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朱元璋的高壓嚴酷反腐並沒起到實質性作用？
朱元璋為反腐可謂兢兢業業，官無大小，涉貪必誅，還發明了嚴酷的刑罰來懲治貪官，可是貪腐仍然猖獗。朱晚年也認識到反貪的失敗，感慨不已。
單一制君主專制國家的治理成本。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信息和組織都是需要成本的，貪污就是這種成本之一。談什麼制度建設、獨立司法都是脫離時代、脫離當時社會生產條件的空談，中國傳統專制社會不是沒有制度，而是有高度複雜的政治、法律制度，只是制度也不能超越時代的具體生產條件。
君主專制的集權國家最重要的一個問題：賦稅，怎麼把賦稅收到中央政府來維持國家運轉，需要信息、需要組織，而這一切都是有成本的。圍繞賦稅問題可以解釋中國秦漢、唐宋、明清三大帝國時代變遷的基本脈絡（一個帝國時代的興衰總是伴隨一種財稅制度的興衰），傳統農業社會中央政府不可能了解每個村莊、每個農戶的具體情況，信息不對稱必然帶來大量的代理成本，也就是官員的貪污。傳統社會沒有別的辦法，一個是分權，把地方統治權分開，搞個什麼布政使、按察使、指揮使；再一個就是「人盯人」，設置監察機構和監察官，其結果只是代理人集團龐大，代理成本更多。朱元璋殺人解決不了，雍正高薪養廉也解決不了。黃仁宇先生說傳統中國不會在數目字上管理，實際上確實是不可能，因為沒有那技術條件。其實朱重八的後代找到了那個時代最好的辦法「用貪官治貪官」，就像嘉靖、天啟皇帝一樣，讓權臣去弄錢，腐敗嚴重了就殺掉一批，再換一批上來。
西歐封建社會沒這問題，領主管農民，國王只能找領主要賦稅，領主不用貪污，因為農民的地租本來就是他的。同時也意味著西歐君主權力弱小，國家也不強，必須跟領主分權。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也基本延續這種治理思路，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管的越少代理成本自然也越少。
如何消除腐敗，中國傳統社會寄希望於德治、賢人，實踐證明完全破產。後來又有一種「制度神話」，這是西方人近代以來給我們的，好像通過一種制度設計，加上人人為己的基本假設，就可以通過監督制約消除腐敗。但是，這只是一種假設，有生活經驗或者有一點點博弈論知識的人都可以明白，這種假設在現實中不存在，參與博弈的人輕鬆可以把你設計制度時期待的對抗博弈變成合作博弈，而且隨著博弈次數越來越多，合作默契必然會建立。美國的兩黨早就在一百多年的博弈中形成了默契，壟斷了美國政治所有資源，把普通老百姓想改變的努力扼殺在搖籃中。美國國會、政府、法院和社會組織、企業之間也形成了很多腐敗的潛規則和默契。美國國會兩院的議員，特別是位高權重的參議員，設計之初就是讓他們代表各州人民監督聯邦政府，可是現在常常變成了聯邦政府、企業之間的腐敗掮客。參議員和眾議員有兩種不同層次的腐敗，低層次的腐敗就是多報花賬，高層次腐敗就是用自己承擔的職務，為企業謀取利益。2015年暴露的聯邦參議員梅嫩德斯案件就是一例，他擔任眾議員、參議員近二十年，利用自己在參議院的職務為企業謀取政府採購訂單，政府部門不願意就組織聽證會施加壓力，你看參議院聽證會本來是制約手段，結果變成了牟利手段。美國聯邦和州兩級議會的議員都擁有很多權力，特別是其中一些長期擔任議員的，掌控著法官和很多國家機關關鍵職務的提名權，掌控著監督政府部門的權力，圍繞著這些資深議員形成了複雜的腐敗和利益輸送網路。如果你不關注新聞，看過紙牌屋也應該略知一二。
在社會生產條件一定的情況下，搞監督部門、監督人員、監督制度，不是沒有作用，而是作用有限。隨著時間進行、博弈次數增加，都會慢慢失效。舉個博弈論的經典例子：囚徒困境，如果兩個罪犯是第一次被抓，第一次被隔離訊問，他們都會傾向坦白，讓警察獲得最大勝利。但是，試想一下這兩個罪犯是慣犯，幾十年了都一起做案，經常進警察局，你還能指望囚徒困境會起作用？美國搞三權分立起不到作用，我們國家搞巡視、督查，也是一樣，反腐效果肯定是隨時間遞減的。這幾年搞巡視反腐敗效果很好，可是如果這種中央巡視長期搞下去，每年都搞，不用五年、十年，就沒有效果了。
根本解決腐敗問題只能依靠生產力水平、科學技術的升級。打個簡單的比方，讓稅務人員挨家上門收稅，肯定貪污嚴重，讓商家都裝上稅控收款機，貪污自然減少，不用什麼教育、也不用搞人盯人的制度建設。假設用現代技術條件穿越到明朝管理國家，貪污的空間就被壓縮到很小。全國土地精確丈量、還有衛星天天在天上測繪，各地有什麼水旱災害中央政府都能知道得清清楚楚，土地產量也能精確預測，官員還怎麼貪污？現代社會還有貪污，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多交易（產生財富的土地）中央政府沒有掌握，一旦所有的交易都電子數據化了，而且處在政府監控下，貪污自然消失，那時候問題就變成了如何避免中央政府擁有絕對權力後的絕對腐敗。
最後，腐敗不促進經濟發展，卻是經濟發展的一種必然副產品，只有政府監控之外的新交易形式不斷出現，才有經濟增長。腐敗必須被控制在不損害公平競爭的程度範圍內，不要幻想有什麼辦法徹底消滅腐敗，任何反腐措施都要考慮社會成本，像朱重八那樣就是過分而徒勞的。
為什麼說私有制下反腐是無解的？大道理就不說了，在一個全民向錢看的社會，必然是笑貧不笑娼的，人家不管你錢是哪來的，只看你有錢無錢，有錢你就是成功人士，無錢那麼你什麼都不是。不管白貓還是黑貓，抓到老鼠才是好貓。既然社會風氣如此，官場又豈能例外？國家對官員難道不是通過錢來激勵的么？政績好，做事勤勉，獎金就大大的，給你升職漲工資。如果一個官員不愛錢，那麼他必然對獎金和漲薪反應麻木，那麼他還會是個做事勤勉的好官么？要知道一個人從事一種職業，包括當官，不都是為了賺錢養家糊口么？如果不是為了錢，那麼何必找工作？何況哪種工作都很不容易啊。道理是顯而易見的，所以一開始就沒準備講大道理，而且講深了講細了也會給自己帶來一些無妄之災，我也就是蜻蜓點水，從一些無關痛癢的角度，表面地泛泛地略微點一下。那麼我們先來看一個小故事：
相國張延賞將判度支。知有一大獄，頗有冤屈，每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日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復見一帖子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命兩日須畢。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子弟乘間偵之，公曰：『錢至十萬貫，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受也。』
我們看到，這個叫張延賞的相國，本非貪財的貪官，他無意於錢財，可最後還是貪了。很清楚，他貪污不是因為貪，而是害怕。別人既然可以出十萬貫錢賄賂他，他不識相的話，別人自然也可以用這筆錢讓這個張延賞丟官、坐牢，甚至全家滅門。張延賞雖然是個秉公執法的官員，但是犯不上為了公家的事惹火燒身吧？我們看到，當賄賂的錢是三萬貫和五萬貫時，他還有選擇，即他可以選擇受賄，也可以選擇不受賄。可當錢達到十萬貫時，他已經沒有了選擇，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做清官還是貪官，真不是自己能作得了主的。
我們再來看一個清官：
這東平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個清廉的官，聽的報來，隨即升廳。但見他：平生正直，秉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大在金鑾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發仁慈之政。戶口登，錢糧辦，黎民稱頌滿街衢；詞頌減，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正是：名標青史播千年，聲振黃堂傳萬古。賢良方正號青天，正直清廉民父母。
聽起來這官不錯，那麼他是如何審案的呢？再看：
府尹看了一遍，將武松叫過面前，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得見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遂將西門慶奸娶潘氏，並哥哥捉姦，踢中心窩，後來縣中告狀不準，前後情節細說一遍，道：『小的本為哥哥報仇，因尋西門慶廝打，不料誤打死此人。委是小的負屈含冤，奈西門慶錢大，禁他不得。小人死不足惜，但只是小人哥哥武大含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已盡知了。』因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於是將一干人眾，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二官說道：『此人為兄報仇，誤打死這李外傳，也是個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里。一干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著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門慶，並嫂潘氏、王婆、小廝鄆哥、仵作何九，一同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武松在東平府監中，人都知道他是條好漢，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到把酒食與他吃。
不難看出，這個叫陳文昭的府尹確實是個秉公執法的好官，作者一點也沒有繆贊他。那麼這個府尹有沒有為武松翻案，將西門慶、潘金蓮和王婆繩之以法呢？繼續看下去：
早有人把這件事報到清河縣。西門慶知道了，慌了手腳。陳文昭是個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只得走去央求親家陳宅心腹，並使家人來旺星夜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提督轉央內閣蔡太師。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連忙齎了一封密書，特來東平府下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系大理寺寺正，升東平府府尹，又系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只把武松免死，問了個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軍。況武大已死，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干人犯釋放寧家。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團頭枷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其餘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差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
一方面，我們看到，連西門慶都知道他是個清官，不敢去打點他；一方面，西門慶也知道，他雖是清官，但並不是奈何不了他。於是抬出了楊提督和蔡京，這下陳文昭只能屈服了。儘管他是個清廉正直的官，可也不敢得罪了楊提督和蔡京啊！從這裡，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正直清廉之官是如何屈服於社會環境的。
我們再來看第三個清官：
西門慶連夜打點馱裝停當，求了他親家陳宅一封書，差家人來保上東京。送上楊提督書禮，轉求內閣蔡太師柬帖下與開封府楊府尹。這府尹名喚楊時，別號龜山，乃陝西弘農縣人氏，由癸未進士升大理寺卿，今推開封府尹，極是清廉。況蔡太師是他舊時座主，楊戩又是當道時臣，如何不做分上！
這個叫楊時的府尹，又是個『極是清廉』的好官，可是在楊提督和蔡京的壓力下，也只得屈服了。
其實，我們還可以看到，《水滸傳》中的很多朝廷命官，他們既不象高俅蔡京這些貪官，也不象宋江戴宗這些惡吏。他們都是人中龍鳳，而且一開始也都想干一番事業的，用楊志的話說就是：『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上一槍一刀，博個封妻蔭子，也與祖宗爭口氣。』可是最終都放棄了自已的事業，被迫投奔梁山去了。再次讓人無奈地感到：人在江湖，真不是自已能作得了主的。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的官員們，寒窗苦讀本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出人頭地，即升官發財光宗耀祖。說他們忠君愛國也好，說他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好，不都是為了更高的待遇么？官員靠向上爬來獲取更高的權威和薪水，無非就是所謂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官員，自然最清楚人民的財產和生活，看著地主豪強大商巨賈們的潑天富貴，衝擊最大的自然也是這些人民的公僕，他們又會產生怎樣的財富觀呢？
最大限度地為自已獲取利益，這本來就是私有制下人們行為的原動力，官僚階層也不例外，指望這些人來反腐，不就是指望在官僚階層中異化出一批與自已利益相對立的人來么？他們雖是官僚，卻與本階層相對立，這種想法不是太天真了么？指望明君賢臣來反腐，這跟引虎自衛有什麼區別？一隻老虎來把吃你的老虎打跑，那一定是為了吃你，而不是救你於水火。明君賢臣的反腐無非也就是鞏固他們的統治，在官僚階層中有一批高瞻遠矚的人，為了將統治進行的更長久，從他們的長遠利益出發進行反腐，這無非就是竭澤而漁與細水長流的區別嘛。
有人說對於貪腐的官員就該逮著就斃，其實你想到的，我們老祖宗早就想到了。朱元璋設立錦衣衛，特務機構遍布全國，監視官員的一舉一動，非但是逮著就斃，而且抽筋扒皮，據說衙門裡官員坐的椅子，衙門前敲的鼓，都是用前任貪官的人皮做的。可是止住腐敗了么？只能說殺人在一定程度上能震懾貪官，但卻不能用來醫治貪腐。反腐靠的是官僚殺官僚，而官僚階層本身就是一個利益集團，於是反貪腐這件事終究會逐漸流於形式，甚至僅僅成為黨爭的工具。朱元璋的反貪腐，最終被他自己推向了不願看到的另一面，成了官僚們用來排除異已的手段，後來的錦衣衛、東廠和西廠不就是黨爭的工具么？更何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私有制度下怎麼可能指望出現一群既維護私有制，又大公無私的人呢？怎能指望一群維護特權階級的人心裡只有別人，而唯獨沒有自己，他們做官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做事，他們做事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為了崇高的理想和偉大的精神呢？這是多麼的矛盾啊？
有人說讓群眾來監督官員。朱元璋沒有這麼做么？我上面已經說了，所有現代人能想到的反腐套路，都是我們老祖宗玩剩下的。朱元璋時代，只要老百姓自稱上訪的，所有關卡一律放行，還給盤纏，有時還能跟皇帝面對面交談，可這些還是沒能止住腐敗。在一個各種利益團體角逐的社會，各種力量在動態中彼此制衡，誰又能控制住誰呢？如果群眾監督能對付官員，又何必要造反呢？又怎麼會搞到非得革命的地步呢？王朝更替本身就否定了群眾監督的可行性，統治階級從來都是欲求不滿索取無度的，必然把勞動人民推向絕境，從而使被統治階級不得不以暴力革命來換一批新的統治者。
所謂「學《大誥》運動」，即朱元璋晚年為了整頓官僚隊伍清除腐敗現象，而在全國範圍內興起的一場官民大學習和群眾大造反運動。和我們的想像不同，貪污腐化並不是王朝中後期才有的現象。由於強大的貪瀆文化的影響，歷代王朝官僚制度建立起來的那一刻，腐敗現象即如影隨形。
朱元璋學「大誥」運動的構想正是基於明王朝建立初期腐敗的迅速蔓延。朱元璋採取了中國歷史上最嚴厲的措施來懲貪。朱元璋對貪污之官，寧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由於誅戮過甚，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行政官吏，從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沒有一個做到任期滿的，往往未及終考便遭到貶黜或殺頭。
雖然懲貪措施如此嚴厲，腐敗卻從來沒有絕跡。大的腐敗案消失了，小的腐敗卻仍然層出不窮。監察官員和錦衣衛報上來的貪污案件，每天都堆了滿滿一桌子。
對於官員如此閔不畏死，甘蹈法網，朱元璋在震驚之餘，也曾苦苦思索原因。他把原因歸結於舊朝代不良思想的污染。為此，他親自作了《大誥》這一千古奇文，作為這次運動的學習材料。
所謂《大誥》，簡要捷說，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彙編，類似現在的廉政案例彙編。朱元璋把他懲辦的大案要案，編成一冊，夾雜以大量的啰里啰唆老生常談的說教。由於是朱親筆所作，所以這本書文辭鄙俗，體例雜亂，多語句不通之處。因為以威脅恐嚇官員百姓為目的，所以他選取的案例都是血腥殘忍令人髮指者。就是這樣一套混亂雜蕪的文件彙編，成了全國人民必須學習的精神財富。
為了徹底消滅腐敗現象，建設一支純而又純的官員隊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於廣大人民群眾。洪武中葉，大明帝國里發生了一件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號召底層民眾起來，造官僚階級的反。一開始，皇帝賦予百姓的是監督權。朱元璋告訴百姓，他們可以直接向他舉報官員們的違法行為，並且許諾，皇帝會根據普通民眾的意見來獎勵和懲罰官員。
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進了一步，他令人吃驚地宣稱，在他的帝國之內，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衝進官府，捉拿他所不滿意的吏員！賦予卑賤的農民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糾拿官吏的權力，這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這一號召再一次證明這個通過農民起義登上皇位的皇帝對農民理想的某種忠誠。
對於這場全帝國範圍內疾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朱元璋抱以極大的希望。詔書發布下去了，天下卻沒有出現朱元璋想像中的「群起響應」的局面。畢竟，自有國家以來，中國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員腳下。面對皇帝的「造反」號召，他們一時不知所措。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辦法。洪武十九年，他嚴厲懲罰了鎮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們沒有按他的要求，積極捉拿貪官韋棟，而聽任他在鎮江胡作非為，直到這個貪官被皇帝親自發現。這就是朱元璋的動員方式。
在這動員加恐嚇之下，朱元璋興起的捉貪運動終於在各地興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捆綁捉拿官員，這有中國以來人民所不敢想像的翻天覆地的現象終於出現了。
從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皇帝與百姓密切配合，嚴厲打擊貪污腐化。那個時候，幾乎無日不殺人。有些衙門，因為官吏被殺太多，沒有人辦公，朱元璋不得不實行「戴死罪、徒流辦事」「戴斬、絞、徒、流刑在職」的辦法，叫判刑後的犯罪官吏，帶著鐐銬回到公堂辦公。
不幸在洪武時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在這種恐怖氣氛中，不論大官小官，個個膽戰心驚，不知什麼時候就大禍臨頭。傳說當時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與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回家便舉家慶賀，慶幸又活過了一天。原來天底下最熱愛做官的讀書人此時也視仕途為畏途。有的家裡有好學之子，怕被郡縣所知，弄去當官，反而叫他們休學種地。有的為了避免被強征出仕，甚至自殘肢體。
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殺的人里有許多無辜之人，然而他的原則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他要的是一個純而又純的與貪污絕緣的官僚隊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價實現這樣一個在別的皇朝沒能實現的人間奇蹟，而不是什麼公平正義。如果能達到這個目標，多少人冤死，朱元璋都是無所顧惜的。
在朱元璋的時代，想在官場全身而退幾乎就不可能，有些人認為反正動輒得咎，不如趁早撈一把算了。連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很快破產了。因為有了權力，可以處理一般的案件，老人也很快腐敗起來。他們毫不自重，以權謀私，甚至貪圖酒食賄賂，「公道不昭，貞邪莫辨，妄張威福，顛倒是非」。
至於擒拿犯法吏員一舉，負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來。群眾運動的火候是最難掌握的。不久，就有許多地方的地方官為了政治利益，威脅利誘百姓們保舉自己，打擊他人，更有許多地方群眾為了抗稅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稅收官員捉拿到京。這類事情遠比真正捉到的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個勁地發火。
皇帝晚年，對自己的暴力懲貪曾經有過困惑和動搖。洪武二十三年，他對刑部官員說：「愚民犯法，如啖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者益眾，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在一定程度上朱元璋曾承認了自己通過恐怖和教化方式凈化臣民思想的失敗。然而，他始終認為自己親手寫訂的《大誥》是一部「寶書」，不忍捨棄。在臨死前一年，朱元璋再次在《御制大明律序》中說：「作《大誥》以昭示民間，使知所趨避又有年矣。然而法在有司，民不周知。如今我特命有司，將《大誥》內的條目，揀其精要者，附在《大明律》內。」從而使《大誥》部分條目和《大明律》一樣，成為永久性的法律。他希望子孫後代世世代代「依《律》與《大誥》擬罪」。
雖然朱元璋屢次重申：「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還是改變不了他曾經希望世世代代指導人民的《大誥》很快被棄如敝屣的現實。在朱元璋去世的第二個月，建文帝就在《即位詔》中宣布：「今後官民有犯法者，執法機關一律只按《大明律》斷，不許深文周納。」這個「深文」顯然就是指《大誥》。雖然沒有哪個後世皇帝敢明確宣布廢除《大誥》，但在朱元璋死後直到明亡，《大誥》再也沒有發揮過實際作用。雖然朱元璋自己很欣賞，他的子孫們卻羞於提到太祖皇帝這本文字粗鄙內容血腥的著作。到明代中葉，《大誥》已經鮮為人知。弘治朝的大臣陸容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法律條文說執《大誥》者減罪一等，可是現在百姓連見都沒見過《大誥》，何談講讀！」曾經發行數千萬冊的這本寶書，到明末在民間幾乎一本也沒有了。這也許是朱元璋從來沒有想到的。
更讓朱元璋沒有想到的是，雖然他在世時，通過他堂吉訶德式的努力，貪污腐化現象得到了一時的抑制，然而卻積蓄了巨大的反彈能量。在他死後，腐敗又迅速發展起來，並且愈演愈烈。明代中後期，腐敗現象在各級官吏爭先恐後的瘋狂和無恥狀態中，向政治肌體的一切環節蔓延擴散並最終積聚成為洶湧的惡濤，吞沒了整個王朝。大明最終以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王朝之一被載入史冊。（摘自張宏傑《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希望能對你有幫助）
腐敗是農業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朱元璋反腐，相當於自己砍自己的頭，當然不會成功。
工業社會中的腐敗為什麼對社會有害？是因為工業社會的發展是無限向前的。資本的盈餘如果用於進一步投資，就可以推動社會進一步向前。投資不光有修鐵路蓋工廠這種直接投資，改善民生，發展教育、醫療，這也是投資。資本用在這些事上，我們就說它是有益的。但如果被用於腐敗，那麼這些錢就要麼被用於官員的奢侈消費——這對經濟顯然是沒什麼好處的；要麼被用於官員的投資——由於官員的非專業性，這些投資通常被認為是低效率的。因此，我們在談到工業社會的時候，腐敗都是不好的，是需要嚴厲打擊的。
而農業社會中，社會的發展不是向前的，而是循環的。農業社會的資源是有限且固定的，人口是內卷的，其中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投資。你有了錢，沒有工廠可以蓋，也沒有鐵路可以修，你只能買房置地，擠占別人的生存空間。此外，農業社會中的人口在達到環境容納量之前是持續增長的，因此，無論你的社會制度多麼完美：假設你斗死了所有貪官，實現了絕對公平同時效率還絲毫不受損，並且獲得了一億個諾貝爾經濟學獎，那你也只不過是把地主階級享樂的錢平攤給了每一個老百姓，擴張了一點點的環境容納量。老百姓繼續擴大生育並且用三五十年填滿這個空間，該餓死人還是餓死人。並且現在還沒有地主給你殺了。所以對於一個內卷的農業社會，朱元璋式的反腐根本就沒意義。他應該做的是維持一個有活力的分級社會，上層吃著民脂民膏，但是大家都跟老朱一條心。老朱讓你多吃你多吃，讓你少吃你少吃。大家一起維護秩序壓榨泥腿子，這才是農業社會的正確打開方式。你殺貪官，莫說不成功，就算成功了又有什麼用呢？百姓民物欣鳧藻，三十年一過，人口增長一倍，該造反還是造反，該內戰還是內戰，該饑荒還是饑荒，該瘟疫還是瘟疫。朱元璋幼年全家因貪官而餓死，因此反腐手段極其嚴厲，換算成現在幣值貪污3000元以上剝皮塞草。但他只堵不疏，給手下小弟發的薪水太少。朱也是做過調查的，他是按照官員一家的生活標準制定的最低薪酬，也就是說官員工資一家人過日子剛剛好夠，但他忘了當官還要有各種名目繁多的應酬，人情花銷。舉個栗子吧，如果現在給國家總理規定月工資3000塊（當然房車是備好的），其他多拿一點就砍你頭，夠花么？你不幹其他事因該正好勉強夠花，但真的夠嗎？呵呵。所以儘管人頭滾滾，但明初官員們依然悍不畏死，前赴後繼，殺完一茬又來一茬。最後我想說老朱有一點沒搞懂，那就是貪污是不可能禁絕的，哪怕是宋仁宗時期，中樞大臣年薪幾千萬，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賞賜，但就沒人貪污了嗎？頂多比其他時期少一點點而已！
朱元璋在學斯大林
直接大清洗
但是產生貪污腐敗的土壤沒有清除，還會源源不斷的產生的新的腐敗
而且新的腐敗分子更隱蔽，危害更大
等到你一死，他們這些新的就蹦出來了
所以呢，還是要學習川普總統，致力於剷除產生腐敗的土壤，對這些人批評教育，去官發配，先不殺，這樣他們會自動壓制新產生的貪腐分子，讓他們成不了氣候
同樣的，這些老人當年貪腐的證據還都在呢，後世即使川普不在了，希拉里當選，把這些人都放出來重新當官，這些東西都還在呢
騙不了人
不懂什麼叫「實質性」的作用。
明之前元代世風，以官為市，法紀蕩然
笑古人無實質性作用，看看本朝做到了？蘇聯做到了？就算英美在諸多問題上也在逐步腐化中，不要總是想著把人性的缺陷一步就補好，那是神仙才能做到的事。
參考《國史大綱》
http://m.99lib.net/book/8111/282406.html標準不一樣，朱元璋時代可以砍頭的貪腐案例在別的時代都不值一提。
就象比較各國犯罪率要看立案和定罪標準，而不能單看數字。一些國家的犯罪，在某些國家根本不立案，一些國家的大規模恐襲，在某些國家只是日常，然後有人說某些國家犯罪率低，社會更安全，該怎麼形容這號人？
這個時間段問這個問題，我給滿分。
他的反腐不過是只允許自己一家腐敗而已，封建皇權就是最大的腐敗，皇帝反腐必然是笑話。你看看他給自己子孫定的那個生活標準就知道，鬼才關心農民過不過的下去
原君
作者：黃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則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人之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
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
雖然，使後之為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選自《四部備要》本《明夷待訪錄》
人類社會開始之後，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
社會上對公眾有利的事卻無人興辦它，對公眾有害的事也無人去除掉它。有這樣一個人出來，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為利益，卻讓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禍患作為禍患，卻讓天下人免受他的禍患。那個人的勤苦辛勞，必定是天下人的千萬倍。拿出千萬倍的勤苦辛勞，而自己卻又不享受利益，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願意的。所以古時的君主，考慮後而不願就位的，是許由、務光等人；就位而又離位的，是堯、舜等人；起先不願就位而最終卻未能離位的，是大禹了。難道說古代人有什麼不同嗎？喜好安逸，厭惡勞動，也像常人情況一樣啊。
後代做人君的卻不是這樣了。他們認為天下的利害大權都出於自己，我將天下的利益都歸於自己，將天下的禍患都歸於別人，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讓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將自己的大私作為天下的公利。開始時對此還覺得慚愧，時間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將天下看作是廣大的產業，把它傳給子孫，享受無窮。正如漢高祖所說的「我的產業所達到的成就，與二哥相比，究竟誰多呢？」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覺已流露於言辭了。
這沒有其他原因，古時將天下看成是主，將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經營的，都是為了天下人。現在將君主看作主，將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沒有一地能夠得到安寧的，正是在於為君主啊。因而當他未得到天下時，使天下的人民肝腦塗地，使天下的子女離散，以增多自己一個人的產業，對此並不感到悲慘，還說：「我本來就是為子孫創業呀。」當他已得到天下後，就敲詐剝奪天下人的骨髓，離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樂，把這視作理所當然，說：「這些都是我的產業的利息呀。」既然這樣，作為天下最大的禍害，只是君主而已！當初假使沒有君主，人們都能得到自己的東西，人們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唉！難道設立君主的道理本來就是這樣的嗎？
古時候天下的人都愛戴他們的君主，把他比作父親，擬作青天，實在是不算過分。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們的君主，將他看成仇敵一樣，稱他為「獨夫」，本來就是他應該得到的結果。但小儒死守舊義，認為君臣間的關係存在於天地之間，難以逃脫，甚至像夏桀、殷紂那樣殘暴，竟還說商湯、周武王不應殺他們，而編造流傳伯夷、叔齊的無從查考之事，把千千萬萬老百姓的死，看成與老鼠的死沒有什麼兩樣。難道天地這樣大，卻在千千萬萬的百姓之中，只偏愛君主的一人一姓嗎？所以說周武王是聖人啊，孟子的話，是聖人的言論啊。後代那些想要憑著他像父親一般、像老天一般的空名，禁止別人窺測君位的君主，都感到孟子的話對自己不利，直到廢除孟子配祀孔子的地位，這難道不是來源於小儒嗎？
雖是這樣，如果後代做君主的，果真能保住這產業，把它永遠傳下去，也不怪他將天下當作私有了。既然將它看作產業，旁人想得到產業的念頭，有誰不像自己呢？於是用繩捆緊，用鎖加固，但一個人的智慧和力量，並不能戰勝天下要得到它的眾多的人。遠的不過幾代，近的就在自身，他們血肉的崩潰，就應在子孫的身上了。過去南朝宋順帝願以後世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中，而明毅宗對公主所講的話，也說：「你為什麼要生在我家！」這話真可痛惜啊！回想他們祖上創業之時，志在佔據天下的雄心，哪有不垂頭沮喪的呢？因此明白作君主的職責，那麼唐堯、虞舜的時代，人人都能推讓君位，許由、務光也並非超塵絕俗的人；不明了作君的職責，那麼就連市井之間，人人都想得到君位，許由、務光因而絕跡於後世而聽不到了。雖然君主的職分難以明了，但用片刻的荒淫享樂，不值得換取無窮的悲哀，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這一道理的。
他自己當了皇帝，就是天下第一號剝削者，好比強盜頭子，有什麼資格叫別人不要當強盜小偷？老有人說，明得天下極正，我看就是「正」才更倒霉，就好比親爹親媽打起孩子下手狠了喊冤都沒處喊冤，要是個後媽還要擔心旁人議論。
朱元璋又是個苦出身的，鳳凰男，更看不得人沾一點便宜，他心裡大概認為給的待遇已經遠遠超過當年的他了，大家還不感恩戴德。當然這自己家人是要好好照顧的，子子孫孫傳之萬代么。
老百姓也不傻啊，剛開國時候還能推卸責任，時間一長還看不出來誰才是多吃多佔的主？
因為在農業社會，貪污腐敗說白了就是一種零和博弈。利用權力進行貪污腐敗所獲得的收益，遠遠大於其他任何經營，投資或者再生產。零和博弈，往往會快速積累大量的財富。這種」加速度「是非常符合人類的某種天性的。
所謂零和博弈，也就是博弈的雙方是你死我活的關係。一方的勝利就是以另一方的失敗為代價的。這區別於非零和博弈。比如國際政治，兩方可能本來是競爭對手，但依然存在合作的空間；或者兩邊其實可以通過某種策略實現雙贏（比如這次中印對峙很明顯就是一個雙贏的結果，兩方都可以回自己的國家在媒體上吹自己贏了，實際上對大家都有好處。這也不得不說是某種默契）。
古代社會的貪污腐敗和現代社會的還不一樣。在生產力極度不發達的社會貪污腐敗造成的後果會更加嚴重。比如古代治理河道的官員貪污的結果就是洪災中大量的死亡。而在某些非洲國家，生產力底下，貪污腐敗嚴重，這會從根本上破壞生產力。當然了，在那個政治制度也不怎麼發達的時代，靠權力集中來貪污腐敗賺錢是很快，或者說很爽的。而在發達的國家，地區和社會，貪污腐敗對社會造成的影響也相對要輕。比如，芝加哥其實就是一個，官僚制度非常腐敗的城市。
零和博弈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往往可以快速積累高額的利潤。這在古代那個生產力很不發達，沒有谷歌騰訊微軟，也沒有巴斯夫化工的年代是很難有其他方法可以實現這種操作的。
在現代，也有一種典型的零和博弈，讓許多個人和企業破產，但依然無數人對它趨之若鶩：那便是期貨投資。人類天生就有一種熱愛冒險的天性，一旦利潤足夠大，是可以不懼任何風險而前進的。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這個事情我不是非常確定真假因為沒在其他地方見過報道。一個康奈爾的學生跟著自己的教授去炒期貨，結果失敗。老師當著學生的面當場自殺。難道他一個金融教授真的不清楚裡面的風險么？
都說美國以前奉行胡蘿蔔大棒政策，軟硬一起來，才能讓別的國家對他服服帖帖。朱元璋的問題在於只有大棒，沒有胡蘿蔔。官員貪腐，要嚴懲。但問題是不貪腐的官員過的也不好呀，窮苦一世，到頭來搞不好還要被他人誣告或者牽連，還是個死。陳勝吳廣能說出:等死，死國可乎？那麼官員是不是也能說:等死，死錢可乎？
朱元璋面臨的困難問題很多。1。推行新政對既得利益者的衝擊，引來還鄉團在基層的的抵制和拆台，導致政局不穩，連帶吸引和激發的高層叛亂傾向，比如胡維庸叛亂。2。俸祿設計不足以支付前朝繼承的官員面子問題所造成的浪費，也不足以支付師爺等技術壟斷群體的工資。朱元璋並沒有殺光師爺這個群體，然後開辦學校傳授師爺技藝，反而師爺越來越壟斷化，有了師爺出紹興這種超級壟斷。3。實際針對貪腐和叛亂的破案效率一直都很低，更多的是亂咬，缺乏現代化的核對口供手段，和自首獎勵機制。4。工資低，吸引不來人才，導致惡性循環。官不只是權是蓋章，也需要能力，工資低了誰願意替你打工。打仗軍規還講個有獎有罰呢。5。至於西方富人政治，只要他財產傳給後代，那就和皇族沒啥區別。民主只是個制度，制度完美了，上管下，下管上，都一樣，畢竟有個群眾舉報的辦法，更何況制度完美何其難以做到。現有民主也有法不責眾和民眾素質不高導致無法有效發揮民主等諸多問題，並不完美。6。人類貪婪劣根性，不靠基因改造解決不了。朱元璋的政策再完美合理點，一代代殺下去，又不被惡勢力翻盤，或許就能改造出不貪的人性了，但是他剛死就被朱棣把他的那套政策全廢了。7。朱元璋自己的問題。朱元璋四十歲當天子，五十歲有段時間自感良好，迷戀美女不勤政，導致問題被隱瞞耽誤而激化，後期老了不退休卻到處殺人，手段粗暴，大量殺人基本是六十歲以後才開始的。8。朱元璋時的錦衣衛對於三法司的監督還是到位的，錦衣衛自身也還沒有腐朽，所以這裡沒有太大問題
看看吳思的《潛規則》和《血酬定律》
因為司法不獨立啊。司法獨立的邏輯是：你幾乎不可能賄賂所有人。所以法官的人事升遷和經費工資如果能得到制度保障，那法官就可以最大可能地依法判案，即使某一個法官和官員勾結，受害者也可以去另一個法官那裡把前一個法官以及官員一起告了。
然而事實上呢？
話說我突然覺得這個問題的立意很危險啊……因為明太祖沒有從文化根源上去解決fb問題。fb的土壤一直存在，明太祖靠殺人立威來震撼官僚，只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畢竟文化基因中就存在著升官發財、做官斂財這號因子。
對歷史有深刻洞察力的張牧之想通過文化revolution來解決帕緹內權貴特權化等問題，依然受到了非常大的阻力和干擾（來自於扛著赤旗反赤旗的、陽奉陰違的、趁機發難的，等等），儘管張牧之在帕緹內擁有崇高的威望。張牧之駕鶴西遊後，fb的土壤依然保持完好，牛鬼蛇神照樣一代接一代。因為腐敗的根源是權力，而不是貪慾。即使懲罰貪污的手段再嚴厲，再殘酷，仍然禁絕不了貪腐。
腐敗是人的天性表現。
只靠制度和監察是不夠的，必須有文化作為土壤，而文化塑造來自於信仰。
然而弱信仰的文化並沒有消減腐敗的土壤。
提出前提：永生/交易/信仰
①人本源追求就是【永生】，表現為本性就是自私的；
②人任何行為都是遵從【交易法則】的，或者講【任何行為都必有合理化的動機】；
③每人都有【信仰】；
【永生性】
人是基因的動物，基因追求的就是自己的延續；人也有智慧，智慧追求的也是逃避開痛苦前提下的自我持續存在；
簡而言之，自私就是天理，任何生物都是一樣，把猴子和雞關在並排的兩個籠子里，喂同樣的食物，猴子一定仗著自己有胳膊的優勢去偷雞的食物或者雞蛋吃掉；同理，雞也會趁機會拿走猴子的食物；人類更是有動機搶奪、騙取、偷竊同類的財物，讓自己和後代更舒服的活著。
【交易法則】
人的任何行為都有收益性，也即是付出就要回報。
一個正常人，不會把手伸到火里去，因為他會痛苦；而一個人也可以把手伸到火里，忍受巨大痛苦，這種情況，往往是：他被高利貸逼債，以手的局部痛苦換取生命/他是為了救火，獲得財物或者道德的更高收益；
一個可憐的抑鬱症患者選擇自盡，這是逃避了精神上的無比痛苦，結果總比行為之前好很多；
所以，即便是主動性的損失行為，也是為了獲得更大的收益。
【信仰普遍性】
其實沒人沒有信仰，人心是個杯子，不管裡面是什麼，必須充滿；
有人愛錢、有人愛色、有人愛活著/有人信共產主義，為了國家民族去犧牲/有人信仰基督，一樣願意去死，信仰有真有假，有自覺的和不自知的，但反正人心必須有強大的信仰充滿其內。
【強信仰與弱信仰——利他與自私】
區別在於利益獲取點在不在現世，一句話，你是愛現實還是愛存在於腦海中的天國。
強信仰利他性：有了後者，就可以輕視生命，可以拿生命去交易天國；這種信仰雖然本質還是自私利己，然而在社會化中往往表現出反基因反人性的利他性；
弱信仰自私性：而不具備天國的信仰，只著眼於現在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往往就是酒色財氣，繼續自私。
【儒釋道都是弱信仰】
原始佛教追求的是涅槃，這個就是聖經里所謂的【身體與靈魂一切扔進火湖裡銷毀】的景象，它是要逃避一切現實來解放痛苦，終極的抑鬱症患者；
這個信仰當然有點扯淡，後來馬上演化為輪迴，這輩子做了好事就交易獲得下輩子升官發財；或者這輩子升官發財是上輩子行善積德的果報；
狂信徒有自殘供養佛什麼的，又過於自私，不對社會產生外部性；就好像班上一個同學天天安靜的睡覺，他對其他人沒有好或者壞的影響，忽略不計；
但是更大部分的信徒包括和尚在內，其終極追求的都是現世的榮華富貴；
佛教永遠自私，並不利他——這是弱信仰；
道教講究無為，追求的融合天道，毫無利他性——這也是弱信仰；
至於儒家，毫無超越俗世的理想，這不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是赤裸裸沒有吃相的利己主義者。簡直就是他娘的公務員補習班，而且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好話說盡、人性顯透，極端的自私自利。
因此，自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以及輔佐的道家與佛教，各個王朝沒有能抗拒腐敗的，因為人人愛自己、想著法偷錢搶錢騙錢。
因為這些弱信仰文化無法給出足夠的籌碼，讓人類放棄財物或者生命自私這些本能。
我一條命能換來什麼呢？我活著的意義是什麼呢？只能是黃金白銀與姑娘的大腿，那麼我有機會，我為什麼不貪呢？
【強信仰可以防腐】
以新教來舉例：
耶穌基督命令基督徒要做光做鹽，做光碟機散黑暗（社會性和利他性）；做鹽的來源是當時的人用鹽給肉防腐，鹽不同於肉（區別性：這個信仰的人不同於普通人），鹽阻止腐爛（利他性與社會性）。
這種直觀的表現在於，基督教可以出現傻子和瘋子，他有機會貪腐，但是丫不貪，因為他要用生命和貧窮去換取更大的利益——天國幻想。
無官不貪就沒法反貪，就如同污水溝長不出雪蓮花；你無論殺掉還是撤換掉誰都沒用，因為補缺的是同樣品質的零件；
然而假如社會被某種強信仰覆蓋，出現真信徒和狂信徒的概率就遠遠高於其他社會，比如提拔一百個官吏，總有幾個就是瘋子傻子，不收錢只幹活，這個系統是有自我清潔能力的。
在腐敗系統里，總是有幾個零件不合群、硬抗，那麼統治者就可以分化強大的系統、就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就可以對系統進行有效的修理和替換零件。
再比如偉大的我黨：
杜聿明自居清廉，看郭汝槐權重卻生活簡樸至極，不貪不沾，立刻給蔣介石報告：老闆，郭可能是共諜。
蔣介石：mmp！我們這麼牛逼的黨這麼牛逼的領袖（就是在下），就不能有幾個小郭這樣的好人？
但是蔣介石錯了，因為民國是弱信仰儒釋道，而共可是杠杠硬的強信仰。
因為可以拿自己的生命和基因延續去交易【共產主義（天國）】和【民族偉大復興】的。
另外，我們也都看過很多軼事：我黨老幹部指著某些怪現狀鼻子公然罵娘，人家有底氣啊、人家是真信徒、人家有超越生命的交易追求啊。
所以，沒有強信仰加持，朱元璋無論多高壓，也無濟於事，你不能指望雞蛋里孵出蒼鷹來，那是逆人性啊。
簡單地來說，沒有實現國家機器-國家權力的公私分離，就不存在懲治腐敗的前提，甚至連什麼是腐敗都不可能科學界定，也就無法確立腐敗犯罪的概念化和具體化以實現法制化，實際操作中無非是權力鬥爭的遮羞布而已。
從這一點上來說，中國的國家機器是比較早熟的，科舉取士建立了類似於現代國家機器職業官僚系統的外形，然而也僅僅是外形而已，國家權力的實際運作仍然是私人化的，當然比西方甚至在近代前期當官連工資都不發的封建作風要現代多了。
實際上即便是現代社會，國家機器-國家權力運作越是高層就越是殘存著濃厚的私人化色彩，這一點中外皆然。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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