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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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妖術與權力幻覺

沒有什麼能夠佇立其間，以阻擋這種瘋狂。——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一、妖術爆發

歷史上的衰世各有不同，但盛世的圖景卻總是驚人的相似：經濟大發展、人口增長迅速，商業和農業充滿了活力，共同創造出一個生機勃勃又相對穩定的社會。如果按照這個標準來評判，1768年乾隆皇帝統治下的中國無疑是一個盛世，由於「攤丁入畝」的稅制改革和美洲引進的如玉米、番薯等高產作物的種植，在差不多三十年前帝國人口首次在統計史上突破了1億人大關，有學者估計在18世紀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出現了高度商業化的市場網路，城市通過手工場、僱工等商業組織和農村地區也緊密相連，而隨著商業的發展，信息流通速度也與封閉的農村社會不可同日而語，上到全國性事件的消息見聞，下到各路小道消息，都會隨著商品和商隊的流動傳播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中去。

但是，當歷史學家對此種盛世的各種經濟數據不厭其煩的引證以及不吝讚美之詞的描述時，卻往往容易忽視真正生活在那個時代人的切身感受：隨著人口暴增，越是生活在高度商業化、市場化、信息流通極快的社會，越能感受到生存的壓力、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以及對社會階層向下流動的恐慌。這就好比今日的北京，固然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商業發達，市場活躍，一座城市容納了數千萬人口，人口流動量龐大，充滿了機遇，但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生活在北京卻絕對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奮鬥終身也許也不過是糊口式的生存，而稍有不慎更是有可能淪落到社會底層，周邊充滿了流動人口其實更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在1768年的春天，江南地區大部分普通百姓都生活在這種焦慮和緊張的環境當中。

正這個春天3月的時候，一個可怕的妖術傳言突然不脛而走，傳遍了江南市鎮鄉村的每個角落，並還在持續擴散——有一些遊方和尚懂得一種名為「叫魂」的妖術，可以剪走人的髮辮來做法，以竊取他們的靈魂為自己所用。他們尤其喜歡對男童下手，許多孩童率先報告父母自己被見到的和尚撒了迷藥性質的粉末昏昏沉沉，繼而髮辮就被割走。這對於當時的普通百姓來說實在是太可怕了，中國傳統家庭中男丁是未來的支柱和希望，對於男童的侵害本身就難以容忍，而遊方和尚常常被目為乞丐同類，是不折不扣的流民，也非常值得懷疑，徐珂在《清稗類鈔》中記載北京人之所以將乞丐稱為「叫化子」就是來自於和尚的化緣。

因此1768年的3月到6月，在蕭山、杭州、蘇州等地很快出現了很多起當地村民懷疑附近出現的遊方和尚在施展「叫魂」妖術，於是將這些遊方和尚擅自捉拿起來用私刑懲罰的事件，有些遊方和尚試圖去縣衙告狀喊冤，不料卻遭到了衙役的勒索，遊方和尚無法支付勒索金，衙役便趁機坐實了「叫魂」的罪名將其逮捕，縣令出於對衙役的信任，在審判過程中使用刑訊逼供手段將這些遊方和尚屈打成招，承認自己使用了妖術，之後縣令上報到浙江省主理司法的按察使那裡，但是浙江省按察使作為高級知識分子、儒家士大夫，本身對「妖術」保持著審慎的懷疑，他仔細調查了事件經過發現了衙役的勒索行為，於是將遊方和尚釋放，同時打了衙役一頓板子。浙江省級的官員做了一個官員經常會做的事，他明顯不想讓這件事鬧大，他既沒有上報朝廷，也沒有向民眾公開事件的經過，因為這種妖術事件出現在自己的轄區無疑是一個污點，而且極有可能造成民眾的恐慌，萬一引起了群體性事件更是會對仕途不利。

但是，妖術流言的傳播力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估計，1768年初秋的時候，很快在山東地區同樣也有憤怒和恐懼的民眾將他們懷疑的叫魂者——一些乞丐流民扭送到官府，而在山東巡撫富尼漢同樣的刑訊審問下，這些乞丐流民紛紛招供自己受到了江南地區某個和尚、道士的蠱惑，要他們到山東地區來從事剪辮子「叫魂」的妖術。據他們所說，這些和尚道士頗有蠱惑人心的力量，而且行動極有組織性，他們還要將剪完的辮子帶回江南地區的某個廟宇和村莊，交給這些和尚和道士。這種時候，山東巡撫富尼漢同樣可以選擇將這件事壓下來處理，但是由於事件牽扯到江南地區，富尼漢的行動就值得考慮了，清代存在著一種「密折制度」，每一位省級官員都可以通過密折單獨向乾隆皇帝報告特殊情況，如果江南地區的官員通過密折搶先報告了妖術事件，那麼富尼漢壓制信息的舉動就可能被視為包庇這些妖術者，況且根據這些乞丐流民的供述，富尼漢極度懷疑妖黨的最終目的是謀反，讓這些乞丐流民來山東地區「叫魂」是為了在公眾中製造混亂，於是山東巡撫富尼漢為了搶得先機，率先向乾隆皇帝報告了這些妖術事件。

乾隆皇帝得知此事當即陷入了震怒與恐慌當中。他的震怒之處在於，這件事的策源地——江南地區竟然敢將如此重大的事件隱瞞不報，這讓乾隆皇帝感覺自己對於官僚體系的控制力在削弱；而他的恐慌之處在於，妖術的表現形態——剪辮子——觸碰到了滿族統治者敏感的神經，某種意義上這意味著對滿族統治合法性的否定，乾隆猜測這其中一定有著驚天陰謀，他統治的帝國中存在著他看不見的勢力在密謀推翻他的統治。同時，乾隆皇帝對於遊方和尚和道士是「妖黨」、擅用妖術這件事也絲毫不懷疑，一來因為和尚和道士這種民間宗教禮儀人員其實是在和國家搶奪對超自然神秘力量的解釋權和使用權，國家對其素無好感，二來他們是社會流民，無家無業，本身確實也是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於是，乾隆皇帝立即發下諭旨，痛斥了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一番，並責令他們立刻開始清剿「妖黨」。

時任兩江總督高晉和江蘇巡撫彰寶極為難堪，只好按照山東巡撫富尼漢提供的那些乞丐流民的口供開始緝捕「妖黨」，但是高晉和彰寶布下了天羅地網，翻遍了江南地區，也沒有找到口供中提到的廟宇、村落和和尚道士，這個結果又引來了乾隆「無能」、「可惡」的痛罵。萬般無奈之下，彰寶等官員選擇將省內可疑的和尚全部抓起來刑訊，並將其中名字與口供中近似的人押解往京城。正在此時，山東巡撫富尼漢又刑訊出了新的線索，這些乞丐流民又招供說在河南等其他地區也有他們的「妖黨」，乾隆皇帝得知後寢食難安，又命令河南也要嚴查妖黨，但是河南省的官員查緝了數月之久也沒有發現什麼「妖黨」，河南巡撫只好將情況如實稟報，不料卻遭到乾隆的猜疑：他認為一定是河南巡撫的下屬有所隱瞞，為的是逃避麻煩或者避免因為之前失察造成的懲罰。乾隆皇帝再次刻薄的訓斥了河南巡撫，並責令他們繼續追剿，河南巡撫最後硬生生找出了十六起「妖術事件」。之後不久，直隸地區和湖南地區也傳來有人目擊剪辮子「妖黨」出沒的消息，乾隆皇帝愈發恐慌，他又督促陝西、陝西的巡撫和湖廣總督嚴密戒備。

全國上下，一時之間全部陷入了清剿「妖黨」的歇斯底里運動之中，但是這些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妖黨」卻奇蹟般的始終沒有被真正抓獲。

二、真相大白

時間到了1768年的10月，但清剿「妖黨」的案件卻依然沒有什麼進展，失望的乾隆皇帝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叫魂案犯遍布全國，但是妖黨卻不斷從一省轉移到另一省。而就在此時，軍機處的幾位大臣加入了案件的審理，他們的發現為案件帶來了轉機。

10月份的時候，江蘇巡撫彰寶將他抓捕的「妖黨」全部解送到了京城，乾隆皇帝命令軍機處主審，在軍機處審判官的盤問時，這些「妖黨」全部翻供，都說自己是被屈打成招，而軍機處的審判官很快提審了富尼漢的人證——那些乞丐流民，讓他們去辨認這些曾經「蠱惑」過他們的「妖黨」，結果這些乞丐流民竟然將一些官員誤認為指使的和尚道士，軍機處的審判官們很快判定這就是誣陷和胡亂攀咬。於是軍機處的審判官又傳喚了山東當初逮捕這些乞丐流民的縣令，在詢問這位縣令是如何得到口供時，他們又發現這些乞丐流民之所以會承認他們剪辮子使用妖術，是因為衙役刑訊逼供，用夾棍夾碎了他們的腿骨，這些乞丐流民在劇痛之下早已經意識模糊，言語混亂，將他們一些道聽途說的謠言混雜著親身見聞說了出來。軍機處官員在調查江南地區謠言產生地區最早的案卷後發現，這場蔓延全國、持續大半年的妖術事件竟然來自於這樣一起事件：

乾隆三十三年初的時候（1768年），浙江德清縣東邊的水門和橋樑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來自仁和縣的石匠吳東明承包了修復工程，這件事本來極為普通，但是當時德清縣外正好有兩座廟，觀音殿和慈相寺，觀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卻門可羅雀，慈相寺的和尚因為嫉妒和貪念，便去外面散播謠言稱觀音殿的和尚和修橋的石匠一起做法「叫魂」，要偷盜去觀音殿禮佛者的靈魂驅使他們去修橋。這個謠言越穿越廣，並被添油加醋，導致有人來求石匠吳東明做法去害仇人，吳東明害怕惹出麻煩，將其扭送官府，而當地官員同樣為了避免事情鬧大，只是杖責了一頓這個居心叵測的人，但不想卻使得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並相信這個謠言。最終造成了全國上下人人「談妖色變」，無端猜疑，蓄意誣陷，互相栽贓。

軍機處的審判官們發現了這個荒謬而又真實的情況後，他們選擇了一個合適的時機向乾隆皇帝報告了此事，令人驚訝的是，知道真相後乾隆皇帝選擇了一種「模稜兩可」的方式宣布停止清剿：首先乾隆皇帝依然固執的聲稱妖術事件絕對存在，並讓軍機處行文各省，訓斥了各省長官，認為此案蔓延甚廣，在於地方官員玩忽職守，沒有及時報告，對朝廷缺乏敬畏之心；然而，乾隆皇帝又語氣轉而溫和，要求各省以地方安靖為先，對妖術保持警惕的同時不要再大張旗鼓的進行清剿運動。這份公文在強調：儘管「妖黨」無一落網，但他們肯定存在，不過大家以後不用再興師動眾地抓人了。

乾隆皇帝如此處置，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乾隆皇帝在此次清剿過程中是賭上了全部皇帝的尊嚴和帝國的穩定，「通過他在各地呈遞來的奏章以及軍機大臣們起草的上諭上的硃批清楚地表現出來。對官員們大肆施壓、加重刺激，對他們辦案的速度和力度層層加碼，對行動遲緩的官員們則刻薄訓斥——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弘曆個人的傑作。」因此明明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不過是一場冤假錯案和荒唐的鬧劇，但乾隆皇帝也不能輕易地下旨停止清剿。不過更為深刻的因素是，妖術事件不過是一個引子，或者說借題發揮的一個槓桿——乾隆皇帝真正要使力的地方是加強對官僚體系的控制，不管妖術事件是不是真的，乾隆皇帝都要反覆強調它確實存在，因為乾隆皇帝想要真正打擊的並不全是那虛無飄渺的「妖黨」，而是乾隆所痛恨的「官場惡習」：謹慎地隱匿情報，小心地自我保護，隱瞞真相以掩護人際關係，百促不動以墨守常規程序。

三、權力幻覺

「人在社會等級上存在著差距……這種距離有時意味著人們對於種種相同的符號會有各種不同的解讀。儘管「妖術」讓所有的人感到害怕與憎惡，但每一個社會群體都將妖術傳說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組合，使之適應於自己的世界觀。……叫魂主題被賦予不同的變調，敷衍成不同的故事，每一個故事所表達的則是某一特定群體的恐懼。」在1768年3月至10月的這場妖術事件中，其實存在三個層次的恐懼和權力運作。

第一個層次是民間的普通百姓，他們在妖術事件中雖然地位最低，卻人數最多，扮演著事件基礎的作用。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中，歷代相信妖術確實存在的鄉野百姓、販夫走卒大有人在，但1768年爆發的妖術恐慌卻如此有特色，不得不歸因於那個時代的整體原因。正如文章一開頭所說，在1768年所謂的「盛世」，普通百姓生活在因人口暴增和高度市場化帶來的緊張和焦慮之中。在這種環境中，人們對於是否能通過工作和學習來改變自身的境遇產生懷疑，而且財富和權力都集中在了少數人的手中，權力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是稀缺的資源，而就在這時，因為人口暴增和市場化導致的貧富差距擴大，大量的社會底層流動人口出現，成為國家和普通百姓都恐慌的對象，以「叫魂」為名來惡意中傷這些流民成了普通人一種唾手可得的權力，大量村民對乞丐和流民的指控和私刑是國家和社會的某種共謀。統治者利用操縱了民眾的恐懼，將之轉變為可怕的力量，生活於時代中的那些異見人士和因社會背景或怪異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會成為這種力量的攻擊目標。當國家清除異己的時候，普通百姓抓住這偶然出現的機會來「攫取這種自有漂浮的社會權力。」在這樣一個世界當中，妖術是一種權力的幻覺，「反映出來的是人們普遍無權無勢的狀態。」孔飛力在書中提供了另一個可以與之類比的例子，他說：「我還記得1982年在北京與一個老紅衛兵的談話。他當時是一個低收入的服務工。他感慨地說，對於像他這樣沒有正式資格循常規途徑在社會上進身的人來說，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是一個黃金時代。毛號召年輕人起來革命造反。這一來自頂端的突然可得的權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滿足。他抱怨說，現在的社會樣樣都要通過考試，他再也沒有希望從現在這個底層的位置爬上去了。」當國家的政治運作結束之後，這些人便會如夢方醒，打回原形。

第二個層次是官僚體系。卡爾·曼海姆在《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導論》中曾指出：「官僚思維的基本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問題化約為行政問題。」作為高級知識分子和職業官僚，這些人從來就不相信、也不害怕所謂的「妖術」，他們對付妖術的方式還是行政命令或者官場慣例的那一套，但是真正令官僚體系感到無比恐懼的是暴民和君主的憤怒。在官僚體系的權力運作過程中，「妖術」僅僅是一個「事件」，或者說一種「資源」。一方面它是官員用以向皇帝邀功、建立政績的憑藉，另一方面也是向官僚體系中其他官僚、治理轄區內的普通百姓展現權力的一個舞台。直白一點說，「妖術」對於職業官僚而言，就是可以被界定、被製造和被修改的政府公文、行政事務罷了。官僚對於「事件」的運作，目的歸根結底還是要維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當乾隆皇帝也利用此次妖術「事件」開始對官僚體系展開整肅和打擊時，官僚體系也會產生謹慎而廣泛的抵制。比如江西巡撫吳紹詩「忙而不動」，「根本就不打算查緝這個他認為是誤傳的案子，他在先前奏報中提出的憂心忡忡的警告和精心布置的查緝都只是裝模作樣而已。」由於吳紹詩的人際關係的強大，以及本人的德高望重，因此弘曆並沒有對他的辦事不力進行懲處。江蘇巡撫吳壇則通過轉移矛盾，將一個之前被禁止的教派再次查封，並彈劾一些曾經在這裡任職卻沒有舉報的官員來作為「應付來自弘曆無情壓力的一種適當代價。」還有湖廣總督定長，他總是和其他的省級屬下一起聯名上書、處置案件，「像這樣由多個官員同時出場審訊的例子在檔案中還有很多，官員們顯然是在用人數賭安全。一份由省高級官員共同上奏的聯合報告，顯然比由一個單獨奏報更容易躲過君主盛怒的懲罰，並把因同其他人意見不一致而帶來的危險降到最低程度。」

第三個層次便是專制君主。在1768年這場妖術事件中，乾隆皇帝無疑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甚至於可以說他才是幕後的黑手，但「與其說弘曆利用了此次妖術事件，倒不如說是妖術事件利用了弘曆」，乾隆皇帝也有著他自己的恐慌，他始終認為他統治下的帝國內部存在著或明或暗的敵人——腐敗的官僚和密謀中的叛黨。克羅齊耶在《官僚現象》中曾說：「掌權者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有兩套相互衝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規則；另一方面是製造例外和無視規則的權力。他的最好策略是找到這兩種武器的最佳配合。……規則的擴展會限制他的權力，而太多的例外又會削弱他控制別人的權力。……對中央集權的抗爭不是為了幫助這個制度去適應環境的挑戰，而是為了捍衛和發展某種制度剛性來保護自己。」中國君主制是一種獨特的制度，皇帝既受到官僚制度的制約，但也有巨大的專制權力，官僚制度的制約更多的體現為一種「制度剛性」，即君主也無法輕易改變的慣例；而君主的專制權力表現為「督責之術」，可以通過監督、人事任免等手段最大程度的控制官僚體系。通俗的說，在具體事務的處理上，君主也不過是一個螺絲釘，必須遵守行政章程，但在安排何人來處理具體事務上，君主擁有絕對的話語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君主在感受到官僚體系中「官官相護」「隱瞞不報」「結黨營私」「沽名釣譽」等行為，影響到他施展督責之術的問題時，他就會感到自己的權力被架空和玩弄。因此，當民間稍有一點風吹草動，妖術事件甫一發生就引爆了乾隆皇帝的不安和恐慌，「打擊妖黨」為他與官僚機器算總賬也提供了光明正大的機會。乾隆皇帝在1768年中歇斯底里的表現其實也暗中向所有的讀史者透露：所謂的盛世，往往危機四伏。

結語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雖然是在描繪乾隆時期的一次群體性事件，但是其中針對社會群體心理、官僚體系以及君主制度的刻畫和研究卻具有著非常強烈的典範意義。正如文章最開始所說的：歷史上的衰世各不一樣，而盛世卻總是驚人的相似，這是否可以聯想到每一個朝代盛極而衰的背後都是如1768年這樣存在著君主與官僚、官僚與民眾、君主與民眾、民眾與民眾之間緊張而焦慮的關係？更值得深思的是，孔飛力教授曾說「我這本書也是在寫今天的中國。」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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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這本書，我也是孔教授去世後，才接觸的，非常汗顏而慚愧。最近正在準備做一個讀書分享，就把我認識到的幾點寫在這裡，希望各位知友多提寶貴意見。

其實叫魂這本書，全書可歸結為三個問題：
1、是什麼力量讓弘曆將叫魂事件升級到政治運動？
2、官僚體系是怎樣通過通訊體系「欺瞞」弘曆的？
3、什麼原因引起百姓的群體瘋狂？
這三個問題分別對應著三個階級，這三個階級對於叫魂事件的理解和所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三個階級中其實內部也有分化，所以可以細拆為五個小類，如下圖：

說明：

弘曆是唯一的統治階級代表，他將叫魂事件升級到政治運動，為什麼？
股肱之臣是弘曆的小圈子，大清的真正決策人。像我們熟悉的劉墉的父親，在叫魂事件的終結中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屬於敢說真話的一類人。
各地官員是清剿的主力，尷尬而不知說錯，對於子虛烏有的嫌疑對象進行了幾個月的抓捕。
普通百姓是叫魂的實際參與者，數量大，無知而容易被煽動，權利的覺醒和不甘心導致了一場大範圍的瘋狂。
乞丐和和尚道士是本次事件的受害者，也是18世紀生產力快速發展和人口快速增長下的犧牲者。

以下我圍繞這三個問題分別說下我的理解。（具體叫魂講了一件什麼事，前面留言的幾位大牛都說的很好了，大家往上滑滑就看到了哈）

1、是什麼力量讓弘曆將叫魂事件升級到政治運動？

弘曆在叫魂發生的時候，正值壯年，從他祖父和父親那裡繼承的大清產業使他牢牢的坐在最高統治者這個位置上。而有一種亦真亦幻的危機感，時時折磨著他，碰巧這時候叫魂事件爆發，使他通過這一事件，通過將叫魂事件演變成一場政治運動，達到了整治官場，重新強調個人權利的目的。

弘曆覺得危機的真實部分：

1、官員們從上到下的腐敗和自我滿足使得弘曆非常不滿意；

2、弘曆越來越覺得自己只是大清治理中的一個齒輪而不是真正的決策者，專制權力的逐漸喪失。

虛幻的部分：

1、叫魂的主要手段是剪掉髮辮，大髮辮對於滿族政府來說，是敏感而具有標誌性的。弘曆大概對於入關時的」留頭不留髮「還心有餘悸，這次重新提起」剪辮「這兩個字，讓弘曆隱隱的不安。

2、滿族官員的漢化問題，也讓弘曆心生恐懼。

而這所有的問題，弘曆希望通過一場政治運動進行清理和整頓，全書看下來，他的目的初步達到了，但很多細節不令他滿意。

2、官僚體系是怎樣通過通訊體系「欺瞞」弘曆的？

首先，一個政府（弘曆）的有效運作取決於對信息流動的掌控程度，通訊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18世紀的清朝政府有兩套通訊體系分別對應的日常和緊急事務

常規渠道應對日常事務：主要是大清一直以來的處理日常事務的常規行政流程。包括稅收，刑事審判，人事調動等。弘曆在這裡面，專制權力的佔比非常低。
機要渠道應對緊急事務：弘曆和股肱之臣，各省大員之間的個人通訊熱線，直接由官員到御前，也就是我們現在見到的硃批奏摺，叫魂中多採用此種溝通手段。

官僚們不約而同且非常統一的希望將抓捕，圍剿事件從緊急事務拉倒日常事務中，以便躲開弘曆的直接質問和批複。例如：將圍剿和尚變成對和尚讀碟的年度審核等。

官員們為什麼從下到上都對這件事採取隱藏期滿的態度，原因有三：

清政府的彈劾和保舉制度--下屬犯錯，上級跟著受連累；
「各管一攤」的官場制度；
對弘曆反覆無常的恐懼

最後在補充一下劉墉的父親--真正的大清內閣重臣，在這場事件中的作用，劉統勛是直接跟弘曆叫停的人（當然或者說是真正給弘曆台階的人）。當時全國都在進行賣力和瘋狂的抓捕，劉統勛和內閣同僚們跟弘曆說各省叫魂冤屈較多，口供多為用刑所致，前後差別很大。弘曆隨後宣布終止這場圍剿行動。

3、什麼原因引起百姓的群體瘋狂？

這個問題，前面劉擎教授的文章《叫魂，群體性瘋狂如何可能》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我在說一小點我的看法：
我認為這個問題必須和當時的社會環境結合起來，我做了一張時間軸，請看下圖：

當時世界上第一次工業革命剛剛爆發完，生產力大幅提升，當時中國的環境是：

大環境穩定，江南地區整體富足。
生產力的提升和人口的不斷增加導致大批勞動力閑置，
勞動力大面積遷徙，社會貧富差距不斷增大

這三點都導致財富不均，例如原來的同鄉二人，一人變成了員外爺，一人變成了流亡僧，人民心底越來越不忿，社會的戾氣越來越重。中國人的「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觀念，在這個瘋狂環境下徹頭徹底的展現出來了。

中國式閹割背後的盛世戾氣——讀《叫魂》

我有心好好談一下中國「心理」這個問題。

實際上我寫《叫魂》讀後感，並不是想跟著鼓吹這本書寫得多好。我是被裡面這種從草民到皇帝的各種「心理」所觸動著。人類是可怕的，我前天因為一個朋友的可怕的慾望寫了一句話:眾生如淵，如謎，如蛆蟲，如蛇隱大澤，我路過，我聽說，我很害怕……

我並不是聖人，缺點很多。但我現在越來越覺得，時刻保持善良慈悲之心是如此重要。我越來越體會到孔子「十五二十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年七十隨心所欲不逾矩」的修養之不易。

當你發現你生活的社會，一直是被政治左右，可是這種左右是必須且一定會存在的，我想作為處在前史和後史中間的我們，僅僅能做的，大概就是看得更多一點，把眼界和心胸更擴大一點，學為好人。並更多的傳播一些溫和的，有穿透力的思想。後面會附一篇關於《風雪定陵》的。

希望，有朋友會喜歡吧。拱手～～

讀這本書時，我突然想起一件跟書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我今天先把這件事講出來，聊做破題吧。

我爸有兩大興趣，其一是抽煙，其二是打牌。他煙癮大，一天能抽好幾十支，一支煙眼看要抽完，趕緊抽出另一支續上。打牌也是，經常是通宵通宵的打，從來不會厭煩。

他如此喜好抽煙和打牌，但是對我管教極嚴，決不允許我沾煙和牌，只要敢碰，一定往死里打。

家鄉曾經有過一個談之色變的「惡人」，坑蒙拐騙偷，混女人偷情，窮凶極惡。但是也很奇怪，對小孩子管教極嚴，家教極好。我記憶中有一件事，曾經我們一起放牛，他的女兒只是疑似偷了同行的夥伴的豬草，回來他便狠狠揍了她一頓。

這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讓我很震驚，我不明白為什麼這些人堅決不讓孩子沾染某些不好的東西，可自己卻對這些東西甘之如飴。順便說一下，我爸直到死裡逃生，才算勉強不抽煙了。

你看，這其實是一種很有趣的現象，即很多人或許自己並不認同某些現象或者事物，但他很享受這些現象或事物帶給他的體驗。所以他一面自己享受，一面禁止別人享受。

這些現象或者事物好比煙酒麻將，吃喝嫖賭，錢權色誘。這些別人好比布衣平輩，後代子女，徒弟學生，傭人下屬。

這種現象很尋常，很多見。它存在於夫妻之中，父子之中，兄弟之中。也存在於君臣之間，僱傭之間，附屬之間。從古到今，少有人能倖免。

我有時候是很懷疑歷史的，比如李世民怎麼跟臣工、嬪妃、諸子談忠孝節義，比如武則天怎麼跟人談操守、談婦道、談母愛。當然了，或許他們並不談。

不過人為粉飾的歷史，終究要被拆穿。口口相傳的一葉障目的知識，終究會因為那些認真的人的認真解剖，變得清晰、透徹，發人深省。我以為這是大文化研究的真正意義，也就是，世界是屬於智者的，而智者的意義，又是帶來啟迪，讓世界更平和，更具理性。

我講了這許多題外話，但願讀者不要厭煩。《叫魂》的文章如下水道，千萬線索，四通八達。孔老師用轉了好大一圈的精力，把叫魂和清庭統治下的世道人心仔仔細細分析了一遍，如蜘蛛布網。作為一個讀者，我希望自己也能用同樣的態度，談談我的讀後感受。

我猜想，也許用「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句俗語能夠相對容易的讓人認識中國。
不可否認，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類聚集的地方都存在特權。

但是，世界上絕對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比中國的「強制主義中央集權」更特權。自古到今，自家庭到國家，中國貫徹的強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特權，已經成為慣性。用強制的特權管住人，一般沒有商量的餘地。這特權未必全是政治形式上的，但一定是意識形態上的。它從意識形態上把愚昧的中國人閹割，使得中國穩定而奴役，繁榮而悲苦。

《叫魂》的故事就發生在這片閹割盛行的土地上，最開始有焚書坑儒，後來又有罷黜百家，再有後來的錦衣衛，文字獄。強制主義中央集權越來越強制，矛盾就越來越多，甚至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剪頭髮這麼一件小事，也足以成為「殺人取命」的象徵。

1768年，「叫魂」妖術突然從江南爆發，然後由南到北逐步席捲全國。謠傳懂妖術的人可以通過獲取人的髮辮、衣物甚至名字作為媒介，攝取生人魂魄為自己服務，失魂的人會迎接死亡。

從正月間德清石匠吳東明案開始，「叫魂」的緊張態勢持續了大半年時間，全國迅速陷入妖術浪潮中，民眾不斷尋求自救方法，乾隆皇帝一心要剷除妖術並摧毀其背後的陰謀。身處在皇帝和百姓中間的官員一面要應付皇帝的旨意，一面要維持社會穩定秩序。

捉妖清剿運動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焦慮的人們指認身邊的僧人道士，官府忙著緝捕流竄作案的妖人。而皇帝則在焦急與憂心中一步步落實著自己的計劃。

滑稽的是從街邊巷尾到皇宮宅邸折騰到深秋，砍了無數冤魂也丟了無數烏紗帽之後，皇帝才被迫認識到這只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鬧劇。沒有妖人，沒有妖黨，也沒有妖術，有的只是造謠誣陷和驚慌無奈，最後乾隆只得叫停這一切。

這很容易讓人看到1966-1976年間的那種興奮、急躁、血腥。

我們沒有親身經歷過，但我爺爺經常給我講那段事。階級鬥爭的癲狂時期，紅衛兵砍倒大樹做成巨型彈弓，砸鍋砸鐵製作成海碗大的鐵坨，用車推著射別人的房子，射祠堂廟宇，射城牆高樓。有人在家吃飯，窗子被鐵坨「咚」一聲就射垮了。被射中的人，運氣好，砸個殘疾，運氣不好，腦袋開花。《南渡北歸》中，陳寅恪晚年，就是這樣被紅衛兵整死的，那些愚昧的紅衛兵，仗著小小的紅袖章，逼迫又老又瞎的「走資派」老先生背書，拿擴音器在他耳邊吼，生生把他嚇死了。

那些奇怪的瘋狂的紅衛兵，把一切曾經比他過得好，以及過得有尊嚴，有風骨的人，踐踏在地上。引以為榮。

漸漸地我發現權力集中的地方，權力下放時最骯髒。最顯而易見的就是齊桓公之死，李世民玄武門之變，趙匡胤斧聲燭影的傳說，清代九子奪嫡這種。然後在權力越分散的地方，權力集中時最野蠻，比如黃巢起義時，隨身帶著殺人吃肉的套用器械，張獻忠屠蜀的傳聞，以及上面我爺爺講的這些瘋狂的紅衛兵。

在謀取權力的過程，製造權威和恐懼，露出一切醜態惡態。

這是強制主義中央集權結出來的惡性基因，只有中國才有。中國強調家天下，用武力強制統一以後，充分貫徹管仲「尊王攘夷」的帝王之道，治下的人民，眾星拱月往權力最集中的地方看，臆想著某種其罪當誅的非我族類，眾志成城的仇視之，然後權力一層結一層的支配著愚民為之爭鬥，頂端的人坐享安穩和富足。

這樣，「大家長」的情愫無處不在，泛濫的「大人物」思想無處不在。這有一個好處，就是人人都可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壞處就是任何一人都可以以「主人翁」的姿態，干涉與他不對等的人的生活甚至生命。

而這也就導致了一種悲劇的戾氣醞釀和蔓延。往往一件只關乎衣食住行的尋常事，很快成為上下騷亂的借口。一旦上面的權力下放得不均勻，下面的權力集中得不均勻，社會瞬間骯髒野蠻到極致，血流成河。

很不幸，在叫魂發生八十餘年後，清庭遭遇了動搖國本的太平天國。而太平天國還真就是用剪頭髮，來誅殺清朝的魂魄的。

今天要是有人深刻研究歷朝歷代的太監，或許能從太監們陰刻、刁毒的心理中窺破中華民族被閹割兩千多年而戾氣深重的源頭。

2016年我曾經採訪過一個老頭。這人姓戴，他給我們舉報他們的鎮黨委書記三十年前抹掉了他的工作，讓別人冒名頂替他當了領導幹部。

我去採訪了才知事情不是全是如他所說。從形勢上看，他應該是三十年前迫於黨委書記的威勢，被嚇得自甘丟了工作。而在三十年後今天，一是因為買保險買不上，二是看到現在反腐高壓，媒體輿論效應越來越大。他遂想翻案，欲狠狠的從黨委書記那裡榨一筆油水出來。當時我採訪他，他無不興奮的告訴我「光工資賠償都是好幾十萬呢！」

這人自己瞎看了一些法律條款和字典。時時把法律掛在嘴邊，動輒「你們做新聞的是黨的喉舌，一定要聲張云云」，我在採訪以後，發現他確實有一些隱情，但無憑無據，自作自受，便沒理他。不想這人後來咬定了我，天天打騷擾電話，最後還威脅我，說我採訪了他破壞了原始證據，要告我。

此人三十年前極度懦弱猥瑣，丟了工作，三十年後卻突然抓住形勢，自以為是的趾高氣揚，像個瘋狗一樣逮著誰就咬。恐怖至極。

我當時翻看他的申訴書，發現他居然把他們當地的政府，紀委，檔案局的每個人都點名道姓的謾罵過。其實這些人都曾實心幫他，只不過他自己把檔案弄丟無處可找，他便誣陷他們陰險奸刁。

這做法很想《霸王別姬》裡面的小四，沒有機遇的時候唯唯諾諾，稍有機會發起瘋來，就敢欺天滅祖，無所不作。

究其原因，那個黨委書記當初把他的權利閹割了三十年，物極必反，如今他好不容易逮這機會，他要連本帶利的閹割回來。

這是一種太監心理衍生的，當皇帝最爽的就是對女人和權力的佔用，皇帝不允許這兩樣特權旁落，但他又必須使用太監。為了最大限度的杜絕太監對女人和權力的染指，自然只能閹割太監，從身體和心理上閹割他們。割命根，不給上學，設極刑不許干政。用盡一切方法，不許太監做這，不許太監做那。

在中樞是皇帝和太監的，擴展下來就是國家和臣民，官府和臣民。夫和妻，父和子。

這是一套的東西，三綱五常之所以存在那麼久，不僅僅是因為它確實有其倫理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能很好的貫徹這種閹割行為。

中國的政權是把人之慾望，擴大到最大化，也縮小到最小化。最大化是為了強制中央集權特權體系內的獨享，最小化是為了讓體系外的安分守己。越想得到，越不能讓旁人得到。因為自己最想接近權力，所以不會允許別人接近。典型的卧榻之側不容他人酣睡。

因為自己最想得到美人，所以不會允許別人得到。

因為自己最想任意殺人，所以不會允許別人任意殺人。

這種閹割就是這樣的，一級級往下，處在最頂端的皇帝沒有被閹割，是無暇的，是聖人，金科玉律，上達天聽。最下端的老百姓只能是狗才，至賤，所以也不敢妄想，只能好好聽話。
如此，國家才好治理，在乾綱獨斷的中國，皇帝以一己之力進行統治。成了，他是盛世明君，敗了，他是亡國之君。

為了施行這套閹割體系，「聽話」就成了一種標誌性的讚賞。因為只有聽話，你才會被視為優秀，獲得晉陞機會，閹割自己的同時，閹割他人。在這種滑稽的閹割之下，三十年的媳婦熬成婆。

我爸不讓我打牌抽煙喝酒，並不是因為他意識到吸煙喝酒多不好，對我有多大傷害。他只是在行使家長的特權——你沒到這個年齡，我要管你，你不聽話就挨打。

事實上很多中國家長，也可以說中國式的教育為什麼讓人鄙夷，就在於「師長」們在管教小孩子的時候，並不是以身作則，而只是在享受他們作為「師長」的權力，苛責你，管教你，毆打你，讓你聽話。

我現在這個年齡，再抽煙喝酒，我爸就不管，或許我一個人在家酗酒他也只會提醒一下注意身體，但如果是我陪領導，他肯定還會鼓勵，當然了，從父愛的角度考慮，他鼓勵你喝酒討領導歡喜，他也會提醒你耍一點滑頭。

高中的政治老師是個嗜煙的煙鬼，一天到晚幾乎都要抽煙。可為了杜絕學生抽煙，居然變態到穿著校服轉宿舍。那些抽煙學生都很洒脫，往往抽煙時候你伸手他們就給你，這位老師穿著校服搖搖蕩蕩伸手要煙，等學生們看清，已無法逃跑，第二天遂在國旗下懺悔。

這老師常常以此沾沾自喜，以為自己做了多了不起的正義之事，可是在我整個高中期間，從沒見他斷過煙。坊間曾經傳說此人有兩套煙，一套高級，一套低級，見領導用高級，見一般的家長用低級。此話真假不可靠，但可以看出，當時的同學們已經有不少人看出，煙不過他的習慣，和他籠絡人的一套手段而已。跟煙的好壞，和教育人並無關係。

聖人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類似的師長也許可以輕易誦出這句話，但你看，他們不會照做。我入社會後常常感嘆聖人學問當懷著聖人之心來讀，你如果沒有聖人之心，你對聖人學問的任何一種解讀和運用，都深刻顯示這你的居心叵測。

我父親常年吸煙，那位老師也因為類似禁煙禁戀愛禁小說這樣幹練的事，步步高升。但無論怎樣，這跟他當初打我的態度絕對是判若雲泥。

當師長們過了還能閹割你時，他會助你，也會祝你，如此簡單。這無非是他們覺得你可以有這個資格了。他不必形使對你管教的權力。但如果你還沒結婚，沒生孩子什麼什麼的，他們又會管教你，跟前者一樣永遠以關心你的名義，讓他們自己爽。

這樣導致一個很嚴重的現象，那就是在中國，絕大多數情況下，一個人生存下來都是不開心的。他從小過著不開心的童年，上著不開心的學，見著不開心的親戚。往後了，做著不開心的工作，娶著不開心的人，維護著不開心的家庭，教育著不開心的孩子。整個國家就在這種不開心中畸形的穩定，一點點火星就可以點燃戾氣的火藥桶，爆炸效應，萬人起鬨。

為了「聽話」二字，痛苦無限循環，子子孫孫都這樣。逃出去的只有少數。

當年清朝為了自己的統治，為了讓治下的「奴才」聽話，讓漢人剃頭留辮子，高壓的統治其實都一樣，殺人，皇權更集中對於中國人而言，都是麻木的，都是一樣的。

他們的痛苦，只是找到臨界點才會爆發，剛好他們碰到了叫魂的謠言，所以一時炸了。

滿族人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所以挖空心思要名正言順的統治中國。為了讓天下人聽話，他們抓得太緊，精神一直是綳著的。

當父親的若是天天警惕兒子是不是對繼母有非分之想，父親，繼母，兒子，難道不會出事？
從滿清結局來說，假如不是剃頭，也一定會有其他的妖術的。漢代有巫蠱之禍，唐以後有三武滅佛，本朝有文革，千古之鏡像，從來如此。

我同幾個人交流過這本書，有人以為它具有很強的映射性，矛頭只指文革，我以為是不正當的。

這本書從百姓、百官、皇帝、朝廷氣象，四個維度上帝視角看待一件小小的叫魂事件。其實是在非常費力的試圖剖析中國人的社會心理，解讀中國的權力構成，從而讓人看清中國人情百態後面隱藏的玄機。

兩千年的帝制，沉澱下來的終究是權力，一切文化風物，都是權力世界的複雜呈現。叫魂這本書給我最大的觸動是，他並沒有給你提出一個顯著的觀點，而是將大背景下分割卻確實連續不斷的故事粘連出來，一步步，引人入勝，最後側重到權力統治的分析上來。高妙的研究就像小說，行雲流水。可是又能在這行雲流水之下，獨具慧眼，別出機杼。一流學者不單胸羅萬卷，天眼已開，自辟蹊徑。本身亦是一流的文字高手，循循善誘，舌燦蓮花，以理服人。誠然此理。

最後用一小段話做結尾吧:

越是萬事基業，越是在肇始之時達到極盛，基業由盛轉衰，權力的罌粟之花盛開，然後花落人亡。越是盛名的皇帝，越是在萬民俯首的時候，萬民窮極而靜默，敢怒不敢言，戾氣的瘟疫大音希聲，然後天崩地裂。

《風雪定陵》讀後感

無知無畏的人，擁有毀滅的蠻力和暴力。無知到極點，亦自以為是到極點，無知遂成為一種途徑，一種驕傲。

《愚公移山》是我不喜歡的一則寓言。我小時候讀就很討厭愚公這個角色，可是這是個被理解為堅持、毅力的故事，我不喜歡，也還是得背誦。但現在看來，這個故事將錯誤的價值觀代代相傳，引愚為傲，實在不值得鼓吹。

故事的主人公愚公，快九十歲了，閑來無事開家庭會議，要挖山。然後召集整個家庭的人，日日挖，往返數千里運送一筐土，一年才能走一趟。面對質疑和指責，他理直氣壯的以子子孫孫無窮也為辯駁的理由，證明一定可以把山搬走。

讓我無法接受的不是去山難，就山易，他偏偏選擇了前者。而是他一個九十歲老頭，半截已經入了黃土，卻要給他的子子孫孫下一道不知何年才會終止的移山的詛咒。

他還自以為做得對。

愚公真是一個很無知的人，他將自己對山的討厭，轉化為子孫的使命，絲毫不顧忌子孫的生活和未來。強行以自己的「毅力」動員一幫子人圍著他轉，跟山賭氣。這不是執著，而是把自己的愚昧，用長者的威風專遞給他人。

假如不是操蛇之神被他一家吵得煩，稟告天帝將山搬走，他的子子孫孫可以說被他還慘了。鄰居家寡婦的孩子就是個例子，跟著挖山，沉迷其中，完全有可能成長為另一個愚公。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故事極有可能隱喻的是愚昧的無解。沒有操蛇之神的稟報，愚公的影響力深入人心，移山成為大勢，更多的人被捲入其中，最後山移走了，證明愚公是對的。有操蛇之神的稟報，山被移走，更證明愚公是對的。

總之，橫豎愚公都被讚揚，被神話。愚公，是對的！但沒有人會在意，也許愚公的子孫們並不愛移山，也許他們更應該識字讀書，也許智叟一家熱愛看太行王屋雄偉的景色，也許隔壁寡婦的兒子更應該在山上和小動物玩。

愚公幹擾了他的子孫，他的鄰居，周圍的神仙，讓天帝興師動眾，他一個人的逞能，從他的家庭開始，擴散到一個方圓。

愚公成功了，沒有人苛責他，所有人都在愚公愚昧的法則里過生活，沒有智叟，愚公成為智叟。

我想我永遠不會苟同這種執著。

這是愚昧的蠻霸的勝利，損人利己，永遠不會自知之明，只會助長自私和自以為是。

還好這只是個寓言，否則的話，千千萬萬的愚公拿著鏟子、鋤頭挖得不亦樂乎，想想，太毛骨悚然了。

好在這只是個寓言，不會產生實質性的荼害，好歹是個世俗意義上的有始有終的完美結局。

不過不幸的是，有時候，現實跟寓言一樣愚昧，但結局比寓言慘一萬倍。

這本叫做《風雪定陵》的書，就讓我看到了無奈的太行王屋二山，看到了愚昧又自大的愚公，看到了愚公和他的子子孫孫。

其實不明白為何有人評論這書是在為共產黨歌功頌德，我想這麼說的人，或許壓根兒就沒耐心把書好好看完。

也許他們恰好應證了不如意事古今多，真讀書人天下少。

開始讀也覺得奇怪，書一會兒寫萬曆一朝的歷史，一會兒寫定陵的發掘進程，一會兒古一會兒今，在寫法上似乎有點散，有點混亂。

不過隨著閱讀的深入，我開始感受到這樣寫的目的，我開始深深為之感嘆。

這是一部深有畫面感的紀實文學，翻開它以後，你彷彿站在一個巨大的膠片中間，看到膠片兩頭的故事往中間靠攏。

當一頭的萬曆皇帝登基，接受老師張居正的教導，日漸與群臣矛盾激化，到他死去。另一頭關於定陵的開啟研究也在步步進行。

兩方的故事向中間靠，你站在中間，中間是文革，萬曆皇帝一切的神秘在這裡灰飛煙滅，考古隊的夢想也在這裡灰飛煙滅。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一個敏感，懦弱卻還有些想法的早成之君，經歷受教、立志、挫折、「墮落」，成為一個深居簡出，諸事不問的疲憊皇帝，從勵精圖治，到聊勝於無？

萬曆一生太具有傳奇色彩，這種傳奇並不因為他是個多麼了不起的聖主，而恰恰是作為有明一代踐位最長的皇帝，他留給世人的疑惑實在太多，為何偏偏是他創造了三十年不上朝的歷史？假設我們有幸走近他，是否可以從更宏觀的視角，更人性化的觀察，發現這位君主和他的朝代嬗變的前因萬果？

這種好奇，疑問，假設幾乎是每個好史之人都會有的念頭，考古學家自然不例外。

而在當時的背景下，除了這種常理就會產生的念頭，更有一代明史專家吳晗，考古大家夏鼐的「志趣相投」。

定陵的發掘，是帶著有心震驚世界的學識信念開始的。不得不承認，當時所謂的研究封建勢力而為共產主義建設找經驗找教訓的說辭，看起來有點滑稽。但對於這個受到李濟，傅斯年，斯文赫定影響的考古隊伍來說，政治顯然不是目的，學術才是歸途。

作者用古今交換的寫法，把萬曆留下的懸念，和考古隊對揭示這個懸念的心酸的堅持如實的寫了出來，沒有夾任何評論。

但這是一個沒有附加議論，卻讓你感到無比沉重的講述過程。作者通過串聯萬曆的素材，讓你深感這一朝的神秘性，深感到定陵開啟的神秘性。然而最後，定陵約卻等於白開了，那種失望，以及在失望中備受迫害的人，讓你看到某種來自於愚昧和暴力的震懾力，這是最可怕的。

為何要一面講歷史，一面寫當代。因為它不是純粹的文革回憶錄，不想以一種激憤去控訴另一種，也不是單純的萬曆研究，就歷史說歷史。

它要講的，是一群研究文化的人，在研究歷史和面對歷史時所經歷的一切。它要等待來者，從這講述中披露出更深刻，更複雜的政治牢籠。

萬曆皇帝是一個可憐的人，他富有天下，卻沒有自我。而文革是一個可憐的時代，它讓卷在其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自我。

當讀出這個的時候，整本書暢通了。其實這兩條分開的線本來就是寫的一件事。既是字裡行間的萬曆，更是字面之外的，對人性，對政治的思考。

書中有三個點是我最最印象深刻的，一是吳晗近乎諂媚的寫信表示自己要學習改造，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洗禮。那是毫無文化人的傲氣的一種妥協，然而最後，幾乎徹底家破人亡，讀來讓人心酸。

再一個點就是趙其昌偷偷躲在地洞里寫定陵發掘報告，那是青年文化人，不計生死對夢想的堅持，差點被殺頭，讓人感動。

最後一個點，是枉自下令把萬曆挫骨揚灰，將貴重楠木棺槨扔掉的主任，在半生坎坷以後，說的一句話，「你想我一個辦公室主任哪敢做那樣的決定？」

如果一本書有書眼的話，我想主任的這句話就是吧。

萬古一樣厚重的歷史和文化，被付之一炬，談笑間灰飛煙滅。在那樣一個宣揚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時代，每個人被無知和暴力左右著，要麼枉死，要麼僥倖活下來，要麼妖魔化。而膽子從何而來？也許從來沒有膽子，只是盲目的跟隨著，放肆著。

世亂時眾生皆苦，但最深重的痛苦，還是在窮人那裡和文化人那裡，前者發現對己身生活難以延續，後者發現對文化的命運難以繼續。

所以前者前者往往念死，後者往往後悔讀書識字，文天祥說辛苦遭逢起一經，蘇軾說人生憂患識字始，陳寅恪也寫過悔恨平生識一丁。與此相通。

愚公移山一文中，智叟無已應。哪裡是因為找不到理由辯駁，不過是愚公是「公」，而智叟只是「叟」，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哲人其萎，他無處安放罷了。

最近看完了《飢餓的盛世》，比較全面介紹了乾隆整個執政時期的歷史過程。雖然整書不像學術類書籍那麼嚴謹，其中參雜了如野史般的史料，但沒關係，作者觀點中肯，不少地方有很精彩的評論，最關鍵是，真的好看，各種有趣，各種荒唐。看《叫魂》前，可以看這本書先，這是一個很好的鋪墊。

再說一句，有時我在想歷史，究竟是誰的歷史，我罕見平民的歷史，沒有人願意為他們書寫，我們的歷史是貴族，官僚，帝皇的歷史，經過現代娛樂的渲染，更是加重這樣觀念（潛意識）。有誰知道我們的先人，平民是如何生存的，他們的狀態又是怎樣的，這樣的記載和研究少之又少，在《飢餓的盛世》中，引用了英國使節的記載，我看到了平民的窮困與生產力落後帶來的種種不便。我不相信歷史上的盛世是真正的盛世，那是上層的狂歡。

謝謝大家的肯定和讚賞。

正文

《叫魂——1786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這本書引發我關於歷史書和歷史研究的看法，簡單的說就是何謂「好」歷史述著。當然所謂「好」的標準，每個人心中有不同的標尺，這裡說的是大多數是我的心頭好，不過也不乏基本的原則和標準。從歷史看現在，是讀歷史的目的之一，《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雖然寫的是乾隆時期發生的社會性事件（本身是社會性的事件。但漸漸演變成政治性的事件），我看與當下的情境是很相像的。

一，《叫魂》僅僅在「叫魂」嗎？

這部分我想談的是《叫魂》的風格和為什麼好看。嚴格上來說《叫魂》是偏學術的歷史書籍，恐怕一定有人會頓生無趣，沒關係你看完第一頁時，你已經被吸引住了。

「叫魂」是什麼？孔飛力顯然不想一上來就擺出一副言者諄諄的樣子，令觀眾反感。所以開篇寫的是1768年的一個故事，話說浙江德清縣的一位農民因痛恨侄子對其虐待，想求助當地石匠在修橋的時候，在立樁之時將有其侄子名字的符粘在樁子上，希望每次的捶打能消磨他的侄子的靈魂精氣，但石匠不但沒有答應農夫的請求，反而將農夫告到縣衙門，因為石匠害怕農夫正在做一些罪惡的勾當而牽連自己，農夫希望石匠做的事便是民間所說的「叫魂」。這個事件只是細微的端倪，它能醞釀多大的風暴，沒人能看清。這個歷史的小事件作為一個引子，不但觸發了後續的事件，更激發讀者的興趣。是不是作者刻意為之，我認為不然，這本是孔飛力敘述歷史的風格，該怎麼寫我想他是一種自然的流露，我們在讀下去，「叫魂」的事不斷在發生，我們已經被其中的神秘吸引住了，孔飛力在此暫時打住了，孔飛力的角度從一個更深層次探討「叫魂」背後的意義。「叫魂」為何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會引起那麼大的恐慌？它的起因是什麼？「叫魂」難道隱藏著某種政治因素嗎？（詳見2~3章節），我們還看到孔飛力從司法的角度去看待「叫魂」（第四章罪的界定）。「叫魂」的傳聞已經傳遍多省，孔飛力又把故事繼續說下去，乾隆，地方大員，大眾百姓都已牽涉進來，漸漸政治性已經隱現了，乾隆與官員的反應，他們的心理變化，這些東西孔飛力都不會放過，很有趣的。

《叫魂》一書僅僅是為了描述帶有鬧劇性質的歷史事件嗎？作者在最後用學者式的思維為我們剖析了「中華帝國」，具體是什麼，容我後面再談。簡單把《叫魂》的結構和線索說了下，那麼《叫魂》的風格是什麼和好看之處在哪？孔飛力的《叫魂》，開始的章節讓我想起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兩本著作在歷史的趣味和學術融合的很完美，令人在了解歷史過程之外，還挖掘歷史的經濟，政治，文化。我很喜歡孔飛力研究是的獨特眼光，睿智且獨具匠工，我想孔飛力嘗試觸及中華文化的核心，借用「叫魂」來展現中國人千百年來的生活狀態。《萬曆十五年》與《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展示來歷史著作的更具內涵的，更多元化的角度，很可惜寫下這些書與我們現在的教育無緣，兩位美國學者寫中國歷史比許多中國更入木三分。孔飛力的在書中並非將歷史文獻用通俗的語言翻譯一遍，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甚至心理分析融入其中，這些都是大量閱讀文獻資料而分析出來的結論，很有趣的是，孔飛力大量列舉了乾隆與官員之間的通信，孔老的中文水平令國人汗顏啊！《叫魂》滿足人們對野史的獵奇，雖然比不上大街上買「XX黨的秘史」，但這段詭譎的歷史事件，足夠吸引人了,這就是它的好看之處，無須贅言。

從歷史的細節寫到大歷史，歷史的細節猶如色彩艷麗的油畫，大的歷史觀才是真正的目的。孔飛力在清朝247年的統治時期，選擇1768這一年，僅僅一年，我看到了滿人統治的不安，康熙和雍正的影子，整個官僚制度的運行，乾隆內心的掙扎與憤怒，司法，經濟，政治，還有中國人的道德價值觀。孔飛力的野心很大，這本學術性的著作，包容清朝的各個方面，探討中國人的存在及中國社會的獨特性，我想孔飛力做到了。

二，「叫魂」事件的來龍去脈

「叫魂」事件發生於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時間的跨度為一年，可是「叫魂」牽涉浙江，山東，江蘇，直隸，兩湖等數省，線索十分混亂，所以不得不梳理整個事件。

1768年3月25日，浙江仁和縣，吳東明石匠的副手郭氏和採藥人穆氏捲入叫魂事件，穆因誣陷郭，受到重杖。

3月26日，浙江德清縣，沈士良農夫在聽聞吳東明石匠正在修繕德清縣城一月初坍塌的石橋，當時民間流傳石匠有「叫魂」之術，即把活人的名字寫在紙片上貼在木樁頂部，大鎚的撞擊會損耗其人的精氣。沈農夫為報復其侄子，因為他的侄子虐待他，求助吳石匠能為他的侄子叫魂，但石匠為求自保，害怕捲入麻煩中，便將農夫的奇怪行為告訴保證（可能類似於地方的警察），交送到德清縣的衙門，並對沈農夫罰了二十五大板。

初春，四月初，浙江德清縣慈相寺，寺廟香火冷落，縣城附近健圓山的觀音廟則香火鼎盛，當地人更願意去那裡拜佛。慈相寺的和尚起了歹念，散布謠言，說與吳東明石匠競爭承包修繕石橋的其他石匠，因承包未成而嫉恨吳石匠，於是在吳石匠經常路過的觀音廟作了法，因此在觀音廟祁拜的人非但獲得庇護，反而遭到毒害。一下子，謠言四起。

4月3號，一位叫計兆美的人，因害怕叔叔的暴打，離家出走。一路乞討來到杭州，因口音而因起他人的懷疑，當計兆美向當地人坦清自己德清人時，由於眾人驚恐計氏是叫魂之人，於是報送官府，經過不堪刑罰之痛，捏造自己是來叫魂的，並牽連吳石匠。

4月8日，浙江蕭山縣，四個和尚被民眾懷疑叫魂，被抓到官府，引起恐慌，叫魂的流言也因此傳播的更廣的範圍，並且僧侶成了主要的嫌疑目標。

5月3日，江蘇蘇州，三個乞丐，懷疑剪人髮辮，竊取人魂，抓到官府審問，最後因無證據而釋放，但張氏死在獄中。

5月5日，胥口鎮，湖州來的和尚因有叫魂的嫌疑，被民眾押到衙門。最終無罪釋放。

6月16日，山東泰安縣，韓沛顯將一個孩童的髮辮剪了，被村民抓住，經審問，有組織的叫魂發生，其中江蘇海州的明遠和尚是「主犯」。

6月21日，湖北漢陽，一群人將可疑的術師毆打致死，並焚燒屍體。

6月末，山東濟南，官府抓到兩個乞丐，蔡氏和靳氏剪人髮辮，懷疑在叫魂。他們供出了「主犯」，蔡氏供出僧人通元，靳氏供出算命先生張四儒和僧人玉石。至此官方注意叫魂的危害。

7月3日，山東某縣衙，捉住形跡可疑的和尚通杲，得知和尚悟成，是個術師，組織徒弟剪掉他人髮辮。

7月18日，山東景州縣，孟農夫早上醒來，發現辮子被剪。流言傳入直隸。

7月25日，山東巡撫富尼漢將叫魂事件上報給乾隆，乾隆督促各地官吏打擊叫魂，但距山東出現的叫魂過了近一個月。

八月初，山東，姜氏和王氏剪人辮子，姜氏遭到民眾毆打致死，王氏被迫自殺。

八月最後一周，安徽宿州，乞丐張四被抓，經確然是張四儒。

八月末，湖南祁陽縣，和尚覺性被抓。

7月中旬以來，河南發生多起剪辮子的案件

9月7日，乾隆給七省督撫發出一道上諭，確認將剪辮妖術與剃髮聯繫一起，即乾隆將叫魂與叛亂聯繫在一起。

同日，山東，乞婆張氏剪人衣角，懷疑叫魂。因疑點多，山東巡撫親審，但張氏終死在獄中。

10月3日，陝西巡撫明山奏報，陝西亦出現剪辮。

10月4日，浙江巡撫永德奏報浙江捉妖情況，其中和尚通元與「主犯」通圓通同音，頗令人懷疑。

10月9日，安徽合肥，和尚玉明，法號又名明遠被官府抓獲，身上有可疑的作術道具，懷疑是「主犯」明遠，但是和尚並不承認自己叫魂，最後死在獄中

10月，軍機處對押進京城的所有疑犯進行審問，但唯有結果，並發現提供的線索大多是不真實的，疑犯多數是無辜的。

11月3日，乾隆降旨停止對叫魂的清剿。這個事件到此基本結束。

三，「叫魂」所反映的問題

整個「叫魂」恐慌竟能蔓延大半個中國，造成人心上的恐慌，其背後的成因，很容易聯想到當時中國人的愚昧，無知，迷信，中國人的從眾心理，讓人想起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所著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這個人類心理的特徵，有效地傳播了「叫魂」的恐慌。這兩個因素是顯而易見的，可是又不是簡單歸於這兩個因素，我們無法忽略政府所起的調和作用，政府無法安撫民眾的恐慌，也無法控制謠言的傳播，慢慢的我們會發現乾隆統治的官僚階層反而製造更大的恐慌，就連乾隆本人也懼怕「叫魂」背後潛伏的可怕的政治事件。

盛世下的危機，這是《叫魂》書中的一個小標題。康乾盛世，數乾隆達最輝煌，國民經濟急速上升，從國外引進的物種包括土豆，玉米，甜薯等，由於打破了在農田種植的千百年農業限制，因此在更廣泛的土地種植，戰爭連綿的狀況已不存在，人口激增，從1700到1794年，人口從150000000增長到313000000。經濟的良好運行，商業也興盛起來，其中以江南地區（江蘇，浙江）為最，絲織業是該地區的支柱產業，這裡面是有許多的個人經營者組成的。當時的漢人已經認可滿人的統治，在政治上基本沒產生大規模戰亂的可能性，國力強盛，國家領土達到前所未有的統一，四海朝貢。在鴉片戰爭的前夕，乾隆和他的臣子們頗為榮光，中國在富足平和的狀態中前進。

雖然如此，在這一片祥和的盛世中，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價。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北京，蘇州在當時世界數一數二的大城市，而許多縣城，鄉村的生活狀態可以說千年未變，是一種清苦的生活，然而這種狀態是及其脆弱的，自然的災害便能摧垮人一生的財富，有時政府，戰亂，流行病也會使人一無所有，這樣子的情況會促進人口的向下流動，底層的民眾是那麼容易成為，而擺脫這種生活貧瘠是如此困難。在經濟上是一貧如洗的民眾，很有可能成為乞丐，或許是僧人，但不是正規寺廟的僧侶，叫他們為游僧更為合適。他們的身份沒有社會地位，而且也容易讓人認為是種危害，後來叫魂的發生，乞丐和僧人容易成為攻擊的目標。

社會的流動性幾乎是停止的，進入上層社會只有通過科舉考試，獲得政治上的權利，方能擺脫當前的困境，但是這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可能的，記得唐德剛老師也談到科舉，那真是三分實力七分運氣。商業的發展按理來說，為整個社會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但是不公正的司法體系，沒有應有的保障，而且在意識形態上，政府主張忽略和打壓，在商業上去獲得更好的生活顯然更加困難。

「叫魂」事件中我看到，人在利用它陷害他人，污衊清白。他們都利用這個機會獲得想獲得想要的東西。蕭山衙察乘機敲詐；一人誣陷其叔父「叫魂」，能得到更多家產；債主陷害其債務人剪辮，要挾還錢；德清縣的和尚製造「叫魂」恐懼。在一個壓抑的環境中，一個撕裂的口子出現，會有更多的人希望將口子撕的更大，把手探出去，期望摸到什麼。甚至乾隆也在下意識地利用這個機會懲罰他不滿意的官員。

當一個社會的努力，未能獲得相應的回報，那麼這個社會會變得更加投機，獃滯。一個人若的努力被忽略，甚至努力的機會都沒有，他會的目標只有生存，或許會繞過司法體系獲得尋租的權利，或許製造混亂得到上升的機會。從《叫魂》可以看到，民眾是不會相信他們的政府會提供任何保障，司法的缺失，通過人治來彌補，這是幾千年的中國社會，民眾要求服從他們的官員，即使對於不公也不能察覺，百姓害怕他們，同時卑微的心態的滲入他們的骨子裡。我在叫魂的幾個案件里發現，無論是腳踝被壓碎的蕭山和尚，因傷口流膿而致殘廢的乞丐張四，還是那些慘死在獄中的人，他們都忍受著可怕的刑罰，嘴上說沒有犯事，自己是無辜的，但是卻從反對他們的官員對他們的殘酷刑罰，以致叫魂的嫌疑犯們因難以承受酷刑，都作了假供，「叫魂」的恐怖得以想幽靈一般縈繞在乾隆的內心。

另外「叫魂」反映的整個官僚體制和它的效率，背後隱含的政治意義，乾隆的恐懼，他的個性，心理活動，這些都在《叫魂》中詳細敘述，很有趣的。我也不多說了。

四，「叫魂」的當下啟示

在譯者後記中提到，陳兼先生說到在他在桂林開研討會，走進當地一家書店，發現一個高中生在讀《叫魂》，陳先生想把書買下，便要求同學把書給他，那位同學指著電視的新聞說：「很像的。」時間是1999年，新聞說的是「XX功」。

我當時閃過一個念頭，好像啊，真的好像。兩百多年後，「叫魂」這一幕真的再次發生了。

2012年四川某地的民眾因傳從冬至開始連續天黑三日，據說是末日的啟示，當地的蠟燭售罄；長春也傳天黑三日，民眾搶購蠟燭；陝西出現邪教。我發現三個事件立足於一個共同點，即末日的來臨。

兩百年多年後，現在的中國或許不會再出現類似於「叫魂」的恐慌，現代人不在那麼迷信和愚昧了，醫療的水平的提升，認知水平提高，政府的控制手段更加科學，都讓像「叫魂」性質的恐慌失去了基礎。但是現代人不迷信了，相信科學的力量，就不會引起1768年同樣的的恐慌嗎？

「叫魂」也好，剪辮子也好，都抓住了人內心的恐懼。千百年來，人的恐懼來自於不能確定的未來的危害，換種形式，人的恐懼依然會被激發。我們相信科學，如果超出科學的範圍，或者是來自於科學自身的危害，比如末日（雖然科學能解釋，但依然有可能性），病毒喪屍，流行病，核輻射，這些都可以拿來作為一種形式。人對可能危害自身，會產生恐懼，都會選擇保護自己，忽略正確的建議（因為在人的心中有種不確定性）。

人的恐懼無法忽略，但不代表整個社會會容易陷入恐慌。1768年，就像孔飛力分析那那樣，在一個經濟未能惠及大多數人，司法的缺失，執法的恣意而為，政治的隱患，最終釀成這場危機。人雖然有恐懼，同時人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動力，優美整潔的生活環境，平等，關愛的制度，富有人文，創造力的社會，如果存在的話，我想人會用冷靜，理性的態度去看待問題與恐懼。

今天，我們還沒有做到。

重要看到個令我激動的問題了，這個問題我要好好答一下。

先直接上結論，《叫魂》一書可以稱之為海外漢學明清史研究雙壁之一。另一本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

關於書的內容，不廢話，直接上鏈接《叫魂》讀書報告 (評論: 叫魂)，大神級整理。

如果在明清史研究領域的話，絕無可能不知道《叫魂》這書，他是清史研究的標杆之作。

吹噓這麼多，就來說說它為什麼牛。

和《萬曆十五年》的大歷史觀截然不同，《叫魂》研究的問題可謂非常小眾，一種迷信風俗。黃仁宇寫的都是大人物，皇帝首輔高官，孔飛力寫的卻是真正的小人物，遊方僧人，石匠這些。

《叫魂》厲害就厲害在這兒，大人物史料記載多，小人物史料記載少。因此，《叫魂》一書在史料整理和搜集上下了極大功夫，整本書資料翔實。而這正是很多書所缺乏的，也是能夠體現作者功底的地方。另外一點就是，因為是小人物，不可避免的便接觸到社會史。這些都是二戰之後，西方史學思潮轉型的產物。史景遷的《王氏之死》也是這方面的典型之作。

更令人折服的，黃仁宇從萬曆十五年出發縱論整個中國古代歷史，大歷史觀十足。孔飛力也從叫魂這個小事件出發，探尋清朝司法、行政制度，以及整個社會生活史和思想文化史。做學術，常說一句話，宏觀視角，微觀切入。《叫魂》一書可謂學術典範。

最厲害的是，《叫魂》文筆極好，懸疑十足，看到人根本停不下來，作為一本學術著作，這更顯價值。

近三十年明清史研究中，《叫魂》確可謂佳作，並且學術水準是高於《萬曆十五年》的。現在我的床頭放著一本，時常翻閱，上面寫滿了注釋。

只有一次性一口氣讀完這樣一本書後，才能給人徹底釋然的感覺。這本書記錄的是一件清朝乾隆盛世下的妖術清剿故事，事件發生於1768年。200多年後，這樣一件事被作者在茫茫的國家歷史檔案博物館中捕捉挖掘出來，並且能被學術界奉為一代經典，可見它的學術價值絕不僅僅停留在記敘歷史的層面，作者以一個西方學者的角度為當代的中國人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反思空間。正是這樣的反思空間，讓我們思考一些深層次的問題：社會發展了人心真的不再受「妖術」的蠱惑嗎？中國人真的擺脫了傳統落後的思想觀念，國民心理素質思想觀念真的提高了嗎，當代的中國人真的得到了面向21世紀的思想啟蒙教育嗎？一代又一代國家領導人發起的政治體制改革真的把舊社會官僚體制遺留的弊病革除了嗎？我們真的是生活在一個天下太平的盛世嗎，還是說這只是一個表面的虛假的幻象？

要回答這些問題，個人覺得還是有必要簡述一下整個「叫魂」事件的來龍去脈。事件發生在清朝乾隆盛世的時期，新航路開闢背景下的中國與世界的往來日益精密，國內人口不斷上升，地區人口流動不斷加快，國外白銀和其他農作物大量流入，國內商品經濟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社會戰亂很少，整個大清帝國一片「繁榮景象」。但是，正如作者開篇的第一句話一樣，「1768年，是中國悲劇性的近代前夜」。大清帝國首先在江浙一帶幾個最繁榮的城市出現零星的「叫魂」謠言。「叫魂」是一種妖術，它指的是：妖人通過剪下他人的小部分髮辮或者衣物，把它們放在木棍下打入地下，取一張紙寫下要陷害的人名字並把它燒掉，就能通過髮辮或者衣物招魂受害者，從而為自己服務。在江浙一帶謠言慢慢擴散，官府相繼捕獲一些使用妖術的嫌疑人，這些人主要由乞丐和和尚組成。但是事實上他們並沒有使用妖術，只是在官府重刑之下，屈打成招，編出自己的故事。然而民眾的緊張情緒並沒有得到緩解，相反卻日益升溫。全國各地紛紛出現了妖術的恐慌時間，這件事驚動了朝廷的乾隆，他聯合軍機處大臣動用全國的官僚機構力量開始了聲勢浩蕩的全國妖術清剿行動。最後的調查結果確是，整個事件都是虛構的，根本不存在「叫魂」的人，都是國人自己嚇唬自己而已，就這樣這個席捲全國的大行動也就一下子不了了之。

這樣的一件事來的時候「轟」的一聲，結束的時候「噓」的一聲，落差之大一時叫人難以適應，也正是因為這樣的落差為讀者塑造了一個巨大的思考空間，也正是經歷了這樣的思考過後，才會有我開頭所說的那種徹底釋然的感覺。這個故事有幾個細節，我覺得很有必要好好把握，我想這些線索也正是撐起整個「叫魂皮影」最關鍵的「肢節」。

首先，我關注的是本次事件發生的背景。故事發生在清朝盛世，但是這真的是盛世嗎？從作者的描述不難看出潛伏的社會危機：人口不斷增長，地區移民不斷上升，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把更多的人逼到了社會邊緣，農民的土地得不到保障，生活壓力與日俱增，可以說人民的精神一直是緊繃的，這也是本次事件波及範圍這麼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其次，我關注的是本次事件主要牽涉的社會群體，即事件主要的嫌疑人，他們由乞丐和和尚組成。讀者不禁要問，為什麼是他們而不是別人，個人理解的原因就是因為和尚在當時的社會一直以來就被認為是世俗界與神界的溝通人，人們對他們有一種敬畏的心理，正是因為潛意識認為他們有一種通靈的力量最終才會扭麴生成懷疑的心理；乞丐是流浪的群體，按照當時中國社會的鄉土情懷，生活在同一地區的人往往彼此關心照顧，很少相互傷害，但是外來人在他們心中卻得不到這樣一份信任感，在他們的潛意識裡外來人會帶來不好的災禍，因此最後也在社會的觸動下形成了這種懷疑的心理。

再次，我關注的是本次事件的實質。乍看來，這只是一次「巫蠱事件」，但其實它是一些別有用心蓄意利用社會心理的弱點挑起的社會政治運動。我們應該關注「叫魂」剪辮子的細節，在大清王朝，男人蓄辮被視為對國家的忠誠，然而妖術操作過程直接針對辮子，不難觀察出其中反清的意味。再來，只要是對社會民情稍有了解的人都能感覺到百姓的那種對鬼神敬畏害怕的心理。個人認為，在類似乾隆盛世的王朝中掀起政治革命即使付出巨大的流血代價，最終的成功率也會很低，大清的國力正處於鼎盛。但是要擾亂社會的正常秩序，絕非不可能，千萬不能忽視中國千萬無知的生活困難的老百姓力量，只要他們被激發引燃，他們有足夠的力量影響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我想正是因為別有用心的人靈敏地嗅到了老百姓中異樣的氣息，才會掀起這樣的事件，給大清乾隆盛世添亂子。

最後，我關注的是本次事件各方的處理態度。說到各方，範圍難免過大，我主要劃分出三類人，比較他們對於本次事件的不同應對態度。1、第一類人是老百姓，老百姓人數最多，但是確實最容易利用的人。由於他們自身的認識缺陷，他們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三人成虎的現象在這群「無知的大多數」中最容易出現，當時的人們往往缺乏獨立思考理性判斷的能力，對於個人的社會的災難他們難有全面的認識，因此往往相信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做出一些在我們今天看來不理智的行為，這些「一窩蜂的蠢事」是可以理解的。2、第二類人是各級官僚，這裡的各級官員包括地方的一線清剿官員，包括從地方到中央各級上傳下達的官員，包括清朝獨有的輔助皇帝做出最後判決軍機處官員。這樣的事件暴露出大清官僚設計體制很嚴重的漏洞，每個層級的官員都有這樣的態度：息事寧人，處理好本地的不管外地的，報喜不報憂等等。軍機處的大臣學歷高經驗豐富，他們發現事件諸多蹊蹺，但是少有真實彙報的人。中國曆朝歷代都在完善官僚機構的設計，但是讓人失望的是，從秦漢形成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到清代發展到頂峰，中國的官僚制在這樣一個小考中暴露出這麼多問題。從現代管理學原理我們知道：每個組織都應該有監察保障其正常運行的監察機構，而監察機構要發揮它的最大效用必須從原體系中獨立出來，形成獨立的審批監察體系。但是令人遺憾，大清發達的官僚體制仍然是自己監察自己，糾錯能力有限。3、第三類人是君主，即乾隆。乾隆是一代明君，能力出眾的他不可能察覺不到社會在「叫魂」事件發展初期的微妙變化，也不可能察覺不到事件背後的政治動機，甚至不可能不會懷疑事件的真相，但是他並沒有在一開始採取行動，而是等事態發展到嚴重的時候突然開始全國的清剿行動。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補充了兩個史實，在本次清剿行動以後的100年間，清朝也發生了兩次「叫魂」恐慌，但是規模遠少於1768年這次。作者說「專制制度看似君主控制官僚機構，其實是官僚機構控制君主」。個人認同這樣的說法，個人猜測，也許乾隆正是利用這樣的機會開展一次以清剿妖術為名的政治肅清行動，從而打壓異黨實力，鞏固自己的軍權。如此看來，整個朝廷在上演一出規模龐大的「宮斗劇」，也從一個側面看出了大清的衰落，封建制的滑坡。

說了這些個人個人關注的重點，應該就能逐個回答我在讀後感一開頭提出的問題了。在此引用作者關於妖術的定義，妖術不等於巫術，是每個人都能學會並且運用的幻術。作者在這本書里揭示的妖術絕非僅是「叫魂」，個人認為更是一種雙關的筆法。它更深層的應該是一些人學習一些權術，加之合理的包裝粉飾利用它們達成自己的目的。文章體現出中國人有一種「冤冤相報」的性格，農民受到欺壓，基層官員受到上級的不公對待，大臣受到皇帝的打壓，皇帝受到官僚機構的控制，他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侵犯，但是他們並沒有正面對施害者還擊，而是採用類似「叫魂」的方式暗地回擊報仇，這是令人顫慄的事實。然而實際的今天，我們之所以對這篇文章有如此多的感慨，正是因為書中描述的歷史場景在今天每個人也在不同程度地經歷著，不少變相的妖術盛行，這確實值得每一個中國人反省。

再來是關於官僚結構與社會治理結構的一點思考，從事件中我們不難看出官僚機構自身存在的不足，而這些不足絕不是現在一些領導人看到的片面不足，即「官僚主義」，它還有很多深層次的問題，包括層級之間的許可權劃分，以及監察機制問責機制的設計，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如果報喜不報憂、息事寧人、只管自己的事不管他人死活，這些不良觀念任然存在的話，將是對社會執政觀念莫大的障礙。在此，個人還想特彆強調的是，管理不是運用權術，管理需要的是智慧與求實，需要有法律和道德的約束。

關於老百姓方面，也給我們很大的思考空間。雖說社會發展了，人民科學觀念上升了，判斷力科學分析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老百姓對事物的認識水平難免參差不齊，如果不嚴防某些別有用心的人蓄意煽動蠱惑人民群眾造成社會恐慌，必將對整個社會的安穩帶來嚴峻的挑戰。

社會發展了人心真的不再受「妖術」的蠱惑嗎？我想說，只是受蠱惑的機會少了，但是絕非不可能。中國人真的擺脫了傳統落後的思想觀念，國民心理素質思想觀念真的提高了嗎，當代的中國人真的得到了面向21世紀的思想啟蒙教育嗎？我想說這一切還很遙遠，觀念不是實物，是精神層面的概念。特別是一個民族長期形成的思想觀念，必然根深蒂固，短時間難以改變，思想啟蒙教育幫助國民「脫昧正心」的任務還很沉重。我想說事實上還有很多「殘餘」，這些殘餘少有制度框架上的能看到的顯性殘餘，個人認為更多的是心理層面上的隱形殘餘。我們真的是生活在一個天下太平的盛世嗎，還是說這只是一個表面的虛假的幻象？我想說不可否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腳步不斷向前，社會也在蒸蒸日上，但是我們不應該忽略影藏在社會陰暗角落的各種問題，當它們彙集起來力量是不可想像的。

讀史在於借古諷今，在於吸收前車之鑒，《叫魂》講的是200年前清朝的故事，我們思考的應該是200年後今天的現狀。

（修改一下錯字，另外我得說孔飛力這套實際上很類似又還不如什麼呢？——就是某些文青小清新歷史愛好者看不起中國的本土馬克思主義史學，孔飛力套路和當年的「資本主義萌芽論」在教條和生硬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人家把故事講的好聽動人，你們就信了。）結論放前面，這玩意兒就是洋人講的一個不錯的歷史故事，理論上毫無新東西是一大堆已有的後現代理論的錯誤挪用和西方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史的偏見的拼盤。

說到底了，他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只是在形式上區別了「衝擊——反應論」，根本上還是一套西方漢學強行挪用社科理論的解釋學霸權。

這裡不想仔細講觀點細節，只大概講一下他的論述範式，眾所周之孔飛力是史料扒的詳細聞名美國漢學界的，甚至我遇見過某讀書不懂書的老年五毛（該五毛口口聲聲三個自信，我有時候講點薩義德他就自我高潮）因為孔飛力所謂的史學功底大肆吹捧。

但是我們看孔飛力的史料挖的很細，這種細卻不是蘭克史學或者年鑒史學所說的那種細，而是類似於福科，新文化史的那種細。這種細是具有人類學小切口式樣的細，但和人類學不同，它不僅僅想講好一個地方性故事的敘事，他還要把一個更宏大的原本歷史學的野心架構在一個小切口的邏輯中，以得出白左洋人懺悔式樣的「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式的範式。這種以小而見大，以地方性知識而發揮出歷史本身邏輯，是自柯文提出在中國發現歷史以來的轉向，這些動機和口號在其作品中的反應，我們應該是不難理解的。

但是，實際上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在《叫魂》這書的藍圖裡是有兩部分的，一個「敘事」（依據地方性知識）第二是歷史邏輯，按理來說應該是地方性知識自動梳理出歷史政治邏輯，然而叫魂通篇故事和論述始終是分離的。但凡讀書能懂的都應該看到論述中強烈的理論建構痕迹。而且這種理論建構的痕迹毫無新意，它實際上重複了韋伯百年前在《儒教與道教》里反覆而武斷那個重要結論「中國的官僚制度不是真正的官僚制度，中國身上早熟的現代性不是真正的現代性」，你們的官僚制度是魅力型的超人統治（儒教文人明明是世俗理性主義的，韋伯在開頭也承認世界觀理性），要麼就是「君子不器」的文人政治（可是敦煌文獻大量反應了諸如唐代的實務性的素養，甚至還有培養和檢測素養的模擬題），更別提更重要的問題，「你們沒有西方代議制民主」（然而代議制民主從西方歷史來說也是在絕對主義國家——民族國家襁褓時序後出現的）。孔飛力在這裡無非玩弄了一個補丁，他把福科視角的微觀權力發生學嫁接到了中國歷史上，這裡某種意義上證明了福科的命題——在微觀權力的視角看來絕對的統治者是不存在的，「壓抑—反抗」的模型的說明不成功。孔飛力則是以此來證明中國晚期的官僚國家不是一個成功的國家而是面臨崩潰的國家。這裡面有極大誤區在於，它卻服從於福科所駁斥的那種現代戲神話——「是現代國家政權的合法化集中暴力無所不能」「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關係是真正的理性」。福科歷史學真正的洞見，都在孔飛力形式的模仿中灰飛煙滅了。今天我們重拾關於現代亞文化的著作，比如伯明翰學派著名的老三篇《學做工》《亞文化》……。我們可以用相同的地方性知識論證出現代國家權力短路的地方。我們有兩種選擇，一種像某些西方左派一樣滿足的認為今天的資本主義也遭遇無法挽回的「文化矛盾」和權力危機是無可挽回的，資本主義的積累和崩潰最後反應在這種文化切口上的權力障礙上。然而，正如天真的某些西方左派始終被僵而不死的資本主義的生命力打臉一樣。孔飛力的天真的擁簇怎麼就相信這樣一件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危機反應了中國制度在歷史邏輯上的衰亡，並且認為它和西方官僚制度是截然對立的，必須被按照非西方就是非現代性的模式劃歸到傳統的自然解體中呢？而傳統自然解體的危機意識，又一定是按照其敘事規劃後暗藏的自由主義政治學的幽靈來規劃呢？

中國歷史上制度性衰落有很多，比如租庸調節制衰落和黃巢造成的幾乎獨一無二的大規模農民起義（這是一種典型的多的具有重要史學典型價值的經濟制度和社會關係的總危機），比如明朝末年制度的危機和癱瘓（這也是規模大的多的危機）。而這些危機都造成了中國歷史邏輯基於危機意識轉折，然而這種轉折，比如說佃農制出現，以真正歷史學的眼光看，這也是完全有中國特色，絕不是孔飛力之流生編硬造的「從中國發現的歷史可比擬的」。試問，大家都是中國人，對於中國歷史的歷次系統性的傾覆危機大概都有些印象，憑什麼認為孔飛力所截取的這個清乾隆王朝晚期的巫術事件的切片，就能夠認為中國的制度走向了自我崩潰的危機。我想不會有太多人很了解我之前所講的，孔飛力對西方現代社科資源援引和誤用的理論基礎。但是大家想想自己基本的歷史教育素養，何至於對於孔飛力這種沒頭沒尾的歷史寓言故事如此的輕信。孔飛力使自己和使我們做到了不再屈從於西方中心的史學嗎？《叫魂》果真的是一本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圖書嗎？

一個例子不夠，我再舉個例子。從西方歷史的論述來看，我舉例一本書《夜間的戰鬥》，這本大概也是講了西方種種巫術事件和危機的，基本上來說你完全可以這些16,17時期的巫術農業崇拜說明基督權力統治的日常性危機，並且說明，那個時期的精英統治總的來說並不是全能的，或者我們想像中的那麼有效。無論是我們還是任何一個西方學者，都不會在這種文化史的故事後加上腳註，認為這預示著某種舊的歷史時期和社會關係綜合的總衰亡，說這是人文世俗主義，民族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市民社會興起的動力學因素。因為，我們都大概知道現代化是怎麼樣的，絕不可能因為這種事爆發法國大革命，農民的反抗性或者工人的路德主義也絕不是歷史根本動力（當然絕不是說沒有意義）。現在，洋人學者仗著你們沒吃過看過長大的中國豬，就騙你們中國豬長大了是有八條腿是橫著跑的。

結論慣例放前面。

餓不死人的「盛世」，其實矛盾重重。一場名為「叫魂」的謠言，演變為「集體性投射遊戲」。從君主（乾隆）到平民，幾乎所有階層的人（除乞丐，遊方僧道）都參與其中。人們歇斯底里，發泄著他們的憤怒，將內心的種種矛盾盡情投射在他人身上。皇帝對官員，官員對平民，平民對乞丐、游僧，層層關係，並不單向。
皇帝出於對統治合法性的顧慮（滿族皇帝統治國家），以及對自身地位的顧慮，還有對漢化的恐懼，向官僚施壓；官僚出於自身的利益，和對行政的準則及習慣的遵守，又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皇帝的壓力。平民出於對自身安全的擔心，向官僚施壓，也要求打擊妖術和與之有嫌疑的乞丐、游僧；官僚又出於不可知論，以及對民眾愚昧無知的鄙視，將妖術案視為普通案件（事實上，妖術案確實多為誣告）判決。官僚常常是面對雙面壓力的，但官僚仍舊通過制度，讓皇帝進入了官僚制度的陷阱里，讓皇帝遵守不得不遵守的「基本法」抑制了皇帝的敏感神經，結束了鬧劇。官僚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或降職或罰俸。
縱然官僚是狂熱中的清醒者，但其始終也是腐敗者，和皇帝敏感神經意志向下的加害者。平民和乞丐、游僧，則賺到了一定的關注，代價是冤死或肉償。
就這樣，盛世繼續前行，隨著歷史的進程，一步一步走向一個朝代的終結。

以前看電視劇，康熙乾隆總喜歡微服私訪江南，每次都能除暴安良以及結一段佳緣。這樣的故事，電視機前的觀眾們喜聞樂見，津津樂道。看了《叫魂》之後便有了更深的體會。為什麼康熙乾隆祖孫二人都喜歡遊歷江南？江南經濟富庶，風光秀麗，佳人柔情似水，文化精緻高雅，滿清統治者一方面對江南深深著迷，另一方面又十分懼怕與嫉妒。「既恐懼又不信任，既讚嘆不已又滿懷嫉妒，這便是滿人對於江南的看法。如果有什麼能夠讓一個滿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魯的外鄉人，那就是江南文人。弘曆恐懼：被漢化的滿人與腐敗的漢人官吏正在攜手使大清帝國走上王朝沒落的下坡路」。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是孔飛力教授的著作。和《萬曆十五年》一樣，這本書選取的是歷史上一個並非十分具有影響力的年份，由此展開一系列精彩的描述與推斷。

「叫魂」案發生在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此時的乾隆是一位57歲的老人，他野心勃勃地創造著他的盛世。妖術恐慌突然從江南發端，沿著運河和長江北上西行，席捲大半中國，人心惶惶。民眾們相信妖術師可以通過剪人髮辮、衣物甚至姓名來盜取其靈魂為自己服務，而靈魂被盜者會立刻死亡；各級官員四處追緝流竄的「妖人」；乾隆硃筆御批，要求清剿叫魂恐懼背後的陰謀。付出了許多無辜的性命和丟掉了許多烏紗帽後，案情真相大白，所謂叫魂恐懼其實只是一場庸人自擾的醜惡鬧劇：沒有一個妖人被抓獲，沒有一件妖術案子能夠坐實，有的只是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屈打成招。

書中，孔飛力教授將妖術恐慌重構為三個不同版本的故事，分別敘述了不同社會群體和角色對於叫魂妖術的理解和反應。第一個版本是來自社會底層的普通平民百姓；第二個版本是各級官僚；第三個版本則是專制君主乾隆以及他所代表的滿清帝國制度。每一個版本都有精彩的論述。

對於普通民眾而言，雖然是盛世，然而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社會道德墮落，其實這也是一個備受困擾的社會，人們對自己能否通過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身的境遇產生懷疑，這種情況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加無法容忍。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妖術既是一種權利的幻覺，又是對每一個人的一種潛在的權利補償。即使叫魂這樣的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人們仍然普遍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適當的「技巧」便可以通過竊取別人的靈魂而召喚出陰間的力量，這是一種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覺。與之相對應的則是真實的權利——人們可以通過指控某人為叫魂者、或提出這種指控相威脅而得到這一權利。施行妖術和提出妖術指控行為所折射反映出來的是人們的無權無勢狀態。

在社會範圍內對妖術的清剿觸發了皇權與官僚體制之間的較量。官僚責任制度的運作時圍繞著對信息的控制而展開的。一項罪行如果未經官方確認已經發生，那麼一個官員就不會因為對此罪行失察而受到懲罰。官員們隱瞞妖術案件是因為法庭案件會打亂他們悠遊從容的日常節奏，彈劾下屬則會危及他們官官相護的權利網路。

對於乾隆而言，他不僅僅是滿族首領，也是大一統中華帝國皇帝。他一直為平衡這兩個角色而努力。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征服者，為了賦予征服者的政權以一種上承天命的合法性，乾隆及其滿清朝廷需要對官化的儒家意識予以推廣——根據這種意識形態，合法性統治的基礎在於德行而非種族特性。為了解決「合法性焦慮」，滿清統治者藉助於大清王朝視線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統」。而「叫魂」案件的不安定因素不僅僅是一個常規的治安問題，也是一個涉及「合法性焦慮」的根本性問題。

故事的最後，「叫魂」案件雷聲大雨點小的收尾。案件結束了，然而案件所折射出的社會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有些問題，哪怕是在現在仍然存在。這也是這本書經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活在2017年11月的中國，真是有種穿越回1768的感覺。

謠言滿天飛，政府公信力下降，各方勢力利用謠言促成自己的目的。當然，這些都屬於歷史的輪迴，不足為奇。

然而1768年的中國，識字率不到10%，流民遍地，邪教橫行。如今的中國，九年免費義務教育，大學錄取率76%。

這些書，究竟念到哪裡去了？

還是說，教育終究是抵不過人性吧。

說明：

本文首發於本人私人閱讀公眾號：讀思之所。歡迎關注。
本文鏈接：【私人閱讀筆記】叫了千年的魂--孔飛力《叫魂》
本文由本人組織的閱讀活動的討論發言稿整理而成。

孔飛力《叫魂》這本書分量非常重，讀完書後，原本我只打算說一個切入點，就是the big boss和群眾之間的官僚體制。因為這個問題本身已經夠大，所以通過這一點來談這本書也足夠。但沒想到參加討論的群友們珠玉在前，加之我的很多觀點也斷斷續續零零星星說過。那些沒說過的，也大都在我提供的背景文獻中提及，從而使得我原計劃要說的部分，本質上來說失去了非說不可的必要。剛好參加討論時，發現在這本書的背景部分，可能有個問題沒說清楚，所以臨時決定先談一下，這樣就是根據兩個問題來說說這本書。

第一個是關於流民問題。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人貼了張原書的圖。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人口與土地的矛盾，確實造成了更多的從事非種植業的人口，但這些人並不是未來叫魂事件中的妖術人群（不說受害者，避免與書中被剪掉辮子的人混淆）。這部分脫離了土地的人，更多地，仍然從事固定職業。這就是從明朝延續至清朝的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我個人認為，作者在論述這裡的時候，並不是說這部分人造成了社會的不安定，而是在論述一種商業導致的人口流動帶來的信息流轉。

講到這裡，說一點題外話。我一直很好奇，在中國的前三十年，資訊如此不發達，甚至官方媒介完全杜絕一切潮流時尚的時代背景下，為什麼很多東西仍然在年輕人中引發全國性的流行，比如側面有白色條紋的藍底運動褲。這本質上是個傳播學方面的問題，之前也零星聊過幾句，很可惜沒有展開。

雖然書中作者並沒有找到數據來比較不事生產的社會流浪閑雜人員相對於人數眾多的手工業者之比例，但從作者列舉的案例來看，沒有一個手工業者被認定為是叫魂事件中的妖術人群，尤其是那些新型的具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產業工人（這部分人才是因為土地和人口的矛盾而離開土地的人口主體）。反而是一些傳統匠人，比如吳姓石匠等，被認為是巫術的始作俑者。這些具有高技術含量，並且其產品每天都跟人近距離接觸（修屋架橋等）的傳統匠人一直以來被大眾認為懂一點這類妖術，作者也對這個背景進行了表述。

所以，鄉土中國社會，歷來不敵視外鄉人，而是敵視不事生產的人。這類排除在傳統社會生產和軍事目的之外的閑雜人等，早就是統治者很重視的被統治對象。從韓非子《五蠹》開始就論述如何限制這類人，經過兩千年的政治角力，韓非子說的五類人已經納入到社會系統中，甚至成為不可或缺的零件，而唯有不事生產的人依舊是社會安定的最大隱患。以乾隆所處的時代而言，上一個王朝正是推翻了異族統治的明朝，而明朝的開國帝王朱元璋正是起於這類閑雜人等。當然，貫穿於清朝始終的反清復明也是乾隆對滿漢（以辮子為外在標誌）問題極度敏感的原因之一。另外，乾隆朝直到1768年為止，從來沒有停止過用兵，且其征討無一例外均是源於民族矛盾，所以乾隆這根神經也一直是緊繃著。

第二個問題是官僚體制問題，這個問題本身很大，而熟悉我的朋友則知道，我一般很少討論這類很大的問題。這次也一樣，從幾個可能容易被忽視的地方聊聊官僚體制問題。

叫魂作為一場運動發展到後期，各地的要犯都要送到北京或者乾隆所在的承德行宮審訊。需要注意的是，沒有一個案犯是乾隆親審。因為很多歷史小說和歷史電視劇的緣故，很多人的印象里，皇帝屬於那種一天到晚沒事兒乾的人，處理些兒女情長以顯示自己感性的一面，順手審訊幾個罪犯以顯示自己理性的一面。實際上但凡是個合格的皇帝，都非常忙。《萬曆十五年》里的第一章也可作為此說之證據。在這個基本事實下，皇帝親自審理案件是絕無可能的。更何況，天子威儀怎可被一介草民親睹？所以，即使要犯送到承德或者北京，審訊的官員最大也就到軍機處大臣，仍然沒有跳脫出官僚體制。如果跟今天的司法來做個類比的話，整套程序更像是上訴行為，並且本身帶有異地審判的性質了。說到司法，要犯們除了幾個死在監獄裡的之外，基本最後都放出來了，也不知道有沒有類似國家賠償的機制，要不然很多都落下殘廢，將來怎麼謀生呢？

再說說行政中樞方面。縱觀整個中國帝制社會，皇權與官僚體制的角力一直存在。皇帝想統治偌大的帝國，僅靠自己是不行的，必須要依靠級別高低不同職能不同的各級官吏。甚至在最初還需要一個百官之長——宰相。宰相的權力起初太大，慢慢被弱化直至廢除，從皇權延續的角度來說，皇帝本人更希望能夠垂直管理整個官僚機構。隋唐時候創立三省六部制度，廢除宰相，分割相權，這個邏輯一直延續到帝制結束。但無奈一個帝國的行政事務實在太多了，於是明朝開始將決策和日常行政運行分開，皇帝只拿住決策部分的權力即可。但即便是這部分權力，只靠一個人仍然難以完全掌控，所以皇帝組建了一套行政級別較低的秘書班子來為自己服務。清朝開始後，到雍正朝，終於複製了這套設置，有了軍機處。雍正時期的軍機處，只是因為征伐而創立的臨時機構，從名字上也可以看出這點。到乾隆二年，軍機處重新創立，並從此成為定製，一直到清朝滅亡。在《萬曆十五年》中已經可以看出在首輔內閣陰影背後的皇權很多時候成了一種擺設，這種情況在清朝並未出現。其原因在我看來，一方面是因為清朝立國之初就弱化了儒家的君臣關係，換以主奴相稱；另一方面大概是因為滿漢權力不對等，占人口和官僚絕大多數的漢族，在軍機處中並不具有與之對等的發言權。從這一點上來說，封建帝制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在經過兩千年打磨後，可以算得上是完美。很可惜，這套制度在乾隆看來仍然不夠，所以需要他另外建立眼線來予以監督。顯然，他的監督比照明朝的兩廠錦衣衛，那又差了一個檔次。

作為一個山東人，我很在意書中提到的跟山東有關的細節，比如博興，離我家不足五十公里，比如我從小每次回老家都要經過的黃河大橋，橋頭有唐賽兒的塑像。這次我特別好奇的是，為什麼每次這些怪力亂神的東西都是出現在山東。王倫的白蓮教起義，包括《歷史三調》里說到的義和團運動。當然，山東本身就是讖緯之鄉，有人說是因為齊國鄒衍創立的陰陽家。除歷史之外，從文學的角度，清代有蒲松齡，當代也有莫言。這個問題可能很有意思，不過還是太大了，我想不清。

最後，孔飛力一生著述並不多，但每本都字字珠璣，如果覺得《叫魂》還不錯的話，不如讀讀他另外一本著作《中國現代國際的起源》。

別省都有發生，唯獨你省沒有，一定是你懶政。
別村都有反動派，唯獨你村沒有，一定是你對運動有意見，不積極配合。
別人不打，偏偏打你，一定是你有問題。
這套流氓邏輯真是靈丹妙藥，從古至今，從王公貴胄到販夫走卒，無一不適用啊。

禮記·禮運的記載：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

還可以看看屈原的《招魂》和宋玉（?）的《大招》太長我就不貼了。不過那是經過藝術化加工的不等於以前就是這麼做

國企。
每次看到我們領導要求下級做一些不近情理的事情的時候，我都會想到乾隆一朝和孔飛力。

from 個人公眾號 CloseToShadow

◆ ◆ ◆ ◆ ◆

這是一代盛世。

這是一代焦慮之下的盛世。

一場「莫須有」的妖術大恐慌悄然登場，步步緊逼，而最後硝煙散去，塵埃落定，一切竟只是一場自編自導的笑話。

當局者迷。構成未來的種種條件都被加上密碼，使之難以解讀，儘管那些條件正堂而皇之地從我們身邊大搖大擺。我們試圖揭開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鬧劇，也仿若霧裡看花。

而當我們終於在撲朔迷離中苦心孤詣地將這些密碼碎片拼接得將乎完整時，一切又似乎已顯得太晚。

不晚。也許歷史總要被賦予某種更深層、更長遠的意義，它身處著過去，卻指向了未來。

我們凝視著過去，而未來正張大了眼睛凝視著我們。

◆ ◆ ◆ ◆ ◆

弘曆年間，王朝正處於為人稱道的「盛世」頂端。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國內太平、經濟繁榮、商業發展。這是真實的盛世，長江中下游地區是其真實寫照。

如此盛世之下，物價上漲，人口的迅速增長和生態環境的惡劣或惡化，一部分人口逃離固守了幾十上百年的棲居之地，趕往中下游地區經商。似乎有些虛幻。

「盛世」是官方文件用以裝點自己歷史的虛幻之詞。也許這不足以為後人道矣，但叫魂危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它的序幕。

◆ ◆ ◆ ◆ ◆

傳言懂妖術之人可以通過獲取人的髮辮、衣服甚至是名字，就能奪取其靈魂。德清縣的石匠、蕭山和尚、蘇州和胥口鎮的乞丐無緣無故被指定為擁有邪惡力量的叫魂者，「被製造證據」、被鞭笞，最後「被招供」或是病死獄中——然而這一暴怒下的制裁的僅僅只是一場臆想出的犯罪。

《叫魂》像一本推理小說。為了揭開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件，作者拉開了這段歷史舞台的帷幕，你且跟他一探個究竟。

推動事件發生的矛盾與動力往往是複雜的。對於處在這樣一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背景下的清朝來說，真相有時並非只有一個，尤其對於不同階層、不同立場的人來說，事情的原因與結果也往往大相徑庭，解讀也就莫衷一是。

說來也真是奇怪，平民百姓、弘曆皇帝，各行省官僚，差異如此懸殊的不同階層之人竟會對同一事件有著共同的感受。一個人就是一個音符，一個群體就是一段齊奏，它帶有自己獨特的音色。他們匯成了一個統一體，一個屬於一個時代的協奏曲。

我在這一曲中聽到的，是焦慮。

◆ ◆ ◆ ◆ ◆

對於普通民眾來說，他們無心權傾朝野的紛爭，認知淺薄，在重重壓力下勉強生存，容易煽動也容易憤怒。他們懷疑流浪者與石匠是因為他們害怕著這些人群。在長期的男耕女織自然經濟文化下，他們守著一方土，安定而不易變動了。

變動容易引發陌生，而陌生容易引發焦慮。當商業的擴展和外部的移民將一部分人排除在生產性經濟之外時，這部分人口其實是往社會中下層移動——他們變成了社會邊緣人物，一方面對於暴怒的百姓弱小得沒有反手之力，另一方面又因其四處流浪而無法控制。

不愛變動的中國百姓彷彿天生就對陌生人懷有戒備之心。在此之上，孔飛力教授又巧妙地把握了中國人對於妖魔道術的恐懼之心，而一旦有人點燃它，便會一發不可收拾。

關於神話，關於超自然，無法證其有，但也無法證其無。

我一直認為普通民眾的生存和生活狀況最容易反映一個時代的真實情況。有時，對一方而言的盛世在另一方眼中說不定是水深火熱的地獄。《叫魂》透過上層統治者和宏觀發展看到下層百姓生活的真實狀況，這一點也著實讓人欣慰。如此看來，「盛世」之言也不免顯得蒼白與無力了。

◆ ◆ ◆ ◆ ◆

對於各級官僚來說，叫魂是否真實存在並沒有那麼重要，然而身處於憂慮的君主和恐慌的民眾之間，他們又不得不對毫無頭緒的叫魂案做出一些積極反應。

一方面，弘曆對於妖術事件的存在深信不疑，一場一開始就滿是謬論的戲被皇帝覺察到苗頭之後，也只能硬著頭皮繼續演下去了。另一方面，無知且暴怒的百姓將矛頭直指流浪者。

沒有證據，也得榨出一個真相來。

◆ ◆ ◆ ◆ ◆

對於弘曆而言，他所面臨的就不僅僅是妖術那麼簡單了。首先，統治清朝的滿族首先是作為民族的入侵者，其次才是作為統治一方立足於中華領土之上的。

因此弘曆的焦慮並非空穴來風。幾百年的歲月落成灰，歷史早已難辨真真假假。要想儘可能地還原歷史人物的真實心理，就儘可能多地逼近他，以最本原的事件，以最一手的材料。弘曆親手寫下評論、批語的硃批，脫離了官方文件的層層偽裝，最有可能接近其真實想法。

在這些硃批中，我們可以看到——

外來人的政權是敏感的。剪髮辮意味著謀反，民族融合意味著充滿種族威脅的漢化。如書中所言，「滿清統治者所使用的語言，既表現了大一統帝國寬廣的普世主義，又反映了他們作為少數種族狹隘的防衛心理。」既想達到普世主義的一統，又渴望保持種族的高貴獨一。

因此，看似對立的兩種威脅也只不過是同一威脅的兩個不同側面而已。

◆ ◆ ◆ ◆ ◆

《叫魂》一書隱含了許多問題，均值得加以討論。我在試圖解開作者提出的幾個問題之時也發現了一些其他的有意思的問題，關於政治，關於文化，關於心理學，關於傳播學，以及它們之間微妙的聯繫。然而一一作答式寫在筆記里又不免顯得僵化，篇幅也不能很好地控制，況且此書涉獵廣博，愚不敢妄下評論。

輕易做出判斷是危險的。

◆ ◆ ◆ ◆ ◆

我們的現在仍會有過去的影子。這也是時至今日我們讀這本學術歷史性著作《叫魂》仍然覺得有些熟悉的原因。

河水一個世紀一個世紀地不斷流淌，人間的故事就在河邊發生。它們發生，第二天就被遺忘。而河水依舊在不停地流淌。

一切歷史都有過去的影子，都有可以抵抗遺忘的力量，有時只是換一種方式被記住而已。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叫魂》站在過去，指向中國的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還有並不遙遠的現在。言多必失，我們只把話語交給了隱喻。

我們眯眼凝視過去，而未來正張大眼睛凝視著我們。

紐約時報中文網有一篇很好的文章
叫魂，群體性瘋狂如何可能http://cn.nytimes.com/culture/20120919/cc19liuqing/

孔飛力的《叫魂》我也是通過羅輯思維公眾號推薦讀的。本人不是學歷史的。
這是一本歷史學術著作。在史學界的學術價值還是得到肯定的。
看完全書框架是：從歷史事件入手，叫魂故事，讓人頓時有種讀懸疑小說的即視感。緊接著介紹了歷史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和政治經濟狀況。然後交代官僚以及君主叫魂案的處理過程。最後透過這一事件解構了對當時政治格局中君主、官僚機構和老百姓在事件中的互動關係和原因。
總體來說，這本書邏輯線索清晰，分析有理有據。透過轟動一時的叫魂案，體現了當時政治和社會狀態，有一種代入感，讓我們從君主、官僚、百姓三種不同的立場上，思考這場清朝乾隆年間，君主通訊系統的困局、官僚系統的困局、以及百姓的政治權利缺失困境。也從整體去思考，去評判這個歷史事件中的對與錯。
文章中大量引入歷史文獻資料，文言文比較多，對於文學基礎薄弱的人要追根糾底，會比較痛苦。不過，多讀讀嚴謹的學術著作對培養自己的批判性思維和理性精神是大大的有好處的。

對歷史專業人士來說，這是一部社會文化史領域的神作，對於非歷史專業人士來說，這是一部有趣而深刻的科普讀物。
要評價一本歷史學著作，首先看真實性如何，具體指標就是史料基礎。孔飛力親自查閱了大量中國第一檔案館的原始資料，梳理出了當時一系列叫魂案件的脈絡，還有清代的通訊體制。雖然書中的個別枝節問題仍然有材料不足之嫌，但瑕不掩瑜。如果不是這麼翔實的史料基礎，就不會有叫魂案豐富的細節和清晰的脈絡。
完成史實梳理只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孔飛力在具體而微的史實中窺測到了歷史的趨勢。拜對人類學的濃厚興趣所賜，孔飛力敏銳地從「頭髮」的象徵意義和「妖術」的文化內涵中，注意到了政治插手操弄的空間，進而捕捉到了「叫魂」作為普通司法案件背後的實質:一場不大不小的政治地震。而這種政治地震為什麼會產生？地震中皇帝和官僚的應對有什麼異於平時的地方？反映了什麼問題？作者就是這樣刨根問底下去，才得到了最終結論——盛世下危機催生的一次非常規政治洗牌，暴露了君主專制制度衰微的必然。整個研究，是對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一個正面示範——社會文化史研究始於描述雞毛蒜皮，但不應僅此而已；「深描」雞毛蒜皮的意義不是為了獲得一個與傳統的政治史經濟史研究分庭抗禮的學科分支，恰在於為歷史情境的復原提供更多的細節和角度，從而幫助人們更整體準確地認識歷史事件人物和發展規律。
做到以上兩點就是非常優秀的學術著作，而本書作為神作的buff，在於孔飛力的敘事技巧太高超了！！全書涉及的案子有數十個之多，人物也紛繁複雜，可作者愣是寫得線索鮮明，環環相扣，懸念迭出，要不是事先知曉，大概率會覺得這是懸疑小說吧！說到這裡，必須給中文版的譯者陳兼和劉昶打電話打到欠費！！正是他們深厚的史學功底和曉暢活潑的文筆，才不僅保留了本書的學術價值，還最大限度保留了文學價值！
在我眼中本書不是沒缺憾，但畢竟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作為歷史研究者，不在作者的處境，不知道作者搜集資料中遇見什麼艱辛和無奈，就更不敢對枝節上的不完美站著說話不腰疼。人家能完成專業業餘兩相宜的高難度動作，還不夠么！

結合這一陣子的一些時事，似乎讀出了不一樣的味道……

知乎首答

《叫魂》這本書實際上通過發生在1768年（清朝乾隆皇帝統治期間）的叫魂案件，反映了當時整個社會的社會分工機制，皇帝與官僚機制的通訊機制，以及權力分割與行政管理機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關於《叫魂》這本書的評價，我想從它「改變了我哪些從前的刻板偏見」這個角度來談一談我的體會，並在以下三個問題中將本書折射出的四個社會運作機制寫進答案中：

皇帝作為個人的專治權力到底有多大？
我們總在古裝劇中所聞的「官官相護」如何形成的？其在現實中有沒有我們平常理解的那樣，對百姓造成巨大的傷害？
我們現如今經常追憶的「康乾盛世」究竟有多盛？平民百姓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

1.弘曆（乾隆皇帝）作為帝國的統治者，其權力也受限於強大的官僚機制，而且這種專制權力自其之後，變得越來越弱。

首先說明一點，弘曆的個人專制權力在其在位期間達到了頂峰。這個現象的部分原因是其個人對於增強其力量的努力，同時也得益於其父親胤禛所設立的軍機處（一共用於高級官員與皇帝進行直接通訊的通訊機構）。但是在叫魂案件中，還是可以深深的感受到皇帝的個人力量在面對整個官僚體系時的力不從心。

何為官僚體制，為什麼其力量可以限制君主的個人專制？

君主專制屬於一個人的專制，也就是什麼事情都是皇帝一個人說了算。但是滿人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接替了明朝的班兒的之後，統治者必須以中原地區傳統的儒家思想以及明朝的行政管理辦法去管理當時仍然是漢人占多數的官場。皇帝必須還是要將各個地區的權力下放給各地的官員，在明確了每一個官員的工作內容以及職責後，雖然皇帝仍然有權力主管人員調動，但是那份責任劃分同時也給每一個官員劃定了一個安全範圍。皇帝的權力也就因此劃分給了以官僚為主體來管理國家的官僚體制。

因此官僚體制的權力與皇帝的個人專制權力此消彼長，在叫魂案件中，可以看到各地的官僚在處理叫魂案件時，利用皇帝給自己這個職位劃分的權力與責任，在其工作安全範圍內以常規方式處理案件。皇帝的個人意願——即希望能夠以最大力度去儘快根除叫魂案件，在整個以不緊不慢的常規處理問題方式處理問題的官僚體制面前，顯得有些無力。從前慢，車馬慢，皇帝的意願層層下達到下面的官員，下面的官員按照自己的職責範圍抓幾個僧道乞丐，錄點口供交差，再層層上達，溝通效率極低，但是皇帝也沒有辦法，權力分出去了，每個人確實在職責內辦事，但同時誰又都小心翼翼，不越雷池一步。心累呀。

但是這裡就要提到前面說過的軍機處了。作為帝國的特殊通訊機制，它保證了皇帝的眼線可以監督各地的官員，同時也保證特殊事件中官員可以直接與皇帝通訊，獲得皇帝的「硃批」。這使得皇帝可以不僅僅受奏摺蒙蔽雙眼。也就間接地增加了其權力。在叫魂案件中，弘曆也試圖通過叫魂案件整飭官僚體系，包括懲罰了大量他認為不合格的官員等等。但是在其後，皇帝的專制權力漸微，清王朝的後期又發生了兩件較大的叫魂案件，但是其清剿與處理的力度再也不及這次。原因就是皇帝的個人專制權力已無法與龐大的官僚體系抗衡。我們在電視劇中經常看到的皇帝一怒之下：來人啊，把這廝拖出去斬了！這種情節是存在的，但是也只是懲罰一人而已。官僚體系卻仍然穩定的進行擴張。

2.「官官相護」的形成毋寧說是一種制度上的缺陷。而且其對上（皇帝）的傷害要遠遠大於其對下（百姓）的傷害。

官官相護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於清朝時期官員的任命與升職制度。雖然皇帝對於高級官僚（基本上是總督以上）有直接任命與面對面考核的要求，但是對於省內的官員任命，權力還是在負責全省行政的官員身上。也就是一個官員同時具有省內行政權與監察權力。每三年，普通官員都要參與KPI考評，升職降職都需要打分而且皇帝過目。如果升職舉薦有誤，則舉薦人也需要受到貶值處罰。所以對於提拔官員，省級官員會傾向於規避風險：也就是，用褒義但模稜兩可的話去舉薦別人（比如才情敏練，精詳慎重等等），以便發現舉薦不實時更容易搪塞。同時，官員們傾向於選擇能規避麻煩，將消極應付視為美德的人。其舉薦目的，是為了應付皇帝，所以作為官僚體系內的一員，保全自己，同時聯合其他官僚去保全自己就成了上策。這種制度上的缺陷也導致了叫魂案件發生初期，各地官員都傾向於隱匿不報，最終當案件紛紛暴露時，整個案件卻已變成一場全國性的恐慌。

所以說「官官相護」的局面，其實更多的是官僚體系應對皇帝的專制權力而發展出的消極應對的策略。將監察權力攬入懷裡後，皇帝實際上變成了又聾又啞之人，對各地官員及其情況均不了解。對於百姓來說，這種現象對於日常生活並沒有什麼影響。但是我們也經常在電視劇中看到，一個再小的知縣，也是可以在自己的公堂上作威作福的。這是因為國家的各種全力，仍然沒有謹慎的進行分配。平民百姓沒有可以行使的權力，而叫魂案件卻給了他們一個絕好的輕易獲得權力的機會。利用官府對於叫魂者的抓捕，可以輕易的誣陷平日自己看著不爽的人，可以濫用隨意舉薦帶來的支配他人的權力，這也是到了後期叫魂案件頻發，但是有很多在經查實後都是冤冤相報的烏龍。這是題外話，不過卻可以反映出當時社會行政機制上出現的問題。

3.「康乾盛世」期間，國家從宏觀角度講，卻為盛世，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普通百姓卻仍然遊離在社會主流生產機制之外。

明清交替之際，也是中國在各個方面開始同世界緊密的聯繫在一起的時候。進口方面：玉米，甜薯，花生等美洲引進的作物，擴大了中國的農耕範圍與生產規模。出口方面：大量的白銀流入中國，以支付中國出口的絲綢，茶葉瓷器等等。於是乎人口的遷徙變成了：一方面，人口向城市集中，形成商業產業鏈，分工明確，生產產品以用於出口。同時人口也開始向未開發地區遷移進行農業運作。大城市發達的工商業以及偏遠地區的農業是當時社會的主流生產方式。在這個生產機制中，每個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社會分工與社會地位，他們也就是被納入到主流社會生產與價值觀念的老百姓。

但是在經濟發展與社會繁榮的同時，也造成了由人口激增而產生的各種壓力。到了乾隆年代，人口過剩的後果已經明顯的表現了出來，比如通貨膨脹，糧價上漲等等。人口對於資源和財富的壓力不是平均的分攤到每個人的頭上的。不同地區，階級的人們對於壓力的感受與應對能力也不同。時間的前進，其間的差距也日益擴大。對於處在社會底層又在經濟落後邊緣地區的人們來說，加劇的壓力與競爭可以隨時奪去他們生存的機會，將他們裹挾到無家可歸的流浪大軍中去。他們的存在，成為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對於普通百姓來說，他們的存在代表了規規矩矩生活勞作的百姓對於陌生人，以及通常價值觀外的人的恐懼與厭惡。所以這些流浪大軍（往往是和尚乞丐）就成了叫魂案中首當其衝的目標。

所以雖然乾隆年間被稱為盛世而被人津津樂道，但是透過表面的繁榮去探究社會財富的分配以及資源，財富和人口的關係。就可以發現社會深層潛藏的危機以及這些危機在社會意識層面上的反應。

以上是本人對於《叫魂》這本書的一些想法。初答有些緊張，有邏輯不通以及語病，歡迎指正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