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艾一代軍事奇才,更是被後世冊封的三國名將中寥寥數人中的一位,怎麼死得這麼窩囊?

被他壓制了半輩子的姜維算死且不說。被司馬昭陰死也太無語了吧。


最高票答案給出了許多高級別戰將的悲劇結局,說明鄧艾的命運不是孤立的,但是沒有解釋為什麼。我來試著說一說將領軍閥的區別。

鄧艾死得窩囊,因為他是個將領,不是軍閥。所以中央政府(司馬昭為代表)一紙詔書發出,他就得乖乖上囚車。而獨立軍閥中央政府的詔書是沒太大作用的,只能靠武力硬鋼。

軍閥必須要具備2個條件:
1. 下屬的人事任命權。
2. 自給自足的後勤。

鄧艾接受了劉禪的投降,軍隊的後勤應該沒有問題。讓他倒霉的是第一條。具體來說,鄧艾的軍隊中,很多高級將領都不是鄧艾任命的,他們的利益和鄧艾沒有綁定在一起

中央政府是不喜歡軍閥的,所以派出一個將領出去打仗,給他幾萬十幾萬的軍隊,必然要在軍隊中留下很多制衡這個將領的勢力。衛瓘就是持節監軍,鍾會鄧艾的軍隊都歸他節制。他之所以能夠節制鐘會鄧艾,也因為這倆的很多下屬都不是他們任命的嫡系。

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敕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三國志.鍾會傳》

看看衛瓘是怎麼收服鄧艾的吧。他直接把司馬昭的手諭昭告鄧艾的軍隊,結果軍隊立馬就表示服從,鄧艾瞬間變成光桿司令,進了囚車。

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同。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苦洽反。拜為散將,以次棓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遍。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噪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三國志.鍾會傳》

看看鐘會是怎麼敗亡的。他也是個將領,不是軍閥。想造反,胡烈為代表的手下根本不買賬。他喜歡的丘建,也是胡烈的嫡系。他們暗中謀劃兵變,最後砍翻了鍾會。

小時候看三國我一直很奇怪,為什麼劉備投奔誰他都是個獨立的軍閥,張遼、徐晃、張郃等人一投降就變成曹操的將領了呢?後來才知道,劉備一直有自己的嫡系,他們緊密圍繞在皇叔周圍。劉備在公孫瓚手下當個團長,關羽張飛就是營長;在曹操手下當個軍長,關羽張飛就是師長。簡雍、孫乾、趙雲、糜竺等人也必然在劉備軍中處於要職。所以劉備到哪裡都是個獨立軍閥。如果劉備投降曹操後,曹操讓關羽張飛等人去中央當大官,或者調去別的地方當太守,那麼就相當於要粉碎劉備的軍閥地位了。那麼關羽張飛首先會表示:承蒙厚愛,在下才疏學淺,當不了大官,只能在皇叔手下打雜。曹操如果一意孤行,劉備肯定就得魚死網破了。當時的情況,曹操手下還有很多軍閥類的人物(比如臧霸),所以曹操不會這樣做。赤壁之戰後,周瑜就勸孫權這樣做: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三國志.周瑜傳》

把劉備招到吳,把關張分出去,就能成功地把軍閥劉備變成將領劉備。孫權沒有頭腦發熱,這時候逼劉備魚死網破,只能便宜曹操。

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三國志.周瑜傳》

回到問題上來,題主覺得鄧艾死得太窩囊,原因就在於鄧艾只是個將領,雖然統兵數萬,但是沒有自己的嫡系班子。司馬昭一紙詔書,鄧艾的下屬紛紛表示服從,他作為光桿司令只能乖乖上囚車。如果鄧艾是軍閥,衛瓘拿著司馬昭的詔書說要抓鄧艾,馬上就會有類似關張之類的人跳出來說:「我鄧將軍忠心無二,你這個奸人竟敢假傳聖旨!我代表人民代表月亮滅了你!」


根據仇鹿鳴先生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原因:
①鄧艾是司馬懿提拔上來的人才,是父輩重用的人才,不是司馬昭的心腹。
②在魏晉玄學流行的時代鄧艾卻是個口吃,不善言談,不能融入主流上層文化。
③司馬昭伐蜀是為了緩解因為曹髦之死帶來的政治危機,鄧艾沒有體會到司馬昭的良苦用心,反而反對伐蜀,不太配合行動。
④鄧艾伐蜀後擅自封蜀百官,犯專權的忌諱,司馬昭提醒他,不聽。沒有和鍾會搞好關係。
⑤鄧艾家族不給力,是寒門,鍾會是潁川鍾氏大族出身,鄧艾冤死就冤死了……就像諸葛誕造反,司馬昭不敢幹掉琅琊諸葛氏,司馬炎登基後反而為了拉攏諸葛氏去討好諸葛誕的兒子諸葛靚。世家大族謀反,司馬氏盡量不株連,也是為了減少代魏的阻力。
伐蜀之役與司馬氏集團內部的矛盾

當司馬昭希望借伐蜀之功來擺脫弒君所帶來的道德危機時,鍾會作為其心腹,「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是參與謀劃其事的核心人物。但司馬昭伐蜀的決定在朝野上下激起了強烈的反對之聲,「眾人皆言蜀不可伐」,①尤其是身處魏蜀前線、戰功卓著的名將鄧艾堅決地反對伐蜀的軍事冒險:

征西將軍鄧艾以為未有釁,屢陳異議。帝患之,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②為此,司馬昭不得不派遣主簿師纂出任鄧艾的司馬,來說服鄧艾並加強其對鄧艾軍隊的控制。事實上,直至誓師出征的當天,軍中依然存在著反對伐蜀的聲音,將軍鄧敦公開表示蜀未可伐,司馬昭不得不採取強硬措施,將其誅殺,③才確保了伐蜀之役的順利展開。

在此情形下,為確保伐蜀之役按計劃推行,司馬昭對於其間的人事安排可謂煞費苦心。鄧艾作為當時曹魏最傑出的軍事將領,又久居關隴前線,熟悉蜀漢形勢,本是伐蜀主帥的最佳人選,但鄧艾本人最初卻明確反對伐蜀。而在另一方面,司馬昭本人與鄧艾之間的關係亦有些微妙。與大多數曹魏大臣不同,鄧艾的出身非常低微,本是襄城典農屬下的部民,是司馬懿發現了他的才能,辟其為掾,鄧艾才得以步人仕途,其後無論是開闢淮南的屯田,還是在關隴抗衡姜維,鄧艾都表現出了卓越的政治才幹。儘管如此,鄧艾卻從來不是參與司馬氏集團決策的核心人物,這主要是由於構成司馬氏集團決策核心的人物大多都是曹魏功臣後裔,司馬氏兄弟與他們有著相似的家世、文化背景與深厚的個人情誼,鄧艾儘管功勛卓著,但在文化上卻與這一群體格格不入: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日:「卿雲艾艾,定是幾艾?」對日:「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④在這玄風興起,士人以清談為尚的時代,鄧艾的口吃無疑與當時崇尚談辯的文化主流格格不入,也成為了司馬昭取笑他的理由。這種善意的玩笑固然能夠體現君臣之間的親密關係,但也暗示著鄧艾與司馬氏集團中的大多數人在文化上的差異。

另一方面,鄧艾是司馬懿所提拔的人物,他在年輩上要長於司馬氏兄弟,他與司馬氏兄弟的關係自然無法像與之年齡相仿的鐘會、賈充那樣親近。而在鄧艾功業已著的情況下,如何來駕馭這些司馬懿時代的老臣,也是司馬氏兄弟所要考慮的問題。

為了防止諸侯坐大的局面,司馬氏兄弟在執政時期採取了削弱地方實力的強幹弱枝的舉措,將一些原來控制地域較大的都督區分割為幾個較小的都督區,原來的雍涼都督,即被分割為關中都督與隴右都督。①甘露元年(256年),鄧艾以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而戰略地位更為重要的關中都督,則授予司馬昭的從兄司馬望。所以鄧艾與司馬氏兄弟的關係具有兩面性,一方面鄧艾是其倚賴的軍事柱石,但另一方面,鄧艾卻不是他們能夠與之商議機密之事的親信,甚至由於他的威望與功勛,更成為了司馬氏兄弟需要防備的人物。而鄧艾反對伐蜀的舉動,也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他與司馬昭之間的關係,②司馬昭派遣師纂為其參軍,留在鄧艾軍中任職,除了說服鄧艾之外,恐怕也負有監視其動向的使命。

因此,司馬昭在景元三年(262年)冬任命堅決支持伐蜀的鐘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準備伐蜀之役,而久經沙場的鄧艾所統帥的只是一支擔負牽制任務的偏師。作為司馬昭的心腹,只有鍾會方能夠真正理解伐蜀對於司馬昭所具有的重大政治意義,因此鍾會得以越過地位、年資皆在其之上的鄧艾,主導整個伐蜀之役的謀劃與進行。但是,為了制衡日漸驕橫的鐘會,司馬昭在人事安排上也有所準備,命廷尉衛瓘以本官持節監鄧艾、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並給兵千人,即其中一招。③當時鐘會是鎮西將軍,衛瓘行鎮西軍司,其職本隸於鍾會之下,但衛瓘又負有持節監鄧艾、鍾會軍事的使命,而且司馬昭單獨給兵千人,使得衛瓘又能獨立於鍾會、鄧艾之外,成為監視他們的第三股力量,三人之間形成了一個複雜的互相掣制的關係。而司馬昭在派遣師纂為鄧艾參軍之後,又將衛瓘安插在鍾會的身邊,其用意不言而喻。

根據鍾會的謀劃,魏軍最初的戰略意圖是發動一個鉗形攻勢:鍾會統帥伐蜀部隊的主力十餘萬,從駱谷、斜谷的大路進取漢中;鄧艾與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從隴西進攻,進行戰略牽制,鄧艾進取甘松、沓中阻撓姜維的行動,諸葛緒進估武街、橋頭切斷姜維的歸路,希望通過鄧艾、諸葛緒的前後夾擊,阻止姜維退往漢中,使得鍾會率領魏軍主力能夠迅速佔領漢中,打開進攻成都的通道。但是由於諸葛緒在行動上的猶豫,晚到了一天而未能阻截到姜維,姜維得以成功地從橋頭突破,引軍退往劍閣,依伎天險,與鍾會率領的魏軍主力相持。按照原計劃的安排,鄧艾本來應該與諸葛緒一樣,引軍東向,與鍾會率領的主力會師。因此在伐蜀戰役中,雖然名義上「詔諸軍伐蜀,皆指授節度」,但實際上鍾會是這場戰役的真正領導者。但是由於姜維已搶先一步退往劍閣,據險防守,魏軍原來的戰略意圖其實已無實現的可能,向東與鍾會會師,已無實際意義。

因此,鄧艾決定改走陰平小徑,穿越七百里的無人山地,從而繞開劍閣天險,直取成都。鄧艾這次軍事冒險取得極大的成功,進而一舉滅亡蜀漢,立下不世之功。但鄧艾此舉的確違背了事先的計劃,儘管他在行動之前曾上言司馬昭,但沒有知會鍾會而單獨行動,①鍾會、衛瓘後來奏言鄧艾專擅即源於此。鄧艾果敢的軍事行動使他統帥的這支偏師最終立下了滅蜀的首功,但同時也埋下了其與鍾會失和的種子。鍾會作為這次伐蜀之役的策劃者與領導者,最終卻無功而返,這對於一向驕橫自滿的鐘會而言無疑是個不小的挫折。鍾會是一個權力欲和報復心極強的人,②而鄧艾在滅蜀之後,又獨斷專行,「輒依鄧禹故事,承製拜劉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③在處置善後事宜時,絲毫沒有徵詢鍾會等人的意見,使得鄧艾、鍾會兩人的關係在滅蜀之後急劇惡化。

如上文所述,司馬昭與鄧艾之間的關係本身就相當微妙,所以鄧艾專擅的舉動很快牽動了司馬昭敏感的神經,他通過衛瓘勸誡鄧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但鄧艾似乎並沒有覺察到司馬昭對他的不信任,表現得頗不以為然.以為「承製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使得司馬昭對於其猜忌進一步加深。而鍾會則利用了這一機會,聯合衛瓘、胡烈、師纂一起上奏,言鄧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於是司馬昭下令將其檻車征還。④特別需要注意師纂在其中的作用,在伐蜀之役中,胡烈、衛璀隨鍾會所部行動,實際上他們對於鄧艾的「專擅」並沒有親身的觀察,唯有師纂受司馬昭之命,為鄧艾司馬,負有監視的使命,可以認為師纂的證言對於司馬昭檻車征還鄧艾的決定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其實,依據現有的史料,鄧艾滅蜀之後的所作所為,除了略有居功自傲的跡象外,並不能發現任何「悖逆」之處,而這一軍事上的巨大勝利,為何會最終演變為二土爭功的悲劇,恐怕還需要從司馬氏集團內部的矛盾中加以探詢。

上文已經指出,構成司馬氏集團的核心,大都是與司馬氏兄弟有通家之好的曹魏功臣後裔,他們在社會階層、文化取向等方面上與出生低微的鄧艾有著明顯的區隔,因此,鍾會厚遇同一氣類的姜維,認為「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⑤此處鍾會將姜維比作夏侯玄、諸葛誕可謂頗不尋常。夏侯玄、諸葛誕都是被司馬氏誅殺的政治對手,當時尚擔有叛臣的名義,

鍾會本人更是平定諸葛誕的首要功臣,鍾會卻毫不避忌地對他們大加讚賞,可見此時其所認同的是一種共同的文化屬性,而非政治立場。夏侯玄儘管是司馬氏的政治對手,但「朗朗如日月之人懷」的夏侯玄在魏晉之際的士人心中完全是正面的形象出現的,①其風度更是當時士人效法的榜樣,裴楷目夏侯玄「肅肅如入廟廊中,不修敬而人自敬」,晉初名臣和嶠一直仰慕其舅夏侯玄的為人,王戎聞樂廣少年時為夏侯玄所賞,便舉其為秀才,東晉時以庾亮比擬於夏侯玄。②而鍾會本人便是這名士群體中的一員,沾染玄風,弱冠與王弼齊名,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見稱當時。
③在這一文化標準下,木訥口吃、出身低微的鄧艾是不會被鍾會以及司馬氏集團中的大多數人引為同類的。因此鄧艾儘管功勛卓著,卻始終在司馬氏集團中處於邊緣地位。事實上鍾會亂起之時,鄧艾本有機會生還,衛瓘卻因其曾與鍾會共同誣陷鄧艾,不願其生還,下令殺之,可見鄧艾這樣功勛卓著的名將,在以衛瓘為代表的名土心中處於何等地位。杜預曾公開指責衛瓘殺鄧艾之事有悖於名士風度:杜預聞(衛)瓘殺鄧艾,言於眾日:「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貴乎?」瓘閑之,不俟駕而謝。
④可知鄧艾的冤死是朝中公開的秘密,司馬昭本人恐怕對此也早有聽聞。儘管衛瓘對於鄧艾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朝野上下皆無意追究此事,反欲重賞衛瓘的平蜀之功。而在另一方面,司馬昭在處置鄧艾家屬時,卻要比對鍾會的家屬更加嚴酷,鄧艾子鄧忠與其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對於鍾會則只處死了其養子鍾毅以及參與謀叛的鐘邕子息,而因鍾繇、鍾毓之功,司馬昭赦免了鍾氏其他子孫,官爵如故。
⑤恐怕司馬昭心中也明白鄧艾乃是冤死,否則,他也不會鄧艾死後,立刻派遣唐彬督察隴右形勢: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唐)彬密察之。
⑥如果鄧艾果真反逆而死,司馬昭又何必擔心邊情騷動呢,鄧艾久在關隴,所積累的人望正是司馬昭一直對其有所猜忌的原因所在。不但如此,司馬昭還有意壓制鄧艾所部應得的封賞:
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鄧)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 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在州郡,雖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①

鄧艾所部將士無疑是伐蜀之役的首功,卻被司馬昭以「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為借口強加剝奪。從以上兩件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馬昭對鄧艾及其部屬的抑制與戒備。鍾會與鄧艾衝突的實質是司馬氏集團內部功臣子弟與出身低微的事功型的官員之間的矛盾。因為這些功臣子弟與司馬氏家族長期以來有著密切的通婚、交往關係,相近的文化取向與利益結合使他們凝聚在一起,構成了司馬氏集團的主幹,是支持司馬氏完成魏晉嬗代的核心力量,所以在這場衝突中,司馬昭只能選擇袒護地位更為重要的功臣子弟。

與鄧艾、鍾會之間衝突相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伐吳之役中。從益州順流而下的王浚役有按照原定計劃在秣陵停軍不進,接受王渾的節度,而是直取建業,逼迫孫皓投降,奪取了伐吳之役的首功。同樣,這件事也引發了王渾與王浚之間的激烈衝突,險些重演鄧艾、鍾會的悲劇。王浚儘管家世二千石,但其家族在曹魏並無仕宦記錄,因此與司馬氏家族缺少淵源,與鄧艾一樣,在司馬氏集團中也只是處於邊緣地位。而王渾出自太原王氏,其父王昶為魏司空,其家族與司馬氏關係密切。②王渾、王浚衝突的過程幾乎是鄧艾、鍾會故事的翻版:王渾同樣上表奏王浚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依舊建議檻車征還王浚,幸好這次司馬炎的處置較為穩妥,否決了這一提議,沒有激起更大的禍端,只是下詔切責。王浚不服,上書為自己辯護,王渾又聯合周浚上表指責王浚私占吳國寶物,王浚再次上表抗辯。雙方的爭論一直持到了王浚凱旋迴師之後,有司兩次上奏,欲陷王浚於罪:「浚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後又奏:「浚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③從中我們可以注意到在鄧艾、王浚兩件事中,代表西晉官僚機構的「有司」完全站在偏袒鍾會、王渾的立場上,成為激化矛盾的重要因素。這恐怕正是因為構成西晉官僚集團主幹的是曹魏功臣後裔,他們之間存在著共同的權勢網路與利益要求,而作為異質力量鄧艾、王浚與鍾會、王渾的爭功,則觸忤了這一群體的利益,因此他們千方百計欲陷之於罪,防止其藉助軍功上升至權力核心。儘管司馬炎在這場衝突中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明智態度,沒有使其演化成第二次「二士爭功」的悲劇,但依然無法抵抗支持王渾的官僚集團的政治壓力,在封賞伐吳之功時,明顯偏袒王渾,時人咸以為王浚功重而報輕,王浚本人為王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為有司所奏,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危險處境,

常以鄧艾第二自況,「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因此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處處小心,甚至在與王渾會面時,「嚴設備衛,然後見之」,①雙方關係之緊張可見一斑。更可注意的是,王浚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東晉立國之後,曾廣泛尋找西晉開國後胤加以封賞,②這一舉動當然是為了確立東晉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但王浚子孫是其中少見的例外,雖有桓溫這樣的權臣為其上言,卻終不見省,③其中的蹊蹺之處值得玩味。

不但如此,西晉立國之後,鄧艾平反的過程也是困難重重,一波三折:

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日:「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
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眾,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④

赦免在魏末反對司馬氏諸人的後裔,是西晉立國之後爭取人心的一項舉措。
准許給鄧艾立後,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在詔書中依然強調「矜功失節,實應大辟」。在鄧艾「悖逆」的罪名根本無法成立的情況下,依然認為鄧艾之死是罪有應得。更為奇怪的是將鄧艾和王凌歸為一類加以處置。王凌試圖推翻司馬懿執政地位,對於司馬氏政權來說,其罪孽無疑要比鄧艾深重得多,但根據詔書中的解釋,王凌當年謀廢齊王芳之舉,後來因為齊王芳本人被司馬師所廢,竟然變成了一次政治正確的舉動,顯然這是司馬氏為寬免王凌一族發明的借口。司馬氏為什麼急於給反對過自己的王凌平反,而對為司馬氏立下大功的鄧艾如此吝嗇。其真正的原因恐怕在於,王凌本人與司馬氏和西晉官僚集團有著很深的淵源,其子王廣亦是名士,王凌、王廣雖被誅殺,但是他們故舊姻親依然是司馬氏需要倚重的力量。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司馬炎不惜紆尊降貴,前往琅琊王妃處見諸葛誕之子諸葛靚,與之和解。

因為諸葛誕同樣也是魏末士人的領袖,琅琊諸葛氏在漢晉之際具有廣泛的影響力。
⑦同樣是涉及淮南叛亂,司馬氏卻從來沒有想過要為毋丘儉平反,厚此薄彼的背後有著非常微妙的政治考慮。

泰始三年(267年),曾任鄧艾鎮西司馬的議郎段灼上書要求為鄧艾平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鳥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儘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仆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強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眾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製,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並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嘆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屍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悅者眾矣。①

段灼的表文詳細羅列了鄧艾所建立的種種功勛,明確地指出沒右人提出為鄧艾平反正是因為鄧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其為人行事與朝中的「雅俗」不合,因此朝中大臣皆對他抱有敵意,沒有人願意為他秉公直言。「七十老公,反欲何求」一語,點出了鄧艾根本就沒有反叛的動機,在司馬炎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敘用的情況下,那些反對過司馬氏的人的子孫都開始得到進用,卻依然對鄧艾的冤獄置之不理是毫無道理的,指出「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但是司馬炎依然沒有接受段灼的意見,可以推想朝中依然存在反對為鄧艾平反的阻力。

直至泰始九年(273年),前蜀漢的尚書令樊建再次藉機向武帝提出為鄧艾平反的問題:
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日:「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
足感神明。」帝日:「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日:「臣竊聞天
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日:「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②
樊建再次向司馬炎提出,鄧艾的冤獄乃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如果不為鄧艾平反,司馬炎所標榜的「聞惡必改」的開明政治則流於空文,毫無信用可言,武帝被此語打動,終於答應考慮為鄧艾平反之事。但是從最後發布的詔書來看,依然表述得十分模糊:「艾有功勛,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憫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③詔書承認了鄧艾的功勛,但依然認定其「有罪」,只是因為他束手歸罪,因此特加憐憫,賜其孫為郎中。這一詔書使鄧艾的子孫擺脫了流放西域、淪為徒隸的悲慘命運,但卻沒有在真正意義上給鄧艾平反。終西晉一世,鄧艾的平反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其中的關節值得我們思考。

同樣,我們可以注意到,在呼籲給鄧艾平反的朝臣中,或是其舊部,或是出自於蜀漢,這些人在西晉政治中處於邊緣地位,人微言輕。而那些曾經與鄧艾同朝為官,現在又是西晉開國元勛的曹魏舊臣卻對這一問題保持著驚人一致的沉默。他們可以仰慕夏侯玄的風度翩翩,亦步亦趨地加以效仿,司馬炎可以自覺地為王凌開脫罪責、恢複名譽,紆尊降貴地尋找與諸葛誕後人冰釋前嫌的機會,唯獨在為鄧艾平反一事上,遲疑不決,最終也不了了之。
鄧艾與鍾會之間的衝突或許只是一個偶然事件,但是如果將這一事件與王渾、王浚爭功,王凌、諸葛誕名譽的恢復,鄧艾平反問題的久拖不決等這一系列貌似孤立的政治事件串聯起來加以考察,就可以注意到這些表面上看似無關的事件背後,埋藏著司馬氏集團內部深刻的結構性矛盾,與司馬氏家族關係密切且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曹魏貴戚子弟佔據了司馬氏集團的核心,他們通過對鄧艾、王浚這樣異質力量的排斥,來鞏固自己既得的權益,但同時也造成了統治集團內部上升渠道的擁塞,「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①
新朝甫立,便暮氣已深,這是造成西晉短促而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白起先是被貶為士兵,後被逼自殺。韓信晚年被幽禁,最後死於婦人之手,據說是被麻袋困住用竹籤刺死。岳飛因莫須有被治罪冤死,據說是被擊胸或是被弔死。再說近代那些老帥、將軍,還不是被斗的七零八落。
說到底,我們眼中的那些戰神、英雄,不過是政客和陰謀家手中的棋子罷了。想要改變命運,要不就做一個沒有思想的棋子,要不就努力變成棋手。鄧艾不過是想做一名棋手失敗了而已。


歌都有得唱啦:「我要向前飛,我是鄧艾的玫瑰……」,可見即使過了幾百年,人們心中依然崇拜鄧艾,這就夠了


我只是對最高票的概括與演繹。至於鄧艾為什麼死的問題,本人不清楚,還請諸位注意。(1.14補)
1.刀出鞘,是要見血的。而殺完人,是要回到鞘里的。
2.為什麼刀要有鞘?刀的真意不在殺,在於藏。師傅就是我的鞘,有您在我出不了事.......
3.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范蠡,文種,商鞅.......
4.一個將軍最好的歸宿,就是被最後一場戰鬥的最後一顆子彈打死。(巴頓)(1.13原答案)


自古英雄如美人,人間不許見白頭


鄧艾被司馬昭坑死,笑了,衛瓘表示有人背鍋為毛還會有報應


因為只是軍事奇才,但三國終究是政治遊戲。


可能因為他口吃 解釋不清楚
「期期艾艾」就是由他而來的成語


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


強如韓信都死於婦人之手。。。人在強權面前真的很無力


都是這麼想,所以有了五代十國那種情況


當初如果沒偷襲陰,沒攻克成都,就沒有現在的身後名。
而留著成都,看上去也未必保得住命。


自己沒有權,再加上朝中無人


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


所以才有了養寇自重這種做法


最慘的是冤將排行榜上很多人會把鄧艾給忘了。。。
中國歷史上沒有哪個冤死的名將如鄧艾那樣大起大落的那麼操蛋。剛封了三公屁股還沒沾上邊就被殺了。。。
岳飛、袁崇煥、白起、韓信、彭越、李牧、吳起、伍子胥、文種、蒙恬、周亞夫、段熲、檀道濟、史萬歲、賀若弼、斛律光、宇文憲、高長恭、高仙芝、高穎等等等等哪個不是享過福後才被殺的?


自古名將有幾個是善終的?


你自己都說是軍事奇才了,尤其是指揮型謀略型的將軍在戰場上很難被打敗,怎麼馬革裹屍?歷來名將有幾個能在戰場上善終的?


和平時期不需要一個可以直搗黃龍的將才,狡兔死走狗烹是必然的事。誰都不會留大批開國功臣來威脅自己後代皇位的。除非他還會玩政治,你看看徐達那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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