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是如何走向解體的，留給我們的有哪些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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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談南斯拉夫如何解體，首先應該從南斯拉夫如何成立開始談起。

南斯拉夫這個國名，是1929年才出現的。再往前，該國國名叫做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王國（Kingdom of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這個國家成立於1918年。而這個三聯王國本身又是塞爾維亞王國、黑山王國和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國（State of Slovenes, Croats and Serbs）在1918年底合併而成的。
塞爾維亞王國和黑山王國在一戰前已經存在，是19世紀從土耳其勢力範圍內獨立出來的斯拉夫小國家，一戰中站在協約國一方作戰，因此受到德奧軍重創幾乎死了一代青年男子。而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國（這裡的塞爾維亞指的是奧匈帝國境內的塞爾維亞人，尤其是屯田兵）則是一戰末期從奧匈帝國內獨立出來的，包括之前奧地利帝國的卡林西亞公國（一部）、卡尼奧拉公國、施蒂利亞公國（南部）、達爾馬提亞王國、匈牙利王冠領的克羅埃西亞-斯拉沃尼亞王國和奧匈君合政府中央直轄（不隸屬於奧地利和匈牙利任何一國）的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省。

【奧匈帝國末期的民族地圖，其中灰褐色為斯洛維尼亞人，黃褐色為克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波斯尼亞克人】

【奧匈帝國末期行政區劃圖，斯-克-塞國大致由上圖的第4、5、17、18區全部和第3、12區南部組成，且希望得到第7區】
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國比起當時的塞爾維亞王國來說地盤更大、人口更多、經濟社會文化都更加發達，甚至軍事實力也更強大（它繼承了奧匈的全部海軍）。但是它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它的前宗主國奧匈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戰敗國，因此如果它就此宣布獨立將很可能遭到對達爾馬提亞沿海虎視眈眈的義大利侵略。出於這個目的，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的民族獨立運動家就已經與塞爾維亞政府達成了合作，因此斯-克-塞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國民議會——在獨立後不到一個月就決定擁立塞爾維亞國王為自己的國君，實現南斯拉夫各族合作以自保。

【1918年從奧匈帝國獨立的斯-克-塞國】
但是這個企圖從一開始就落空了，義大利作為帝國主義列強憑藉著實力從南斯拉夫奪走了達爾馬提亞沿海的許多島嶼和城市，以的里雅斯特為中心的奧地利濱海省（居住著許多斯洛維尼亞人）則也被義大利奪走。
斯洛維尼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不但沒有得到預想中的庇護，反而迎來了國王帶來的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壓制。國王從一開始就把新生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王國當成大塞爾維亞來治理。
試看以下三幅政區圖：

【1922年以前的政區圖】

【1922—1929年的政區圖】

【1929—1939年的政區圖】
1921年登基的亞歷山大國王先是取消了各民族自治權，將從奧匈帝國沿襲下來的、大體上按照民族劃分的政區劃分為許多小州。
1929年1月6日，國王借口國會內部克羅埃西亞農民黨和塞爾維亞激進黨的激烈對立（實際上是民族衝突的反映）解散國會實施獨裁。接下來，他把國名從塞-克-斯王國改為南斯拉夫王國，然後將小州合併幾個打亂民族成分的大省。就像在塞爾維亞王國內馬其頓人（更接近保加利亞人）被強制塞爾維亞化一樣，新的王國把克羅埃西亞人、波斯尼亞克人、馬其頓人、黑山人和塞爾維亞人一起統稱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人，試圖通過語言的同一性（除了馬其頓人外，其他四個民族確實都說的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來構建統一的民族。通過其他民族的「被塞爾維亞」，只佔人口40%左右的塞爾維亞人就強行變成了佔全國人口將近四分之三的「主體民族」：

我再一查，終於明白了，原來這玩意兒是1921年第一南斯拉夫建國初期的人口普查數據。這裡的建國說的是【南斯拉夫王國建國】。
Попис становништва 1921. у Кра?евини СХС
然而這個74.36%並非是塞爾維亞族，而是српскохрватски也就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人】，而在大塞爾維亞主義語境下更是包括了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波斯尼亞克和黑山五個民族。如果按照這個口徑，那麼鐵托自己也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人】這個主體民族的一員了，有什麼必要自己打壓自己呢？事實上他倒是沒少推這個概念，還搞出一個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標準語。然並卵，今天的大塞爾維亞主義者如暗先生之流是不認的，非要把他歸為克羅埃西亞人不可。那麼問題就來了，你怎麼能把人在統計的時候算進去，說事的時候又撇開不認呢？！事實上，我們再一看宗教統計，一切就都露餡兒了。1921年南斯拉夫王國的東正教徒比例只有46.67%，再減去5%的馬其頓人和2%的黑山人，實際上真正的塞爾維亞人也就那40%上下罷了。與第二南斯拉夫相比，既不增多，也不減少。

歐洲穆斯林民族是如何形成的？現狀是怎樣的？ - 傅友德的回答
然而以國王為中心的這種構建本身就意味著其他四個民族的塞爾維亞化，國王的獨裁政權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採取的一系列塞爾維亞化政策（如在波斯尼亞和桑賈克地區針對穆斯林封建主進行的所謂【土改】嚴重偏袒塞爾維亞人）更是加劇了這一點。
然而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國王的大塞爾維亞主義獨裁政權引起了各民族強烈的抵抗，首當其衝的是由克羅埃西亞農民黨為首的克羅埃西亞人。1934年，亞歷山大國王在馬賽被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IMRO）成員暗殺。此後南斯拉夫國內局勢更加混亂，攝政王保羅被迫嘗試與佔總人口將近四分之一的全國第二大民族克羅埃西亞人妥協，試圖採用奧匈帝國的故技，通過給予第二大民族自治權的辦法鞏固大塞爾維亞主義者對其他小民族的統治。1939年，克羅埃西亞獲得自治，值得注意的是克羅埃西亞自治省比今天的克羅埃西亞共和國還要大。

【圖內紅色部分為1939年成立的克羅埃西亞自治省】
然而，此舉反而刺激了波斯尼亞克人、馬其頓人、斯洛維尼亞人乃至黑山人爭取民族自治的雄心，南斯拉夫國內矛盾更加激化。與此同時，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也人心不足蛇吞象，妄圖進一步兼并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以建立大克羅埃西亞。
1941年3月25日，攝政王保羅決定同軸心國合作，然而他迅速被彼得二世國王領導的政變所推翻。藉助這一混亂形勢，軸心國在1941年4月6日侵入南斯拉夫。不滿大塞爾維亞主義的各民族紛紛給軸心軍隊帶路，甚至認為王國政府不夠大塞爾維亞的大塞爾維亞主義者也加入了帶路行列，南斯拉夫王國（第一南斯拉夫）就在帶路黨橫行之中迅速陷入了瓦解。

【二戰中被佔領和分割下的南斯拉夫】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塞爾維亞族的切特尼克（南斯拉夫國內軍）和克羅埃西亞族的烏斯塔沙（克羅埃西亞獨立國）等民族主義武裝一方面互相殘殺、一方面又爭相與德軍合作，抵抗運動逐漸團結到了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手中。

1942年11月26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在西波斯尼亞的穆斯林城市比哈奇建立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員會（AVNOJ），以「民主、保障少數民族權利、保護私有財產和各民族自立經濟」為四大綱領，迅速得到南斯拉夫各民族（也許德意志族除外？）人民的支持。

【人民解放軍在不同時期不同區域的兵力表】

【人民解放軍1943—1944年的主要根據地波黑和克羅埃西亞的兵員情況。可以推算得，雖然起初游擊隊也是以塞爾維亞人和黑山人為主，但最遲到1943年底斯洛維尼亞人（3萬人）、克羅埃西亞人（7萬人以上）和波斯尼亞克人（3萬人）在游擊隊中的比例已經與它們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相當】
1943年11月，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員會在波斯尼亞中部的克、塞、波三族雜居城市亞伊策召開第二次會議，決定戰後的南斯拉夫將成為六個平等共和國（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黑山、波黑和馬其頓）組成的聯邦制國家。會議建立了以鐵托為總理的臨時政府，至此南斯拉夫實際上已成為聯邦制國家。同一時期還出現了一些六個共和國之外的聯邦實體，比如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伏伊伏丁納（匈牙利人）、桑賈克（波斯尼亞克人）等，但其中大部分被解散，只剩下科索沃和伏伊伏丁納作為塞爾維亞共和國下屬的兩個自治省被保留下來。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員會徽章，與後來的南斯拉夫國徽相比，缺少一個代表波斯尼亞克族（穆斯林族）的火炬】
1945年，南斯拉夫民主聯邦（DFY）立憲會議廢黜了國王彼得二世，建立了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FPRY），1963年又改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SFRY）。
1948年，鐵托集團以「情報局分子」的罪名肅清了南斯拉夫共產黨內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勢力，隨後迅速開始了一種所謂的「社會主義自治」模式。這種模式在經濟上實際上是一種以集體企業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因此又被經濟學界稱為「伊里利亞資本主義」。在這種模式之下，以利潤為導向的所謂勞動者自治企業與地方政權相結合，再加上控制在各共和國手中的金融機構，導致地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固化，與外國資本的經濟合作更強化了這一點，久而久之國家喪失了統一的經濟基礎，政治上的分裂在強人鐵托死去、經歷二戰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的一代人凋零後也就不可避免了。當時整個南斯拉夫聯邦的分裂實際上不僅僅是向共和國分裂，甚至還有向更小單位分裂的趨勢——極端的例子是西波斯尼亞自治省，這個所謂自治省（後改為共和國）是以當地一家大型企業為基礎的，幾乎就是一個企業共和國。這個企業共和國在戰爭中是與波黑塞族共和國聯手對抗穆克聯邦的，最終也因為協助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克羅埃西亞塞族建立的國家）而在西方支持的穆、克聯合軍事行動中被摧毀。這一事實清楚地說明後來南斯拉夫的解體有比民族主義更深刻的因素。

【企業國家西波斯尼亞自治省（圖中藍色部分）】

【西波斯尼亞自治省省徽，該共和國實際上是Agrokomerc農業公司的一個馬甲】
此時，維繫聯邦統一的力量基本上只剩下了軍隊。然而到了1969年，鐵托集團被華約悍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震驚。聯想到自己很可能也將是勃列日涅夫「跨國專政」的對象，鐵托集團決定早作總體戰部署（在南斯拉夫被稱為「全民防禦計劃」ONO），其重要一環就是組建邊防軍（TO，實際可以翻譯為領土防衛軍）。與職業化的人民軍不同，邊防軍是由地方統率的民兵武裝，囊括了大部分適齡青年男女。根據全民防禦計劃，邊防軍平時進行業餘軍事訓練，戰時則將作為後備力量在人民軍指揮下投入作戰，或是單獨遂行游擊戰和輔助性軍事任務。然而，邊防軍的組建實際上意味著地方已經擁有了自己的武裝力量，至此分裂實際上只缺一個契機而已。

【邊防軍徽章，邊防軍不但沒有如願成為捍衛鐵托集團的利器，反而成了其掘墓人】
然則民族矛盾此起彼伏的南斯拉夫從來不缺少這種契機。鐵托在世時，他就先後輪番打壓了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的民族主義者。然並卵，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打擊完全不能抑制其死後民族矛盾的爆發。
1980年鐵托在盧布爾雅那死去。根據其死前制定的「既定方針」，南斯拉夫在其死後不設總統，而是由六共和國和兩自治省代表各一人組成的聯邦主席團執政，上述八名代表輪流擔任主席。這當然是一個非常低效的決策機構，然而對大塞爾維亞主義者卻並非不利。伴隨著南斯拉夫經濟和東歐其他國家一樣陷入困境，民族矛盾日益激化。1986年，大塞爾維亞主義者拋出了質疑聯邦基礎從而動搖聯邦國體的《塞爾維亞科學藝術院備忘錄》（網上眾多鐵托打壓塞爾維亞的神論最初也是出自該備忘錄）。1988—1989年控制了塞爾維亞本土的大塞爾維亞主義者通過煽動民粹情緒發動政變很快控制了黑山共和國和伏伊伏丁納自治省的政權機構，同時又鎮壓了科索沃的反政變。此後，連同塞爾維亞和本來就效忠塞爾維亞的科索沃當局代表，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已控制主席團的四票，加上波黑塞族出身的波黑代表這一票，得以動輒否決克、斯兩國代表提出的改革方案。
當然，克、斯兩國代表亦非善茬，他們的改革方案本質上就是甩包袱，「加速地區分化」，很符合最近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上鼓吹的內容。然則這種改革方案對塞爾維亞人沒有什麼好處，對科索沃和黑山等國來說就更糟糕。大塞族主義者利用這一點，要求建立塞族領導的中央集權國家。可是，動議由於得不到波黑塞族代表的支持而被否決了。於是，在米洛舍維奇的唆使下，大量塞族人向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進軍，要去改組那裡的政權機構。斯洛維尼亞當局大驚失色，連忙與反對派聯合起來，動員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警民將其阻止。這就是1989年12月的「北方行動」。
此後形勢一發不可收拾，1990年3月7日，斯洛維尼亞當局對反對派投桃報李，將國名改為斯洛維尼亞共和國，4月又實施多黨制選舉，12月舉行全民公投，到1991年6月徹底完成了斯洛維尼亞獨立進程。1991年6月27日起，斯洛維尼亞軍隊在十日戰爭中擊退了南斯拉夫人民軍，迫使聯邦在7月承認了斯洛維尼亞的獨立，至此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第二南斯拉夫）開始解體。
斯洛維尼亞獨立後，克羅埃西亞等共和國馬上跟進，到1991年底，聯邦已經不可救藥。然而，以米洛舍維奇為代表的大塞爾維亞主義者此時對於挽救被他們搞垮的聯邦已經毫無興趣，因此完全沒有試圖與聯邦主義者為主的人民軍內共盟黨組織聯手挽救聯邦，而是試圖趁亂擴大塞爾維亞的國土。於是他們迅速在克羅埃西亞和波黑境內扶植了克拉伊納塞族共和國、東（西）斯拉沃尼亞塞族自治區和波黑塞族共和國，試圖拼湊一個實質上是大塞爾維亞的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FRY）。而大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圖季曼也不甘示弱，在波黑拼湊了一個所謂波黑克族共和國。至此，波黑戰爭爆發。

【1993年波黑戰爭中的前南斯拉夫，黃綠色為斯洛維尼亞、橙色為克羅埃西亞方勢力，藍色為塞爾維亞方勢力，紫色為馬其頓，深綠色為波斯尼亞克方勢力】

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的如意算盤打得不錯，可惜完全不看全球大勢。當時西方剛剛贏得冷戰，你個東正教前共產黨國家還想在歐洲做地域小霸，實屬不遵守列強制定的基本法，因此打得再好也沒有用。1995年克羅埃西亞在美國和歐盟的扶植下發起風暴行動，不但很快解決了本國國內的塞族武裝，還大舉攻入波黑境內。另一方面，米洛舍維奇為了早日解除列強對自己的封鎖，也出賣了塞族武裝，迫使其簽訂代頓協定，結束了波黑戰爭。
然則米洛舍維奇雖然認慫，西方勢力卻不打算放過他了。1996年科索沃出現了所謂科索沃解放軍，起初不過是小股游擊隊而已，在米洛舍維奇鐵拳打擊下無大作為。可惜1997年阿爾巴尼亞因官方製造的旁氏騙局破產而發生人民暴動，貝里沙的民主黨政權瓦解，大量武器流入科索沃，再加上1998年經濟危機席捲包括南聯盟在內的東歐各國，導致科索沃解放軍迅速坐大。西方藉此機會開始干涉科索沃，在1999年3月發動了科索沃戰爭，轟炸到6月份就迫使南聯盟從科索沃撤軍，在事實上宣告投降。至此，米洛舍維奇在國內聲望掃地，在2000年被推翻。

【科索沃解放軍軍徽】
米洛舍維奇被推翻後，此前被壓制的黑山分離主義思想開始登堂入室。2002年，塞爾維亞和黑山簽訂了聯盟條約，將南聯盟（第三南斯拉夫）改組為邦聯，也就是塞爾維亞和黑山（簡稱塞黑）。2006年塞黑未續簽聯盟條約，邦聯和平解體，至此第三南斯拉夫宣告解體。三個南斯拉夫解體的歷史如上所述，至於教訓我看還是個人總結為好。立場不一樣，從歷史中總結出來的教訓是不可能一樣的。上面有些人不就總結出什麼大塞爾維亞主義者沒搞大屠殺以一殺百一桶巴爾幹之類的「教訓」來了嗎？照我看，最大的教訓就是：
各民族的同胞們，千萬不要忘了建國時的初心。

我認為，南斯拉夫的國情跟我國本來是完全不同的。
塞爾維亞人只是南斯拉夫中較大的一支，勉強過半，完全達不到90%以上這種「絕對多數」的主體地位，而南斯拉夫最富裕文明程度最高的還是斯洛維尼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本身就在這個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犯下了很多錯誤（心太急了，人口連一半都不到就敢搞大塞爾維亞主義？就想搞一元化當主體？）導致各族之間本來就有隔閡。
再加上鐵托賽艇的政策（他也不是塞爾維亞人，鐵托一臉無辜：反正砸的不是我的鍋）不斷加深各族的對立（主要手法就是放著政治高壓，一切不合理不公平都視而不見，誰敢提就扣上「破壞民族團結」的帽子給弄了，敢怒不敢言是仇恨和極端主義的最佳土壤），南斯拉夫不解體才怪。這跟中國的情況本來是完全不同的。

然而，由於*的好政策，
宏觀層面，漢族人的比例連年銳減，即將跌破90%大關，
微觀層面，回族公墓，兩少一寬彰顯民族平等，切糕，「城管free」VIP小販等致富手段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這位gzjy一看就是造謠，我國基尼係數什麼時候縮小過了？大家千萬別信！）
再加上一堆被賣了還幫著數錢的「民族主義者」（我不是針對誰），
我想南斯拉夫的經驗卻很快就有實際的借鑒價值了。

（圖侵刪）
好！
支持！
威武！
有希望了！

我為什麼說民族主義者支持＊＊是被賣了還幫著數錢呢

嘿嘿嘿
怎麼看待「北京市財政撥款8.3億，每個回民死者殯葬補貼12萬」
如何正確看待漢族人口比例不斷下降的問題？需要解決嗎？如何解決？ - Leon Zhang 的回答
至於亡羊補牢，我在這裡也簡單談一些，但是用處嘛。。嘿嘿嘿，不因為不宜討論被刪了就不錯了
第一步，取消少民特權，堅持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包括計劃生育升學補貼等等等等權利和義務
第二步
不再刻意進行民族標示，民族什麼的自己知道就是了，不影響任何權利和義務
（這樣漢族比例多少無關緊要，就都是中國人，僅此而已）
或者
限期自由轉換民族
（反正所有民族一律平等，一般人沒事閑的也不會換民族玩，絕大多數都會忠於事實，漢族比例就會大幅上升
畢竟大多數少民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與漢人無異，還有一部分甚至僅僅是為了特權改的
這樣的話，最後剩下只有真正的少數民族，而且是自我認同風俗習慣完全和漢族不同的，在城市化時代，這樣的群體在中國又能有多少呢？）

但是＊＊卻不去做，你猜猜為什麼？

民眾族群矛盾激化，劍拔弩張，似乎沒有強大的威權zf就壓不住局面了，讓人懷念王鬍子等模式，也越來越強化了「＊＊不能亂」，亂了就全完了的印象，所以。。。。

那麼
最開心的，受益最大的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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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那些對?????????????抱有任何幻想的「真-小清新」
你從《飢餓遊戲》裡面看到的是什麼？

歐洲——前南斯拉夫——前南八聯邦

1990年12月23日，斯洛維尼亞進行全民公決，88%贊成獨立。1991年6月25日，斯洛維尼亞正式宣布獨立。南斯拉夫米洛舍維奇政府隨即派兵向斯洛維尼亞宣戰，但十天內便在斯洛維尼亞的抵抗中撤退，雙方基本沒有傷亡，史稱十日戰爭。

克羅埃西亞緊隨其後宣布脫離南斯拉夫，然而克羅埃西亞的民族比例並沒有斯洛維尼亞那麼單純，克羅埃西亞的東部和南部地區生活著大量塞爾維亞族人。沒過多久，克羅埃西亞境內的克拉伊納自治區宣布脫離克羅埃西亞獨立，在米洛舍維奇的幫助下並成立塞族人主導的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控制克羅埃西亞與波黑邊境的塞族地區，占克羅埃西亞三分之一領土。

克羅埃西亞——塞族克拉伊納共和國

克拉伊納共和國範圍內的塞族最終被逐出克羅埃西亞

持續三年的克羅埃西亞內戰由此開始，在東部的斯拉沃尼亞地區的戰況尤為激烈，出現了昨日鄰居今日便刀槍相見的恐怖場景。在克羅埃西亞最東部與塞爾維亞一河之隔的城市武科瓦爾發生了長達87天的巷戰，稱為武科瓦爾戰役，雙方死傷慘重，武科瓦爾的房屋今天還留有當時的彈孔，這場戰役今天被拍成電影《驚變世界》。

南斯拉夫內戰中最慘烈的戰場是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亞，「種族清洗」一詞第一次被用作描述發生在波黑戰場的血腥屠殺。波黑是前南斯拉夫境內種族和宗教最複雜的地區，據統計波黑內戰爆發前夕，在440萬總人口中，穆斯林族佔43.7%，塞爾維亞族31.4%，克羅埃西亞族佔17.3%，其中穆斯林族信仰伊斯蘭教，塞爾維亞族信仰東正教，而克羅埃西亞人信仰天主教。在波黑首都薩拉熱窩，清真寺、東正教堂、天主教堂和猶太教堂往往只有一街之隔。

這樣複雜的人口成分使波黑的命運在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一同宣布獨立的時候就已經被決定。波黑穆族主張脫離前南獨立，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克族也主張獨立，希望建立邦聯制國家但塞族則堅決反對獨立，要求留在南斯拉夫，穆族領袖伊澤特貝戈維奇（Alija Izetbegovi?）和塞族領袖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i?）在國會上發生激烈衝突。

前南斯拉夫民族分布——複雜的波黑

1991年10月15日，由穆斯林和克羅埃西亞人占多數的波黑議會宣布波黑為主權國。1991年1月9日，波黑塞族領導人宣布單獨成立「波黑塞爾維亞人民共和國」， 1992年3月初，全民公決贊成波黑共和國獨立，但該共和國中的塞族人進行了抵制。波黑塞族人隨即在塞爾維亞的支持下以武力方式尋求加入塞爾維亞，內戰爆發。波黑戰爭中共有二十萬人死亡，超過二百萬人流離失所。其中最慘烈的要屬「圍困薩拉熱窩」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

1992年4月6日，歐盟的前身歐共體正式承認南斯拉夫聯邦的加盟共和國波黑獨立，而就在波黑獨立的這一天，堅持留在南聯盟的波黑塞爾維亞族，在南斯拉夫米洛舍維奇的幫助下動用坦克和火炮將主要由穆斯林族和克羅埃西亞族居住的薩拉熱窩包圍，不間斷地對其進行轟炸，並布置狙擊手從而圍困了整個薩拉熱窩。

薩拉熱窩周圍地形

薩拉熱窩是一個四面環山的城市，塞族士兵將火炮和狙擊手都布置在四周的山上，整個城市街道和居民區就暴露在他們面前，這些街道被稱為「狙擊手大街」。人們都盡量躲在家中，但總需要走出家門去尋找食物和水，於是飛奔在街道上行人就成為狙擊手們的活靶子，只要看到有人走動或發現人影，山上就會飛來子彈。如今的薩拉熱窩很多大街上，包括民宅在內的沿街建築物，至今都彈痕累累。

1993年4月16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819號決議案，宣布波斯尼亞東部的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為「安全區域」，並派以聯合國維護軍隊加以保護，所有附近周邊地區的穆斯林族難民幾乎都集中在了斯雷布雷尼察。但在戰爭即將結束之際的1995年6月，塞族部隊不顧聯合憲章大舉進軍聯合國劃定的安全區斯雷布雷尼察。在夜間被塞族軍隊偷襲，駐守當地的荷蘭維和部隊士兵全部被俘，塞族軍人甚至將他們捆綁在當地的電線杆下，眼睜睜看著約8000多名波斯尼亞穆斯林男子和男孩被裝上卡車帶走。他們首先將婦女和男人分離開來，然後將男人一併帶走，包括男孩，然後在其他的地方處決了他們。

波黑與塞爾維亞邊境地帶的斯雷布雷尼察

這一事件最終使北約動怒，並開始轟炸波黑境內的塞族武裝力量，逼迫其領導人在談判桌上解決波黑問題。1995年11月21日，前南地區三方最高領導人：南聯盟塞爾維亞共和國總統米洛舍維奇、克羅埃西亞總統圖季曼、波黑總統伊澤特貝戈維奇經過兩周的艱苦談判在美國俄亥俄州代頓簽署了波黑和平協議。該協議規定波黑被分為穆斯林和克羅埃西亞聯邦（佔領土的51%）和塞族共和國（佔領土的49%）兩個政治實體，這樣的劃分終結了波黑曠日持久的內戰。

代頓會議：伊澤特貝戈維奇（左）、圖季曼（中）、

米洛舍維奇（右）

波黑內戰已經過去將近10年，而對斯雷布雷尼察屠殺受害者的遺體的清理和辨認工作今天還在繼續，因為當時塞軍草草了事將受害者的遺體丟進萬人坑並填埋，讓辨認工作進行得異常艱難，一些萬人坑至今未被找到。許多家庭還在等待找到自己親人的遺體好為他們舉行葬禮，因為當時DNA技術並不發達無記錄可循，所以工作人員只能憑藉找到的受害者遺體上物品來辨認他們的身份，受害者家人一次次被叫去辨認遺物，認領已經無法辨認的屍體。

工作人員正在清理、分辨新的斯雷布雷尼察萬人坑

波黑戰爭前後，前南斯拉夫地區陸續宣布獨立，只有黑山還和塞爾維亞留在一起組成了最後的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隨後1999年原塞爾維亞行省科索沃又宣布獨立，在將近三個月的戰爭後，塞爾維亞在北約的軍事壓迫下被迫暫時放棄科索沃，最終在2006年黑山共和國宣布獨立，前南斯拉夫正式結體為六個國家和一個地區（科索沃）。

前南斯拉夫的現代政治格局

「南斯拉夫」一詞正式成為歷史，但在某種程度上，「南斯拉夫」也成為了永恆。

今天，這個名詞主要活躍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關於其90年代的血腥內戰，1993年隨著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前南國際法庭規約》的第827號決議，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簡稱「前南法庭」）正式在荷蘭海牙成立。它也成為了繼二戰紐倫堡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後第一個軍事法庭，專門負責審判自1991年以來在前南聯盟境內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律的犯罪嫌疑人。從設立至今，每年都有不同人數的戰犯被判決，這使南斯拉夫這一字眼能夠一直活躍在國際新聞報刊上。

位於荷蘭的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

另一方面，南斯拉夫國家複雜的歷史、宗教、多民族文化、甚至戰爭的記憶也孕育了一大批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個性卓絕被譽為「行為藝術之母「的藝術家瑪瑞娜·阿布拉莫維克(Marina Abramovi?)在紐約MOMA的展覽轟動了世界，「我來自南斯拉夫，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國家」，她這樣介紹自己。

出生在薩拉熱窩的南斯拉夫鬼才導演埃米爾·庫斯圖裡卡(Emir Kusturica)先後3次從戛納電影捧回大獎，其中他1995年的作品《地下》（又譯《沒有天空的都市》）使庫斯圖裡卡的藝術事業攀上了頂峰。這部長達三個小時的歷史電影，充滿南斯拉夫式的黑色幽默和政治諷喻，秉承一貫的反烏托邦和後現代主義氣質，以一種近乎不可思議的喜劇方式描繪了南斯拉夫從1941年納粹佔領期間至1995年內戰的曲折歷史。

電影中在柏林瘋人院里關了幾十年的伊萬再次跑入地下，聯合國的軍車滿載著從波黑逃出的難民，藍盔士兵問他去哪兒，交錢就能上車，口吃的伊萬拚命憋出「南斯拉夫。」士兵大笑著回答，「這世上已經沒有南斯拉夫了！」然後揚長而去，只剩下伊萬瞪著一雙乾澀的鼓眼泡發獃。對於每一個南斯拉夫人來說，也許也只有用荒誕喜劇的方式才能夠表達南斯拉夫人對這段複雜而殘酷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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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通婚統一血統，通過飲食統一習俗，通過文字統一文化。南斯拉夫沒做到，解體了；中國做到了，於是華夏變漢、漢變中華猶如滾雪球。現在有的人，拒絕通婚特殊飲食學習阿語，你說他想幹嘛？

這個國家本來就是拼湊的
中國人對於50年代到冷戰之間的國際格局似乎有種好感，認為這段時間存在的國家就會，就該永遠存在下去，但世界的運行不以你的想像
塞爾維亞這個弱雞二B的國家已經在中文網路史料中成了抗綠先鋒
泛南斯拉夫民族中真正的抗綠主力克羅埃西亞反而成了被批判的對象，現實魔幻主義
解救保加利亞的十字軍，都是因為塞爾維亞的背叛失敗的，甚至塞爾維亞王公的重騎兵，是奧斯曼的致勝法寶，而克羅埃西亞和綠綠足足剛了一百年，雖然舊都比哈奇被占並且綠化，但總體而言還是勝了
另外保加利亞語比斯洛維尼亞語更接近貝爾格萊德，如果尼什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維丁也該是。保加利亞比起斯洛維尼亞更該加入南斯拉夫，歷史上也差點成了。
這個時候和整個塞爾維亞人口差不多，甚至還要多點的保加利亞獨立的時候，也會被中國網路上的一些人噴嗎？
另外塞爾維亞始終沒能搞定波黑的綠綠，保加利亞可是差不多把國內的波馬克人搞得差不多了，保加利亞境內羅多彼山脈東部的綠綠，已經和巴統的綠綠差不多了

新人答題。首先鐵打的規矩，研究地緣歷史得看地圖

地形圖見下，來源谷歌

驚了，山多成這樣還行。。。

宗教

民族

南斯拉夫本身就沒有一個很正當的理由在一起。一個民族、宗教問題複雜如中東的地方，沒有一個民族能夠佔到絕大多數，沒有所謂的優勢文化，在這些民族之中，『南斯拉夫』主義從來也就沒有成為主流的思想，並且二戰以及戰後這些民族還互相仇殺。能在鐵托的鐵腕下面保持那麼久的統一已經是奇蹟了別的慢慢補充。

單就三個南斯拉夫中實力最強的第二南斯拉夫而言，就可以總結不少教訓:(這個我還是想到啥寫啥吧)
1.就是要妥善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
第二南斯拉夫根據鐵托的共產主義理論一直努力削減國家的經濟職能，但是從中央下放的經濟職能到後來基本都被地方當局及銀行機構給侵吞，聯邦政府逐漸喪失了對於國家財權的控制力。
第二南斯拉夫的一大問題就是各個共和國自治省對於聯邦的理解不同導致國家一直有分裂的危險，克羅埃西亞等共和國視之為邦聯，塞爾維亞等共和國視之為統一的乃至應當中央集權化的國家，這種分裂的態度使得聯邦到鐵托時代中後期就有分裂的危險。(美國建國之初至南北戰爭時代亦是，地方主義上的一點體現就是聯邦政府不符合某些州的意志時一些州就試圖單方面宣布中央法律無效)
中國目前就有這種狀況，特別是現在預演算法修改後，允許地方債發行，改開這近40年來很多專家學者一直警告地方主義的風險。前南斯拉夫內部就是這樣，本來狹小的市場最終因為地方的保護主義也被分割成8塊，既然大家不能從統一的聯邦中而是從構建自己的小共同體中拿到好處，那麼，分裂主義的滋長也是不可避免的。
2.妥善處理好地方與地方的關係
不老是說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的關係，就說著名的「公路事件」吧，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關係其實挺有意思的，這起事件的爭議不比江蘇高考削減配額小。

樓上各位說的已經很到位了。我補充一點，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解體，實際上是必然，因為六個平等的加盟共和國並非必須抱團才能求得生存，而是靠鐵托的個人威信的引領下，作為忠誠於鐵托的反法西斯陣線內戰友結盟。也就是說本質上來講，鐵托=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而這個聯邦內並沒有一個對國家有絕對支配地位的主體民族，而是一堆人湊一起過日子，這裡面就有本來就不對眼的塞族克族和穆族，只是由於大家都信服鐵托，所以暫時相安無事。鐵托任內推行了放權，開放市場，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但是在一個沒有主體民族的國家，放權意味著本來就不對眼的幾大族都有了自己的政治勢力，地盤，後來組建的邊防軍使得這些勢力或明或暗掌握了武裝力量。開放市場導致了經濟發展不平衡，事實上存在的民族矛盾導致發達的地區本來就不願意貼補自己看著不順眼的落後地區，而落後地區不願意受這氣寧願離開聯邦自尋出路，這就導致了經濟上南社聯已經分裂。只等到鐵托一死，這個國家唯一的凝聚力，大家共同認可的領袖沒了，聯盟成立的基礎不復存在，南斯拉夫當然就分裂了

宗教是一把切割國家的刀

前言：

一直想寫寫宗教在南斯拉夫解體中的推動作用，無奈巴爾幹的歷史太變態了，一糞筐的裹腳布。我朝起早夜眠遲地看了半個多月的資料，才慢慢理出了個大致思路。為避免寫得太長引發大家的妊娠反應，能一筆帶過的我就帶過了呵。先打個預防針，車臣的歷史與巴爾幹的歷史相比就象我大臨沂與首都北京一樣，北京的歷史筆墨再省也得弄出一拖機的臨沂來，故，閱讀此帖，請保證有不少於10分鐘的時間。請不要告訴我你便秘，正好拿來讀讀，要知道，瞎說大實話會惹人煩的嘿！
巴爾幹半島歷來是歐洲的火藥桶，面積比四川大點兒比青海小點兒，卻居住著大大小小十幾個國家，你要哪天跟媳婦打架，一發瘋騎上自行車奔上一天，保不準能跨躍好幾個國家。就這麼一個巴掌大的地界兒，但只是你打我我打你的歷史，就能寫上幾百萬字，足見這裡的人有多血性。要寫的東西太多，此文的筆墨，重點放在宗教對南斯拉夫這個前社會主義東方大國的切割上。首先聲明，老朱不是學者，觀點難免偏頗，老朱只是站在一個半瓶醋的角度，用儘可能簡潔的語言，告訴網友宗教是如何將那片土地切割的。
「切」這個字，就像一把刀，閃著冷冷的寒光，所到之處，血肉橫飛……對於南斯拉夫的解體，很多年前我便憋了一肚子的話，這些年我的筆端遲遲不願碰觸巴爾幹半島上的那片土地，是因為，我對那片土地有著無以言狀的感情。5歲，還不認識字的時候，我便知道南斯拉夫，知道薩拉熱窩。是的，我的知識來自那本小畫書《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康德爾、迪特里施、比肖夫，這些名字時至今日依然可以脫口而出。在那個每天哥哥姐姐上學走出家門、獨自在家的學齡前兒童的娛樂便只剩下追雞攆狗撿羊糞蛋兒吃的年代，一本小畫書帶來的記憶會伴隨終生也便不足為奇。後來，我對南斯拉夫的記憶置換成了兩個老女人，一個老女人是一名塞爾維亞大娘，老人將一個骷髏緊緊地貼在自己臉上，淚流滿面。骷髏是老人的兒子，一個普通的塞爾維亞青年，死於穆斯林的屠殺；另一個老女人是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戰爭伊始，這個老女人像打了豬血似的、扯著脖子歇斯底里的大吼大叫道：「轟炸貝爾格萊德，消滅布爾什維克在歐洲的最後一個堡壘！」此時的撒切爾已經下台，她不需要再裝逼了，老太太一把扯下了美國總統布希和英國首相布萊爾身上那塊寫著「人權」的遮羞布，一語道破了西方轟炸南聯盟的動機，讓灰頭土臉的西方政客不由怒罵道，「這個荷爾蒙過剩的老娘們兒真他娘的多嘴！」
任何國家的解體，都有其外部與內部的原因，政治動蕩，民族紛爭、宗教隔閡、經濟衰退，文化割裂，外部勢力借入，人口此消彼長等等，各種因素一起發力，導致國家的土崩瓦解。而任何一篇文章，都有自己的切入視角，如前面我寫的那篇《讓解體的蘇聯告訴天朝——戲說社會主義的帶頭大哥是如何散架兒的》的文章中，主要寫的是錯誤的民族政策對蘇聯解體的影響，而對南斯拉夫，對波黑戰爭，對科索沃獨立，我將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去探究那段血淚史背後的某些東西。
之所以耗費巨大的心力去探究南斯拉夫解體的原因，是因為，我隱約感覺，今天的天朝，正在南斯拉夫化……

一個問題，想把它徹底弄清楚，就得往祖墳上刨。
有一件事如果我不說，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那便是，南斯拉夫所在的巴爾幹各民族的形成竟然與我大天朝有關。
是的，天朝，我這一鎬便刨到了公元前，一個猛男的橫空出世改變了世界的格局，這個人叫，漢武帝。
提起漢武帝，是因為要說匈奴，匈奴這個彪悍民族是我國北方的一個實力超強的游牧部落。游牧嘛，十個游牧九個搶，天天犯我邊境，打一次，老實幾天，然後，又來了，再打，再老實幾天，如此，周而復始，循環往複。
到了漢武帝時期，這大哥猛地一拍大腿，做出了一個戰略性的決定——滅了丫的。
衛青、霍去病橫刀立馬地一出現，匈奴頓時嚇尿了。一部分舉白旗投降，泯於中華民族，另一部分撒丫子向西，一跑就是400多年。
別看匈奴打不過天朝，祖傳的燒殺掠搶基因還是相當發達的，匈奴一路邊跑邊掄砍刀，那些毫無防備的各路土著要麼被殺要麼向著更西逃竄，然後複製匈奴人的模式，逃到哪兒便燒殺掠搶比他們更弱更沒有防備的土著。所以說，人類的生存史從來都是血腥殘酷、屍橫遍野的，哪有什麼溫情脈脈？面對野蠻兇殘的宗教，天朝別出心裁地玩兒什麼聖母小清新，腦殘之至。
就這樣，天朝趕匈奴人，匈奴人趕哥特人，哥特人趕盎格魯和薩克遜人，等等等等吧，不細說，細說太多，容易妊娠。
這一路各種趕的歷史，史稱「歐洲民族大遷徙」，事實上，應該叫「歐洲民族大逃亡」才對，可面子嘛，誰都喜歡不是？用某帶頭大哥的話來說便是，幹嘛非要把人家扒得乾乾淨淨呢。
在這個大遷徙的過程中，一部分斯拉夫人南下巴爾幹，與當地人各種打，各種交配，形成了今天的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克羅埃西亞等國。

講到這兒，一定有人要問了，本來是南斯拉夫一個民族，咋後來拆巴成捏樣兒了呢？你問我我問誰去啊？如果非要讓我給你個答案，我只能回答閑得腚疼唄。
我說閑得腚疼你一定撇嘴，事實上，在民族問題上，閑得腚疼的可不止南斯拉夫一個國家，另外一個東方大國也是如此變態，那便是，天朝。
坐穩，容我慢慢扒。
按斯大林的標準，所謂民族，是指「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這話聽上去是不是腦回溝有點兒深？好吧，我翻譯一下，就是住一塊兒，說話一個味兒，婚喪嫁娶一個樣兒。即，地域，語言，文化。
坭瑪，按這標準，「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我大天朝划出幾百個民族來也不足為奇啊？
要不怎麼說變態呢，以後來南斯拉夫內戰中死人最多的波黑為例，塞族、穆族和克族本來就是一個民族，他們之間的區別甚至小於上海和廣州。
上海和廣州，這倆地界兒，豆腐腦的甜咸有別，說話都嘰哩呱拉，卻又不是同一個嘰哩呱啦，倆地方的人到一起各自嘰哩呱啦的說鄉音，基本就是雞同鴨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叫成上海國和廣州國，或是叫上海族或廣州族，說不定啥時候就各自獨立了。可是，我們叫上海市和廣州市，居民都叫漢族，於是，基於同宗同祖的共同血脈，再過一萬年也不會分裂。
插播一段歷史，當年，美國分別找毛澤東與蔣介石談，要求國共依長江劃界分治，毛澤東堅決不答應，蔣介石也不答應，老蔣說：「要麼我滅毛澤東，要麼毛澤東滅我，中國只有一個，絕不能分裂」，這就是基於漢民族主義基礎上的國家主義。歷來我天朝雖然「合久必分」但到最終都會歸到「分久必合」上，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都認為自己是炎黃子孫，歷代帝王，無論誰掌權，統一國家的雄心都是第一位的。

好了，回到南斯拉夫上來。
如果按語言，文化和生活地域劃分，那麼，整個南斯拉夫根本就是一個民族，塞爾維亞族和克羅埃西亞族之間的微小區別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可如果按宗教劃分，就另當別論了。
塞族信奉東正教，克族信奉天主教，穆族信奉YSL教。三群人信仰不同，在強人鐵托的籠罩下還能湊合，鐵托一死，各宗教立馬兒打了雞血，在各宗主國背後力量的博弈下，同一個民族的三個宗教版塊，開始了血腥的搏殺。
話說回來，這一切還是和匈奴西進有關：歐洲民族的大遷徙，導致信奉基督教的羅馬帝國分裂，一刀切成東西兩塊兒，各方都認為自己才是正宗的蘭州拉麵，於是有了東正教，意為自己才是正宗的。西部則叫天主教，意為老子就是個天。對此事無知的，請自行百度《寧夏西吉回族上層門宦與回族內部的教派衝突》一文，看看甜咸豆腐腦的你爭我奪有多變態。
在基督教分裂成兩派的對抗中，有一個民族無比的悲催，那便是，南斯拉夫。這兄弟正處在東西羅馬的分界線上，導致西面的斯拉夫人中的克羅埃西亞人，斯洛文尼人信奉了天主教，東面的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信了東正教。
理解不了的話，可以這麼想，以黃河劃界，河南人信了麵條教，河北人信了水餃教，於是，原本同宗同祖的兩省漢人，就此有了宗教身份上的區別。
之所以我要寫南斯拉夫解體中的宗教因素，是因為現在我朝的宗教問題越來越突出，您能看這個帖，而且能堅持看到現在，說明您是個有頭腦的人，因為但凡沒多少文化的，根本對宗教無感。

然而即使是這樣，好多人看到的只是YSL教的擴張對我大漢江山的威脅，卻忽略了另一個隱藏的更深的宗教，那便是基督教。
YSL教的好處在於以子宮傳教為主，體制內的教徒心機深沉吃相難看，體制外的教徒兇悍殘暴專橫跋扈，擴散的相對較慢，看好了，只是說相對於基督教擴散的慢，而非是說它本身建清真寺的速度慢。基督教不同，在我漢人之間廣泛傳播，而且，相比於高冷的道教、老好人的佛教、低能好色愛財卻無根的全能神、以及雖然錢多卻遍地腦殘的中東王爺教，基督教背後宗主國的力量十分了得。
有網友告訴我，就在我龍興之地的河南，教堂四處開花，江浙亦然，我對這種情況目前掌握的資料有限，不亂噴，但有一點我明白，任何宗教，不要說不同宗教，就是同一宗教內部的不同派別都尿不到一個壺裡，衝突只是時間問題。
漢族若以民族血源論，永遠不可能分裂，可若有一天以宗教來劃割分庭抗禮，任何雞毛蒜皮的小事件都可能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如此，國家必危。
好了，轉回南斯拉夫。
講到此，信天主教的克族和信東正教的塞族分家了，那信YSL教的穆族哪冒出來的呢？南斯拉夫與天朝共同的變態點就在於此。
慢扒。
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土雞境內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史上叫君士坦丁堡，名字不同是因為房主戶籍不同，前者家長叫奧斯曼，後者家長叫東羅馬。
無疑，奧斯曼帝國是土雞的鳳凰年代，彼時，將YSL定為國教的奧斯曼土雞一手拿《古蘭經》，一手執劍，笑眯眯的對塞爾維亞人說：「你不肯皈依，又不肯去死，我很為難啊！」
MSL的意思是「順從安拉旨意的人」，說白了就是順我者不一定昌，但逆我者一定亡。
土雞規定，塞族人要麼改信YSL教，信真主，不僅可以保住土地和財產，還可以當官，吃香的喝辣的；要麼繼續信東正教，信上帝，失去土地和財產，並且，要繳納人頭稅。
就這樣，在糖果和刀劍間徘徊的塞族人，一部分為了活下去改信了YSL教，另一部分，選擇了艱難的在手中無刀的上帝的懷中掙扎。
此時的塞族MSL，雖然改信了YSL教，但打心裡依然認為自己是塞族人，就像現在，好多娶了少民媳婦尤其是回女或維女的我漢家男，打心裡依然認為自己是漢族，自己的兒孫也是漢族，是炎黃子孫。可是，他們沒有細想過，你是漢，二代知道自己父親是漢，三代知道自己爺爺是漢，到了第四代，人家的父親和爺爺都是回，你個老爺爺的漢族身份算個鳥？君不見，那些認為自己祖宗是中東人的馬瓦里，有多少根本就是我漢家子孫？
對此，天涯網友一針見血的指出：「漢少通婚，後代為少，三代後徹底絕戶。」
又跑偏了，好吧，我承認，我他媽的就是個愛跑偏的人。

此時的塞族MSL，依然堅信自己是塞族，是南斯拉夫人種的塞族，然後，就這樣和東正教徒的塞族繼續一起生活了幾百年。然後，蛋疼的時刻開始了。
1971年，南斯拉夫政府將這部分信了伊斯蘭教的塞族人劃成了穆斯林族。以宗教為根據劃分民族，這政策要多腦殘有多腦殘，坭瑪咋不劃個基督族佛族道族出來呢？
此刻，你是不是想到了什麼？是的，把我漢家人中信了宗教的划到回族中，是一個無比腦殘的決定。YSL為什麼不讓拜祖？為什麼要燒家譜？不信驗一下NDA，十回九漢的俗語那是妥妥的。
說到這件事，講個笑話，此前，有人傳言，說著名傳媒人士馬曉霖驗過DNA，他以為自己是中東血統，結果顯示竟是漢族血統，為這遭到許多人的嘲笑。看到這一消息，我瞬間二哈附體，跑到老馬微博上去印證，把這哥們氣壞了，專門跑來跟我解釋這事兒。當時雖然看上去這哥們很生氣，但還是保持了一個知識分子的修養，禮貌的和我解釋了那是有人造謠。然後的某天，在以色列前總統佩雷斯的葬禮時，我看到老馬在微博上怒斥某馬瓦里，瞬間釋懷。

關於回族的來歷，我查了查資料：
13世紀，蒙古軍隊西征，帶回一批西域奴隸，然後，吸收了漢蒙維等民族，形成回，此前沿海一帶還有部分唐朝時期從中東通商過來的波斯及阿拉伯商人，這便是回民由來的大致過程。解放前只有回民沒有回族，就回族確立之問題，我翻了不下二百個網頁，並沒有發現法律形式的確切時間，不得已，發帖求助，有網友告訴我：
「1941年延安出版的《中國回回民族問題》是理論依據，當時就承認了，國民政府不承認。1949年以後從未否認，所以你找不到承認文件。」
如此來看，國家也許從來沒有以法律的形式確定過回民這個民族，否則怎麼一點相關資料都搜不到？看上面資料，說明了一個問題，共軍也有腦殘時，國軍也有回光反照的一刻啊！
就在發帖求助的這一刻，有網友回帖說，當年一度中央想著將一億多客家人定義為一個民族的，坭瑪，聽到這一消息，老子瞬間有了關公附體的感覺，超想掄起青龍偃月刀砍幾個，坭瑪，這是最後沒成，這要成了，坭瑪，畫面兒太美，老子不敢想了。
要不是某個腦殘生生將一大堆雜碎小部落捏成一個整體的民族，新疆會有今天這種狀況嗎？已經捏出了一個不該捏的土家族，這再捏出個一億人的客家族來，乾脆再捏出個「大槐樹族」來得了，俺老朱家從那兒起源的。腦殘，絕對腦殘。
樓又歪了，回來，回來，再歪下去這帖就又要被刪了。

1950年前後，塞族佔了南斯拉夫人口的55%，身為克羅埃西亞族的鐵托為刻意打壓塞族，（坭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南斯拉夫版），各種折騰，把塞族切下一塊去設立馬其頓共和國，再切下一塊去成為穆斯林族，再切下一塊兒去設立伏伊伏丁那自治區，好吧，塞族面積縮小30%，人口降至36%。然後，波黑戰爭的胚胎就在這變態的二逼行為中生根發芽了。
民族，真他娘的是個讓無法理解的概念，有了民族身份的識別，便有了民族感情的萌生，屁大點兒事，一上升到民族感情，立馬血流成河。
1990年的一場足球賽中，克族與塞族球迷發生了口角，進而變成了群毆。
按理說，歐洲的足球流氓之間打架屬家長便飯，可是一上升到民族高度，事情立馬兒就變味兒了。
克族燒毀了南斯拉夫的國旗，認為自己被塞族欺負了幾百年，要獨立；塞族也不示弱，認為自己把祖傳的地盤兒拱手讓給了異教徒，要奪回來；科索沃的阿族想帶著土地回歸阿爾巴尼亞；斯洛維尼亞人認為自己富，不想和一群窮鬼繼續一鍋吃飯了；黑山人覺得自己一直生活在塞爾維亞的影子里，也想分家另過。於是大家一起用力，南斯拉夫大卸八塊了。
如果是河南足球隊和河北足球隊的球迷互毆，至多打個頭破血流，可是，如果是河南族和河北族互毆，亦或是，河南自治共和國和河北自治共和國互毆，一旦打架上升到國家民族的高度，便會埋下仇恨的種子，屠殺的號角只等機會隨時吹響了。
南斯拉夫解體，最悲催的要屬加盟共和國中的波黑，別的地方主體民族相對勢強，壓得住，波黑這地方，三大宗教聚集，背後又各自有各自宗主國的力量，比如，波黑塞族背後站著塞爾維亞，塞爾維亞背後站著同為東正教同為斯拉夫人的蘇聯；克族背後站在同為天主教的一幫歐洲國家；穆族背後站著YSL的宗主，中東王爺們。
好吧，子彈準備好了，只等有人開第一槍了。
MSL的尿性決定了，不製造點血腥就感覺生活過得沒滋沒味兒。
結果，又是薩拉熱窩，只是二戰時瓦爾特是保衛薩拉熱窩，這一次，新時代的瓦爾特們是在毀滅薩拉熱窩。
1992年3月1日，東正教堂里，一對新人正在舉行婚禮，突然，一夥MSL暴徒衝進教堂，新郎的父親和其它數十名親友當場被打死，潔白的婚紗層林盡染。
好吧，第一槍開了，然後便是報復了，憤怒的塞爾維亞人抄起武器，走上了街頭……
七五之後，必現七六，妥妥的。

雖然歷史上塞族與穆族是一個民族，同一個祖先，可是，這個時候，紅了眼的塞爾維亞人顯然把多年以前奧斯曼帝國對南斯拉夫的屠殺也算到了波黑穆族的身上，600年的國讎家恨一起算了，電影《致命對絕》，看得人無比的揪心，不是因為殺人多，而是因為你要殺的可能是自己的親朋好友。
曾經的血脈相連，一朝成為仇人，互掄砍刀，這種痛，傷不僅在身，更在心。
七五時，一個小姑娘淚流滿面的說：「我媽是維族，我爸是漢族，我是不是要殺了我自己？」小姑娘眼淚里的無奈與痛苦，讓人無比的心酸。
數百年的民族融合，血脈已經無法分割，，有問題的不是民族，更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宗教。
一如此時的波黑。
600年的混居，通婚，丈夫和妻子不是一個民族，鄰居之間不是一個民族，一天之前，夫妻還在慶祝結婚紀念日，鄰居還在街上熱情的打著招呼，幾個不同民族的哥們還在一起喝酒侃大山，一夜之間，突燃的民族仇恨使人喪失了理智，個個像殺紅了眼的惡魔般，掄起屠刀互砍。
愛情沒有了，親情沒有了，友情沒有了，彼此間只剩下了仇恨，越殺，眼越紅，越殺，仇恨堆積地越大。
YSL就這尿性，事挑起來了，HOLD不住了，開始四處逃竄鬼哭狼嚎了。
巴勒斯坦就是個例子，一群二逼沖著坦克扔石子，坭瑪，還能更腦殘點兒不？一旦以色列玩兒真的，巴勒斯坦男人便把婦女兒童往前推，或是群情激昂的抬屍抗議。
X，一群腦殘的垃圾。
又扯遠了，回來。

穆斯林族被塞族一頓殺殺殺，最著名的當屬「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塞族軍隊一次就殺了近7000穆斯林。
一見穆族不行了，「消滅最後一個布爾什維克」的歐美跳出來了，穆族殺塞族，西方裝瞎，塞族殺穆族，西方便跟死了爹似的狂嚎。
一直以來充當歐美擦屁股紙的聯合國在波黑設立安全區，穆族打完黑槍跑進安全區，休息休息，繼續出來屠殺塞族平民，塞族軍隊在，他們便跑，沒有塞族軍隊時，便衝進村莊屠村。歐美的眼睛只盯著塞族軍隊的動向，對穆族屠村放縱甚至是慫恿。
最終，20萬塞族居民被逐出了家園，70個村莊被毀，死傷不計其數。文章最初那個抱著骷髏頭哭的塞族大娘，只是千千萬萬個被屠殺的塞族青年的縮影。
事實上，西方原本是想裝個高大上的B、悄悄支持穆克兩族，讓兩族當自己的戰爭代理人的，可是，這哥倆太不爭氣了，大力丸吃了一麻袋，還是被塞族打得遍地找牙。不得已，歐美赤胳上陣，對塞爾維亞進了3500多架次的空中轟炸，最終，塞爾維亞不得不在歐美的淫威下，於1995年11月21日簽下了《代頓協議》，波黑戰爭結束……
波黑戰爭，30多萬人死亡，200多萬人出逃，萬人坑遍布全境，人間地獄慘不忍睹。
戰爭結束後，波黑MSL像一個被強姦了的婦人，逢人便哭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死的那7000多人，卻忘了，是他們在塞族人的婚禮上開了第一槍，更忘了，史上，他們的祖先也是塞族人，只是在奧斯曼帝國一手屠刀一手糖果的威逼利誘下被迫改信了YSL教……

「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異鄉春。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
天朝現在有39000座清真寺。17600座佛寺，1500座道觀，4600座天主教堂，12000座基督教堂，這還只是2012年的數據，以宗教設施有增無減的趨勢、以及這些年瘋狂建造的速度，我估計政府這會兒都不敢公布具體數字了。我一小屁民，看到了各宗教瘋狂擴張對國家統一的危害卻無能為力，只能天真的祈盼，南斯拉夫的悲劇，永不在我天朝上演……

強迫結成的虛假共同體總有一天會解散。

簡單粗暴的說，國家主義是世界非主流，民族主義是世界主流。為了維持國家而打壓民族主義的努力需要付出額外成本，付不起成本的時候就是解體的時候。奧匈解體了，南斯拉夫自然也一樣。（當然，奧匈的問題在於沒人願意付出成本，所以解體沒什麼阻力）

一個民族的部分人，一旦信了某教，即使仍然說著以前的語言，也自認為是單獨的穆族了

如果不一口吃個大胖子，在塞爾維亞王國基礎上搞同化還是可行。但記住，如果要一口變大就別搞一元化，要搞一元化就得賴著性子慢工出細活，要承認胃口的有限。
本來不吃克族與斯族，吃掉黑山波斯尼亞科索沃，完全沒問題。但到了90年代，其實解體已是最好選擇，科索沃應該果斷拆解後部分放棄，那樣還能保住黑塞。奈何憤青眼大肚子小，看看現在國內那些連南疆都搞不定還望著毛子手裡的外東北發豪言壯語的人，禍國殃民

還能有什麼教訓呢？強扭的瓜不甜，人家不愛你就算追到了也不會幸福，最後還是得分。所以不是南斯拉夫做錯了什麼導致解體，而是當初就不應該存在這個國家。

漢族哪天低於80%就做分家的準備吧

追溯南斯拉夫的解體，如果單從南斯拉夫最後的分裂進程來說很難解釋如何走向解體的根本原因，走向解體這一過程絕不僅僅只是在最後3到5年中形成與完成的，長期的民族矛盾，經濟問題，甚至文化和法律都起到了影響作用，所以讓我們先從南斯拉夫漫長的歷史來看。

南斯拉夫人的最早歷史大概是在在公元前5-6世紀，南斯拉夫人經常夥同黑海附近地區的游牧民族聯絡衝破羅馬帝國邊界侵犯其內地，有時甚至打到君士坦丁堡附近。這一時期南斯拉夫人主要出於被野蠻民族政府的情況下或者作為更強悍的阿爾瓦人的附庸，也形成了斯拉夫人剛強、勇敢的民族精神，隨後7世紀，東羅馬士兵兵變，南斯拉夫人遷移狂潮進入東羅馬帝國，在這裡形成了最早的塞爾維亞王公國家，而另一部分南斯拉夫人則在法蘭克帝國摧毀阿爾瓦帝國之後併入法蘭克帝國，形成了克羅埃西亞最早的雛形，而另一支南下定居的斯拉夫人則生存在拜占庭帝國和法蘭克帝國之間，形成了最早的斯洛維尼亞。位於拜占庭帝國的南斯拉夫人接受東正教熏陶，汲取希臘文化，而法蘭克帝國的南斯拉夫人則信仰基督教接受拉丁語。這也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兩大民族最早的分裂起源。可以說構成近代南斯拉夫主體的塞爾維亞與克羅埃西亞在形成之初便存在極大的差異。

隨後幾個世紀是塞爾維亞各公國之間的內戰，分裂的過程直到斯蒂芬杜尚繼承塞爾維亞王位並發動對拜占庭帝國戰爭，取得勝利，加冕為皇帝，這次戰爭的勝利也是使得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阿爾巴尼亞人處於統一帝國的統治之下，出現了最早的大塞爾維亞主義，也成為了南斯拉夫多民族國家的雛形和起源，隨後奧斯曼土耳其在科索沃擊敗塞爾維亞及基督教聯軍，統治巴爾幹半島，塞爾維亞人處於被統治階段。之後奧斯曼帝國出現衰敗景象，奧地利為首的基督教軍隊首次打敗土耳其人，使塞爾維亞獨立的曙光出現，19世紀開始塞爾維亞人陸續展開起義，打敗土耳其軍隊，逼迫土耳其給予塞爾維亞更大的自治權利，1817年11月奧布雷諾維奇加冕為塞爾維亞大公，經過三百多年的鬥爭塞爾維亞獨立。

而克羅埃西亞約10世紀開始大力發展軍事,但隨後克羅埃西亞在抵禦保加利亞部隊的同時遭到了遠征的匈牙利的入侵，後克羅埃西亞國王被俘，隨後克羅埃西亞被匈牙利統治，但仍保有自製的權利，克羅埃西亞地區的巴昂（管理者）由匈牙利王室成員或克羅埃西亞貴族擔任。而後的4個世紀，克羅埃西亞絕大部分地區保持平穩，1866年奧地利在普奧戰爭中敗於普魯士軍隊，克羅埃西亞獨立。

早期的南斯拉夫歷史幾乎是處於各大帝國的統治之下，而這種交替統治則使南斯拉夫人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接受了不同文化思想不同宗教的影響，產生了民族概念，而如何使這些分歧達到平衡是困擾一直南斯拉夫的問題，也是南斯拉夫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

在一戰期間，巴爾幹同盟的建立以及塞爾維亞兩次巴爾幹戰爭的勝利喚醒了南斯拉夫民族的認同感，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王國成立。這也是第一次嘗試國家性的多民族融合，新生的南斯拉夫國家有1200萬人，絕大多數為農業人口，而國家成立之初各民族之間存在很大矛盾，塞爾維亞希望繼續延續之前的中央集權政策，而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人則堅決反對，最終憲法規定國家為君主立憲政體，中央集權體制，而這遭到了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的反對，並在頒布憲法的時候發生了刺殺攝政王未遂的事件，（兇手為年幼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人，這迫使南斯拉夫出台國家保護法使南共活動轉入地下），而這種強硬的措施也使得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更加激進，為接下來的動蕩埋下了導火線,第一南斯拉夫的產生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這些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們第一次處於一個統一的集權國家的嘗試，而多年以來文化、信仰、經濟等方面的差異以及不同民族的不同需求使得第一南斯拉夫在處理國家事務的時候，不得不將民族問題放置於更高的位置。然而這一次的融合併沒有成功，新生的南斯拉夫掌控在塞爾維亞激進黨及首相帕西奇手中，幾乎關鍵性的政府高官、大臣、外交官員和軍事指揮官都是塞爾維亞王國1912年時的原班人馬。而文化教育遠遠落後與其他民族、政治上較為稚嫩的塞爾維亞人遠不能勝任比塞爾維亞大出兩倍的南斯拉夫，塞爾維亞人的專制這使得南斯拉夫分成了兩個陣營，以塞爾維亞為首包括波斯尼亞、以及克羅埃西亞的前奧匈帝國塞族臣民的泛塞爾維亞陣營，他們要堅持中央集權統治。以及以克羅埃西亞為首包括馬其頓人、阿爾巴尼亞人以及部分黑山人的聯邦主義陣營，他們從民族角度看不起教育文化程度比他們低的塞爾維亞族，並希望將南斯拉夫變成一個類似於之前奧匈帝國一樣分為幾個互相聯合卻又各自獨立的國家，這兩派別在議會互相攻擊並故意不通過對方的議案，這最終釀成了嚴重的政治危機，1928年聯合政府倒台，南斯拉夫國家機器停轉，在克羅埃西亞和塞爾維亞關於修憲問題上達不到一直的情況下，亞歷山大國王被迫宣布解散議會，一切權利歸於國王，實行君主專制，君主專制的實行在形式上使得南斯拉夫民主化進程停滯，但卻穩定當時的國內形勢使得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衝突雙方都處於剋制狀態，防止了南斯拉夫的分裂了。但最終經濟的崩潰還是使得南斯拉夫經使得抑制已久的民族矛盾爆發，整個國家搖搖欲墜。

第一南斯拉夫的分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塞爾維亞主義的膨脹。大塞爾維亞主義發展的土壤一部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一部分也是由於塞爾維亞族人口的佔比較大，在一個多民族國家之中，占人口多數的民族總會將自己民族利益上升為國家意志，但對於南斯拉夫來說，塞族人口並沒有佔據絕大多數，不足以使塞族忽視或控制其他民族的反應，這也使得推行這一主張時必然會引發其他民族強烈反彈，在某些情況下民族所帶來的凝聚力會遠超其他政治實體，民族的形成也是人類對於宗法，血緣的最直接認同，而民族國家的形成必須在遏制單一民族大一統思想的前提下，尊重各民族獨特性，採用相對平等政治制度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而很明顯第一南斯拉夫沒有做到

在二戰後鐵托建立由共產黨人控制的南斯拉夫。建國之後的南斯拉夫包括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亞、馬其頓、黑山6個共和國，形成七條國界、六個共和國、五個民族、四種語言、三種宗教、二種文字、一個國家的獨特格局。這空前龐大的多民族國家對南斯拉夫的穩定是極大的挑戰，南斯拉夫建國的同時，世界進入了冷戰時期，分成美國資本主義和蘇聯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南斯拉夫加入了後者，建國後整個南斯拉夫處於鐵托共產黨的統一統治之下，在建國初期仿造蘇聯社會建立法律與經濟體制，這一時期鐵托的南共憑藉在二戰之中積累的聲譽和較為較為溫和的民族政策使得南斯拉夫穩定，鐵托極力在執政時期限制塞爾維亞主義，在政府的任職之中也兼顧到了各民族的利益，但由於與蘇聯經濟的惡化使得南斯拉夫不得不自己解決面臨的經濟問題並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此後，鐵托進行大幅改革，將原有的蘇聯式體制轉化為適合南斯拉夫的模式，其種種政策被統稱作「鐵托主義」，然而這次改革並不是十分成功，經濟並未有較大的好轉，許多歷史遺留問題並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這些因素共同作用而使黨政分離，共產主義聯盟影響力下降。對於民族問題鐵託付出了很大努力卻未曾很好地解決民族問題，鐵托打壓大塞爾維亞主義，提出民族和平共存，為了解決民族問題鐵托打出二戰對抗軸心國的口號—「兄弟情與統一」，要求各民族互相尊重與共存，提出南斯拉夫人的理念，倡導各民族加入南斯拉夫人，並為了加強各民族團結，鐵托也為因應情勢修改憲法，增加了各共和國的自主權然而此舉不僅未解決獨立運動的問題，中央權力的下放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日後南斯拉夫的解體。

1980年鐵托去世，結束其在南斯拉夫長達37年的統治。長期以來，南斯拉夫很大程度上依賴鐵托的個人威信，而鐵托的去世使許多過去未能解決以及過去並未發現的問題暴露出來，南斯拉夫缺少一個團結一致的旗幟，而此時自1980年代起，南斯拉夫同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面臨到經濟衰退的問題，國內通貨膨脹嚴重、失業率攀升、外債高築，經濟影響上層建築，社會與政治發生動蕩，南斯拉夫為了緩解個民族矛盾先前過度分配了地方權力，使得中央政府變得缺乏決策力，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通過控制不住的媒體傳播到南斯拉夫的每一個角落，各共和國進一步的要求權利，使得南斯拉夫一再惡性循環。此外，1980年代後期東歐諸國發生了民主化革命，這一場從波蘭開始的民主化改革迅速席捲包括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南共聯盟和南斯拉夫聯邦遭到強烈衝擊，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迅速瓦解的情況下，西方把南斯拉夫聯邦視為歐洲"社會主義的最後堡壘"，欲置於死地而後快。歐共體又在此時同意南斯拉夫加入,但必須實行多黨制，南斯拉夫聯邦各地不斷發生動亂事件，處於動蕩和走向解體的危機之中。鐵托去世後，新任的塞爾維亞總體米洛舍維奇成為領導人，強硬地要求於未來重新建立一個強力政府，收回以往被分配到各共和國的權力，重回王國時期，由塞爾維亞重攬大權。這與各加盟共和國產生了極大的矛盾，最終南斯拉夫聯邦總理布蘭科·米庫里奇因聯邦經濟危機和各共和國"邦聯化傾向"加劇，宣布解散聯邦政府，一度出現政治危機。於是，在南斯拉夫聯邦和南共聯盟中央形成了4票對4票的狀態，即以塞爾維亞和黑山兩個共和國、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兩個自治省為一方，主張維護南共聯盟和聯邦的現行體制；而以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和波黑四個共和國為另一方，支持改革聯邦的黨政體制。聯邦黨政部門已難以正常運作。隨後南斯拉夫被迫宣布施行多黨制，在隨後的選舉中大約有60個政党參與選舉，各共和國選舉中，雖然原共產黨人贏得了所有共和國的總統，但共產黨的對手則贏得了更多的席位，這使得米洛舍維奇的4票變為了2票。 1990年斯洛維尼亞舉辦全民公投，期望藉此「民族自決」獲得國際認同，最終有投票數94.6％贊成其獨立並表示未來六個月內與聯邦政府還無法達成協議，斯洛維尼亞將脫離聯邦而克羅埃西亞也在積極修改憲法來獲得脫離聯邦之權力，兩國也開始準備未來可能與聯邦軍發生的戰爭，整頓共和國自己的軍隊。對於斯、克兩國的一意孤行，南聯邦警告將動用武力進行干預，塞爾維亞總統的米洛舍維奇也表示不再與斯、克兩國談判，揚言一旦南聯邦分裂，塞國將不再尊重各共和國邊界在協商談判之餘，克國境內的塞克兩族軍隊、警察與平民已出現了數次流血衝突。之後南斯拉夫就開始了分裂進程。

縱觀南斯拉夫歷史，南斯拉夫最重要的分裂原因無異於民族問題，由於第一南斯拉夫第二南斯拉夫的統一時間不長，而各民族在統一之前的各自發展歷史悠久，使得南斯拉夫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需要比其他國家更長的時間，各民族積累已久的矛盾，需要一個統一的旗幟，平等的民族政策、持續增長的經濟條件下逐步緩解。而南共由於鐵托的去世和經濟下降等因素不能繼續成為南斯拉夫統一的旗幟，民族主義的領導人上台，使得大塞爾維亞主義、大克羅埃西亞主義等民族極端主義重新出現，也使得被抑制的民族矛盾爆發。而短期又缺少解決矛盾的辦法，使分裂變得不可逆轉。民族衝突—集權統治—民族平衡政策—集權統治結束（經濟出現危機）—民族衝突加劇。南斯拉夫兩次分裂均是以此模式進行的。

社會文化的影響

南斯拉夫的經濟發展曾一度輝煌，但在經歷了五年計劃經濟的失敗和市場經濟的艱難轉型之後，南斯拉夫經濟在1986年處於衰退階段，1986年全年外債就達到18.75億美元。

迫近的社會經濟危機面臨著一種流行文化，這種流行文化部分結合了南斯拉夫和歐洲的影響。吸引許多觀眾的體育比賽很可能是最主要的南斯拉夫內部活動。城市間的英式足球和籃球遍布整個國家，南斯拉夫的運動員在國際級的比賽中優秀成績是民眾團結了起來。南斯拉夫的電影業集中在貝爾格萊德、薩格勒布、和薩拉熱窩。南斯拉夫電影業沒有屈服與民族主義的操縱。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電視盒家用錄像的傳播大大減少了在電影院觀看的數量。而更重要的是流行文化的另一部分如盧布爾雅那樂隊的原始納粹表演，則散布了獨立和分裂的印象。每個共和國不受限制的媒體使各種文化流行在巴爾幹半島上，這間接加強了民族主義的傳播。三大宗教——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未曾使用大規模的電子產品，主要是共和國法律剝奪這一時期它們合法使用廣播或電視的權利。使得東正教與天主教矛盾逐漸凸顯，這一時期信徒的數量有所減少而宗教絕不會滿足於這種受限的傳播，在宗教的雜誌上，他們首次提出對於政府的言論自由的批評，而三大宗教的影響力則使得聯邦政府面臨了更大的危機，媒體的發展這使得這一時期的民眾更多接受到了更多消息，民眾更多的對目前的制度進行評判，這會促使他們去爭取他們所需要的權利，消息的傳播也將成為一切爭取權利運動的基礎。在這南斯拉夫框架搖搖欲墜的時候，放任媒體報道，的確保證了民眾的知情權卻間接加大了民族主義的傳播。經濟的長期不景氣很容易讓悲觀的情緒在群眾中蔓延，進一步失去對政府的信任、媒體作為這種文化的傳播者，對於南斯拉夫的未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主體民族不夠主體~少數民族不夠少數~

風水輪流轉，今年為啥還沒到我家？都有稱王的心就不謙虛了，年年都有人反對大塞爾維亞，各個民族必須平等，最後不就是分掉了嗎？

解體前的看看是怎麼成立的吧。。
南斯拉夫又不是各民族自願組成的國家，結合的動力就不強，分開在所難免。
我覺得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以後住大使館先要留意地下室有啥東西沒，如果有，還是住酒店吧。。
邵雲環高中校友

有幸去過塞爾維亞一周的時間，中間參觀過貝爾格萊德城堡里的戰爭博物館，最後一個小展廳便是科索沃戰爭的陳列，走去博物館後在當地塞語翻譯的男朋友直接一句F**K USA…我趁著這個機會問了問翻譯，如何看待南斯拉夫一個國家變七個（原話問的比這個委婉），她說塞爾維亞國內的看法已經很多元了，有的認為現在的單一民族挺好，也有人懷念鐵托時代，有人親美，也有人反美。。。

個人感覺南斯拉夫還是沒有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傳統和思想傳承，而且各民族實力、人口差距不大，暫時的強人政治可以打壓一些勢力和思維，但大哥倒了，民族矛盾便會更加凸顯，分崩離析在所難免。畢竟強扭的瓜不甜。

菲利普·羅德(Philip G．Roeder)在1991年發表的《蘇維埃聯邦政治與族群動員》(「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②一文中，提出「族群聯邦主義」理論，以制度主義的理論視角對蘇聯解體進行分析。在該論文的基礎上，他在這篇《民族國家的勝利：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體的教訓》(「The Triumph of Nation—States：Lessons from the Collapse of tlle Soviet Union，Yugosla「a，and Czechoslovakia」)中，從蘇聯和南斯拉夫等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制度」人手，提出了「區隔化制度」這一重要概念。

這篇文章分三個部分：首先，對民族國家勝利的普遍解釋進行了反思；其次，作者提出「區隔化制度」理論，認為正是這種以「族群」為單元的劃分，培養和強化了族群精英的「民族意識」和民眾的「民族認同」，為分裂埋下了伏筆；最後，作者在當今國際秩序的視角下，審視了「區隔化制度」和民族國家的關係。在本文中，筆者將首先介紹這篇文章的主體內容。然後簡單就蘇聯等國區隔化設計所秉承的理論思路進行評價，最後討論「區隔化制度」理論對中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一些啟示。

一、反思：民族國家勝利的普遍解釋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羅德首先考察和區分了自維也納會議以來的185年間，新建立或重組的民族國家加入或重新加入國際體系的來源和時間。從1816年到2000年，一共有171個新誕生或重組的國家加入到或重新加入到國際體系中，他把這一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20世紀中期以前，有57個新國家成立，而在20世紀後半期，這一進程在加速，一共有89個新國家成立，其中，在我們現在稱之為後共產主義國家的蘇聯、南斯拉
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區中，在57個分離國家(Successor states)和重組國家(reconstituted states)中有35個
已經處於被國際承認的階段。並且，20世紀90年代以來是一個從現存國家體系內獨立出新民族國家的急劇
轉型期。那麼，這是否可以說明，當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存在分離的趨勢，並且這一趨勢是和現代普遍興起的強烈的大眾民族主義有關呢?羅德指出：

這些解釋迴避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當一些民族國家的獨立計劃失敗時。另一些民族國家的獨
立運動卻取得了勝利?例如，為什麼現在有一個烏茲別克，而沒有出現布哈拉、突厥斯坦或保留蘇聯?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民族國家獨立計劃，但只有其中少數能以多民族帝國和聯邦的解體為
代價獲得成功?許多民族主義的研究者將民族國家的勝利歸因於人民要求成立他們自己的國家。所以，全部人口中支持特定民族國家獨立計劃的比例分布，就被作為民族國家起源的正當解釋，這常常被表述為民族認同的覺醒。(Roeder，2004：23)

另外，許多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還傾向於將民族國家的成功歸因於國際性的選擇機制，認為單一民族國
家的組織形式要優於多民族帝國和聯邦制國家。我們知道，雖然在早期的現代西歐各國，這種伴隨著民族主義興起的國家組織形式是相當有效的，但近二十年來國際環境也表明，國際社會並不鼓勵民族國家的分離，主導性的大國也傾向於保留現有的多民族國家。而且，從蘇聯解體中獨立出來的各個國家的次級自治州或自治區，當地族群政治家們的分離策略既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在實踐中也沒有獲得成功。除了民族主義和國際認同，一些研究還將這些民族國家取得獨立建國的勝利歸因於該地區戰爭能力和經濟效率等潛在的優勢。羅德對以上四種主要觀點逐一進行了的分析：

第一，大眾民族主義的覺醒是否可以作為導致蘇聯、南斯拉夫等多民族聯盟解體，各民族國家取得獨立的普遍解釋?

關於民族主義和現代性的關係，有兩種典型的觀點。蓋爾納認為，在工業社會與眾不同的社會結構性要
求中產生了民族主義。①就是說，民族主義是現代工業化的產物。格林非爾德認為，「民族」觀念構成了現代性的本質元素。從歷史上看，民族主義的出現早於現代化的過程中所有重要成分的發展。民族主義與其他凶素
相互作用，促進形成了它的經濟力量，並在上面烙上它的文化印記。②與前一種觀點正相反，羅德認為民族主
義促進了現代化的發展。而對這二者關係的不同理解，也導致了對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關係的不同理解。

一些學者認為，民族主義在英格蘭、法蘭西、德國、美國等西方早期國家，是在民族國家實際形成以後才出
現的，但中、東歐和亞洲的東方民族主義具有輸入的性質，它在民族國家產生之前就出現了，所以，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常常挑戰業已存在的國家，並尋求按照族群的歷史重劃版圖。無疑，民族主義具有雙刃劍的作用，特別在當今各地的民族主義現象中，其狹隘、消極的因素也是顯而易見的。根據民族主義所產生的後果，羅德更傾向於認為，民族主義在各地以及在歷史上的各個時期具有同質性，他所定義的民族主義是指「在一個獨立的、領土確定的國家(state)內，特定的人群(a specified people)應該自治。」(Philip G．Roeder，2004：25)即，他更強調它作為政治原則的一面。儘管這樣，如果只強調大眾民族主義本身，認為其指引並鼓動了蘇聯各個加盟共和國政
府的分離行動，則並不令人信服，因為它們之間的關係不是單向的，而是相互的。他說：

儘管民族主義在波羅的海三個共和國、喬治亞和亞美尼亞具有顯著的作用，但都不能解釋其他民族國家所獲勝利或蘇聯解體的事實。這5個共和國擁有全蘇聯不到6％的人口及1．3％的領土。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應該可以阻止他們的分裂——正如數十年來那樣。在那些擁有90％的蘇維埃人口和大部分土地並對聯盟生死存亡起很大作用的、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中，民族主義在創建民族國
家時所起的作用很小。(Roeder，2004：27)

雖然在南斯拉夫、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的獨立過程中，民族主義也起到了明顯的促進作用，但蘇聯的
情況很複雜，普通民眾在蘇聯時代的後期．確實對現行體制有諸多的不滿，但在1991年3月舉行的保留聯盟
的公決中，除了三個波羅地海共和國、亞美尼亞、喬治亞和摩爾多瓦，其他所有蘇維埃共和國都參加了這次投票，參加投票的人數為1．47億，76．4％的票贊成保留蘇聯。在九個參加投票的共和國中，同意保留蘇聯法案的人都佔了壓倒性的多數。①從民族認同感上看，波羅地海三國併入蘇聯有著特殊的政治背景，痛苦的歷史
記憶使得他們的民族運動更為激烈，但大部分的加盟共和國與俄羅斯有著更為久遠的聯繫，例如烏克蘭從 1654年以來就是俄羅斯的一部分。同時，隨著蘇聯時期人口流動和經濟文化交流，人口最多的俄羅斯民族也
廣泛散居在俄羅斯以外的各加盟共和國中，甚至在一些共和國中還佔較大的比例。所以，這樣的解釋是有嚴重缺陷的，與蘇聯解體過程中的許多具體事實有背離之處。

第二，良好的軍事實力在後共產主義的民族國家轉型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一些研究者認為，單一民族國家由於擁有更為強烈的大眾忠誠，所以，比多民族國家的形式更具有戰爭的發動潛力和群眾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戰爭的確在南斯拉夫的民族國家獨立中起到了直接作用。但是，在蘇聯或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過程中，戰爭能力實際上並沒有起到直接作用。當然，從軍備力量上看．羅德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始終保持著較強的軍備力量，比那些具有族群同質性的單一國家更能承擔沉重的防衛負擔。但是，強大的軍事力鼉的保持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過度的軍事開銷使得蘇聯在與美國的軍備競賽中耗盡了實力，更加速其解體的過程。羅德更進一步指出：

後共產主義後繼國家在防禦能力上明顯弱於被他們所取代的共產主義大國(metropolises
bore)，並且能承擔的軍事負擔也更小。事實上，1998年蘇聯的後繼國家全部的軍隊數量為 1，954，000人，比蘇聯在1985年的軍隊數量減少了63％；1998年防務支出總和也比1985年減少了 83％。(Roeder，2004：31) 』

我們知道，蘇聯的解體發生之突然和迅速，完全出乎世人的預料。儘管這個運行七十多年的高度集權化
的體制有著許多潛藏的矛盾，但它的突然倒塌是在沒有發生外部入侵和內部戰爭的情況下發生的。所以，戰爭實力的解釋太過於表面化，至少在國家解體過程的大部分隋形里，戰爭並不是一個直接的選擇機制。

第三，經濟實力的提高是否有助於提高各加盟國低效的政治體制，從而為其獨立提供有利條件?

一些研究表明，族群同質性的國家更有可能發展出信任和合作的政治文化環境來支持市場經濟。而且在
族群分化的國家中，政府為了維持共同體的穩定，取得各族群對國家的忠誠，必須實行一些代價高昂的補償性計劃，這些針對少數族群的財富再分配既浪費又無效，還很容易引發族群之間的矛盾。例如，俄羅斯和烏克蘭等幾個蘇聯主要共和國，擁有相對的豐富自然資源和經濟科技發展水平，卻常感到自身發展受到落後民族的牽制。對中央政府的國民經濟發展策略不滿，俄羅斯居民也自認為俄羅斯支援其他民族太多，成為一頭任人吮吸的「大奶牛」。

從後共產主義向「民族國家」轉變的大量證據表明，族群同質性的效率優勢在新獨立的這些規模較小的「民族國家」中實際上已蕩然無存。這些後繼國家並不比那些被它們所取代的多族群國家運轉得更好，市場分化是以伴隨著經濟改革的高成本為代價的。在獨立後最初九年(1992．2000年) 中，這些後繼的新生國家損失了相當於3-3年的經濟產量(以1990年為標準)。15個蘇聯後繼國家在2000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與1990年的蘇聯相比還下降了37％①。(Roeder,2004：33)

所以實際的情況是，雖然國家的族群同質性具有潛在收益，卻因為國家的規模較小，社會和經濟體制的運行成
本反而會更高。—般而言．國家的規模越大。越有町能發展出較大規模的市場經濟和勞動分工，而且在公共產品和稅收等方面更具有優勢。羅德比較了戈爾巴喬夫推行自由化改革(perestroika)．71．前和蘇聯解體後的時期，發現無論
是族群同質性的各加盟共和國還是族群分化的各加盟共和圍，經濟增長的差別在統計上並不顯著。

第四，相對於多民族困家而言，單一民族圍家是否更容易獲取國際社會的認同和支持?

關於國際認同，有幾種代表性的觀點。例如，從國際經濟貿易體系看，單一民族國家由於國內政局穩定，
可以做出I口r靠的承諾並在跨國貿易中更加開放，而族群多元化國家更叮能擔心跨國貿易會損害國家整體利
益，還反而增強少數族群的實力。雖然在這方面有統計數據的支持，但差異性並不明顯。還有一種重要的觀點認為：國際法上關於民族自決的原則，是支持新民族國家能建立在代表一個民族(a
people)意願的基礎之上的。羅德也對以上兩類觀點進行了批駁：

國際社會並不會以犧牲一個被取代的多民族聯邦為代價，來貿然接納一個新的單一民族國家；
而相對於那些多元化的國家，國際社會也並非更輕易地接受族群更具同質性的國家。例如，在後共產主義時期(after communism)，相對於他們的多元化鄰國，更具同質性的民族國家並沒有更大程度地融入到全球經濟體系中。(Roeder，2004：34)

應該說，對於那些從蘇聯、南斯拉夫等後共產主義國家中獨立出來的新國家，國際社會無論在經濟領域
還是在政治領域，對它們的態度都相當謹慎。甚至在最近，在對待車臣、科索沃的衝突問題上，國際社會也不會輕易認可他們的獨立要求。

二、以族群為單元的「區隔化制度」的失敗

從以上羅德對民族國家勝利的普遍解釋進行的分析中，我們看到社會科學理論在對民族國家進行研究
時的兩種研究路徑：

首先，民族主義研究者通常將民族國家的勝利解釋為人民普遍要求成立自己的國家。這種解釋也被運用
於對蘇聯解體的研究當中，一種長期佔上風的理論強調，普通民眾對蘇聯高度專制集權體制不滿，通過遊行、罷工、分離等運動自下而上地最終瓦解了該體制。針對這種觀點，大衛·科茲和弗雷德·威爾在《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中提出：蘇聯體制的終結是黨一國精英集團發動的、以資本主義取代社會主義的
革命，它不僅埋葬了原有體制，還分裂了多族群聯盟。這是一場來自上層的革命。(David
M．Kotz and Fred
Weir，2002：1—9)

其次，另一種思路是從制度人手，對單一族群國家和多族群國家在軍事、經濟以及國際認同上進行了考察和比較，認為族群同質性的社會比族群分化的社會更具有優勢，其政治、經濟制度的形式也更合理。但羅德指出，這些理論不僅得不到統計上的支持，也無法解釋為什麼這些民族獨立計劃的成功要以聯盟解體為代價，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卻很難取得成功。

針對於此，他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視角，即新制度主義的分析框架。這一分析框架把制度看作是「人類存在的一個基本面向」(an omnipresent aspect of human existence)，認為制度「規制了人們思考和行動的方式」。在這一視角下，羅德主張，對蘇聯問題的分析應集中於這個國家的制度設計本身，通過考察制度自身的運作
邏輯，來理解整個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態的變遷。④羅德在他之前的研究中，曾以「族群聯邦主義」的政治組織形式來對蘇聯解體進行分析。②「族群聯邦主義」的政治體制有兩個明顯特徵，即族群共同體之「聯邦制」 (federalism)和地方幹部之「當地民族化」(indigenization，korenizatsiia)。應該說．蘇維埃國家在建立初期面臨著捍衛新政權和經濟建設等多重任務，這一體制對多民族聯盟的統一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都起到了積極的
作用。但是，列寧以後的幾代領導人，並沒能根據國內發展狀況和族群關係的變化，來對原有的民族政策進行調整，使得整個制度朝著自我惡化方向不斷演進，並最終導致社會主義聯盟的解體。在原有研究的基礎之上，羅德沿著制度主義的思路，進一步提出「區隔化結合的政治制度」在後蘇聯民族國家的興起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為應對民族多樣性問題，蘇聯採取的方式是地域聯邦形式的族群區隔化結合(segmental
incorporation ofethnic groups in afederation of homelands)。這種區隔化結合的制度將少數族群的人口視為各個以族群區分的「亞國家」(ethnically
distinct subordinate states)的成員。而不是一個統一的公民
共同體(a uniform citizenry)的成員。這一模式後來被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所仿效。在從共產主義轉型的過程中，只有這三個實行了區隔化制度的國家分裂了。在由這三個國家分裂而形成的22個後繼國家中，有6個以某種形式繼承了這種區隔化制度。這6個國家是亞塞拜然、喬治亞、俄羅斯、塔吉克斯坦、鳥茲別克斯坦和南斯拉夫的剩餘部分。在這6個國家中，有4個(除了塔吉克和烏茲別
克斯坦)又陷入了新中央政府與持分離主義的族群共和國的內戰之中。(Roeder。2004：37—38)

應該指出，對國內各族群實行區隔化結合的體制並非源於蘇聯。現代歐洲國家在海外開拓殖民地的時
代，是通過設立殖民地或保護國的形式使土著居民成為王室的子民，而非授予他們以完整的公民權，如不列顛帝國。而美國、加拿大這樣的移民圍家，也通過立法為當地土著居民設置了保留地。還有一些國家之所以選擇區隔化的組織形式(segmentation)，是因為他們在面對族群分化的社會時，既要保護少數群體的文化免遭同化，又要保持統治群體的特權地位。區隔化制度設計的初衷，也是為了能更好應對那些企圖分裂國家的民族主義者的挑戰。既然如此，為什麼這樣的區隔化制度卻在蘇聯等幾個蘇維埃聯盟圍家中失敗了呢?關鍵的問題在於那些在共同國家(common—state)中以族群來f)(隔的單元(segment—state)在本地區治理巾所擔負角色及其程度的大小，而這爻繫到當地民眾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平等公民的身份參與共同國家的治理。
當決策權越多地掌握在原始民族國家(proto—nation-states，如烏克蘭)手中時，與各區隔單元相
聯繫的各部分人口(加盟共和國成員)所擁有的公民權就越不平等，各文化共同體的成員與共同國家(蘇聯)的接觸就越要依靠他們各自的民族國家(加盟共和國)作為中介。在這些決策權中，最重要
的是地方領導人的遴選。而一旦地方領袖不再對共同國家負責，將區隔化國家維繫在一起的可能性就隨之下降。(Roeder，2004：36)

回顧蘇維埃聯盟各時期的民族政策，領導人在處理聯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國的關係時，歷經了幾個調整變化的階段。在斯大林時期，他把聯共(布)黨內高度集中化的組織領導原則推行到國家體制中，雖然憲法上對加盟共和圍和地方蘇維埃的權力有明確規定，但這一時期總的傾向是擴大了聯盟中央的許可權。20世紀50 年代中期赫魯曉夫執政後，為了改變長期集權所帶來的弊端，對政治經濟體制進行了一些改革，其中也包括調整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擴大各加盟共和國的許可權。措施有許多，例如，1957年2月11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關於擴大加盟共和國許可權》法令，把制訂法院組織法、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的
權力下放給各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而蘇聯最高蘇維埃只保留為上述法典制訂「立法綱要」的權力。該法令
還把確定建立州和邊疆行政區劃的權力下放給各加盟共和國。1977年，蘇聯憲法還規定，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組成人員中，每個加盟共和國必須有一名代表擔任副主席職務(第120條)；在蘇聯部長會議成員
中，包括各加盟共和國的部長會議主席(第129條)。這兩項規定都是以前蘇聯憲法中所沒有的。①從表面上
看，這些措施在法律形式上保證了各加盟共和國參與聯盟中央的管理權力，提高了自身的地位。而一旦各加盟共和國自主權的內涵得到實質性的發展後，正如羅德所說，蘇維埃政府就變得更像一個國際組織。雖然後期的主要繼任者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試圖在在政策上對國內族群關係中暴露的危機進行調整和改革，但長期積累下來的潛藏矛盾已使得整個國家的凝聚力急劇下降。

通過對蘇聯解體過程和獨立的新民族國家模式的分析，羅德認為區隔化制度有三個非預期性後果起著
關鍵性的作用，它們為族裔民族(ethnonational)的領袖提供了反抗中央聯盟的手段，並隨著時間的推移升級為主權訴求，而逐漸被削弱的聯盟為分離主義提供了機會，最終分崩離析。

首先，地方決策權成為對抗中央聯盟的制度武器。

在蘇聯，有53個地方行政機構是以標明的族群祖居地(designated ethnic
homelands)為基礎建立的，正如前面所提到，不少國家也會實行區隔化體制，而蘇聯的問題在於，這種區隔化的政策被非常機械地應用。而不論當地少數族群是否具有明顯的族群認同和獨立意識。截至1988年，所有12個最大的族群、12個次大的族群中的10個(德意志人和波蘭人除外)、 12個再次大的族群中的9個(保加利亞人、希臘人、朝鮮人除外)，以及其餘60個更小的族群中的 29個，都擁有了自己的族群祖居地(ethnic homeland)。當地民族化政策(indigenization， korenizatsiia)將各民族的幹部吸收進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在這些地區的政治和行政職位上來。……
這些區隔化制度的目標是對族群共同體實施中央控制，但沒有預期的後果是制度武器的擴散。這些
原始民族國家的領袖們可以利用這些制度武器來對抗共同政府。(Roeder，2004：38)

蘇聯在斯大林時期，政治體制處於高度集中和僵化的狀態，各加盟共和國在自然資源、經濟基礎和發展
水平上也相當不平衡，聯盟中央運用計劃經濟體制來進行經濟管理和財政資源分配。這種拉平的做法，短期內使相對落後的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得到一定程度的增長，但也使一些相對發達的族群地區感到不滿。在蘇聯後期，憲法賦予地方以更多的控制權和決策權，當地領袖得以通過對糧食、能源等稀缺資源或地方稅收的掌握來迫使共同國家妥協，以進一步提出更有利於自己的要求。

其次，區隔化制度會激起一種「民族間的競標」。

蘇聯為了提高少數民族的政治地位和實現各民族平等，在法律上作出了許多具體的規定。不僅設立了各種層次的、以民族為單位的自治實體，包括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和自治專區，還在憲法中給予各民族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例如，在1936年12月通過的憲法中規定，蘇聯的最高權力機構——最高蘇維埃——由享有平等權力和代表人數相同的聯盟院和民族院組成。在民族院中，無論疆域大小、人口多少，每個
加盟共和國選舉代表25名，每個自治共和國選舉代表11名，每個自治州選舉代表5名，每個民族專區選舉代表1名。1977年蘇聯憲法關於民族院的規定是，除了每個加盟共和國可推選32名代表外，其他內容同1936年的蘇聯憲法完全一樣。①羅德指出，正是這種將族群地方幹部整合到全聯盟的蘇維埃行政體系中的
做法，使得這些代表著各族群地區利益的精英們，逐漸採取那種以競爭資源為訴求的政治行為。

以族群為單位的區隔化結合(segmental
incorporation)將形成一種激勵結構，它使地方領袖有動機去宣傳更加極端的民族訴求，而這一訴求最終會演變成對主權的要求。……政客們發現，對於在與中央的談判中能夠贏得多少利益這一問題，他們總是可以通過提出更加極端的宣稱在與對手的
競標中獲勝。這等於許諾通過做大蛋糕來使自己所屬國家的所有選民獲益，而這是以犧牲本國以外的那些「外國人」為代價的。……當他們試圖修憲時，在蘇維埃聯盟的各共和國的領袖們之間的談判中，主導的分歧變成了自治地方行政機構的權力，這些地方行政機構以他們各自代表的人民為基礎
要求主權，這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也是如此。(Roeder，2004：39。40)

在最開始時．地方精英們的主權訴求比較緩和，只要求形式上的國家主權，但蘇聯後期的政治民主化改
革，首先為波羅的海三國、格魯吉啞和摩爾多瓦的政客們爭取主權提供了條件。接著，烏茲別克、拉脫維亞等加盟共和國也開始發布主權訴求。這就是各族群之間的競標提價(ethnic
outbidding)。這些所謂代表著族群祖居地(ethnic homelands)人民要求最高主權的訴求，往往都將自己本族的利益凌駕於其他族群以及共同國家之上。在俄羅斯、烏克蘭等地區的地方行政長官提出了主權訴求之後，其他的地方領導人也會跟隨，否則他們將在政治與經濟博弈中處於劣勢。這種情況發展到最後，各地區領導人為了有機會進入決策中心並影響權力與資源的分配，不得不將所持有的其他領域的議程統統轉化為表達「民族」的訴求，宣稱這些都代表著「民族」的權利和利益。

再次，共同國家的日趨孱弱為分離主義提供了機會。

在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國內政治經濟體制的一個明顯特徵就是高度集權和僵化。但是這幾
個國家面對的是各個在語言、文化、經濟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迥然有異的群體。然而，越到蘇聯共產黨統治的後期。各加盟共和國在經濟上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後，社會文化等方面也開始越朝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首先，區隔化結合的組織方式會激勵每個自治地方的領袖利用與其他人的合作來謀取私利。也就是說，在一種特殊形式的囚徒困境中。任何一個地方領袖都有動機利用與其他人的合作行為來搭便車，任何一個人都有動機來提高自己在政治餡餅中所能分得的份額。……即使沒有哪個領袖主動選擇去削弱聯盟，每個人都遵循這種搭便車的邏輯而形成的累積效應，也會實際導致這一結果。其
次，區隔化的國家使在不同的族群共同體中以不同的方式執行同種政策的可能性提高了，這導致各族群共同體可能實際上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它們的需求和偏好變得日益不同，而全國性的統一政策則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Roeder，2004：43)

羅德還指出，聯盟中央已越來越難以找到一種政策，既能滿足日益自由和民主化的愛沙尼啞的需要，又能滿足越來越實行領袖崇拜(personalistic)和專制的土庫曼的需要。特別在經濟領域，原來的計劃體制，既使得一些主體民族感到自身發展受到牽制，也助長一些落後地區的依賴心理和平均主義思想。統一政策很
難制訂也很難執行，就更難繼續得到各加盟共和國對原來那種高度集中體制的認同。面對這一困境，中央政府的應對方式是將更多的決策權下放至地方。人們一般都把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三方所簽署的別洛韋日協議(Belovezhskaia—Pushcha Agreement)當成蘇聯解體的標誌性事件。但羅德認為，蘇聯解體在之前已是既成事實，這一協議並沒有起到肢解的作用，只是對解體進行確認和宣告而已。真正使這個國家消亡的，不是資
本主義制度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而是以族群為單元的區隔化組織形式。

最後，共同國家出現「崩盤」式的解體過程。

蘇聯的解體發生在1991年的短短數個月之內，這期間接連發生了幾件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從波羅的海j國發生「一月事件」，在分離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到中央聯盟為解決面臨的解體危機，而舉行決定是否保留蘇聯的全民公決，再到戈爾巴喬夫與九個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發表「9+1聯合聲明」，最後，在「8·19」事件後，統一的蘇共已不復存在，一體化的蘇聯失去了政治上的保證和所有的聯繫紐帶。這一系列事件，其迅速和
激烈程度讓整個世界都目瞪口呆。羅德的研究透過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將解體理解為一個系統而有層次的演變過程。

在最後的日子裡，每個實行區隔化組織方式的國家都變成了一個脆弱的聯盟，並最終迅速分崩離
析。這種「崩盤」式的解體反映出，聯盟的任何部分的分離都會影響到其他部分的分離動機和機會。當
第一個試圖脫離聯盟的族群共同體取得成功後，繼續維持聯盟的成本便提高了。而其他仍留在聯盟內的族群共同體尋求分離的代價則降低了，這樣，第二個試圖脫離聯盟的族群共同體就達到了它的「臨界點」(tipping point)。這第二次分離的成功實現，又會進一步改變其他還留在聯盟內的族群共同體的
成本收益結構，從而使第三個族群共同體達到它的「臨界點」，依此類推。(Roeder，2004：42)

蘇聯的民族自治單位很多，但蘇聯在解體的時候並沒有無限地分解下去，蘇聯的解體在族群自治地方 (homelands)即加盟共和閨這第一層級就停了下來，而那些沒有明確族裔基礎的行政區，如俄羅斯聯邦中的
自治州(oblasts)，無法複製上一級的自治地方所採用的策略。所以，羅德認為區隔化制度還擔負了第二條「底線」(1ine in the sand)的角色，在第一條線被突破後，它使國際社會有可能努力去遏制主權國家繼續解體。

三、討論：民族理論——原生論和「想像的共同體」

前面曾提到過對一些民族國家獨立訴求獲得勝利的四種常見解釋。羅德認為，由於實施分離運動的各加
盟共和閨在經濟發展、軍事力量、民族主義等方面的各異，這些解釋既得不到統計上的支持，也無法就這些差異性提出合理而令人信服的說明。但是，在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個共產主義聯盟圓家中，都實行了以族群為單元的區隔化制度，因此，民族主義和國際認同可以透過區隔化制度這個稜鏡，對新民族國家的產生和模式發生影響。羅德還進一步提出，強烈的大眾民族主義並非是成功實現民族國家訴求的必備條件，而且這一訴求還必須不被其他替代性訴求所挑戰，這砦替代性民族訴求(an
alternative national claim)包括維持聯盟的完整性，或是謀求加盟共和國內部某族群地區的獨立。

蘇聯的經驗顯示，政客們能夠成功發布民族國家訴求的地方，並不僅僅是那些民眾更多分享某種共同民族認同的地方，還包括那些民眾根本不曾形成任何民族認同的地方，以及政客們能夠控制替代性認同表達的地方。區隔化制度為這些蘇聯內部原始民族國家-(proto—nation—states)的領導者提供了其他國家的族群精英無法通過以替代性計划動員民眾而勝過的國家訴求。(Roeder，2004：43)

在這裡，有必要對長期主導蘇聯等多族群國家的民族理論進行探討。在這些國家的社會科學界，關於族
群性的探討長期被「原生論」(primordial)所主導，該理論把族群性視為一種客觀的「假設」(giwn)，視為人類的一種原生特性。將族群看成變動不居的定義，也被蘇聯的領導人所接受，用來作為鞏固團結和政治動員的
工具。這方面典型的有斯大林的民族定義，即民族是擁有共同領土、經濟、語言和心理認同等客觀共同特徵的人們共同體。在蘇聯建國和民族政策設計之初，國際和國內的一系列的挑戰，使得當時的許多做法既缺乏靈活性，又顯倉促。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在於，很難沿著各族群居住地來劃分各條邊界，因為在許多地區的各族人口是混居的，族群社區的邊界也是變動的。為了能體現蘇維埃體制的優越性，能讓各民族有自決權，實現十月革命前對建立各族群共和圍聯邦制的政治承諾，蘇聯新政權採取了以在祖居地佔支配地位的命名民族(tim— lar)來界定自治疆域的方案。但是這一方案往往使這些地區的許多非命名族群長期處於權益被剝奪地位，族
群身份所帶來的歧視和壓抑也為將來的矛盾埋下了隱患。這種將族群身份在個體(民族身份)和政體(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等)多個層面加以制度化的做法，毫無疑問是把「民族」這一定義與國家公民權相聯系的任何機會都棄之不顧。蘇聯解體後，各國的公民們在按照一個類別即「國籍」(nationality)填寫護照申請和其他文件時，依然遇到一些困難。生活在俄羅斯聯邦的韃靼人或烏克蘭人理解不了在文件上所要填寫的是
國籍(citizenship)而不是族屬(ethnic affiliation)這種做法。①

羅德認為，在沒有屬於自己的國家的前共產主義時代，俄羅斯沙皇帝國的居民只是教民(parochials)，而並未形成一個民族(a people)的身份認同。而大眾和精英對「民族」概念的理解很不相同，應該說，蘇聯時代的
區隔化制度塑造和協調了各族精英和大眾對於「民族」的想像，而且創造了雙重認同，並使地方領袖成為裁定
這兩種認同之衝突的仲裁人。

也就是說，蘇聯時期的區隔化結合併非僅僅製造了民族國家，相反，它賦予兩種認同以國家身份(statehood)的特權地位，即蘇維埃和命名民族(titular nationality)，並使二者都成為現實。在將族群打造成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地方領袖享受了政治壟斷權——除了他們，沒有其他人可以代表該民族說話。……「以民族為形式，以社會主義為內容」(national in form，socialist in content)的要求意味著地方領袖同時也在宣傳另一種想像的共同體——蘇維埃民族(the
Soviet people)，這一共同體同樣有權力建立自己的國家。(Roeder，2004：44)

共同國家為了避免由原生主義可能引發的強烈的民族自決或獨立情緒，維護多族群國家的統一，常常將各族群成員的族群意識向「工具主義」的方向引導，希望通過一種「報償交換」的互惠關係來保證地方領袖能「對上負責」。這也是羅德所界定的「族群聯邦主義」制度的運用邏輯。但意料之外的後果是，各族群共同體被「塑造」成了利益集團，地方精英也變成了與共同國家進行利益博弈的代表，各族群之間的關係也演變成了爭
奪政治和經濟資源的競爭關係。事情發展到最後充分證明：聯盟中央試圖在各族群成員中建立起對蘇維埃的認同，並使他們反對自己加盟共和圍領袖尋求獨立民族訴求的努力，大都無可挽回地失敗了。

而按照被廣泛接受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下的定義，民族是一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1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②在新的時代觀念和「印刷資本主義」的推動下，民族填補了因君主制和宗教衰弱而留下的空間。事實上。正如建構主義理論所認為的，在蘇維埃特殊體制和模式
下，大多數蘇聯公民擁有兩種甚至三種認同，這些認同如同俄羅斯套娃一般，從蘇維埃國家到某個民族國家 (nationality—state)，再到某個自治地方。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不同層次的認同意識會在何種環境下被激發出
來。在蘇聯後期．雙重認同的矛盾性表現得很明顯，這在1991年的公投中就有體現。羅德認為，民族主義和謀求獨立「民族計劃」(national
project)的成功之問的關係是不確定的，在民族國家缺位的情況下，民族認同很
少在民族獨立之前發揮作用。民族國家的勝利表面上源於大眾民族主義的覺醒，而這正被族群領導人作為地區「行政升級」的借口。

「區隔化制度」理論強調「國家身份」(statehood)對民族主義成功的重要性，知識分子的豐富想象力製造了大量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計劃」在世界上大量存在，有一部分是以「國家身份」存在(以獨立或部分自治的方式)，「國家身份」與想像相互配合，使這些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加強有力。 (Roeder，2004：56)

為了驗證這一論斷，羅德還在統計上驗證了區隔化制度和民族主義挑戰之間的可觀察關係的真實性，結
果顯示，所有的證據都支持該結論。最後，為了測量區隔化制度是否提高了發生族群危機的可能性，他使用了 Logit分析的統計模型，通過案例的分析和比較得出結論：

以區隔化制度而非統一制度的方式結合進國家體系中的族群，發生族裔民族危機的概率會高出60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在這10年中，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個以區隔化制度方式結合的族群至少一次捲入族裔民族危機的概率是77％，而以統一制度方式結合的族群的這一概率只有 17％。根據這一估計。區隔化制度將危機的發生可能性從1／6提高到4／5。在以區隔化制度結合的族群中。這些族裔民族衝突轉化為暴力衝突的概率也要比以統一制度結合的族群高出31個百分點。對前者而言(區隔化結合)。衝突升級至暴力的概率是32％。而對後者而言(統一性結合)，這一概率
則不到l％。區隔化結合會造成額外的，且更實質性的影響。(Roeder，2004：52—53)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如果這些共同聯盟的領導人能及早對民族政策進行調整，在緊要的關頭作出審慎的
決策，是有機會避免和戰勝民族主義者的挑戰的，許多人為此作出了犧牲。羅德的「區隔化制度」理論提醒我
們，這種民族主義的衝突可能會繼續存在，因為許多國家還在不斷地製造「區隔化機構」。一旦「區隔化制度」與「民族建國計劃」(national projects)結合起來，並使某個族群獲得了與共同國家相對抗的力量，那麼，事情
已無可挽回，統一的國家將很難維持下去。

四、啟示：民族區域自治一族群和地域該如何協調?

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強調的是中華文化對周邊族群的「教化」和周邊各族群對中華文化的自然吸收。在具體的治理實踐中採取的是「因俗而治」的理念，它強調的既不是人種也不是地域。而是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及價值觀的差別。不可否認，這一理念是中華多民族統一體得以吸收諸多民族並保持政治穩定的思想基礎，是我國中央王朝處理和周邊族群關係的歷史經驗。近代西方的「民族」概念進入中國並作為中國國家的組織
原理被吸收並且在新中國的制度建構巾得到實踐，毫無疑問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因為傳統的天下思想把「夷狄」、「華夏」之間的Ⅸ別僅僅看作是接受「教化」程度的差異。而近代的民族主義則號召以「民族」劃
分你我。「天下觀」與「民族國家」，一個開放，一個收斂，二者的性質截然相反。

①
國家邊界的強化是我們今天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但如何在現代國際政治秩序影響下。既能保持國家統一，培育全體國民的現代公民意識，又能維持中華民族認同的歷史延續性?安東尼·史密斯指出：在由民族的
傳統和文化以及它與眾不同的遺產所建立的清晰參數中，起作用的正是變化。變化只能在清楚的界限內發生。即使變化是突然和分裂性的，只要沒有完全毀滅民族，這種變化也就會產生被群體成員在文化上吸收的新成分。②民族認同這種在變化中延續的性質也告訴我們，必須以新的視角和思路來處理當前的民族問題，
而且必須清楚認識到在處理民族問題的思路上，對外和對內應該有本質的不同，民族困家以國境線為邊界，族群聚居區以族群為單元劃分，雖層次不一，卻能產生類似效果。菲利普·羅德這篇文章總結了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體的教訓，提出「區隔化制度」這一重要概念。這種以「民族」為單元來劃分行政區域的做法，不僅人為強化了各族群之間的地域邊界，還催生並加強了各群體的「民族意識」和相關聯的「領土意識」。

同樣作為一個多族群國家，我國在1949年建國以來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時候，吸收和借鑒了蘇聯的不少經驗和做法，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民族識別」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不僅行使一般的地方國家機關的職權，而且能夠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許可權
管理本地的財政．組織本地方的公安部隊，可以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關於民族自治區的建立有三種情形：一是少數民族的一定聚居；二是由一個大的少數民族聚居區為基礎
並包括個別人口較少的其他少數民族的聚居區；三是在民族雜居地區建立自治區，有利於民族間的互助合作，從而有利於各民族的發展。①例如，在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時，那裡除了維吾爾族外，還有12個民族，因為維吾爾族在新疆是主體民族，當時佔總人口70％以上，所以「帽子」還是戴的維吾爾。其他幾個自治區的
名稱也是雙關的，既是地名，又是族名。中國接受蘇聯的「民族」理論，從政治的層面上將漢族和其他各少數民
族的關係表述為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共同繁榮，這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在1957年3月25日全國政協召開的「邀請廣兩籍人士協商建立廣西僮族自治區會議」②上，周恩來指出：「我國歷史上事實存在著大漢族主義，漢族處於優勢，得到了，發展，少數民族處於劣勢，不易得到發展，而且常受到欺壓，……漢族應該幫助少數民族共同發展。」當時在成立僮族自治區問題上有分與合兩個方案，即：一個是在廣西省的建制基礎上，改建廣西僮族自治區，稱為合的方案；一個是把廣西一分為二，東部保留廣西省的建制，西部建立省一級的僮族自治區，稱為分的方案。周恩來也指出：「廣西漢族人口多，占的地方小，僮族人口少，占的地方大。將來發展工業、擴大農業，大部分在少數民族地區。可見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墨)以上這些以族群為對象的制度性安排，其
出發點是好的，也得到了各族群眾的支持．在經濟、教育和文化各個領域中的特殊政策和補助，客觀上推動了當地社會的整體性提高。但是在這些制度的建立和推行過程中，當我們以族群為單位從制度上保障少數民族各項政治權利時，也不可避免地把我國的族群問題「政治化」，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一些族群向加強其「民族意識」的方向發展。④

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屬於聯邦制國家，蘇聯憲法曾賦予各加盟共和國以主權國家的地位和自由退盟的權力，這種雙重主權的法律原則為統一聯盟的分裂埋下了伏筆。同時，這種體制所具有的歷史局限性和潛在問題都在後期暴露了出來，包括羅德在內的許多西方、蘇聯和中國的學者都對此作了深刻的剖析和總結。中國目前在對少數族群實行優惠政策的地區，一些優惠政策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常適得其反，引發族群間的一些矛盾。而在蘇聯時期的一些地區，也曾存在過當地的命名民族和非命名民族的矛盾，一些民族在政策的支持下強化了自己的特殊主體地位。同樣，培養少數民族幹部長時期是蘇聯和我國民族政策的一部分，「民族成分」是選拔各級黨政幹部的重要條件，在這樣的政策和制度環境下，他們的「族群意識」向「民族意
識」轉變並逐漸強化的現象，應該引起關注。

對於任何國家來說，處理周內族群關係，促進和諧和共同繁榮都是—個難題，一方面要維護各族群的語言、特徵、宗教等文化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要維護國家的統一局面而不至於造成「認同衝突」。在國際上，沒有全面設置「民族」區隔化制度的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國也面臨著不同程度的族際衝突，但各少數族群獨立的「民族意識」總體上並沒有朝著強化的方向發展。同時，儘管這些國家也為土著族群(印地安人、澳洲土著等) 設立了「保留地」，而且這種組織架構似乎體現了保護族群多樣化的包容性，但是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這些「保留地」的土著群體不但沒有融入這些高度現代化的工業社會中，反而不斷邊緣化，其傳統文化也處在「自我消亡」的過程中。因此，只是片面強調各族群地區的特殊地位，而把這些地區「區隔」在國家政治經濟發展體系之外，其結果將使這些地區的少數族群成員無法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成為享有一切平等權
利與發展機會的公民。那麼，設立「區隔制度」以保障少數群體權益的初衷在實踐中的效果將適得其反。

所以，「區隔化」理論最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這種以族群單元來區隔的方法，不僅培育出的是小群體的「民族精英」，而且這一制度還為他們提供了與中央進行博弈的條件。隨著當地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民眾對本族群的認同和自我意識也在不斷加強。中國和這些已解體的前共產主義國家雖然在政權組織形式上、在憲法對民族自治權利的規定上存在很大的差別，但是制度在設計之初所遵循的基本理念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蘇聯解體的歷史軌跡中有許多值得我們警醒的現象，我們不應迴避這一前車之鑒。(區隔化制度的失敗和民族國家的勝利——讀《民族國家的勝利: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體的教訓》，盧露，，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西北民族研究》)

2008年2月17日，塞爾維亞自治省科索沃單方面宣布脫離塞爾維亞共和國獨立，這是繼南斯拉夫聯邦解體、
塞爾維亞和黑山(國家共同體)和平分手之後，發生在南
斯拉夫聯邦土地上的第三次「裂變」，它在世界上引起軒
然大波。如今，人們還在熱議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產生的法理問題和對該事件可能產生的國際政治影響表示擔
憂，但更重要的是，人們應該釐清原南斯拉夫聯邦構成單位為何不斷「裂變」的深層次原因。客觀地說，其中的原因多種多樣，南斯拉夫聯邦解體和塞爾維亞和黑山和平分
手主要是內部矛盾之使然，而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則主要是外部勢力推動的結果。

南聯邦解體的原因——多重矛盾並發

1989年東歐政局劇變，在外部的消極影響和內部的多
種矛盾的共同作用下。1991年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和馬其頓先後宣布率先宣布脫離南聯邦獨立，次年，波黑宣布
獨立，餘下的塞爾維亞和黑山組成南斯拉夫聯盟。政治安排上的弊端、經濟發展中的困難，以及長期潛伏的民族問
題的凸顯是造成南斯拉夫聯邦解體的主要原因。

1，政治因素

南共聯盟的「聯邦化」和多黨制是導致南聯邦解體的
主要政治原因。在鐵托時期，南共聯盟實行「一元化」，
雖然不時有共和國對聯邦的政策提出異議，但絕大多數都在聯邦層面上予以解決。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南共聯盟的「聯邦化」傾向不斷加強，這直接導致各共和國離心力呈加速度發展。南共聯盟的「聯邦化」傾向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即組織與領導機構的「聯邦化」和政治主張的「聯邦化」。所謂組織與領導機構的「聯邦化」，是指1969年南共聯盟「九大」之後共和國共盟組織在統一的南共聯盟範圍內的平等地位和自主性得到加強，而南共聯盟的統
一性受到削弱。南共聯盟「九大」還催化了政治主張的
「聯邦化」，即南共聯盟開始將關注的重心從工人階級的階級因素轉向民族因素，開闢並完成了使共和國甚至自治省轉變為國家的過程，動搖了南斯拉夫團結和統一的
共同體的根基。雖然後來的幾次共盟代表大會圍繞「聯邦化」問題進行過激烈的辯論，甚至後來的新黨章意欲削弱「聯邦化」傾向，但現實生活中，「聯邦化」傾向依
然在發展。「聯邦化」直接助長了各共和國的「自治」和「分離」傾向。隨著南共聯盟「聯邦化」傾向日益加劇和南共聯盟作為執政黨的威信急劇下降，人們把目光轉向了多黨制。 1989年以後，形形色色的政黨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 1990年7月，南聯邦議會通過了《公民結社法》，多黨制得到法律的確認。到1990年底，南斯拉夫聯邦內成立的各類政黨多達248個，其中全國性的政黨組織有33個。然而，各共和國中無論哪一個政黨獲勝，它們依靠的都是「維護本民族利益」的大旗。因此，有人認為，在諸多導致南聯邦解體的因素中，多黨製取代南共聯盟的集中統一
領導是最最直接的原因。

2、經濟原因

20世紀70年代末，南斯拉夫經濟增長放慢、失業增加、通脹加劇、外貿逆差擴大、外債迅速增加。80年代初，當還債高峰到來之際，發生了債務危機，進而導致
了全面的經濟危機。80年代下半期，整個經濟陷入滯漲。 1986—1990，社會產值年均增長率為零。通脹率從1980年的30％攀升至1989年的2665％。經濟危機深層次的原因
包括：投資和消費長期超過本國生產能力、經濟結構比例失調日趨嚴重、共和國經濟閉關自守，地區差距不斷擴大、
外貿逆差增長。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南斯拉夫一部分人把原因
歸於外部因素，不願意承認體制的弊端和政策的失誤，另一些人則把原因歸於社會主義自治制度。認識上的混亂使
南斯拉夫難以採取統一行動克服危機。

3、民族風波和共盟內部政治鬥爭引發社會動蕩

早在1981年3月，科索沃的少數阿爾巴尼亞族大學生就開始要求政治權益。10年後，它已經發展為曠日持久的政治鬥爭和民族衝突。被這場鬥爭捲入的不只是塞爾維
亞族和阿爾巴尼亞族，而且是南斯拉夫共同體的所有構成部分。它構成了南斯拉夫危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導致國
家分裂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在民族矛盾不斷激化的同時，南聯邦的社會經濟狀況
迅速惡化，這引起民眾的極大不滿，罷工事件屢屢發生。在1987—1988年7月期間，共發生罷工2527起，參加者多達33萬之眾，他們反對通貨膨脹、要求撤換政府領導人和改善經濟狀況。面對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社會動蕩，共盟領導人對
如何解決問題化解危機分歧很大。領導人之間經常發生爭吵、相互指責，甚至煽動民族敵對情緒、動員群眾、操縱
輿論工具來為排除異己、安插親信的爭權鬥爭服務。同時，反對黨不斷出現，這不僅加深了共盟領導層的分歧與矛盾，
也進一步惡化了已經十分複雜的社會局勢。在此情形下，各共和國的白行其是的傾向越來越明
顯。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通過秘密渠道在國外大量購買武器，為未來的獨立創造條件。1991年1月，克羅埃西亞建立起3萬餘人的警察部隊；1990年12月和1991年5月，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分別就獨立問題進行了全民公決，
兩國主張獨立的人數均超過了94％。1991年，斯洛文尼
亞通過了99項憲法修正案，以便將聯邦掌握的國家職能
全部轉到共和國，並明確規定，以後聯邦議會通過的一切法律在斯洛維尼亞境內均無效。同年，克羅埃西亞議會以緊
急程序審議和通過了60多項法律，以便脫離南聯邦。雖然塞爾維亞堅持聯邦制，但1990年通過的新憲法和隨後通過的經濟政策等法規，實際上已脫離了南斯拉夫聯邦的
基本原則。

黑山獨立的原因——同床異夢

1991年南斯拉夫聯邦解體後，黑山與塞爾維亞於 1992年4月組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此後。兩個共和國
在政治發展目標、經濟改革和對外關係等一系列問題上的歧見日益增大，雖然塞爾維亞政治家同意以更改國名和在 2006年2月之後各自有權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確定自己的未來等重大讓步來試圖保持聯盟，但在2006年5月21日黑山舉行的全民公決中，還是有多達55．5％的投票者選擇
了與國家共同體分道揚鑣。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1、兩共和國在實體規模和經濟現狀上差異過大

塞爾維亞的人口是黑山的12倍，經濟規模為黑山的 lO餘倍，國土面積是黑山的5倍。但國家聯盟的政治安排幾乎是對等的，聯盟最高行政職位的分攤幾乎平分秋色。
相互關係中最大的矛盾是經濟協調問題。塞、黑經濟結構差異很大。雙方使用不同的貨幣(2000 年，黑山將德國馬克作為黑山的唯一法幣)，且任何一方都不願意放棄剛剛穩定下來的貨幣，這就阻礙了聯盟成立
單一的中央銀行和統一的貨幣政策，建立統一市場於是成為一紙空文。
塞、黑沒有統一的關稅體系。塞爾維亞一直是採取較高的關稅(平均為12．5％)來保護從社會主義時期繼承下來的工業(主要是金屬工業和紡織品)，而黑山則是以服務業為基礎的開放型經濟，它的關稅平均只有3．5％。塞爾維
亞要求黑山把關稅提高到與自己相同的水平，而黑山堅持認為兩個共和國必須與歐盟協調，要求塞爾維亞降低其關
稅至少到歐盟的水平。塞方表示，「或者黑山提高關稅，或者我們不與它共處。破壞我們的國家經濟去換一個準國家
對我們來說是不可接受的。」塞還批評黑山在打擊走私和有組織犯罪上沒有儘力，進出口貿易也極不均衡，這些都
會對自己造成拖累。黑山則指責塞的通貨膨脹壓力(2005 年黑山的通貨膨脹率為3．5％，而塞爾維亞達到了16％)，進展緩慢的私有化以及缺乏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國家聯盟
內的軍事改革步伐緩慢，對塞爾維亞憲法中規定的人權保護不力，沒有與前南斯拉夫國際罪犯法庭充分合作，科索
沃地位問題久久擱置不決，與克羅埃西亞和波斯尼亞的領土爭端也沒有得到解決等等。

2．國家聯盟政策在兩共和國內沒有得到充分支持

在塞爾維亞，聯邦主義者批評國家聯盟。他們認為，這個聯盟在法律上賦予了黑山與其大小不成比例的權力，進而使聯邦的決策更加複雜化並阻撓了塞爾維亞的改革。
而追求塞黑統一的人也逐漸表現出不滿情緒。他們認為．國家統一的雄心不斷被紊亂的國家治理所蠶食，國家聯盟
阻礙了塞黑各自經濟發展和改革的進程。對此，必須找到一個徹底的解決辦法，或者把它轉變成一個「真正的聯邦」，或者把塞爾維亞和黑山分開。
黑山雖然在與塞爾維亞「平起平坐」中獲得了眾多好
處，但它認為，塞在人盟問題上拖了自己的後腿。黑山認為，在與海牙國際犯罪法庭合作問題上自己履行了義務，但塞
沒有盡到職責(塞爾維亞拒絕逮捕和引渡姆拉迪奇將軍等前南「戰犯」，歐盟於2006年5月初中斷了與塞黑的入盟
聯繫)。由此黑山認為，要進一步接近歐盟，就必須從已
失去實際功能的國際聯盟中「突圍」。在黑山自由聯盟強
烈要求獨立的情況下，政府領導人杜賈科維奇亦被聯合執政黨中勢力龐大的親獨派指責為出賣了黑山獨立權，為了
維護政府穩定，他承諾支持在2006年就獨立問題進行公投。上述兩個因素使得支持獨立的人數突然增加。

科索沃「獨立」的因素，外部推動

如果說南斯拉夫聯邦解體和塞黑共國家(共同體)主要是國內因素之使然，那麼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則更多
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從外部推動的結果。科索沃走向「獨立」經歷了三部曲：科索沃問題國際化、國際託管和
歐美國家的推動。

1，科索沃問題國際化

科索沃問題國際化由內外兩方面因素促成。在內部，主張以武力方式達到獨立目的的「科索沃解放軍」的恐怖主義活動不斷升級，其目的在於挑起同塞族的武裝衝突，
以期誘導國際進行軍事干預。在外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採取一系列行動旨在使
科索沃問題國際化。首先，美國不顧南聯盟抗議，在紐約召開有阿族各黨派和塞爾維亞一些反對党參加的科索沃國
際會議。其次，製造輿論，將塞爾維亞當局描繪成為種族清洗和種族屠殺的施暴者。為從外部干預科索沃事務尋找
和製造「口實」。第三，偏袒科索沃阿族極端分子。在塞爾維亞當局派軍警向不斷製造恐怖主義事端的科索沃解放軍進行打擊時，歐美國家出面，推動聯合國通過了1199 號決議，要求衝突雙方實現停火，並要求南聯盟軍隊撤出科索沃。第四，為了進一步從外部干預科索沃事務，前南問題六國聯絡小組於1999年1月22日向南聯盟提出苛刻要求：(1)允許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赴科索沃進行司法檢查；(2)塞爾維亞當局撤出1998年lO月之後
進入科索沃的特種警察部隊。一個星期後，聯絡小組外長發表聲明，要求南聯盟和科索沃赴法國朗布依埃進行政治
談判，並限期達成協議，雙方談判的基礎是六國聯絡小組方案，且方案內容的80％不得改變，而且北約在科索沃駐軍的內容不得進行談判。南聯盟雖然同意科索沃進行自治，但堅決拒絕外國以任何名義進駐本國領土，因而拒絕
在協議上簽字。朗布依埃和談失敗是科索沃阿族極端分裂主義分子所期盼的，他們藉此「邀請」到北約對南聯盟進行大規模軍事干預。

2、國際託管

1999年6月北約停止對南聯盟轟炸後，聯合國安理會
通過了有關科索沃問題的1244號決議。決議承諾保持南聯盟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在科索沃實行高度自治和有效的
自我管理，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使團(UNMIK)將負責「管理」科索沃。託管期間，UNMIK幫助科索沃完成了一個獨立國家應有的幾乎所有法律和行政機構建設，使科索
沃向實際獨立邁出了重要步伐。 2001年5月，UNMIK出台了憲法框架，建立了科索沃自治政府臨時機構。此後，UNMIK將越來越多的行政能力轉移給科索沃自治政府臨時機構，甚至賦予科索沃自
治政府只有主權國家才擁有的對外交往權。科索沃還建立了市政府和由國際社會監督的警察機構。同年11月，科索沃(在歐安組織的監督下)舉行了第一次議會選舉，組成了多黨聯合政府，併產生了總統和總理。

3，美歐國家裹挾聯合國推動科索沃獨立

2005年lO月24 ，在美、英等國的推動下，聯合國
安理會同意啟動科索沃最終地位談判進程，並於11月任命芬蘭前總統阿赫蒂薩里擔任負責協調談判進程的聯合國
秘書長特別代表。從2006年2月10日到9月6日，塞爾維亞政府和科索沃阿族代表在維也納共進行了10輪談判。雙方的談判只在技術問題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而在科索
沃是否應該獨立這個原則問題上的立場南轅北轍。有鑒於此，阿赫蒂薩里決定終止談判，並於2007年2 月2 提出了《科索沃最終地位確定的全面提案》。雖然阿赫蒂薩里在提案中並未明確提出科索沃應獨立，但在給
聯合國秘書長的信件中明確主張科索沃應該獨立。他認為，鑒於科索沃過去的歷史和今天的現實，科索沃重新加入塞
爾維亞不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也無法繼續實行國際管理，唯一可行的方法是科索沃的地位應該是在國際社會監督下
獨立。他強調說，科索沃情況獨特，需要特殊的解決辦法。科索沃不應成為其他尚未解決的衝突的先例。
由於塞爾維亞的堅決反對，以及俄羅斯威脅在安理會否決阿赫蒂薩里方案的強硬立場，阿赫蒂薩里方案被放棄。 7月17日晚，巴爾幹問題聯絡小組向安理會提交了經修改
的科索沃問題決議草案。新草案建議再給予塞爾維亞和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120天的談判期，刪除了阿赫蒂薩里草案中關於如果談判失敗則讓科索沃自行獨立的內容。俄羅斯認為新草案換湯不換藥，依然是以促使科索沃獨立為主
旨，堅持拒絕允許草案在安理會獲得通過。最終，西方國家表示同意俄羅斯的建議，敦促貝爾格萊德和科索沃阿族
重起談判。 8月30日，塞爾維亞和科索沃阿族代表在維也納重啟談判。雖然塞方表示了最大的誠意，提出了低於獨立高於自治的一切可能的方案，但此時的科索沃阿族人已經心知
肚明，如果與塞爾維亞當局的談判沒有結果，科索沃阿族人獨立的要求會自然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支持。
因此，阿族代表團將120天視為「垃圾時間」，對貝爾格萊德的所有提議置之不理。結果，談判無果而終。
談判破裂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政府不斷發表聲明，聲稱獨立是解決科索沃問題的最佳選擇，更加積極地
推動科索沃走向獨立，拒絕俄羅斯等國家應繼續談判經濟分歧的要求。科索沃宣布獨立只是時間問題了。

當人們驚訝於南斯拉夫聯邦不斷裂變時，裂變本身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是沉思。首先，在一個聯邦制國家中，
奉行何種政策才能使居住其中的各民族團結共融，進而能夠維持和鞏固聯邦制?其次，西方國家為何一再慫恿一個正在走向「民主」的國家內部的分離主義勢力而使其不斷裂變?它符合誰的利益?第三，在歐洲一體化如火如荼的大趨勢下，南斯拉夫的不斷裂變是否與歐洲一體化的大趨勢背道而馳?它是歐洲民族國家建立歷史在今天的延續嗎?在(政治)全球化的今天，深入思考這些問題，對多民族國家準確把握國內外發展趨勢，審時度勢，制訂適宜
與和諧的民族政策，追求共同繁榮和發展，防範外部勢力為尋求自身利益借「民族」問題插手他國內政，甚至肢解他國的圖謀，無疑是有裨益的。（朱曉中，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當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