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明朝只有遷都北京,才能抵擋蒙古入侵?

因為天子守國門?

這個問題是我看到某個問題的答案是,如果明朝不遷都,很可能會被蒙古打回來,還有說會丟失三分之一領土,搞成第二個南宋的,並且還用了于謙的話來作證。


『大明雖大,最為緊要之地四處(宣大薊遼)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 ---王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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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所提到的四個地方,是指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薊州(今河北薊縣),遼東(今遼寧省大部)。

中國古典時期華夏政權的地緣壓力一般來自北方游牧民族和東北漁獵民族。華夏族也因此依託燕山和陰山修築防線以防禦北方的威脅(這裡是一般而言。在華夏族強大時可以突入遼東和河套,衰弱時則會退守恆山防線,見為什麼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要將陪都定在重慶? - Diffractioner 的回答)。而宣府、大同、薊州、遼東正是陰山-燕山防線上的重鎮。

由於華北地勢平坦,適合游牧民族騎兵馳騁,中國核心區的北方無法建立有效防線(黃河和山東丘陵都無法有效布防)。若放棄燕山-陰山防線,華夏族則需要退守長江以南,以淮河密集水網和長江天險為依託進行防禦。燕雲十六州的丟失導致華夏政權無力對抗北方入侵者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最近一次則是熱河的失守(長城抗戰)使得華北五省直接處在日本軍事力量的威脅之下(華北五省自治)。

而由於南方生產力發達,明朝經濟重心在南方。若不能提升北方的地緣地位,則很難集中力量進行防守。若北方有失,南方偏安政權亦無足夠的動力收復北方(暖風吹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歷史上北伐成功者寥寥無幾(真正算得上成功的只有朱元璋由南往北統一了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實際上只是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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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略去歷史細節,從地緣的視角來看看北京的重要性,可以把答案簡單概括為:陰山-燕山防線的重要性使其成為中國核心區國土防禦的第一防線。北京可以為陰山-燕山防線提供支撐,而陰山-燕山防線反過來拱衛了北京的安全。兩者相輔相成。

和燕山不同,陰山在山西北部未能形成高大連續山脈,陰山防線無法有效依託地形進行防禦。華夏族強大時會在陰山以北築長城以固守,但這些草原長城通常缺乏足夠的防禦力。這個方向的防守歷來為華夏政權所重視。戰國時燕之上谷郡,趙之雁門郡代郡均在此方向。若無法固守長城,則需集中力量在長城後方的戰略要地進行布防。從地圖上可以看出有兩個地點需要重點設防,一個是張家口(宣府),一個是大同。大同有失,則游牧民族可以直達恆山腳下(雁門關),甚至可以沿桑乾河繞過恆山防線,攻擊樓煩關威脅太原。若宣府失守,華夏政權則需要在太行山與燕山結合處進行最後的防禦(居庸關,八達嶺長城),如失守則游牧民族將兵臨北京城下。雖然現在宣化是張家口的一個區,但在古典時期宣化的行政地位要高於張家口。因為即使張家口有失(位置過於突出),若能守住宣化,華夏族仍然可以通過桑乾河與大同盆地聯繫。反過來,若大同失守,游牧民族也可以沿桑乾河向東北威脅宣化和北京。

而在東北方向,華夏政權的主要威脅來自於東北漁獵民族。在下遼河平原(遼寧、遼陽),由於氣候條件適合農業生產,遼西丘陵和遼東丘陵在兩側拱衛,華夏族可以建立起一道有效的防線(參考燕長城)。這個防線的中心就是遼東(遼陽)。而若此防線失守,華夏族則可以退守燕山防線。由於高大山脈的阻隔,遼東和華北平原的通道有限,一般來說只要防守住幾個關口,就可以將入侵者阻擋在燕山以北。這些關口包括古北口、喜峰口(長城抗戰時宋哲元二十九軍耍大刀的地方)、冷口,以及最東端的山海關。為了守衛這些重要關口,薊州就成為了一個軍事重鎮。在戰國時期,燕國曾在此方向設立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四郡以拱衛國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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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宣大薊遼的重要戰略位置,歷來都由名將鎮守。自明代中期以後,它們被分為兩個獨立軍區(宣大,薊遼),由政府直接管理。其指揮官為總督,超越各級總兵,是明兵部尚書以下最高級別的軍事長官,只有最富軍事經驗的將領才能擔當此任。戚繼光曾任薊州總兵,李成梁曾任遼東總兵(遼東鐵騎)。

明朝後期,農民起義的爆發導致明王朝無法集中力量守衛北方。在李如松戰死後,遼東鐵騎逐漸衰弱,明王朝無法保證遼東安全。吳三桂棄守山海關,則直接向東北漁獵民族敞開了整個防線的最後一道大門(當然那個時候明朝已經亡於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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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想確保北方無虞,則需要提升北京的地緣位置,以集中整個中國核心區資源為宣大薊遼的防守提供支撐。另一個可能性是藩鎮,即設立為區域性中心城市並傾注大量資源。但容易造成尾大不掉,威脅王朝最高權力。明成祖朱棣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燕王)。在這些考量下,天子守國門成了必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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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回答:

為什麼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要將陪都定在重慶? - Diffractioner 的回答 - 知乎

既然日本當年都打下首都了,卻沒能佔領中國,日本失敗的原因是什麼?與蒙古人、滿人相比,其戰略錯在那裡? - Diffractioner 的回答

漢人沒有一個統一的佔主導地位的宗教信仰究竟是萬惡之源還是民族之幸? - Diffractioner 的回答 - 知乎


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想先問幾個問題:

1、朱元璋為何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自南方統一中國的皇帝?

2、明成祖朱棣何以成為第一個造反成功的藩王?

3、同樣是割據關中,李自成和劉邦何以下場完全不同?

帶著這樣的問題我們看史書,會看到大量諸如,龍蟠虎踞,關河形勝,王業之基這樣的字眼,那麼這些神神叨叨的詞到底在說什麼。

正當壯年的九五之尊緣何弔死煤山,不惑之年的屠龍勇士慘死團練之手,年近古稀的藩王為何造反,這一切的背後,究竟是人性的扭曲還是天命的昭彰,歡迎收看本期走進科學,哦不對,《屠龍技術綱要---國都篇》。

地理不是一成不變的,古代中國的經濟重心總體而言,是自西向東轉移的。朱元璋能夠自東南逆取天下,因他已經佔據了當時中國最富庶的地區。

在一個王朝的國都選擇上,其實只有一個條件,要麼你接近經濟中心,要麼你能控制經濟中心。

在秦漢時期奉為真理的經驗,到了明清,很可能就淪為教條。

對於秦漢而言,把長安和洛陽之間連成一條直線,這條直線就構成了權力的中軸線。長安---洛陽這條中軸線構成了屠龍者們爭奪權力的角逐場,他們所在的地區是中國的核心區域,能上這個牌桌玩牌的才是vip玩家。

漢景帝時七國之亂,周亞夫率軍平叛,一聽到吳楚聯軍不佔據洛陽,就知道天下可定。叛軍勢力再大,也不過是不上檯面的玩家。

秦漢第一帝國倒塌之後,表裡山河的山西聳起了肩膀。權力的中軸線逐漸演變成平城(大同)/太原---洛陽/大梁(開封)。北魏前期都定都平城,北齊定都在鄴城,但是幾代皇帝增修晉陽,晉陽身為陪都比首都還要富麗,主要活動也都放在晉陽(太原),是所謂的霸朝所在,王命是基。。

隋文帝楊堅雖定都長安,但長安已經顯示出以它作為國都的弊端,不但關河懸遠,不利於軍事行動,而且無自由達,交通和很不方便,所以花費了大精力營建東都洛陽,同時派忠臣鎮守太原。

唐朝雖然也延續了定都長安的方針,但起家卻自山西,決定唐王朝命運的重要一戰就是虎牢關之戰,與盤踞洛陽的王世充爭奪中原,而來自河北的竇建德援助王世充,他的天才謀士凌敬提出直驅并州的方針,可謂高瞻遠矚,若竇建德能採納,則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可惜竇建德最終南下,落得一敗塗地。

唐王朝統一之後長安這個名副其實的國都,很多時候反倒像是洛陽的陪都。

而到了五代時期,這條中軸線上的爭奪達到頂峰,分別以太原和大梁為根基的武人集團的戰爭成為歷史的主流。

元代以後,經濟重心繼續東移,權力的中軸線變成了北京----南京模式。朱元璋能自應天起兵混一天下,朱棣起兵北京最終從侄子手裡奪回江山,除了個人素質的原因,也離不開對核心區域的爭奪。

所有試圖在明清時期還要定都關中或河南,以關中河南為根據地的屠龍者們都是在開歷史倒車,這是分辨對歷史認知水平的絕佳試金石。

試圖以關中為根據地的李自成失敗了,而三藩之亂中的吳三桂,在大軍進入湖北之後,卻痛失好局,試圖入巴蜀,據關中,坐擁淆函之固,試圖複製劉邦的成功,簡直是食古不化,與朱元璋父子的戰略眼光差距,又何止以道里計。

而另一個軍事天才,燒炭工人楊秀清卻洞察了這一點,奪下武昌之後,全軍奪取南京,終於奠定太平天國的基業,若不是運氣不佳,生逢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則清廷覆滅是意料之中。

所以明人選擇國都,其實根本沒有那麼多選擇,只有兩個,一個是北京一個是南京。

2、
古來中原的農民和塞外的牧民獵手們的戰爭大致沿著北中國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線,這也是農牧分界線,(東北地區在後面講)這條漫長的防線上,有三個地方是最重要的,其他知友也提到過,一曰隴右(河西走廊),二曰云中(大同代北一帶),三曰幽燕(北京)。對應的三個防線是,祁連山,陰山,燕山防線。

中原王朝能全部佔據這三個地方,就處於絕對優勢,而北方的游牧和漁獵民族只要三者據其一,就能成為心腹大患。

這三個地方在不同時期重要性略有差別。

秦漢時期,隴右最重,此時的敵人主要來自於西北。所以我們看秦漢定都,其實也是「天子守國門」,定都關中,逼近三大衝突區中最重要的隴右,同時增修馳道,自關中至雲中建設高速公路

這是自秦始皇起就定下的防禦匈奴的方略,秦直道就是連接甘泉宮和九原郡的軍事高速公路,漢代不但保留了這條公路,還多次加強了基建,漢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發卒治雁門阻險」;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道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次年,又循此道巡行,至鳴澤之後,「從西河歸」。東漢建武年間,由於進兵需要,又「從番須、回中」、「伐山開道」、「徑至略陽」。這兩條道路,都因軍事需要而開,尤以前者為最。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詔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作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此時的幽燕地區雖然也是重要地區,但相對地位較低,不過漢帝國並沒有忽視這裡的防禦,李廣就是在這裡刷出來的聲望。

漢匈戰爭中,重要的幾次戰役也都與前兩個衝突地區有關,公元前127年,漢軍出雲中,奪回河南地,匈奴人失去陰山,史載匈奴人」過陰山,未嘗不哭也「;公元前121年,漢軍奪回隴右,至此漢帝國取得對匈奴的全面優勢。匈奴人也多了一個流行歌曲,「失我祁連山,是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匈奴人的哀鳴和眼淚,也正說明了這一地區的重要性。

隋唐時期,雲中最重,大同/太原雖然沒有上升為國都和陪都的地位,但歷來都是以重臣或名王鎮守,隋煬帝楊廣封號就是晉王。唐太宗讓後來的太子李治遙領并州大都督。而被他得意洋洋的宣稱倚為長城的李勣,正是并州實際的軍事主官。這樣的名將鎮守,唐太宗才能得意洋洋地宣稱,「朕委任李勣於并州,勝數千里長城耶。

唐滅東突厥之戰,也是從定襄出發。

明清時期,則以幽燕最重。除了中原王朝經濟重心的東移以外,游牧和漁獵民族也存在一個力量中心的東移問題,從契丹人開始,所有崛起的民族,都是來自於東部,所以爭奪燕山防線和關外的遼河平原就尤為重要,這是明清定都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所以明代其實有兩個選擇,要麼定都南京,以太子重兵鎮守北京,要麼定都北京,以南京為陪都。相比較而言,佔據軍事中心北京,經濟中心南京還可以控制,而以南京為都,就面臨北京失控的風險,增加了統治的變數。

歷史驚人的相似,明代的遼東就是漢代的隴右,明清的朝鮮,就是漢代的西域,所以明人可以放棄西域,但絕對要臣服朝鮮,明清乃至共和國,都要爭奪朝鮮,其性命攸關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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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默認了遷都北京有助於抵禦北方入侵,即『天子守國門』。

但真的是這樣嗎?

首先『天子守國門』這句話的出處在哪裡?

網上的最早出處,是2004年閻崇年的《正說清朝十二帝》一書

當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原因之一是"天子守國門",抵禦入侵。

參見《正說清朝十二帝》試讀:咸豐、同治朝與列強簽訂的部分條約

目前在明代文獻里最接近『天子守國門』這句話的,是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建都》中說的「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

但問題是,黃宗羲本來的意思是不應該遷都北京。
這句話的上下文是這樣:

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匱篋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倉庫匱篋;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曾謂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與?

你看,黃宗羲是拿主人和仆妾來比喻,主人應該讓仆妾去大門站崗,而不是自己去,以此來說明不應該遷都北京。

閻崇年先生如果真是從這句得出"天子守國門"的觀點,黃宗羲知道了,會作何感想呢?


『天子守國門』是強化邊防,是給邊防添亂?
的確,從地圖上看燕雲地區,對防禦北方民族的重要性是非常直觀的。
但那些『看不見』的因素,例如京城在戰時給邊防帶來很多麻煩,還有資源上存在與邊防的競爭關係,這是很多人看不到的。

在《明夷待訪錄|建都》中,黃宗羲就分析了定都北京的所帶來的影響。

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於土木,武宗困於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闌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
上下精神敝於寇至,日以失天下為事,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
江南之民命竭於輸挽,大府之金錢靡於河道,皆郡燕之為害也

請注意上圖中京師與長城的位置和距離,點擊可放大。圖片來源:維基百科後金

遷都北京在軍事、政治、經濟上的負面影響都有哪些?


軍事上

  • 京城靠近邊界缺少了戰略縱深,一旦敵人越過長城,京城馬上會被圍困,一點周旋的餘地都沒有,也沒有留給四方勤王的時間,不僅給邊境、也給全國帶來了很多麻煩。
  • 在明朝歷史上,遇到敵人入侵,皇帝的第一反應都是回撤邊關的騎兵,優先滿足京城的防禦需要,而不是優先考慮派兵支援前線。當危機爆發時,到底要保誰,這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
  • 如果京城遠離前線就不會有這個顧慮,敵兵如果敢於深入華北,前線就可以集中兵力攻擊敵人的大本營,切斷敵人的後勤和後路,敵人就必須趕回去救後方。
  • 而定都北京則讓前線喪失了這種機會,跑回京師救駕成了邊關的首要責任,因為北京遠離南方,更指望不了遙遠的南方軍隊。

政治上

  • 如果京城把精力優先放在防禦敵人上,以軍事為首要目標,那就沒有精力來處理國家的其他重要事務。
  • 百姓的就業、人才的培養、經濟和文化的繁榮就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
  • 到了明末國家已經積重難返,經濟動蕩、民變四起,陷入全面危機,而京城還把主要精力放在軍事上。

經濟上

  • 京城在北京增加了北方的糧食負擔,原來北方的糧食可以全部就近供應燕雲地區駐軍,多了一個京城反而吸幹了周邊的糧食,形成資源競爭的關係。而且北方糧食遠遠滿足不了這麼大的開銷,只好從南方漕運。
  • 漕運增加了南方的經濟負擔,為了供應邊境重鎮和京師,不僅透支了江南百姓的糧食和民力,而且國家的稅收都浪費在漕運上,如果京城在南方就可以大幅減少漕運的壓力。關於漕運問題,推薦看王培華的《元明清時期的南北矛盾的與國家協調》
  • 增加北方的兵源負擔,燕雲地區駐軍需要徵收北方壯勞力,如果再分出精銳來防禦京師,這就爭奪了兵源,矛盾的激化非常容易引發北方民變。

定都北京在地圖上看好像對防禦有利,但實際上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都不是很划算的,不僅爭奪資源,還加重了北方負擔。因為不能一目了然,所以被很多人忽視的。

不可否認燕雲地區對防禦北方民族的重要性,但是京城不在北方,他們的重要性也不會降低。
事實上朱元璋一開始定都南京,他對北元的打擊和防禦照樣做的很好。
如果要抵禦北方入侵,不一定要把京城放到接近邊界,留出資源和緩衝給燕雲地區更好,成本上也更划算。


定都北京是因為沃野千里、漕運便利、無險可守等地理優勢嗎?
沃野千里
南方比北京附近的耕地條件好的多,華北平原上的大城市很多,華北平原也不是北京的獨有屬性,而且北京是擠在北方角落裡被邊緣化的區位。
耕地這一條肯定不是優勢。

漕運便利
南方河網密布,漕運在南方更發達,為什麼要去北京呢?
漕運這一條也不算。

無險可守
北京南面也是無險可守,威脅不光來自北方,國內的叛亂也要防禦。
其實洛陽盆地、關中盆地、四川盆地、南陽盆地都適合防守,為什麼不去那裡呢?
北京對南方也是無險可守。

所以上面的都是次級原因,不是主要原因。


朱棣把京城遷到北京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簡單的說,就是更方便的獲得騎兵和戰馬,來維持自己軍事上的優勢。

朱棣就是靠騎兵起家,遷都北京不是為了抵禦蒙古入侵,而是為了靠近養馬地,可以招募優秀的騎兵,用武力來控制整個中國。

說到養馬地,很多人第一想到的是戰馬,其實騎在馬上的騎兵以及培養這些騎兵的環境更重要。要知道,培養一個優秀的騎射能手非常難。

  • 蒙古人從3歲就騎著羊練習騎術,漢人則成年才能接觸到馬。前者的騎術技能是奧運會水平,後者是愛好者水平。
  • 騎在馬上射箭比站在地上射箭的難度要大得多,如果不經過長年的訓練,漢人的騎射命中率基本上是渣。
  • 還有團隊的配合,蒙古人經常參加圍獵,知道如何配合,而漢人則很少有機會接觸到。前者就像職業聯賽球隊,後者是愛好者球隊。

這種能力上的差距,是幾千年來游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天然優勢,不是靠在互市上買馬就能夠抹平的。一萬匹馬好買,一萬個優秀的騎兵卻很難培養。

例如給你配最好的馬,練幾年去參加奧運會馬術,你能奪金嗎?
估計名次都拿不了,因為差距不僅在馬上,更在人上,這是從小就要練起的"貴族"運動。

朱棣時,沒有朵顏三衛的騎兵,他很難擊敗建文帝、削掉諸藩。到了崇禎時,還需要滿貴這樣的蒙古人。

可能有人會說,明軍騎兵也很強,不比蒙古人差,明軍也曾火燒哈拉和林,把他們打殘!

火燒哈拉和林這事不可否認,不過我們還是看看朱棣的選擇。

在明代《雙槐歲鈔》里有一篇《長陵八駿》介紹明成祖朱棣陵墓的八駿石刻。

太宗八駿圖,其一曰龍駒,戰於鄭村壩,乘之中箭,都指揮醜醜拔箭。其二曰赤兔,戰於白溝河,乘之中箭,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拔箭。其三曰烏兔,戰於東昌,乘之中箭,都督童信拔箭。其四曰飛兔,戰於夾河,乘之中箭,都指揮貓兒拔箭。其五曰飛黃,戰於欒城,乘之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兒拔箭。其六曰銀褐,戰於宿州,乘之中箭,都督亦賴冷蠻拔箭。其七曰棗騮,戰於小河,乘之中箭,安順侯脫火赤拔箭。其八曰黃馬,戰於靈壁,乘之中箭,指揮雞兒拔箭。明成化間,學士劉定之詠文皇戰馬。蓋成祖靖難時,每戰必身先士卒,御馬皆傷。胡騎官軍近一段時間左右故也。按八駿始於周穆王,後千餘年復見於唐太宗。我成祖馳驅西北,濟世安民,適相符合如此。

瞧這些名字,怎麼都是蒙古和女真人在左右啊!參見《長陵的那些拔箭胡騎們》。
朱棣怎麼能選一群弱小的異族士兵跟在身邊呢?這不科學!

我認為,明朝初期所取得的成績,更有可能不是明軍騎兵變強了,而是蒙古整體變弱了。

蒙古騎兵的單兵作戰能力非常強,但北元之後他們就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缺少了成吉思汗時期強有力的組織能力,內耗嚴重形成不了合力。這才給了明軍各個擊破、分而治之的機會。

如果蒙古騎兵真的弱,朱棣也不會在靖難之役中這麼重用他們。

朱棣時代,北方蒙古已經不成氣候,反而南方那些不認可朱棣篡位的人,才是他重點防禦的對象。
想來想去,還是必須呆在北京!別的地方都不行,都提心弔膽的。

說白了都是為了安全感,與其說他防禦外敵,倒不如說提防內患。
後來的清朝皇帝也是這麼想的。而紅朝,應該是太祖為了靠近滿洲軍工業基地和方便獲得老毛子支持。

朱棣的子孫當上皇帝後也知道騎兵的價值,如果遷到南京,就必須把北京和騎兵留給其他人管理。北京附近可是造反的策源地,例如安史之亂、靖難之役,有史為鑒。皇帝們都不想步建文的後塵,他們怕的不是守邊的步兵,他們怕的是騎兵,南方缺少騎兵人才,這是軟肋。

大臣們也有自己的小算盤,關係網、宅邸、田產都在北京,遷到南京又要從頭開始,成本開銷太大。所以這些既得利益集團不僅不願南遷,還會極力阻止。

還有觀點認為當時南京地震頻發,參見《蔡小平 方誌遠:南京地震與明朝定都北京》。


崇禎真的有『君王死社稷』的骨氣嗎?
經常和『天子守國門』並列出現的是『君王死社稷』,其出處應該是《禮記·曲禮下》中的

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

閻崇年先生也曾讚揚崇禎的骨氣,但事實真是這樣嗎?

歷史文獻記載,崇禎明確提出要南遷,但都被光時亨、張演等人阻撓,延誤南遷的時機,最後困死在北京。
崇禎多次召見主張「南遷圖存」的左中允李明睿

朕有此志久矣,無人贊勷,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志決矣。
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平寇志》卷八)

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清史編年 第一卷 順朝》)

光時亨則指責

李明睿南遷為邪說。
不殺明睿,不足以安人心!(蔣德璟:《愨書》卷十二)

左都御史李邦華則主張皇帝留守,太子南遷

皇上自然守社稷(《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

有這些人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聲討和阻撓,崇禎和主張南遷的大臣們也很矛盾和猶豫,這個反反覆復的過程最終耽誤了南遷的時機。

所以臨死前,崇禎就很憤怒的說『皆諸臣誤朕也!』

崇禎並不是現代人所想像的,是個有骨氣,要『君王死社稷』的明君,他其實很務實,並不想拘泥於那些漂亮話。


明朝失去對蒙古的控制所造成的影響
明朝過於依賴軍事和長城,明朝後來失去了對蒙古各部的實際控制,勢力逐漸從長城以北退出,變成了被動防禦。只有張居正時代通過與俺答汗的隆慶和議,邊境壓力才得到暫時緩解。

到了明朝後期,嫩科爾沁的蒙古諸部和滿人建立聯盟,再加上明朝內亂無法形成合力,歷史的天平開始向滿人傾斜,直到多爾袞抓住機遇一舉成功。

滿清一代通過八旗制度、王族聯姻和喇嘛教對蒙古各部實行了有效控制,他們不是像明朝那樣,靠修建長城來小心提防蒙古人,他們靠的是融合和聯盟,建立了與蒙古人的信任。這比明朝耗巨資維護邊境軍隊的成本低多了,效果也好多了。

清朝有了蒙古騎兵,燕雲防禦就不那麼重要,甚至長城也不再維護。後來清軍能夠行軍萬里,鎮壓西藏、新疆的叛亂,沒有強大的騎兵是不可想像的。

現在網上還盛傳一條有模有樣的『大明祖訓』

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

這應該是現代人為了歌頌明朝而杜撰出來的美麗謊言(謠言),別被這些漂亮話給忽悠了。

前面兩句就不用說了,而拒絕和親這種低成本的聯盟政策,其實是明朝的失策,並不值得歌頌。
有些人看歷史時,總是把自己代入統治者的角色,忽視了在普通百姓視角上分析現實。


朱棣的根據地在北京是不是原因呢?
我認為有根據地的因素存在,但也不是主要原因。
滿清不也離開了赫圖阿拉,離開了盛京,最後大舉入關離開了『龍興之地』了嗎?
紅朝不也離開了陝北了嗎?

雖然有『龍興之地』這種漂亮話,但在歷史上離開根據地去京城登基的皇帝更多,反而把京城遷到自己根據地的皇帝很少。
班子是可以帶走,稅賦也是京城更多,儘管沒了根據地的確有點肉疼,但多數統治者都可以忍痛割愛。

對於朱棣來說,只有騎兵兵源地和養馬地這東西帶不走。
而丟掉騎兵控制權則有可能失去皇位,朱棣肯定不放心,而朱棣的子孫又都知道朱棣的發家事迹,離開北京也沒安全感。


是不是要否定騎兵之外的因素,只因為騎兵而選在北京呢?
當然不是,這就太簡化了。
我不否定耕地、防守、漕運和根據地等因素的影響,但是我們要分清主次,知道核心因素是什麼。
例如,不選擇更北的元上都、遼上京這些地方,就是因為那裡耕地少、不通漕運,選在北京則是最靠近養馬地的平衡點。


為什麼不定都在西安呢?
隴西、青海、鄂爾多斯和河套也是養馬地,為什麼不在西安建都?
京城不在西安是因為關中平原周圍的糧食養不活這麼大的京城,需要很長的糧食補給線。在歷史上西安作為都城就多次陷入缺糧危機,向東跑到洛陽就食的情況。
正因為認識到這點,唐朝以後就不再考慮定都西安了。


結論

  • 很多人只看到燕雲地區防禦的地理優勢上,聽信了『天子守國門』這樣的漂亮話,忽視了定都北京對軍事、政治和經濟所帶來的長期危害。
  • 朱棣時代定都北京是為了得到騎兵資源,維持對南方的軍事優勢,便於其統治。後來的崇禎雖然也有南遷的想法,但被既得利益集團所綁架,失去了南遷的機會。
  • 看歷史時,不能只把自己代入統治者的角色,還要站在執行者和百姓的視角上看歷史,這樣才能看到合理的歷史,而不是一個美化的『歷史』。

謝邀。
這個問題,其實我的另一個答案漢唐等古中國首都大都在長安,宋遷至開封,隨後基本為北京,為何有這種遷徙,為何不選擇南方地區? - 李超字子越的回答有解答的。

這裡節選一下再貼上來:

我們先來看看古代的建都標準。
《管子·乘馬》: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

《管子·度地》:

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

《荀子·大略》:

王者受命創製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以制萬國者也。

從上面幾段引文可以看到,定都時的考慮是四點功能:

  1. 統治全國的功能
  2. 保衛政權的功能
  3. 保證供應的功能
  4. 文治教化的功能

……………………
…………(中略)

下面就來說說元明清三代為何要定都北京而不是南方地區。
首先,北京作為京杭大運河的終點,漕運便利,轉運方便,為大規模人口、軍隊的定居和駐紮提供了充足的後勤保障。

次,北京處我國三大地理單元——東北大平原、華北大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接點上,是中原漢族和少數民族的交界地區,而且北京本身就是長城沿線的軍事重鎮,就
其位置來說,對於作為多民族政權的元明清三代都至關重要——方便控制少數民族並平衡中原民族。這一點是南方地區所不具備的。

其實其他也沒啥好說的,古人已經說過了:

《日下舊聞考》:

幽州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綿亘千里,重關峻口,獨開南面以朝萬國。
……
若夫萬里河山而都城位北,南向以收其朝拱之勢,梯航車馬,絡繹奔赴,皆自南而北以奉神京,豈非古今一形勝哉!

《順天府志》:

燕環滄海以為池,擁太行以為險,枕居庸居中以制外,襟河濟而舉重以馭輕。東西貢道,來萬國以朝宗;西北諸關,壯九關之雉堞。

《元史·卷一百一十一九·霸突魯傳》:

世祖在潛邸,從容語霸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驛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驛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

明永樂時文臣上書:

伏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盛,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

以上分析說明,北京地區依山傍海,北靠燕山,西依太行,「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的確是「地處雄要」;同時還有歷代人為建造萬里長城,重關峻口,「東西千里,山峻相連」。

關於為什麼不能定都南方地區和其他地區,古人說得也很清楚:
明·謝肇淛《五雜組》:


我國家之勢論之,不得不都燕。蓋山後十六州,自石晉予狄幾五百年,彼且自以為故物矣,一日還之中國,彼肯甘心而已耶?其乘間伺隙,無日不在胸中也。且近來
北韃之勢強於西戎,若都建康,是棄江北矣;若都洛陽關中,是棄燕雲矣!故定都於燕,不獨扼天下之吭,亦且制戎虜之命,成祖之神謀睿略,豈凡近所能窺測哉!

明·邱浚《大學衍義補》:

張良謂關中為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以為今世都燕,真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為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乎太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襟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
陽去朔方余千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
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搤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進於北狄,則又將恐其反搤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

綜上,北京在中國政治地理格局中具備得天獨厚、無可取代的優越區位條件,而封建社會後期這一地區又處於中國各民族交流與對抗的中心地位。北京雖然偏居中國北方,但沃野千里,山川形盛,足以控四夷,治天下;同時陸路、水路交通都相當便利,可以「梯航車馬,絡繹奔赴」,有效地解決物資供應問題;軍事上又佔據了有
利地形,依山傍海,便於控制塞外的軍事力量,也便於抵抗來自海外的入侵。

所以,元明清建都北京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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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山河形勝之地 應運而興之都——從金、元定都北京看北京的地位與作用》朱耀廷(北京聯合大學學報)
  • 《定都與遷都——中國七大古都比較研究之一》朱耀廷(北京聯合大學學報)
  • 《古都聲聞——明人定都關中的思想與情結》劉景純

燕山山脈是東北方向的少數民族進入中原的最後一道地理防線,一旦過了燕山山脈,面前就是一馬平川的河北平原。而北京除了可以控制這個方向,還可以輻射山西北部的防線,無論天子在不在這裡,這裡都會是重要的邊防前線。
明朝不需要遷都北京,也可以抵擋北方的入侵,只要你在那個地方放足夠多的人力、物力和資源即可,考慮到戰事的緊要性,必然還需要有臨機專斷的指揮者。
現在問題來了,如果你是皇帝,你放心這樣一個機制長遠運作嗎?安祿山就是榜樣,朱棣自己也是。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僅僅從地理上考慮。


歷代中原王朝必須面對的主要軍事風險:

1.
域外民族入侵(主要為蒙古和東北方向)

2.
內部封疆大吏/封王的叛亂(或軍隊嘩變)

3.
農民軍


但其實封建王朝最大的敵人是時間。

讓我們來看看以上三個軍事風險隨時間可能的變化

1.
域外民族大都以部落製為統治基礎,分散是其常態。但是每隔一個世紀左右,總有可能的人物出現統一各部落或者各民族,甚至用中央集權代替部落聯盟,從而構成可以問鼎中原的威脅。

2.
封建王朝的統治者的執政能力和威信時常隨著時間而遞減,年邁會導致昏庸,王朝內部也常常面臨一窩不如一窩的現實規律,無子嗣,繼承人爭位經常導致導致皇權的衰落。這時候內部實力派乘虛叛亂篡位的可能就大大提高,最低程度也是讓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控制。

3.
中國處於東亞季風帶,多自然災害是躲不掉的現實。吏治腐敗如果加上天災,那農民軍起事就幾乎是必然。

為了應對以上三點,必須採取措施

1.
維持強大的邊防軍。

2.
維持強大的中央軍以對抗可能的邊鎮叛亂。

3.
維持一定的地方駐軍並以中央軍為主應對農民軍流動作戰。


可以看出以上的應對策略是互相矛盾的。要防止變患就要強化邊軍,而要防止邊軍叛亂又必須相對削弱邊軍。古代中國的軍隊有個普遍的規律就是和平越久,軍隊的戰鬥力越差。因此朝廷直轄的中央軍由於其職責是衛戍而非野戰,故假以年月無不潰爛。與之對比,邊軍由於長期處於戰備的戰鬥狀態,戰鬥力相對衰退很慢,因此一弱一強就給了邊軍作亂的可乘之機。而朝廷有限的財政也很難讓國家同時維持強大的邊防軍和中央軍。更何況皇權衰落的時候,禁軍也可能發起叛亂,挾天子以令諸侯。


除了以上難以調和的矛盾,定都還必須考慮到幾個政治、經濟上的約束

a.
方便聯絡/控制全國各地,尤其是核心經濟區

b.
靠近核心統治集團的根基之地

c.
地理上必須交通便利,以便供應首都圈的物資需求。

d.
地理上便於防禦(最好有天然屏障)以縮小駐軍規模,節省駐軍開支


可以看出a
c條件要求首都最好在地理中心,交通樞紐。而且交通樞紐往往是商業薈萃之地,物資集散便利,更方便國家獲得稅收。但這個條件往往和d是對立的,交通便利商賈雲集之地也往往是四戰之地,越容易交通也就越難防守。


然而,這方面特例倒不是沒有。中國有南京,西方有君士坦丁堡這樣的寶地。更早的時候,長安所在的關中平原具備以上兩個特點,但是隨著關中平原的衰落,和對西北控制力的衰弱。關中平原就失去了定都的有利條件。


最後,條件b是常被忽略的一個。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龍興之地」,都有自己的基本盤。選擇都城時很難拋棄自己所依賴的勢力集團紮根之處去一個完全新的地方建立自己的統治中心。這方面游牧少民建立的政權相對漢族王朝有一定的優勢。鮮卑拓跋以南征的名義遷都,後來女真又兩次以全族遷移的方式分別定都開封和北京。但是即使如此,這些王朝也常常以建立幾個都城的方式滿足統治需要。遼金元清(夏都位於承德)無不如此。


於是綜合來說,對於任何一個大一統王朝,沒有一個定都方案是完美的。


就明朝來說,南京本是龍興之地,地理上夾長江和紫金山,便於防守,經濟上背靠江南水鄉和運河,稅收糧食皆無慮,但是由於遠離邊疆從而削弱了對邊軍的掌控,到了第二任皇帝即被邊防軍叛亂推翻,之後永樂帝化解邊軍和禁軍矛盾的應對策略就是所謂天子守國門,把中央軍和邊防軍的角色合二為一。這個策略在初期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軟肋暴露無遺。


首先經濟上北方的大量消耗必須依靠南方的輸送接濟,龐大的轉運和層層盤剝削弱了已經相當脆弱的財政。由於遠離經濟中心,朝廷不了解地方的實情,實行了錯誤的貿易政策直接間接地引發了倭患,後來倭患雖平但是海寇依舊,這一切使得貌似龐大的明帝國的歲入還沒有偏安一隅的南宋強。


其次政治上,明朝整體上是依賴南方士紳實施統治的。明朝著名的文臣大多來自南方:楊士奇,夏言,嚴嵩,張居正,周延儒,楊嗣昌,洪承疇,袁崇煥等皆來自南方;而用皇帝用來制衡文官的閹黨,如劉瑾,王振,馮保,魏忠賢等皆來自北方。後期著名軍閥如:左良玉,孫傳庭,吳三桂,祖大壽,李成梁等皆為北方人。自從永樂遷都北京,皇權就越來越失去對來自江南的士紳集團的控制,越來越依靠閹黨的廠衛機構對其制衡,但是長此以往不但加劇了黨爭,最終也是的文官集團越來越與皇權離心,於是就有了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了專心做木匠的皇帝,有了17年換17個首輔最後罵諸臣誤朕至此的皇帝。


至於其他朝代,情況也類似:

唐朝定都關中,但是邊軍叛亂就盛極而衰去了半條命,最後各地軍閥流寇做大而亡。


宋朝始終定都商業中心,但是無地利可依託,又始終限制邊軍實力,雖然無軍閥之患,但是始終被邊境異族政權壓制,最後兩次亡於邊患。


清朝發揚了明朝定北京的長處,始終能控制好邊疆問題。但是依然不能解決長期運河轉運的消耗和拉攏江南士紳階層的問題。要不是列強的到來,帶來了軍事技術和海關的穩定歲入,或許捻軍和太平軍就能終結這個王朝。最終清朝也不能避免中央軍腐化,邊軍勢大,最後亡於南方的離心和軍權的瓦解。

因此還是那句話,在古代中國,定都問題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


以隋唐伐高句麗為例。

古代打仗,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中國的糧草在那裡?漢代在山東、江蘇、河北,隋唐時期中國的經濟中心、農業中心都轉移到了長三角地區。這也是為什麼南宋經濟比北宋發達的原因,因為少了一個累贅。研究中國地圖,你會發現中國的經濟中心在揚州,政治中心在西安,軍事中心在北京。

建都北京的好處就是軍事作戰成本低,這也符合蒙古人、朱棣、滿族人的性格,他們都喜歡霸道,崇尚武力。假如明朝的首都是西安,那明朝會在京杭大運河沿途修建糧倉,一直運到西安,儲備到一定數量,然後開始向北京運輸糧草,準備打仗。等運到北京前線,運輸過程中的損耗都是不可接受的,這也是為什麼隋朝最後崩潰的主要原因。

這在二戰蘇德戰役中就有很好的體現,德國發現戰爭越順利,戰爭的成本就越高,損耗就越大,到最後汽車拉一箱油,幾千公里的補給,等走到前線,也就所剩無幾了。

明朝建都揚州或者南京,那就只能成李後主之勢,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了。因為揚州、南京都太有錢了,不打你,根本過不下去日子。

而北京是四戰之地。鴉片戰爭從列強從東面的海上登陸到北京。李自成從西面山西進入北京。建文帝是從北京南面的濟南、石家莊一路殺過來。蒙古騎兵、八旗軍數次從長城北面攻入關內,而在這裡建立一個相當于軍事基地的行政中心,進可控制蒙古高原、東北地區、黃土高原,退可呈戰略對峙局面。

前面講漢族作戰後勤補給制約戰爭的形勢和規模,其實蒙古、滿族也有這樣的情況,從戰鬥力上講他們多一匹馬,從後勤補給講他們的消耗更大。所以搶不到戰爭物資的時候,就要迅速扯,不然就撤不走了。

基於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戰爭表現出來的形勢和規模,所以北京被打造成了一個戰略性的軍事支點。


先說結論,
用來抵擋蒙古入侵,北京當首都就是個災難;用來防止邊軍造反,北京當首都是必然之選。
用來抵擋蒙古入侵,北京當首都就是個災難;用來防止邊軍造反,北京當首都是必然之選。
用來抵擋蒙古入侵,北京當首都就是個災難;用來防止邊軍造反,北京當首都是必然之選。


通常而言,我看軍事首先看後勤,其次看縱深,縱深包括了戰略上的轉圜餘地和戰術上的機動空間。沒有後勤打不了仗,沒有縱深就只能學曾國藩結硬寨打呆仗,以力取勝,難以大勝,可一旦輸了就萬劫不復。

從這兩點看,拿首都頂在第一線真不是什麼好事,劉徹那會兒匈奴一度殺到了甘泉宮,長安就也算半個前線了,李世民那會兒突厥一度也把關中當做自家後門,漢唐兩家都很不爽,最後拼了命把首都周圍的縱深打了出去,讓首都不再是前線。我大萌一邊把主動首都往前頂,一邊還積極的把洪武永樂年間打下的北京以北的一大片縱深放棄,逼著首都當前線,真是不走尋常路。。。

結果就是一方面北虜每次破關就全國震動,到處的兵馬就得玩命往北京跑,把其他地方的守備全撤掉,然後對方虛晃一槍去搶掠其他地方了,一堆將士還大眼瞪小眼圍在北京不敢動彈,這是打仗的法子?另一方面,為了在北方這個生產力已經衰落的地域維持一個龐大的純消費型的百萬大都市,對於更北邊的邊軍的供給勢必不足,之前所說的大萌主動撤掉一些邊軍衛所,固然有氣候變化的原因,後勤不足難以為繼也是重要原因。

我說句誇張一點的話,如果北京不是首都,那麼皇太極冒險入關的那次,袁崇煥不回防而是去堵死燕山關口,北方各地堅壁清野,讓皇太極領著大軍不帶補給在關內兜圈子,順便打打游擊戰,我大清早就中道崩殂了,正是北京的重要性,成為了兵法所說的「攻敵所必救」的那個「必救」,極大地限制了明軍的軍事行動空間。。。

又比如,盧象升怎麼死的?固然是友軍不動如山,但未嘗不是因為北京的重要性,導致滿清一破關各地的守軍都必須從關隘中跑出來到平原上來拱衛北京,然後在運動中無險可據,最後被各個擊破。。。。

綜合來說,我覺得遷都北京從軍事角度簡直就是災難。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首都作為天然的軍事與後勤中心,也不適合離開前線太遠,一方面大量的機動兵力虛置首都不能支持前線是浪費,另一方面如果前線補給不通過首都過於獨立,那麼會極大的降低中央對邊軍的控制力,容易尾大不掉。比如唐定都長安,用兵的重點就是西域,對於東北控制相當成問題,不但縱使契丹崛起,還惹出了安史之亂。唯一表現比較好的平高麗的時候政治中心是洛陽。

北宋有著很發達的財稅體制彼此制衡,才能維持龐大的軍隊體系(雖然質量堪憂,而且說實話兵將未必很聽話,幾乎是拿錢哄出來的),以我大明質量堪憂的財稅體制,維持龐大的邊軍,搞成西晉、晚唐就不好玩了,事實上朱棣就cosplay了一回八王+安史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如果不是楊堅毀了鄴城讓河北失去一個天然的中心點,不是杜充決了黃河毀掉了黃河中下游的生態,那麼在黃河中下游以北建都作為後勤大本營和中央機動兵力的屯地,在北京屯紮一隻重兵支撐九邊防線是更合適的選擇。不過歷史沒有如果,走到大萌那個情況下,北京作為過去數百年的北方中心,已經是最優的選擇了。

PS:北京當然有其重要的戰略位置,唐宋丟了北京中原難受了五百年就是明證。但這個位置說實話也是站在全國的安全形度來講的,丟了北京,對於國家的安全的威脅度確實上升了許多。但是你拿北京當首都,丟了北京那國家就直接亡了啊。何況北京價值在於軍事,作為純粹的軍事基地,你駐兵吃糧都是實打實的軍事保障。首都要養百萬不事生產作戰的人員,這對於你好不容易從大運河運過去的糧食是多大的浪費啊,一旦被圍城,人員混雜騷動,都不說打仗了,光彈壓百姓你用個幾萬兵都不見得夠。。。雖說是不得以的舉動,但北京當首都性價比確實太低了。


明朝首都不在北京的時候蒙古也沒怎麼入侵過(大概就洪武五年漠北戰敗後遭到王保保追襲那一次吧),倒是永樂遷都之後被阿魯台攻陷了興和(之後跑路了),所以這個「只有……才能……」的事實並不太成立。我答不了…………後來蒙古人就弱到基本無法攻陷明朝鎮城、府城的地步了,和大萌邊軍菜雞互啄,相得益彰。

另外要不是洪熙朝南京持續地震,加上仁宗很快被雷劈死/毒死/胖死,漢王造反的時候還拿宣宗修理南巡行宮的事說事兒,或許我們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了。


不對啊……在明朝還沒遷都北京的時候都是明朝軍隊深入蒙古狠揍蒙古人的啊……


秦西漢定都關中,因為基本盤在此,而且地形優勢。
東漢定都洛陽,和地形無關,東漢的基本盤在起源於南陽、發跡於河北。洛陽在兩者之中。
東晉南朝定都南京,因為那本身就是南方最大城市,又是南遷貴族平民即基本盤的聚居地。
十六國北朝,氐羌定都關中,慕容鮮卑龍城到幽州,匈奴定都平陽,北魏定都平城,都在自己部落附近。平定中原後才逐漸遷都鄴或者洛陽。
周隋唐定都關中,因為基本盤武川勛貴都安家在關中。
五代、宋定都開封,同樣基本盤在此,很多禁軍軍官家屬都在開封,即使地形不利。
遼定都臨潢,據說有鹽池,恐怕也是耶律阿保機精心尋找的基本盤掩護下的鴻門宴作案地點。
南宋定都杭州,就是為了離前線越遠越好,可又不能太偏。
元金清定都北京,因為靠近塞外、遼東基本盤,同時也可以統治中原,萬一不利,方便撤退。
本朝定都北京,同樣離東北、太行、陝北的基本盤近。後來和毛子鬧翻,就覺得北京位置不好。
結論,歷朝歷代,定都都在自己的基本盤附近,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的地區,然後在該地區的經濟交通中心建造首都,以此為根據地經營天下。明初定都南京毫無疑問同理。沒一個朝代會在危險、不可靠、偏僻、遠離基本盤的地方建都。明成祖遷都北京,同樣是因為他的基本盤在北京,南京他不放心。至於後來蒙古復興、滿洲崛起,那是他當時根本想不到的啊。
沒有一個朝代,把首都會搬到前線,除非自己的基本盤就在這裡,而且遷移不了。
但是首都附近一旦有了戰爭,遷都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皇帝走了,中央軍走了,當地利益集團必然會和入侵者合作,建立聯盟,這地方你就再也別想回來了。
成吉思汗入侵,金宣宗遷都開封,河北轉眼就失去。
遼入侵,宋堅決不遷都,御駕親征,雙方打平,和談,長久的和平。


明朝不需遷都北京,也能抵擋北方民族入侵。

宣大遼薊防線與北京地理位置決定了北京對於防守蒙古和後金的軍事重要性。北京一方面可以作為後勤基地,集結糧草、武器設備和人員,支援第一道防線;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軍事基地,當第一道防線即宣大遼薊防線被突破後,北京作為華北平原的前沿重鎮,起到抵抗和阻延敵軍進入華北平原的第二道防線。

然而軍事上的重要性,並不意味著要遷都北京。

其一,北京的北方是有地理險阻,然而南方是一馬平川的華北平原。利於守北不利於守南。北京的地理優勢遠不如長安。長安處四塞之地,群山環繞,地理險要(南有秦嶺,北有北山,西有隴山,東有大河)。

其二,北京距離邊境太近了,宣大遼薊也不是固若金湯。有明一代,首都直接處于軍事威脅之下的情況出現了很多次。先有土木堡之變北京被圍困,後有皇太極繞過遼東防線,直插北京,導致崇禎皇帝凌遲處死袁崇煥。置一國之都於此險境,應該是不利於防務的。可以看到,即便遷都北京,北方的防務情況依舊非常嚴峻。

其三,北京不是經濟中心。第一點,這決定了北京的錢糧和兵力全靠南方支援。實際上,土木堡之變後北京之所以能守住,是因為南方河南、山東、南京的勤王部隊趕到了。所以說,能守住北京,主要靠南方支持,無論是錢糧還是兵馬。既然如此,何必要遷都北京來守北方?第二點,遷都北京後,遠離南方富庶地區,為了支持北京地區的大量人口,每年都要從南方運輸大量錢糧,漕運壓力和花銷是遠遠大於不遷都的情況的。

有人可能覺得,如果不遷都北京,北方的防守壓力會導致北方擁兵自重,然後重演靖難舊事。實際上,在明朝削藩之後的體制下,這種情況基本上不可能發生。首先在指揮體系上,明朝以文官治武官,文官具有軍事決策權,武官負責練兵打仗,文官高於武官,文官又聽命於中央。地方軍隊基本上不可能成為武官的個人軍隊,從而反抗中央。其次,宣大遼薊和北京的軍隊完全可以獨立開來,互不干擾,這導致北方沒有任何一個將領可以統帥絕對多的軍事力量來反叛中央。最後,錢糧後勤和軍隊分開。武官就算掌握軍隊,沒有南方的糧草,這仗怎麼打得起來。所以明朝從來未出現過北方將領反叛的情況。

實際上,北方除了宣大遼薊和北京以外,太原、西安、濟南可以看作是第三道防線,淮河是第四道防線,南京和其上下游的採石、瓜州一起構成的江防體系是第五道防線,所以南京的地理縱深比北京強太多。另外有京杭大運河和一馬平川的華北平原,支援北方防務的錢糧和人口運送並不困難。

明朝初始時候,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距離北方防線確實較遠,與中國歷史上朝代的都城相比偏南。所以朱元璋也考慮過遷都長安或者建立兩京制度。據史載,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派遣太子朱標考察關中地區,為遷都西安作準備。然而第二年朱標病逝,沉重打擊了明太祖,令其不願再勞師動眾地更換京師。另外,朱元璋建國時洪武元年,即考慮過建都北京汴梁,南京金陵。但因開封戰亂太久,一時難以恢復,最終作罷。

如果真的是為了北方防務,朱棣完全可以在南京以北,建立一個北方的都城,無論是開封還是濠州,建立第二個政治經濟中心。然而朱棣在南京過得並不安心,出於政治上的原因決定回到自己的大本營,北方防務是一個可以擺在明面上的好理由。


天子守國門是清初的話。。。


你這包含主觀判斷啊!也有說遷北京促成了瓦剌韃靼的強大,大量兵力被吸引,導致不能對付女真人


首先,朱棣遷都北京,蒙古威脅只是原因之一。更大的原因是北京作為他的根據地和大本營,是一個遠比南京更讓他感到放心的首都。

至於天子守國門,在古代來說是有一定現實意義的。不要把現代的組織動員能力、交通和通訊技術代入到古代。很多對於現代人來說很輕易的事情,對古人來說簡直是難以想像的天方夜譚。
現代一個電話幾分鐘就能傳達的消息,對於古人來說是連續跑死幾匹驛馬,三五天能到達都算是快的。
現代一批部隊開赴前線,在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道路的幫助下,千里之遙也不過是兩三天時間。但同樣的距離,我們假設北宋從開封府調一批部隊去宋遼邊境的雄州。哪怕是拿鞭子抽著士兵,也絕不可能在半個月之內趕到。這已經是距離較短交通條件較好的華北平原了。
現代從湖北調運一批糧食到北京,不要一個星期。而且每噸糧食的運費都可以忽略不計。但古人完成這個運輸過程,需要的時間是以月計算,折騰個小半年也不是稀奇事情。並且中間人吃馬嚼要損耗掉大量的糧食。這還不考慮常平倉里是不是有這麼多糧食可供調遣。

假如最強大的野戰兵團遠離邊疆,那麼北方游牧民大規模入侵的時候,等入寇的信息到達中央,再由中央派遣野戰兵團前往應戰。那真是黃花菜都涼透了,中間的時間都夠人家殺個七進七出了。
假如野戰兵團在前線,而首都在後方,那麼過長的距離就很容易導致指揮困難應變不靈。甚至有可能因為長期難以有效控制邊區的野戰兵團,而導致野戰兵團軍閥藩鎮化的可怕結局。

所以古代在選都的時候,天子守國門和防禦地形、交通地理、本方勢力人脈、地方經濟實力一樣,都是考慮的要素之一。當然也只是要素之一,並不是被絕對遵守的原則。因為天子守國門,就意味著更高的風險,還極有可能大幅度偏離國家的地理中心和經濟重心。所以最終的選擇,往往是各要素妥協的結果。比如和邊境線保持一個合理的距離,這樣就能在安全性和用兵指揮之間取得一個妥協。


胡扯。朱棣篡位上台的。名不正言不順。南京他不熟悉,感到不安全。回北京老巢安穩點,就這點原因。鄭和七下西洋是為了尋找流亡皇帝的下落。不是為了國際貿易。你說這個人怕到了什麼程度?
明朝毀就毀在這個人身上。


為何說定都的位置影響一國國運,這裡舉兩個例子,長安和北京。

可以說中國的地理得天獨厚,中原的北部都是山脈,形成了對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 長安和北京就可以看作是對西北和對東北的兩個門戶之地。

自秦朝開始的一千年左右時期內,首都一直在長安或洛陽,正是在這段時期內,漢族文明不斷向西域壓迫,佔有了西域的廣褒空間。可以說,對西域的掌控和定都的位置是分不開的。咸陽地段可以虎視中原,因為中原地區大都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交通發達,更易掌控,這也是游牧民族突破長城後就長驅直入,席捲北方中國的原因,並非北人孬,而是無險可守。而咸陽往西,儘管交通仍然不利,但畢竟地理位置和西域相近,所以才有了漢唐盛世對西域的掌控,和尚不尚武或許沒太大聯繫。
自宋朝無力恢復原唐疆域,北方的北京成了遼國的南京,變成了遼國南侵的重要據點,所以才有說法說兒皇帝獻了燕雲十六州,而讓宋朝被壓著打,攻守之勢相易。

而宋以後的一千年內,北京是控制中原地區和中原更北的游牧民族地區的重要城市。早在蒙元時期,元皇帝就定都北京,就是為了保持對游牧民族區域和中原地區的強有力控制力。
畢竟考慮到交通,信息流動速度等因素,南京能較有效控制也就只有中原地區加南方。南方地區從來溫柔鄉,因為氣候好,人民不愁吃喝,民風較為溫順,不需要強有力的控制。而游牧民族自古是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極難管控,所以以北京為中心,才能強有力的防止游牧民族坐大。朱元璋雖然定都南京,但他分封北方諸王為中原屏障。而朱棣篡位後,諸侯力量弱小,便定都北京,可以針對北方變動迅速作出反應,壓制蒙古。
定都北京還使得周邊區域軍備加強,對將領控制力更強。所以瓦剌再度南侵時雖打了一場土木堡之變,元氣大傷,但正因為于謙立馬扶持新皇,死守北京,瓦剌才沒能繼續向南。畢竟北京還在,周邊城市就不會放棄抵抗,而北京只要不失,即使處於下風,將來反攻也是容易的多。
假使朱棣沒有遷都,待到瓦剌興起的時候北方早就武備鬆弛,一被突破防線,蒙古騎兵又能大舉南下,平原地區,無險可守的中原是擋不住的,可能會再次背上南宋的命運。


天子守邊不過是個借口,永樂得國不正,在南京他總是覺得有刁民想害朕,北京好啊,那是永樂造反前的大本營。


蒙古是明朝早期唯一一個能對內地經濟地區造成重大威脅的勢力,因此必須在北方駐有重兵來抵禦

而朱棣當年就是這個方向的最高將領,擁有匹敵皇帝的軍力,而他最終也確實做了皇帝

現在他是皇帝,那麼讓誰來執掌可以匹敵他的軍力呢~```


不知道別人怎麼解釋,反正我們衛拉特歷史上寫的是"為了便於我們歸還他們被擄走的皇帝們,漢人選擇離蒙古草原更近的北京作為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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