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麼看「潘曉來信」？這封信在當代應該怎麼解讀？

01-08

背景：
1980年5月，《中國青年》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曉」、充滿青年人困惑的長信，並首次提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倫理命題，最後感嘆：「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隨即，一場持續了半年多時間的全國範圍內的「潘曉討論——人為什麼要活著」就此引發，共有6萬多人來信參與討論。這個事件後來被稱之為「整整一代中國青年的精神初戀。
作為和作者同樣年紀的年輕人，希望得到知乎前輩的指點迷津。
由於字數限制，「潘曉來信」原文請擺渡一下。抱歉啊

我試試吧。

這篇文章涉及的問題恐怕是現實里被討論得最少，而又與我們最息息相關的了。

她揭示的問題，在今天依然存在，一點都沒有減輕過，反而是每一個人的隱痛，大家都一致沉默的隱痛，二十多歲之前，我們對問題不了解，二十多歲後我們變成了問題，這可能就是這個問題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吧。

雙重人格癥狀：「一方面我譴責這個庸俗的事實；另一方面，我又隨波逐流。」、「我也常常隱隱感到一種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

其實這又何曾不是大家長大了之後的樣子。

無論是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也好，還是關於文化的革命現在都還存在的好，事實就在那裡，關於無私世界的理想和純真，最後都在現實世界裡低下了頭。

如果現實里容不下我們從小就形成的觀念，那麼問題究竟是在哪裡？

是現實，還是我們所接受的教育，出了問題

我們看看選擇相信外界，選擇「活著，為了使別人生活變得更美好」，的結果吧

相信長輩——「抄家、武鬥、草菅人命；家裡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準備檢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輕人整日污言穢語，打撲克、抽煙；小姨下鄉時我去送行，人們一個個掩面哭泣，捶胸頓足…」，很慶幸，我們沒有遇到那樣的情況，也不會再遇到了。作者描述了幾種情況是我們不會遇到的，不過有幾種情況是我們看到過，或是遇到過的，比如說「外祖父去世，家人為爭家產吵翻了天，作者在外地的母親也因此而不給她打生活費」，這使作者備受打擊，對親人之間的關係的薄弱失望透頂。

相信組織——被排擠不能入團

相信友誼——被出賣

相信愛情——被人拋棄

相信知識——書中也沒有解答

在這過程中，她經歷了對親人的失望，對政府組織的失望，對友誼，愛情的失望，乃至知識也無法治癒她，最後他還是選擇了——站在所接受的教育的另一端，從「一條思想長河起於無私的念頭而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歷程」。我們可能遭受長輩，組織，友誼的背叛的機會不大，但關於愛情和知識並不是一個時代的問題，我相信在我們這個年代，依舊有大量的年輕人選擇了相信愛情，後來被傷得體無完膚，拋開那些一廂情願的的關係，我相信，遭受對方背叛的，仍不在少數。關於知識，我相信很多喜歡閱讀的，除了享受那種樂趣之後，一定也有不少在書中尋找答案和出口的人。有人找到嗎，我不排除別人能找到的可能。就我而言，我看過很多類型的書，勵志類的，心理學類的，認知哲學類的，靈性類的，形而上類的，還有一些大家之言。有人給答案，有人給線索，然而，可悲的是，那些東西都是跟我們隔了一道牆的東西，一道無形的牆，我們會遇到的問題，在西方的宗教體系，科學知識體系，哲學體系里甚至都不會涉及到，書籍中並沒有答案。我們會遇到的問題，他們都不會遇上，利他的觀念在歐洲文化中也以很重要的角色存在過，但它從來沒有主導性和壓倒性的形式存在過。

所以，所有人都幫不上忙，我們只能靠自己。這是最後署名為「潘曉」的作者在她的文字中所得到的結論。原話如下，」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我深刻的啟示。人畢竟都是人啊！誰也逃不脫它本身的規律，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麼忘我高尚的人。過去那些宣傳，要麼就是虛偽，要麼就是大大誇大了事實本身。」到這裡，她得到的結論，都是她不得不接受的結論。

然後，我們再看看，接受了這個「不得不接受的事實」之後的她，是什麼樣的。

「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譴責這個庸俗的事實；另一方面，我又隨波逐流。黑格爾說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幾乎成了我安撫、平復創傷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但我是一個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樣我也掙工資，我也計較獎金，我也學會了奉承，學會了說假話……做著這些時，我內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爾的話，內心又平靜了。」作者算是看明白了自己的雙重性格，自己是一個「合理的人」，而不是「高尚的人」，也做著「合理」的事，譬如「我也掙工資，我也計較獎金，我也學會了奉承，學會了說假話」。她還是會痛苦，痛苦了就用黑格爾和達爾文主義來緩解這種痛苦。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就是「一邊做事，一邊自我譴責，一邊自我麻醉」。

作者依舊很痛苦，她的答案並沒有解決問題，像很多現在的人一樣。不，現在的人還形成了一種新的能力，那就是雙重性格之外的，雙重標準——去微博搜公知有一大堆，知乎里形形色色的人里這樣的也絕對不在少數。我，我也是個在苦海里掙扎想要靠岸的人。

問題究竟在哪裡

當作者選擇了不相信她的長輩時，不相信她的組織時，不相信愛情時，不相信友誼時，作者其實就已經選擇了痛苦，因為那些是她曾深信不疑的東西，她的曾經的信仰，快樂和安全感都和這些東西息息相關。當她選擇了不再相信，她也就無法在擁有那些快樂的記憶了，那些十分鮮活的記憶會反而成為一種痛苦，留在她的餘生里。後來看書，只是讓自己接受了這個痛苦的事實罷了。

面對現實里的問題，作者選擇了不再相信，有錯嗎？母親斷送自己的學業；組織的人和朋友在背後插刀，赤裸裸的背叛；愛情，遭受無情人拋棄，這也是赤裸裸的傷害。她不再相信這些東西，有錯嗎，我們能說她有錯嗎，我說不出口。

那麼，母親有錯嗎，單單從那兩句話里我無法推斷出母親為什麼就分家的事斷了作者的糧，且不作評價；朋友有錯嗎，我也無法體會那個環境下，大家為了自保能幹出什麼樣的事來，我唯一能說的就是如果我在那個環境下，我不一定會做什麼樣的選擇；愛人有錯嗎，這種拋棄是有錯，老實說，到如今的環境，我可以很確定的判定，愛人是無情的，他放棄了承諾，拋棄了他人。然而，那種錯，就是我們所要裁斷的錯嗎？他應該背上導致作者內心崩潰，拋棄「利他主義」理想的錯和罪責嗎？我也說不出口，這罪名太大了，我說不出口，他也許只是做了一個懦弱或是自私的決定罷了，何至於如此。

那麼，作者沒有錯，那些他曾擁有後來又失去的人也沒有錯，那麼錯在哪裡？

錯在哪裡？

我們把這件事用語言完整地表述出來吧。「作者相信了「他」，而他卻使作者失去了這種「相信」」。「作者」和"他"都沒有錯，錯可能在哪裡，會不會是那個「相信」出了問題？

我們檢查一下它，相信，1.互相信賴，信任。 2.單指信任對方。 3.指互相信得過的人。 4.認為正確或確實，不懷疑。（來自中國百科網）我們取意思2，意思2用信任來表示這種行為，我們再查信任的意思，1.相信並加以任用。2.謂相信。3.任隨，聽憑。好吧又回到相信去了。中文解釋的含糊，實在難以裁定。

我們回到文本解析。作者在說到長輩的時候，有這樣一段話，「我有些迷茫，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里所描繪的那樣誘人。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師長還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當時我還小，我還不能對這些社會現象進行分析。況且過去的教育賦予了我一種奇怪的能力，這就是學會把眼睛閉上，學會說服自己，學會牢記語錄，躲進自己高尚的心靈里。」根據作者的自我描述，她在相信自己，還是相信師長，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中徘徊，最後選擇了不去判斷，閉上眼睛。我們可以說，作者是在相信自己和外界中徘徊，最後選擇閉上了眼。閉上了眼是個什麼選擇，是逃避，逃避去選擇，那麼實際效果是什麼？實際效果是，選擇了忽視自己的聲音，跟外界妥協了。她把自己的信仰寄托在了對外界的相信上，一種忽略了自己判斷的相信。這種未經判斷的相信，是真的相信嗎，亦或者只是一種孤注一擲的寄託罷了，她把自己交給了外界，自己是否會受傷，是否會好過，她都交給了外界，本質上來說，這並算相信。若是這行為里包含自願和樂意的話（像她對愛情那樣），我們也許還可能說這種行為是依賴，可她只是逃避去選擇而已，她與外界的關係只是依附和被依附的關係而已。

把總的理一下，就是——她最初選擇了「利他主義」理想，後來在面對現實時，在選擇相信自己還是相信外界的徘徊下，選擇了逃避自己內心的聲音，依現實而行。將自己的理想託付給外界，依現實而行，這也是她的悲劇發生的根本所在。母親跟她的矛盾，讓她失去了對母親的「信任」（生母親氣，甚至一輩子無法原諒她母親的行為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母親的行為讓她失去了自己的信仰，這就是不應該的了）；而愛人的拋棄，也使她失去了對「愛人」的信任。最後現實里的失望終於讓她忍不住地，得到了一個答案，自我才是人的最終歸宿。然而，這種選擇並不是作者內心的呼聲，而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現實，一個不得不接受的打擊。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得到答案的她十分痛苦。

在奉行利他主義的過程里，作者承受了來自失去家人，領導，朋友，以及愛人的痛苦，外界任何可能的依靠最後都被證明不過是虛假的。那麼，這種後果的發生是因為作者個人對利他主義認識的錯誤造成還是利他主義本身存在弊端呢，換句話問，這種錯誤是來自於作者對利他主義認識不足還是利他主義理想本身的問題呢？

回到那個時代，當潘曉來信被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時，當時的社會反響是十分激烈的，有許多知識青年都回信反映說自己處於相似的心境，相似的痛苦和掙扎出現在他們身上。當類似的情況發生一群人身上時，如果還將問題簡單地歸咎於個人身上，那麼我們對個體的要求未免實在是太苛刻了。

如果這種錯誤不是個體原因，那麼就是利他主義本身的問題嗎？並不為然，作為一群知識青年，它們的價值觀念是跟所接受教育方式是息息相關的。教育的失敗，可能是教育方式的失敗，也可能是教育所樹立的事物本身的失敗。我們先看看當時的人們是如何接受教育的。根據潘曉來信里的隻言片語，裡面提到「我有些迷茫，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里所描繪的那樣誘人。」重要的內容是「書里所描述的那樣誘人」，這句話暗示著在作者和作者所處的那個時代里，他們是從書里獲得這種利他信仰的，而且是描述性的內容。根據我們對那個時代的理解，我想他們所利用的內容無非是一些無私無畏的英雄主義行為，以及一個利他主義奉行的社會是如何如何地好一類的內容。敢情，這算是教育嗎？

說句不客氣的話，這何嘗不像是一種洗腦，類似於某些極端的宗教行為和營銷活動。這種觀念的植入是來自於情緒的渲染，來自於對英雄主義行為的追隨和來自於從眾心理的同流合污，而不是來自自己的深思熟慮和接納，那麼無論利他主義正確與否，它能夠承擔起它的角色，最後真正地成為每個人能夠奉行的價值追求嗎？顯而易見，且不說利他主義本身的好與壞，這種教育方式本身就無法實現它所傳遞的內容的目的。那時候是如此，今天的我們呢，我們接受教育的方式是不是還是一如當年呢？

那個時代的教育，以在人們心目中樹立榜樣和構築願景來獲得一代代年輕人的支持和信任。然後，在年輕人成長成人之後，以一種反理想的方式承受著生活壓力和心理打擊兩重重擊。這不可謂不是失敗的教育。作為今天的我們，是否也曾在自己這二十多年間里接受過類似的反現實的理想主義教育以及成年之後的反理想的現實打擊，看看我們的教科書，一切都清楚明白不過的了。

教育是失敗的，這種失敗的教育，也許不再那麼嚴重，但在當今的時代卻依舊延續著。

那麼，利他主義呢？

作者在他最後的反思里，陳述到自己的答案「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來試圖解決這種現實和理想的衝突和困境。然而，他這何嘗不是無奈之舉，一個充滿英雄主義的跨越——試圖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尋求一條可以使它們和諧共處的道路。這並沒有任何作用，因為作者還是在痛苦著。利他主義就像梗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的刺，在每一個我們為自己著想的決定和行動中攪動得我們的不安，這也許是當代的中國給每一個中國的年輕人的一份成年禮物，一份無法推脫的禮物和一個難以改變的命運。

作為當今的青年，我們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活著，走下去。那麼，是選擇快樂的活下去，還是選擇痛苦掙扎地活下去，我們不得不迫切地去思考這個問題。

拋開這些歷史舊案，利他主義還是否有其自身存在的價值，這是我們第一個需要慎重思考的問題；其次，除卻這種單一的價值觀，我們不得不再思考的是，生而為人，我們該以何為活。

作為跟題主有著同樣困惑的青年人，在平台上搜索「如何正確理解『潘曉』討論和當代青年的精神困境」查重時，一眼看到題主所問，喜不自勝。然而令人倍感遺憾的是，這個問題似乎鮮有人問津。究其原因，我想起叫獸易小星的一段話：「世界上最浪費時間的事就是給年輕人講經驗，講一萬句不如你自己摔一跤，眼淚教你做人，後悔幫你成長，疼痛才是最好的老師。人生該走的彎路，其實一米都少不了。」

那條微博我隨後也轉發了：是這樣，我造訪了一座名山，發現它其實並不值得遊玩，於是心灰意冷地告訴了後來者。這些來客似懂非懂地點頭應和，但無一轉身離去，在我走開後不久，他們又逆著我的返程繼續躋攀。或許等他們親自看見了一切，會想起我的勸慰，這時算不算晚呢？再有下次，我是說還是不說？我覺得，我可能還是會說的。

於是我來說了，但這並不代表我要作答，可笑的矛盾吧？我也是乘著思想的葦草，在生命的泥沼中艱難擺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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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指出，當代中國有兩場大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是1978年春《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起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二是1980年春刊登在《中國青年》雜誌上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引發的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這兩場討論都是全國性的。前者自上而下，從政治層面引導民眾衝破「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其意義之重大影響之深遠想必無需贅述；後者自下而上，立足於人的倫理價值觀，被稱為「整整一代中國青年的精神初戀」。

人生之路是永恆的話題。青年時期，正是人生觀形成的重要階段。對任何時代的青年而言，思考人生同時反省自我無疑是一件大事。因此這封來信一經刊登，立即在全國範圍內激起千層聲浪。截至1980年底《中國青年》雜誌宣布討論結束，七個月的時間裡，編輯部共收到來自全國各地六萬多封讀者來信。雖然這些信件我們今天都無緣讀到，但通過數據我們可以深切感受到那一代青年人所面臨的社會狀況和他們內心的無助與掙扎。

這精神困境即使在已經過去三十多年的今天，仍使青年人茫然無措。「潘曉」討論有著可謂「轟轟烈烈」的反響，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歷經了七個月的長途跋涉。令人無奈的是，當他們意識到「潘曉」原來只是編輯部根據潘禕和黃曉菊兩位青年人的事迹塑造出來的一個思想典型時，他們所關注的反而並不在這困境本身了，青年們跟自己做了一個看似完美的繞圈，此後批評否定「潘曉」討論的意見紛至沓來。針對這場討論，國家推出了「張海迪」這樣一位人物典型，伴隨著「學習張海迪把一切獻給人民」的口號，「潘曉」討論也迎來了尾聲。但我們都知道，「潘曉」討論實際上並沒有結束，它可以有「張強」討論、「李富」討論、「王二麻子」討論等任何一個名頭。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管是哪個時代的青年人，在人生之路的求索過程中，都或多或少曾有過迷茫與困惑，曾陷入失落與苦痛。

為什麼時隔多年，「潘曉」討論仍有共鳴？因為這實在是很難得出標準答案的一個問題，「張海迪」算是官方給出的答案，然而我們身為個性迥異的當局者，交的答卷自然也不盡相同，所幸這是見仁見智的時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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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從小到大，我們接受的政治教育無不宣講為了集體的利益要犧牲個人的利益，「顧全大局」像一種傳統在我們的腦海中根深蒂固。但絕對的利他主義，至少到目前為止，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引出了「潘曉」的倫理命題：主觀為己，客觀利他。假如僅僅把這個命題當作對「利己」還是「利他」的總結，那麼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出我的觀點：我不完全同意這個看法，但在很大程度上，我是贊同的。

這是黃曉菊的原話：「人最多只能做到這樣，而不能做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那離人的距離太遠了，與其你提出一個不能夠做到，很遠，很遙遠的一個目標，一個口號，要大家去努力，或者假裝我做到了，那你不如提一個真的能夠做到的。」

我個人對這個命題的看法是：絕對的利他主義不現實，但人並不是最多只能做到「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譬如說一場災難後人們自發組織了募捐，在募捐面前人們不論老幼紛紛捐款，大學生義務去偏遠地區支教等善舉，亦或是認真回答「知乎」上一個陌生人提出的問題，很多事情我們力所能及，做起來心甘情願，僅此而已。有時候我們著手做一件事情，主觀上並沒有很多功利的考慮，即使這客觀為我們帶了功利。

關於這個層面的探討我只能提供以上意見，請灑潘江，各傾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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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潘曉」筆下我們不難看出，這個人物所遭遇的，是來自各方面的各種問題，因此我們要討論的範疇，自然不能局限於
「利己」和「利他」。正如信中傾訴的那樣，我們目前所接受的教育跟我們的現實情況有很多不契合甚至是相左的地方。我們都知道，科學文化修養高的人不代表他的人生就是完整的，我們的教育當然有思想道德修養的部分，而且不止是來自學校。

父母一定都教導我們相信並追求真善美，高考作文中我們也書寫過無數「正相關（與正能量相關）」的內容，但轉身我們就要面臨四面八方的形形色色的難題，偏偏我們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跟以往所學大相徑庭。這應該是人生中最艱難的一個關卡了。如何走好這條曲折的人生之路？這也是畫在我們頭頂上一個碩大的問號。

（所以我說我不是來作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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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也許我能從他們那裡得到幫助。」

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說起來，這苟且是我一手成就的，我的固執在於我一定要得到一個答案。這並不代表我就是一個沒有理想喪失熱情的人，相反，我極熱愛這個世界，正是因為熱愛，反而使得我的痛苦愈發加深。假如無動於衷，像陷入一場沉睡，我很可能就毫無痛苦地死去，死在這漆黑牢固的鐵屋子裡面。倘若我要為我所求而不懈追尋，這一路便是風雨兼程，泥濘的道路上沒有一個同伴，我左顧右盼，悵然若失，像孤獨的旅人。

我不能用自己來揣度這現實，它離我想像的千差萬別，但我又的確存活在這樣的世間，不可更改。

「你討厭我嗎？你可以更討厭我一點。」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大概，只是我一個人的困境吧。

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這人民解放軍...

黨

一定程度上，潘曉更多了，迷失的沒有了潘曉的思考，沒有了潘曉的信仰和價值觀。不堅定和投機取巧、人云亦云、只講結果、不分是非。

潘曉根本就是當時編劇部自己用兩個人的極端言論糅合的產物，發出去之後又故意在其後的刊物中引發爭論，還發表了一些極端言論。

這種行為，用現在的觀點來看，是赤裸裸的釣魚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