇太后旨意發佈詔諭，寫作「朕欽奉聖母（或『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如係由皇太后直接發佈，當作「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

第三，「慈禧皇太后」大印，有異於清廷一般詔諭上所用玉璽，後者爲滿、漢文具列，即印框右行爲篆文，左行爲滿文。

第四，「御賞」腰章不用於「賞賜」，而用於書畫等藝術品的「鑒賞」。（吳天穎《甲午戰前釣魚列嶼歸屬考——兼質日本奧原敏雄諸教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4

）

對於具有相應學術素養和基本學術品質的學人來說，結論不言而喻——這是一件贗品。技到用時方恨少。業師黃永年先生常對我講，一個好的學者，或者說真心向學的學者，應當努力做到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該用什麼，就拿出什麼，這纔能真刀真槍地上戰場，而不是自己師心自造一個模式，逮著啥都死乞白賴地往裏套。真正做到這一點，恐怕很不容易，甚至誰也做不到，至少是不會做得很好，但先得有這個意願、同時也有這個情趣，纔能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也就能把學問做得更博更通一些，這樣纔能得更加心應手地做研究。換個角度看待這一學術素養問題，可以說衹有這樣，一個學者纔有可能坦然面對隨時出現在眼前的問題而對其加以探討，而不是永遠衹研究自己給自己製造的那一個問題。

作爲一介書生，鄭天挺先生喜好讀書，喜好治學，卻難得有暇讀書，這當然不是由於玩物喪志，而是他所擔任的行政工作，讓他無法一心一意地讀書治學。這樣的窘境，並不是別人強加個他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找的，是他自作自受。現在我們來評議鄭天挺先生的處境，很難說是悲劇，還是正劇，衹能說是歷史賦予他的命運。

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是古來讀書人胸懷的理想，困守書齋，不過是很少一小部分書獃子想要的生活。近代以來，職業的分工日趨細密多樣，大千世界中，能夠有條件爲讀書而讀書，還會領到一份過得去的薪水，當然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然而社會畢竟是一個複雜的體系，總需要有人在社會體系中發揮組織協調的作用。事因人成。這樣的工作，由好人來做，還是由不好不壞的人來做，或是讓壞人來做，對社會生活的好壞，是有重大影響的，因而人們總是希望能夠有一些好人，能夠出來承擔這樣的工作，也總是會有那麼一些人願意挺身而出，爲大家，爲社會，來做這樣的工作。

在學術界，出來做這種組織工作的人，最好是既以學術研究爲人生理想，同時又把行政組織工作看作是踐行其學術理想的舉措。這樣的人，現在雖然基本看不到了，但在民國時期，卻是不乏其人，從蔡元培、胡適，到傅斯年、顧頡剛，都是一時人傑。完全可以說，沒有他們的組織工作，就沒有那個中國學術的黃金時代。

當年讀書的時候，我的老師史念海先生曾頗有感慨地說，現在我們辦那麼多學術刊物，怎麼沒有一份能夠達到當年《史語所集刊》的水平？這個問題，我們誰也不好正面回答，但當年的《史語所集刊》能夠辦得好，在具體的人事上，是因爲有傅斯年在主持其事，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沒有傅斯年，不僅不會有當年的《史語所集刊》，甚至根本就不會有那個人才薈萃的史語所。就我個人從事的專業歷史地理學研究來講，也可以說，沒有顧頡剛先生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組織工作，如創辦《禹貢》學會和出版《禹貢半月刊》等，中國就根本不會有歷史地理這個學科。

所以，當我們今天談起當年北大和西南聯大的輝煌時，就不能忘記鄭天挺先生這個北大秘書長和西南聯大總務長爲之付出的大量心血。

魏建功先生

爲

鄭天挺先生所刻

「指揮若定」杖銘

鄭天挺先生的天下社會懷抱，我們在他這本日記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938

年

月

日，當北大南遷，短暫居留於長沙的時候，鄭天挺先生因與友人逛書肆，觸物感懷，不禁引發胸中的情愫：

飯後偕雪屏（陳雪屏）、建功（魏建功）、莘田（羅常培）游玉泉街書肆。余得聚珍巾箱本《水經注》一部，價一圓二角。建功得《海陵文鈔》一部，價三圓三角。莘田得曾文正尺聯一，描金紅蠟箋行書，文曰：「世事多從忙裏錯，好人半是苦中來。」上款爲「雲仙仁弟親家性近急遽，纂聯奉贈」，下題「同治元年八月」，蓋書貽郭雲仙〔松燾〕者也。眾皆定爲真跡，而價僅三圓餘，尤廉。四時歸校。……晚飯後毛子水來談，因及莘田所得曾聯。子水雲其語蓋出於陸桴亭「天下事何嘗不是忙裏錯了」，又雲曾文正尚有「天下無難事，天下無易事；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一聯，尤爲明言。子水嘗自號「詩禮堂」，並撰聯曰：「利民人序後嗣，哀窈窕思賢才。」又嘗集《文選》「飄颻放心意，窈窕究天人」、韓文公句「陋室有文史，冥觀洞古今」爲聯，亦是（足？）以見其胸臆也。……晚，翻閱《八賢手札》，胡文忠稱左文襄爲老亮、郭意誠爲新亮、郭雲仙爲南嶽長老。吾自少心儀諸葛公，儕輩嘗以丞相相戲。夏間留平守校，膺中、莘田、雪屏又戲呼爲文毅。及決意南來，欲留衡山講述，遂自號南嶽僧。偶讀諸札，不禁啞然。然諸賢宏濟之略，又豈小子所及哉！勉之！勉之！

其「自少心儀諸葛公」一語，已經把他的人生志向表曝無餘，而要想爲社會成就一番事業，對待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就要有曾國藩那樣一種雍容的心態，即「天下無難事，天下無易事；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這樣纔能忍得住無賴，耐得住無聊。前面我們看到鄭天挺先生在爲自己制定讀書日課時據依的成例，是「求闕齋日課」，而古人本來有許多這類讀書日課，所謂「求闕齋日課」乃是曾國藩的讀書安排，鄭天挺先生在思量讀書進程時首先想到這一「求闕齋日課」，無意間正透露出他對曾文正公經世功業的景仰。一年多以後，羅常培女弟子張某寫錄辛棄疾《水龍吟》「渡江天馬」詞爲鄭天挺先生四十一歲生日賀壽，先生就此記云：「余最喜此詞『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況有文章山斗』數語。」（《日記》

1939

年

月

日），這愈加闡明他想要爲社會建功立業的心願，這也可以說是鄭天挺先生一生關節所在。我們今天亦須先明此心此意，纔能讀好讀懂這本《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知曉其讀書做事的精神境界。

2018

年

月

日晚記

【附案】此文今刊《澎湃新聞》之《翻書黨》欄目，編輯易題爲《辛德勇讀《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不暇亦學的總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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