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國為什麼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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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複雜，憑我自己所認識的吧。

1：戰爭上，一戰和二戰中，英德爭霸，雖然兩次都是英國贏了，但是戰爭的消耗是巨大的，使得英國戰後再也無力維持龐大的帝國。

2：政治上，戰後的英國無力維持殖民地，各個殖民地紛紛要求獨立，加之英國那時的國策也是放棄對殖民低的控制，緊縮財政專心治理本國，所以也就順其自然了，統治僅限於英國本土。

3：經濟上，美國在一戰二戰中依靠本土優勢，積累了大量財富，同時是歐洲最大的債權國，經濟上控制了英國，加之戰後美元成為全球通用貨幣，英鎊地位下降，英國建立的英聯邦貿易組織也無力與美國倡導的全球貿易組織抗衡，再也無力與美國在經濟上競爭，所以也就衰落了。

我說的也不是太好，只是自己的觀點，希望不要介意。

你可以參照一下央視的紀錄片《大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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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黃昏 大英帝國解體內幕

在二戰列強中，英國可謂一個非常重要且獨特的國家。截至二戰前夕，若從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算起，大英帝國操控歐洲均勢前後200餘年；如從拿破崙戰爭結束算起，全球處於大英帝國治下和平亦達100餘年。而英國霸權之徹底瓦解，正為兩次世界大戰之一重大結果。因此，審視英國在二戰中之國家戰略，不單有助於增進對英國之理解，更可從大英帝國霸權體系之鬆動以尋二戰之力學政治源頭。

百年錯看張伯倫

二戰前夕，英國首相張伯倫的對德政策，可謂二戰外交史中最具爭議，也最遭後人抨擊的一個政策。

世人由於知道了歷史的結局，所以往往自認為高明地指責張伯倫內閣的愚蠢，甚至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大肆批判張伯倫，將其描述成一個通過犧牲小國利益換取自身安全的損人終害己者。

同時，為其辯護者，又往往片面強調張伯倫是君子可欺之以方，其間關鍵被解釋為張伯倫錯估了希特勒的本質，才會上演一出現代外交版的「農夫和蛇」。潛台詞頗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的扼腕。

這兩派觀點雖各執一端，卻都傾向於用Policy of Appeasement（「綏靖政策」）一詞來指代這一策略。Appeasement在英文中本有安撫、緩和、姑息、縱容等多重含義。前一派用這個詞，強調的是張伯倫對擴張勢力的姑息、縱容；後一派用這個詞，強調的則是希特勒狡黠無恥，張伯倫好心辦壞事，這才把善意的安撫變為不合時宜的姑息，將追求和平的緩和化作加速戰爭的縱容。

更深一層思考，就會發現，這兩派觀點都忽視了兩個基本事實。

其一，大英帝國的外交傳統向來不以道德準繩作繭自縛。英國的遠東鴉片貿易道德嗎？然而，這絲毫不妨礙其20年內連續兩次打敗清朝。英國在印度的紡織品政策道德嗎？這同樣不妨礙帝國因此掃清障礙，成為全球性的紡織品出口大國。由此可見，道德本身不能解釋大英帝國的政策選擇，更不能解釋其成敗結果。

其二，張伯倫雖然在公開場合喜歡扮演一種忠厚有餘的紳士形象，實則對現實主義外交熟稔於心。這一點，他留下的大量日記、信函、會議紀要可以證明。其倚重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綽號「聖狐」，同樣是權力外交的超級高手。此君嗜好鄉間狩獵，雖無左手，卻練就了百步穿楊的硬功。兩人均把私德和事功分得一清二楚，往往在柔弱、高尚的外衣下，暗行力學外交的折衝樽俎。這樣一個二人組合所推行的政策，顯然不能等閑視之。

今日回顧歷史，最引發後人感嘆的其實在於，後人往往忘記前人進行政策選擇的基本環境。這就好比溺水的人和船上的人雖然處在同一水域，感受卻大不相同。

衰落中的帝國

對張伯倫內閣而言，最頭痛的問題在於大英帝國的持續衰落。這種衰落與德國的挑戰可謂一體之兩面，而這也是理解兩次世界大戰的關鍵因素之一，更是檢討英國二戰大戰略的起點。

究其衰落之源，大致可分為遠、中、近三因：

遠因：陸權復興的衝擊。英國的崛起是海權的崛起。在漫長的農業文明時代，受制於低下的技術手段，海洋在人類文明史中長期發揮的是障礙職能。地中海沿岸雖有早期海洋文明出現，但嚴格來講只能算是海文明，還稱不上洋文明。直到大航海時代，人類才算是真正進入海洋時代。

隨著海洋由交往障礙變成交通捷徑，一個全球的資源、貿易網路浮出水面。在這個時代，誰能控制海洋，誰就能控制最多的市場；誰能控制最多的市場，誰才能得到最大的財富。有了財富，再培養國力，就產生了一條由海而富，由富而強的新強國之路。葡萄牙、西班牙得風氣之先，荷蘭、英、法緊隨其後，最終由大英帝國集其大成。這首先得益於大英帝國是一個島國，無須像半島國家那樣，始終在陸海之間掙扎。其位置又恰好位於歐洲大陸與海外市場的交會點上。這令英國海軍不僅可以低成本捍衛國家安全，更可以輕易控制列強的命脈線。在此基礎上，英國在外交政策、產業革命、國內製度、金融建設等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其最終成為日不落帝國，操全球霸權之牛耳，也就不足為怪了。

正如著名的德意志經濟學家兼戰略家李斯特所指出的那樣：「英國掌握了每個海洋的鑰匙，對每個國家都安置了一個崗哨：對德國的是赫爾戈蘭島，對法國的是根西島和澤西島，對北美居民的是新斯科舍和百慕大群島，對中美洲的是牙買加島，對所有地中海沿岸國家的是直布羅陀、馬爾他和愛奧尼亞群島。它擁有通往印度的兩條航線上的每一個戰略要點，只有它正在努力爭取的蘇伊士地峽除外；它以直布羅陀控制地中海，以亞丁控制紅海，以布希爾和卡拉齊控制波斯灣。它只需將達達尼爾海峽和松德海峽、蘇伊士地峽和巴拿馬地峽拿到手，就能夠隨心所欲地開放或關閉每個海洋和每條海上通道。」

但是，鐵路的出現宣告了陸權復興的福音。隨著陸上資源的整合，德意志的統一和日後蘇俄的崛起，均是把握這一時代機遇的結果。最終，終結這個時代的國家則是美國，它利用這一陸權復興的風潮崛起於北美大陸，進而依託其「東西為大洋，南北皆弱國」的地緣格局，組建強大的海軍向外擴張，從而形成了一條由陸向海的新強國之路，最終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既可以組建強大遠洋艦隊，又可以組建巨型陸軍的國家。這就終結了傳統的陸權、海權二元化格局，開啟了超級大國的新模式。

作為上一輪地緣革命的受益者，大英帝國不免相形見絀，其本土過於狹小的弊端日趨明顯，嚴重限制了其在大國棋局中的影響力。

中因：內部的離心力。大英帝國雖然本土狹小，但海外領地廣大，如能將這些海外空間充分開發，英國仍不失為一個世界超強。可惜，在民族解放風潮的激蕩下，帝國的離心力越來越大。到1939年，加拿大、南非、紐西蘭、澳大利亞、愛爾蘭已成為完全的自治領，印度和緬甸則被允許成為自治領。不僅如此，澳大利亞汲汲於成為南太平洋上的戰略棋手，南非、愛爾蘭內部反英情緒日漸高漲，印度和緬甸則謀求徹底獨立。

即便是在帝國的核心——英倫三島上，形勢也不容樂觀。一戰的慘重代價，讓大多數國民將戰爭視為畏途。「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很大（一）部分精英（不僅僅是知識分子，還有政界和統治階層）已轉而確信大戰沒有勝利者，所有參戰國都失敗了。這一觀點的必然推論是在一場未來戰爭中也不會有勝利者——事實上任何原因、任何衝突都不能使得犧牲一國青年成為理由。1934年的『牛津決議』（當時牛津大學學生拒絕在任何情況下為『英王和國家』而戰）突出了英國的『出類拔萃之輩』在多大程度上認同於這種世界觀。」（威廉森·默里，《帝國的傾覆：1919至1945年的英國戰略》）在這種烏托邦式的國際和平主義泛濫大潮中，一戰的原因被簡單歸結為秘密外交，推波助瀾者認為，只要讓外交公開透明，內受民意、外受國際輿論的制約，自可將戰爭消弭於無形。

事實證明，這是個一廂情願的幻想。希特勒巧妙利用了這一點，他充分煽動戰敗國民眾的復仇情緒，對內塑造好戰的民意，同時又高搖橄欖枝，專用和平攻勢瓦解敵對陣營的抵抗力量。這種宣傳是如此的成功，以至於英國內部輿情普遍同情德國，認為德國不過是要拿回不公平的《凡爾賽條約》剝奪的正當權利。各自治領更是一副作壁上觀的態度。當捷克危機一觸即發之際，南非總理赫佐格公開宣布，如果英國在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上捲入對德戰爭的話，他不能擔保他的國家會給予支持。加拿大、紐西蘭、澳大利亞，對於又一場歐洲大戰絲毫不感興趣，後兩個國家更擔心的是迫在眉睫的日本威脅，為此，他們不惜向美國靠攏。這就極大削弱了英國一致對外的戰鬥力，甚至讓領導者不得不再三捫心自問，對外戰爭會否加速大英帝國的解體？

近因：中等強國的群起挑戰。國際政治有其殘酷的一面，霸主國在其強盛之時，往往賓客盈庭、供奉不絕。一旦衰落，則每每引發中等強國的紛起逐鹿。

一戰時，英國在遠東有日本為盟友，在歐洲則有法、俄、意為盟友，並最終得到大洋彼岸的美國相助，這才得以擊敗德奧聯盟。但是，就在一戰期間，陸權復興的影響已展示出來，英國對歐洲大陸均勢的維持、塑造能力已遭到質疑。日本趁機在遠東全面擴張，日漸扮演起英國遠東殖民體系掘墓人的角色。沙俄則變身蘇聯，擺出與整個西方世界對抗的姿態。德國雖淪為戰敗國，但國力和民眾素質不變，復仇情緒日強，再度挑戰英國霸權只是時間問題。美國雖與英國同用一種語言，卻一直標舉反英、反殖民的旗幟。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陸海軍仍在以英國為假想敵制訂戰爭預案。世人受日後美英特殊關係的影響，往往認為兩國之結盟為必然，實則只是諸多機緣聚合、外交努力的結果。

面對德、日、俄、美四強的紛起挑戰，英國的盟友只有一個半，一個是可靠但力量持續衰弱的法國，半個是力量更弱卻更不可靠的義大利。法國可靠，是因為法國更需要依靠英國去對抗德國。義大利算半個，是因為它既準備與英國為友，又準備與英國為敵。為友為敵，全看收益。此時的大英帝國可謂危機暗伏、強敵環伺，應對稍一不慎，內則樹倒猢猻散，外則牆危眾人推。這就是張伯倫面對希特勒崛起時的基本背景。

「綏靖」的戰略真相

面對咄咄逼人的希特勒，張伯倫內閣顯然嗅到了新一輪大戰的氣息。此時，留給該內閣的選擇只有兩個：力爭避免新一輪大戰，或力爭贏得新一輪大戰。而這兩個選擇本身是針鋒相對的。稍一不慎，就會滿盤皆輸。

後人當然可以根據結果假定，二戰不可避免，只有儘早備戰，才能盡量降低損失。但是，就算有一兩個當事的戰略家看清這個結果，也很難讓當時的大眾接受這個判斷。1938年3月21日，在德奧合併已成事實的情況下，英法均已意識到下一個目標將是捷克斯洛伐克。這一天，英國參謀長委員會將一份關於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評估報告送到了外交政策委員會。這份報告的結論引發了轟動，以至於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第二天的內閣會議上鄭重將之宣讀：「我們斷定，無論海上、陸上或空中，我們和我們盟國所能施加的壓力，既無法阻止德國侵略和蠶食波希米亞，也無法防止捷克軍隊不遭決定性的失敗。因此，我們必將為恢復捷克斯洛伐克已失去的領土完整而進行一場反德戰爭，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打敗德國，只有經過長期戰爭。我們認為，在當前世界形勢下，如果發生這樣一場戰爭，義大利和日本大有可能乘機向各自的目標推進，結果，我們必須面對的，不是一場有限的歐洲戰爭，而是一場世界大戰。」

這個結論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問題是大眾普遍厭戰，帝國又處在衰落期，如果英國率先鎖定德國為對手，必然將把選擇的主動權拱手讓出，令其他中等強國坐收漁利。因而，假如英國真的採取了報告開出的藥方，無疑等於變相踐行了俾斯麥的名言：因為害怕死亡而選擇自殺。

而不願意再打一次世界大戰的人，絕不僅僅只是處江湖之遠的人們。會議記錄顯示，「外交大臣提出並得到首相支持的政策，在當時情況下是最可行的政策，這一觀點隨著討論為多數人所同意，而且贊同的人數越來越多」。（米德爾馬斯，《綏靖戰略》）

無獨有偶。就在一周前，法國國防委員會也進行了一次聽證會。甘末林將軍就捷克問題進行了彙報，結論是法國陸軍遠未做好戰爭準備，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抗擊德國的成功率極低（瓦特，《1930-1939年間的外交史》）。

正是前述環境，極大限制了張伯倫內閣的選擇自由。而希特勒的高明就在於，他充分利用了一戰後英法內部的厭戰情緒和理想主義思潮，入室操戈，把德國打扮成「十四點建議」的棄兒、《凡爾賽條約》的受害人，進而樹起德語族裔大統一的旗幟，以實現不流血征服。假如英法過早備戰，只能強化希特勒的道德優勢，更進一步增強英法內部的裂痕。

張伯倫夾在好戰、狡黠的希特勒與厭戰、單純的大眾之間，竭力尋找政策的平衡點，其難度超乎後人想像。他最終的選擇是擺出「順應」民意、輿情的姿態，默認乃至協助希特勒拿回應得之物，從而將德國的擴張限定在一定範圍和一定方向上。這個策略如果成功，將規避新一輪大戰。但如果失敗，則等於以糧資敵，自掘墳墓。如果說，該政策的目標在於「一定範圍」，其保險措施就在於「一定方向上」。

任何政策都有風險，最高明的戰略，總是在陽謀中暗藏陰謀，預留下隨時轉向（乃至轉向反面）的彈性和暗中保險的措施。張伯倫內閣推行的「綏靖政策」，同樣要作如是觀。

1936年10月，德、意秘密簽訂了《德意議定書》，形成了「柏林-羅馬軸心」聯盟。11月，德日簽署《反共產國際協定》。一年後，義大利也加入這一協定，德、意、日三國軸心正式形成。對於這個三國陣營的出現，英國可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這個陣營至少按其綱領是針對共產主義陣營的，這兩個陣營的對抗，顯然對英國有利。但是，國際政治有其現實一面，理想、綱領、原則往往只是擋箭牌、遮羞布、迷魂湯。三國軸心可以對抗蘇聯，也隨時可以轉向對付其他國家。

張伯倫要做的就是「禍水東引」，讓德國的擴張方向不斷偏向東歐，加速與蘇聯形成面對面的地緣碰撞。大英帝國則作為平衡砝碼，坐觀德國在法、蘇之間重演兩線作戰的困局。不僅如此，張伯倫奉行「綏靖政策」的另一層含義還在於，他要極力避免英國在蘇聯參戰前先陷入戰火之中。正如他在一封信函中指出的那樣：「俄國人偷偷地、狡猾地在幕後操縱，想使我們捲入對德戰爭（我們的特工機構沒有把全部時間都花費在隔窗眺望）。」

至於遠東，奉行的同樣是此種策略，只要日本還沒有直接對大英帝國圖窮匕見，英國應竭力剋制，爭取讓美日、蘇日矛盾先激化。英國在一戰後忽然斥巨資實現新加坡的要塞化，表面上是防禦日本南下，實則暗藏立足馬六甲海峽閉關自守之意。至於海峽以東的事務，就讓中、蘇、美、日四國去糾紛吧。其基本戰略構想，極其類似法國的馬其諾防線，本質上都是一種擠壓戰略，縮小對方的戰略空間，改變對方的擴張方向，從而擴大自己的選擇彈性。
　　從這個角度講，英國的「禍水策略」是囊括整個歐亞大陸的。

東方戰線的崩解

與馬其諾防線一樣，大英帝國的擠壓戰略同樣有其阿喀琉斯之踵。

將蘇聯作為制衡德國的砝碼是正確的，但問題在於，要想讓蘇聯按照英國需求發揮作用，則必須進行外交經營。可是，張伯倫半是出於害怕刺激希特勒，半是害怕開罪國內的反蘇派，在改善英蘇關係的問題上，始終表現得非常消極無為。

「綏靖政策」在慕尼黑達到頂峰。張伯倫刻意將美蘇兩國排斥在和會之外，從而形成了一種英國主導下的四強（英、法、德、意）協商機制。墨索里尼獲得了榮譽，希特勒得到了實利。張伯倫滿足於希特勒「在歐洲不會再提出領土要求」的表態，認為自己業已贏得了「我們時代的和平」。法國雖然將信將疑，卻仍希望希特勒能言而有信。

然而，事態迅速急轉直下。希特勒不顧自己畫下的紅線，公然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徹底破壞了之前十餘年德國苦心經營的和平崛起形象。當希特勒又將手伸向波蘭時，英法內部的民意、輿情終於發生了逆轉。

在這種逆轉下，張伯倫內閣急於在民眾面前改善形象，竟相繼對波蘭、羅馬尼亞、希臘的安全作出公開保證，這3個國家也相繼接受了英國的保證。其中，波蘭和羅馬尼亞是德、蘇的共同目標，希臘則是墨索里尼的目標。張伯倫對這3個國家的安全進行公開擔保，等於同時開罪德、蘇、意三國，尤其起到助推蘇、德合作的客觀作用。

張伯倫當然也在考慮與蘇聯合作的問題，卻又將合作基礎建立在蘇聯能公開保證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安全之上。這就等於既要藉助蘇聯的力量對付希特勒，又預先剝奪蘇聯的勝利果實。只有具備高度利他主義情懷的國家才會接受這樣的聯盟，蘇聯從來不是這樣的國家。它的外交繼承自老沙俄帝國，有著濃烈的強權政治基因。

丘吉爾看到了危險，在下院大聲疾呼：「……我請求英王陛下政府從這些嚴酷的真理中汲取一部分，牢記在頭腦中。沒有任何有效的東方防線，就不可能令人滿意地保衛我們在西方的利益，而離開俄國就不可能有有效的東方防線。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已經長時期地忽略了我們的防務，已經拋棄了捷克斯洛伐克及它在軍事力量方面意味著的一切，已經使我們承擔了保衛波蘭和羅馬尼亞的義務，而未檢查在技術方面的困難，現在又排斥並摒棄了必不可少的俄國的援助，從而以最糟糕的方式引導我們陷入一場最糟糕的戰爭，那麼，這個政府就是辜負了同胞們所寄予的信任，我還要加一句，就是辜負了同胞們對它的寬大。」

相反，希特勒雖在《我的奮鬥》中，對蘇聯和斯拉夫人展示了刻骨銘心的仇恨，卻在最後時刻向現實低頭，以閃電般的速度改善蘇德關係，搶在德波戰爭爆發前與蘇聯結成同盟，並達成了瓜分波蘭，進而瓜分整個東歐的秘密協定。大英帝國作為最後保險栓的東方戰線，隨之灰飛煙滅，反而為納粹德國加持了一個巨大的資源後方。

今天回頭看去，張伯倫的悲劇就在於，過度為民意所裹挾，初則過於謹慎，坐失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終則過於冒進，因擔保波、羅、希三國而自我孤立。力量消長之關鍵，與其說是張伯倫高估了希特勒的善意，不如說是他低估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理性與智慧。

在蘇德聯盟的保障下，希特勒火力全開，先是在28天內消滅了波蘭，接著又將死神的鐮刀揮向北歐和西歐。大英帝國的國運進入一個空前殘酷的寒冬期。

臨危受命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對西線展開全面進攻。同日，大英帝國內閣送走了張伯倫，迎來了一位新首相——溫斯頓·丘吉爾。

正如日後任丘吉爾秘書的約翰·科爾維爾指出的那樣，此時的丘吉爾「年過六十五歲，已有資格領取養老金了。他充沛的精力和雄辯的口才依然不減當年，但是他的許多同胞，不管其政見如何，都認為他聲名狼藉，而不是大名鼎鼎，對他作為一個作家的好感大於對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好感」。總而言之，「在他就任首相之前的四十年中，有許多人是支持他的，然而反對他的人更多」。

但是，在此後的「二十五年餘生中」，「他卻譽滿全球，並得到世人的尊重和愛戴」，以至於今天的世人，已很少有人記住作為暢銷書作家、藝術家、砌磚愛好者的丘吉爾，記住的是作為大政治家、大戰略家的丘吉爾。

之所以會有這樣一個巨大的逆轉，留下這樣一段大器晚成的傳奇，緣於丘吉爾在恰當的時間遇到了最適合自己的機遇。

如果將丘吉爾與張伯倫做一個對比，我們就會發現：張伯倫處處高談理想、原則，實則卻是一個務實主義者。所以，他才會對民意輿情高度敏感，處處竭力維持內部團結，同時以有限的資源維護江河日下的老朽帝國。而丘吉爾則截然不同。在他的世界裡，凡人皆碌碌於當下的塵埃之中，英雄卻乘風於歷史的長河之上。他在外交領域雖然同樣務實，但在國內政治中卻有著十足的堂吉訶德氣質。他向來只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成敗利鈍則非其所論。對於女性主義、反精英論、虛無主義，更是一貫嗤之以鼻，不假顏色，因此為大眾所不喜。他又文從古風，好起高論，言必憂患，論必備戰，更不免逆時代之潮流，為輿情之公敵。所以，丘吉爾從來不是一個善於在和平年代說服大眾的政客，卻是一匹識途老馬，一個可以在危亡關頭臨危受命、力挽狂瀾的政治家。

平心而論，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即便由丘吉爾掌舵，亦不可能比張伯倫做得更好，反而可能激怒大眾，自亂陣腳。後人應當慶幸張伯倫有效地壓制了丘吉爾，讓其得以與當時的外交政策徹底撇清關係。後人更應當慶幸，關鍵時刻，大英帝國還有這樣一個識途老馬堪當大任。

當下之境

丘吉爾出任首相僅僅7周後，法荷比盧四國已悉數戰敗，只剩下英國一支孤軍，獨自面對如日中天的第三帝國。而這支孤軍的狀況實在是慘不忍睹。在外圍，它已然孤立無援（美國總統羅斯福雖然已決意變美國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但畢竟遠水不解近渴）；在內部，在經歷了敦刻爾克的大撤退後，裝備損失殆盡，國內只能保持一個師的完整武裝，且機械化運輸裝備奇缺。該師師長蒙哥馬利為了保障自身的機動戰能力，被迫強征當地的公交車充軍。因為此舉過於擾民，引發強烈的輿情彈劾，直到丘吉爾親自出面支持，才勉強保住了這個師的機動性。

而在海峽的另一邊，第三帝國可謂兵強馬壯，士氣如虹。尤其在法荷比盧四國全部戰敗後，德國徹底控制了大西洋沿岸地區，對英國本土安全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更將中西歐之工業區連成一片，其潛力之大，絕非經生腐儒所能想像。作為勝利者的希特勒帶著一幫親隨暢遊巴黎，於埃菲爾鐵塔下留影為念。觀其相，可謂顧盼自雄，躊躇滿志。當時之德國根本無須征服大英帝國，只要迫其握手言和，則全球風雲盡在其叱吒之中。即便如此，希特勒仍迫不及待地發表了一個和平呼籲，給予英國極大的尊重，開出極其優渥的和平條件（與其對法國的苛刻形成強烈對比），大有雅利安-盎格魯共治天下之雅量。

說來耐人深思，早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就表達了一種強烈的親英情緒。取得政權後，希特勒又多次在公私場合表達其對大英帝國的敬意。他認為，西方世界的振興，端賴於海上強權英國與陸上強權德國的聯盟。這也是張伯倫對德政策的一個重要判斷前提。雖說張伯倫並不真想與希特勒聯盟，共治天下，卻很希望能利用此種心態，逐漸將德國變成英國在歐洲大陸上的平衡器，從而在法俄之間維持一種對英國有利的均勢。

在英國經歷了1940年夏季大慘敗之後，希特勒居然仍不忘初衷，舊案重提，一時不免在英國內部引發出強烈的議和暗流。絕大多數主和者，都是被希特勒的赫赫武功嚇破了膽，先認定抗德不過是重蹈法國覆亡的舊路，接著再感恩戴德於希特勒的寬容大度，希望能順梯下樓，擔心真等到本土淪陷再謀和局，結果必不如當下有利。

對這一類人，丘吉爾嗤之以鼻

回顧大英帝國的歷史，不難發現，比起當年無敵艦隊來襲、拿破崙橫掃歐陸，目前這種局面尚稱不上最糟糕。何況希特勒的背後，也正如當年的拿破崙，都潛伏著一隻巨大而敵友不明的「北極熊」，以及一個志不在小的「老熊王」。而今日大英帝國的身後，卻即將多出一個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以及一個同樣志不在小的「羅廠長」（編註：北極熊指俄羅斯，老熊王指當年的沙皇亞歷山大和當時的斯大林；羅廠長指羅斯福，因其稱要把美國變成世界民主力量的兵工廠）。並且，英德之間尚有一道令無數英雄折腰的英吉利海峽，這道海峽一向被大英帝國當成天然的護城壕，退可划水而治，進可開關擊敵。陸上獅虎，其奈我何！

反之，若僅僅因為法國戰敗，就急不可耐地接受希特勒恩賜的和平，則大英帝國將自此淪為德意志的一個地區副官。如果大英帝國本來就是個副官，則在彼處為副官還是在此處為副官，本無可無不可。然而，大英帝國本是霸主，鐵甲成行，封疆萬里，廉頗未老，周郎猶在，反要屈尊以事新主，這才是辱沒了列祖列宗。正所謂「吾輩皆可降曹，唯將軍不可也」。何止丘翁不為，大英帝國煌煌宗廟之歷代賢達，皆不為也！丘吉爾又一向自詡馬爾伯勒（編註：英國歷史上偉大的軍事統帥）之後，有決勝疆場之志，自然是要振臂一呼，以背城借一。

相比之下，還有少部分主和者，如哈利法克斯，雖同樣不認為德國真能在短期內佔領英倫三島，但在經過了深思熟慮後，仍認為有必要與德國媾和。原因即在於，這一派人士認為，如堅持抵抗，必然形成英國孤軍作戰的不利局面，等於是為他人做嫁衣。再者，波蘭的亡國，雖說是同盟陣營的一大損失，卻因此讓德蘇兩強成為鄰國，爆發衝突的可能大大提升。如能利用希特勒的親英心態，謀得短暫的和局，則大大有利於國際形勢的轉圜。法國的淪陷和英國的妥協，可讓希特勒無後顧之憂，全力東進。這就等於仍回到「禍水東引」的老路上。不要忘記，當年拿破崙戰爭不也是打打和和，前後經歷了多次反法同盟才終於取得勝利嗎？在當下這種困窘局面下，哪怕只是用和談拖延下時間，對英國也是彌足珍貴的，又為何不談呢？

對這一類人，丘吉爾則哀其算路（編註：算路，圍棋術語）一間未達。

孤軍的抉擇

鄰近性大國間的地緣關係，無外乎4種：面對面、背對面、背靠背、手牽手。面對面者，即擴張方向相對，獵物處於二者之間，如獵物過強，尚可結盟於一時；獵物一旦消失，二者早晚必起衝突。

背對面者，擴張方向相同，但一國在前，一國在後，為「背」之一國，往往在收穫戰利品時佔據重大優勢。但為「面」之一國，則佔有黃雀在後的優勢，可以伺機背上插刀。此種情形下很難形成對等的聯盟關係，而更多的是形成一主一從的關係，否則就會引發衝突。

背靠背者，擴張方向相離，又能互通有無，最易於形成互補性聯盟。

至於手牽手，則屬於擴張方向相平行，只要能協調一致，仍可形成競爭性聯盟。

德國與蘇聯，在東歐存在面對面的衝突隱患。但如背對面，則德國不放心，如背靠背，蘇聯又不甘心。德國不放心是害怕蘇聯做在後之黃雀，等德國與英美兩敗俱傷之時，突然襲擊。蘇聯不甘心則在於，德國西進消滅英國後，將實現工業化歐洲的大一統，而蘇聯在遠東的擴張只能收穫落後的農業地帶。只怕不等蘇聯發展起來，就要先被德國兔死狗烹了。故而，蘇德聯盟要想穩固長久，只有開拓出第三個戰略方向，形成戰略手牽手。

回顧前一階段的歷史，蘇德聯盟能夠形成，固然有張伯倫未能充分離間蘇德關係的因素，與此同時還有另一個重大誘因，即綏靖略暴露了帝國的虛弱和畏戰，從而讓蘇德看到了聯手瓜分大英帝國的美好前景。只要這個前景存在，蘇德關係就可以維持聯合。

丘吉爾認為：如按照哈利法克斯的策略，等於繼續示弱，只能引發更大範圍內的瓜分行動。到時候，不僅蘇德聯盟，日本、義大利也會加入，從而形成四強手牽手南下，全面瓜分大英帝國的災難性局面。

事實上，這個危機已經出現。墨索里尼已經磨刀霍霍，準備在希臘、埃及、蘇丹全面擴張，一舉變地中海為內湖，進而控制蘇伊士運河-紅海出海口。日本則緊急調整戰略部署，一面緩和對蘇關係，一面謀求自中國戰場進行戰略收縮，削尖了腦袋擠進瓜分大英帝國的行列。

因此，此時無論言和就是言降，必致生不如死，最終死路一條。只有堅決主戰，方能死裡求生。一旦消除掉瓜分大英帝國的願景，蘇德都將被迫改變擴張方向，東歐將成為點燃蘇德戰爭的導火索，手牽手一轉為面對面，兩強開戰就只是個時間問題了。至於義大利，胃口雖大，然牙口不好，不足為慮。日本雖然胃口、牙口俱佳，但西有中國苦撐待變以掣其肘，東有美國虎視眈眈以逼其腹，亦不足為慮。所可慮者，唯蘇德耳。只要能促成蘇德開戰，則大局逆轉，指顧間事。全球格局，又開一大新局面也。

所以，丘吉爾堅決反對議和，力主抗戰到底，苦撐待變。他要變英吉利海峽為一道堅強而充滿彈性的防線，將德國的戰爭機器彈回東線。同時，他還要用孤軍奮戰來挽回綏靖政策在國際上造成的負面影響，重塑大英帝國的道德形象。正如他日後在下院的發言：

「兩年或三年，時間並不算長，即使在我們短暫不定的生涯中也不算長。而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中，就更不算一回事了；當我們在從事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業，有幸成了整個歐洲自由的唯一捍衛者時，我們切不可因艱苦奮鬥度過這些歲月而有所抱怨或厭倦……通向勝利的道路或許不象（編註：像）我們所估計的那樣長。但是，我們沒有權利去指靠這一點。這條道路，長也罷，短也罷，崎嶇也罷，平坦也罷，我們一定要走到底。」

丘吉爾不僅拒絕議和，反而號召帝國子民皆持干戈以衛社稷，寧鳴而為自由之鬼，不默而做奴役之人。希特勒在哪裡，大英帝國就打到哪裡。在天空打，在海洋打，在陸地打，在灘頭打，在山丘森林、尋常巷陌打！苟大英帝國猶有寸土一人在，斷無和字出口！如帝國能爭得轉機，則亦不容第三帝國有和字出口之可能！

義和更有利：

但實際上，英國只有與希特勒義和才能避免殖民地被瓜分，讓大英帝國免於因戰爭的巨大破壞。

既然德意日三國同盟簽署，一旦英國與強大的德國開戰，日本和義大利就更會藉此良機去佔領英屬殖民地。不但外來勢力佔領，連殖民地的本土人民也會趁著英德戰爭，而無法顧及，紛紛鬧獨立。印度甘地開始那個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如果接受德國的義和條件不開戰，那英國就有充分的備戰時間，加緊徵兵，從海外殖民地調集資，在本土，澳大利亞，加拿大源興建軍艦，坦克等軍事裝備。

當義大利和日本看到老大德國都義和了，自然就不敢打英國殖民地的主義，而且英國的軍力正在迅速增強，更加震懾其它圖謀不軌的國家，以及殖民地的獨立勢力。

即使希特勒後來看英國軍力迅速增強而感到威脅，也無可奈何，時間拖得越久，英國軍力越是強大，佔領英國越是不可能。

此時，英國在展開其老謀深算的外交攻勢，挑撥希特勒去攻打蘇聯，那裡是你憎恨的斯拉夫人，共產主義更是歐洲文明的威脅。

前文說過，希特勒對斯拉夫無比憎恨，早就垂涎這些劣等種族所佔據大片東歐平原，如果能把蘇聯勢力趕到烏拉爾山，阿爾泰河已東的西伯利亞去，德國人將獲得400-500萬平方公里的生存空間，成為雅利安人的新家園。

瓜分波蘭，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不過是為了穩住東線，先把西線的英法解決掉，只要英法一投降，並獲得整個西歐的工業資源就完全有踏平蘇聯的軍事實力。如果在加上英國的義和協助，那希特勒就更加堅定入侵蘇聯的決定。

無論英國是否與德國開戰還是義和，希特勒都會在1941年入侵蘇聯，畢竟龐大的蘇聯軍事實力快速增長，這讓希特勒感到嚴重的威脅，必須儘早把這隻龐然大物扼殺在幼兒期。

雖然，斯大林知道希特勒即將對蘇聯動手，但還是會繼續原有的套妥協政策，因為他知道蘇聯還沒做好和德國開戰準備，只能儘可能的拖更長的時間，讓自己的軍工體系成長。

即便德國發動突然襲擊，蘇聯也是依舊延續沙俄抗擊拿破崙的戰略，派大量次級兵種阻擊入侵敵人，逐漸消耗敵人的精銳之師，當敵人打到莫斯科時候已經是強弩之末，再從西伯利亞調集自己的精銳與敵人決戰，然後發動大反攻。

最簡單的戰略也是最好戰略，就憑這一招，俄國人獲得歐洲憲兵的稱號，連續打敗拿破崙，希特勒兩個超級大boss。

毫無疑問，希特勒最終還是會倒在莫斯科郊外寒冷的冬天，並在美國人援助下一路打到柏林。蘇聯龐大的軍工產量和鋼鐵般的意志是德國無法征服的。

當德國敗像一出，狡猾的英國人會立刻與德國人翻臉，照樣與美國一道開闢西線戰場，諾曼底登陸，最後在柏林與蘇聯會師。

唯一不同的是，這次西線戰爭還是英國人主導，美國依然如一戰時一樣配角。由於英國與德國義和，本土沒有招收嚴重的攻擊，並有2-3年時間充分擴軍備戰，而不是像美國借錢，借兵，成為美國的附庸。

這樣英國才能在戰後繼續保持自己殖民地勢力，形成英美蘇三分天下的格局。而不是被美國蘇聯一起把殖民地都搞獨立，大英帝國解體。

英國與德國開戰並不是一個理智的決定，更多丘吉爾為標榜自己比張伯倫更強硬，因為他是通過推翻張伯倫那軟弱的綏靖政策，而形成的過激反應。比如：我一個人做出不斷的忍讓，結果卻被步步欺辱，最後做出歇斯底里不計後果的反擊。當時的英國就是在那樣一種狀態。

重開新局

在希特勒看來，丘吉爾可謂神經過度緊張。因為他已經開出極其優厚的和平條款，不僅給予這個失敗者以最大的尊重，而且希望能藉機與之結盟連橫。這完全是朋友之道，而非城下之盟。當此之際，甚至在英國內部，也頗有一些人抱怨丘吉爾以個人之英雄主義替代國家利益之理性計算，視其為禍國殃民的戰爭狂人。

而丘吉爾不僅不以為自己是匹夫之勇，反覺得那些自認為接受的是希特勒橄欖枝的聰明紳士們是婦人之仁。

面對這樣一個結局，一心想與英國構建戰略夥伴關係的希特勒不免心冷半截。本來，希特勒是本著一種絕對理性，覺得大英帝國與大德帝國一海怪、一陸獸，既難徹底征服，又有互補之效，為何不聯手呢？西方諺語說，當你無法斬斷一隻手臂時，就緊緊握住他。於是，才有了希特勒大勝利後的表示大謙虛，大征服下的呼籲大和平。

豈料丘吉爾同樣是棋道高超，以絕對理性對絕對理性，以深遠算路對深遠算路，迫使希特勒必須在先征服英國，還是先征服蘇聯之間做出抉擇。這就實現了化被動為主動。

接下來爆發的英倫空戰，充分證明了德國戰爭機器的尺有所短，更令英國的國際形象得到戲劇化的扭轉。希特勒被迫向蘇聯、日本發出了連橫克英的外交呼籲，以謀求組建反英大同盟。但是，鑒於大英帝國的戰鬥意志和戰鬥實力，日本內部的傳統親英勢力，紛紛反對與德國結盟。其高層長期議而不決，不免讓希特勒漸失耐心。同樣，斯大林也一樣不肯輕易表態。因為他意識到，大英帝國越是難對付，日本越是意見有所保留，希特勒越有求於蘇聯。如果那樣，蘇聯便可待價而沽，順勢而行，左右都是穩賺不賠的買賣。但是，他未免忽略了希特勒的性格。希特勒的身上，有著濃厚的藝術家氣質，相對於理性和精密計算，希特勒其實更依賴直覺與靈感。

1940年11月，莫洛托夫奉斯大林的密令，秘密潛往柏林，與希特勒、里賓特洛甫進行高峰密談。此行雖然高度保密，但因為英國早已破譯了德國的密碼，故具體時間仍被丘吉爾獲知。丘吉爾深知，這是決定歷史走勢的會議，結局或是蘇德達成瓜分大英帝國的協議，或是二者因無法達成協議而進一步加強猜忌和衝突。

經過幾番權衡之後，丘吉爾決定出動強大的轟炸機部隊，在莫洛托夫抵達的當晚，對柏林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夜間轟炸，以示廉頗未老。

空襲後一個月，希特勒決定啟動代號為「巴巴羅薩」的對蘇作戰計劃。此後7個月，德蘇開戰。德蘇開戰後又12個月，丘吉爾訪蘇，第一次當面見到了傳說中的「約瑟夫大叔」。

作為兩位不世出的戰略大師，二人可謂既相互忌憚，又互相敬重。交談中，斯大林特地向丘吉爾提及了那次空襲：「當莫洛托夫1940年11月前往柏林會見里賓特洛甫時，你們有所風聞，並派飛機去空襲。」很顯然，斯大林已經看清了丘吉爾的出牌路數，但他還是決定向丘吉爾當面求證。沉默中，丘吉爾點了點頭。這就等於承認了那次空襲並非一次偶然的純戰術行動，而是一次帶有戰略使命的精心策劃之舉。

面對丘吉爾的坦誠，斯大林接著娓娓講出了故事的另一半：「響警報的時候，里賓特洛甫帶路，走下了許多層階梯，到了一間裝飾豪華的防空室。他進去以後，空襲就開始了。他把門關起來對莫洛托夫說：『現在在這兒，就只我們兩個人了，我們為什麼不劃分一下（編註：意指瓜分）呢？』莫洛托夫說：『英國的意見呢？』『英國，』里賓特洛甫說，『英國已經完了。它再也不能起大國的作用了。』莫洛托夫說：『如果完了的話，我們為什麼到這個防空室來呢，是誰在這兒扔炸彈呢？』」

正因為看清了大英帝國並非一棟搖搖欲墜的大廈，所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才會不斷提高與德國聯合肢解大英帝國的價碼。在斯大林看來，這是行情變化下的水漲船高。但是，他忽視了希特勒的心理。希特勒已經受夠了難纏的丘吉爾，現在又發現斯大林同樣難以對付。這種兩面夾攻，一剛一柔，終於讓這位以藝術家自詡的帝國元首失去了「不動如山」的定力。他轉而決定，以一場其疾如風、侵掠如火的強襲，一舉幹掉蘇聯，再回過頭來解決英國問題。這就陷入了一種奇怪的邏輯思維之中——他本是因為英國的不易對付而決定聯蘇，現在又因為蘇聯的不易聯合，而反過來自欺欺人地認為，英國之所以不易對付全在於有蘇聯存在，打垮蘇聯，就徹底消除了英國的幻想。他顯然忘了，在大西洋彼岸還有一個美國，那才是丘吉爾的真正希望所在。而蘇德開戰，正有助於英國擺脫困境。

想當初，正是這種與眾不同的思維邏輯，讓希特勒把德國一路帶到1940年的夏季勝利。但現在，同樣是這種思維，又將德國帶入毀滅的深淵。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4天後，希特勒又主動對美宣戰。全球大國對抗格局終於徹底改寫，形成了美蘇英對壘德意日的戰略態勢。大英帝國也終於度過最艱難的歲月，開始在大同盟陣營中與美蘇並肩作戰，共御強敵。

貽害全局的誤算

然而，勝利之路並不平坦。正如李德哈特所總結的：大戰略關注的目標是戰後之和平，而非戰場上之勝利。對一國而言，只要戰後之和平勝於戰前，無論多大的軍事失敗都可接受。反之，再大的軍事勝利也不能掩蓋大戰略失敗的致命傷害。「假使你只是全力去追求勝利，而不想到它的後果，那麼你就會過分的精疲力竭，而得不到和平的實惠。這樣的和平一定是一個不好的和平，蘊含著另一次新戰爭的細菌。這種教訓在歷史上可說不勝枚舉。」

對1942年後的丘吉爾而言，軍事勝利的意義已經不大，要由軍事勝利進而謀得政治勝利，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勝利。但是，一個誤算，使得英國之前辛苦積累的戰略資源，幾乎盡付東流。

這個誤算，就是大英帝國的遠東戰略布局。如前文所述，這個布局本身非常高明，而且是早在張伯倫內閣之前就已經付諸行動了。其實質在於，通過對新加坡的強化，達到將遠東衝突限制在馬六甲海峽以東的戰略效果。如果這個構想實現，英國就等於處在一個獨善其身的位置上，讓美中去承擔抗日主力的責任，英國則休養生息，待德國屈服後，再揮師東進，收復失地。

但是，這個布局確實建立在一個完全落伍的軍事學說基礎上。該學說嚴重低估了航空兵對海戰的影響，更嚴重低估了日軍在熱帶地區複雜地形上的戰術創新能力。以新加坡要塞而論，其過於注重對海防禦，卻在防空上乏善可陳，更完全沒有料到日本能夠快速穿越馬來半島，從內陸方向前來進攻。結果就是，日軍確實大部分兵力被中、蘇、美三國所牽制，可即便如此，有限的日本南洋遠征軍，仍在短短5個月內，以風雲席捲之勢橫掃東南亞。日軍不僅鯨吞了馬六甲海峽以東的大片歐洲殖民地，更將戰刀深入海峽以西。「卻敵」號（也有譯作「反擊」號）戰列巡洋艦、「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的沉沒，香港、新加坡的失陷，緬甸的喪失，使得大英帝國在遠東的統治土崩瓦解。一度，英國的陸上力量被迫退守印度，海上力量則遠遁非洲東海岸。在這種態勢下，日本不僅帶來了作為宣傳品的大東亞共榮圈，更帶來了貨真價實的「白種殖民者不可畏」的現身說法。

這個事實，直接動搖了大英帝國的統治根基，加速了殖民地、自治領的離心趨勢。當英國無法只靠英倫三島的軍事力量來抵禦強敵時，就陷入了一種政治上的進退兩難局面：要想打敗強敵，必須全面動員。可此種動員一旦啟動，必將激發殖民地、自治領的覺醒。在此之前，英國之所以能用極少數文官統治大片殖民地，正在於英國能做到以有限的軍事力量和極高明的均勢外交，實現「大英帝國治下的全球和平」。在這種和平中，英國提供公共安全和集體福利，各殖民地、自治領則安享和平。後者只需提供經濟和資源助力，一旦戰爭勝利，即可分得戰爭紅利。

但是，像一戰和二戰這種全面戰爭，爭的是生死存亡。在這種情況下，既無紅利可分，各殖民地、自治領又要組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去捍衛英倫三島的社稷宗廟，這就不免出現「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了。

這一點與法國馬其諾防線戰略的失誤如出一轍，都是因為軍事學說的滯後造成戰略全局的被動。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大戰略與軍事行動的密切互動。正是這種互動，加劇了大英帝國內部的離心力趨勢，極大地削弱了英國塑造終戰態勢和戰後格局的能力。風雨飄搖之中，丘吉爾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艱難局面。

勝利與悲劇

進入1944年後，同盟國陣營的軍事勝利已成鐵板釘釘之勢。隨著軍事戰場的轉暖，大英帝國面臨的政治形勢卻日趨寒冷。

戰爭愈是臨近結束，美國與蘇聯的力量越來越強，英國的戰略困境愈大。可以預見，隨著德意日的敗亡，最終等待英國的，必是美蘇主宰下的兩極格局。當羅斯福明確提出，戰後世界事務應以美英蘇中四強協商解決時，丘吉爾就已經感到了巨大的壓力。這個提議貌似要維持一個多極化的戰後世界，實則不然。這個四強格局的核心其實是美蘇，其他如英、中，都是依附在美國之下的次級力量。換言之，羅斯福的戰後世界，其實是一個美國佔優勢的兩極世界，而美國的優勢又來自英、中兩國的追隨。為了確保這種追隨，羅斯福不僅在香港問題上支持中國，更標舉四大自由，這等於鼓動殖民地造反。

在丘吉爾看來，這不啻是將大英帝國降級到與中國等同的位置上，甚至還不如當年希特勒為之預留的位次尊榮。如果結局如此，大英帝國真不知為何要打二戰。

　以丘吉爾之性格，自然不會坐以待斃。他的目標在於形成美蘇英三足鼎立之格局，進而以美英特殊關係來平衡蘇俄勢力對全球事務的影響。其反制的手段則為： 　　⑴在歐洲事務上聯美製蘇，竭力限制蘇聯向東、中歐的擴張。 　　⑵在全球事務上聯蘇制美，形成三強之間的平衡。 　　⑶扶植法國進入聯合國安理會，以平衡中國的影響，從而形成蘇-美中-英法的三邊平衡。 　　⑷丘吉爾更深知，單靠法國尚不足以達成前述目標。故而，越是臨近戰爭結束，丘吉爾越是急於將德國納入英國的權力框架之內。其追求之目標，在於形成一個英國主導的大歐洲，從而真正與美蘇鼎足而立。

為了達成上述目標，丘吉爾一方面不斷深化英美關係，多次與羅斯福展開高層會晤，另一方面又在蘇德戰爭後，建立英蘇間的高層外交直通車，並直飛莫斯科，與斯大林大談戰後勢力範圍劃分問題。戰爭後期，丘吉爾極力謀求一個親英的波蘭政府，又一再謀求搶在蘇軍前進入柏林。在希特勒自殺、鄧尼茨組建新政府後，丘吉爾又迅速承認該政府之合法性，並準備在共同抗蘇的旗幟下，重組德國。所有這些貌似互相矛盾的行為，其實都是為了形成三足鼎立格局而奮鬥。

但是，這個努力終於還是失敗了。其失敗原因與當初張伯倫的失敗如出一轍：目標與能力之間的鴻溝過大，一味用外交謀略填補，實力有不逮。除非蘇美兩國均為外交低能國，否則，此種努力很難成功。

而羅斯福、斯大林皆為權力外交的高手，自然不會入瓮。何況兩國皆意在全球霸權，自然希望競爭對手越少越好。因而，羅斯福、斯大林雖然均對丘吉爾禮遇有加，但二者之合作實遠勝於各自與丘吉爾之合作。此一趨勢，愈接近戰爭後期，愈發明顯。雅爾塔會議，表面上是犧牲中國和東歐若干小國的利益，換取蘇聯出兵遠東，其實是美蘇之間關於歐業大陸事務的第一次戰略性協商。丘吉爾雖得以參與此次高峰會議，實則英國是被摒棄於決策圈之外的，這與沒有參會的中國可謂五十步笑百步。羅斯福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會前與丘吉爾私談。

此後，無論是以色列建國問題，還是殖民地獨立問題、蘇伊士運河收回問題，美蘇都是站在英國的對立面上，且兩國所用之意識形態口號雖不同，但最終目的皆在於鼓動殖民地獨立，從而肢解大英帝國。於是，丘吉爾心中的「三國演義」，就不免讓位於美蘇主導的「楚漢爭霸」了。

而丘吉爾個人的悲劇來得還要更早一些。英國人民早就厭倦了大戰，希望能儘早享受勝利，丘吉爾卻要帶著他們繼續參與大國博弈，這就不免再度站在了人心、輿情的對立面上。所以，歐洲戰場剛剛終戰，丘吉爾就被選下台去。他以《勝利與悲劇》作為其二戰回憶錄最後一卷的書名，真是形象至極。

值得注意的是，丘吉爾並未就此退出大國舞台。一旦兩極格局成為必然，大英帝國解體亦成為必然，丘吉爾就本著戰略理性退而求其次，開始為英國在這新世界中謀取一個相對最佳的位置。既然現在的形勢是只能當「副官」，那就讓英國去當這世界上最榮光、最具實惠的「副官」。於是，英美特殊關係開始逐漸由戰時的對等合作，演變為美主英從。直到今天，英國的基本外交方針仍不出這一範圍，正所謂曲終而奏雅。在人類歷史上的所有帝國中，從來沒有哪個帝國在衰落中仍能如此平緩地退場，並佔據一個絕佳的舞台，坐觀新選手們續唱新曲。個中原委，值得國人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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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最後導致大英帝國解體的主要原因還是沒有強力領導人，所謂的二戰後帝國虛弱，殖民地獨立浪潮，美蘇的壓力，這些問題都是英國可以解決的。

要知道二戰結束後英國多少軍隊，510萬，30多艘航空母艦，上萬架飛機坦克，雖然比不上美蘇1000萬兵力，但英國硬要說不，堅決做到底的事情，當時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能阻止得了。

美蘇也確實在打壓英國，但畢竟不會到撕破臉動武的狀態。美蘇無非就是挑撥殖民地獨立，消減英國在全球的勢力範圍，但如果英國強力鎮壓，沒人能阻止得了。

當然，英國肯定不會保留二戰前所有的殖民地，畢竟英軍被日本趕出東南亞，美國把日本人打敗的，所以東南亞的殖民地緬甸，馬來西亞是肯定要獨立了。

但印度，中東的殖民地英國是完全有能力保住的，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碰到不要臉的，沒底線的強力鎮壓很容易就會平息。保住英國巨大的勞動力，原材料市場。

其次，中東蘊藏豐富的石油，掌握石油就掌握世界，今天的石油美元捆綁，讓美元成為世界通用貨幣。如果英國說死也不放手沙特，伊拉克，埃及蘇黎世運河，那英國今天依然是世界超級大國。英國保住這些地盤，還用得著伸手向美國借錢。

這一切就看當時的英國領導人有多強大的意志，至於說什麼違背道德，世界輿論譴責都是無關緊要的事。看當時的蘇聯直接往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派去相當於總督一樣的領導人去管理這些衛星國，或者變相殖民地。那個地方有反抗，坦克就開過去，立刻都老實。

二戰剛一結束是一個非常關鍵時期，世界戰後格局，分享勝利果實的談判，不然戰爭付出的所有犧牲都要付出東流。可不知道為什麼，死板的英國人還要在這時照例搞什麼選舉，完全應根據特殊情況把推遲2年，讓丘吉爾和戰時內閣來搶奪戰後勝利果實。

結果丘吉爾竟然意外得被選下去了，很大可能性是美國人倒得鬼，自從幾十萬美軍住宅在英國就開始在英國政府內部培養親美勢力，羅斯福看丘吉爾這家活太硬，必須把他搞下台，才能讓大英帝國解體。

對於美國壓榨英國的種種手段，丘吉爾曾經在開羅會議對羅斯福露骨地示威，稱英國雖不想要得到任何新的領土或基地，但打算保持他們原來所有的一切，還放言「不通過戰爭，就不能從英國奪去任何東西」。

對於丘吉爾這種連希特勒都不怕的傢伙，會在乎殖民地幾個叛亂，直接就把甘地，尼赫魯給關進監獄。所以如果丘吉爾在戰後還繼續執政，以他的強硬態度和龐大的軍力，大英帝國是不會在戰後立刻分崩離析的。

當然，英國的殖民最終還是會陸續獨立，但是在掌控下逐漸獨立，英國還能在殖民地保留巨大的經濟利益和一定的控制權，而不是狼狽的被趕出殖民地，一無所有的歸宿到孤島上，還欠美國一屁股債，英倫三島的居民窮得沒有過冬的所需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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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英國不夠強大，而是米帝本身是個BUG。

從未有一個國家，如米帝這般橫空出世閃耀在人類歷史之中。

無論是地緣還是資源，無論是體制傳承還是科技加成，簡直是上帝的寵兒。

大英帝國有三個兒子，袋鼠，米帝，加拿大。

大兒子位列北美之首，錦繡千里，天府之國，寒冬臘月，圍爐夜話，尋花問柳，縱情聲樂，你讓丫成大器？

小兒子地處太平洋之南，與世無爭，盛產奇葩。見過袋鼠么？見過考拉么？見過澳洲大奶牛么？哥哥們怎麼辦，就跟著怎麼辦，小家碧玉，媽媽寶貝，一臉呆萌，你讓丫成大器？

所以你知道歷朝歷代為什麼都是二兒子能闖出一番天下？沒有嫡長子的名分又無小老幺的寵愛，尼瑪還分家？一分家老子跟誰過？我靠老子再不拼老子連鹹菜都吃不起！

況且當年米帝除了有個不列顛爹，還有個法蘭西娘。不然有時候怎麼說媽疼兒子是真的，除了送給二兒子大半拉宅子之外，還因為二兒子天資聰穎，傳授了一套如來神掌，啊不對。。。民主共和與他，小灶開得真是不要不要的(? ??_??)?。所以英國人萬萬沒想到，米帝傳承的是法蘭西的衣缽，法國人萬萬沒想到，米帝流淌的是英格蘭的血液。

所以英格蘭不衰落，美利堅不崛起，真是沒有天理啊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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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觀點，大英帝國衰落的根本原因是：沒能控制好北美，結果導致美國獨立，為自己扶植了一個強大無比的對手。

相對於大英帝國其他的殖民地來說，北美土地肥沃而廣袤，物產豐富，當地土著非常弱勢，移民大多是歐洲人，受教育水平比較高。澳大利亞跟北美比起來，土地雖然也很大，但是除了東西兩邊的海岸之外，其他地方大多是荒蕪的不毛之地。印度等亞非殖民地的本地土著人口眾多，文化差異比較大，管理起來成本比較高。因此，北美屬於英國殖民地里條件最好的了。

大英帝國的核心在英國，北美離它太遠，而且是按照殖民地的方式管理的，源源不斷的財富都輸送到英國本土，必然會讓殖民地人民心生不快。結果後來導致美國獨立。北美有著非常好的發展環境。南美殖民地因為拉丁國家的政治體制，難以發展成國際強國。歐亞國家遠離美洲，對北美的約束也比較弱。再加上兩次大戰都遠離美洲大陸，歐亞諸國戰亂不斷，這對美國來說簡直是天賜良機。所以，北美的發展環境相當不錯。

美國的崛起，就意味著大英帝國必定會衰落，因為世界上很少能容得下兩個王者（包括後來跟美國競爭的蘇聯）。大英帝國一向奉行的國策是大陸均勢政策，主要限制法國跟德國的力量。而美國則奉行歐洲均勢政策，因此大英帝國的沒落必然是一個新崛起的大國的目標之一。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都是在英國疲憊不堪的時候才出手，比較巧妙地維持了歐洲各國的均勢（一戰之後，其實美國是比較反對過於削弱德國的）。

因此，一方面是美國的崛起，另一方面是歐洲毀滅性的戰爭，再加上二戰之後世界各地的獨立運動，大英帝國已經無力維持曾經的輝煌了。這一切，可以說都源於美國的獨立。現在英國依然是個強國，但是跟法德一樣，也僅僅是第二梯隊的強國。星條旗已經取代了米字旗的地位。

假設（當然，歷史從來就沒有假設），大英帝國能夠把北美當作跟英國地位相當的國土對待，而不僅僅是視作掠奪財富的殖民地，甚至為了加強對北美的控制，遷都北美，跟歐洲火藥桶保持一定的空間距離，那麼大英帝國的輝煌也許依然會延續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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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手解體大英帝國，外加英國一戰二戰元氣大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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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在看史書時對這個問題也有類似的疑問。

我覺得可能是這樣一回事。

首先，我覺得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是整個19世紀，這段鼎盛時期的開始階段可以向前延展到18世紀末，結束階段可以延伸至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最鼎盛時期應在維多利亞時代，所以我覺得20世紀初英國已經在鼎盛的末期，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這裡有一個怎樣界定鼎盛時期的問題。如果以土地面積和人口總量來定義鼎盛時期的話，大英帝國在一戰後仍擁有大量的殖民地，也就包括了大量的殖民地的土地和人口，那它當之無愧仍是世界霸主。然而，我個人不是很認同用土地面積和人口數量來界定帝國的鼎盛時期。如果按這個標準算，20世紀初，中國的疆域和人口也在世界前列，而且還不是殖民地，本土就有這麼大的體量。但沒有人會認為那時積貧積弱的中國處在鼎盛時期。我覺得衡量強弱的標準主要還應該看，這個國家的新興產業實力（那時是工業實力）、科技發展水平、社會的管理水平等。從這幾個角度來說，英國在19世紀最後30年，在工業產值上先後被美國、德國趕超，第二次技術革命的中心也從英國轉移到了美國，社會的管理水平上也與西歐諸國差別不大。因此20世紀初英國初已經在衰落的進程中，廣袤的殖民地是之前其鼎盛時期打下的家底（如清朝前期那般），但是關鍵因素的衰落已經在內部顯現，而從這些內部病因的出現（具體的話，包括控制力的減弱等）到外化到可見的殖民地脫離統治有一個時間的過程。在這個時間段里觀察，就會覺得英國如此廣袤的土地、眾多的控制人口怎麼突然就在極短的時間內衰落了，其實衰落的過程已經很久了，只是各種效應累計到一個閥值才會突然外顯而已。

其次，如果只是和平衰落，英國可能還能維持一個虛胖的強盛更久一些，然而它兩次捲入破壞性極大的世界大戰。一戰讓英國從美國的債務國變成了欠美國一屁股外債，等於將自己的一部分積累以武器訂單的形式輸送給了美國的製造業。二戰更是諸多致命地被日本奪去，這個過程本身會降低帝國對殖民地的控制力。

最後，即使在英國的稱霸的時期，其實其他西方強國與英國的差距，並不是像今天的中國與美國那般巨大，即使只從經濟體量上考慮，排名第二的中國也只有美國的一半。並不具有對世界局勢的絕對控制權，而必須在外交上有所妥協，有所trade off。

我當時思考的一個類似問題是美國獨立戰爭成功的時期，正值大英帝國鼎盛的開始階段。（18世紀末）為什麼鼎盛時期的帝國也無法從實力上阻止相對弱小的殖民地的獨立。

這個答案其實很多地方也沒有講細，權當拋磚引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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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國從沒有衰落吧，她只是解體了吧，至於英帝解體的原因么，僅僅是因為遠親不如近鄰啊。

大英帝國從沒有衰落吧，如果你把當年英帝國原來的版圖全部拿來組成一個國家，那麼她仍舊可以組成一個超級大國，雖然英帝解體之後，東南亞和非洲等地方的確退步非常大。

當然在英帝解體過程中，一個超級美帝正在形成，超級美帝的形成也讓英帝相形見絀，即使英帝並沒有退步。在英帝解體過程中，美帝吸引了大量的移民。美帝地大物博，更關鍵的是在金本位時代，當時美帝發現了黃金啊。

都知道，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是由他的生產效率決定的，而生產效率是由對科技的利用程度決定的，而對科技的利用程度是由這個國家的體制和制度決定的。那麼只要制度相差不大，最終這個國家的實力就將有這個國家的人口數量決定。

即使沒有世界大戰，美帝超越英帝也是必然的，世界大戰只是加速了這一過程。

至於英帝解體的原因么，僅僅是因為遠親不如近鄰啊。

都知道英美是自由市場國家，在自由市場裡面，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的利益來做出決定，和誰合作最符合利益呢，當然是隔壁鄰居啊，加拿大就找隔壁的美帝啊，紐西蘭澳大利亞就找對岸的中帝和美帝啊。印度么閉門造車，非洲打打殺殺自己玩去了。

英帝解體是必然的，英帝僅僅是人類在有野蠻走向文明過程中的一個怪胎，她在組建過程中，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仍舊處在專制的野蠻之中啊，人們還必須向遠親借一些制度與科技之光啊，當時去找遠方親戚比和野蠻鄰居合作更為有利啊，但是，當隔壁也開始變文明的時候，就不必去找遠親了啊。

現在當你享受科技與自由果實的時候，你就覺得，現在那些曾經開過花的地方也不過如此，就像有人總覺得深圳衰落了一樣。

當然，記憶往往是會被美化的，現在的人也往往會忘了當年的艱苦，只去回憶昔日的榮光，現在，當年英帝的實力也被想像力誇大了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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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衰落最核心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國家的正統主體部分體量太小，即國家的正統核心區域(非殖民地區域)地盤太小，同時正統英國國民人口太少。

要看他為何衰落，不如從研究他憑什麼變得這麼強大或者說怎麼崛起入手。其實很簡單一句話足以講明白——1.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指大航海時代），2.加上英國一直以來的情況（先天地理條件以及其所導致的國民性格等），3.再輔以女王（以及全體英國人民吧，唯物史觀講究突出人民的選擇而忽視單純個人的因素）的英明決策，使得不列顛憑藉著極其糟糕的基礎素質登上世界權力之巔。何為「極其糟糕的基礎素質」？，就是國家體量太小——兩個標準來衡量這個「體量」，一是英國國土面積（不包括殖民地的部分）佔全世界有政權的土地面積的比重，二是英國人口佔全世界總人口的比重（我個人認為這個第二點更重要一些）。不用多說，少的可憐。

所以在我看來英國的稱霸本身就是個運氣好、趕巧了，從根本上講他一直就不具備站到世界舞台中心的基礎要素——地大、人多(殖民地不能算進去，因為實際上並不真正受英國控制，歷史積澱不夠)。雖然可能這個比喻不太恰當，但我個人認為大不列顛崛起和蒙古帝國興起真是如出一轍——蒙古是借著怯薛這股妖風在歐亞大陸侵略如火，英國則憑著強勢海權扼住了彼時世界的咽喉，游牧文明的黃金時期和海洋文明的黃金時期分別成全了這倆偽霸王，強行將這兩個草民血統者推到王座上。（當然英國雖然說到底是個草民但他倒也不是省油燈，畢竟當時情況看來西、葡、荷這些也都可以向王座發起衝擊的，至少在這些芸芸眾生中大不列顛脫穎而出了）

如果說蒙古是典型的能打不能守，英國也差不太多，別看較之前者他「文明」的多、發達的多，無論制度還是科技還是智慧，但這些都沒有卵用（其實還是有卵用的，日不落雖然註定要落倒也實實在在在人類歷史中維持了至少兩百年吧，還是不錯的，從各個角度講英國文明還是遠比蒙古文明帶給人類更多財富，然而當然了，它本身也比人家晚很多嘛，這個對比也沒什麼意義）。。。因為最核心的就是人口，人口，人口。英國那一直以來自由主義傾向嚴重的意識形態使得政府既不會、也不能勒令全體國民開足馬力全力繁殖大肆生子。所以應當說這個致命缺陷從未得到補救。另外即使英國政府真的這麼做了而約翰小牛崽兒們也積極配合，其實希望也很渺茫。。。也就是說即使大不列顛在所有重大歷史決策面前做到極致正確仍然八成要日落，為什麼呢，因為時間不等人。

即使英國做到極致正確（其實現實他們距離完全正確也就只差一點就是沒能及時鼓勵生育、快速增長人口），要在他們衰落之前憑其可憐的人口基礎實現人口快速增長以維持其巨大範圍的霸權也是來不及的。因為其他文明的人民也並沒有閑著。在不列顛享受日不落榮光的同時，法、俄、德（或者說神羅？好像說德國說神羅都不太確切，大概那個意思吧，歐陸大國）都在飛速發展，尤其後來鐵路使得陸權地位回升（這又是人類歷史進程的一個階段，怎麼說呢，如果說上面那裡大航海時代是神風助不列顛，這回可是個大逆風了），更不要提那個後起之秀——美國那個鱉孫了，那發展壯大的速度簡直是開掛。當然這裡面有一點要說清楚，很有可能，我是說幾乎可以確定，如果英國及早補充大量正統人口的話，那麼憑藉其控制力美國是會被扼殺在搖籃的，根本建不了國。。。

最終我要論述一下為什麼人口是世界霸主的基礎素質。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當中講的世界霸主，實際上就是所有國家中最強的國家，就是全人類的權力核心。而但凡提到權力這個詞，我們要很清楚的意識到，這是講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而不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的。任何看上去好像是關於物質因素的權力實質上也都是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服務的。比如什麼土地所有權、資源開發權等等，實質上都是在講「你相對於別人可以對物質界怎樣怎樣「而不是「你可以如何如何支配物質」，重點永遠落在人與人之間。所以這裡我們就可以很明確地拋開一切其他物質因素——土地、資源、金錢財富等等，而只考慮人的問題。真正的霸權國的首要素質、基礎素質，就是佔全人類總人口一定比重的有效國民人口（這裡用「有效國民」主要是排除被殖民者、奴隸等等）。只有通過擁有足夠多的人手，才能管住或者至少是監視世界上非本國的人口，與此同時才能做足夠多的事，才能維持足夠大範圍的霸權。這就是我理論的核心，真正穩定的霸權來源於足夠多的有效人口，謂之人口霸權論。

另一方面，剛剛被分離出去的「人與自然的矛盾」，其對應的概念是生產力水平或者科技，實際上確實對霸主地位也有所影響，而且往往影響很大以至於在人類歷史中一度喧賓奪主掩蓋了人口作為決定性力量的作用。之所以歷史上蒙古、不列顛這樣的偽霸主會輪番登場，主要是人類歷史進程決定的——在整個人類所有文明發展的較早階段以及之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人與自然的矛盾顯然佔據了人們主要精力（一開始都是單純為了填飽肚子、生存下去），並且為了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人類被迫群居，共同合作、共同生活，被迫產生階級，被迫產生了人與人的矛盾。而隨著科技、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精力會被投入到解決人與人的矛盾中去（跟暖飽思淫慾一個道理，反正生活好了，就回過頭來考慮公平啊這種人與人之間對比的事情）。蒙古和不列顛就屬於在人類進程中稍早階段，趁著人與自然矛盾還佔主導地位的時期，借勢發展起來，之後此兩者誰也沒能繁殖出足夠維持霸權的有效人口，根本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因而頹勢顯露、衰敗起來擋都擋不住。

因此這裡提出人口霸權論第一修正案，內容表述如下:

能夠優先、更好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的國家可以憑藉其生產力、科技優勢爭取到霸權，但若要長久維持仍需足夠多的有效人口，霸權穩定的核心仍然是佔世界總人口一定比重的有效國民人口。

最後再追述一下所謂的「有效國民」，其實是指不僅在國籍上，並且是成長經歷、文化同源、擁有身份認同感的國民。這裡再多說一句，由於之前五十餘年的日佔歷史（五十年實際上影響已經很大了，足夠改造幾代人的思維和撼動他們的身份認同）以及國共對立的經歷，加之一直以來地理環境導致的特殊情況，台灣地區人口現在不能算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效人口，甚至連能不能算作中華民國的有效人口都難說。

綜上，英國因其天生過分單薄的體量以及其體量的糟糕的未來預期（英國的人口基數以及生育率始終不咋地，和中、印這種始終沒法比），其崛起是個幸運和偶然，而其作為一個國際政治中的非核心力量才註定是長久、自然的狀態，因此大不列顛的衰落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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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最重要的是，英國人還是沒有領悟鄧總的名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作為既得利益者，沒有足夠遠大的目光，從而錯過了二次、三次科技革命領導者的位置。

so 既得利益者總是會阻礙新事物的產生與壯大，最終葬送了本利益集團未來！

話說美國好像不符合這條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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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在二戰從DPS變成副坦克。老美純補刀。

隨著強弱對比的逆轉，大英帝國赤裸裸的殖民地體系被老美主張的溫情脈脈的自由民主博愛的新體系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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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沒落與歷史上其它所有帝國的沒落如出一轍：不進則退。一但不思進取開始固有現成，沒落那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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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幫忙，要不現在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國家正在遭受著殖民統治呢，比如說我們的印度。

世界第一次大戰，歐洲列強實力普遍下降，美國實力相對上升。

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列強實力基本被消耗殆盡，美國趁機做大，持續到現在。

原因其實如此簡單，看到有些乎友巴啦啦答一堆，有點搞笑。

最後說一點，站在人類人性的角度，站在猶太人的角度，希特勒是他嗎一惡魔。站在自私自利的角度，尤其是那些1945年以後獨立的國家來說，希特勒是幫了不少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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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個原因：因為它在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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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這是最直接的原因。丘吉爾拒絕同希特勒和談，苦苦支撐北非戰場，本土空襲。畢竟打盡了大英帝國最後的榮耀，同時使大英帝國分崩離析。

大英帝國從一定程度上是被美國取代，我建議題主看一下弗格森的帝國，了解大英帝國的衰弱一定要了解其崛起與鼎盛。

大英帝國衰弱了，不是說帝國這種國際體制落後，而是說明有新的類似帝國的組織形成，可以說是被很強的對手打敗，也可以說是被競爭對手超越。美國人承擔了英帝國以前的角色，但卻不願意麵對成為帝國所必需面對的事實，不論我們喜歡與否，也不管我們是否否認這一點，總之如今帝國存在是既有事實，就如同在英國統治並塑造現代世界的300年間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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