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张艺谋电影《英雄》?

张艺谋拍的《英雄》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2002年上映的时候,因为剧情的重复拖沓,场内场外骂声一片。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时,觉得张艺谋真是在用心阐述自己的“侠义”观。片中无名和秦王三个回合的对话,每次对话都阐述了不同的侠义精神,并且层层递进,最后上升到“胸怀天下”的大义上来。这样的设计是巧妙的,也是完备的。再加上这部片子里演员的演技、光影画面和配乐均属一流,让我觉得这真是一部难得的武侠片。大家赞同吗?


《英雄》诚然在国内褒贬不一。


而在国外,却被很多老外视为神作,一度杀进IMDb前250名榜单,并在时代周刊评选的“2004年全球十佳电影”里,荣登第一

关于它获得过的全部荣耀与口水,大家可以自己查,我就不科普了。


但实话实说,在张艺谋的所有电影里,《英雄》是我最爱的。

《活着》诚然伟大,但在当年《霸王别姬》和《蓝风筝》的夹击之下,它并不出奇。

与此类好莱坞式的传统剧情片相比,《英雄》可谓特立独行。


它用到了很多,在以往电影里少有的古中国式概念。


比如,用意念决斗——

还有电影里的一些“神论”——


武功琴韵虽不相同,但原理相通,都讲求大音希声之境界。

剑术不光与音乐相通,还能藏于字中。

这说明《英雄》里的武功,并不只是杀人器,倒更像是一种艺术。

我们看惯了好莱坞的理性科幻片,现今再来看这些中国式概念,可能会感到很“玄”。


而“玄”,其实正是中国独特的文化。


比如《道德经》开篇的第一句——


道可道,非常道。


单这六个字,至少就有数十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台湾学者薛仁明说过,中国学问和西方学问有一个最大的差别——


西方学问要把情感抽离出来,用“纯粹理性”去分析。而中国学问的第一个特色,是问你的“感觉”在哪里。

《英雄》骨子里透出来的,就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非理性的诗意”。


飞雪用袖子抵挡万箭,完全无视现代物理学。

《英雄》的许多画面,表达出无尽的诗意。


这种“纯粹的艺术想象”,在中国叫“感物”,在日本叫“物哀”。


爱人逝去了,枯黄的树叶缓缓飘落,哀伤的心情散发出极致的美感。

有人说,《英雄》只有画面是好的,内容无比空洞,所以是烂片。


我想说,我们不该以小说的标准,去评价一首诗。

更何况《英雄》的情节虽少,却并不空洞。


无名实为赵国人,家人被秦军杀害,自幼流落在秦,被秦人收养,十年前知道身世,便决心刺秦。

无名的角色构思来源,其一应是《史记?赵氏家》里的《赵氏孤儿》。

其二应是《史记?刺客列传》里的豫让。


豫让为了刺杀赵襄子,用漆涂身,吞炭致哑。


最终刺杀虽然失败,但他拿起赵襄子的衣服,象征性地刺了一剑,随后自尽。

《英雄》里的无名,为了刺杀秦王,苦练十年剑法。

另外的刺客长空、飞雪,则不惜牺牲性命,助他刺秦。

结果刺秦失败了。


这其实是因为,从一开始,无名就没有想要杀死秦王


他一往无前,实际上,只为求死而已。

此一“壮士一去不复还”之背影,是多么苍凉

无名不能刺秦,是因为,残剑送给他两个字。


天下。

这两个字什么意思?


中国的地理构造和民族文化,注定了一件事,就是迟早会形成大一统。


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即便杀死秦王,也还会有其他人来做这件事,酿成持续的、更大的兵燹。


既然以战不能止战,不如放手,一统天下。

剑法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是以大胸怀,包容一切。

这段话,道出中华千百年来之根本。


有人说,这是为独裁者唱赞歌。


这么想的人,显然误解了张艺谋的心思。


无名既知不能刺秦,此一行自己必死,那他为何要来?

是为了告诉秦王,你并非天下无敌。


残剑杀进秦宫,但没杀死秦王,也是为此。

他们是要证明一点——


我能杀你,但我不杀你。而这,并不是迫于你的权威。


我是为了天下百姓,能够远离战乱。

一个人的痛苦,与天下相比,便不再是痛苦。赵国与秦国的仇恨,放到天下,便不再是仇恨。

侠之大者,心系苍生。


这是张艺谋表达的侠义观,也是古今大侠士的风骨。

无名刚进秦宫时,秦王狂傲极了。


他说——

六国算什么?寡人要率大秦的铁骑,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

而到后来,秦王平静下来,他发现了一个事实——


他还没死,只是侠士为了大义,没有杀他而已。


无名最后用剑柄,如豫让一般,象征性地刺了他一剑。

无名说——

这一剑,臣必须刺。刺了这一剑,很多人会死,而大王会活着,死去的人请大王记住,那最高的境界。

言下之意,如若你达不到那最高境界,不能给百姓以和平,千千万万个我还会出现,推翻你的暴政。

电影结局时,秦王的狂躁、暴戾已经消失。


他命令士兵,厚葬无名。


最后一幕,秦王终结战乱,修建长城,护国护民。

无名以自己的死,换取暴君的醒悟。


这便是“英雄”。

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主流思想里,并不把死亡当成多么可怕的事。


为了天下苍生,“文死谏,武死战”是一种无上荣耀。


现代西方人打仗,打不赢,逃不了,多半就会投降,且无不正义之感。


所以在《英雄》里,赵国人面对秦军万剑袭来,竟无动于衷,这一举动震惊了国外,尤其是美国观众。

在中国的“感物”、日本的“物哀”文化里,死亡,甚至带有一丝美感。


这也是为什么,当飞雪、如月死亡时,我们不会撕心裂肺,而是感受到“死如秋叶之静美”。

而在另一方面,张艺谋对色彩的运用,堪称如神。


斯皮尔伯格曾说——


我不懂中文,但通过色彩,我看懂了《英雄》。

黑色空无的宫殿,象征秦王的孤独、寂寥、世间无有知己。

十年来,从未有人上殿近寡人百步。

红色蛊惑心智,象征欲望、猜忌、迷乱的爱情。


另一方面,鲜艳的血红色,象征死亡。

你我,都很蠢。

蓝色象征秦王缜密的心智,同时描画出残剑飞雪宁静致远的侠义胸怀。

你死了,我怎么活?

你答应我,好好地活。

绿色,象征最纯真的年代,最纯粹的恋情。

她说完成刺秦之后,带我回她的家。

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

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白色,最简单的颜色,象征洁净、无暇、统一。


另一方面,象征旧文化(春秋)、旧世界(战国)的哀悼。

我们再不会浪迹江湖了,

我现在就带你回家,

回我们的家。

如此精绝的设计,让人慨叹称奇。


而我认为,《英雄》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内核,用电影艺术阐述中华文明。


刺客列传、侠之大者、文人风骨??


缓慢的镜头,蕴含无限的禅意。

曾经看过一个新闻,美国一名博士生写研究中国的毕业论文,提交上去之后,被教授批评——


你写了这么多字,还不如一部《英雄》让我更加了解中国。

陈凯歌和张艺谋

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家和无良商贩的本质区别。


艺术家在赚钱的同时,背负着传递文化的重任。


而无良商贩,拼凑出一部部价值空无的作品,套取吃瓜群众兜里的现金,创造巨大的市场泡沫。


比如那谁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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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英雄》是张艺谋最具争议的电影作品。最有意思的是,《英雄》在国内外之大相径庭的评价和口碑。国内的影评人和观众对这部电影多持负面态度,统一的认为这部电影缺少内在精神价值判断,充斥艺术灵魂的空洞,华丽有余而内容不足;而西方媒体和观众却视这部电影为神作,例如我一个画画的美国朋友认为此片是他看过最好的非英语电影,用“无尽的诗意”和“纯粹的艺术想象”去赞誉它。

官方信息来看,美国《纽约时报》曾用整整两个版面报道这部电影,称“《英雄》这部电影经典得就像中国的《红楼梦》,也是我们美国奥斯卡的无冕之王。” 而在2005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2004年全球十大最佳电影”里,《英雄》更是排名第一,成就了华语电影首次问榜登顶的神话。

这样的口碑差异是值得研究的。张艺谋曾在一次访谈里说,从《英雄》开始,他的大部分电影都不叫观众满意,而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张艺谋。用他自己的原话就是,“这电影搁在别人那儿,都是好电影”。

这句话也很令人回味,道出了观众对于大导演的艺术期待,你是张艺谋,你就应该水平比别人高;同时,也反映出观众对于导演“人艺合一”的期待,超生风波,包括接手奥运会开幕式,都让张艺谋的影迷对于一个艺术导演的纯粹性打了折扣。

但话说回来,就《英雄》这部电影本身而言,它真的有国人批判的那么差劲吗?

首先,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以作为客观评价这部电影的基础。

第一,“武侠”的概念是主观的。没有一个今天的人是真的生活过在一个“武侠”的世界里的,也有没有一个字典或一本教课书来给出“武侠”这一含义的标准解释。所以,人们对于武侠的理解都是基于文学、美术、影视等人为创造的、间接建构的信息,那么,这个“武侠”的概念和观点就是绝对主观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武侠”,一千个“江湖”。张艺谋拍的是一个自己臆想里的“武侠”精神,所以,有人叫好,有人批评,是很正常的。

第二,“武侠”不是张艺谋成长的世界,也不是他骨子里的精神。张艺谋是个典型的“中国式”导演,他的成长环境、审美品位、艺术理念,都是很传统的,中国式的大红大绿,透露着人多、地大、黄土高坡的壮美和豪情。所以,类似于《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传统文化的、乡土环境的、内陆气息的、现实主义的电影题材才是张艺谋根子里的东西。他深有体会,包含情怀,所以这类题材的电影他拿捏得当,立意深刻,饱受好评。较徐克这样的导演而言,《英雄》想表达的武侠世界绝对不是张艺谋的主场,也不是他的专长,所以电影拍得不进油盐滋味,可以理解。

第三,《英雄》是张艺谋的野心之作。不可否认的,张艺谋拍《英雄》是受到了李安的《卧虎藏龙》的影响,他也想拍一个叫西方人大开眼界的视觉奇观,并进军好莱坞,最好能拿个奥斯卡。新千年后的张艺谋,已经凭借《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包括《我的父亲母亲》在国内获得了无数的声誉,已经是国内一线大导演,于是野心放大,想征服国外市场,也是情理之中。这种国内大导演想在国际市场获得认可的心态在后来的冯小刚身上体现的更明显。作为一个卖座但不得奖的导演,冯小刚自己也坦言,《夜宴》算是他进军国外、企图得奖的野心之作,最有趣的是《卧虎藏龙》、《英雄》、《夜宴》有一些一以贯之的元素,例如章子怡的形象,谭盾的电影音乐(这三部电影音乐完成了谭盾自己的“武侠三部曲”)。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该明确,张艺谋拍《英雄》的主要目的是给外国人看的。他选择了一条自己不擅长走的题材道路,目的是证明自己的视觉艺术控制力,至于结果怎么样,我们细细来看。


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内地有一整个时代的电影观众都是在张艺谋那写意又写实的电影里成长的。例如我爹,是绝对的张艺谋脑残粉,视巩俐为心中的第一女神。他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等电影,叙事风格充满了中原文化的豪气,讲究的色彩和构图形成了独特的电影语言。张艺谋的电影注重寓意、象征意味丰富,这个陕西汉子用朴实的独白和激情的画面讲述了一些我们文化“根”里的东西,剖析中国的社会、中国人的命运。所以,当2002年,这个黄土地导演用巨星云集的商业大片描述一个虚幻的“武侠”故事时,人们都惊讶了。无论是题材,还是制作,《英雄》都一反张艺谋电影的常规,打破了人们的预期。

这部电影斥资3000万美元,成为了当年投资最高的中国电影。在演员阵容上,此片汇集了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章子怡、陈道明、甄子丹这一批国际国内知名的当红影星,就连电影主题曲的演唱者也是天后王菲。这种制作阵容放在今天也是十分可观的。最终,这部电影在国内的票房高达2.5亿人民币,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票房过亿的影片,创下了无数个历史奇迹。两年之后,电影于2004年八月在北美地区上映,连续两周夺得票房冠军,全球票房达到1.77亿美元,这种华语电影在好莱坞地区的骄傲成绩至今也非常可观。

所以,就中国电影进程来看,《英雄》毫无疑问是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里程碑。自此之后,中国电影拉开了商业大片的时代帷幕。砸投资,拼明星,狂宣传,这开始成为一种商业操作的模式。

于是,电影观众在大量的“大投资”、“大明星”、“大烂片”的恶性循环里感到失望,也开始埋怨起这种大片模式的怨始作俑者,张艺谋的《英雄》。

我个人就十分怀念八十年代末中国电影的诚挚时期。有张照片我记得清楚,画面里有三个光着膀子站在高粱地里的男人,分别是莫言、姜文,还有一个带着一身黄土、笑眯了眼睛的导演张艺谋。


但话又说回来,撇开导演的个人野心和商业大片的操作,《英雄》作为一部电影又如何呢?


《英雄》的故事情节简单得几乎可以不用复述,张艺谋版的“荆轲刺秦王”,在电影语言里描写了一个“讲故事”的故事:刺客无名背负着刺秦的使命来到秦王面前,为了完成自己十年练就的“十步一杀”的绝技,他需要长空、飞雪、残剑三位刺客的牺牲而接近秦王。电影的整个架构就在无名与秦王二人的对话中产生,回忆和现实不断交织,真实和谎言相互交错。几位刺客的形象在风格化的色彩叙述分支中不断丰满成型,秦王的回忆和猜想也推进了故事的进展。最后,无名受到残剑“天下”概念的启发,在与秦王面对面的交涉之后,决定为了天下的大一统而放弃刺秦的任务,牺牲自己,最终完成了故事对于历史上秦国统一天下的结局对接。

这种电影构成和叙事模式展现了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颇为流行的多视角、分段式叙事,展现了同一故事的不同角度,刻画了不同人物在同一事件中的各自经历和感受。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叙事模式给予了观众多元化体验的可能,完整了单一叙事中的情感缺口;同时,在哲学思想上,也表达了艺术家对于“真实”和“体验”的辩证关系、复杂结构的反思,试图用多人、多角度的私人化体验去拼贴一个集体事件的“真实”外衣,从现象学的角度去考量个体和群体的联系。

所以,《英雄》的电影模式虽谈不上新奇,但却是中国电影在传统叙事模式上的突破,也展现了中国导演在西方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产生的艺术实验。

这种多线多角度的分段叙事成为了《英雄》故事本身的情节矛盾,到底哪里是真实、哪里是谎言成为了无名和秦王斗智斗勇的交锋,它们的互补和互斥也成为了观众思考的主题。

西方导演在使用分段叙事、多角度回忆的电影创作时,多习惯于用文字标题来提醒观众,最著名的例子要算鬼才导演昆丁·塔仑蒂诺的《低俗小说》。这部电影由“文森特和玛莎的妻子”、“金表”、“邦妮的处境”三个故事,加上序幕和尾声这五个部分组成。风格化的字体和标题的运用把这五个环环相扣的小故事分隔开来。这种由标题统领的“环形叙事”的结构成为了电影史中的经典,其中标题的运用也影响了好莱坞的类型化影片的发展。这种文字标题的使用既体现了导演的个人风格,更体现出了美国主流文化里受到自六十年代后的“波普艺术”的影响,文字和语言在视觉艺术里的直接参与表达了以广告为主的大众文化和商品经济对于流行文化的入侵。


而张艺谋作为中国导演,在进行风格化的分段叙事时,没有采用“文字标题”的手段而是使用“色彩”这一元素对不同主体的故事进行分割。这既符合中国文化里内敛写意的气质,点到为止而不必点破,也符合导演个人的审美喜好和一贯创作风格。张艺谋的色彩美学在这部电影里发挥到了极致:色彩不仅仅成为了渲染电影情绪、人物心情的元素,色彩更是成为了电影情节推动和故事逻辑构成的主角。所以,色彩分段叙事成为了《英雄》的巨大视觉标识,让人们记住了张曼玉和章子怡在黄色树林里决斗时的红衣飘飘,也让人们记住了李连杰和梁朝伟在碧水山峦上对战时的侠气青衣。

电影的色彩分段叙事主要分为四大色块:

第一块是黑色主题,主要为无名和秦王在现实主线中的色调,这个黑色的主线贯穿电影始终,从二人的衣服发饰,到秦宫大殿内的摆设,到卫兵大臣们的一众黑色,都象征了那个铁器时代的风貌,秦国的威严和历史的残酷;

第二块是无名讲述的第一个故事,以飞雪、残剑在赵国书馆的红色基调为主,红色映照着这个故事中对于爱欲的描写,体现着爱、恨、占有、嫉妒等激烈的人类情感;在另一方面又伴随着秦军大部队的箭雨腥风,红色象征着历史兴衰灭亡的血液,而与朱砂这一书写材料的颜色相呼应,又在情感上体现了导演对于文化血脉这一重要情怀的暗指;

第三块叙事主要由秦王的回忆和想象讲出,以三位刺客的蓝绿色调为主,刻画了一个仙气十足的境界,水蓝色既表现出秦王内心世界的缜密心思、镇静强大,又在气质上体现了残剑飞雪这一对侠义眷侣的超脱世俗的气质,在形式上模仿山川、江河的流动与飘逸,也包含了秦王对于侠情义胆的崇敬,对于胸怀坦荡的剑客精神的尊重;

而最后一个色块是表现真实世界的白色叙述,白色在本意上体现出真实,本质,干净,统一,既是最简单的存在,也是最难得的纯粹。光可以看作是白色的,水可看作是白色的,风可看作是白色的,白色构成了这个复杂世界的基本元素,导演在赋予真实以“白色”的外衣之时,也在对这个意义复杂的存在基本付诸个人化的思考。

这种极其风格化的叙事方法给张艺谋带来了两极式的评价。热爱这种极度写意化、舞台化表现手法的人对这部电影的赞美滔滔不绝,称《英雄》成就了电影视觉世界的空前美景,其色彩的运用媲美黑泽明的电影经典《乱》。而习惯于张导早期电影的观众则失望于美丽的视觉世界里缺少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对于这种虚无武侠世界的浅层诠释也让他们无法在所谓的“天下”概念里找到人物转变的合理解释。

而这种“所见”与“所感”之间产生的巨大不平衡正是《英雄》这部电影饱受争议的原因。

西方观众因为缺少对于秦国大一统历史的了解,抱着对于武侠世界的无尽想象,惊叹于这个诗意暴力美学里的世界。面对这个他们并不了解、少有熟悉的东方环境和侠义精神,他们选择完全的相信,赋予充足的尊重。可以说,西方观众多是抱着欣赏的态度去观看这部影片,选择沉浸和融化在那个美丽而遥远的精神世界里。

而对于中国观众而言,人们本着对于“荆轲刺秦”的个人历史观,对于“武侠”精神的自我理解,对于张艺谋电影的心理期待,都是带着批判和审视的眼光去观看这部电影的。还是那句话,西方世界里,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英雄》放在中国观众的眼光里,也正是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武侠”,一千个秦始皇,一千个无名,一千个“英雄”的定义,一千个“天下”的价值观。这种丰富的背景知识和情理常识让中国观众很难在张艺谋给出的唯一答案里找到最让自己信服的解释。

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曾将古代艺术分为两类,一类是阿波罗式的艺术,指的是理智的、规则的、文雅的艺术;第二类是狄俄尼索斯式的艺术,所指的是混乱的、无序的、疯狂的艺术。

而阿波罗式的艺术代表着知识分子理智的反思,而狄俄尼索斯式的艺术则源自于人类的心理潜意识。这两种艺术形式与代表它们的神一样,都是宙斯的儿子,彼此互不相容,但又无法分割。

尼采认为任何形式的艺术作品都含有这两种基本的表现性质。而表现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狄俄尼索斯式的:在视觉表现上,它们突出地呈现了鲜艳的色彩、扭曲的形式;在技巧上,注重形式的表意、表情绪,创作基于感觉,而不基于理性。所以,广义的讲,表现主义是指任何表现内心情感的艺术。而从这点看来,张艺谋的《英雄》确实用他的艺术手法展现了表现主义的内涵。

电影的浓烈而分明色彩风格化叙事尤其体现了此片的表现主义手法,而这几段小故事都源自于单一人物的回忆或是想象,这又符合了表现主义的感性特征,反映了一个私人化的潜意识视角。

所以,从某一层面上说,基于这种私人化叙事的语言要求,逻辑思维和现实反思并不是电影镜头要表达的中心,在这种写意抒情的语言环境下,苛求表现主义电影的现实反思功能是有些多余的了。就如同其他表现主义电影那样,张艺谋在《英雄》的故事里强调的是观众的直觉感受和他艺术的主观创造,不求复制现实、不对现实理性做出评价,崇尚的是一种类似原始艺术的非实在性的、装饰性的美,并求在浓烈的色彩、强烈的明暗对比中创造出一种极端纯粹的精神世界,致使超现实的艺术风格更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这种基于尼采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创作本身就是会遭受到社会质疑的。

这种只表现私人内心、体现情感宣泄的作品从一定程度上讲体现了虚无主义精神的本质,在影像世界里只关注异化精神的表象而不去反思现实世界的矛盾。虽然人类的共性是企图在现实中找到精神的安慰,逃亡不可避免的冲突,但这种类似精神鸦片般的艺术手法无法揭示生活的真谛,无法给我们的真实世界提出有力的反思。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觉得《英雄》这一电影,只有华丽夺目的外表,但无深刻的精神内核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种源自于表现主义本身的界限不能完全否定《英雄》作为电影的艺术价值。相反,《英雄》这部影片之所以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正是源于此片对于表现主义影像的较好诠释。在这种创作精神下,故事的文化内涵和人物的精神世界跨越了语言障碍和东西文化的差异,感染了处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中的生命个体。


通常说,表现主义电影的导演都在创作中注重具有象征意味的造型和视觉安排,在构图和布景上下足了功夫。这一点在《英雄》中体现的极其明显。

总的来说,四大色彩板块的安排就体现了四条人物主线的情绪和意义,这种通过颜色完成的精神暗指是超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的,让中西方的观众在情绪和心理上都能读懂人物的发展和情节的走向。电影的移动影像被设计平面艺术一般地精心对待,对于居中、对称、平铺等画面结构的安排也展现了视觉语言的力量。

例如秦王大殿内的完全对称象征了秦王的严谨和画面情绪的紧张,秦王在镜头里的居中体现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威,凝聚了剧情的张力。

而表现主义电影里常用的人物特写和富有象征意义的空镜头也在《英雄》中有突出的表现。在许多打戏中,导演刻意放缓了电影的镜头速度,用慢镜头去特写人物表情,中国功夫在如梦如幻的服饰帮助下成为了令人沉醉的舞蹈,而主要人物的一颦一笑更是让人记忆深刻,这种放大式的表演增强了影片的风格化和戏剧性。

而对于环境的渲染则可以看做是对于人物行为和人物内心灵魂的解释,力图揭示人物行为背后的情绪和社会原因。这一点从导演对于“沙漠”、“山水”、“树林”等几个重要场景的安排就可读出。在大漠中出现的那几次交锋,包括最后残剑飞雪的殉情,都展现了人物个体在大环境里的渺小和悲剧意味,体现了中原历史的残酷,人物心境的苍凉之态。

而在那场无名和残剑在意念中进行的湖中大战里,九寨沟的迷人景色更是把这种意念之态推向了极致。在这种如梦如幻的画面中进行的打斗更多的是一种礼仪,一种对话,一种对于逝者的尊敬,和一种对于武侠精神的致意。那片山水呈现出永恒的宁静之态,超脱了个体生命的爱恨情仇,展现了自然之超越人类的广阔和纯粹,这是对武侠意境和中国山水写意的重要体现。

在这些导演艺术化处理的主观镜头里,客观的写实已经不是电影叙述的主要目的,情节和逻辑的分析让位于情绪和意识的描绘。《英雄》的故事本身就是在探讨“讲故事”的私人化和主观性,而电影镜头展现的也正是这种艺术处理后的“主观的现实”。

这种主观的现实让西方观众简单易懂地看到了中国山水诗意的美,武侠世界的潇洒和无奈,中国文化的博大和深远。在剧情的推进中,还顺带介绍了武功与琴韵的相通,让西方看到了“大音希声之境界”;揭示了书法和剑法的相似,传达了“靠手腕之力与胸中之气”的统一;同时还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秦国统一度量、统一文字、最后统一天下的文化结果,等等这些内容都让西方观众在看得着迷的同时看到了点中华文化的皮毛。

所以说《英雄》作为一部拍给外国人看的电影,我认为它的使命是完成了的。

形式的壮美附带着中华文明的情韵被西方人欣然接受,这个结果是理想的。如果真的能让所有中国观众也能在这个表现主义的主观世界里读出点现实主义批判的深刻含义,那么《英雄》也许真的可以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完美的作品了吧。

希望你们觉得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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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反对 @罗罔极 的答案。内容空洞无物,除了堆砌图片和一堆莫名其妙的文字之外完全不知所云。像极了以前的孔鲤。

评价一部电影,可以从剧情是否具有逻辑性、道具是否贴合故事情节、演员的表演是否为情节服务,或者从影片上映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带来的社会影响,评价的角度有很多很多……然而罗先生却写一个十三不靠的内容。

不可否认的是,《英雄》作为一部电影来讲,确实是好看的。这种好看的概念则来自于影片罗生门式的叙事方法、程小东设计的奇观化的武打场面、梁朝伟、张曼玉、李连杰、陈道明、章子怡和甄子丹组成超强明星阵容、敦煌和九寨沟所展现出来的如诗如画般的迷人风景和张艺谋刻意设计出的浓郁缤纷的色彩。如果单纯的把《英雄》作为影像艺术来看待的话,几乎每一个画面都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英雄》在当时带给观众的,绝对是一场视觉盛宴。

但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并不一定能称之为好电影,《英雄》就是这样的情况。

首先,从拍摄的初衷来讲,《英雄》并不是一部拍给中国人看的电影。

相比于张艺谋以前的作品 , 《英雄 》的转型性质明显 。 在李安 《卧虎藏龙 》的启发下 ——尽管张艺谋多次重申 《英雄 》的创作初衷和 《卧虎藏龙 》的成功没有任何关系 , 甚至 《英雄 》的剧本筹备要远远早于 《卧虎藏龙 》的出现 。但是 , 此后几年中国电影的制作状况呈现的事实是 , 自 《卧虎藏龙 》以后的许多年, 中国电影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方式都因袭了武侠片这一捷径。

《卧虎藏龙》在好莱坞大获成功后,西方观众和美国影视界便开始对中国武侠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种背景下,《卧虎藏龙》的制片人安乐公司江志强见到了张艺谋和《英雄》的剧本初稿,江志强认为《英雄》所表述的“刺秦”的故事虽然对中国人来说已经不再新鲜,但对西方观众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更能打动好莱坞的是,《英雄》并不仅仅是部武侠剧,在一定程度上,它更像是东方人讲给西方人听的一个东方英雄童话:这里有比《卧虎藏龙》更惊心的宫廷刺杀、更浓郁的历史烟尘、更凄美的爱情故事。《英雄》的主演,张艺谋选择了李连杰。此时的李连杰错过了《卧虎藏龙》中李慕白的角色,断然不会再错过《英雄》中的无名。(话说李连杰后来还错过了《黑客帝国2》中的先知保镖。)但是当时李连杰在好莱坞的影响力也另其他华人演员望尘莫及。综合各种原因,《英雄》剧本还在修改阶段时,美国片商的购买价便开到了2500万美元。

《英雄》作为一部表现主义非常浓烈的电影,张艺谋在创作中非常注重具有象征意的造型和视觉安排,并且在构图和布景上下足了功夫。四大色彩板块的安排就体现了四条人物主线的情绪和意义,这种通过颜色完成的精神暗指是超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的,让西方的观众在情绪和心理上都能读懂人物的发展和情节的走向。而在《英雄》的许多武打戏中,张艺谋刻意用慢镜头去特写人物表情和动作,使得中国功夫在梦幻般的场景中成为了令人沉醉的舞蹈。而对于环境的渲染则可以看做是对于人物行为和人物内心灵魂的解释,力图揭示人物行为背后的情绪和社会原因。在那场无名和残剑在意念中进行的湖中大战里,九寨沟迷人的仙境更是把这种意念之态推向了极致。

所以说《英雄》既是一部拍给西方人看的影片,也是一部非常主观化的,带有导演强烈个人意味和执念的片子。在张艺谋艺术化处理的主观镜头里,让西方观众简单易懂地看到了中国山水诗意的美,武侠世界的潇洒和无奈,中国文化的博大和深远,也了解到了武功与琴韵的相通,书法和剑法的相似,招式与内功的统一,影片中的一切都让西方观众在入迷的同时又对中华文化有了初步的认知和了解的同时也能够欣然接受。

其次,《英雄》在消解暴力的同时,也消除了正邪的二元对立。

虽然片中具备了中国传统武侠片的大部分元素,如诗如画的山水、隐逸的武林高手、容貌动人的女侠、悠长的琴音、行云流水的武功、制作精良的兵器……

但是《英雄》仍然与中国观众接受的传统武侠片的风格相去甚远。张艺谋在《英雄》中展示出的一个最突出的创意,意图超越武侠电影以及武侠文化的传统世界,想要公然改写武侠文化中主角的身份,将一向只在江湖中扶危救困、锄强扶弱的那种“以武犯禁”的民间侠客,突然变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英雄。

实际上纵观大部分的武侠电影,侠客与英雄,看起来颇有相通之处,却并非能够相互替换;侠客属于民间,英雄属于庙堂;侠客属于梦想,英雄属于历史。张艺谋人为的将无名、残剑、长空、飞雪等侠客的身份转变变为英雄,意图把传统的武侠文化纳入历史的正轨,恰恰对观众所认知的传统武侠世界观进行了颠覆。如果把《英雄》当做一部武侠电影来看,其中的武侠世界就过于突出庙堂气,富贵气、文化气、从而缺少江湖气、草莽气、血性气,让人感觉似是而非。

《英雄》的主题是以“天下”来消解暴力,但其最终却是维护甚至美化了真正的暴力。张艺谋想在影片中强调的是 , 不只无名、残剑、飞雪、长空四个刺客是 “英雄 ” , 他们共同的敌人秦王也是 “英雄 ”。所以他在影片中使用顺叙、倒叙、 插叙、转叙等叙述形式使观众认同这一观点。但是在这些叙述中 , 刺客们和秦王的行为动机一片混乱。如果我们认可刺客是“英雄” 的话,那么他们刺秦的行为就是正义的、那么他们的受益者是赵国及其他小国 、最直观的就是死在箭雨下的赵国百姓 、和这些刺客本身。百姓因为刺杀而生存下来,刺客也在民间获得了称赞。然而残剑和无名都在最后关头放弃刺杀行动,这样的动机转变就非常突兀。影片通过秦军的暴行渲染暴力的场景就显得多此一举。如果秦王是 “英雄” 的话 ,前面刺客的行为都是一种对于正义一方的挑衅。秦王在片中放言:“六国算什么,寡人要率领大秦的铁骑,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可以见得秦王的最终目标是扩展疆域,终止战乱只是达成目标的一部分。那么受益者就变成了秦王自身和所谓政治上的秦国。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电影的主人公也就在无形中被置换了。其中的天下第一大英雄不是无名、残剑、飞雪、长空等民间侠客,而是张艺谋心目中的那个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的秦王。

在影片的结局, “英雄”秦王通过对刺客无名的明正典刑,来证明他的皇权不可侵犯和灭国大业的正确。而另外一方的“英雄”无名最终放弃刺杀任务 , 并且失去生命,来证明对秦王行为的认可。影片通过将一个悲剧的结局强行升华,来论证各路人马获得“英雄”这一称号的名副其实。恰恰如此,才给观众造成了接受过程中的错位和混乱 , 谁是正义一方?谁又是邪恶的一方?

最后,电影创新无法颠覆观众的传统认知。

从理论上讲,民间如何想象和评价秦始皇(影片中改编为秦王)这一历史人物,都是无可厚非的,只要言之有据或者言之有理都没有问题。但《英雄》是一部商业类型的电影,所以这样的片子就不需要追求高深的思想。张艺谋在拍摄时恰恰忽略了一部商业影片最大的要点,就是不能违背民间意识形态和观众的兴趣趋向。

《英雄》的拍摄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作品 , 从《红高粱》开始 , 他的电影几乎无一例外地改编自成熟的文学作品 ,《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作品、《秋菊打官司》改编自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改编自毕飞宇的《上海往事》、《有话好好说》改编自述平的《晚报新闻》、《我的父亲母亲》改编自鲍十的《纪念》……不难看出,从前张艺谋影片成功的背后很难脱离强大的中国著名作家团队,小说本身为影片提供了成熟而稳定的叙事架构,影片的成功融入了导演和编剧的极大创造 。

然而《英雄》不同 , 《英雄》虽然出自于 “刺秦 ”这个人所共知的传说故事, 但是恰恰在导演试图创新、转变的历程中肩负起在成规中有所突破的任务。因此, 为了在题材的旧酒瓶中装上新酒 , “新”从何而来 ? 虽然 “风萧萧兮易水寒 , 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已经妇孺皆知 , 但是张艺谋仍然选择挑战人们的既定认识 , 非要创造一个全新的 “英雄 ”观念,但是他在创造这一观念的时候,又无法舍弃既荆轲等人既定的侠客形象(这一点完全与周晓文的影片《秦颂》背道而驰,《秦颂》里面的荆轲被塑造成了跳梁小丑)。

虽然创新无可厚非 , 而影片商业上的成功并不能掩盖人们对影片所传达观念的反感 ,在反感的同时,也一并否定了其艺术地位。不能不说,通过多年教育以及民间野史的淫浸,秦始皇的在观众头脑中普遍展现的是 “暴君”的形象。如何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扭转观众对于既定事实的看法,改变人们对秦始皇的观感和评价,就非常考验编剧和导演的功底。刺秦的原型故事是久远流传的, 那么编剧在创造新的剧情的时候,就无法忽视它的民间故事的既定性。

很显然,影片仅仅通过残剑写“剑”、秦王背后的“天下”这种从书法到剑法再到天下这种顿悟是不足的,我们完全无法从剧情中看到他转变的原因和过程。残剑作为民间侠客,一个赵国人,飞雪的爱人,他成为刺客的理由很充足,但是他思想升华为心怀天下,赞同以杀戮统一全国,从而背弃自己的故国和爱人,就显得十分突兀,无法令人信服。那么既然有这种顿悟,为何还要无名面见秦王送死,如果秦王为了表现胸怀天下和仁德,放无名在江湖之中作为警醒自己的一枚棋子岂不是更好。总之,编剧和导演既企图创新,又囿于原有的人物框架而无法肆意的放飞角色。

金庸曾经在《射雕英雄传》里借郭靖之口道出了自己对于英雄的理解:

成吉思汗说道:“靖儿,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
郭靖说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相比于侠客的任性,英雄则多了一份理性;相比于侠客的自由,英雄则多了一份责任。命运对于英雄而言,总是伴随着无奈和辛酸,不由自主的会成为悲剧的主角。《英雄》作为一部立意为武侠片的电影,试图通过升华“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却混淆了家国天下,庙堂江湖这些基本概念,从而让张艺谋距离武侠片的道路越来越远……


《英雄》是中国最近15年来最被低估的电影。

其对中国电影工业上的启蒙意义,到了今天,终于为业内认可一二。

1994年《亡命天涯》对中国观众最大的意义就是,夯铸了大片概念,即大投入、大导演、大明星,大场面,大产出。

2002年,凭借张艺谋绝无仅有的资源优势,《英雄》成为第一部近代工业意义上的中国大片。

以致于在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式大片基本都是《英雄》的模式:古装、动作、大明星,大投入。但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即便是后来野心勃勃的《无极》、《七剑》、《鸿门宴》,《江山美人》,仍无出其右者。

在影片上映的2002年,《英雄》的营销模式,仍然为现在的电影或多或少地采用,但就达到的效果而言,很难再现《英雄》的壮举。

很多中国人都是在暌违电影院十年以上后,因为《英雄》,再一次扶老携幼回到影院。再一次,中国电影和电影院发生了深刻的关系,而不是之前的录像带、录像厅或者盗版DVD。

同时,《英雄》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大潮,对张艺谋,对《英雄》。

2002年,中国观众对张艺谋的要求还是精神领袖,他的电影就应该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大家很难接受一个商业化了的张艺谋,也很难接受一个在主题上不那么深刻的《英雄》。

更重要的是,大家纠结于《英雄》的价值观。迄今为止,这个讨论仍然是不过时的。

可永远也不能因为价值观的不确定性,就全盘否定《英雄》的价值。

在结构上,张艺谋的《英雄》与黑泽明的《罗生门》有着肉眼可见的近亲关系。这一点也成为他不思进取的一个例证。

在色彩上,虽然阿莫多瓦、热内、尼古拉斯·温丁·弗雷恩、达米恩·查雷泽都是用色高手,但张艺谋几乎用颜色重新创造了一个电影语言,虽然这方面的作品只局限于早期的《红高粱》和后期的《英雄》。

《英雄》的色彩与构图,配得上精妙绝伦四个字。

对此,斯皮尔伯格说,“《英雄》创造了用颜色讲故事,让人们不用看字幕都能理解,使色彩成为一种通用的语言”。

在动作上,张艺谋的想象力也是浪漫到极致。李连杰和梁朝伟在箭竹海上,像鸟儿那样飞翔、打斗,剑与剑的交接,靠的是一滴水。

此外,影片的意境呈现上,中国传统的围棋、书法等都有介入,而且都和影片的武侠主题,做了适当的契合。

李连杰和甄子丹棋馆大战,梁朝伟的书法,老人的古筝,都与武侠有形神上的沟通。说的是各自的本事,其实本事到了一定高度,就是艺术。

所谓技近乎于艺,艺近乎道。

《英雄》里还有用意念大战的场面,有张曼玉长袖挥舞抵挡箭矢的场面,在中国的武侠动作电影里,《英雄》的侠气,飘逸出尘。

这也是影片饱受诟病的一个原因,《英雄》对形成已久的叙事型观影习惯,是一个悲壮的挑战。

徐克说,“自打武侠电影到张艺谋的《英雄》为止,传统武侠电影走到了尽头,再往前走,就是死路一条”,他在以后践行的是“新武侠”的概念。

《纽约时报》用“经典得像是中国的《红楼梦》”,“美国奥斯卡的无冕之王”来称呼《英雄》的时候。在它的故乡,《英雄》因为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而被他的国人,彻底否定。

是谓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本文源自 公众号 阿郎看电影】


很多人觉得觉得英雄三观不对,那我把剧情设定为残剑,飞雪,无名都最终反秦而死

那些人马上会停止攻击英雄吗?

绝对不会,他们会拿出张艺谋给台独,港独分子宣传 反统一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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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个老问题,忍不住要来回答,因为英雄是对我触动很大的电影,这个触动不仅仅是因为电影的美,而是我发现这个美的过程。

我是一个典型的县城80后电视剧儿童成长起来, 英雄上映之前,据我在电影院工作的亲戚阿姨在说,电影院工作一直蛮闲散的工作,而英雄之后工作才是开始热络起来,而当时的大人孩子最大娱乐兴趣就是每天晚上的连续剧。 在英雄上映的时候,有不少人去了, 但是我却没去,因为当时很多影评都说是烂片,恰巧当时也是装B严重的年纪,大家都说烂片,我也跟着说烂片,学校里同学也说张艺谋的大烂片没法看,其实大家谁也没看过,但是都生怕给英雄说好话,被按上俗人的帽子,久而久之,英雄在我心中一直是作为中国大烂片垃圾的存在,是中国电影的耻辱。
之后随着走出国门,某一年,听见一些老师和同学说起一部叫hero的中国电影上映了,超好看,当时我的语言还是不太好,也不太记得他们说好看在哪里,只是尴尬陪着笑笑,也不知道hero到底是什么电影。
出国的那几年,作为一个华人孩子,生活最大的兴趣也就是看看中国电视剧和玩玩网游,一开始很多华人会带碟出来,之后慢慢大家连上网络,也学会了用BT下,突然有一天,蹦出了英雄的种子,正好赶上当时没什么好看的电视剧,就勉为其难下了这个大烂片,反正免费的,一如既往的一边开网游,一边小窗口看电影。在看了半小时,果断关了游戏,放大全屏坐在凳子上聚精会神的正正经经观看
在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 美不断冲击着眼球的感觉,色彩竟然可以有如此大的冲击力,每一个画面都可以当作一幅幅画来欣赏
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武侠不是电视剧那种拳脚功夫,或者花花绿绿的特技表示威力,开头棋馆中 用电影技术表现出了快剑的快和水滴的强烈对比 整部电影的武打充满了道家轻盈飘逸的气息
还有李连杰和梁朝伟在水中打得那场戏,中国味水墨风十足好吗

这一切现在都记忆犹新,因为对我的冲击太大了,请原谅我不足的语言能力实在难以完全表达出自己的当时的强烈感受。 我反反复复都想不明白,英雄这个大烂片的名头究竟是怎么来的。

从我今日的角度来看,英雄是中国历史一部神一般出现的里程碑式的电影,也是对中国影评人最大的讽刺
电影不同于小说和一般电视剧, 电影不仅仅是讲故事,更重要是视觉冲击,要不然放着免费的电视不看,花钱去电影院听评书啊,病了不成, 好莱坞电影为什么畅销全球,因为其强大的电影工业可以制造出更多的视觉冲击
而英雄的出现恰恰是把当时的中国大陆电影搞了个三级跳,跳过港台电影,直接冲上了好莱坞水平
同时英雄也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存在,当时的中国电影界隐隐约约有一股向欧洲文艺风看齐的装B的气息,十分看不起商业电影,英雄开启的商业模式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的平地一声惊雷,就好象满清末年的闭关锁国一样,与其让洋枪洋炮轰炸中国的影院,张艺谋带领中国电影先武装起来了 从今日的商业大片大行其道的方面来看,只能说张艺谋的眼光远远长远于那些所谓的电影人。

英雄也是彻底让中国所谓影评界彻底名声扫地的存在,就是所有大陆影评人一致唱衰英雄,认为张艺谋土老冒拍不了商业大片的时候,英雄杀进好莱坞当了第一部在美国做了票房冠军的中国电影,成为时代杂志年度十佳电影第一名,同时也被欧美影迷在各大网站高分评比, 这是什么情况,就好象是一个中国农村娃娃冲进美国拿了文化大奖一样,结果却被同村的其他土老冒嘲弄,真是讽刺啊

为什么我愿意为英雄写这一段话,因为他是我观影史上最大的遗憾,因为一些无耻下作影评的抹黑,让我永久性的失去在大荧幕上观赏他的机会,如果时间能够倒退,我真想把当时那些影评人的人嘴给抽肿


看到有人评论,才又看了看自己写的答案,真是岁月如梭呀,忍不住想补充点想法。(额,就是吐吐槽)

虽然原答案都在吐槽《英雄》的价值观问题,但不代表我不喜欢《英雄》,因为评价电影的标准其实很多啦,有时候听人说“我讨厌这个电影!”我便问“为什么呢?”“因为它是xx主演的!”好吧,常常就是这样产生分歧的,故事、表演、导演、剪辑、音乐、摄影……每个标准都是存在的,只能说同一个标准在每个人心中占的分量不一样,而且每个标准的认知层次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开阔心胸,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观感,做一个真诚的观众吧。


作为一个武侠迷,《英雄》真的是一部难得的武侠电影……额,不是从电影本身而言,而是从一个武侠迷的期望而言。自从李安拍了《卧虎藏龙》获得国际性成功之后,(1亿多北美票房,奥斯卡10项提名,4项获奖)大陆名导如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纷纷投身武侠新风潮之中,贡献了一部部武侠作品,收获了一筐筐骂名。(李安:怪我么?)要知道,他们之前是不拍武侠的,张艺谋作为艺术电影的大师,能够去拍商业的武侠大片,当然很让人期待(在那个时候看来)。武侠电影也需要好导演来提升它的类型品质(有没有提升另说)。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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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比看一看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就有感慨了,或者只要看一看两部影片最后的字幕就一目了然了。
《英雄》结尾的字幕为: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统一中国后,结束战争,修建长城,护国护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史称秦始皇。
《荆轲刺秦王》的结尾字幕很冷静,都是罗列事实,冷静得似乎没有一丝价值评判,冷静得你不由自主地思考话外之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用武力统一了天下,他果然修筑了长城,建立了郡县,在历史上,他被称为秦始皇帝。
两部电影的价值观念,用两个词来涉及就够了,这两个词是——过程;结果。
如果非要升华一下,这两个词可以扯上伦理学,是——道德的功利论;道德的义务论。
《英雄》是一种混淆“过程”和“结果”的价值观念,统一中国到底利弊如何还两说,当然认为统一更好的是主流的观点。以此观点为前提,则结果是“正义”的,那么“过程”是正义的吗?《英雄》中给出的是肯定的答案,虽然它故意抹去了这一块。因为编剧就照着这么编了,天下顶有见识的残剑和嬴政成了思想上的知音,这思想无非是:秦王做的事是利国利民的千秋大好事。对此还能说什么呢?这就是文学叙事,可以虚构,可以自圆其说。它可以把某些“过程”抹去,不写,不拍,就好像不存在,于是在逻辑上就避免这一块的干扰。
“过程”在《荆轲刺秦王》那里却厚实起来,怪异起来,直到结尾,荆轲行刺失败,垂死时候却对着秦王冷笑,秦王向荆轲含泪沉痛解释,像是对一个见识短浅,看得到一个人看不到所有人,看得到一个国家看不到整个天下,看得到一年看不到一千年的人说:你为什么要杀我,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秦国和六国眼睛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成了一个国家……荆轲却扯了“樊於期托我给你带句话”,丝毫不为所动,最后秦王崩溃地大喊: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笑什么呢?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笑什么呢……
《荆轲刺秦王》是区分“过程”和“结果”的,即便你做的事结果真的有利,也无法掩盖你过程中的残酷和不道德。更进一步考虑,如果统一中国真的是好事,而人物也意识到了,那就会造成“结果”和“过程”价值评判的矛盾。可真的是好事吗?人的见识有限,而事情却逼你做出选择,荆轲的笑,有一种解脱,不管怎样,事情结束了。他是把“过程”和“结果”分得清清楚楚的,可是人间的道德公理却不是那么一清二白。
往远了说,《英雄》对于历史观念的塑造是符号化和概念化的,仿佛包含了无数事件的一个过程,可以整合成一个单纯的大事件,可以总结出一个或黑或白的认识和评价。而《荆轲刺秦王》则肢解这种大事件观,把结果和过程分开,把人生的经验还原成更细腻的组成。说实话,事实确实是刹那刹那地形成的,只是人的思维需要范畴化,而语言的范畴化更为伸缩,于是敏感的我们,就常常把刹那的感受与发现压抑、抹去,使得生活更为平整合于规范。
在历史中,假如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罗列出来,肯定会击碎一个黑白分明的价值的。
所以从这方面考虑,《英雄》和《荆轲刺秦王》高下立判。不过这只是一个标准,还有其他标准,无法提及了。


个人觉得英雄可以拍进张艺谋的电影前三


对《英雄》的评价,一定不能过度读解成拼命为专制叫好,为集权歌功颂德。它并非主动献媚,也并非刻意搞法西斯美学。所有的一切都是潜意识,不经意的结果。
第五代导演,以及围绕着第五代做辅助工作,具有相同世界观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欲望:做帝王师。
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就是被帝王赏识,影响帝王,利用帝王的权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不是造反派,他们不敢觊觎帝王的权力,如曾国藩。他们最大感动是被帝王理解,当自己人,“君臣同乐”。
为此,他们精于替帝王着想,要我说,影片中的梁朝伟的形象,板着脸孔为天下着想不杀秦王,实则那里是为天下人着想,这是为秦王着想啊---“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秦王呢!?!?”
这个形象就是第五代思想的集体化身。
经历的文革的他们,并不质疑权威,也不痛恨专制,他们最痛心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代人,他们被心中的偶像,毛帝王抛弃了,只能在江湖之远而忧其君。
所以,他们一定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这不需要他们主动去配合,也不是他们献媚。只不过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主流威权礼贤下士,他们则迫切需要安抚而借酒消愁或者撒娇。
这早就是一个上下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

电影的主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自由之侠客文化终将让位于规范和整齐划一。
第五代极度迷恋“整齐划一”,张艺谋对《英雄》的掌控,在于他逢人必说的“礼仪感”,什么是“礼仪感”,就是规矩,不规矩,无方圆。第五代对所谓规矩之维护,是骨子里面的。
无独有偶,陈凯歌之《大阅兵》,也是对这样的整齐划一,气壮山河有无比的迷恋。
他们的童年,是经历了完整的集体主义洗礼的,对“”宏大叙事“和对宏伟巨大,超越个人而敬畏不已的东西极度崇拜。
他们的影片,是不可能去真正讲述侠客文化的,如果说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武侠?那还是因为《卧虎藏龙》的强烈刺激。所以说,做武侠是假,写规矩是真。
这也就严重违背了武侠文化的精髓,所以任谁看《英雄》,都没法承认这是一部武侠电影,这是一部古装正剧嘛!

从电影技法上讲,《英雄》远不如《红高粱》,无论是摄影,场面调度和情节的起承转合。杜可风的水准根本没发挥出来,只不过是几张明信片风光迷倒80后才看电影的人群。《红高粱》的原始拷贝鄙人看过,色彩之浓烈尚算可以想象,唯独画面背后之力度,都是呕心沥血才有的这种力透纸背的效果。
当年的顾长卫,水准确实一流。
反过来看《英雄》,画面漂亮而无神采,对武侠世界的想象,也就是对张艺谋之极度强调的“礼仪感”的一种简单罗列。杜可风在《东邪西毒》里面挥洒自如,登峰造极的影像感觉,也是来源于他们对武侠世界的再一次重构,其核心思想还是强调个人。然他去拍《英雄》,如同让赖声川去导演《东方红》,让张爱玲写《陈奂生进城》。

聪明的导演,将一个极为简单故事复杂化,看上去好像高深莫测,实则是掩盖故事张力的严重不足。
羸弱的故事说明,从本质上,他们一旦离开淫浸几十年的中国乡土文化,去做高度想像力的纯商业叙事,有多么的虚弱。


现在过了很多年,我还是会觉得英雄是我最喜欢的,那个时代的电影。
我所在的城市很小,那个地方,在二零零二年,是没有人有闲钱去看电影的。至于闲心也就更不会有,比如说我妈。她把我放在那家电影院以后就说看完了来接你,她要去采办生活用品。至于票,票是单位发的,她觉得反正不想看,就问我。我只是没看过电影,就说了声好。
第一次看,是对章子怡和张曼玉的打斗惊艳到的,她们的裙摆扬起金色的落叶。说叶好像过了,因为叶子干燥而且温暖。章子怡的剑甩出的气和叶,每一道每一片都是杀意;张曼玉演的女侠更厉害些,她没想去夺她性命,轻易地碾压了章子怡,然后狂傲但含蓄的退出了战斗。
回去的时候家里面在打麻将,爸爸的同事问我今天去干嘛啦?我说看电影。看的什么啊?我说英雄。好看吗?还可以。看懂了吗?
我不知道什么叫“懂”。我说可不可以再给我一张票,我还想看。过了一个礼拜我妈又给了我一张,估计是哪个同事也没闲心多出来的。大家都是一样的。
只是第二次再看,我就只记得那个天下。
那个时候真的很小,我真的不晓得什么秦始皇汉武帝,我只晓得大家为了杀这个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为什么不惜一切都要杀他?我也不知道。我只记得我完全忘了看飞驰的箭雨,忘了看水上飞的神仙眷侣。至于打斗更是忘得一干二净。我只记得梁朝伟给了李连杰天下二字。我记得那是一种背叛,特别是对张曼玉来说。因为背叛,大家珍爱的赵国如同鱼肉,最优秀的剑士变成了炮灰。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能感觉到梁朝伟的痛苦,我觉得他站在更高的境界,我也能感觉到李连杰的悲壮。再来一次估计这两个男人还会这样选。对于中国的历史,这也算是一种成全。
这就是小时候,是2年级的,连秦始皇是什么都不懂的我对中国历史和电影完全天真的看法。
如果不能认同这种价值观,我们可以看《聂隐娘》。剑道无心,不与圣人同忧。但是我们的聂隐娘还是做了圣人,最后放了田季安一马。电影是这样写,除掉侠义的成全,还有一份爱情。但是原著可就完全是侠义的成全了。侯孝贤不会看不懂。唐朝中央政府和藩镇之间的斗争,现在是难能可贵的和平,杀了田季安,没人可以阻止野心家元氏伺机篡权,与唐朝政府公然叫板。
很难讲价值观的问题,特别是今天自由民主这么喧嚣尘上。不需要反对,只要不靠近自由民主的东西放在网上说就会被扣帽子。这样真的很难做,作为一个坟贴,甚至要把第五代导演说成是潜意识里献媚专制的奴才。我觉得也是醉了。
看第二遍的时候,有看过的叔叔阿姨就已经对此有了微妙的反应,可能人家也觉得这部片子伤害了他们的价值观。甚至在背后直言烂片。其实我觉得还好。回答问题之前我没有毕恭毕敬的去重看一遍来摆论据支持我的论点。或者讲,不管是价值观还是画面,我都觉得这部电影是深刻留在我脑海里的佳作,杰作。他们是侠中的芸芸众生,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含蓄但丰富的内心一直陪伴着我。我确实不喜欢那些动辄说这影片洗脑的家伙,也无惧我给了你们充分的话柄。我喜欢这部电影,而且也不屑给它在任何网站上打高分。因为我确实喜欢它。


我不是右翼分子,我不是戰爭狂,我的中文措辭不夠明確,但是,希望各位能夠理解我的意思。

《英雄》的華麗我不多說。

但,《英雄》的主題是「俠義」的觀念嗎?

不,不是,它僅僅表達了「強者征服弱者是爲了弱者着想」這個主題,爲中國之統治階級獻媚而已。

秦王爲了自己的野心,製造戰爭機器屠殺平民,用自己的制度、自己的語言文化強行推行於他國,原來是爲了天下的人民着想,所謂的「大義」原來就是秦王的「大義」,征服和殺戮這些國家的人民,讓他們就能夠得到和平,也許讀到這裏,諸位不會覺得什麼。

我舉一個反話說明,這個反話對於我的身份來說,是非常敏感的,請各位萬勿介意。

如果諸位同意我「侵略者是非正義」之前提,就能理解我說的是相反話,為何一定就要有一個「強勢的侵略者」用屠殺、侵略的方式來「拯救萬民於水火之中」?因爲他們混亂和自相殘殺,所以要用更加深重的屠殺來對待他們,用奴役就可以換來所謂的「和平」嗎?

曾經右翼分子的日本之宣傳中:在中國,軍閥混戰,各地民不聊生,日本的軍隊進入中國,以所謂「王道」教化中國人民,爲了中國人民之和平而着想,期間雖然造成不少死亡(實質上是令人髮指之暴行),但佔領區的人民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和平」(此和平是奴役之近義詞)。所以日本的軍隊是拯救了中國人民於水火之中,如同《英雄》之中的秦王,爲了大局着想,普通平民的性命如同螻蟻,都是微不足道而可以忽略的。
如此這般,大家又作如何想呢?

秦國之前的中國並非一個強大的集合體,周天子只是一個行爲上的象徵,對地方上並沒有強力的掌控權,各國有不一樣的文化與風俗,各自封土建國,更加類似於一個文化圈內的一些獨立國家。而秦王的戰爭必然會造成屠殺,即使這不是侵略,而是所謂的統一。

侵略者無法被美化,所謂的佔領和侵入也無法保證真正的和平,仇恨讓各地埋下了復仇的火種,所以秦國僅僅二世而亡。

也希望@王维琳 兄不要被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所矇蔽,見不得外族人說自己的國家不好,一點點火星便可以燒起漫天大火。

附錄:文枫我刚刚想了想你提到的观点。我觉得片中的无名和残剑都可以取秦王性命,他们并不是弱者。相对于秦王,他们更是强者。强者有优先选择权,他们选择了自认为更有利于天下的道路。书院里那群赵国人是唯一的弱者,他们选择了抗争。弱者选择抗争,强者选择宽容,这仿佛是一个常态。比如战后中国政府对日本俘虏采取了宽容政策(只是为了继续你提到的话题,没有冒犯之意!)

我所說的並沒有強者和弱者之分,而只有侵略者和反抗者之分。侵略者是非正義的,而所謂的強者有能力反抗卻選擇所謂一廂情願的「大義」,才是可悲哀的。
日本的俠義是這樣的:兩部電影「隠し剣鬼の爪」「たそがれ清兵衛」。


《英雄》是诗,不该以小说的标准评判它;张艺谋当年做宣传时说这部电影的一些场面会让观众三五年之后依旧记忆深刻,对诗,谈谈这种感受。

首先是从色彩上看,那会的中国人怎么就这么自信呢。宋以后中国人变得十分小家子气,凡事务必大红大紫,缤纷缭乱的,凡丧必白衣素篙,凄凄切切。

那时的老秦,却有着难以想象的自傲。


秦尚黑,军出函谷,黑戟红素;行壮士礼,鲜衣裹发,一冉赤红,道尽多少豪放绝色:

老谋子的大场面着实让人惊叹,尤其是战场场面,用的都是真正的中国军人。

军队赶来时,风雨无挡之势

兵临城下,万箭齐发,黑云压城

退兵,马革裹尸的苍凉


牛逼就是牛逼。


之所以争议,其实并不是电影本身,那两年带路党遍地,处处反权威,这么“权威”的一部电影,当然要被骂,骂英雄在当时可是政治正确,尔等岂敢迕逆?

再过个十年回头看,看看瘪三们脸酸不脸酸。


猶記得當時只是趕巧進入了影院,看完之後,心中暗暗覺得原來張藝謀真的是要做大師的人呀。


当年看过张艺谋本人对英雄的评价,一个一流的导演对自己的作品应该是心中有数的。
前后听了几个版本有两点印象深刻:
1.当时内地还没有成熟的商业大片电影。英雄的策略就是学习香港和好莱坞,大牌偶像演员,大史诗题材打开海外市场。很眩的画面,算是商业尝试。这一点算是先河。
2.他对商业片的认识看到,未来商业片是市场主流,影片数量成倍增加,但大众在消费商业片的过程中是娱乐,如果一部商业片能对观众留下几个画面印象已经就不错了。
----如果你抱着像斯皮尔伯格在好莱坞拍大片得想法又想好口碑又想赚钱那不切实际。
这大概都是促使导演动摇,并没有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故事上,层次和逻辑都也显得比较生硬。
观众看到的是大场面,全球宣传,造势这样的商业线路中。
但是如预期所想,票房的确成功。
总来说,这片子是商业尝试,有得有失。
看怎么定位,但和他得艺术片比较,没必要,也不公平。


一部张艺谋集当时中国电影工业之全部力量的野心之作,一部场面设计华丽精良,叙事新颖,剧本完整的优秀影片,一次老谋子毫不退缩的正面硬刚。一部《英雄》,可见张艺谋身为中国导演界一哥,为中国电影冒险开创大局面的实力与勇气。。。。。。就算退一万步讲,《英雄》影片的主旨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能欣赏的,而仅凭这样不怕出头、敢为人先的自觉性,比起更多只会躲在后面,耍些小聪明,通过玩弄市场与中国五流影迷获得名利双收的"贺岁片导演”,张作为一个电影人,尽显实力与品德,真无愧大师之名!!!!!


学过不少历史知识和人民抗争历史的知识后,我们会发现张艺谋是怀着悲悯去拍这片子的,只可惜,并不是每个观影者脑内都预置着如此悲凉宏达的世界观,同样可惜的,张艺谋正是构思之初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没有对兴亡百姓皆苦的前置交代,使整个故事最不应该缺失的部分缺失了,大部分观众都不会有代入感。
相反地,他的《活着》的立意虽然比不上《英雄》,但却因为视角紧跟基层,让观众有说不尽的共鸣,这方面《活着》更加出彩。


那是2006年,我在广州一家超市闲逛。在卖电视机的区域,所有电视都在放英雄。我和周围一大群人站在那里看了一个多小时。此时距离英雄上映已经4年。


作为类比,《卧虎藏龙》同样是在西方获得了盛誉,在国内当时也没有受到广泛认可,只不过《卧虎藏龙》在国内也没受到那么大的恶评。《英雄》所受争议,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与于国内观众对于张艺谋原本的表达方式太过熟悉和习惯,而无法接受《英雄》这样的形式,而《卧虎藏龙》之前,国内几乎没有观众认识李安,所以他受到的非议要好些。而经过时间的洗练,这两部片子也越来越被国内观众所认可,因为如今再去看,就不会用先前的武侠类型去套了,不会为舞蹈式的武打动作感到搞笑,不会为舞台剧式的台词感到别扭,而更能客观的欣赏两个大师各自的电影语言。今天回过头去看《英雄》,不得不承认它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位置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张艺谋更像是顺应历史潮流先行一步,看了其近几年的作品,现在倒很期望他能继续做出这样颠覆性的作品。


年少时看不懂,现在重看,内容丰富,讲了不错的武侠故事


十三年过去了,中国电影市场在经过2010年的亿元俱乐部潮流之后,到去年的2014年,我们已经跨入了十亿票房的大门,年度票房总额已经将近300亿人民币,成为仅次于北美的世界第二大票房基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可能就是今年,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将会成为世界第一。当然,如此的斐然成绩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入发展密切相关,但是在电影市场化的开端,我们总会提及这样一部历史商业大片——《英雄》。

近年来,张艺谋的电影票房渐渐的被很多第六代甚至跨行导演的电影作品抢占,不仅如此,其电影的整体水准与《英雄》及其之前的作品相比也逊色不少。很多人说老谋子之所以在02年拍了《英雄》,完全是因为李安在2000年上映的《卧虎藏龙》带来的巨大影响才会跟风,这点我觉得应该属于个人偏见吧!记得在焦雄屏主持的《聚焦》中的第一期就是采访张艺谋,当时问道这一点的时候,张的意思是自己早就有这个打算,只是在看到《卧虎藏龙》之后,这个触媒才把早就有的想法付诸实际而已,但是阴谋论者总能找到理由,比如,时过境迁,张当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抛开这些是是非非,当我们只是从电影本体的角度出发,来看看《英雄》是否有大众口碑里说的那么差。电影的故事原型其实相当老套,毕竟刺秦这样一个故事在各类文艺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是这次老谋子却不愿单线条的去讲故事,他制造了一个类罗生门的叙述方式,之所以添加了一个“类”,还是因为和罗生门的群口叙述,但在最后莫衷一是的定义相比,《英雄》里面的叙述方式还只是用三段故事,最后的一个故事得出事实真相,并且前两个故事也只是无名与秦王的或刻意隐藏或莫名猜测的对弈,并没有实现罗生门中每个人只是站在故事的一角,道出“横看”或“侧看”的方式。

对于这样一个“简易版”的罗生门不管你是褒是贬,它都会让故事的叙述趣味性和维度感增加,不是单线条的平铺直叙,这里面如果可以继续往下深究的话,或许我们可以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真实的竹简,它经过统治阶层的手笔,就会体现那一阶层的话语权,有人说,在历史的烛照下,每个朝代的开端都是圣贤,每个朝代的结束都是腐蠹。导演在此处用无名的欺骗、秦王的揣测、真相的揭露三个层次的组合,最后导出如何解决由真相带来的问题,历史在此处显得更加复杂而难解,而这一复杂的本质却是由于人性中最矛盾的利益冲突而带来的。秦王欲征服天下,统一中国,结束列国纷争的局面,而这样一个本身美好的愿景却必定带来血腥的战争和残酷的死亡,这是秦王内心的纠结与颤动,也是在残剑内心逐渐领悟的残酷真相,这一历史真相延伸到刺客无名心中便导致了本片中最为核心的悲剧。

不过相信本片给人带来最大震撼的绝对不是叙事和故事,而是张艺谋对于色彩和画面感的把控,加上谭盾的配乐,电影在画面给人的感觉即使再过五十年也不会显得落伍,就像有人曾说过:“把电影中的故事省去,只把电影中风光旖旎的镜头拼接起来,完全可以作为一部旅游观光片。”张艺谋早年的摄影师工作的确对他后来作为导演的电影创作上影响甚大,处女作《红高粱》中对比度强烈的红色,《我的父亲母亲》中对于山村中大面积白色雪景的画面把控,都是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感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在做张艺谋画面风格的时候再细致分析。

本片的色彩运用是双向而多维度的,在上面提到的三个叙述层次中,电影分别以大红色、翠绿色、素白色三种颜色为主色调,其中过暖的大红色和过冷的翠绿色都是一种带有超现实的色调,这样一种色彩运用也与叙事的虚幻不定相互补充,而第三阶段的素白色作为平淡和冷静的色调则代表的叙事的真实和克制。

对于本片最有观赏度的打斗场面依次为无名和长空的棋馆之战、秦军箭射书馆、飞雪和如月胡杨林之战、残剑和无名的碧湖之战、飞雪残剑强攻秦宫之战这样的几次打斗戏份,它们并不只是用了中国传统的武侠打斗场面,更多的是在古典诗意气氛的烘托下,色彩相互交织与冲击,这种强烈的色彩画面感是在以往的动作场面中难以找到的,尽管张在其后的《十面埋伏》中大面积的滥用导致电影的整体腐烂,但是由这一艺术理念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值得我们纪念和佩服的。

刚在说到谭盾的配乐,这部电影之所以我愿意奉为经典,其中电影的配乐占了三分之一,其他则是画面和场面调度。谭盾作为中国电影配乐界首屈一指的大师,主要就是由之前的《卧虎藏龙》和本片的配乐为业界公认,当然其后也为冯小刚的《夜宴》做过原声配乐。配乐中的主旋律主要是由小提琴演奏,但与一般的小提琴不同是,谭盾为了表达出秦朝乐器的味道,特地将小提琴中的四根弦调低了四度,发出了独特的中国风味道,所以我们在听到西洋乐器的演奏配上浓厚的中国风画面时,并不感到突兀,反而觉得有很强的亲和力,配乐中的苍凉悲怆之感在电影里的人物形象中更显醉人,而这却是电影所特有的艺术呈现感。

最后来谈谈可能最为人诟病的本片的主题吧!其实有些人把这部电影称为武侠片或者动作片,这一点我始终不愿同意,因为电影中的动作场面只是象,而电影的质却是浓厚的历史情怀,这是张艺谋作为第五代导演所特有的历史沧桑感,包括拍过《荆轲刺秦王》的陈凯歌也是如此。有人觉得这是因为他们那一代经历过和秦朝一样的偶像崇拜和英雄造像的时代,这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天下”之梦。其实《英雄》中的主流命题或者说过于官方的话语意识让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感到这部电影具有屈从权力意识的形象,但是这样的一种主流话语并不是恶意批判电影的借口,就算是在好莱坞,也有一大堆的主流话语作品,当年的《阿甘正传》正是“美国梦”的集中代表。

不管是对于张艺谋的地位置否,还是对于《英雄》本身的赌气不满,都很难抹杀一部在艺术和商业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你可以说我这篇是翻案文章,也可以说我是老谋子的死忠粉(其实对于像《十面埋伏》《三枪》那样的电影我也照批不误),可是当我们客观地用最基本的电影艺术评价标准去放大《英雄》里的每个细节,看到的绝对不只是残剑写下的“天下”两个字。

首发于电影类公众号-竹林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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