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時期，西方國家支持光緒皇帝變法維新，是出於什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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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現在就有活生生的例子，看看隔壁就知道，看了下文，你說像不像大清朝？你告訴我，如果你想去隔壁三胖家做生意，你支持他變法還是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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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東北最大的民營企業——遼寧西洋集團(以下簡稱「西洋集團」)的董事長，周福仁早在兩年前就已完成了在朝鮮的布局。

在毗鄰朝鮮西海岸的海州，西洋集團拿下了儲量接近6億噸的鐵礦資源。彼時，當西洋集團準備挺進朝鮮市場時，有人提醒他：朝鮮法制並不完備，政策風險較大。但這並不足以成為阻止周福仁的理由，他說，富貴險中求，越是不完善的市場，機會越大，利潤越高。

然而，物是人非，周福仁以及他的西洋集團都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在朝鮮黃海南道瓮津郡瓮津鐵礦投資2.4億元人民幣興建的鐵礦石選礦廠，卻被朝鮮單方面撕毀合同並遭驅逐，很有可能血本無歸。

經過4年多時間，投資金額也超出了合同的規定，項目工程基本結束，朝方突然撕毀合同，下發了第58號文，以「合同當事者在規定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情況下未完成投資時，中央投資管理機關可吊銷企業創建許可證」理由，剝奪了西洋在朝鮮合法的投資地位。而西洋集團則辯解工程延期的原因在於朝方糟糕的投資環境。

西洋在朝鮮投資的項目在中國建設時間用不了一年，而在朝鮮卻用了四年多。主要原因是，朝鮮實際投資環境太差，如果不在朝鮮長期居住是了解不到實際情況的，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苦不堪言」。朝鮮什麼基礎條件也沒有，全靠自己去建設，所以大大地延長了投資時間。現詳細說明如下：

朝鮮對外國人安保工作「做的最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

朝鮮雖然有《外國人投資法》，但是缺乏相應的開放政策。外國人在朝鮮自由受限制，無法進行正常的投資活動。例如:外國人進入朝鮮後必須有兩名人員進行24小「陪同」。除在平壤外國人可以自由上街外，在其它地方外國人外出必須提前申請，獲准後在兩名朝鮮人的陪同下方可前去，沒許可是不能去的。

在平壤，所有的政府機關和企業部門全是保密的，大門口有拿槍的保安站崗，沒有政府機關和企業部門牌子，不准許外國人進出。

在朝鮮，外國人的吃，住，行必須在朝鮮國家批准的涉外飯店，賓館，商店進行。平壤涉外場所比較多，外國人生活還可以，但到了其它地方生活無法保證。外國人是不能隨便同朝鮮人接觸的，朝鮮人接待外國人必須得經過有關部門批准。外國人的手機不能帶入朝鮮，入朝前得留在海關，返回時再取回。只有獲批准在朝鮮長期居住的外國人才可以准許買朝鮮的手機用。並規定這種手機只能同朝鮮涉外電話通話，同朝鮮的普通百姓電話是不能通話的。朝鮮普通的電話是絕對禁止外國人使用。朝鮮除平壤有少量的計程車外，在朝鮮其它的地方是沒有計程車的，在朝鮮投資的外國人只能由朝鮮接待方陪同，只能由他們安排交通工具。所以朝鮮陪同方的導嚮往往就主宰外國人投資的方向，這也是西洋被騙的主要因素。西洋就是這樣被朝方欺騙的。

西洋在朝鮮黃海南道瓮津地區投資建設採礦場、選礦廠、火力發電廠和生活區等等，建廠之前首先需要進行設計。眾所周知，設計需要1：2000的地形圖和地質勘探報告資料。朝鮮國家規定地形圖是絕對禁止帶出國的。所以，西洋在好長時間沒有拿到地形圖。為解決此

問題，我方只好安排技術人員去現場測繪，朝方又以國家規定不准我們前去。經過我們艱苦耐心的工作，又通過國家層層審批，終於，通過秘密渠道送來地形圖。但是，沒有坐標的假圖是不能用的，最後，我們採用工程技術人員在現場邊測量邊設計的冒險施工方法，在建設中的困難可想而知。像這樣的問題數不勝數。

其實，當時西方列強對清朝的維新變法都抱有複雜曖昧的多重心態，而非我們粗暴無腦的民族主義想當然的「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他們內部分歧很大，一方面希望大清維新變法開放文明加入他們的行列，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大清通過維新變法突然強大起來跟他們平起平坐損害他們的商業利益。

一直以來，列強對直接控制和瓜分中國沒多大興趣，直接控制對他們來講成本太高。他們更鐘意間接控制，商業利益才是他們最看重的。他們需要的是開拓市場，加速貿易流通，確定商業規則，與中國建立正常順暢的溝通，而不是受到來自官方和民間的各種阻力。

所以他們並不想瓜分中國，並不想中國滅亡，這對他們沒什麼現實好處。相反，他們歡迎中國的改革維新，希望中國按照西方現代文明模式進行改革，希望開放國門迎接世界，而不是閉關鎖國。

當時的大清基本還是一片愚昧保守鼠目寸光，整個大清唯一能跟列強對話能拿出手的只有李鴻章。維新變法現代化改革的唯一希望就在名正言順且思想相對開放的光緒帝身上。西太后雖有實力但名不正言不順，且對列強一直持對抗態度。

這其實很好理解，就跟現代政治中的民主國家希望並推進專制獨裁國家現代化改革一樣，這樣雙方才能建立正常的溝通渠道和現代文明規則，才能進一步談到商業利益。獨裁專制落後的國家是不按理出牌的瘋子，就好像你的鄰居是個暴力傾向的瘋子，你肯定天天提心弔膽，希望他能正常起來。

甚至當時日本國內有批人一直希望中國強大起來可以和日本一起聯手對抗西方，並且一度計劃把伊藤博文派來幫中國人變法。

關於列強對戊戌變法的態度，更詳細的可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及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誰說列強不想瓜分中國？

中國甲午戰敗，日本崛起，歐洲列強怕日本一家獨大，在1895年，俄國，法國，德國三國照會日本干涉日本在東北的擴張，尤其是俄國甚為積極，主動借中國白銀一億兩用來償還對日賠款，當時清政府的歲入也就是八千九百萬兩。隨後中國政府又像法國的德英銀行各借了四億法郎和一千六百五英鎊。

而三國干涉之後，又以割地為要求作為幫助中國抵制日本的報酬。尤其以德國強佔山東為甚。作為後來者的美國，不甘示弱，提出了門戶開放的說法，避免某一國過度的控制某地區的利益，造成後來者的不便。如果列強真的只是來做生意，美國何必有這一出折子戲？

看看東北地區，日本和俄國的爭鬥，哪裡看出來列強不想瓜分中國？

為什麼列強幫光緒而不幫慈禧，這個不要美化西方列強。

當時，因為甲午戰敗之後的列強入侵小高潮，顯然已經激發出民族主義情緒，一個典型的事例就是，在甲午之前，知識分子保守派居多，甲午之後，而又以激進派為主流，這種激進甚至可以說延續到今天。康有為在戊戌時代被稱作激進，而在間隔幾年的日俄戰爭之後，竟然成了保守派。民族主義泛濫，不只是反滿，也反西方列強和排外。按照鄒容和現在某些年輕人的說法，中國要做世界第一等，君臨天下。

一個基本的問題是，這種排外，激進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否蔓延到了非知識分子的普羅大眾。戰敗賠款的巨大負擔，必然加在本來就很貧困的農民身上，對異族入侵的反感和生活的貧困，必然造成一種巨大的反抗情緒，這種情緒既反滿也反西方。我們不討論這個反抗情緒的合理性，只是在當時的列強看來，這個情緒足以讓他們忌憚。

而緩和引導這股情緒的無非兩股勢力，要麼是舊官僚的慈禧一派，要麼是所謂效法西方的光緒一派。慈禧一派，大多是舊官僚，骨子裡鄙視西方。義和團時代，曾有人提議在那些號稱刀槍不入的人身上做現場試驗，就有滿族貴族說表示反對，稱那樣會大失民心。光緒一派，年輕人多，大體上是崇尚西方的東西。選哪個，哪個能引導這股民族主義情緒不燒及西方自身，閉著眼也猜得到。

至於，所謂的維繫變法，西方有什麼擔心的。大清國都窮掉底了。那點歲入連賠款都不夠，人口不斷的增加，土地不斷的減少，還談什麼改革的開銷？即使是真有改革，必然大舉跟西方借債，那麼西方就可以牢牢的控制中國經濟。後來的清末立憲運動，規劃設計各方面都比戊戌變法要先進和合理。不也是因為與民爭利而失敗？後來的各個軍閥，誰到了北京都無法用一個空空的國庫去統一中國，難道都是軍閥蠢笨？

說到底，列強早已看穿，大清國的變法沒有結果，這個國家必然長期和貧窮做鬥爭，怎麼都會窮死，何足懼哉？

倒不如，借著這個變法，讓中國民眾接受西方，而不是敵視，抵消掉這股民族情緒，化險為夷。無論列強多麼的離心離德，勾心鬥角，在這點上是利益一致的。從後來所謂義和團事件來看，終歸沒有抵消掉。

難道列強真的要讓中國變法圖強，跟他們平起平坐？如果中國如印度一樣散亂，難道日俄真的不願意瓜分中國？歐美列強不願意插一腳，各劃自己的殖民地？哪裡來的列強不想瓜分中國之說？

中國的轉型時代確實有很多愚昧，愚蠢和落後。但是，列強本身的行為也談不上多少光鮮亮麗指出，不要搞得列強都喜歡助人為樂一樣。期間各自有小算盤，尤其以日俄最為貪婪和陰險。

賺錢啊，大清要是搞西式維新運動，必然要從西方社會購入大量東西，往西方派遣大量學生學習，這可是筆好買賣，說實話，比用堅船利炮打開大清國門強多了，都是正當買賣，還是雙贏。

是和正常人做生意舒服，還是和欠揍的神經病做生意舒服？

可以參見今天的美國，其實有著同樣的問題。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既有清教徒拯救世界的高尚理想，又有資本家掠奪世界的本質訴求。

分割瓦解一個貧窮落後的開放國家比分割瓦解一個貧窮落後的獨裁專制國家容易得多。

可能各國有過國際主義人士為中國的存續考慮過，但各國政府顯然沒有，他們沒動刀的原因僅僅是因為實力相近互相牽制而已。

就如我們東邊的朝鮮朋友，想和他們做生意不做，好吧不做就不做吧，但他們自身又發展不起來，發展不起來吧又要去援助它，援助它吧又是整天向你張牙舞爪的，當時西方列強當時估計也是這麼看中國的

變法，開放市場，建立先進制度，以便他們謀求更多利益。

伊藤博文都支持戊戌變法可袁世凱就是在其中攪屎最後變法失敗梁啟超遇險逃往日本使館最後還是伊藤博文保梁啟超東渡日本避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