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國民黨之所以失天下是因為蔣太仁慈殺得太少」的觀點？

12-17

現在貼吧論壇包括知乎上都流傳著一種觀點——國民黨失敗是因為蔣介石太仁慈狠不下心來殺太多的人，論據就是國民黨統治大陸期間沒有讓一個科學家蹲過牛棚，沒有讓一個知識分子站在廣場上被批鬥，沒有讓人山呼「蔣委員長萬歲」，沒有讓中央社放畝產萬斤的衛星...

如何看待二二八當日台灣各地對蔣介石雕像的破壞？ - 二二八事件

人家中央社不屑於畝產萬斤。
看看人家是怎麼玩的：
1930年，擊斃朱德

1933年，再次擊斃朱德，哦，原來上一個朱德有肉山盾。

1935年，又一次擊斃朱德，小樣，讓你丫的復活？

當然國軍的戰績還有其他
1933年，擊斃彭德懷

1948年，國軍英勇不減當年啊，再次擊斃彭德懷

你以為這就完了嗎？人家1935年還炸死了林彪

傷重不治劉伯承

軍神終極技能：穢土轉生！
注意這次被證實死亡的劉伯承是1948年被炸死的，不是上面1946年被炸死的那個。

1936年，炸死徐向前

11年後，tg內訌，徐向前為陳毅所殺

1931年，擊斃賀龍

殲敵一億的說法被認為是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提出的，但沒有正史流傳下來，真實度不可考，但應該可靠。
原因如下：
1，國民黨空軍總結出的數字是殲敵200多萬，考慮到國軍的空軍和陸軍實力差距，陸軍殲敵一億不誇張。
2，從網路時代鼓吹「國軍戰勝共軍」的戰役（援引中央社數據）來看，每場戰鬥往往殲敵5萬，多則十餘萬，考慮到果粉沒敢吹三大戰役這種決戰，解放戰爭1000多場戰鬥，殲敵一億恐非虛言。

共產六道毛潤之
穢土轉生劉伯承
天災軍團阿共仔
國軍雖然英勇無畏，但……唉，娘希匹的，灰燼使者被偷了，說多了都是淚……

關於歷史上蔣公的所作所為，前面的答案已經說了很多了，也很詳細。

換一個角度，我覺得果粉們就算對歷史一無所知的話，哪怕稍微有一點點智商和邏輯，哪怕是為了自己，都不該把「國民黨之所以失天下是因為蔣太仁慈殺得太少」這種話掛在嘴邊啊。

想一下，現在無論是台灣的國民黨殘匪，還是你們大陸果粉，僅就與TG的強勢地位相比，你們似乎更像當年的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啊……

你們這樣把自己幻想成為當年強勢的一方，然後還三番五次痛心疾首當年的國民黨「殺的少了」，而且還再三強調這樣會「失天下」……

我很納悶，你們到底是想給大陸執政者一種什麼樣的暗示呢？

殺不殺人，殺多少人，從來都不是重點，關鍵是要解決問題。關於蔣介石殺人是算多（在蘇區搞「人要換種」）還是算少（大批反蔣人士甚至共產黨人活得好好的）的爭議一點意義都沒有，因為事實上殺人多與少都是蔣介石政權最大弱點的一體兩面：殺人，是因為正常的組織途徑和政治解決方案行不通；不殺人，是因為不敢殺或不能（找到方法）殺；殺人多，是因為無力精準打擊反對派核心力量，只能一刀切；殺人少，是因為承受不起殺（某些）人太多的後果，只能畏首畏尾。總而言之，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效率低下、軟弱無力，是個弱勢獨裁政黨，蔣介石對於黨組織也沒有如臂指使的能力，殺人多少，很大程度上並不取決於蔣介石想殺多少。

關於蔣介石政權的性質，王奇生老師早就有精準的論斷：王奇生：弱勢獨裁政黨的歷史命運。文中有這麼一段話：

蔣介石秘密特務組織活動之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人們對國民黨法西斯強權政治的印象。國民黨黨機器的軟弱無能，與其特務活動的猖狂肆虐，形成強烈的反差。美國學者易勞逸認為：「國民黨政權在本質上是矛盾的：它時而專橫暴虐，時而又虛弱妥協。在獨裁的外觀之下，其權力很大程度上來自對一支佔優勢的軍事力量的控制。」事實上，國民黨的專橫暴虐，與其軟弱無能是相因相成的。蔣介石依賴特務實行控制，與其說是其鐵腕權力的表現，不如說是他在黨機器軟弱無能，無法控制政治和社會局面之下的無奈之舉。30年代的力行社和40年代的三青團，均是蔣介石痛感黨機器軟弱無能而不得不另起爐灶的結果。

面對反對力量，蔣介石沒有能力也沒有威信以正常的黨紀/國法程序予以制裁，自然只能依賴特務暗殺。反觀共產黨，羅章龍、張國燾事件不談，大部分情況下，黨中央的派出人員都可以憑著中央的命令和介紹信而獲得地方或軍隊的服從，黨內問題一般只要開大會形成集體決議，就是地位再高的領導人也不得不低頭，這種情況下，監察委員會/紀委就足以實現黨內紀律的嚴明，何須暗殺？反過來講，蘇區肅反殺得人頭滾滾，恰恰說明當時黨內外局勢複雜混亂，黨組織軟弱無力，黨的決議得不到堅決執行，才導致一部分高級領導人過於偏愛暴力解決的方案，而當時也是共產黨處境最岌岌可危的時刻之一。

綜上，從蔣介石被迫需要靠暗殺或屠殺來實現自己政治目標的那一刻起，國民黨的失敗未來就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走到這一步，少殺抑或多殺，殺抑或不殺，都不過是技術問題，改變不了政治無力的現狀。用知乎上特別流行的一句話，就是蔣介石在「用戰術上的勤奮掩飾戰略上的懶惰」。

看到@胡傑老師的答案，狗尾續貂一下。

這個問題，幾乎都是剛開始讀書時代的中二都會思考的。閱讀量大了就不會這麼想了。當然委員長本人和蔣夫人一直這麼想。

茅草要過火,石頭要過刀,人要換種。你以為這個是說說的？徐海東大將族人被殺了66人。有鬧革命的也有不鬧革命的。女的就賣男的就殺，最後當地都沒人敢姓徐了。真是仁慈啊。

金一南《苦難輝煌》第32—33頁：

從1926年「三·二○」中山艦事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從1941年1月皖南事變，到1946年6月26日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蔣介石每每突然間向中國共產黨人舉起屠刀。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難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工農群眾和其他革命人士，就達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達100萬人以上。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啟漢、肖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張太雷、瞿秋白、惲代英、方誌敏等大批中共的優秀領導者皆被殺害。
周恩來曾經萬分痛心地說過：「敵人可以在幾分鐘內毀滅了我們革命的領袖，我們卻不能在幾分鐘內鍛鍊出我們的領袖。」大批領導人的被害，曾使中國共產黨處境艱難。
　　國民黨愛國將領陳銘樞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紀念感言》中寫道：「嗚呼！不知多少萬熱血青年，就在這『清黨』明文的『停止活動』四字之下，斷送了最寶貴的生命！國民黨為『救黨』而屠殺了中國數百萬有志有識的青年。這個損失是中國空前的損失，即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亦必不至於此。」
蔣介石用屠刀在中國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謂是全世界頂尖的白色恐怖。
　　相較之下，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黨人是有幸的。
　　列寧被捕流放過兩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過兩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過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處終身流放。
　　加里寧多次被捕流放。捷爾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奧爾忠尼啟則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斯維爾德洛夫先後被關押和監禁達12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達到7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為蔣介石，布爾什維克黨中央能存幾人？誰又將去領導改變了整個20世紀的十月革命？
　　在中國，共產黨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難生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後本已叛變，蔣介石也只讓他活了三天。蔣記政治辭彙中充滿了「槍決」，「斬決」，「立決」，「立斬決」，「見電立決」；根本沒有「流放」這個字眼。

沙皇尼古拉二世前後下令不過槍殺了幾千人，最後就被革命者殺了全家；對比之下，擁有眾多果粉的蔣公何止是幸福，簡直就是幸福：）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國民黨員人數約65萬，到1928年3月反革命政變後約一年，國民黨員人數約22萬。

蔣介石同志對自己國民黨都這麼殘忍，我實在是沒想出他還能怎麼樣殺更多的人。。。

清黨運動時被殺的共產黨和躺槍的左派人士淚目，聞一多李公朴等知識分子哭暈在廁所，全家被滅口的楊虎城表示嗶了狗了，花園口的決堤長沙的火燒連城……往近了看，228被屠的台灣省原住民表示感謝蔣公真仁慈沒有把人殺絕！
PS：題主，這種觀點要麼直接無視，要麼打臉的數據太多隨便挑，提到知乎上來真是不是故意招群嘲的嗎？我都懶得@督工他老人家了

「有一湘人挑布擔過重安江時

，遇解送壯丁隊，被執，堅拒不肯去，被毆死。即掩埋路旁，露一足，鄉人恐為

犬所食，重埋之。湘人蘇，送縣署，詢之，得知其實。」…據馬場坪醫生云：「

有湘人十餘人，挑布擔迤邐而行，近貴定縣，遇解送隊，數人被執，余者逃入縣

城報告。適一卡車至，持槍者擁湘人上車，向貴陽行駛。湘人賂之，被釋。方下

車時，以槍擊斃之曰：彼輩乃逃兵也。」

我看到好多壯丁被繩子拴在營里，為的是

怕他們逃跑，簡直沒有絲毫行動的自由，動一動就得挨打了，至於吃的東西，更

是少而粗糲，僅是維持活命，不令他們餓死而已。…有一天我看見幾百個人，手

與手用繩子穿成一串。他們在山上，我們的車子在山下馳過。他們正在集體小便

，好像天下雨，從屋檐流下來的水一樣。他們連大便也是集體行動，到時候如果

沒有大便，也非大便不可，若錯過這個機會，再要大便，是不許可的。

我在湘西、廣西的路上，屢次看見野狗爭食那

些因死亡而被丟掉的壯丁屍體，它們常因搶奪一條新鮮的人腿，而紅著眼睛厲聲

低吼，發出極其恐怖的叫聲，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地方，壯丁們被埋起來，但埋

得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條腿或一隻腳在地面上，有的似乎還在那邊抽搐著，可能

還沒有完全死去，便給埋進去了！…在貴陽城外，有一塊壯丁經過的地方，因為

棄屍太多，空氣里充滿了濃烈的臭氣，令人窒息欲嘔。

押送壯丁的人，對於壯丁的死亡，似毫無同情

心，可能因為看得太多，感覺也就麻木了。…在雲南一平浪，我看見一班辦兵役

的人，正在賭博。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輸贏的數目很大，大堆的鈔票放在桌上

，大家賭得興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瀕於死亡的壯丁。有一個垂死的壯丁在旁

邊，一再要求：「給我一點水喝，我口渴啊！」，辦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

聲喝罵：「你滾開去，在這裡鬧什麼？」。我沿途看見的，都是這些殘酷悲慘令

人憤慨的事。辦兵役的人這樣缺乏同情心，可以說到處可見。

在貴陽一個壯丁收容所里，我曾經和廣州來的

壯丁談話。我問：「你們從哪裡來的？」他們說：「廣東曲江來的。」「你們一

共有多少人？」他們說：「我們從曲江動身的時候有七百人，可是現在只剩下十

七個人了！」…在這種殘酷的待遇下，好多壯丁還沒有到達前線就死亡了。那僥

幸未死的一些壯丁在兵營里受訓練，大多數東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穩。這是因為長

途跋涉，累乏過度，飲食又粗劣而不潔，體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惡性瘧疾

流行，因此一般壯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極了！

我親自將信送到軍事最高當局的收發室，取了收條，收藏起來。不料等了好久迄無消息。我就去問辭修將軍有無消息？他說沒有。於是我們商量了一下便去找陳布雷先生。布雷先生對此事也毫無所聞，但見許多查詢。他知道此事重要，就面詢軍事最高當局，有沒有看見紅十字會會長某某先生的信？答說沒有。查詢起來，此信還擱置在管軍事部門的秘書室里。

最高當局看了信以後，就帶一位極親信的人，

跑到重慶某壯丁營里，親自去調查，想不到調查的結果，完全證實了我的報告。

於是把主持役政的某大員，交付軍事法庭。法庭不但查明了他的罪案，而且在他

的住宅里搜出了大量金條和煙土，於是依法把他判處死刑而槍斃了。…戰後還都

以前，內子陶曾谷先飛南京去找住房。經市政府介紹了一所大宅子，她走進去一

打聽，才知道那正是被槍斃的那位仁兄的產業。

韶關解來壯丁三百，至築只剩二十七人。江西來一千八百人，至築只剩一

百五十餘人。而此百餘人中，合格者僅及百分之二十。龍潭區來一千人，至築僅

餘一百餘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級文武官吏醫生教員，所言大致相同。…戰

事起後數年中，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

只四分之一，是為百分之二十五。以詢之統兵大員，咸謂大致如是。若以現在之

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以我當時估計，在八年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其數不在少數

。當然，曲江壯丁從七百人死剩十七個人，只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不可作為常例

。當時我曾將估計的數字向軍事高級長官們詢問意見，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只

會多不會少。」可惜我把估計的方法忘記了。因為那時所根據的各項數字是軍事

秘密，我沒有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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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引自1945年擔任國民黨行政院秘書長，自從1930年到1945年擔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的自傳《新潮。西潮》

在政治傾向上，蔣夢麟是明顯的傾向KMT的，1949年後，他去了台灣，在台灣的農業委員會擔任要職。按說不會惡意攻擊KMT政權。

我要說，在中國的歷史上，有殘民如斯的政權還不滅亡的嗎？這樣的政權還能說殺人少？

以下數字引用自網路，未經考證：
自1921年7月中共成立，到1949年10月天朝成立，28年間約有370萬名中共黨員犧牲（其中在戰場上犧牲的黨員將近50萬），平均下來每天有370名共產黨員犧牲。

我來出一道簡單的歷史題：
1921年-1949年中共黨員人數：
1.1921年7月：57人
2.1922年6月：195人
3.1923年6月：432人
4.1925年1月：994人
5.1927年4月：5.7萬
6.1927年8月：1萬
7.1928年6月：4萬
8.1934年1月：30萬
9.1937年1月：4萬
10.1940年1月：80萬
11.1945年4月：121萬
12.1947年12月：270萬
13.1949年10月：448萬

1、分析1927年4月到8月的數字變化，並聯想與先總統蔣公的關係。
2、1934年30萬中共黨員，為什麼過了3年只剩4萬了？發生了什麼？
3、由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論證先總統蔣公過於仁慈。

現在大陸有個怪現象，當初蔣千骨搞金圓券逼反了真小資，現在一群假小資在給民國招魂。

當然，還有，蔣千骨和他寶貝兒子想明白了，在騙島老老實實土改和工業化才延了氣數，現在一群吹蔣千骨的卻搞不明白了。

文革再挫當時的工業也是兩位數的增長率，這個成績放到任何一段歷史上都可謂奇蹟，只是某些人為了宣揚自己上位的合法性必須人為的製造一個楊廣，校長哪怕是黃金十年也被甩了不知道幾條街了，至於所謂仁慈，老百姓平均年齡36歲，卧槽老子在舊社會已經過完三分之二的壽命了

蔣介石曾孫蔣友柏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其祖父當年殺害中國人的行為坦誠道歉！

並援引R.J.Rummel教授《DeathByGovernment》一書提供的資料說道：「（據該資料）我曾祖父於1921年到1948年所帶領的國民政府總共殺害約1000萬中國人；……雖然殺人並不是我曾祖父親手扣的扳機，但畢竟他在當時代表的是那個執行的政府。」

台灣白色恐怖

1950-60年代，台灣籠罩在特務橫行的藍色恐怖之中，公共場所人人不敢高談闊論，牆壁上到處張貼著令人矚目驚心的標語：
「檢舉匪諜，人人有責；
知匪不報，與匪同罪。」
「公共場所不談論國家大事」
「匪諜就在你身邊」
到底誰是匪諜？絕大多數的政治犯都不是「匪諜」，只是受牽連，被栽贓的替死鬼。

段澐將軍深受蔣介石的重用，在台灣任防禦副司令，老蔣交待他好好地注意孫立人，段澐不肯違背自己的良心，反而為孫立人說好話，老蔣惱羞成怒，將他處死，還牽連了其胞兄段復、堂兄段徽楷。他的罪名是準備率部陣前起義，及配合中共攻台時裡應外合……。

1952年8月段澐案反映蔣介石處於杯弓蛇影下的借刀殺人醜劇。

1950年9月28日，特務又偵破國防部中將參議李玉堂（山東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51歲）——前海南防衛軍第一路司令——準備陣前起義，這又是一筆誰也算不清的糊塗賬。1950年7月，又有新竹市警察局長徐振庠、台中縣警察局長何灝、警察學校教官吳泉彬及桃園國小教員王宇光等一夥30歲以下的廣東人，也統統被槍斃。

中共和國民黨的地下戰爭，隨著東西方的冷戰而升高，但是中共的間諜又如何在外有美國第七艦隊，內有蔣介石特務及線民的層層防守下，突破台灣海峽而滲入台灣呢？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匪諜根本是蔣介石特務故意製造出來的怨、假、錯案。例如葉劍英在台灣的親戚葉家班，統統到綠島唱小夜曲；有一名混混被捕，他在台灣的江西中正大學校友一百多人通通有獎。

蔣介石的特務每破了一案的獎金是新台幣40萬元，在當時可以買上好幾棟透天厝。檢舉匪諜淪為公報私仇的工具。前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長任顯群卯上了蔣經國，因為平劇名伶顧正秋不喜歡太子，任顯群就去坐牢（1955），出獄後和顧正秋在台北縣金山度過晚年。

孫立人將軍在美國麥克阿瑟元帥支持此案，都還對蔣介石忠心不二，蔣經國卻製造了「郭延亮匪諜案」（1954年8月），硬將孫立人扯進去，最後將他軟禁終身（台中）；郭延亮檢舉孫立人有功，卻一輩子留在綠島養鹿，最後離奇死亡。

《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準備和台灣人政客籌組政黨，1960年被扣上「包庇匪諜」的罪名，判刑10年。誰都知道這是一宗栽贓冤案，那個「職業匪諜」每逢過年過節都還可以由特務帶出去溜達溜達。

蔣氏父子在台灣過著自己嚇襲擊的杯弓蛇影的恐懼日子，特務提供他們最佳的娛樂，天日安呈報抓匪諜；一方面替蔣氏父子剷除異己，另一方面又可以領取巨額獎金，升官發財，何樂而不為。
調查局自己的內鬥才更慘烈，當年草擬&<懲治叛亂條例&>的蔣海榕，卻被判為叛亂犯，最後上吊自殺，真是作法自斃。

最倒霉的是台灣人，凡是反抗者一律被扣上叛亂罪，清則感化三年，重則處死。台灣到處是匪諜，一直鬧到1987年解除戒嚴為止。38年內至少有29407件非現役軍人刑案，14多萬人受難。

這就是國共地下戰爭在台灣最荒謬的一面！

蔣介石敗退台灣前夕，《中央日報》社長李先生在南京夫子廟前徘徊，前途茫茫，他百無聊賴地區看相。算命先生問他要算什麼，他說算國運。

那位江湖術士二話不說，立刻寫到：
「特務當前。

特務亡國。」

當年最流行的一幅新對聯是：
你說他是匪，他說你是匪，到底誰是匪？

一個靠蘇聯，一個靠老美，老百姓靠誰？

到底誰是匪？蔣介石除了340萬大軍之外，他的幾十萬他文武，居然被小米加步槍的「共匪」擊潰，敗的不是軍事，他敗的是失去民心。蔣介石的特務最拿手的好戲就是製造敵人；而中共特務最拿手的則是策反敵人。

中國的間諜戰不外乎人情、金錢、美色與權位的爭相交錯。間諜戰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點，誰不怕死，誰不愛錢愛名？這場經歷70年的地下戰爭，反映人性最醜陋的一面。蔣介石難道不明白，因為他才是最大的匪寇，他的特務將其統治下的中國及台灣變成人間的地獄，才有這場驚心動魄的地下戰爭連續劇一再演出。

反共教育是台灣過去僵化教育的典型代表，一言堂的口號與標語，曾經充斥在每個校園角落，千篇一律的八股作文或演講結語，如今都成了你我言談間的趣味回憶。經歷時代的變遷，校園風氣早就變成大鳴大放，也凸顯昔日制式教育的荒謬。

詩人吳晟念小學、中學時，是反共教育推動最為積極的年代，「學校到處是反共標語」，吳晟回憶說，當時到處不是「反共抗俄」，就是「解救大陸同胞」，喜愛演講的他常代表班級比賽，不管題目是什麼，結語都是變成「在偉大領袖蔣總統的領導下」、「消滅萬惡共匪」、「完成反共使命」。

吳晟初三時，有位老師不敢公開說「反共無望」，私底下卻跟學生開玩笑，打賭學生只要寫出一篇作文，題目開頭是「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但結語一定要是「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誰寫得出來就請他吃飯，「沒想到，同學們竟然通通可以連得上，這讓老師很意外，顯見反共教育紮根之深。」

高中就涉獵黨外雜誌，吳晟當時已清楚知道「反共無望」，只是在高壓威權統治的年代，不敢說什麼。當了老師，基於保護自己、保護學生，課堂上鮮少對「反共」著墨，國家慶典，還要敷衍地陪學生「舉著反共標語遊行」。

吳晟的女兒吳音寧在記者訪問時，也拿出珍藏近三十年的小學四、五年級作文簿，裡頭竟也寫著「打倒共匪、解救水深火熱的同胞…」吳晟看了看，打趣地對著吳音寧說：「難道當時我沒教你嗎？」吳音寧有點不好意思說：「這樣會不會很丟臉？」父、女當場為此笑成一團。

「歷史的傷害往往會造成無可估計的後遺症」，吳晟強調，早期政府專註反共，忽略了人文、生態等教育，讓台灣缺少多元化的思想，這是過去教育的缺憾，值得省思而不再重蹈覆轍。

參考資料：四六學生血案

1949年4月6日，情治單位大肆逮捕台灣大學、師範學院（今台北師大）的學生數百人。

起因是3月下旬的一個下午，三名師範學院及台大學生共騎二輛腳踏車，遭警察取締。學生不滿警察態度惡劣，發生口角，而有二名學生被扭進大安分局（仁愛路）。其他目擊的師範學生匆匆趕回宿舍，引起三百多名學生聯合台大學生包圍大安分局的火爆場面。
學生要求警察道歉、放人，並要警察局長出面。

學生們持續包圍大安分局十二個小時以上，一名督導出面，被學生們斥喝說「這傢伙不是局長！」更把他押到台大宿舍附近。他被幾名外省籍學生諷刺一番，才予釋放。
第二天，師範學校學生全體出動示威遊行，走向台北市警察局，沿途高呼口號。第三天，學生展開罷課行動。

4月初，師範學生自治會會長周慎源在路上，突然被特務用三輪車架走。他在台大宿舍附近跳下三輪車，大聲叫喊救命，引起台大學生出動搶救，免於被捕，一時氣氛更加緊張。

警方根據這次學潮的發生，判斷鑒於台灣社會運動的過程中，以毫無社會運動基礎的工人、學生，決不可能存有如此有條不紊地大規模的學潮，這一定是中共的手法。

1949年4月6日，情治單位大舉出動，逮捕正在師院及台大宿舍的學生數百人，釀成「四六學生血案」。

4月5日深夜，鄭鴻溪等從大陸轉學過來的師院生，老早就被潛伏在警備總部內的同志通知，全部逃走了。倒霉的台灣學生，幾乎無一倖免。

周慎源當時躲在宿舍的廚房裡，逃過一劫；幾天後他潛至桃園，後來在桃園建立武裝基地，最後在槍戰中被警總的部隊打死。其他被捕六個學生，以妨害治安罪判刑四年，並予退學。根據柯旗化先生（老政治犯，一生坐牢三次）表示，當時高雄左營地區才有五個大學生，其中三個後來又陸續遭受政治迫害，包括他本人在內。
柯先生在1948年是師範學院英語系三年級的學生。他還記得當時外省人學生在宿舍內，熱心的刻鋼板，油印蘇聯的《祖國進行曲》給同學們傳閱及練唱。

1949年3月，中國大陸方面戰局緊張，台灣的學生也活躍起來，討論時事、批評社會、演出諷刺劇，校園內也暗中流傳著中共台灣省工委會的地下報紙《光明報》。

事後被捕的學生紛紛由家長出面保釋回家；有一位大陸籍的邱姓學生因為他的姑媽不肯作保，憤而從台北法院跳樓自盡，令人哀傷。

國民黨三光中央蘇區，鄂豫皖大別山等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從閩贛根據地出發開始長征。中共中央決定在中央蘇區設立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和中央軍區，項英任中央分局書記和中央軍區司令員，陳毅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統一領導閩浙贛蘇區的黨政軍工作。

同時留下紅24師和10幾個獨立團及地方部隊共1.6萬人，還有傷病員3萬餘人，在蘇區堅持鬥爭，並準備將來配合紅軍主力，在有利條件下進行反攻。

項英由於受「左」傾錯誤的影響，沒有迅速地組織退卻和堅持游擊戰，而是把留在蘇區的部隊全部集中起來，準備打大仗。他將許多小游擊隊編入各獨立團，將出院的傷病員補充到紅24師，繼續同優勢敵人打陣地戰，使紅24師等部隊受到嚴重的損失。

「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隊得以不斷向蘇區腹地推進。11月下旬，中央蘇區的全部縣城和交通要道都被敵人控制。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的黨的高級幹部何叔衡、賀昌、阮嘯仙、毛澤覃、萬永誠、李賜凡、李天柱等相繼在戰鬥中犧牲，瞿秋自、劉伯堅被俘，不久英勇就義。從12月起，敵人又對中央蘇區進行「清剿」，實行白色恐怖。

為徹底消滅紅軍，蔣介石軍隊和藍衣社別動隊每佔領一地，就糾集捲土重來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反動組織，對蘇區人民進行瘋狂地報復。蔣軍狂叫「大亂三天，大殺三年」，

要「屋換石頭，人換種」，「斬草除根，誅家滅種」。在「寧可錯殺一千，不能錯放一個」的反動口號下，蔣軍在蘇區實行慘絕人寰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誠如國民黨政府在報告書中所說，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田野但聞鬼哭」。

蔣軍肆意屠殺蘇區共產黨人及老百姓，其手段之殘忍，駭人聽聞。如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樑、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

從3歲孩童到80歲老人，均不能倖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嬰兒被蔣軍抓住2條小腳，活活撕成兩半。有的革命群眾被蔣軍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的婦女被輪姦割乳，凌辱而死。

比如，國民黨獨立33旅旅長黃振中率部殺害寧都、瑞金、於都、興國、廣昌、石城等縣達數萬人。國民黨江西保安3團團長歐陽江率部一個晚上屠殺500多名抗交糧食的瑞金武陽群眾，製造了「武陽血案」。

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門崗一次槍殺了500餘人，國民黨瑞金縣長鄒光亞在雲龍橋下一次集體屠殺了120餘人。瑞金竹馬崗被殺害的人數以千計。謝家祠和陳家祠被害群眾的屍體推積如山。

據統計，瑞金有18000人被屠殺；興國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於都被屠殺3000餘人，其中禾豐地區被保安團團長華品懋殺害的革命群眾達500餘人，沙心地區全家被殺絕的有37戶。贛縣田村被殺害94人，其中有14戶被殺絕；尋烏被殺害4520人，殺絕900餘戶；會昌被殺害972人；石城縣被屠殺的幹部和群眾576人；廣昌被殺害1000餘人；寧都有1442名幹部和3378名群眾死於蔣軍的屠刀之下；上猶縣被殺害的幹部達1466人，群眾658人。

在蔣軍的血腥屠殺下，不少村莊被殺光，成了「無人村」、「血洗村」，屍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區1933-1936年間人口從380萬下降到190萬，瑞金、興國兩縣80%人民被殺。

其中有個地方叫千墳崗的，1934年紅軍長征後還鄉團半個月內在這一帶8個村殺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

千墳崗附近的一個村莊，民國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殺得只剩下8戶，現在才100多戶。當地至今到處可以看到國民黨軍隊燒毀房屋後的灰黑地基殘餘。

在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只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八路軍著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國民黨軍隊殺害了66口人，幾乎被滅了門。

徐海東後來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佔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只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只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裡，她們都是遭強姦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抗日時期不忘剿共

　1939年3月30日，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幹部、戰士及護送部隊270餘人，由魯北南下魯南，途經博山太河鎮時，遭到駐紮在此的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第五縱隊司令秦啟榮所屬王尚志部的襲擊，2人當場死亡，20多人負傷，近200人被俘。此即太河慘案，又稱博山慘案。這是抗日戰爭時期山東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的一次嚴重的反共流血事件。

太河慘案是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和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提出「限共、防共、溶共」方針的大背景下發生的。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和反共健將秦啟榮是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王尚志及其所部是慘案的製造者。

沈鴻烈自1938年1月出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後，從魯西到魯北即一路干擾和破壞國共合作，積極推行反共方針。1939年初進入魯南山區後，更是亦步亦趨地執行國民黨中央積極反共的政策。先是拋出所謂「山東省政府之八大政策」，強調「統一軍政軍令」和餉款給養，隻字不提與中共的合作關係，堂而皇之地限制和排擠中共領導的山東抗日武裝；繼而於2月5日至7日，在魯村召集魯南軍政會議，系統提出「統一划分防線」、「統一指揮」、「統一行動」、「軍不幹政」、「給養糧秣，統籌統支」等種種規定。這次會議，一定意義上可視為沈鴻烈在山東貫徹和推行國民黨五中全會精神的一個重要行動，對太河慘案的發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秦啟榮，山東鄒縣人（今鄒城市），1929年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六期，1930年至1937年先後任國民黨山東省黨部經理幹事、組織科主任、省黨部委員兼書記長等職。1937年日軍侵佔平津、河北後，秦啟榮奉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之命，在魯北組織地方武裝，先任魯北游擊司令，復改任冀魯邊區游擊司令。11月，日軍南進，秦啟榮將其司令部南撤至滋陽（兗州）。

1938年1月後改任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第五縱隊司令，整編所屬各部為9個梯隊，分駐于山東各地。秦啟榮是一個骨子裡就反共的人。1938年3月間，秦啟榮將司令部移至魯中山區重鎮田黃，佔據萊蕪。此時，在徂徠山起義基礎上建立起的、中共領導的山東人民抗日游擊第四支隊一部，也正在萊蕪一帶活動。秦部為把持地方，屢與第四支隊搞摩擦，挑起衝突，時有扣捕、尾追第四支隊人員的事情發生。

秦啟榮還指使譚遠村驅逐第四支隊出萊蕪城。為打擊秦部的囂張氣焰，第四支隊決定進行反擊，於1938年3月29日，未發一槍，巧取萊蕪城，俘譚遠村。秦啟榮得知此事後大怒，親率萬餘人，兵發萊蕪。為避免衝突，中共部隊主動撤出萊蕪城，並派王建青、徐子蔚去秦部聯繫談判。王、徐被秦啟榮扣押，拴入馬棚。雙方因之在萊蕪問題上陷入僵局，最終演成4月22日的萊蕪鹿鳴山之戰。此即所謂「萊蕪事件」。

「萊蕪事件」是秦啟榮抗戰時期反共的第一次公開表演。沈鴻烈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後，於1938年6月間，將秦啟榮部的主要活動地區鄒縣、滕縣、曲阜、泗水、淄川、博山、臨朐、泰安、新泰、萊蕪等縣劃為第十二專區，以秦啟榮為專員兼保安司令，1939年2月，又任命其為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從此，沈、秦即結為一體，操縱山東頑固派大肆製造反共摩擦。

王尚志，山東昌邑人，抗戰爆發後，受秦啟榮委派，赴魯北活動，後轉至臨淄一帶組織武裝，被秦委為第二游擊區司令，成為秦啟榮反共的一員得力幹將。1938年底1939年初，日軍加強了對膠濟路兩側的進攻，王部南遷安丘，不久，奉秦啟榮之命西移博山地區。1939年3月，王部開至太河流域，設司令部於峨庄，置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大隊於太河鎮。

太河鎮，是位於博山縣城以東30餘公里的一個山區重鎮（現屬淄博市淄川區），也是連接中共領導的山東清河、膠東、魯中三大抗日根據地的交通要道。這裡群山環抱，地形複雜，進可攻，退可守，是開展游擊戰的好地方。從1938年夏秋起，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和第四支隊即經常在這一帶活動。王尚志部開進此地時，八路軍為避免衝突，顧全國共合作大局，主動撤出。王部遂佔據了太河鎮。

1939年3月，魯北清河區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奉中共山東分局之命，選派62名幹部、戰士，赴魯南山東抗日軍政幹部學校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為保證途中安全，第三支隊第十團兩個連約210人組成護送營，由呂乙亭營長帶領，負責護送到山東分局駐地，隨隊赴延安彙報工作的第三支隊政治部主任鮑輝為這支隊伍的總指揮。

27日，隊伍行進至淄川以東山區時，得知原在這一帶的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馮毅之營已撤離，太河鎮已被王尚志部佔據。為避免發生衝突，順利通過太河鎮，總指揮鮑輝事先派人與王尚志部取得聯繫，說明從此路過的意圖，並將槍支人數如實相告。王尚志派人回話，同意借道。但背后里，王尚志卻秘密召開會議，策劃伏擊這支八路軍隊伍，並由峨庄司令部趕到太河鎮親自部署，設計了假意借道、暗中設伏的陰謀。

得到回信後，八路軍南下隊伍於30日晨繼續南進。1939年4月17日《大眾日報》刊登的於平寫的《太河慘案真相》一文，對事件的經過作了以下描述：當我們的隊伍到達夏室的時候，他們百般設法阻止我們前進，又是通知司令部，又是司令不在家，總是想要延緩時間，以便部署其軍事行動。但是我們始終相信，大家都是中國人，只要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是斷不會下毒手的。因此坦然毫無戒備地繼續前進著。太河到了，圍子上站滿了秦部的士兵，山上也有人在活動著。太河的圍子做得非常堅固，四周都是用石頭砌成的，高約七八尺，村中有一個約兩三丈高的土檯子，上邊有許多松樹，村子的西邊是一片白茫茫的淄河沙灘，再西是一座懸崖峭壁的石山，河灘與圍子中間是一條通行的道路。

隊伍到達村外，圍子門已緊緊地關閉起來，一個類似副官的人騎著馬跑出來告訴我們：「王司令沒在家，請你們從圍子西邊走吧！」我們聽了這話，知道他們不願意讓我們進村子，我們也不勉強，徑順著圍牆的西邊走去。一座松木小橋，遮住了去路，隊伍漸漸集結在橋頭上了。敵人認為屠殺的時機已到，於是乒！乒！兩槍之後，接著城上的步槍手一齊開始射擊了，手榴彈也不斷地丟下來。可憐我們這些優秀的幹部和英勇的戰士們，處在一個夾道之中而且又沒有戰鬥的準備，因而就遭受了橫暴的摧殘。當敵人開槍射擊以後，政治部鮑主任還繼續喊著不要還槍，但他的話一句未完，炸彈已經打到身邊，許多人就這樣犧牲了。

據有關材料證實，在此次突然襲擊中，三支隊十團三營營長呂乙亭與一戰士當場犧牲，鮑輝等20餘人負傷，除60餘人突圍脫險外，其餘均被俘。

被俘的幹部、戰士被押至太河鎮內一處院子里，清點人數。王部一位軍官出來訓話，謊稱：「今天的事情是個誤會，今早接到一個情報，說從博山城裡出來四五百人的漢奸隊，朝這個方向來了，等把情況弄清楚就放你們回去。」並先後把政治部主任鮑輝、特務團團長潘建軍、宣傳科長鄧甫晨三人帶走，於當夜秘密殺害於太河鎮東門外。

第二天，又把其餘被俘的人押到王尚志司令部駐地峨庄，逐一登記審訊，把張林、陳大學、張琴書、徐效禮、趙華川等11名連以上幹部和重點懷疑對象，視為「要犯」，交由軍法處繼續審訊。不說，就施以酷刑，先是用棍棒打，後改用六股鐵絲擰成的鐵鞭子抽。鞭子上的鐵絲頭像鉤子一樣，抽在身上，扎進肉里，鮮血淋漓。就這樣，連續折磨了7個晚上。此時，山東八路軍開始反擊。

頑軍裹挾著部分被俘人員東竄臨朐境內，逃至黃山村時，將張林、陳大學、張琴書、徐效禮等5人槍殺於彌河灘上。幾天後的一個雨夜，趙華川趁看守不備，磨斷繩索，越牆逃出。其餘5人下落不明。

總計在此次慘案中，先後有8人在被俘後慘遭殺害，他們是三支隊政治部主任鮑輝、特務團團長潘建軍、宣傳科長鄧甫晨、政治幹事張琴書、石印股股長徐效禮、四連指導員張林、七連指導員陳大學等；多人失蹤，還有部分人強遭遣散。這是秦啟榮、王尚志有預謀地公開攻擊和殘殺共產黨、八路軍幹部的重大事件。

慘案發生後，中共對秦啟榮、王尚志的反共罪行進行了揭露和抗擊。4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對一切頑固分子的無理進攻，要進行堅決反擊。17日，張經武、黎玉通電全國，揭露秦啟榮堅決反共、破壞抗戰，製造太河慘案的罪行，呼籲全國主持正義，嚴懲禍首。19日，《大眾日報》發表題為《敵乎？友乎？》的社論，揭露太河慘案真相。

秦、王所為也激起廣大抗日軍民的義憤，就連國民黨內部亦多有責議。「其時，省政府所在之東里店，對其空氣的壓力頗大。不論是黨內、黨外，交相責難」。在此情形下，秦、王等為混淆視聽，大肆散布太河事件是王部「討逆」，解決「叛軍」李人鳳部。其實，此是一年前舊事。1937年底，日軍侵入魯北時，為組織民眾，保家衛土，臨淄西關小學校長李人鳳與臨淄縣長馮謙光等人在臨淄城成立了一個「青年抗戰人員訓練班」，組織「學生志願軍團」。1938年1月臨淄城淪陷後，縣長馮謙光逃走，李人鳳則以訓練班和學生軍團為基礎拉起一支抗日武裝，暫時使用王尚志部番號，編為王部第三大隊。

不久，李人鳳等人因不滿於王尚志所為，率部轉編為山東八路軍第三支隊第十團，並解散了王尚志設在臨淄的司令部，扣押王尚志等人，旋釋之。王部稱此事為「臨淄事變」。太河慘案與此事並無內在聯繫。秦、王宣揚此事不過是藉以掩人耳目，抹煞其殘殺八路軍幹部、戰士的罪行。為打擊秦、王的反動氣焰，4月20日，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第四及第一支隊（原第八支隊）奉命對王尚志部進行反擊。王部見勢不妙，東逃臨朐。

就在這時，秦啟榮連夜從東里店趕至王尚志臨朐鹿皋駐地，對王尚志的東逃表示極大的憤怒，親自部署王部及其他所部反攻，襲擊八路軍悅庄一帶駐地。

沈鴻烈亦插手此事，一面派出以基督教徒郭金南為團長的所謂「調查團」，一面令王部避駐於吳化文防區。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則對秦啟榮「傳令嘉獎，並記大功一次」；嘉獎王尚志部為「能戰敢為」，發給獎金2萬元。可見他們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太河慘案本身就是在國民黨中央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和沈鴻烈山東省政府大肆推行限共、反共政策的背景下，在秦的支持、指使下由王尚志部製造的嚴重的反共流血事件。太河慘案剛平息不久，秦啟榮即於8月間，糾集所部先於萊蕪襲擊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駐雪野後方機關，製造了「雪野事件」，繼而於淄河圍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第四支隊，製造了「淄河事件」。由此，秦啟榮被抗日軍民斥為「摩擦專家」。

太河慘案對山東抗戰和反磨擦鬥爭產生了深刻影響。

在太河慘案中遭到伏擊的擔負護送任務的兩個連，是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第十團較有戰鬥力的連隊，而該團又是第三支隊的主力團之一。慘案的親歷者馬若在回憶中寫道：「太河慘案的損失是無法用數字計算的。1939年的春天，丟掉了兩個戰鬥力最強的武裝連隊，損失有多大，實在難以估量。」

就反摩擦鬥爭來說，太河慘案前，中共山東黨組織由於缺乏經驗，鬥爭不夠堅決，部分領導人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在沈鴻烈進入魯南後，雖然對沈鴻烈的限共防共政策已有察覺，也進行過鬥爭，但缺乏清醒、深刻的認識，仍對沈抱有幻想。

1939年2月23日的《山東分局對蘇魯工作的決定》，一面講「由於沈防共的錯誤政策，造成山東抗戰的極大困難與危險」，一面強調堅持「一方面採取各種方式，一方面使沈進步」。當時《大眾日報》發表的關於魯南會議和涉及沈鴻烈的報道及八路軍山東縱隊領導人的訪談，也多是洋溢之詞。太河慘案發生後，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中央對山東問題之處置辦法》中亦指出：「山東方面過去退讓太多，如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署及北海銀行；未能於省府、縣長西逃時普遍委任自己的縣長；有些已委任的，復接受沈鴻烈命令撤銷；秦啟榮形同漢奸，多次向我進攻，未能給予有效還擊。如上述情形不加改變，山東創建根據地與堅持抗戰是要受到挫折的。」這種軟弱的情形也表現在南下隊伍的主要領導者身上。許多親歷者都回憶道，當南下隊伍走到太河附近時，已經明顯覺察到危險，但這支隊伍的總指揮仍然認為「現在搞統一戰線，不會有事」，命令繼續前行。
在隊伍陷入包圍、遭到槍擊的情況下，「我軍領導人仍然對國民黨頑固派抱著幻想，不令部隊反擊突圍，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大喊：『不要開槍！不要開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他們的這些話，沒有阻止住敵人向我們開槍，卻嚴重地束縛了我們的幹部、戰士自衛還擊行動，部隊被頑固派軍隊沖得七零八落。」也有人寫道：「太河慘案本來是一次可以避免的事件。

這次行動的主要指揮者、政治部主任鮑輝同志，受王明『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太深，太相信國民黨，對國民黨缺乏起碼的警惕性。在得知對方是我軍死對頭王尚志後，仍然存在幻想，抱著僥倖心理，還要堅持鑽到王尚志擺好的口袋裡去挨打。在被頑軍包圍後，如果採納呂乙亭營長的意見，採取果斷措施，組織反擊，雖然要付出代價，但可以大大減少損失。

但是，在槍林彈雨中，他仍然命令我軍不要打槍，並向敵人乞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政治上簡直幼稚到可笑的程度。」這些話帶有感情色彩，但反映出當時的領導者缺乏必要的警惕性與正確認識的情形。太河慘案的殘酷現實使人們震驚和憤怒，也教育了中共山東領導人和黨的組織，開始改善和調整鬥爭方針與策略。

1939年4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給山東分局的指示中，批評了山東方面以往的軟弱和不足，要求加強反頑鬥爭和政權建設，並指出：「對於一切頑固分子之無理攻擊，必須以嚴重態度對待。對漢奸分子如秦啟榮，必須堅決消滅之（有計劃的取得必勝），如在政治上、組織上瓦解秦部，在軍事上包圍襲擊解決之。」

5月19日，在《關於山東工作方針的指示》中再次強調：「對付頑固分子之無理舉動以態度強硬為原則。」但「對東北軍的方針應當是影響其將領，促其政治上的進步與覺悟」。按照中央的指示，5月24日，山東分局作出《關於山東工作方針原則的決定》，指出：我們要改正忽視根據地之錯誤，積極經營戰略基地，並加緊建立專署、縣、區抗日民主政權；積極擴大山東縱隊與地方武裝；鞏固發展地方黨；改正分局及各地對頑固分子的退讓、防守與被動。隨之，山東黨組織全面調整了統一戰線工作方針和鬥爭策略，採取了爭取魯蘇戰區于學忠部，孤立和打擊以沈鴻烈、秦啟榮為首的頑固派的方針策略。

與此同時，徐向前、朱瑞受中央委派率領100多名幹部於1939年6月來到魯中山區，加強山東的領導力量，8月，組建起以徐向前為司令員、朱瑞為政委的八路軍第一縱隊，10月，又將第一縱隊與山東縱隊機關合併為統一的指揮機構。太河慘案事件可以說是中共領導山東抗戰鬥爭策略變化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太河慘案後，山東國民黨方面也發生了變化。以沈鴻烈為代表的頑固派由以往的「公開聯合，秘密限制」轉變為公開打出反共的旗號，頻繁進攻八路軍，製造事端，摧殘抗日民主政權。

1940年7月16日，由徐向前、朱瑞等聯名發出的《八路一縱山縱為沈鴻烈指使部屬進攻八路軍事給蔣介石的通電》即縷述其罪行：「自去歲『掃蕩』以來，沈主席曾無數次命令魯南各軍進剿職部，曾無數次密令捕殺共產黨員，曾密令各地封鎖職軍給養，曾嗾使督導團破壞民眾團體，更曾密令對八路軍及共產黨『見人就捉，見槍就下，見幹部就殺』。

以致自去年6月至11月中，職軍被進攻達90餘次，被殺共產黨員及職部軍人達1350餘人，扣去人員達812人，繳去槍械達2057支，對職部軍人家屬之燒房、罰款、污辱，擄掠資財更不勝計。自去年11月至本年現在止，職部所受損害更倍於往昔。」

儘管如此，由於中共山東黨組織採取了正確的策略，鬥爭堅決，山東抗日根據地仍然保持了健康、快速的發展態勢。

其實這話說得沒錯，國民黨失天下就是地主惡霸，貪官污吏，帝國主義殖民者，國內外反動買辦資產階級殺得太少太少了，而工人，農民，進步分子，革命者甚至是千萬無辜百姓殺得太多太多了。

所以最終被人民的政權徹底地摧毀了其統治。

國民黨殺的國民黨，比國民黨殺的共產黨多，比共產黨殺的國民黨多，也比共產黨殺的共產黨多。

國民黨之所以失天下是因為蔣仁慈殺人太少這觀點不值一駁，其實反過來說就是國民黨殺人多了就不會失去天下嗎？這種問題可以無限的推延：

滿清末年殺人多，滿清就不會失去天下嗎？
明朝末年殺人再多點，明朝就不會滅亡嗎？

首先讓我們考慮一個基本問題，你靠什麼來殺人呢？老蔣也沒有三頭六臂，也沒有毀城開山的絕世武功，也沒有把別人催眠成乖乖受死的異能。老蔣一個人累死了能殺幾個人呢？

現實不是遊戲，人類不是NPC，所謂雷霆雨露莫非君恩這種話，說白了就是無法無力反抗，反抗只能更慘，所以才老老實實的任由你處置，如果真的有選擇的機會，誰會任由你殺呢？

要殺人只能靠依託國家政府組織起來的軍警憲特，說到底是靠服從他的千千萬萬的人來執行他的意志和命令。

那麼大家憑什麼要服從你呢？很明顯地，大家都是一個鼻子兩隻眼睛一張嘴巴兩隻胳臂兩條腿，老蔣沒有絕世武功，也沒有啥催眠異能讓人服從。

大家肯服從你，無非是因為你代表了大家的利益，服從你符合大家的利益，反之不服從你會受到懲罰。但是說到底懲罰也要靠人來執行，所以說到底還是一句話，你代表了大家的利益，掌握了體制的權力，依靠獎賞和懲罰，才能讓大家服從你。

一個國家的鬥爭，說到底是不同集團力量的衝突，你的集團能發揮的力量大，自然能在衝突中獲得勝利。而集團是由人組成的，說到底還是一句話，你的殺戮也好你的政策也好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中國這種大國外在干涉的力量總是力不從心的，尤其是決定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決定性鬥爭上），能夠代表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你才能在鬥爭中獲得勝利。

如果反對你的勢力比你更有效率，比你更有能力，比你更能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光靠殺人，你讓誰來替你殺呢？你殺得完嗎？

國民黨的政權從上邊諸多歷史乾貨可以看出，這個政權從來不吝惜殺人和鎮壓，可是問題是，這是不夠的，這個政權對外軟弱可欺，不能在國際鬥爭中有力的爭取中國的利益，對內腐朽無能，不能統一中國，不能讓中國人民過上基本的正常生活。

當時廣大中國人亟待解決的統一問題，獨立自主問題，土地問題，工業化問題，KMT一個都不能解決。自然這個政權在激烈競爭中效率極為低下。一句話，這個政權不能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不能代表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那殺人再多有什麼用？你的敵人只會越來越強越來越多！

到解放戰爭時期，我黨以天下之所助攻親戚之所叛，KMT殺人再多無非是死的更快一點而已。

國民黨政府，並非是蔣介石的個人政府。如果該政府真的是中央集權到無以復加，蔣介石想怎麼殺就怎麼殺，那麼這是斯大林主義政權。事實上蔣介石在權力上根本難以望斯大林項背。他就算有心要殺，也殺不起，殺不動。他沒這個實力。

蔣介石是江南財閥捧起來的，與白崇禧，閻錫山等是同盟關係。蔣介石的中央軍只是盟主。大規模殺戮政敵乃至敵對力量，這是加強中央集權的信號。而在這種殺戮中，死掉的肯定不止是共產黨力量，更多的恐怕是國民黨新軍閥。老蔣敢殺，各地軍頭就敢反，沒準兒是聯合共產黨一起反。

想想西安事變，蔣介石不是想把中共軍隊一網打盡么？然後呢？狡兔死走狗烹而已。張學良能看透這一點，把蔣介石抓起來了。不是老蔣不鐵腕，實在是鐵不起來。這種節骨眼上，不成功便成仁？蔣介石可沒這麼傻。

所以這種觀點，完全不顧客觀歷史條件。不是當了老闆就能說一不二，不是當了委員長就能為所欲為。絕對不能拿建國後中共的權力集權程度來揣度當年老蔣的權勢。這是無知且幼稚。

最後，國民黨失天下是因為老蔣太仁慈。那麼——大日本帝國沒能征服中國，大概也是皇軍太仁慈吧！

共產主義學堂：eziv587

怎麼評價，信這個的脖子上頂的是夜壺。從四一二，到對中央蘇區，解放區的反攻倒算，還有時間最長的戒嚴期。還信光頭仁慈，脖子上不是夜壺是啥。

蔣殺的人可不少。當初共產黨可是和國民黨合作的，硬生生被他殺出個「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來。
順便中央社放的衛星還少么，數數看匪首朱毛在中央社都死了多少次……

項羽殺的人比劉邦多，為什麼不成功呢
曹操殺的人肯定比司馬炎多，為什麼統一的不是曹操呢
楊廣殺的人拋李淵幾條街，為什麼被端了呢？
當年日本8年不到殺了3500萬，比當時任何一個勢力都多，為什麼就不成功呢？

殺人是手段，不是目的。

原因非常多，但是說什麼殺人太少就太扯淡了。

國民黨輸了的主要軍事原因有幾個。

1.兵力分散，捨不得土地城池。
我們其實回頭去看內戰就能發現一點，毛澤東的大戰略是用優勢兵力從周邊吞併國民黨的土地，而國民黨因為軍力分散，被優勢兵力直接衝擊。

2.腐敗，整個部隊太過散漫。
從基層到了上面，戰鬥意志普遍其實不高，腐敗的程度極其可怕。

3.人員素質培訓太差，忠誠度非常低。
抗戰初期，共產黨是127萬人員，國民黨430萬。
有了被優勢兵力打下來的土地城池之後，gcd對人員進行政治的培訓，可以說，大部分國民黨軍隊，後面都變成了gcd的人了。
此消彼長的道理，大家都懂。
到後面變成了gcd越打人越多，人家國民黨能怎麼辦？它也很絕望啊！

原因還有很多，但是從抗戰初期的實力對比就可以看的出來。

雖然國民黨整體紙面實力強於gcd，但是不管是人員培訓素質上，還是戰略的選擇上，亦或者是自己內部的凝聚力上，國民黨都差於gcd，也因為如此，所以國民黨的問題，從來也不是少殺幾個人這麼簡單，根本原因，就是領導能力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