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歷史學家研究的問題看起來很細碎?
這個問題我幫你邀請毛奇兄來回答,因為我在史學史和史學理論上的基礎功力遠不如毛奇兄,這裡只能算是拋磚引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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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並不是所有歷史學者的研究都十分瑣碎,也有很多研究大問題的學者,不過在現在,越來越多的歷史學者把目光投在「瑣碎」的領域中,研究非常細節的問題,這也確實是一個趨勢。這種趨勢的主要表現比如,更加關注區域史、更加關注民間文化和社會、更加關注傳統生活的細節、更加關注能夠反映民眾真實生活狀態的細節材料(縣級檔案、契約、方誌、家譜以及其他能找到的),不知道題主所說的「瑣碎"是否是這樣的研究。
但這個趨勢並非一天兩天形成的,甚至可以說,逼得歷史學者們把目光投向這些」瑣碎「的地方的,是歷史學近百餘年的發展。
那麼,為了方便起見,我來畫一個代表近百餘年來歷史學的發展趨勢的簡單脈絡,這個脈絡當然不可能包含所有歷史學研究的學者,但是作為一個大趨勢還是存在的
實證主義史學==》社會史早期(結構功能主義整體史)==》社會史中晚期==》社會文化史(新文化史)==》現在的史學
這些名詞看起來大而無當,但其中確有一個較為清晰的邏輯脈絡,也就是歷史學界的主流「構建」歷史的方式。
早期的實證主義學的起源,是當時科技和通信的進步,使歷史學者忽然接觸到了爆發一般的材料,於是他們認為,只要窮盡史料,就可以「描繪」出「最接近真實」的歷史來,於是,他們覺得「歷史學」很快就會終結,人們將很快能夠了解到人類可知的全部歷史。但是很快,人們就意識到,單純的描述根本無法滿足人們對歷史的渴望,人們(特別是歷史學者)希望「了解」的歷史,並不是「按時間排列」的事件組合,而是「前因後果」的一個邏輯序列。
於是,「構建」歷史就開始代替「實證」歷史,這也是所謂的「新史學」的發端。
所謂」構建「歷史,就是把手中的材料所證實的歷史事件,歷史元素,如磚瓦一樣搭建出一個」可以理解「的歷史建築,蓋房子需要建築圖,構建歷史也需要「理論指導」,於是在不同的「理論」和「解釋方式」下,近百年的史學流派相繼出現。
早期的結構功能主義,非常注重一個「從下而上」的結構,這個結構逆傳統的「政治史和大人物「史的構建方式,認為最基本的「生產力」要素決定歷史的走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就是這種構建方式的經典表達方式,學者構建歷史的時候,必然先從最基本的「自然環境」開始,然後到「生產力」,然後進入「生產關係「環節,最後到達「社會政治事件」。這樣的構建方式我們可謂非常熟悉,因為我們常用的「唯物史觀」就是這種構建方式一種。而且這種構建方式一點了不「細碎」,它存在的本身就是為了發現「決定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的,也就是在這種方式下,馬克思把人類社會前進的根本動力歸結為,「生產關係無法適應生產力發展」,而最終被某些人解釋為「階級鬥爭」。
不過很快,歷史學家們就發現,這種「整體」的構建歷史的方式,即使產生了不少令人矚目的成果和理論,卻無法為「歷史發展的動力」找出真正令人滿意的答案,因為看似構建出的「整體史」,在細節上總會出現頗多紕漏,更別說「東方」這個讓西方史學家長時間摸不著頭腦,完全迥異於經典模式存在的史學領域。
一定是「構建」元素出了問題!
在不變更」自下而上「這種構建方式下,史學家們把目光投向了構建歷史的元素,不再是單單是「自然環境」或者「生產力」,轉而向「人口」,「家庭」,「經濟部門」,「聚落」,「社會結構」等等更加具體也不那麼「基本」的元素進行研究,這個「轉變」,一方面為史學開闢了近乎無限的戰場,史學家可以藉助其他幾乎任何學科的知識(如果他駕馭得了的話)來研究歷史,另一方面也也使史學家越來越意識到,他們的研究越深入,距離構建「終極歷史」的目標卻越來越遠了。
即使是這樣,歷史學家依然鬱悶的發現,就算放棄了」整體史」的目標,他們找到在各自領域中很好的「解釋歷史」的方式了么?沒有。
總有一些「幽靈」存在,讓史學家不得安寧。
前面說了,構建歷史如同蓋房子,於是歷史學中就有了一個基本的二元構建方式,
磚瓦(歷史元素)=房子(歷史解釋)
這個結構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模型,比如:
經濟基礎演變=上層建築發展,歷史元素互動=歷史發展模式
歷史學家們根據這個模型,發展出不同的社會發展理論,適用於不同的歷史時段、不同的地域。但是無論把這種時段分得多麼細,無論把地域劃得多麼小,歷史學家總能找到那些不符合他們預想的東西,即使是把這種結構從最早的單向變成雙向也依舊無法讓人滿意。
歷史學家們開始追尋他們心中的「幽靈」,一個特殊的「元素」,他不屬於「基本元素」,也不屬於「上層建築」,但同時它有要對這兩方面都有影響,甚至就蘊含在這兩方面之中。
這就是現在歷史學家都很熟悉的「文化的轉向」,他們把這些不能夠用最基本的物質結構來解釋的,又對社會有很大影響不能忽視的東西稱作「文化」,這個「文化」看不見摸不著,現在卻被認為如同空氣一般所有人都生活在其中,並且,恐怕不同的地方」空氣「是不一樣的,於是……
我們可以看到,從「社會史」開始關注除了基本生產要素以外的各種結構和要素開始,歷史學就走上了「細節化」的不歸路。而到了「文化的轉向」,歷史學者們更是在「細碎」化的路上積重難返,巴不得一頭扎進某個只有幾個人的小聚落,研究其某個領域的發展歷程,只為能夠尋找一個「合理的不被打破的模式」。
但是,即使歷史學「細碎」到這種程度,歷史學家們看重的,仍然是「模式」!可以「解釋」的模式,因為無論多麼細節的研究,歷史學家群體的終極目標,永遠是能夠解釋社會發展的「終極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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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以上說的都已經是過去,而且沒有明顯的分期,到現在仍然有」實證「的史學,而」後現代」的興起,更讓人已經覺得,恐怕能夠解釋的歷史只存在於人們的幻想之中了。Peter Burke 在他編的一本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中有一文 Overture: the New History, its Past and its Future,其中談到了舊歷史學和新歷史學的比照(說舊歷史,其實也不過一兩百年,歷史學是一門很新的學科),大約意思如下:
1. 舊歷史以政治為中心(包括軍事,宗教等),加上藝術和科學作陪襯;新歷史則關注人類生活中的所有行為:「事事皆有歷史」。年鑒派的「total history」。
2. 舊歷史認為歷史的本質是一系列的事件組成的故事;新歷史則更關心結構分析。比如 @王建雄 在另一問題(歷史是大眾還是英雄創造的?)中提到的《地中海》里的觀點:
「就如同海底的地形,雖然人們看到的歷史主要是海浪的起伏,但是那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浪花,而真正決定歷史的是海面下的洋流,而洋流也不能脫離海底地形的限制。 」3. 舊歷史是從上往下看,關注於偉人和領袖;新歷史則是從下往上看,從普通人和他們所經歷的社會變革來看。
4. 舊歷史是基於文檔的(官方記錄);新歷史則認為這樣會被官方的特定視角所限,所以更要挖掘其它的資料來源。
5. 舊歷史在研究 「為什麼 Brutus 會刺殺凱撒?」這個問題時,想得是「Brutus 是怎麼想的,是什麼讓他作出這個決定?」; 新歷史認為這沒有把時代的共同行為考慮進去。
6. 舊歷史認為歷史是客觀的,要給讀者呈現的是事實;新歷史認為這是不現實的,雖然我們要努力避免社會偏見,但我們不可避免的會以特定的角度去審視歷史,我們無法擺脫自己身處的社會所固有的思維結構定式。
每個歷史學家,出於自己對歷史學的理解,和其他種種主觀和客觀原因,會選擇以這樣或那樣的角度去分析和重構歷史。選擇別人看上去細碎的問題來研究,也是一種角度。我是學歷史出身的。。嘗試回答一下
1、歷史本事就分宏觀、微觀,微觀學者自然要細碎一下。這就像經濟學分宏觀,微觀一樣,微觀經濟學家可以為一個崗位如何考核研究一輩子。。
2、相對性。。研究河北歷史的,可能從外觀上比研究中國歷史的碎,研究民國河北史的可能更顯得碎。。這就像醫學,研究肛腸的比研究內科的碎,研究痔瘡的顯得更碎,,研究對象不同,非專業人感覺不同。。
3、之所以強調感覺,是因為,研究肛腸的庸醫,只看基本書,就大言不慚地說自己啥都懂。而研究內科的,針對肛腸問題,看了不同的學術觀點,針對不同癥狀做不同分析,此時,研究內科的彷彿又比研究肛腸的庸醫細碎。。
綜上,每個學科都有宏觀與微觀之分,同時,人也有負責與不負責之分,負責的人,都會盡量搜集所有資料的來分析問題。。數學家可以為1+1等於幾研究一輩子,我現在從事法律行業,很多沒學習法的人一說到如何寫合同就覺得特簡單,而法學家卻可能為一個合同中某一個條款就研究一輩子。。
所以,細與不細,不在學科,而在人。。首先,很多歷史學家研究的問題都很大,嘗試用綜合的方法探討整個人類歷史的演化規律。舉一個反例:黃仁宇,他倡導的就是大歷史觀,主張以百年為一個觀察斷面來研究歷史。他的《中國大歷史》、《萬曆十五年》等都很有看頭。
其次,我個人認為這是受西方分析的思維方式影響而形成的一種學術傳統。我們中國古人喜歡綜合,不擅長甚至有些鄙視分析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壞處在於沒有詳盡的材料、細緻的研究,所謂的綜合只是空中樓閣,流於玄思,無法積累;而分析的方法則以事實考證、邏輯推理一步一腳印,後人永遠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行,群年累月之積累,必然產生質變。
再之,仔細看書,我們就可以發現凡分析做學問,都幾近科學,讓人信服;凡籠統之綜合,更形似藝術,讓人讚歎;
最後,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無論是生活還是學習(感情似乎當例外),都多做分析,少做綜合;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多具體問題具體研究,少追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答案。題主提了一個很細碎的問題
歷史就是過去的現實,現實就是各種瑣碎集合起來的。
受西方思想影響,我們現在在對待自己的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的態度上,過於保守。除《尚書》、《史記》等文字外,因為沒有發現其他關於夏朝歷史的確切物證,國內外對於夏朝歷史甚至其存在性有諸多爭論。中西方記錄和研究歷史的方法不同,中國史書注重言行禮法,史家以自己的身前身後名為自己的記述背書。他們深深地理解並信守【史者,中也】的理念。我們發現了那麼多地下墓葬、文物,只聽說證實了史書記載,沒聽說證實了史書不史。幸好在上世紀初發現了殷墟甲骨。否則,我們今天對於商朝的存在性也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了。國不強則民不強,或許,等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之後。我們才有足夠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才不會一味的拿自己五千年的文明歷史去和那些所謂的西方文明做各種無聊而又可笑的橫向對比,也才不會按照所謂的現代科學的方式去肢解自己的歷史。另外,我對為什麼我們不再有呂思勉、陳寅恪、陳垣、錢穆這樣的史學大師的答案是:我們把兩千年沉澱的各種典籍當成了工具書甚至是收藏品,而把花了幾年、幾個月、甚至幾天、幾個小時寫的各種學術專著、論文奉為圭臬,有點捨本逐末了。
歷史就是破案,偵探就是從細微下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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