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華北群雄逐鹿時，左良玉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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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中國同時出現了四個皇帝。而此時身受詔命、手握重兵的左良玉，卻在歷史長河中顯得格外安靜。他既沒有北上拱衛北京，也沒有向任何一方投降，更沒有率眾策立南明，他究竟在盤算什麼呢？

《明史》中左良玉在1644年只做了一件事：鎮守武昌。很可能左良玉真正在做的是靜觀其變以謀求自保。原因如下：首先看他當時的心態。一是左良玉早有驕橫專任的先例，自十年前他在懷慶時與督撫意見不一開始，他便行「緩追養寇」之事，征戰之時不忘充實自己隊伍，對上級文告常有抵觸。因為皇帝急須武將征戰，所以對他的各類過失也懲戒極松。如1641年初左良玉抗命導致張獻忠破襄陽，最終朝廷也只敢讓左戴罪自贖。左良玉當知其中原因，所以當此關鍵時期，輕易出戰等於自斷生計。二是左良玉早年受侯恂提拔，1643年左良玉又連累侯恂下獄。左良玉對明末黨爭之事應該不陌生，侯恂是東林黨人，左良玉被牽入黨爭是必然的。弘光政權的掌權者中不少人反感東林黨，在朝中政敵環伺的情況下，顯然守在自己的地盤裡更為安全。況且武昌當時遠離戰火紛飛的華北，又俯視政局紛擾的江南，相比之下是難得的平靜。

（《桃花扇》中的左良玉）

再看他當時自身的狀態。1642年，左良玉在朱仙鎮被李自成打敗，致使其部精銳損失大半。此後，李自成追，左良玉就躲。左良玉後兩年平定鄂西也基本是等張獻忠、李自成主力開走趁虛而入。史稱晚年的左良玉「老且病，無中原意」、後期的左部「法令不復相懾」，這既說明左良玉勇武不復當年，也能看出元氣大傷之後，左部的新兵比例也大幅上漲，其紀律性和戰鬥力都衰減不少。綜合後來左良玉「清君側」之事，按《明史》說法是黃澍私自和部將盟誓，用眾意綁架了首領。左良玉對部下的駕馭也遠不如前，此時開拔至外地，很多事情怕是主將決定不了的。由是，左良玉應該知道參與角逐的風險，選擇坐守自保較為妥當：既不參加中原事務以免戰損，也不自立大旗以躲征伐。左部兵八十萬，這種數量級的兵團無論是對南明所倚重的四鎮，還是對清朝，還是對大順，實力都極為可觀，加之周邊軍政大員何騰蛟、袁繼咸與左良玉交好，左部進攻不足，自守足恃。

最後從當時一些事件上論左良玉以沉默之錶行自保之實的行為。先是1644年之前，面對李自成在華北的威脅，左良玉選擇往南退，併流連於武昌、九江一帶，劫掠沿途城鎮，放任手下威脅中央。左良玉既是順流而下，卻也是把自行與中央隔離，並行自我充實之事，割據一方的企圖已現。再者《南渡錄》上也提及了一些材料，袁繼咸評弘光政權優待左良玉：「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李清則說「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系人心，豈可舍孫立侄！況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扶楚，鄭芝龍扶益，各挾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可見當時的士人也清楚左良玉無意自立，但自保的傾向很重。參考文獻[清]張廷玉等.《明史》[明]李清.《南渡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