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聲字形旁表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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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問「形旁參與表音嗎」則很可能答案是肯定的。比如「騾」字，據說是「驢」與「馬」反切而來，果真如此，則形旁的讀音就會反映在該字讀音的韻母上。還有一種特殊情況，「騎」與「倚」同聲旁，而讀音不同（當然可能歷史上同音），這種情況即便不能說形旁直接參与了表音至少可以說形旁提示了讀音。另「契」「割」「切」形旁聲母都為d，而其上古漢語擬音都以d為韻尾，這會是形旁參與了字音音節構成的印證嗎？問題或可更進一步延伸，漢字或者一部分漢字的造字原理可能是一種二維空間的拼音形式展現出來的嗎？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甭」「嫑」等，還有一種不知道算不算是漢字的例子：「招財進寶」。然而，重要的是漢字歷史上有沒有有系統成規模地類似這種的造字或改字呢？（例如「栔」-&>「契」會不會不是簡單的訛變可以解釋得清的？）

不知大家注意到沒有，這裡的「招財進寶」四字的組合順序與正常漢字的偏旁部首組合順序高度契合，即先聲旁後形旁，想想看一般漢字的組合順序大部分符合右聲左形，下聲上形。而且還有一種很特殊的情況，例如：「彎/彎」，韻書上說音符為「」（上古擬音*b·ron/b·rons），貌似應屬上聲下形，然而該字上古擬音為qro:n，而如果你分開先讀下面的「弓」，再讀上面的「」，竟然與上古擬音格外契合，難道這又是上古漢語複輔音的又一印證嗎？

謝邀。

與其說是形旁表音，學界更喜歡用另一種說法，即部分形聲字的聲符有表意功能。

早在宋代，就有人發現了這個問題，王聖美提出「右文說」，認為形聲字中聲符也一定程度上表示意義，因為形聲字的聲符大多在右邊，所以也稱之為右文說。

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四說：「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為義也。」這就是說凡從「戔」聲的字都有小的意義在內，「戔」在表聲的同時還表意。

這裡舉的這組例子非常典型了。所有從「戔」得聲的形聲字，都表達「細小」的含義。

但是學界有人考證，錢和賤字的本義並非目前同行的含義，右文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文字的行成過程非常複雜，非一時一地規律性地產生，因此不能簡單的一概而論。

右文說的發展也促進了字源學和詞源學的興起，甚至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聲訓法的發展，在小學界也算有一席之地。

近代以來，大家都反對一刀切，將就實事求是，字族串聯和同源詞系連工作仍有人做，但是除了今文字以外，更從古文字入手，探求本意。

總之文字中確實客觀存在這種情況，文字發展到一定階段，假借字和象形字不夠用的情況下，形聲字的出現是文字發展的必然，而形聲字是人根據已有字形和事物的音義創造的，有不一致的規律並不奇怪。

語音拼合等我說法很有想像力，可以啟發全新領域的研究，我覺得很不錯。

謝邀。

在細審題主為了論證「如果問『形旁參與表音嗎』則很可能答案是肯定的」這一論點所提出的第一個證據「比如『騾』字，據說是『驢』與『馬』反切而來，果真如此，則形旁的讀音就會反映在該字讀音的韻母上」後，已覺難安。

首先 @樂只君子已經指出「騾」在各種字書中並無題主所謂「『驢』與『馬』反切而來」的音韻分析證據，「驢」字與「馬」字反切出來的音與「騾」字的發音相隔甚遠，恐怕並不能如題主那樣分析，此乃其一；其二，根據王力先生的構擬，「驢」字上古音乃來母魚部字，「馬」上古音乃明母魚部字，「騾」上古音乃來母歌部字。假設「騾」字是「驢」字與「馬」字反切出來的，那「驢」應為反切上字，「馬」為反切下字，這樣才能使得反切出來的音在聲鈕上不會出現明、來二聲鈕難以相通的結果。雖然魚部字（馬）作為反切下字與歌部字（騾）韻腹相同，應能相通，且音韻距離要比微部字（累）作為聲旁的距離近，但這種分析缺乏字書已有反切材料的支持，故字書反切不可棄，題主「形旁的讀音就會反映在該字讀音的韻母上」也得不到有力的支撐。

其次，漢字的構字部件可以分為義符和聲符（即形旁與聲旁），當然還有某些學界目前尚未能很好地進行解釋的存疑部件，審慎的處理是不隨意將其劃分為義符或聲符。通常來說都認為聲符（聲旁）表音，義符（形旁）表意。部分網友已經點出《說文》「某亦聲」的情況。按《說文》的分析，一般一個字中的「從某」的「某」是義符，「某聲」的「某」是聲符，但一個字若是「從某從某，某亦聲」，則似乎就是題主所謂「形聲字形旁表音」的證據，如「珥，從玉從耳，耳亦聲」似乎就能分析為「玉」和「耳」兩個都是義符（形旁），其中「耳」亦表音。但根據分析，亦聲字音所從的構件大多原本就是象形字或會意字，它們之所以發這樣的音按照索緒爾的觀點是偶然的、不可考的。林義光《文源》認為「甸」「從人從田，田亦聲」，雖則「田」與「甸」在義域上有重疊，「田」能引申出「甸」義，而且在金文中，【甸】通常借「田」字來記錄，如大盂鼎「殷邊侯田」就讀作「殷邊侯甸」。所以「田」與「甸」的關係應該分析為「田」既表音亦表義，但「田」為何發這樣的音，則是不可考的。

在亦聲字問題的處理上，傳統上不怎麼從「義符（形旁）表音」的角度去思考，而是從「聲符（聲旁）表意」的角度去切入，這個情況 @peypet 已經大致介紹了，但還不全。關於右文說的回顧與分析，應參考沈兼士先生名文《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相較於右文說，沈先生更認同右聲說。千年以降，前輩學者都從「聲符（聲旁）表意」而不是「義符（形旁）表音」的角度進行分析、並不認為形聲字「形旁表音」，竊以為自有其道理，並非偶然。

另外，亦需注意《說文》中還存在「皆聲」的現象，即含有兩個表示音讀的構件的字，現學界通常稱之為「雙聲符字」。如「啎」，許慎以為「從午，吾聲」，袁家麟以為「『午』本有『逆』義，而增一音近的第一人稱代詞『吾』，組成純雙聲符『啎』，專作『啎逆』字，音讀仍舊，義亦隨之」。若按許慎與袁家麟分析，則「午」不僅是義符（形旁），它還兼有表音的功能，則題主「形聲字形旁表音」似乎可行。但林義光《文源》以為「按，古文杵字，從午非義，午、吾皆聲」，陳偉武師以為袁說「未免泥於《說文》之說」。從「午」引申出「逆」義，殊為曲折，不如直接分析為雙聲符字簡潔，偉武師說有理。具體可參陳偉武師《雙聲符字綜論》一文（《中國古文字研究》第1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再次，漢字中的絕大部分形聲字皆是義符（形旁）表意，聲符（聲旁）表音，亦聲字與雙聲符字僅占極小的比例。縱使一小部分字的義符（形旁）與它的讀音有關係，竊以為不可貿然把討論範圍擴充為「（所有）形聲字形旁表音」，破壞了漢字的系統性。

至於題主在問題里涉及的諸如「甭」以及所謂的「招財進寶」字，前者在《龍龕手鑒》音棄，與其在方言中的讀音相距甚遠，未必能成為證據；後者雖有「形」、「義」，卻未有「音」，縱使有音，亦不能作科學的構字構件的分析。故竊以為並不是文字，而是裘錫圭先生所謂「文字畫」一類的東西（詳參裘錫圭先生《文字學概要》），不作討論。至於題主談及的其他例子，鄙人學力尚淺，未能旁及，請原諒。

綜上，存在極小部分的會意字和形聲字的義符（形旁）可被分析為兼有表音的功能，但在比較了分析的優劣以及與漢字形聲字整體的系統性的衝突與否後，從形聲字整體的角度來看，漢字中的形聲字的表音功能主要由被認為是聲符（聲旁）的構件來實現，義符（形旁）一般不參與表音。

倉促之間沒有檢索更多材料，亦沒有按照要求標出引用材料的來源，筆者非常慚愧。希望拙文能稍解題主疑慮，不至於沒有存在意義。

本文一切文責自由筆者承擔。

顯然，存在一種漢字，它的兩個偏旁都是形旁，也都是聲旁。

羥，氫氧切。

羰，碳氧切。

的確有這樣的情況。

比如「靜」，本屬於「青→清」這個詞族的，原來的字形也沒有「爭」(具體怎麼寫的我忘了)，而「爭」是後加的冗餘的聲符，在那之前，「青」既是形旁也是聲旁。

謝邀。

從造字的角度看，一般來說，象形(表形)和假借(表音)的方式較早，形聲字則是在象形字的基礎上增加聲符，或是在假借字的基礎上增加形符而成。但是文字是記錄語言的，造字之初，即便是象形字也是記錄語音的，所以在造形聲字時，聲符和形符都是有它本來的讀音，都可能對造字產生影響，只是聲符和所造字讀音的關係更密切，形符本來的讀音被忽視或者部分忽視。

因此，我認為形聲字形符主要是表意，它表音的情況可能是因為它參與構造的形聲字時，有意識地使它本身的讀音與所造字發生一定聯繫，或者無意識，只是剛好巧合。

謝邀。形聲字造字過程比較複雜，聲符可表義，形符一般不表音，但不能排除例外情況

有些雙聲符字，發生在漢字孳乳上。如革是名詞，做動詞表以革約束時候造了勒，追加聲符力，革仍舊錶音。

謝邀。形聲字形旁不表音，但也有少量的形旁可以顯示出讀音，這類字稱為亦聲字。數量不多。這是宋代以來說文學細化研究的成果，實際上對漢字構造的分析並沒有普遍性和規律性。您的問題描述裡面有一些不準確的地方，比如騾，《廣韻》：落戈切，《集韻》、《韻會》：盧戈切。說文作（馬羸），可分析為從馬、「羸」聲，不存在馬、累切。切，是音韻學術語，表示漢字的讀音。比如《廣韻》：東，德紅切。德表示東的聲母，紅表示東之韻母。說的比較亂，抱歉。

有些字是會意兼形聲的，例如《說文解字》上「姓」是「從女從生，生亦聲」，「黃」是「從田從光，光亦聲」（「光」在此處用的是古文異體字「炗」）……如果「姓」字以及「姬」「姜」「嬴」等最初的大姓中的「女」真是反映了婚姻制度出現之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況，那漢字雛形的出現時間可應該比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甲骨文還早得多；「黃」是「田＋光」，也可以認為是「土＋日」的意思，土是漢文化五行中位於中央的屬性，而太陽又是美洲土著普遍崇拜的神明，結合在一起真就既樸實又高尚了（這同樣也是O型血的風格），難怪中國人這麼喜歡「黃種人」這個稱呼，我就不用再從科學的角度來講述土壤和太陽對於生物的重要性了吧！

姓李的也來強行摻和一下，雖然《說文解字》的「李」字只說「從木子聲」，應該只是個形聲字，但民間對於李姓的來源一直流傳著一個故事，說李姓本作「理」，後來有一代先祖理利貞在逃難途中吃李子充饑，因為感謝李樹的救命之恩而把「理」改為「李」……我是覺著很假，姓理就只能吃李子？這個故事編得比較圓滿的說法應該是：理利貞吃的這種果子本來沒名字，或者也跟同類一樣叫「杏」「桃」「梅」甚至「櫻」，後來理利貞以自己「理」姓的讀音為它命名，又說這李樹就像自己的再造父母一樣，於是把自己喻為「木之子」，就造了「李」這個字形！不管怎麼說，這算是把一個古書記載的形聲字勉強附會成會意字了……

我真不是因為黃聖雅才特別關注「黃」這個字，我那個太陽旗的標誌也是認識她之前就畫出來的，倒可以說是因為她姓黃我才喜歡她的（同樣還是這個人，假如改叫「白聖雅」，那我絕對對她一點兒想法都沒有了），這一切還得從最初關於黃種人的問題說起~~

有些形聲字的聲旁兼有表意的作用，可以稱為有義的聲旁。具體可以參看裘錫圭先生的文字學概要，修訂本170頁左右。

謝邀。

知乎小透明第一次回答問題。

形聲字的形旁可能在某些程度上會有表音的作用。

但之前回答的大神中提到的右文說，其實學術界普遍認為那是一種有失偏頗的說法。

表音的意思不是表示整個字的音，而僅僅可能只是聲母相同或韻母相同。

關於反切，可以看一些和音韻學相關的書。

許慎之後關於造字法和漢字的屬性學術界也有諸多的爭議。

具體的都不大記得了(●—●)

好久沒再研究文字了，放棄文字我所愛，屈從於生活，大概是我這二十多年的大憾

1.上古漢語擬音畢竟是後人構擬的，無法完全還原古人的讀音，再說各家對古音的構擬也不盡相同，很難說在上古這些形旁就是同聲母的字。另外，語音是發展變化的，不能以今律古用現代人的語音標準去解釋古音甚至是造字

2.對於「甭」這樣的合音字其實蠻有意思的，其造字原理確實不能用六書來解釋，你的想法有道理

3.我覺得招財進寶這類結合在一起的像字的構造並不是漢字，它沒有實際讀音，也沒有獨立的字義詞義，它只不過是模仿了一般漢字的結構，讓它看起來更像漢字，增加接受度而已

謝邀。形聲就是一半表音一半表形會意，但是表音的部件往往也起到會意的作用。形聲字的發音同表音的那個部件，基本上一樣。現在統計直接讀半邊能讀準的比例很低，嚴格講10%都不到，原因很多，但是漢字最初設計的形聲原理就是半邊讀準的。

你提到的類似反切得到一個字的讀音的設想我覺得很有道理，但這個可能只適合於會意字。漢字是單音節文字，每個字都由聲母和韻母組成，過去叫聲父、聲母，父母相合才有孩子，這個孩子就是整個字的發音。那麼漢字的設計是首先產生500左右的字根，每個字根都有不同的發音（六書中是象形指事字），然後這500左右的字根再兩兩相合成會意字，大約1200左右，會意字的發音是取兩個獨體部件的聲母、韻母之一相合產生一個新的音。比如「信」，部件「人」至今有地方讀yin2，其韻母就是「信」的韻母。比如「古」，韻母u,和「口」的韻母ou是差不多的。這兩個會意字的聲母和部件的聲母也非常接近，但是有差異，具體的原因需要深入的研究了。而這1700個字基本上覆蓋了漢語的所有讀音，後面再造形聲字就不需要這樣反切了，發音直接取聲旁即可，所以漢字的表音功能其實非常強的。之所以現在對六書質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形聲不能半邊讀准，直觀看錶音功能不強，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朝代太多，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語音甚至文字的寫法都有不同，各朝的影響積澱下來，線索模糊了。

如果會意字是這樣得到的發音，「武」下面就不是「止」，而是「足」的簡省或者是「足」派生的意義很接近的字，體現的韻母是u，不僅符合六書，「武」字韻母的來源才合理，而且「足戈為武」或者「行戈為武」更符合常識。當然驗證的話理論上需要系統考證所有的會意字、形聲字。

「字根部件組合成字，相應發音也是部件的聲韻母組合而成」可能不僅僅是我的個人的判斷，已經有前輩研究出很可觀的成果了，可以去查齊衝天的書名好像是「漢語音義學」，他研究字源音義，歸納到了700多個字根，已經很接近說文的500多部首這個數字了。

「問」是會意字，不是形聲字。

「騾」確實是形聲字，但聲旁「累」又是個會意字。

至於「招財進寶」這種合體字，這是受了契丹字和女真字影響的一種寫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