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看沈從文 49 後不再從事文學創作？
建國後，改開前，一直從事博物館工作，最多是學術文章是關於刺繡的，即使改開後，也再未創造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怎麼看？
實名反對目前最高贊的 @littles 的答案。（怎麼看沈從文 49 後不再從事文學創作？ - 知乎用戶的回答）
真的很難理解為什麼像這樣的八卦、武斷、充滿主觀臆想的答案會奪得大家那麼多贊同，還被人捧稱成「乾貨滿滿」，是不是如今貴乎的一些大V已經可以凌駕於客觀事實之上肆意論斷前輩，再用一些還未被證明的野史吸人眼球，然後就可以輕易地博取絕大多數人的贊同？
在這篇回答里，您說沈從文和曹禺是「一對江郎才盡的活寶」，說巴金這樣的知識分子在錢面前「沒什麼節操的」，又說老舍「也不是什麼好人」，再到文後的梁思成、林徽因、季羨林、汪曾祺、朱蘇進、池莉、方方、丁玲……這麼多赫赫有名並且曾做出過傑出成就的文學前輩啊，在您三言兩語的調侃中被一一數落，最後再用一種長輩般的語氣給我們這些不懂事的小弟小妹以諄諄教誨——「看你們小弟小妹大談斯大林體制啊，替這些知識分子抱不平啊，你一個月拿幾個錢啊，你知道人拿幾個錢啊！」
呵呵。
姑且不論您的回答中所言的諸多八卦是否屬實，僅從您肆意調侃的語氣看，似乎沒有一毫對於以上這些作家、學者、國學大師們的尊敬之意，您站在一個上帝一般的制高點上評頭論足，頗有一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神韻，您以為這些野史八卦可以吸人眼球、賺夠粉絲，而且以目前排行第一的贊數來看，您似乎已經做得很成功了——所以，您現在是很得意嗎？
嗯，我不想對您的一家之言有過多看法，我只想作為一個「小弟小妹」給您一個建議：您可以不喜歡一個作家、學者，但請您尊重他們。因為，在他們身上的諸多類似於「大師」「名家」等耀眼頭銜之外，首先是一個長者、老人、甚至只是一個已經逝去的前輩。對於這些逝者，即使您做不到設身處地地站在他們的角度換位思考，也請您給他們一個最起碼的尊重。
再回到題主問的問題，即「怎麼看沈從文49年後不再從事文學創作？」
我看了以上的諸多回答，其中最顯眼的莫過於「江郎才盡」四個字，這種論斷大概是根據沈從文先生在1949年之後鮮有優秀文學作品發表之事實的基礎上產生的，但是我認為僅用這四個字來論斷沈從文的後半生未免有失偏頗。
那沈從文先生在1949年之後到底是不是「江郎才盡」了呢？
當然不，理由如下。
第一，沈從文先生在1949年後由於政治因素放棄了文學創作，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出土文物、工藝美術及物質文化史等。在此之後，雖然不再有文學作品發表，但是學術著作的創作卻從未停止。1957年，他撰寫出版了《中國絲綢圖案》。緊接著其出版的歷史文化學術著作便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包括1958年出版的《唐宋銅鏡》、1960年出版的《龍鳳藝術》，以及之後的《戰國漆器》等等學術專著。其中於1981年9月出版的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幾乎堪稱沈從文二十多年學術研究的結晶，其研究內容涉及的時期起自殷商迄於清朝，對三四千年間各個朝代的服飾問題進行了抉微鉤沉的研究和探討，全書計有圖像700幅，25萬字，直接填補了我國文化史上的一片空白，以至於至今它仍然是享譽學術界的經典著作。
如此多的學術成就，你能說他在1949年就已經「江郎才盡」了嗎？
第二，1949年後，類似於沈從文、曹禺的這樣的文學大師的沉寂（即不再有優秀文學作品創作）絕不是個例，甚至可以說是比比皆是，你能說所有這些作家都是「江郎才盡」了嗎？
對於「大師的沉寂」這個主題，在復旦大學陳思和先生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有這樣的描述：「除極個別在特定條件下（如歷史題材）創作出較好的作品外，絕大部分國統區作家的創作優勢都沒有能夠發揮出來，他們的抒情變得空洞無力，他們的寫實變成圖解時事，這使他們的創作不僅數量下降，而且藝術質量上也失去了生命涌動的魅力。且不說巴金、曹禺、葉聖陶、馮至、臧克家等一代作家均沒有創作出力作，即使左翼文藝運動中的重要作家如茅盾、艾青、丁玲、夏衍、沙汀、艾蕪、田間等，也沒有創作出可與自己以前文學成就相媲美的作品。」以上如此多著名作家都在49年之後陷入創作低潮，你能直接把他們通通歸為「江郎才盡」之流嗎？
對於這個問題，陳思和先生在文末的做出了堪稱精彩而客觀的結論：「這不能完全歸咎於個人創作能力的衰竭，而是戰爭文化心理支配下的當代文化規範不適應並且不能接受他們的精神勞動。」
看到這裡也許會有朋友會問，這裡指的戰爭文化心理究竟指的的是什麼？
限於篇幅，我簡明扼要地說一下，這裡的戰爭文化心理具體指的是毛澤東於1943年10月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即毛澤東1942年5月在延安舉行的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內容，後結集發表），這篇《講話》直接為文藝工作者的文藝創作指明方向，即從戰爭要求出發強調知識分子自覺改造思想感情、無條件地到工農兵群眾去、為工農兵和政治服務。而「為工農兵和政治服務」這一原則幾乎貫徹在中國後十幾年的作家文藝創作中，尤其是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更是無條件地執行推廣。
這樣的文藝方向無疑給沈從文曹禺等人以巨大的束縛，從作品思想、感情乃至審美語言都被牢牢地套上了枷鎖，在這種大環境之下，作家再也不能像民國時期那樣不受太多束縛相對自由地進行文學創作，因而也直接影響了一個時代的文學工作者的創作熱情。
而沈從文先生相對於茅盾、艾青這樣的左翼聯盟的作家而言則更受拘束，如果不能站在他的角度換位思考而隨便下定論的話，則對他乃至當時整個文壇而言都是不公平的。
說到這裡，我們得了解沈從文先生1949年之後不再從事文學創作的直接根源。
其實說到底的主要原因無非兩點，
第一在於沈從文先生所擅長的創作內容與國內文化環境的衝突。我們都看過沈從文先生的代表作《邊城》，裡面塑造了一個寧靜和諧、恬淡自由的湘西世界，而這部作品也大致能代表沈從文先生的創作風格，即追求真、善、美的鄉土風情以及健康、自然、優美且不悖人性的和諧。但是這種文學創作方向無疑是違背「為工農兵和政治服務」的宗旨的，所以這也是沈從文先生之後受到衝擊放棄寫作的根本原因。
第二則是沈從文先生曾經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與中共有過不愉快的回憶。具體的事件大致在解放戰爭前夕，沈從文曾經發表文章說國共兩黨的內戰是「自相殘殺」以及「反對作家從政，提倡自由主義文學」，但是這種說法的直接結果就是導致沈從文同時受到國共兩黨的排斥，以至於到了內戰勝負大局已定的1948年，沈從文成了首當其衝的被清算對象。
1948年，郭沫若作為左翼政治聯盟的代表，發表了《斥反動文藝》一文，激烈批判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等「資產階級」作家，其中對於沈從文則用清算的口氣辱罵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政治上的烏雲給了沈從文以巨大的壓力，幾乎摧毀了他敏感而脆弱的內心，以至於他甚至有幾次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我們已經不知道在那段歲月下的沈從文究竟經歷了什麼，但是其直接後果就是沈從文選擇放棄從事文學創作而專註學術研究。
其實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沈虎雛所編的《從文家書——從文兆和書信選》，裡面對於沈從文那段艱難的歲月有一些更為直觀的描述。
而這本成書於1996年的《從文家書》的編者在前言里這樣說：「1949年，正準備『好好的來寫』一二十本文學作品的沈從文，終止了文學事業，也走下了北大中文講台。由於內外原因交互作用。1月起，陷入精神失常。消息傳到剛剛解放的清華園朋友中，梁思成夫婦、金岳霖等馬上請他到清華調養。但朋友的真摯關懷未能緩解起病情，他病了很久很久……」
在《從文家書》中，收錄了這樣一篇沈從文寫的手記式散文《五月卅下十點北平宿舍》，清晰而真實地展現了沈從文在那種內外壓力交加下的抑鬱與脆弱。
文章不長，摘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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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卅下十點北平宿舍》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
很靜。不過十點鐘。忽然一切都靜下來了，十分奇怪。第一回聞窗下灶馬振翅聲。試從聽覺搜尋遠處，北平似乎全靜下來了，十分奇怪。不大和平時相近。遠處似聞有鼓聲連續。我難道又開始瘋狂？
兩邊房中孩子鼾聲清清楚楚。有種空洞遊離感起於心中深處，我似乎完全孤立於人間，我似乎和一個群的哀樂全隔絕了。綠色的燈光如舊，桌上稿件零亂如舊，靠身的寫字桌已跟隨了我十八年，桌上一個相片，十九年前照的，丁玲還像是極熟悉，那時是她丈夫死去二月，為送她遺孤回到湖南去，在武昌城頭上和[凌]叔華一家人照的。抱在叔華手中的小瑩，這時已入大學，還有那個遺孤韋護，可能已成為一個青年壯士，——我卻被一種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瘋狂，遊離於群外，而面對這個相片發獃。
十分鐘前從收音機中聽過《卡門》前奏曲，《蝴蝶夫人》曲，《茶花女》曲，一些音的漣漪與坡谷，把我生命帶到許多似熟習又陌生過程中，我總想喊一聲，卻沒有作聲，想哭哭，沒有眼淚，想說一句話，不知向誰去說。
我的家表面上還是如過去一樣，完全一樣，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們極知自重自愛，我依然守在書桌邊，可是，世界變了，一切失去了本來意義。我似乎完全回復到了許久遺忘了的過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絕，而又不悉悲哀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對，世界在動，一切在動，我卻靜止而悲憫的望見一切，自己卻無份，凡事無份。我沒有瘋！可是，為什麼家庭還照舊，我卻如此孤立無援無助的存在。為什麼？究竟為什麼？你回答我。
我在毀滅自己。什麼是我？我在何處？我要什麼？我有什麼不愉快？我碰著了什麼事？想不清楚。
我希望繼續有音樂在耳邊迴旋，事實上只是一群小灶馬悉悉叫著。我似乎要嗚咽一番，我似乎並這個已不必需。我活在一種可怕孤立中。什麼都極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麼據點上，在等待些什麼，在希望些什麼。
夜靜得離奇。端午快來了，家鄉中一定是還有龍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間中酣睡，還是在杜鵑聲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後還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難道又瘋狂了？我覺得嚇怕，因為一切十分沉默，這不是平常情形。難道我應當休息了？難道我......
我在搜尋喪失了的我。
很奇怪，為什麼夜中那麼靜。我想喊一聲，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誰，原來那個我在什麼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筆，為什麼一下子會光彩全失，每個字都若凍結到紙上，完全失去相互間關係，失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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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大家讀完這篇散文是什麼感覺，但是我仔細閱讀之時只感受到了一種深深的無助與孤獨。這種充斥於上文的孤獨感，是一種深深烙印於內心深處的孤獨，如秋水般深刻，無論外界如何喧囂，都難以撼動的孤獨。
再想到之前郭沫若代表左翼罵沈從文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真的好想為他辯護，更想作為一個朋友陪他走過這段人生低谷。
可終究是有心無力啊，而當初沈從文所經受的痛苦可想而知。
或許，在我看來，正是因為沈從文從來就不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所以他才會對這個變化中的時代既不具備任何敵意和戒心，也不是明哲保身地冷眼旁觀，而是想滿腔熱血地關愛它和參與它，所以才會對自身被排斥在時代以外的境遇充滿恐懼與委屈吧。
寫了這麼多，其實並不想為沈從文或者其他人洗地什麼，更不想盲目跟風追求所謂「知乎政治正確」，我只想作為一個普通讀者，用文字維護一個已經逝去的現當代國學老前輩的尊嚴。
所以您知道嗎，在我看完《五月卅下十點北平宿舍》之後，再看到沈從文話題下贊數最多的答案中的那句「結果正青黃不接的時候共產黨來了，那真是人民救星啊。於是從此寫不出東西就算在共產黨頭上，沈從文真是會耍無賴」的時候，心中真的有一種說不出的痛惜。
嗯，緬懷沈從文先生，願您在天堂安息。
利益相關：現當代文學愛好者，中文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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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真的要謝謝大家的支持，感動得無以言表。
請容我再補充一些佐證資料，也是樓下的一些朋友的回答給的提示。
以下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中的一篇文章，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沈從文先生49年之後不再從事文學創作的原因。（註：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得意門生）
《沈從文轉業之謎》（汪曾祺）
沈先生忽然改了行。他的一生分成了兩截。1949年以前，他是作家，寫了四十幾本小說和散文；1949年以後，他變成了一個文物研究專家，寫了一些關於文物的書，其中最重大的一本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近10年，沈先生的文學作品重新引起注意，尤其是青年當中，形成了「沈從文熱」。一些讀了他的小說的年輕一些的讀者覺得非常奇怪：他為什麼不再寫了呢？國外有些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也為之大惑不解。我是知道一點內情的，但也說不出個究竟。沈先生去世後，沈虎雛整理沈先生遺留下來的稿件、信件。我因為刊物約稿，想起沈先生改行的事，要找虎雛談談。我愛人打電話給三姐（師母張兆和），三姐說：「叫曾祺來一趟，我有話跟他說。」我去了，虎雛拿出幾封信。看了這幾封信，我對沈先生轉業的前因後果，逐漸形成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
從一個方面說，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挨罵的結果，左、右都罵他。
沈先生在寫給我的信上說：
「我希望有些人不要罵我，不相信，還是要罵。根本連我寫什麼也不看，只圖個痛快。於是罵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誰的損失？」
沈先生的挨罵，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對他的大罵，大概有三次。
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約在1942年頃，從桂林發動，有幾篇很銳利的文章，我記得有一篇是聶紺弩寫的。聶紺弩我後來認識，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他後來也因黃永玉之介去看過沈先生，認為那全是一場誤會。聶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無芥蒂。
第二次是1947年，沈先生寫了兩篇雜文，引來一場圍攻。那時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說，勸從文不要寫這樣的雜論，還是寫他的小說。巴金先生很以為然。我給沈先生寫的兩封信，說的便是這樣的意思。
第三次是從香港發動的。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眾文藝叢刊》，撰稿人為黨內的理論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寫的《斥反動文藝》，文中說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這對沈先生是致命的一擊。可以說，是郭沫若的這篇文章，把沈從文從一個作家罵成了一個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卻由前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寫了序。人事變幻，雲水悠悠，逝者如斯，誰能逆料？這也是歷史。
已經有幾篇文章披露了沈先生在解放前後神經混亂的事(我本來是不願意提及這件事的)，似是在這以前，沈先生對形勢的估計和對自己前途的設想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他在1948年12月7日寫給吉六君的信中說：「大局玄黃未定……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
基於這樣的信念，才使沈先生在北平解放前下決心留下來。留下來不走的，還有朱光潛先生、楊振聲先生。朱先生和沈先生同住在中老衚衕，楊先生也常來串門。對於「玄黃未定」之際的行止，他們肯定是多次商量過的。他們決定不走，但是心境是惶然的。
一天，北京大學貼出了。期壁報，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不知道這是地下黨的授意，還是進步學生社團自己乾的。在那樣的時候，貼出這樣的大字報，是什麼意思呢？這不是「為淵驅魚」，把本來應該爭取，可以爭取的高級知識分子一齊推出去么？這究竟是誰的主意，誰的決策？
這篇壁報對沈先生的壓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經極度緊張，到患了類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懷疑有人監視他，製造一些尖銳聲音來刺激他)，直接的原因，就是這張大字壁報。
沈先生在精神瀕臨崩潰的時候、腦子卻又異常清楚，所說的一些話常有很大的預見性。40年前說的話、今天看起來還是很準確。
「一切終得變」、沈先生是竭力想適應這種「變」的。他在寫給吉六君的信上說：
「用筆者求其有意義，有作用，傳統寫作方式以及對社會態度，值得嚴肅認真加以檢討，有所抉擇。對於過去種種，得決心放棄，從新起始來學習。這個新的起始。並不一定即能配合當前需要，惟必能把握住一個進步原則來肯定，來完成，來促進。」
但是他又估計自己很難適應：
「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或因情緒內向，缺乏適應能力，用筆方式，20年30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須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
不幸而言中。沈先生對自己擱筆的原因分析得再清楚不過了。不斷挨罵，是客觀原因；不能適應，有主觀成分，也有客觀因素。解放後擱筆的，在沈先生一代人中不止沈先生—個人，不過不像沈先生擱得那樣徹底，那樣明顯，其原因，也不外是「思」與「信」的矛盾。30多年來、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文藝的主要問題也是強調「信「，忽略「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新時期10年文學的轉機，也正是由「信」回復到「思」，作家可以真正的獨立思考， 可以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生活，用自己的腦和心思索生活， 用自己的手表現生活了。
北京一解放．我們就覺得沈先生無法再寫作，也無法再在北京大學教書。教什麼呢？在課堂上他能說些什麼話呢？他的那—套肯定是不行的。
沈先生為自己找一條出路，也可以說是一條退路，改行。
沈先生的改行並不是沒有準備、沒有條件的。據沈虎雛說，他對文物的興趣比對文學的興趣產生得更早一些。他18歲時曾在一個統領官身邊做書記。這位統領官收藏了百來軸自宋至明清的舊畫，幾十副銅器及古瓷，還有十來箱書籍，一大批碑帖。這些東西都由沈先生登記管理。由於應用，沈先生學會了許多知識。無事可做時，就把那些古畫一軸一軸地取出，掛到壁間獨自欣賞，或翻開《西清古鑒》、《薛氏彞器鐘鼎款識》來看。「我從這方面對於這個民族在一段長長的年份中，用一片顏色，一把線，一塊青銅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種種藝術，皆得了一個初步普遍的認識。由於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鑒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象為生的鄉下人，進而對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見《從文自傳?學歷史的地方》）。沈先生對文物的興趣，自始至終，一直是從這一點出發的，是出於對於民族，對於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的深愛。他的文學創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愛國主義的感情。從熱愛祖國這一點上看，也可以說沈先生並沒有改行。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愛國愛民，始終如一，只是改變了一下工作方式。
沈先生的轉業並不是十分突然，是逐漸完成的。北京解放前一年，北大成立了博物館系，並設立了一個小小的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是在楊振聲、沈從文等幾位熱心的教授的贊助下搞起來的，館中的陳列品很多是沈先生從家裡搬去的。歷史博物館成立以後，因與館長很熟，時常跑去幫忙。後來就離開北大，乾脆調過去了。沈先生改行，心情是很矛盾的，他有時很痛苦，有時又覺得很輕鬆。他名心很淡，不大計較得失。沈先生到了歷史博物館，除了鑒定文物，還當講解員。常書鴻先生帶了很多敦煌壁畫的摹本在午門樓上展覽，他自告奮勇，每天都去。我就親眼看見他非常熱情興奮地向觀眾講解。一個青年問我：「這人是誰，他怎麼懂得那麼多？」從一個大學教授到當講解員，沈先生不覺有什麼「丟份」。他那樣子不但是自得其樂，簡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見他在講解，心裡總不免有些凄然。
沈先生對於寫作也不是一下就死了心。「跛者不忌履」，一個人寫了30年小說，總部會徹底忘情，有時是會感到手癢的。他對自己寫作是很有信心的。在寫給我的信上說：「拿破崙是偉人，可是我們羨慕也學不來。至於雨果、莫里哀、托爾斯泰、契河夫等等的工作，想效法卻不太難(我初來北京還不懂標點時，就想到這並不太難)。」直到1961年寫給我的長信上還說，因為高血壓，館(歷史博物館)中已決定「全休」，他想用一年時間「寫本故事」(一個長篇)，寫三姐家堂兄三代鬧革命。他為此兩次到宣化去，「已得到10萬字材料、估計寫出來必不會太壞……」想重新提筆，反反覆復，經過多次。終於沒有實現，一是客觀環境不允許，他自己心理障礙很大。他在寫給我的信上說： 「幻想……照我的老辦法，獃頭獃腦用契河大作個假對象，競賽下去，也許還會寫個十來個本本的……可是萬一有個什麼人在刊物上尋章摘句、以為這是什麼『修正主義』，如此或如彼的一說，我還是招架不住，也可說不費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於白費。想到這一點，重新動筆的勇氣，不免就消失一半。」二是，他後來一頭扎進了文物，「越陷越深」、提筆之念，就淡忘了。他手裡有幾十個研究選題待完成，他方很大的責任感和緊迫感，時間精力全為文物佔去，實在顧不上再想寫作了。
從寫小說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豐碩的成果，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個人說，無所謂得失。就國家來說，失去一個作家，得到一個傑出的文物研究專家，也許是划得來的。但是從一個長遠的文化史角度來看，這算不算損失？如果是損失，那麼，是誰的損失？誰為為之，孰令致之？這問題還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我們應該從沈從文的轉業得出應有的歷史教訓。
（本文選自《花花朵朵 罈罈罐罐——沈從文談藝術與文物》江蘇美術出版社）
這篇文章是《花花朵朵 罈罈罐罐——沈從文談藝術與文物》的代序，是完整版。在網上另有流傳的其他版本，可某些段落有刪節。
其實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已經能大致推測出沈從文先生49年之後擱筆的真正原因，就像文中加粗處所說：「沈先生對自己擱筆的原因分析得再清楚不過了。不斷挨罵，是客觀原因；不能適應，有主觀成分，也有客觀因素。」
以及後文先生寫給汪曾祺的信中所言：「可是萬一有個什麼人在刊物上尋章摘句、以為這是什麼『修正主義』，如此或如彼的一說，我還是招架不住，也可說不費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於白費。想到這一點，重新動筆的勇氣，不免就消失一半。」
寫到這裡其實線索脈絡已經很清晰了，我們也沒有必要在沈先生是否「江郎才盡」上糾結了，因為這是歷史的主客觀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有環境原因也有沈從文先生自身的原因，再反覆辯駁也沒有意義了。
而到了幾十年以後的今天，大家對於這個歷史問題以及「江郎才盡說」的反反覆復的爭論，其實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中文系學生應該是知道和讀過《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錢理群等著）（下簡稱《現代》）、《中國當代文學史》（洪子誠著）（下簡稱《當代》）。
這兩本書我都很喜歡，裡面正好是涉及到了沈從文的。
在《現代》里，對這位「京派」文學代表的「湘西歌者」動用了一章的篇幅，是可見其重要的。在《當代》里，他已是無弦之矢，在歷史長河中是渺小的、是波瀾中的一朵，被歷史描述時也是輕輕一筆。但兩本著作里都可感受一種遺憾和惋惜，當然不只對他一人。
《現代》第十三章專門講述沈從文，篇幅不小。就問題而言，著者是從文學理想的角度加以解釋的：不進入革命性改造中國的一途，而主張經由文化改造人、改造生命、改造民族。沈從文離開30年代主流文學的道路，就是這樣形成的。此種文化理想面對當時中國現實生活不得兌現，因它主要是從鄉村中國產生，是由世俗的世界，由沉淪的地區來觀察世界的。它能從一個角度說明民族沉淪的根由，卻無法化為實際的文化改革行為。沈從文的文學不屬於當時中國的城市文化，也不屬於革命文學，因此難於被當時現實所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或許是由於著作敘述的歷史範疇的緣故，著者並未對沈從文之後不再創作做詳細的解釋，以上算一種供人解讀的角度。
而《當代》中，雖然沈從文已成為在左翼文學坐上主流寶座下眾多被風流雲散的文學流派中的微弱的一份子，直接關於他的敘述也很有限，但卻仍可窺見其黯然的緣由，讀起來令人唏噓。《當代》在第二章·四·作家的整體性更迭中寫道：在40年代一些活躍作家的「邊緣化」，大致有這幾種情況：一種情形是，一部分作家的寫作「權利」在當代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這種情形主要發生在「自由主義作家」身上。沈從文受到批判，被排斥於第一次文代會之外，他任教的大學不再聘用，後來轉而從事文物研究。錢鍾書繼續小說創作的願望也難以實現，而致力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朱光潛、廢名、蕭乾、李健吾、師陀等的寫作，也受到很大限制。活躍於40年代的穆旦、鄭敏、杜運燮、陳敬容、王辛笛等，受到有意的冷落而「自動消失」。這些文學創作上受到各種限制的作家，在當代往往進入學術研究機構，或擔任大學教職。這表明在當代，比較起來，文學部門（作家協會等）和文學寫作，是更重要、敏感的「意識形態」區域，也表明大學、研究機構與文學界的關係發生的調整。隨著「自由主義」的，「京派」作家在當代出現的頹勢，現代中國文學與「新文學」之間的重要關聯的情況受到很大削弱。另一種情形是「中心作家」邊緣化，一些作家清醒地意識到在文學觀念、生活經驗、藝術方法上與當代文學規範的距離，或放棄繼續寫作的努力，或呼應「時代」的感召，期望適應、追趕時勢而跨上新的台階。……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馮志、艾青、臧克家、夏衍、田漢、張天翼、周立波、沙汀、艾蕪、卞之琳、駱賓基等）想通過學習、通過熟悉「新生活」，來把握新的表現對象和新的藝術方法，以創造「無愧於偉大時代」的作品，但大多數，與「文藝新方向」所規定的創作觀念和創作方法之間的關係，始終處於緊張的、難以協調的狀態。……「五四」新文學作家在當代的「流失」，還有另外一種情形，即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學運動中的罹難者。這些作家不僅有來自國統區的，也有來自解放區的。主要有胡風、路翎、魯藜、牛漢、綠原、呂熒、馮雪峰、艾青、丁玲、蕭乾、蕭軍、吳祖光、李長之、穆旦、徐懋庸、施蟄存、傅雷等。
著者在接下來的幾章便著重敘述左翼文學特定的文學模式是如何取得絕對支配地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文藝整風、頻繁的批判運動、文革）以及在文學的「轉折」中夭折和隱匿的作家流派、作家群，主要創作體裁（詩歌、小說、散文、話劇）的困境和突破。
話歸主題，沈從文作為「京派」代表作家，在40年底後期是被稱作「自由主義作家」群體中的一員，他們認為，文學不應該成為政治、宗教的奴隸，作家應忠於藝術，堅持「獨立的識見」，創作出「受得住歲月熏陶的優秀作品」。沈從文也不是輕易說狗帶的，他曾經斥責左翼文學是政府裁判外的另一種「一尊獨佔」，不過，後來的事也不必細說了。
在《當代》另外一處直接關於沈從文的敘述是在第六張的開頭：……沈從文的文學生涯受到重大挫折，雖說也不是就失去寫小說的「權利」，不過考慮到自己的文學理想難以實現，也不想做出折衷性的處理，便專註於文物和古代服飾的研究。（這裡引出一本書籍《從文家書-從文兆和書信選》）
綜上而述，不過是個人與時勢抵觸之下無奈之舉，不過我們是不能完全排除他老調子唱完的可能。
本來原題以作結，但還是想把這時勢解釋一下。梁啟超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在毛澤東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毛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做「偉大的導師」，這確是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威，各國歷代君王是無一人做到的，與之匹敵的也就希特勒和斯大林了。其實整風運動是由來已久的，也是由小到大點線面慢慢鋪開的，從一點是可以看出毛的雄才大略的，「文革」是有計劃穩紮穩打的策略結果，中間過場較之都算浮雲了。近來讀到吳小龍《毛澤東與少年中國學會》，再錄一段：「五四」與「文革」，一為自由思考而作的選擇，一為幾經洗腦後的奉命造反，兩者豈可同日而語！然而，歷史又是複雜而矛盾的。從這兩個時期人們如醉如狂地發表的那些許多言論中可以看到，兩者間不幸又確實有許多心態、邏輯和思想方法上的相似之處：追求理想的真誠和義無反顧，自信真理在手的豪邁和堅定，對過去、對一切不同觀點的嚴厲和決絕，斷不容反對者置喙的專斷，為實現一個十全十美的理想社會不惜任何代價的英勇和殘酷……這些，在相距近半個世紀的「五四」和「文革」中都有過淋漓盡致的表現。「五四」時的一些東西，以一種更為革命話語所扭曲的形式影響於四五十年後的學生，也以一種個人體驗中的積澱影響著毛，又通過這位雄才大略的個人影響於民族。當然，我還得說，兩者的思想資源、思想背景、思想自由程度、思想認同體系都是不同的，因而歷史意義也迥異。（《隨筆佳作》續編·下冊，花城出版社，整段搜索可出現）
許多事都是有跡可循的，比如文中就提到了少年中國學會在關於「新村運動」的構想的熱烈討論中、宗白華的幾項提議和毛後來「五七指示」的驚人相似，陳獨秀與毛澤東的思想導流，李璜的「全民皆兵」和「紙老虎」的說法等。許多青年時的理想乃至夢想都經沉澱、醞釀、進而適時的爆發了。當然，對毛的評價早已有政治正確的說辭，不用贅述。
回到文學領域，其實想沈從文這樣保有初衷、做過抵抗、而可全身而退的是很幸運的。當然，江郎才盡也好，明哲保身也罷，沈從文之後總還是有重要貢獻的，這也是我反對很多調侃性質的回答的原因。大學時讀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是很難讓我相信出自同一人之手，可見改造之深。
魯迅說中國有「幫忙文學」和「幫閑文學」，也有兩者都不是的，卻是很不多見，五四那一批算出現了一些，沈從文可算是當中一個吧，有些理想是那麼孤獨和薄弱。
但是，即使有政治左右，20世紀下半葉仍有許多優秀的作品，直至今日小說發展勢頭不減。我唯一感到可惜的是，中國的詩歌好像入了絕境，古詩不寫了也寫不出了，新詩又不像詩，當今文學作品早不是什麼「生活的教科書」了，沒有什麼作品可以引起軒然大波了，但政治放了手，市場沒有，全是小說的文學時代多少有點單一。
我也瀏覽了一下其他的答案，有人竟大言不慚侃侃而談，還竟問知道焦菊隱是誰嗎？問這種話咋不上天呢，關於老舍的《茶館》，《當代》確有敘述：作品後半部分，人物刻畫與情節設計，顯露了某些與第一幕並不完全協調的地方。《茶館》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北京人藝一代卓越藝術家（導演焦菊隱、夏淳、演員于是之、鄭榕、黃宗洛、英若誠等），對確立該劇當代的「經典」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我的稿子寫得不好，別人幫我提提建議修改了一下，這稿子就不能算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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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我記得剛到知乎的時候，關於文學的、語言的、歷史的，提問討論的是很少的，現在出現了許多，可大多數關心的卻是八卦、娛樂的歷史。扒歷史長河的褲子是很費力卻可能不討好的事情，前人費力做了，出本書還要「春秋筆法」，希望想了解更多的，就多讀書吧，知乎環境在最好的狀態下也只能提供一個個片面的觀點，而這些觀點大多也是從片面的書籍和生活里抽取的，你過不了別人的生活，但可以去讀別人讀過的書。
先到這吧，有誤請指正
《從文自傳》是敘述自己生命來路的過程，由這樣的道路也就找到和確立了這樣一個自我。作者敘述自己逃學、說謊的頑劣事迹，本意卻不僅僅是要表現一個頑劣的性格，而是要描述和說明自己因此而得到的教育。
如果把沈從文和魯迅比較來看，會非常有意思。這裡就不得不提王德威的《從「頭談起」：魯迅、沈從文與砍頭》一文。文中說到，從二人文本皆可找出不在少例的砍頭文字，1906年的幻燈片事件如果看作魯迅棄醫從文的標誌性節點，成其後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吶喊「樣本」，那麼在沈從文自幼習染的湘西世界和隨後的從軍生涯里，砍頭當真算不得稀罕事。在沈從文不動聲色的屢述下，砍頭有起因種種，苗漢訟斗，軍閥鎮壓，盡皆砍去，不由分說，日常到沒什麼人願做「看客」。如此對照下，魯迅僅從影像上看到的殺頭場景生出的反應未免有些大驚小怪。如張新穎書中說，魯迅是能夠而且善於從平常中看出不平常的極端敏感天才，而沈從文是把不平常來接受的那麼一個人。王德威作結道，從此一例，中國文學分岔出兩條不同的寫實道路。傳統的五四模式是「啟蒙者/被啟蒙者」，而到沈從文這裡，他的作品的敘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較起來，並沒有處在優越的位置上，相反這個敘述者卻常常從那些愚夫愚婦身上受到感動和教育。
到了《邊城》，再如後來的《湘西》、《湘行散記》和《長河》，沈從文的文學理想的投射始終是一貫的，他在自傳里寫他20歲前的人生經驗是何等傳奇浪漫，那一股如水流注的文字且載且行，將人帶往深處，而其中的沉重與辛酸，總是包裹的不易覺察。不論是砍頭如嬉戲，還是翠翠朦朧的愛情背後深深的悲哀，還是重返湘西的一路水行所思所想的大徹悟，還是最後推演到1948年的精神失常、自毀行為，他的沉重與辛酸不減分毫，日積為累。
49年成了沈從文的分水嶺，他從文字轉移到文物，告別文學。理解沈從文，進入沈從文的文學，知道他的文學不是什麼比起是什麼，更顯重要。文字可以飛揚的時代，沈從文是極為自信的寫作者，到了不得不做「一個犧牲於時代中的悲劇標本」，沉默之美取替文字之美，其美不輸。如其所言，人類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是總有法子為生命之尊貴，之莊嚴，之愛，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他說我是那種不想明白道理而永遠為現象所傾心的人，他執拗如稚童，因為他對生活懷有大悲憫，他說我對生活是藝術家的感情，他於生活是生死不離的，又想到李長之點破的魯迅密碼：人總得要生存。魯迅不似沈從文的婉曲深情，卻都做了人之為人的同一指歸。-
如果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他的生平傑作。
那麼，沈從文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則是真正的金石名山傳世之作。
我們上學，從來不讀「中國小說史略」。
但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在台灣的影視教育里，至少值四個大學學分。
讀完了還不行，考完了期中考，期末考，得了學分還不行。
一輩子干影視行業，還是離不開這書。只要你拍古裝，就得抱這書一輩子。
我操。
誰說「沈老49年之後不寫作，是因為江郎才盡」的？
哪位知乎專家，請出來一下，我給你打上背光，配上音效，受我等對您無盡的瞻仰。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您好大的底氣，敢說這種定論？
佩服，佩服。
佩服，真佩服。
我們是不是更應當聽一聽當事人自己的認識和看法呢？
一九八〇十一月二十四日，沈從文先生在美國聖若望大學作報告《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朋友： 我是一個沒有讀過書的人，今天到貴校來談談，不是什麼講演，只是報告個人在近五十年來，尤其是從二十到三十年代，由於工作、學習的關係，多少一點認識。……
我藉此想糾正一下外面的傳說。那些傳說也許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確，就是說我在新中國成立後，備受虐待、受壓迫，不能自由寫作，這是不正確的。實因為我不能適應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轉到研究歷史文物方面。從個人認識來說，覺得比寫點小說還有意義。因為在新的要求下，寫小說有的是新手，年輕的、生活經驗豐富、思想很好的少壯，能夠填補這個空缺，寫得肯定會比我更好。但是從文物研究來說，我所研究的問題多半是比較新的問題，是一般治歷史、藝術史、作考古的、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機會接觸過的問題。我個人覺得：這個工作若做得基礎好一點，會使中國文化研究有一個嶄新的開端，對世界文化的研究也會有一定的貢獻。
……
許多在日本、美國的朋友，為我不寫小說而覺得惋惜，事實上並不值得惋惜。因為社會變動太大，我今天之所以有機會在這裡與各位談這些故事，就證明了我並不因為社會變動而喪氣。社會變動是必然的現象。我們中國有句俗話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中國近三十年的劇烈變動情況中，我許多很好很有成就的舊同行，老同事，都因為來不及適應這個環境中的新變化成了古人。我現在居然能在這裡很快樂的和各位談談這些事情，證明我在適應環境上，至少作了一個健康的選擇，並不是消極的退隱。特別是國家變動大，社會變動過程太激烈了，許多人在運動當中都犧牲後，就更需要有人更頑強堅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東西。在近三十年社會變動過程中，外面總有傳說我有段時間很委屈、很沮喪；我現在站在這裡談笑，那些曾經為我擔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擔心！我活得很健康，這可不能夠作假的！我總相信：人類最後總是愛好和平的。要從和平中求發展、得進步的。中國也無例外這麼向前的。
（引自《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新文學史料》1982年01期。）
1981年4月11日沈從文先生在湖南省文聯座談會上的講話：
外面傳說更多一點，說我是受壓迫什麼。特別是我到哥倫比亞大學頭一次講演，有個台灣記者，把我添鹽加醋地寫了一個訪問記，記者，記錄，好像我就是凄凄慘慘地出來，出來是不讓我出來，怕我跑。他就不曉得我能跑到哪去，我還能離開中國嗎？我絕對不會，我歷來是討慶外國人的，在我作品中從來沒對洋人有好感。（《沈從文晚年口述》第93－94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981年4月8日，沈從文在湖南博物館的演講：
我是一九二八年就混到人學教學這一行，教散文——那也是騙人了——教散文習作，一直到解放我才離開學校。離開學校以後，我就直接到歷史博物館，名分上是做研究員，實際上我是甘心情願做說明員。我深深覺得這幾十年生命沒有白過，就是做說明員。因為說明員，就具體要知識了。（《沈從文晚年口述》11頁）
當然，即便是沈先生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但依然還是有很多人認為沈先生是長期飽受壓迫、心有餘悸之下的口是心非。
對此，我想問問，既然是心有餘悸，應當是閉門謝客，謹小慎微，為什麼還要跑到國外長篇大論？而且竟然還公然與黨媒唱反調呢？！
高票答主知友 @梁豆子 對此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竊以為，知友 @梁豆子 的解讀不乏真知灼見。然而，鄙人也有一些不同意見，願商榷一二，還望多多指教。
知友 @梁豆子認為，沈從文先生1949年之後不再從事文學創作的主要原因無非兩點：第一在於沈從文先生所擅長的創作內容與國內文化環境的衝突。第二則是沈從文先生曾經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與中共有過不愉快的回憶。
對於第一個原因，在下是認同的。畢竟沈先生本人也坦率提出：「實因為我不能適應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轉到研究歷史文物方面。」
對此，在1949年4月6日日記中，沈從文是這樣記述的：昨楊剛來帶了兒份報紙，可稍知國家近一星期以來的種種發展。讀四月二日《人民日報》的副刊，寫幾個女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動而且慚愧。寫錢正英尤動人。李秀真也極可欽佩。這才是新時代的新人，和都市中知識分子比起來，真如毛澤東說的，城裡人實在無用！鄉下人遠比單純和健康。同時也看出文學必然和宣傳而為一，方能具教育多數意義和效果。比起個人自由主義的用筆方式說來，白羽實有貢獻。對人民教育意義上，實有貢獻。把我過去對於文學觀點完全摧毀了。無保留的摧毀了，擱筆是必然的，必須的。從這幾篇文章中，讓我彷彿看到一個新國家的長成，作家應當用一個什麼態度來服務。這一點證明延安文藝座談記錄實在是一個歷史文件，因為它不僅確定了作家的位置和責任，還決定了作家在這個位置上必然完成的任務。這一個歷史文件，將決定近五十年作家與國家新的關係的。上期有蕭蔘著《堅決執行文藝為工農兵的方針》一文，可惜沒有見到。從推想說，一定是對當前和未來能完全配合得極密切的。唉，可惜這麼一個新的國家，新的時代，我竟無從參預。多少比我壞過十分的人，還可從種種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卻出於環境上性格上的客觀的限制，終必犧牲於時代過程中。二十年寫文章得罪人多矣。（《沈從文全集》第19卷25-26頁）
有網友貼出了汪曾祺的文字，認為沈從文建國後不寫小說是因為擔心被罵修正主義，並引用沈從文的信作為證明。竊以為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鄙意以為需要看全文，來做一個較為全面的評判還是較為公允一些。我這裡把這封信的相關內容摘錄如下（節選自《沈從文全集》第21卷19-22頁）：
血壓總是上升，頭重重的，有時還簡直沉重得可怕。本來館中已決定是要「全休」廠。先是休假一年，打算寫本故事，是三姐家堂兄鬧革命，由五四後天津被捉，到黃埔清黨逃出，到日本又被捉，到北京被捉，回到安徽又被捉，……終於還是在「蔣光頭」西安被困二個月以前，在安徽犧牲了。死去後第二代經過種種事故，到昆明我們又碰了頭,第二代又活動，複員後，回到上海，又被捉，幸虧手腳快，逃往冀東解放區，現在則是宣化龍煙公司宣傳部長，先生是書記，我因此還到過宣化兩次；已得到十萬字材料，極有意思，估計寫出來必不會太壞，可兼有《紅旗譜》、《我的一家》兩方面長處。可是血壓一高，什麼都說不上了。最難過時只想死去趕及燒掉完事。這一月來血壓一下降，卻又想起還有〔20頁〕一大堆事待做了。人倒並不胖過98磅，只是心臟已不大好，將來還是致命傷。目下還無妨。
……我大致年底出院，以後將是照常工作，不過是坐辦公室攬雜事，還是寫那個未完成的東西，可沒一定。總之，人既〔21頁〕然還得好好活著，趁能做事時，有事可做時，就拚命的去做，才是道理！。……近來看了些文學書，血壓也下降了些，不免靜極思動，心想還可能寫個十來本本什麼玩意兒的。真近於古人所說：「跋者不忘履」，還簡直不忘飛奔！並不是想和什麼年青人爭紀錄，那是不必要的。也無意和「語言藝術大師」老舍爭地位（那是無可望的天才工作），只幻想如果還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時間，假定說，此後還可活過幾年，照我的老辦法，獃頭獃腦來用契訶夫作個假對象，竟賽下去，也許還會寫個十來本本的。若居然到時又可印出來，不受人為限制，在一個比較自然情形下，一定總還會值得有人去看看，且不會讓讀者中毒的！因為真正有毒的什麼神仙公主古怪離奇故事，還大量在舊戲中得到不同發展，不同鼓勵，而許多新的模仿也還大有市場。我寫的東西應當不會比那個更壞的！可是萬一有個什麼人，在刊物上尋章摘句，以為這是什麼「修正主義」,如此或如彼的一說，我還是招架不住．也可說不費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於白費。想到這一點，重新動筆的勇氣，不免就消失一半！可是我卻依舊還是想勸你在此後生活中，多留下些筆記本，隨手記下些事事物物。我相信，到另外一時，還是十分有用。我年紀已到六十歲，即或再憨氣十足的來在寫作上用力，實在成就也有限。而且再也受不住什麼殲滅性打擊批判。所以十分怕事，見人都可拱手，特別是怕批評家（這可不能怪我對工作不認真。就工作說來，已夠認真了，這些年來什麼不寫也是把寫作看得過於認真的結果。不是懶惰！但是事實上倒是像有些人不那麼認真還好些！）儘管諸事常在變，我怕來不及還看到對我工作或工作態度的正當估價機會了。可是你還年青，能在這世界上多活廿年，我總多少有點迷信，以為國家十分大，過些日子或許還是要有更多的人用各種不同方法、不同藝術風格來寫新的人事，來寫「短篇」或「特寫」，即「通訊」到另一時也會要變一變，寫得十分活潑有生氣！你應當在任何情形下永遠不失去工作信心。
從信中可以看出，經歷了1957年大規模「反右」運動之後，沈從文似乎並未有什麼太大的心理陰影，依然對文學創作躍躍欲試，甚至還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再作馮婦之心躍然紙上。「可是血壓一高，什麼都說不上了」，加之「萬一有個什麼人，在刊物上尋章摘句，以為這是什麼『修正主義』,如此或如彼的一說，我還是招架不住．也可說不費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於白費」。正是在這種主客觀因素作用之下，沈先生又回到了文物研究事業中去了。
但是，也有人認為，建國前從文先生因為其「粉紅色」的背景而被左翼文人批評過，因而建國後受到ＴＧ的打擊與排斥，導致沈從文先生放棄了文學創作。其中，比較典型的是 @ 野風 的回答：怎麼看沈從文 49 後不再從事文學創作？ - 野風的回答 。
@ 野風先引用了沈從文先生的一句話「但如果有人以為不要紅綠燈會走得更好呢？」，並感慨道：「沈從文始終相信，文學要保留對政治批評和修正的權利，而不是單方面的聽話和守規矩。這種堅守，讓他付出了難以承受的代價。」，對此，這位網友解釋到：「建國後各種政治浪潮鋪天蓋地接踵而來，昔日的朋友們紛紛識時務為俊傑聽從「紅綠燈」指揮的時候，沈從文還在堅守著自己。直到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動文藝》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沈從文被踢出北大，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大教授被發配到歷史博物館當講解員。」
在下真的對這位網友無畏的言論無語了！一個堂堂的歷史博物館文物研究員、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能說「被踢出北大」？全國第二、三、四、五屆政協委員，全國第六、七屆政協常委，能說「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
這位網友恐怕不知道這個基本的常識——《斥反動文藝》是郭沫若在1948年2月（也就是TG建國前近兩年前）在香港發表的一篇文章。2個月後，郭沫若被南京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評為第一屆人文組院士。
明明是候選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發表於1948年的文章，怎麼成為「建國後各種政治浪潮鋪天蓋地接踵而來」？
這位網友難道不知道，就在所謂《斥反動文藝》「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的9個月之後，1948年11月7日晚八時，沈從文才在北京大學蔡孑民先生紀念堂提出了「紅綠燈」疑問嗎？
我不知道，這位網友是如何令郭沫若、沈從文在建國前後實現時空穿越的？如此荒誕不經的時空穿越竟然博來一陣陣喝彩，在下的感覺只是一陣陣悲哀！
當然，也有一些網友並沒有直接指出沈從文受害與郭文，但是，依然認為沈從文是在政治壓力之下做出的選擇。高票答主 @梁豆子 網友就持這樣的看法：
政治上的烏雲給了沈從文以巨大的壓力，幾乎摧毀了他敏感而脆弱的內心，以至於他甚至有幾次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我們已經不知道在那段歲月下的沈從文究竟經歷了什麼，但是其直接後果就是沈從文選擇放棄從事文學創作而專註學術研究。
這裡插句話， @梁豆子 網友 稱「我們已經不知道在那段歲月下的沈從文究竟經歷了什麼」，卻又得出了「政治上的烏雲給了沈從文以巨大的壓力」的結論。是不是搞文學研究的都是習慣於憑直覺、感性得出結論呢？
不錯，在建國前夕，沈從文精神上曾經受到打擊。1949年4月2日，沈從文妻子張兆和給沈從文大姐夫婦寫信：
上次我信中曾提到二哥這幾個月來精神不安的現象，但是這種不安寧，並不是連續的，有時候忽然心地開朗，下決心改造自己，追求新生，很是高興；但更多的時候是憂鬱，悲觀，失望，懷疑，感到人家對他不公平，人家要迫害他，常常說，不如自己死了算了。因為說的太多，我反倒不以為意。他那種不近人情的多疑，不單是我，連所有的朋友都覺得他失之常態，不可救藥。不想他竟在五天以前，三月二十八的上午，忽然用剃刀把自己頸子劃破，兩腕脈管也割傷，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在白天，傷勢也不太嚴重，即刻送到醫院急救，現在住在一個精神病院療養。他一切都很正常，腦子也清楚，只要不談到他自己；一談到自己的問題便執著某一點，一定說人家有計劃的要打擊他謀害他。他平常喜讀《變態心理學》，寫文章聯想又太豐富，前兩年寫東西遭受人家不公平的誤解，社會一變動，雖然外面的壓力並不如想像的大心裡不痛快。（其實並沒有壓力），他自己心上的壓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當然，一個人從小自己奮鬥出來，寫下一堆書，忽然社會變了，一切得重新估價，他對自己的成績是珍視的，想像自己作品在重新估價中將會完全被否定，這也是他致命的打擊。總而言之，一句話，想不開，鬧成現在這樣局面，否則好好上課，慢慢來修正自己，適應新環境，不至到這個地步的。眼前書自然不能教了，出院後必須易地療養，一定要把他觀念上的錯誤糾正過來才能保安全。我現在想問問大姐，在我們父系或母系，或者同父系或母系有關的祖輩中，是否曾經有過神經病患者，醫生需要參考材料，望告我。並望轉告大哥三哥。他身體很好，傷口不要緊，勿念。祝安好。（《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22-23頁）
眾所周知，郭沫若1948年發表的《斥反動文藝》對沈從文先生進行了批判。可能這就是「沈從文先生曾經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與中共有過不愉快的回憶」吧。
但是，據在下所知，TG建國後，不僅並未對沈從文先生進行過批判，還得到了TG高層的力挺和優待啊！
在下不才，摘錄一些沈先生「那段歲月」的自述，看看是不是「政治上的烏雲給了沈從文以巨大的壓力」。
先看下面文字，這是郭沫若於１９６４年６月為沈從文作品《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所寫的部分序言內容。
這裡插句閑話，有網友認為郭沫若的文字《斥反動文藝》自有千鈞之力，徹底打垮了沈從文。那麼，郭沫若為沈從文先生專著所寫的序言，算不是為沈從文撐腰呢？而這本《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又是怎麼回事呢？從文先生是這樣解釋的：
「最先企圖是為總理外出送禮而用，因此康老看後為題一簽。他把那麼一種重要工作交給我來主持，總經過些考慮，我敢答應下來，也不是不事先考慮。郭老並主動為寫一長序。」（《沈從文全集》）
一部學術著作，由中央書記處書記題籤、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作序，即便是現在也是何等榮耀，這「政治上的烏雲」也該散了吧？
文革期間，沈從文於1972年5月致信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
五四年文代會，主席和總理接見我，勸我再寫幾年小說時，我沒有動。我把這種天大難得的鼓勵，轉而更堅定的學習「為人民服務」，提高了熱忱，也提高了責任感。在反右後，又要我去接老舍在北京市作協①那個位置，可是還是不動。隨後承你厚意，要我來故宮學學綢緞，倒毫不遲疑，就來和大家一道，在你領導下進行學習了，實在應當向你表示深深謝意。（《沈從文全集》第23卷104頁）①作協疑為文聯之誤。老舍曾任北京市文聯主席。
TG黨魁親自勸說「再寫幾年小說」，安排到文聯任主席，這等待遇叫做「政治上的烏雲」？
1973年，正值文革時期，沈從文在寫給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楊振亞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個人實在太不足道，雖寫了二十年不三不四的小說，徒有虛名，在新社會已近於「空頭作家」。因此即或還有機會，和茅盾、老舍、巴金、冰心一群老同道，用作家名分，長年向各國飛來飛去，享受友好國家的隆重款待，享盡了人間快樂熱鬧，還是不去。（主席和總理在二次文代會上接見我時，就親自勸我再寫幾年小說。）……你明白這個十年，我是用一種什麼心情來愛黨和國家，你就理解一個七十二的人，和你第一次談話中流淚的原因了！目前儘管已七十過了，不離開這個戰場以前，我還有不少責任待盡，……而對外教學，和生產服務，前後在全國政協又提過提案二十件，多和這兩事有關，一律得到通過，有的指明二三個部執行，有的且到五、六個部執行（包括外貿、紡織、輕工業、文化、教育等等部門在內），最多的一個，據一個審查提案委員說，還是總理親自批示，附加了個「這是內行說的話」。不問傳說是否可信，總之，提案交六個部執行，卻是事實。因此，我就還有不少責任待盡。例如提案中有改編全國大專院校工藝美術教材事，總的工藝美術史教材，及絲綢印染系、漆工藝專系教材，當時就是調全國院長、主任教師、青年講師來京，由我為提供材料，由專任教師編寫，後來又還由我來修改審定的。有些在「文化革命」前全國己試教一二年，明年又將開學，近十年新出土文物萬萬千，大致還是得由我為提供材料作補充修改。（《沈從文全集》第23卷第477-478頁）
文革期間向全國政協提案二十件，總理親自批示，幾個部執行。提出改編全國大專院校工藝美術教材，結果就是「調全國院長、主任教師、青年講師來京」，並「由我來修改審定的」，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政治上的烏雲……幾乎摧毀了他敏感而脆弱的內心」的文人啊？！
有很多文人把文革期間的沈從文寫的悲涼彷徨、哀怨委屈，乃至於意味深長的寫下所謂「抱著記者胳膊哭」文字。對此，我們可以看看沈從文先生文革期間的信件，看看是不是所謂的「害怕」、「不敢說話」、「飽受委屈」。
1967年2月2日，沈從文在寫給其次子夫婦的信中大談時局如何動蕩，而自己又如何「十分好」：全國各處都在搞奪權，北京自不例外。……近來終日大小會連續開，權是奪了，如何行使，還是問題。文化部蕭望東統戰部李維漢等等許許多頭頭均坐卡車掛牌子遊了街，近軍委已下令正式禁止，許多人或可免去此種衝擊。形勢變化快，前不多久參加檢閱的陶鑄、劉志堅均已下馬。穆欣、唐平鑄、胡痴也被號以「小三角」而下馬。賀老總止式點了名，朱總也有大標語（光明報、人民報、解放軍報），薄一波、羅瑞卿已死去，又傳鄧、陶也死去。陳雲也有大標語，呂正操因鐵路員工罷工而下馬；王任重、劉瀾濤似均已上過街。……今年過年不放假，凡事照常，十分好。我們每天學毛選和政策文件，勞動照常，天氣過冷，室外打掃園子已不常進行，只收拾毛房。（22卷27-28頁）
1967年5月11日，寫給其次子本人的信中，則更是大談時局：
大街頭大字報對陳老總、葉劍英的似不少，雖有總理一再說（或戚本禹說）過外交部不能妨礙外事，還是老揪住不放：譚震林也是大標語最常見的姓名。此外部或副部長級、院校長或黨委書記級，萬人大會事似還在不斷舉行。一隔行，便不明白情形內容了：機關奪權一般情況是分成兩派，有的又各引外援，外援一多，即不易好好開會，爭辯若不能解決，最後便易由挨、擠、推、攘，進而為武鬥。斗有大小，聞兒童醫院和市政機關即各死五六人。有個什麼機關還有上千人斗，傷必不少。大學這方面訓練好些，但辦公室的打，砸、搶、奪還是經常發生，無從防止。大民主總得從一個較長時期中訓練才可望取得進展。（因為這是個偉大企圖，本來又無一個底子，無可避免。）一切活動公開來搞，還是合理的，正常的。但是也有趨勢搞秘密破壞的，發展下去，不怎麼好。江青不久談話，主張聯動公開，捉了的小頭頭均放釋，即是此意。又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末後特別提起「教育子女」問題，的確是個大問題，話特別針對到軍委而說（大將元帥等等），可知其必不止說賀龍、陳毅、葉劍英……子女，因為凡是知道點內部事情，和聯動的聯繫，或和運動的操縱指使，都有一定關係。有的大人且作了參謀，就更不好辦了。其次是「大聯合」、「三結合』"，日來報刊重點宣傳，提法十分好，十分重要。……去醫院必從百貨大樓前過身，總是見大幾萬人各處走動看大字報，特別是看漫畫，興趣十分濃厚。一部分像是外來人，一部分是不上工的職員學生或小市民，有什麼新傳單，即一涌而進，爭奪激烈。許多人多像是無所事事，不知作什麼好，看來令人憂慮。上萬的路人，極少有人在路上看報紙社論。事實上很多大致看不懂報紙社論，不明白重要性。我心中總不免懷有一點杞優。一種深刻的杞優。同時也可以說是不必要的杞優。得想辦法正面教育。…………（《沈從文全集》第22卷37-38頁）
在該信中，不僅表達了對主席言論的不以為然，還對文學創作躍躍欲試！
主席也說起過「習文學的不會寫小說。」因為他不明白大學校里教員，主任和教授，很多寫小文章也不成。大多數也不會寫小說。（有很多寫篇像樣文章還不可望！）還有各省作協的負責指導寫作的人，也多不會寫小說，或很少寫過幾篇又有思想、又有文筆、可以示範的小說。……我說的是短篇小說．這方面我似乎還有發言權。可惜我心臟受了較大限制，不然一定請下鄉，或即回來家鄉住一年，一月試寫一個，一年時間內會至少寫得出十個一切都新的樣板短篇。到日前為止，這一環成就，是最弱最弱的一環。照《人民文學》過去的鼓勵方法，是永遠產生不了真正新作品的。學校則改來改去，也決不會從中文系產生起碼作家，先生還得再學習，才有資格作先生改卷子！（《沈從文全集》第22卷38-39頁）
沈從文先生在信中竟然指責毛澤東「不明白」、竟然為文革中的打砸搶開脫！竟然「妄議時局」！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害怕」、「不敢說話」、「幾乎摧毀了他敏感而脆弱的內心」的文人啊？！
1974年1月16日，寫給其次子沈虎雛夫婦信：我近些日子很好。正當不少熟人，都感到仿徨失措，不知幹什麼好時，我卻有的是事可做，總做不了。正在爭時間趕工作，經常忘吃忘睡！或許可以寫出五，一來個大大小小專題性帶圖文章，或圖冊：又還可以把《衣服發展史》繼續作下去，搞了不止一萬圖像。（《沈從文全集》第24卷，第10頁）
1974年1月19日，寫給其次子沈虎雛夫婦信：
還有那個在進行中的《中國服裝資料》，若照計劃將編十大本，已有了些準備，今年大致將正式呈報上上級，若有必須繼續完成，大致將建議外調三五人，並全國去看看材料，也可望一一完成。事實上一個人也還是可以進行，得到不少新解，只是怕時間已來不及，還得爭爭時間，先就可作的作，三幾年內若身體不出意外事故，將證明近廿五年的文物學習有一定收穫，遠比過去寫點不三不四的小說，對後來人有益。（《沈從文全集》第24卷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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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９月８日，沈從文寫信給丁玲：
中共實在凡事從大處看事情，在經營一個國家，不是對什麼人特別過意不去，已深知個人由於用筆離群、生活離群，轉成個人幻念，涉於公，則多錯誤看法，近乎病態而不健康；涉於私，即為致瘋致辱因果。為補救改正，或放棄文學，來用史部雜知識和對於工藝美術的熱忱與理解，使之好好結合，來研究中國工藝美術史。並企圖進一步研究，努力使之和現代生產發生關係。如有成果，作的通，我頭腦又還有用，逐漸可望回復正常，將來我上課於新的文教機構，擔負一個小小職務，為國內各地有區域性工藝美術館墊個底」。(《沈從文全集》第１９卷第４８－４９頁)
非常恐怖地看到馬前卒給little通篇殺氣騰騰的回答點了贊！在馬老師的眼裡原來文人們只要從國家領過工資，政府就擁有了生殺予奪的權利，就可以任意凌虐致死。我真的很想知道，是不是在馬老師眼裡，wenge也是一件其實對我國人民無比正確的事呢？
你當左派我沒意見，但不要沒人性！
明顯是共產黨對文人待遇太好了，文人缺乏創作慾望和靈感了，所以從某一方面來說，是共產黨的錯啊！
不說別的
沈從文因為政治原因放棄創作，轉而進博物館講解
沈從文本來是個多內向的人啊，汪曾祺看到他那麼內向的一個人，居然在大家面前那麼費力地去解說，都覺得很痛心
然而政治所迫，不得不如此
現在居然換來「江郎才盡」四個字
這四個字，不知道他自己會怎麼想，在我看來對他是太沉重了
差點就答錯了。題目是問「怎麼看」，差點就答成「為什麼」了。真是罪過。因為手頭沒有資料，所以列不出具體的時間線和作品篇目，請見諒。
看了一些新近日期的回答。不禁感嘆：讀書少真是好，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反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你乎藥丸。
提問中問「建國後，改開前，一直從事博物館工作，最多是學術文章是關於刺繡的，即使改開後，也再未創造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怎麼看？」
首先說，我個人認為沈先生從事的是文物工作。其次，沈先生文學作品影響力，因為囗囗因素，一直在被低估。最後，作家不是工人，不需要一直生產高品質的工業產品。
怎麼看？
我的看法就是理固宜然。
先說大環境。
沈先生這個人，活得很純粹，不偏不倚。但是那個環境下，懷璧其罪。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
再說個人和作品。
個人角度。
不能不提到沈先生的精神失常。
沈先生這個人一輩子活得很艱辛，但是很樂觀。他是一個追求「美」的人。可是符合他審美的「美」，卻在不斷遭到毀壞。而且他的心又太細膩了。這讓他痛苦。他是一個內向的人，他對於朋友的熱情和親近，來自於他對「人」的愛。一個內向的人，心裡有一點小小的愛好和追求，他在默默地用心去呵護和關愛它，想起它來時，會有來自心底的微笑。可是「它」卻被毀掉了。沈先生對此有很清晰的看法，寄託希望卻沒有執念。然而其毀壞過於激烈。就像茨威格在《絕命書》里說的那樣，「想要再一次開始全新的生活，這需要一種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無家可歸的漫長流浪歲月中業已消耗殆盡。」對於沈先生而言，同樣如此。他努力追憶和通過文學所構建，寄託自己對於「人」和「社會」美好希望的那個世界已經徹底消滅。戰爭固是一方面，社會的變革更讓人喟嘆。
作品角度。
從沈先生後期（本回答中指到雲南後）的作品，已經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沈先生後期的作品，小說少，很少。他開始更多（甚至說過多）的在寫自己對於人，社會，文學的思考。說實話，我個人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現象。為什麼？因為我認為人的腦袋想了太多的虛無飄渺東西，會壞掉；人不能放縱自己的大腦盡情地想，我自己就是一個活蹦亂跳的例子。
所以我要說，沈先生停止文學創作，理固宜然。無論多麼痛心和惋惜，今天看起來，事情發展到那一步，也只能如此了。
不論是一個搞文學的沈從文，還是一個搞文物的沈從文，我都熱愛他。不論是從文學的角度，還是從文物的角度，我都是他的學習者，追隨者。
我要理解我。我要認識人。
（太累了，今天不寫了，待續）
沈從文想不想做文物研究。
沈從文為什麼要轉去做文物研究。
沈從文做文物研究做得如何。
正巧剛讀完汪曾祺的一本《人間草木》，
汪曾祺是沈從文西南聯大時期的弟子，極受沈從文喜愛。多年與沈家人來往。
在【輯五】《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兩篇中，有相關記載。（《人民文學》一九八六年第五期，《人民文學》一九八八年第七期。）
【沈先生五十年代後放下寫小說散文的筆（偶然還寫一點，筆下仍極活潑，如寫紀念陳翔鶴文章，實寫得極好），改業鑽研文物，而且鑽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國人、外國人都很奇怪。】
簡而言之，改行了。一個全職作家變成了一個研究書法，字畫，考古的學者了。
別的答案對於他改行以後的成就都有提及，就不多言了。
就我而言，改行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干厭了，對於別的東西的興趣多於創作了。就去做更喜歡的事情了，很正常啊。
多牛逼的一人呀，在這個行業的歷史上留下自己名字，轉頭第二個行業又做出了巨大貢獻。
題外提一點吧。
文中寫到極多的沈從文先生對於學生的關愛。
如【一九四七年，詩人柯原的父親故去，家中拉了一筆債，沈從文先生提出賣字幫助他。】
又有【他這輩子為學生寄稿的郵費，加起來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抗戰時期，通貨膨脹，郵費也不斷漲，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貼滿郵票。為了省一點郵費，沈先生總是把稿紙的天頭地腳頁邊都裁去，只留一個稿芯，這樣分量輕一點。稿子發表了，稿費寄來，他必為親自送去。李霖燦在麗江畫玉龍雪山，他的畫都是寄到昆明，由沈先生代為出手的。我在昆明寫的稿子，幾乎無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
這是沈從文開國前經濟情況的反映。自用有餘，但接濟他人就算窘迫了。
而所有稿費，他一分不留，全部交給作者。
那一句【在錢面前，知識分子是沒什麼節操的】，我不知道是出於什麼樣的邏輯得出來的。
還有【《沈從文文集》的稿費寄到，九千多元，大概開過家庭會議，又從存款中取出幾百元，湊成一萬，寄到家鄉辦學。】
這是開國以後的事情了。
這是善舉吧。
大家可以去看看學生眼裡的沈從文，看看西南聯大時候的風流。
我固執的相信這是個好人，是個親切的長輩。
所以最後我舉報了那個答案，理由是不友善內容。
以上。
謝保傑先生的《主體、想像與表達：1949-1966年工農兵寫作的歷史考察》有提到沈從文先生建國後的經歷，要說當時的沈從文放棄寫作不是無奈之舉，私以為是很難成立的。尤其是60年他寫給沈雲麓的信中透露的憂憤之情，我不認為他真的是斷了念想，那真是愛之深責之切。日後的不再提筆，我覺得可能是他見得多了從而害怕導致不敢寫了，但也不排除日久生疏寫不來了的可能性。
《沈從文全集》第20卷《196006中旬致沈雲麓函》，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
社會也是變化太快，幾千代表中，可能已不會有廿分之一的人知道我是誰，過去寫了些什麼，現在又在作什麼。大部分將是新人，或是工農兵詩人、藝術家，有的也許還不過十四五歲。正和這次群英會上英雄一樣，多是新的一代傑出人物，對社會向前有具體貢獻的。年輕人生到當前，真是幸運，只要會把工作貼到國家需要上使用，寫作用不到三幾年，或三五篇文章，即可成為全國知名人物。哪裡用得著如我們卅年前死用功，一面和業務作戰，一面還得和生活作戰，通常是在極端困難中完成一件工作，即完成，也並不能得到應有出路和社會重視。現在作家稍微有點成就的，即當成八寶精一般看待，作編輯的追來趕去要文章，許多不成熟的還得編輯為改改，稍好的，一發表不久，並且即有機會演成電影，本人另外一時又即可出國觀光，真是一舉成名天下揚。
以下為謝著P42-43
有些人動輒就是扣大帽子，又或者顛倒邏輯關係——比如用物質待遇來一葉障目式混淆因果。試問，您到二十歲了還不識字兒，我這會兒給您西山找棟小樓養著、幾個盤兒亮條兒順大蜜供您耍著，您就能創作出驚世駭俗文藝作品來了？沈先生半生飄零，經歷坎坷，簡簡單單八個字可能也無從把他幾十年戰亂中國流離以及派系叢生的中國文壇里闖蕩的心路歷程講述明白，但這樣的人往往心理上承受得比你們幾個在鍵盤上玩弄春秋筆法的來得多。沈最鍾愛的胞弟沈荃先生，於解放後鎮反被冤殺，你怎知給沈帶來多大壓力？我說句糙話（就別瞎舉報了，忒不爺們兒了，可以私信找我要地址上門來打我）——設使您前半生順順噹噹，因了家庭教育打小見聞您能寫出半本石頭記來，這會兒給您母親拖出去先那什麼再打死屍首還給您撂堂前，您還沒處講理沒地兒找說法去，您保證自己個兒還能成了曹雪芹？別用「江郎才盡」耍流氓好嗎？要說物質生活，趙振開先生近十來年生活早就穩定了，去國無根的遊子心態也漸息了，詩也罕有力作了，但趙先生也不是才盡啊。
「文學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文學為止。」
沈先生所著《花花朵朵罈罈罐罐》，開篇是汪曾祺先生的代序，看到有答案已經貼出，與我手中版本不同，還是想放一下有沈先生照片的版本。
文人心性在筆下是無法隱藏的，從沈先生的文中能感受到這是一個有著柔軟情懷的文人，有人說沈先生封筆是因江郎才盡，我個人更傾向於老人家依舊默默堅持寫作，只不過擔心又被人抓到話柄，沒有發表出來而已。
就如汪曾祺先生所言：「一個人寫了30年小說，總不會徹底忘情，有時會感到手癢的。」
沈先生跌宕一生，晚年依舊眉眼平和、沒一絲戾氣，轉業之後研究文物也做出了一番成就，甚是不易，作家和文物研究專家孰輕孰重無從比較，只是迫於時勢而放下手中的筆，重新握筆卻已年邁再無心力，大概是一個文人最大的悲哀吧。
我轉一篇汪曾祺的看法吧。汪是沈的學生。
他就算只寫過一本小說《邊城》，只寫過一本專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也是進入文學史的人。
我們現在在這裡評價他如何，不過百年便被歷史抹去了。只有同樣高度的人才有資格去定論。
他從事啥都一樣，一共不需要窮措大
我對這個世界沒什麼好說的
我沒有看過沈先生的小說，也沒興趣看。
但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我是一個字一個字認真讀過學習過的。
立言靠的是學問，沈先生後半輩子的成就遠超過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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