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對歷史的影響如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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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提供了普及性的記錄歷史的可能，但不甚嚴肅的低門檻對史學的職業化和史學的追求客觀求真求實的衝擊究竟如何

口述史可以分為口述史學與口述史料兩大領域，而口述史料，一直都是與文獻史料、實物史料並列的重要史料來源之一。司馬遷寫史記時就搜集了大量的口述史料，並將其去蕪存菁，載入史記——比如荊軻刺秦這段史料，他就是親自向夏無且要的口供。不過古代沒有錄音機，口述史料產生之後自然要被記載下來——這就變成了文獻史料。在這種轉化的過程中可能就會被加工甚至扭曲，原汁原味的口述史料可謂少之又少，不過也不是完全沒有。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臣孔克堅
謹身殿內對百官面奉聖旨。
上曰：「老秀才近前來，你多少年紀也?」
對曰：「臣五十三歲也。」
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當。你常常寫書與你的孩兒，我看資質也溫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你家裡不讀書，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寫書教訓者，休怠惰了。於我朝代里，你家裡再出一個好人啊不好？」

這個故事我在喪心病狂劉老濕：古代帝王平日說話會文縐縐的嗎？這裡提到過。估計是孔克堅心裡不太舒服的緣故，所以朱元璋說的話被原汁原味的記載了下來，感覺口音都要從文字里蹦出來了……

不過現代人想要準確獲知這些口述史料的原始狀態當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人可能就有一些誤解，覺得口述史是這幾年才搞起來的事。實際上這幾年火起來的口述史應該歸到口述史學的範疇內。說到這裡咱們就必須提一下西方史學研究中的口述史料了：19世紀以前歐洲史學大量依賴口述史料，等到蘭克學派興起，德國人將文獻的地位抬高到無以復加，口述史料的地位一落千丈。從此文獻學在西方史學研究中一枝獨秀，這個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可問題是蘭克學派覺得口述史不靠譜的原因是這些史料無法記錄不可檢驗，那麼隨著錄音、錄像技術的不斷進步，原本無法被保存下來的口述史料可以被保存下來了！所以大家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咱們不再轉述、記錄這些口述史料，而是把這些史料原汁原味的記載下來，然後進行運用，可行不？

當然可行啦！

在這種事情上科技達人美國比其他國家都更積極，又沒有歷史包袱，所以理所當然的成為了口述史的首倡者。口述史研究的權威美國口述歷史協會認為：「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為一種記錄歷史文獻的現代技術而確立自己的地位的，當時哥倫比亞大學的歷史學家內文斯開始錄製美國生活中的要人們的回憶。」而開山怪內文斯則把口述史定義為「用現代科技產物錄音機、錄像機來實現口述語言、聲音、形象的保留，是有聲音可傾聽，可觀賞的歷史。」所以如果說到現代的口述史學，那麼十分明確：它就是伴隨著錄音、錄像技術的發展一起發展起來的，而一些史學家們認為這種被原汁原味記錄下來的史料其價值極其巨大（沒經過加工嘛），甚至優於文獻史料。比較極端一點的觀點如翦伯贊：

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為歷代的統治者都是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好話說盡，壞事做完。但是有了瑣言一類的雜史則民間言語，亦獲記錄，而此種民間言語，則最為可信。

估計翦伯贊的觀點頗能代表一些人，可問題是，口述的人撒謊怎麼辦？

郝柏村還反駁中國官方有關抗戰時國民黨將領投降有多少人的說法……他對BBC堅持說，在八年抗戰期間，沒有一位國民黨將領向日本人投降，也沒有國民黨軍隊被日軍俘虜，有的只是全體陣亡。

或者說，所謂的口述史乾脆就不是口述的怎麼辦？

唐德剛提到《胡適口述自傳》時說：「像我跟胡適合作，我寫，你讀所以胡適留在哥倫比亞的原版錄音帶其實是我的稿子胡適照著念的。」

唐德剛都這麼干過，我們沒理由相信別的口述史就會比他的更「乾淨」。所以搞口述史的各位也就不太敢總在別人面前宣傳自己的東西絕對真實，就大陸的情況而言，私下的各種口述史實踐搞得風生水起，但是想真正在史學領域佔據自己的一席之地還是力有不逮。在真正嚴肅的學術領域裡，大家還是要把口述史料與其他史料一起運用、互相印證的。

「李宗仁是軍人他連寫封信都要找秘書，口述時也隨便講講，我必須細心地找資料去編，去寫、去考證、不明白的還要回頭和他再商討。」
「百分之十五是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從圖書館、報紙等各方面資料補充考證而成。」
「一般而言，大學者的口述史料大概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學術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史學與文學·唐德剛

回到題主你的問題上來，隨著各種錄音與影像技術的進步，口述史理所當然的會得到更大的發展。不過我個人倒不覺得這會對歷史學帶來什麼衝擊。從來只有抱怨史料不夠的，還沒有人抱怨史料太多的。再說即使是文獻史料與實物史料，也要經過一個甄別、遴選、運用的過程，口述史料自然也是一樣。對歷史學來講，孤證不舉是個起碼的原則，所以完全不用擔心大量口述史料的出現會對原本嚴肅的歷史學造成什麼衝擊。

從另一方面來講，口述史的極大豐富對一些喜歡滿嘴跑火車的歷史愛好者來講也沒什麼影響——地攤歷史學家的特點在於選擇性的運用對他的觀點有利的史料+胡說八道，這一點並不會因為史料的來源不同而有所區別。咱們舉個例子，關於袁崇煥的研究，嚴肅一點的有《袁崇煥研究論文集》、《袁崇煥學術論文集》、《明末清初華南地區歷史人物功業研討會論文集》、《袁崇煥研究論集》、《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通俗一點的有《袁崇煥傳》、文獻史料有《袁崇煥資料集錄》，可以說學術界幾十年的研究對袁崇煥這個人早就蓋棺論定了，在沒有更多新的史料出現以前想在袁崇煥的評價上面搞出點名堂來實屬難事。可你猜怎麼著？網上就是有一群人張羅著要翻案把袁崇煥打成賣國賊。你說有沒有口述史料會影響這些人跑火車么？我覺得不太會。

以上。

1.口述史學為史學研究提供佐證
　　從廣義上說，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證和重現歷史，而非解釋歷史。歷史研究僅僅依靠文字史料和實物資料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為補充，兩者必須相互印證，才能夠真正地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從狹義上講，被調查的當事人往往是重大歷史事件的直接參与者，其敘述的歷史事實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實性。口述史學家在訪談和取證時是以觀察者的身份出現的，他們不會也不可能別出心裁地提出新的憑證，這樣，口述憑證和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觀性。
　　2.口述史對於史學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帶來重大的變革
　　以往大部分歷史資料，均查之於圖書館、檔案館，所謂「無一字無來歷」，實際上是無一字不是來自文獻。文獻資料之與口述資料，一個死，一個活。文獻資料不能再生，口述歷史則有源頭活水。一個是「讀」歷史，一個是「聽」歷史。讀者與文獻的關係，只能是讀與被讀的單向關係，文獻不會說話，作何理解都是讀者的事。口述資料不同，不光受訪對象有聲音，可以與同一對象反覆對話，而且還可以就同一主題與不同對象重複對話，反覆驗證結論，不斷地去偽存真，去蕪存菁，其結果，可以使得研究結論越來越接近歷史的真實。口述史的開展，為歷史研究特別是當代史的研究，開闢了可以自由馳騁的天地。史學工作者可以從與世隔絕的深院，走向鮮活生動的民間。
　　3.口述史學為史學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理念
　　口述史不僅是歷史研究的一種工作方法，一種成果形式，也是一種新的理念。它突破了以往歷史著述偏重於政治和上層、較多地「自上而下」寫歷史的傳統，使普通人的生活、社會的變遷，人民大眾對歷史的認識更多地走進了史學領域，從而有助於把「自上而下」寫歷史和「自下而上」寫歷史結合起來。正如英國著名口述史學家P.湯普森所說，口述史學的最大作用在於，「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把歷史恢復成普通人的歷史，並使歷史與現實密切相聯。口述史憑著人們記憶里豐富得驚人的經驗，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描述時代根本變革的工具。」。口述史學家毫不隱諱地宣稱，證言也可以來自下層的非特權階級，其所表明的鮮明的社會性給當代史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
　　4.口述史學拓展了史學研究的視野
　　縱觀傳統的歷史文獻及檔案，能被載入史冊的不是統治階級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就是社會各界精英的所見所聞。可是在歷史研究範疇不斷拓展的今天，從事口述史研究的學者們重視的課題非常廣泛。包括城市史、社區史、社會生活史、藝術史、婦女史、普通民眾史、少數民族史、災難史等，涉及文化、社會，經濟等各個方面。學者關注的是能夠為傳統史學中沒有或者是少有位置的老百姓的聲音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同樣能反映時代面貌的事件留有位置。因此，來自於平民百姓的訪談資料，對於豐富和深化歷史的內涵，是具有深刻意義的。

偏。

高曉松在「魚羊野史」中將歷史分為劇場史，如岳飛，盡自己的想像、將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往上堆；
真實史，即歷史本來的面目，如司馬遷在對「史記」編寫時就特別注意一個公正態度；
家族史，基本上各說各的好，多是王婆賣瓜。

個人覺得口述史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高曉松所說的家族史，往往是口述方站在他的一個立場去訴說的一個歷史，事件中的另一方具體是什麼想法、怎麼回事往往不甚清楚了解，這樣口述下來最終會導致歷史的方向發生左偏或者右偏，對後來者了解真正公正客觀的歷史造成困難。

淺見僅供參考。

刪。

說來慚愧，雖然是歷史專業的學生，但是大四的時候才接觸口述史這個概念。當時校會為了慶祝華師一百一十周年校慶，開展了口述歷史的活動，分組採訪，然後總結成文參加比賽。當時和室友以及男友足了一個小組，被分配採訪的是華師校友，湖北經視的主持人談笑先生。採訪之前非常興奮，第一次接觸到省台的主持人，以至於忽略了怎麼準備採訪。於是我們採訪的時候非常尷尬，四個大四的小妹子採訪省台主持人。。。還沒有好好準備。我們大概採訪談笑先生這幾個問題：您對華師的最美好的回憶是什麼，您大學四年中最難忘的是什麼？您想對華師的學弟學妹們說些什麼等等毫無歷史內涵的問題。所以最後比賽的結果也可想而知。不過這一次口述校史的活動，倒讓我對口述史了解了一些。口述歷史對歷史有何影響？感覺能夠證明歷史的還是地下出土的文物和史書吧，當然史書也有前人的觀點。口述史第一敘述人存在主觀印象，每個人都會對那些感覺美好的或者與自己相關的事物記憶更加深刻一些，那麼敘述過程中勢必會有主觀色彩。第二，記錄人能不能客觀的記錄。口述校史活動中，一些獲獎小組的文稿我們也看過，語言偏向文學化，非常深邃而富有感情，個人覺得這不是記錄口述史的文體。去年放寒假前在中學歷史教學園地上看到一個活動，中學生口述史的相關活動，即中學生可以採訪老人等對象，整理口述史，並且可以搜集方言。很有意義的活動。本想把這個活動介紹給學生們，然而一來自身水平有限，無法指導學生，二來限於學生素養，真正會參與活動的學生寥寥無幾。


非常後悔大學時候學渣了。希望還是有機會讓學生做一做這個活動。
略微偏題了，見諒

這是當時採訪談笑先生的場景

1.低門檻不代表不嚴肅，或者按題主的意思，不那麼嚴肅？我覺得門檻的高低和嚴肅與否不存在邏輯上的對應關係。口述門檻確實低，低到人人都可以做。這也是口述的優勢，能推動公眾史學的發展，人人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每個人都能去記錄歷史。但是如果因此就認為口述不甚嚴肅，似乎理由不充分。假如讓題主您去給家中長輩做口述，您會敷衍了事么？還是您覺得家中的長輩會敷衍了事？如果不是，那麼為什麼說口述不甚嚴肅呢？（只是舉例子，冒犯之處請見諒）

2.或者題主所說的不甚嚴肅是指史實？因為口述確實存在由於訪談者年事已高記憶出錯而造成所講事情與史實不符，亦或者訪談者存了什麼心思故意曲解事實等情況。但是，這似乎也不能得出口述不夠嚴肅的結論。記憶出錯對於年齡大的老人似乎不可避免（至少目前我個人經歷確實是這樣的），大多是混淆了時間。但是這個問題並不大，提問時避免按時間提問，以具體事件或是一個階段明顯的代表事物來問，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避免這個問題。至於故意歪曲，歪曲的訪談自然不能拿來用，但是不代表沒價值。老人為什麼要說假話？原因的背後，有沒有個人社會或是歷史的因素在？我認為還是有探討的價值的。

3.關於口述對史學職業化的衝擊。我覺得，做口述門檻雖低，但是做好口述的要求是很高的。呈現在大家面前的只是口述的一個視頻、錄音或者訪談稿。但是這只是訪談的一個過程。前期付出所花費的時間精力，要多十倍上百倍。一個合格或者好的口述歷史學家，需要多方面的素養。除了一個一般歷史學家所具備的素養外，還要有良好的交流溝通能力，較好的心理學知識與實踐等能力。所以我不認為口述對史學的職業化有衝擊。

4.對客觀史實的衝擊。口述所獲得的信息是對現有正史的一個補充，讓我們可以更多層次更加豐富的去了解歷史，還原歷史。但是和正史差太多的存疑的東西，一般持保留態度，不會直接拿來用。更多的是用口述得到的東西對現有史實進行驗證和細化。而如何辨別真偽，就是體現做口述的人的素養的時候了，這個能回到3.的討論上。再舉一個例子吧。之前做劉鄧大軍隊伍中一個老人的訪談時，老人講當時他們被大黑飛機轟炸，說那個飛機就在媧皇宮那裡丟炸彈。老人講的毫無漏洞，但是最後我們剪視頻的時候並沒有用這一段。為什麼？因為老人提到的其實是陽明堡戰役中的十三架大黑飛機，但是根據史實，飛機炸的並不是老人講的位置，而且那些飛機也不是特意去炸平民百姓的。我們懷疑老人記憶出現了混亂，老人已經93歲了，所以最後沒有剪進去，只是當原始素材保留了。你問我為啥知道老人講的不對，為啥知道是陽明堡戰役的飛機？我猜的～但是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因為我前期準備讀了好多史料，所以我有自信～拒絕錯誤素材從我做起。

綜上，我認為，口述歷史門檻雖低但仍然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口述不會對史學的從業者和史實產生很大衝擊。

以上僅代表個人意見。由於個人水平所限，難免存在錯誤疏漏，請多指教。歡迎批評指正以及私下交流。(^_^)

怎麼說呢，正史有被當權者操縱的可能野史的誤差率也高只能將兩個變數並聯減小Δ的範圍但是

有些歷史永遠沒有真相

我的一個導師是搞這個的，他研究的方向是義大利的歷史。雖然現在口述歷史已經成為一門比較系統的科學，但是我的感覺就三個字，不靠譜···人的天性都是利己且短視的，同樣的事情被不同的人講出來就是不同的味道，主觀性太強了些。

當然是個人看法，不代表事實

不是誰都可以作為口述史對象的，比如上邊那個同學提到的笑老師。

口述史在不同領域應該有不同效果吧。比如根據老兵老將軍們的回憶錄、口述寫就的中讓戰爭史，錯誤連篇。
舉例可看《風雨平型關》《鏖兵台兒庄》，這些都是專家的作品？那所謂民間寫史又會如何？
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