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台及國外對中國歷史階段劃分是怎樣的？

01-07

大陸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將其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這幾個階段。
那港澳台和海外又是怎麼劃分的呢？
我原先見過一個遠古、上古、中古、近古的分法，不知道出自哪裡

題主所問的問題實際上是有關於歷史觀的問題，時代劃分的方法一定由歷史觀決定，但一種歷史觀並不一定包含時代的劃分，這就先讓我們從廣義的歷史觀入手說起，然後再進入包含時代劃分的歷史觀，逐步回答問題。

我們很容易認為，歷史這個詞本身就內涵了時間的意義，但要知道，這實際是相當現代的一種看法，或者說是很基督教式的一種看法。最典型的，就是中國的歷史觀，受到陰陽學的影響，中國古代不少人會認為歷史是循環往複的，既然事情總是不斷重複，那麼又有什麼變化可言，既然沒有變化，又有什麼時間可言呢？如此的歷史觀，最多就是循環的開始、展開與終結的劃分而已。

古代希臘的「歷史」在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那裡的含義，是對發生的事情的研究，並不帶有時間性的含義；到了修昔底德之處，他則更是說要從發生的事件中找到永恆的部分，於是按這種歷史觀，也就沒有時代劃分。

在古希臘更早的時期，由於受到神話的影響，歷史觀有時間的含義，但往往是和我們現在最經常接觸到的進步史觀相反的退步觀念，即歷史從黃金時代慢慢下降到白銀、青銅、黑鐵，或者說從諸神到英雄再到凡俗的歷史。

待到基督教出現之後，受到基督教敘事的影響，歷史觀開始有一種初始狀態—墮落—拯救的模式，這種模式構成了後代進步史觀的一個基礎。

到了近代以來，隨著科技的進展、政治的變革，人們慢慢發現，或者至少是自認為要比前人過得好很多：我們沒有了宗教審判、女巫追捕，我們有了電力和各種工具，我們能吃飽穿暖，我們不再愚昧無知；特別是在維多利亞時期達爾文的進化論發生影響之後，這種維多利亞式樂觀主義就構成了進步史觀。

但這樣的史觀必定是有其問題的，例如劍橋的巴特菲爾德就在20世紀初批評了這種「輝格黨的歷史」。所謂輝格式歷史，就是認為當今比過去要好，因為在英國現代最大的改變在於自由主義的發展，而輝格黨代表了自由主義，所以這種歷史觀被輝格黨很多地使用，慢慢被稱作「輝格黨的歷史」。巴特菲爾德指出，不同時代的變遷首先不一定構成進步，因為我們判斷進步與否的標準就是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現在：比如我們現在有了汽車，過去沒有汽車，所以我們是進步的；今天我們有宗教自由，過去沒有自由，所以我們是進步的。這種標準在邏輯上就是不成立的。其次，輝格黨的歷史總把進步歸於一種力量，比如他們會說英國的自由來自輝格黨的努力鬥爭，他們代表了自由歷史的發展方向，但實際上宗教自由往往來自不同教派之間勢均力敵的鬥爭，長久在攻訐中無法達成統一，於是他們就達成了和平相處的共識。而且，評價不同時代的變化，也往往是對歷史的裁剪，這種裁剪就帶有了先入的偏見。例如我們選取技術進步作為標準，但我們之所以選取技術革新作為評價標準，只是因為我們今天有了更好的技術而不是出於更加有反思性的前提。而加入我們用英國的政體作為標準，或者用英國的社會階層分化作為歷史階段劃分的標準，那麼我們就會看到，英國很大程度上是「萬世一系」的，幾百年來都沒有太大不同，這樣的話歷史階段劃分的結果就截然不同了。

巴特菲爾德對輝格史觀的批評影響了後來重視劍橋學派的歷史觀，他們更加重視當時的情景和材料，重視每一件事發生的具體背景。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意味著，把歷史階段劃分放到了一個基本不可能的位置上，使之成為了一個近乎是偽問題的問題。從劍橋中國史系列我們也看到，叢書的編寫完全按照朝代的更替來進行，側重於每個時代每個方面的描述、對其時問題的討論，而不是階段的劃分。

在現代另有一派，以馬克斯·韋伯為代表的歷史觀。韋伯因為社會學的學術背景，側重於對社會類型的分析，而不是對歷史的描述，所以他的立場可以歸結為「文化史觀」。例如他認為資本主義的興起受到新教加爾文宗的影響，中國、印度的文明歷史也都由其文明中一些方面的因素影響。這種觀點推到終點之後，也是對歷史階段的否定，因為不同時間段的不同面貌不過都是同一些特點在特定情境下的不同展開，既然根本層面的因素沒有什麼變化，那麼也就不構成歷史階段的變更。

現在讓我們來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馬克思的歷史觀大概分為三階段論或者五階段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等文中得到展開論述。兩種論點之間區別其實不大，只是具體程度不同，實質上都是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後資本主義的劃分，只是五階段論把前資本主義細化為了奴隸和封建，後資本主義則分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馬克思的這種劃分方式一方面受到他的社會學背景影響：他認為社會現象的根源在於不同群體對生產資料掌握的差異，這種區別構成了階級的區分，圍繞著生產資料占有權，不同階級開始了階級鬥爭，因為鬥爭結果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政治形式，因此有了諸歷史階段的劃分。在這種社會學分析的下面，最為基礎的還是他對於經濟的重視：畢竟如果經濟生產不重要，那麼為什麼還要圍繞生產資料進行鬥爭呢？實際上，這種把人視作經濟人的假設已經受到了人類學、社會學的批評：在與現代社會的異質文明中，人們並不把資本看做最重要的事，所以也就根本不會有對經濟的更多追逐，也就不會產生以經濟為發端的諸種爭鬥，所以歸根到底馬克思的歷史觀仍然是根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史觀。這也就引到了影響馬克思史觀的另一方面：進步史觀。我們已經提到現代社會受到政治改革、科技進步的影響，人們認為世界總會往好處、更高處走。既然馬克思是現代工業社會的產物，那麼他也難以拒斥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一點我們也從他對未來更好社會的描述中能夠讀出來。另外，馬克思的猶太人背景也讓他受一定基督教史觀的影響——儘管他不必認同這一點——在論猶太人問題的一些文章中，他從社會學的生產關係立場批評了他之前爭取通過政治手段解放猶太人的思想，他認為猶太人的問題根本上是階級問題，所以猶太人要和無產階級一樣，只有解放全世界才能解放自己。這某種意義上也帶有拯救的色彩。另外，根據奧克肖特的批評，馬克思的史觀是理性主義的濫用：理性在自然科學方面發現了必然性，但啟蒙理性不滿足於僅僅在自然方面運用，於是也試圖在人類政治方面找到類似的必然規律，馬克思就認為自己找到了這樣的歷史規律，於是就引導其追隨者有意識地實現這種後果。

題主所說的遠古—上古—中古—近古的分法略為籠統，其實只要按照時間距離當代的遠近就能得到這種劃分。如果說要找一個學術的分法，我想日本以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等人為代表的京都學派大致是這樣做的。他們把中國的歷史分為上古、中古和近古，上古是先秦到後漢，中古是隋唐，近古，也就是所謂「東洋的近世」則是趙宋以降至於明清。上古是中國形成發展的過程，一些文化的基本層面得以奠定，政治多具有原始家族、宗教或者專制色彩。中古是經歷三國六朝的過渡之後，形成的文化經濟發展，國力強盛，在政治上以貴族世家為基本特點的時代。在唐末，隨著貴族的衰落和寒族的興起，宋以後建立了以科舉選拔平民中有智識的人參與統治的政治制度，並且在經濟上有著一定市場化的發展，構成了新的特點。

但這種劃分法本身就是以西方歷史為背景的，這從其選取的一些判斷方面就能夠看出來，例如西方的歷史劃分在政治上就是所謂從神權政治到貴族政治再到民主政治的發展；經濟則是自由市場化不斷深入的過程；京都學派選取類似的方面作為評價正是這種反映。在這個意義上，這種分法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法有著同等性質的局限性，即不能真正從中國特點出發的「西方中心主義」。

中國學界就有針對日本學界這些觀點的努力，早則是陳寅恪先生，現在則有田餘慶、閆步克等老師的討論。因為京都學派的關鍵概念是「唐宋革命」和宋以後的「東洋近世」，所以中國學界的討論往往以此為針對的目標。陳寅恪提出在唐初是關隴軍功貴族佔據政治主導地位的時期，但在武后開始，下層士族和寒族就有針對高級貴族的政治鬥爭。早至魏晉，下層士族主導的玄學的興起，針對大族的反擊「偽名教」以及來自大族的「抑浮薄」也被陳寅恪解釋為寒族與士族的「意識形態鬥爭」，在政治上則反映為代表下層士族的曹魏與代表大貴族的司馬氏系列家族的鬥爭更替。田、閆等人以魏晉南北朝為重點的研究也是來自這樣的背景。

至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觀佔據主導地位，一方面有學術原因，一方面也是政治主導的結果。我曾經上過一門人類學的課，涉及了摩爾根以及收到其影響的馬、恩等人的學術觀點，這樣的學術思想確實有很強的解釋力，以至於潘光旦等名教授在新中國要求進行馬列主義思想改造之前就已經開始接受馬克思的理論，所以在涉及下面對政治層面的討論之前，我想先提醒一下，不要因為政治完全否定學術的邏輯。

政治上推行的馬克思主義雖然有原來的內容，但實際上已經是經過改造了的。這種改造的範本是蘇聯的《聯共黨史》。為了政治目的，通過裁剪材料和不斷的解釋，蘇共成功地提出了一套列寧—斯大林的黨史解讀；以此為基礎，斯大林又對馬恩進行了意識形態化的解讀，由此則產生了完整的一套朝向共產主義的革命史觀。

在中國，這也是自七大以來基本形成的黨史—歷史線索。通過樹立領袖權威，構建革命的正當性，借用既有的學術理論，並裁剪不適用的理論和材料，達到政治目的。

綜上，我們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史觀實際上是政治意義上的輝格黨歷史加上理性主義時代的進步史觀再加上一定意義上的彌賽亞拯救史觀和各種零散的左派史觀疊加起來的極其複雜的雜糅物。

克羅齊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雷蒙·阿隆也說，每個時代都要寫自己的歷史，因為他們都要從自己這裡出發去理解過去。這大概就是我想說的結論，每個政治力量，每個時代的人都因為各自複雜的緣故選取一套歷史觀，去裁剪或者美其名曰解讀歷史，不論合理與否。

如同以經濟、政治為劃分標準的人一樣，女權主義者也可以把歷史劃分為母權社會—父權社會和未來他們要立志實現的女性解放的社會；甚至德國納粹主義者也可以把歷史劃分為德意志民族的興衰史。這種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由於現實的規定而未經反思的歷史觀使得我們簡單地把歷史觀根據地區劃分這種做法成為既是不可能，更是不合理的。畢竟，美國既有右派按照自由主義解讀歷史，寫出《世界歷史的終結》的福山，又有按照左派主張民權、女權解讀歷史而寫出《美國：一個自由的故事》的埃里克·方納。只有深入探討各種歷史觀的學術、政治、社會背景，或許才能不至於陷入對歷史階段進行簡單劃分的迷茫。

不邀自來。本人高中生，知乎首答，希望大家多多包涵ovo

題主所說的遠古、上古、中古、近古這種分法，我也看到過類似的，出自於桑原騭藏的《中等東洋史》和《那珂東洋小史》，不過與題主所說的略有不同，為：上古（太古至戰國時代）、中古（秦漢至唐末）、近古（五代宋至明末）、近世（清朝以後）。不知題主所說的是否是這個，或者另有出處。

最近在看宮崎市定先生的《宮崎市定中國史》，宮崎市定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四分法，在此引用一下，希望對題主有幫助。

宮崎先生將中國歷史分成了四分，其內容為：古代——太古至漢代，中世——三國至唐末五代，近世——宋至清滅亡，最近世——中華民國以後，我個人也比較贊同這種分法。

宮崎先生在文章中表示：將秦漢包括在古代，將中世劃分到五代，將宋代作為近世的開始，都和內藤史學相同。只是在漫長的近世之中，西洋文化的入侵無論如何都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打破了中國的傳統，因此不能無視其重大的影響。故而已明確體現了其結果的中華民國的成立來區分時代，將此作為最近世的開始。或者將西洋的影響開始顯現的鴉片戰爭作為分界線也可以，雖然相差七十幾年，但原則上一致，沒有什麼不自然的。

結合內藤先生的四分法，我認為將秦漢劃至古代的原因是因為秦漢第一次統一了天下，建立了兩千多年的皇帝制度，雖然秦漢之前的春秋戰國屬於分裂狀態，但春秋戰國至秦漢有很強的連續性，故將其放在一起。參考歐洲，將西羅馬帝國的滅亡算作中世紀的開始，即古代的滅亡，道理也是相同的。古羅馬帝國被稱為古代帝國，而將秦漢當作中國的古代帝國，也是合理的，因為二者的特點都是作為社會基礎的都市國家在帝國時代成為自治體。（「都市國家」為作者使用的原文，根據後文的說明，應對應為古希臘城邦的polis，即城邦）

將三國到唐末五代作為貴族時代，並以此劃分為中世。從後漢時期起，出現了世襲財產，世襲官職的貴族，後逐漸演變為名門望族（如唐朝的隴西李氏、宏農楊氏、趙郡李氏、太原王氏）。這些貴族的地位在歷史中贏得，天子也不能加以干預。甚至在亂世，君主都是暴發戶，地位比貴族低許多，如果皇室向貴族求婚，也會遭到拒絕。

到了宋代，中世貴族逐漸沒落，皇權逐漸加強。天子獨裁的形式從宋代到清末，持續了約950年。同時，唐詩的沒落，宋詞的興起，標誌著以柳永為代表的以新興庶民階級為背景的新文化誕生。不僅詩歌，到了明清，曲藝、小說等市民文學也慢慢崛起，將宋類比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也是可以的。除了文化層面，到了兩宋經濟中心的南移也使商品經濟蓬勃發展，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推動了貿易的發展，這也是不同於前朝的。相比於文化上將唐宋合稱，如「唐宋八大家」，我更贊同內藤先生和宮崎先生的分法，將宋作為近世的開始。

至於最近世的分法，上文已經提到，不再贅述。

（以上參考自《宮崎市定中國史》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人魔都高中生一枚，才疏學淺，在宮崎市定先生的觀點的基礎上略微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歡迎指正與補充，也希望大家看在辛辛苦苦碼了這麼多字的情況下點個贊吧。謝謝！

我沒有注意過有任何統一的劃分方法。

歷史階段劃分是根據論述需要來定的。

唯物史觀的那種劃分其實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的劃分方法。主要是看社會中佔主導地位的生產關係。

還可以按照統治體制、時間、史料豐富程度等等各種規則來進行劃分。每個作者的劃分都很可能各有不同。主要是看當下要討論的是什麼問題。

很多研究把明中期1500年左右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還有另外一個美國學者的專著講中國歷史的，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