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陷入戰爭狀態時是一種什麼體驗？
目測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的人年齡都挺大了，不知道有沒有玩知乎的啊
（包括局部戰爭，比如以前的對越自衛反擊戰）
問國家陷入戰爭狀態時是一種什麼體驗啊？
所有的軍人都要聽從命令度從指揮，準備打仗。老百姓心慌馬亂。工人沒心思上班，農民沒有心思種地，學生沒有心思上學。
這取決於什麼樣的戰爭，在這裡用我朝可能遭遇的戰爭來做比較，如果是跟菲律賓和台灣，那國內的短期內生活不會有很大的變化，大家等著看新聞聯播就好了。如果是印度或者越南，有可能會小部分重現1979年到1984年的狀態，不過戰爭能在幾個星期內走向談判桌，那麼也還好，國內牌照打舞照跳不過長期看對普通人而言國家外交上面可能會有些影響，出國可能會比以前麻煩一些，然後當年經濟指數會有較之往年激烈的變動。如果跟日韓開懟，做好電子產品大範圍提價的準備，一部分生產企業可能要民轉軍了，然後戰後幾年內電子產品的更新換代有可能會極大的放緩，並且有恢復無期的可能性。上述都是相對的小範圍局部戰爭，以我國國力來講都不會吃太大虧，就是獲利大小的問題。要是五常三位體積最大的局部互毆的話，一般人生活水平可能要迅速降低，城市物資開始出現匱乏的跡象，大部分生產企業民轉軍或者預備民轉軍，然后街道排查所在地所有成年男性身體和政治狀況以及所在地外國人居留情況。最後要是有五常中體積最大的那三位參與的全面戰爭的話......一般人可能至少得開始學會辨識各種現代制式武器的樣式和所發出的聲音了，還需要了解所在地人防設施的和下水道的走向....最後在無論一般人有沒有上前線，那些從一開始就在前線的軍人的家屬所要經歷的絕不是一般人能夠想像的...
如果是局部戰爭，其實還好啦，我問過我媽，當時對越自衛反擊戰時雖然前線很慘烈，但是作為內陸地區的普通居民來說就是沒有任何感覺，只是從新聞里知道有這麼回事而已，其他一切如常。所以他們那一輩人無論是印度，南海還是釣魚島，台灣，都是主戰派，因為覺得打個局部戰爭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包括萬惡的文革，作為普通人來說無非就是感覺到社會風氣怪怪的，單位搞了很多很奇葩的形式主義的東西，身邊既沒有被批鬥的也沒有批鬥別人的，照常過日子而已。因為現在的人都是從比較集中的文字記載和影像上了解歷史，所以感覺都會被強化，分分鐘國將不國，真的作為吃瓜群眾置身其中，往往感覺不到社會的劇烈動蕩。
按照中國現在常備軍和預備役的數量，就和邊境撮爾小邦有點衝突，局部戰爭，還真輪不上你去幹什麼事，更輪不上你去死。不過我確定你會私下抱怨變多，因為一開戰，肯定要加倍防間諜，加倍做組織思想工作，政治保衛處是會有的，言論管制也可能不是現在這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如果戰勢稍微大一點，可能會有各種戰時條例（有可能導致對戰況胡亂評價蹲班房），宵禁，個人私家電腦禁外網等措施，防止泄密，內部人員帶路等帶來戰略性損失，你出國旅遊買馬桶蓋也很可能受影響。
如果「國家陷入戰爭狀態」，對你產生嚴重切身影響了，那要麼是啟示錄模式，要麼就是因為顏色或其他敏感原因內爆了。啟示錄模式就不說了，你的處境如何要看是上帝，佛祖，閻王還是不可名狀的存在對你的態度了。
如果真是內爆了，巨嬰帶路夢也實現的了話……敘利亞一開始打仗，群眾普遍也不過是在不滿，盼著早日停戰恢復原狀，沒事還瞎罵罵咧咧的，據說嘛，還有白小將天天盼著帶路完過美國日子（幾個月前英國人說的）。後來國際玩家各個下場，戰鬥打成修羅模式了，當初對戰爭各種憧憬的白小將估計也傻了。冒著成大新聞往歐洲跑的人，不少曾經還都是當地中產小資，呵呵呵，這就是歷史。
如果戰鬥鬧大了，鬧得外匯扛不住了，你就會發現，超市裡的東西，沒了，每天排著隊，你也搶不到幾卷手紙，更別提好吃好喝的了。因為原材料買不起了，產能都得拿來用來搞軍工，真輪不上提供十幾億人日用品需求。當然，你也可能能買到的，從地下黑市搶人家囤的貨，價格必然非常不體面。
普通小資甭指望開車了，沒加油站了，黑市油說不定還得被打擊，因為敵人的特務會拿來搞大新聞。甚至嘛，公交都未必能保得住，石油得拿來維持軍品和老百姓基本生活需求，高點的需求就得砍掉了。基站，信號，網路，論壇社區，在戰時全都是奢侈品。
當然，來回搶城爭寨，秩序肯定會留下大片空白，很多地方都管不了了。吃不飽的老百姓，大片大片的三不管地帶，還有武力下放和軍械大量外流……恭喜，你也別指望出遠門了，遍地土匪強盜，再開不起車，走出姑且算安全的地方沒幾步，就得變成提款機和肉票。
你吃的自然也是越來越差，糧食是老本，國內開了戰，肯定得搞配給制的。隨著巨嬰夢越來越美，戰況越來越慘，配額也是越來越少，如果還扛得住，你還能每天喝兩頓棒子麵粥，如果扛不住，對不起，養不起十幾億人了，那就只能抓大放小，優先保重鎮，重要設施，重要生產基地，「不重要」的地區和陷入膠著的地方的老百姓，抱歉，沒吃的了，你自尋活路，弱肉強食去吧。你要是有點小錢，還能和「民間」袍哥和趁機大發橫財的各種食人族手裡賣點粗糧，撐上一段不破產，暫時不玩完。
如果你家裡有點土地，也別高興的太早，打的烏七八糟的，肯定管不住「民間秩序」了，土地歸誰，那得看誰氣量大，殺的狠了。現在征地鬧點腐敗，你各種走訪各種微博鬧新聞，鬧大了帶走幾個官，到時候，上級沒了，因為城鎮淪陷了，鄉賢大手子一聲「拿依組特」，狗腿子就手起刀落。而且石油沒了，農業就是看天吃飯，一旦鬧了災年，你備不住就得把地當出去，淪為長工。民國反正饑荒是常態，能吃飽肚子那是做夢，鬧了大災，遍地都是餓到失去理智的流民，走到哪裡，吃到那裡，餓絕戶的屋子裡一地的蛆……你看過喪屍片么。反正軍閥為了保障本地生產秩序，這種大批流民肯定是要處理的，希望你不是「喪屍」中的一員。
如果你既沒有錢，也沒有土地，更找不到工作，那你就要坦然接受自然淘汰了。首先，沒醫院，生死看天，擦破皮都能要命，遍地傳染病一滅一個村。如果是在兵荒馬亂的地方，穩定的食物供給自然是沒有了，你是女的還好，起碼能出賣身體換口飯。如果你是男巨嬰……知道人是怎麼被逼的隨便找個軍就從軍的嗎？跟著軍閥打仗甚至當偽軍起碼能吃兩口飯，不然就得餓成流民，沒地也沒錢，男人就只能賣命。各種軍頭可不是白養著你的，你得拿槍出命，被督戰隊槍指著往前沖，當炮灰。
如果你在的地方淪陷了，那就得看新主子人品了，希望「慈不掌兵」沒被你碰上，敘利亞反對派是餓的鬧過吃人，人家 蔣千骨到處拉壯丁，鐵鏈子串著人往前走，到目的地死一半，日本鬼子打進來之前，南京老百姓還在幻想他們不屠殺呢。若是納粹一路操到莫斯科，蘇軍又一路操回柏林被你撞見，你就會切身體會到，現在這些文明社會奢侈的道德，你根本不配享有了，戰時女權主義也大概只剩下斯大林格勒的白玫瑰路線了。
不過好在戰時如果徹底失序，政綱衰微，你倒是可以胡說八道，想幹啥幹啥了。雖然網和敏感詞一起沒了，嘴也是上頓不接下頓，不過隨便撿點AK47和子彈就能出門搶妹子，玩真人《輻射》。希望你有主角的運氣，畢竟大部分傷病都沒法治好，打的野生動物經常帶要你命三千煮熟也未必能殺光的寄生蟲，胳膊腿挨了子彈基本自然淘汰，而且，沒法存檔讀檔。亂世是出英雄，然而毫無浪漫可言，因為一將功成萬骨枯。而網上的巨嬰小資，大概屬性點只夠當初級野怪的吧。
貌似這兩年少了點兒了
但要說【國家陷入戰爭狀態】，就都因為小粉紅們懟日懟美懟地球的
難道忘了前兩年滿網路里那麼多自由鬥士跪求王師解放了嗎？
我是不知道啊，怎麼小粉紅們一說我們比國外強了，就必然是陷國家於戰亂
而公知們一說喜迎王師上岸、今生願在美國導彈下死的，就成了普世價值了啊？
79年，隨軍，上小學。
大概是78年底，小孩子間開始神神秘秘的相互傳播要打越南的小道消息。
營區一日三次的大喇叭廣播老播中文跟越南話的對照，大概就是繳槍不殺，我們寬頻俘虜之類的，到今天還會喊兩句。
然後有一天營房就空了，上學路上難得看到一個兵。整個營區大概還剩下一二十個兵留守，家屬編隊，晚上輪流在營區巡邏，怕丟東西。
白天上學的學校就馬路邊，是地方的一所學校。路是沙石路，可以看到嶄新的解放牌車隊不斷的往廣州那邊開，一隊接一隊的。車箱有篷布，後面的沒放下，裡面都當兵的，當然也有拉炮的南京嘎斯車。有天上體育課的時候，全班的人都站在馬路邊，對著軍車使勁叫。
家屬區氣氛很低沉。
打完仗後有位犧牲幹部的家屬帶著3個小孩來部隊住了可能有半年左右，最大的那個每天還流很長的鼻涕，說是國家撫養到18歲安排工作。
珍寶島之後的中國可做參考
建國後唯一一次全國，全軍，全民戰備。（據總後年終有關資料，１９６９年全年國防費開支總額預計比１９６８年增長３８％，其中裝備購置費增長１８％；人馬生活費增長７％；國防工程建設費增長７３％；裝備維修費增長１０％；油料購置費增長２０％；戰備物資貯備費增長３２％；行政事業費增長２９％北京軍區所屬部隊改編、組建
６月６日，經毛澤東批准，軍委辦事組批複北京軍區，同意組建守備第３３、３４師，分別歸陸軍第６９軍和內蒙古軍區領導。１２月２２日，根據軍委辦事組決定，守備第３３、３４師依次改稱守備第１、２師。此前２月２４日，經毛澤東批准，軍委通知北京軍區，將陸軍第３８軍改編為摩托化軍。軍部轄３個摩托化師，軍直炮兵團、火箭炮團、高炮團各１個。每師轄３個摩托化步兵團和１個坦克團、１個地炮團、１個高炮團。１０月１４日，軍委批複北京軍區９月１４日請示，同意以第３、２、４、５、６工區和１３個工程兵建築團，給陸軍第２４、６３、６５、６６、６９軍各組建１個步兵師。北京軍區於１２月底完成組建任務。該５個陸軍師依次稱陸軍第７１、１８６（後改１８９）、１９５、１９８、２０６師。為統一番號排列順序，陸軍第６９軍現轄第２８、１０７師，依次改稱陸軍第２０５、２０７師。〔１３〕１—１６、三大總部機關精簡整編６月１３日，經毛澤東批准，軍委辦事組公布總參謀部、總後勤部機關精簡方案。據此，總參、總後機關進行精簡整編。總參原編１５個部、局，精簡整編為１３個部、局。即：辦公廳（軍委辦公廳兼）、作戰部、情報部、三部、軍訓部、軍務部、防化學部、政治部、機要局、測繪局、外事局、氣象局、管理局。
根據中央決定，將中央調查部與總參情報部合併，中央氣象局與總參氣象局合併，國家測繪總局與總參測繪局合併。總後原編１３個部、局，精簡整編為９個部、局。即：司令部、政治部、供應部、衛生部、裝備部、軍事運輸部、企業部、營房部、管理局。１１月２８日，軍委辦事組公布總政治部機關精簡方案。據此，總政機關由原編的１３個部、院，縮編為６個部、室。即：辦公室、組織部、幹部部、宣傳部、保衛部、群眾工作部。〔１４〕此前，總政機關於１９６７年７月後陷於癱瘓狀態。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總政被軍事管制。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黃志勇、田維新被任命為總政副主任。１２月，總政恢復辦公，李德生任總政主任（正式任命時間為１９７０年４月）。〔１５〕１—１７、組建三個陸軍軍部６月１６日，軍委電復福州軍區，同意將閩北指揮部改編為陸軍軍部，稱陸軍第２９軍，轄陸軍第８４、８５（獨立第１師改稱）和守備第７師。１０月２２日，軍委電復蘭州軍區８月９日請示，同意從軍區機關和步兵學校抽調人員，組建１個陸軍軍部，稱陸軍第１９軍，將陸軍第５５師、守備第３２師和步兵第３團劃歸該軍建制領導。１１月１４日，軍委電復昆明軍區１０月３０日請示，同意在滇西地區組建１個陸軍軍部，稱陸軍第１１軍，轄陸軍第４９師和新建的１個陸軍師（１２月８日，軍委電各軍區《變動部分陸軍師的番號》，公布該新組建的陸軍師稱陸軍第３２師）。至此，陸軍軍部達至３６個，為自１９５２年全軍精簡整編以來最高峰。１—１８、鄭維山等任職
６月１７日，經毛澤東批准，軍委任命：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為北京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副政委陳先瑞為北京軍區政委；濟南軍區副司令員陳宏為裝甲兵司令員；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李瑞山為蘭州軍區政委兼陝西省軍區第一政委。鄭維山的任命，結束了北京軍區自１９６７年２月以來沒有正職司令員的不正常局面。此前，５月８日，經毛澤東批准，軍委任命：鐵道兵司令員張翼翔為第二炮兵司令員；鐵道兵政治委員劉賢權為鐵道兵司令員，政治學院革委會主任宋維栻為鐵道兵政委。此後，７月１２日，經毛澤東批准，軍委任命廣州軍區副司令員丁盛為廣州軍區司令員。８月２日，任命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周赤萍為福州軍區政委。１１月１２日，任命蘭州軍區司令員張達志為炮兵司令員；福州軍區副司令員皮定均為蘭州軍區司令員。〔１６〕１—１９、軍委辦事組召開「三北」地區作戰會議６月２０日—７月４日，軍委辦事組在北京召開「三北」（東北、華北、西北）地區作戰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瀋陽、北京、蘭州、新疆４個軍區主管作戰的領導人和各軍兵種、三總部及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會議研究了防止蘇軍突然襲擊的作戰思想準備、作戰設想、部署調整和邊防鬥爭等問題。這次會議紀要，於８月１６日呈報毛澤東和中央審批。８月２０日，毛澤東批示：已閱照辦。９、１０月間，總參、總後組織聯合檢查組赴北京、蘭州、新疆軍區檢查部隊落實軍委辦事組座談會和「三北」地區作戰會議的情況。〔１７〕１—２０、內蒙古：從分而治之到全面軍管７月５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變更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劃的決定。內稱：「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為了便於領導和加強對蘇（蒙）修作戰的戰場準備，以便戰時更好地支援對修作戰，將內蒙古自治區東、西兩段的部分行政區劃作了跨區調整，即：東段的呼倫貝爾、哲里木、昭烏達三盟全部劃歸東北；西段的巴彥淖爾盟的額濟納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劃歸甘肅、寧夏」。「整個交接事宜，責成北京軍區負責召集蘭州、瀋陽軍區及有關省、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省軍區共同研究商定，並將交接情況報告中央」。「全部交接工作，應爭取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底前完成」。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批示「照辦」的關於內蒙實行分區全面軍管的決定。決定「責成北京軍區對內蒙實行分區全面軍管，並由北京軍區組成前線指揮所，領導這一軍管」。具體部署主要為：「一、北京軍區由鄭維山司令員、杜文達副司令員、黃振棠、張正光副政委組成前線指揮所，進駐呼市。以上四人組成前指黨的領導小組，以鄭維山為書記，黃振棠、杜文達為副書記，實行對內蒙的一元化領導。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在前指黨的領導小組下進行工作。從北京軍區抽人組成前指辦事機構。二、在北京軍區前指的統一指揮下，包頭市、巴盟、錫盟、烏盟、呼和浩特市、伊盟等地區的革命委員會和軍分區（警備區），分別由六十三軍、六十五軍、六十九軍、二十七軍組成前指，實行分區全面軍管。所有軍管單位，均以戰備為綱，抓好革命和生產」。〔１８〕１—２１、新疆鐵列克提戰鬥失利
８月１３日，新疆鐵列克提戰鬥失利。鐵列克提位於新疆裕民縣巴爾魯克山西部地區。據中方資料稱，１９６７年７月，蘇邊防軍多次入侵該地區。１９６９年６月，蘇邊防軍人在該地區私設國界標誌，構築工事，綁架並打死中國牧民。７月３日，總參謀部、外交部批准新疆軍區塔城軍分區邊防分隊進入該地區巡邏。８月１３日，邊防分隊共２５人（含掩護分隊１１人）進入該地區巡邏。蘇邊防軍３００多人在裝甲車和直升飛機配合下，對中方巡邏隊進行突然襲擊。由於中方邊防部隊戰前缺乏周密準備，寡不敵眾，後援不濟，造成戰鬥失利。巡邏分隊２５人及隨同執勤的３名民兵全部陣亡。〔１９〕１—２２、北京軍區：野戰軍的調入和調防８月２０日，軍委命令：「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批准，為了防止蘇修突然襲擊，加強張家口地區的兵力部署，決定調２７軍進駐宣化、張家口地區，歸北京軍區指揮，協同６５軍在張家口地區現有部隊，擔任阻止敵人沿二連、張家口方向向北京突然襲擊的任務」。９月８日，該軍軍部率第７９、８０師全部到達宣化、張家口地區。第８１師奉命暫留鎮江，後於同年１１月調防至河北邯鄲地區待命。１０月１６日，軍委命令，陸軍第２８軍於１２月底前由福建調往山西地區，歸北京軍區建制（１２月９日，該軍全軍到達山西洪洞、臨汾、侯馬、運城一線地域）。同日，軍委命令坦克第９師、高炮第６７師分別由江蘇、山東調往山西地區，歸北京軍區建制領導。上述部隊列入全軍總預備隊序列。１０月２１日，軍委命令，陸軍第２４軍由河北唐秦地區移防承德地區。１１月下旬，該軍各部隊到達指定地域。１０月２８日，軍委命令，陸軍第６３軍從河北移防山西，接替陸軍第６９軍防區。同時，陸軍第６９軍北移，該軍軍部從山西太原北移至大同。〔２０〕至本年年底，北京軍區達８個野戰軍的兵力，分別為：第２４、２７、２８、３８、６３、６５、６６、６９軍。至此，加之瀋陽軍區６個軍（１６、２３、３９、４０、４６、６４軍）、蘭州軍區２個軍（１９、２１軍），「三北」地區共有１６個陸軍軍，為全國陸軍軍部總數的４４％，這表明了戰略防禦重心的北移已成為不爭的事實。１—２３、轉發軍委辦事組《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８月２７日，經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轉發軍委辦事組８月８日《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報告提議，全國人民防空領導小組由國務院、軍委辦事組負責人並吸收軍隊和地方有關單位和部門的領導人組成。在領導小組之下，在總參謀部設立精幹的辦事機構，根據領導小組的意圖，對全國人防工作進行督促檢查。
報告對各省、市、自治區，省（自治區）、地轄大中城市以至各大中廠礦、企業人防領導小組的建立、健全亦提出具體意見。報告規定人防領導小組的基本任務是：組織進行戰備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識教育；擬制對空防禦計劃並組織實施；擬制城市人口疏散計劃並組織實施；組織和訓練群眾性的消防、救護、搶修、治安等隊伍。報告建議全國性的人民防空領導小組「由周總理任組長，永勝、富治、法憲、仲川同志任副組長」。此前，８月１０日，經毛澤東批准，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通知，決定成立以謝富治為組長的首都人民防空領導小組，在北京衛戍區設立精幹的辦公室，負責辦理日常業務工作。〔２１〕１—２４、批准成立國防工業各領導小組８月３１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批准，成立航空、電訊、常規兵器工業３個領導小組和造船工業科研領導小組。１０月３０日，國務院、中央軍委同意成立「○九」工程領導小組，該小組由李作鵬、余秋里、吳瑞林、錢學森、趙啟民等１８人組成，李作鵬任組長。１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通知，經毛澤東、林彪、中央批准，為了加強國防工業的領導，決定在軍委辦事組之下，成立國防工業領導小組，邱會作、曹里懷、周希漢、李如洪、周世忠、封永順、吳信泉七人為領導小組成員，由邱會作任組長，李如洪、封永順任副組長，併兼領導小組辦公室正、副主任，「自即日起開始辦公」。〔２２〕１—２５、各大單位機關精簡整編９月４日，軍委辦事組公布《大軍區機關精簡方案》。據此，各大軍區機關進行精簡整編，統一設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
９月５日，軍委分別批複海軍７月２日和空軍６月２２日請示，同意所報直屬機關精簡方案，據此，海、空軍機關進行精簡整編。海軍直屬機關由原來６個部合併精簡為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人員比原編製數減少５０．１％，空軍直屬機關由原來１１個部合併精簡為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比原編人數減少４５．３％。１２月５日，軍委公布《軍委各兵種機關精簡方案》和《軍區炮兵、裝甲兵、工程兵機構的精簡方案》。據此，軍委各兵種機關和軍區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進行了精簡整編。〔２３〕１—２６、中蘇關於邊界問題的接觸和談判９月１１日，在蘇方的主動要求下，中方同意，從河內參加胡志明葬禮後回國途中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與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北京首都機場貴賓室會面，雙方舉行了會談。周恩來在會談中稱：一、中蘇之間的理論和原則問題爭論不應影響兩國的國家關係，不應妨礙兩國國家關係的正常化。二、中蘇邊界問題是目前中蘇兩國關係的中心問題，雙方可以通過談判最終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在解決之前，雙方應共同採取如下幾項臨時措施：（一）維持邊界現狀；（二）避免武裝衝突；（三）在有爭議地區雙方武裝力量脫離接觸。在周恩來提出三項臨時措施後，柯西金提議，在邊界問題解決以前，雙方共同採取的臨時措施還加上一條：雙方邊防部門有事可預先聯繫。會談中雙方還討論了有關保持和發展兩國貿易、恢復互派大使等問題。９月１３日，周恩來將有關中蘇會談內容報毛澤東，認為：中蘇這樣政府性質接觸還是第一次，我們爭取和緩邊境局勢四條協議實現，發表外交文件，促進邊界談判。毛澤東批「同意」。９月１８日，周恩來致柯西金信：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在北京機場的會見中，我們雙方同意長期懸而未決的中蘇邊界問題，應該在不受任何威脅情況下，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在解決前，雙方採取臨時措施，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這些臨時措施如能得到你來信確認，即作為中蘇兩國政府之間的協議，立即生效，並付諸實施。我相信，如果這個協議能夠達成，將有助於兩國邊境局勢的和緩和中蘇邊界談判的舉行。該信內容於１６日經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並於１７日報毛澤東。９月２６日，柯西金複信周恩來，稱：我方已採取實際措施旨在使邊境局勢正常化，其出發點是中國政府將根據相互原則採取類似措施來實現已達成的有關協議，我方已任命以庫茲涅佐夫為首的談判代表團，建議自１０月１０日起在北京開始中蘇邊界問題談判。９月２９日，由周恩來審定的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給蘇聯駐華代辦葉里扎維金的「口頭通知」中說，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邊界談判改到１０月２０日開始。１０月１４日，柯西金再致信周恩來，告之蘇談判代表團於１０月２０日前抵京。〔２４〕１—２７、軍委辦事組召開全軍戰備工作會議９月２０日，經毛澤東批准，軍委辦事組在北京召開全軍戰備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軍區、軍兵種司令員、政委。會議研究了蘇聯的戰爭動向和對付蘇軍突然襲擊的措施。會議開至月底，因國慶在即，決定休會，各軍區負責人即返回各地。休會期間，軍委辦事組為檢查戰備工作落實情況，於１１月１５日至２１日，組織北京、蘭州、新疆軍區和華北、西北８省、市、自治區以及空軍、總參、總後領導人赴東北參觀見學落實戰備的經驗。１２月１１日—２３日，會議繼續在京召開。與會人員認真分析形勢，檢查了戰備落實情況，交流了戰備工作等方面的經驗，提出了今後的戰備工作任務。會議期間，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接見了全體與會人員，並作了指示。會議最後產生了全軍戰備工作會議紀要，經毛澤東批准，軍委辦事組於翌年１月７日印發全軍。〔２５〕１—２８、林彪有關戰備的指示與活動９月３０日，林彪視察空軍第３４師所屬的西郊機場。據稱，林彪視察後即令軍委辦事組負責人到其住處談戰備問題。林彪稱：這個仗看來八成是打不起來，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來的準備。明天就是國慶節。在節日舉行大型群眾集會，在人們正歡歡樂樂的時候，說不定戰爭就打響了。如果敵人知道我們過節，對我們來個突然襲擊怎麼辦？蘇聯設在外蒙的空軍基地，距北京只有幾百公里，飛機用不上一個小時就到了。如果打導彈，只要幾分鐘。我剛才坐車到西郊機場去轉了一下，看見飛機還一排排地在那裡明擺著，似乎沒有一點應付意外的準備。這不行，也很危險。因此，要立即採取措施，改變這種等著挨打的狀況。第一，北京附近幾個機場的飛機，除留下作戰值班的以外，其餘的一律要在今日夜間轉移到外地的機場去；第二，要在機場跑道上設路障，以防止敵空軍實行機降；第三，留在機場的值班人員，要全部配發武器，準備打敵人的傘兵。另外，節日的其他戰備工作也要搞好。關鍵是１０月１日、２日、３日，１日又是關鍵中的關鍵。只要在這關鍵的幾天里不出什麼事，問題就不大了。〔２６〕林彪的指示，空軍當日即以「一等緊急戰備演習」的名義進行了落實。１０月９日—１０日，林彪在吳法憲、鄭維山、閻仲川等陪同下，乘飛機到張家口、宣化地區視察，接見了駐當地的陸軍第６５軍、第２７軍和空軍部隊的有關負責人。〔２７〕１０月１４日，林彪在住處聽取了鄭維山、陳先瑞有關北線設防問題的彙報。〔２８〕１—２９、空軍進行「一等緊急戰備演習」９月３０日，空軍所有部隊、學校、機關和民航進行「一等緊急戰備演習」。除擔負戰鬥值班的飛機外，其餘飛機全部進入洞庫或就地疏散；大部分師以上指揮機構開設了預備指揮所；所有機場緊急配發了武器；７０多個機場連夜挖了掩體、防空洞；「三北」地區臨時不使用的機場全部設置了障礙；建立了空司指揮所與「三北」地區一線雷達站和技偵分隊的直接聯絡。１０月３日演習結束。這是空軍自組建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備演習」。１０月１４日，軍委公布空軍戰備值班部隊，共有９個高炮師、１６個殲擊機師、６個轟炸機師、４個強擊機師、１個運輸機師、２個地空導彈師等。１０月３１日，軍委批准空軍反空降作戰措施，即：（一）加強反空降作戰的思想準備；（二）充實反空降作戰力量；（三）研製改進射擊、轟炸武器；（四）加強反空降訓練；（五）加強空軍機場的防禦。〔２９〕１—３０、海軍組建三個軍級基地１０月４日，中央軍委批複海軍９月８日請示，同意所報艦隊機關精簡方案和組建海軍廣州、上海、煙台基地。基地機關由南海、東海、北海艦隊分別組建，番號依次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廣州、上海、煙台基地，行使軍級許可權，分別歸南海、東海、北海艦隊建制領導。〔３０〕上述基地的組建，使海軍軍級基地由原來的４個（旅順、舟山、福建、榆林）增加至７個，增幅為４０％強。１—３１、建立全國防止敵人突然襲擊警報系統１０月７日，國務院、中央軍委轉發總參１０月２日關於建立防止敵人突然襲擊警報系統的報告，要求迅速組織落實。總參該報軍委辦事組並報周恩來的報告稱：「一、向全國範圍發出防止敵人戰略突然襲擊警報的權力，必須集中於偉大統帥毛主席和副統帥林副主席。在緊急情況下，可授權軍委辦事組決定，由總參謀部組織實施。局部地區的防突襲警報，授權大軍區首長決定，同時上報、下發。二、防止敵人戰略突然襲擊警報，由統帥部直接發到各大軍區、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以及軍一級部隊。通信手段：（略）。三、軍隊的各級司令部和省、市、自治區人民防空領導小組辦事機構，必須建立晝夜值班制度，保證及時、準確地接收和發出警報。統帥部防止敵人戰略突然襲擊警報設備，設在總參謀部作戰部，警報信號由總參謀部統一規定（附後，略）。此前，９月２２日，軍委批准總參關於防止敵人突然襲擊小組成員調整的報告，同意由副總參謀長閻仲川任組長。總參作戰部副部長范天恩、總參二部副部長徐敏輝和總參三部副部長馮維精任副組長。〔３１〕１—３２、毛澤東、林彪及中央其他「老同志」等疏散外地１０月１４日，毛澤東乘專列離京。這是毛澤東在本年內第二次長時間離京到外地，隨衛人員１５０人。１０月１５日，專列抵達武昌，毛在此間居留至翌年４月１１日返京。〔３２〕１０月１６日，林彪乘專機抵達江蘇碩放機場，下午乘汽車轉抵蘇州。次日下午，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乘軍用吉普到蘇州晉見林彪。林彪在蘇州居留至翌年４月２６日返京。〔３３〕１０月１７日，周恩來與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會見在京的一些「老同志」，向他們宣布毛澤東和中央關於戰備疏散的決定，說：主席根據當前形勢，決定一些老同志在２０號或稍後從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個人的去處。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電話安排，中央辦公廳負責準備專機或專列。據此，朱德、董必武、葉劍英等前往廣東，陳雲、王震等前往江西，聶榮臻、陳毅前往河北，徐向前等前往河南。與此同時，已被「打倒」的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張聞天也被疏散到河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３４〕１—３３、軍委下達建立全軍戰略預備隊的命令１０月１６日，經毛澤東批准，軍委向有關軍區和空軍下達建立全軍戰略預備隊的命令。戰略預備隊由若干個陸軍軍、空降軍和坦克師、地炮師、高炮師組成。同日，軍委命令，調陸軍第４３、４７軍編入戰略預備隊序列。第４３軍於１１月２０日前進駐鄭州、洛陽地區，歸武漢軍區指揮；第４７軍於翌年適當時機進駐靈寶、潼關、渭南地區，歸蘭州軍區指揮。〔３５〕１—３４、總參傳達林彪的「緊急戰備指示」１０月１８日，遵照軍委辦事組指示精神，總參謀部向各軍區，海、空軍和北京衛戍區傳達「林彪副主席緊急戰備指示（第一個號令）」。「指示」指出，近兩天來，美國、蘇聯有許多異常活動情況。特別是蘇聯的所謂邊界談判代表團，預定１９日來京，要求全軍必須百倍提高警惕，防止蘇聯搞欺騙，尤其１９、２０兩日應特別注意。「指示」還要求，各軍區、特別是「三北」軍區對重型武器要立即疏散；沿海軍區也應加強戰備，防止敵人可能突然襲擊；要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各級都要加強首長值班，及時掌握情況。「指示」還要求迅速抓緊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產。同日，總參還傳達林彪給第二炮兵的指示（第二個號令），要求二炮部隊要加強本身防護，同時待命，必要時參加戰鬥。同日，總參還傳達軍委辦事組給各總部、各兵種、國防工辦、國防科委和總參各有關部局的指示（第三、四個號令），要求按照國慶期間戰備工作要求轉入戰備狀態。凡已組織精幹指揮班子、有隱蔽指揮位置的單位，應立即進入指揮位置；全部人員要做好就地疏散的一切準備。〔３６〕１—３５、中央、軍委頒發部隊調動使用許可權的規定１０月２２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頒發《關於部隊調動使用許可權的規定》。規定指出，部隊執行生產、施工、訓練、助民勞動任務和正常部署調整的調動，營以下由各軍區、軍兵種批准，報總參謀部備案；團（不含）以下由軍委辦事組批准；團以上報毛澤東及林彪審批。部隊執行搶險救災任務，仍按以前規定執行。師、團機關離駐地野營訓練，一周以內由各軍區、軍兵種批准，報軍委辦事組備案；一周以上報軍委辦事組審批。執行作戰任務的部隊行動、原則上仍按軍委辦事組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６日規定執行；對中蘇、中印邊境地區，無論大小部隊的作戰行動，均報毛澤東及林彪或中共中央常委批准後方可行動。為不失戰機，可預先報告方案。對內地的平叛剿匪和東南沿海以及中緬邊境的國民黨軍殘部小股襲擾的反擊作戰，可邊行動邊報告。對執行「三支兩軍」任務部隊的調動，營以下由各軍區、軍兵種批准，報中央軍委備案，營以上報毛澤東、林彪或中央常委審批。〔３７〕１—３６、軍委辦事組下達做好疏散部隊工作的指示１０月２３日，總參向各軍區、海、空軍和北京衛戍區傳達了軍委辦事組《做好疏散部隊工作，繼續保持良好戰備狀態》的指示。指示指出，疏散出去的部隊，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天氣逐漸轉冷，要做好疏散部隊的工作，減少非戰鬥減員，繼續保持良好的戰備狀態。指示要求，所有疏散的部隊不要露營，搞好行政管理和物資保障；抓緊時間進行戰備訓練，保持常備不懈。〔３８〕１—３７、改建、組建和擴編部隊１０月２７日，軍委發布各軍區組建和擴編部隊的命令。根據該命令，北京軍區組建１個榴炮師（炮兵第１６師）；瀋陽軍區以該區野戰高炮群為基礎，組建１個高炮師（炮兵第７４師）；南京軍區以該區野戰高炮群為基礎，組建１個高炮師（炮兵第７５師），在安徽霍丘城西湖農場和江蘇泰州紅旗農場各組建１個陸軍師（陸軍第７３、７４師）；濟南軍區將陸軍第２６軍第７６師改歸福州軍區建制，另給２６軍組建１個陸軍師（陸軍第７８師），組建１個坦克師師部（坦克第１３師），蘭州軍區騎兵第２師改為陸軍師（陸軍第２０師）；廣州軍區陸軍第５５軍第２１５師改歸福州軍區建制，另給５５軍組建１個陸軍師（陸軍１６５師），另組建４個陸軍師（陸軍第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５、１４６師），分別負責接管調防部隊遺留的潼湖、台山、南灣、西湖等大型生產基地；昆明軍區組建１個陸軍師（陸軍第３２師）。〔３９〕１—３８、軍委決定城市改設警備區１１月１５日，軍委發布《關於城市改設警備區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為加強城市警備工作和便於野戰部隊隨時機動，對一些重點城市改設警備區。各省、自治區機關所在城市和重慶、鞍山、青島、湛江等重要城市均可根據需要設立警備區機構。其它城市的警備工作，由當地軍分區或市人武部負責，不專設警備區機構，必須時對外掛警備區牌子。警備區機構由當地軍分區或市人武部改建（行使師級許可權），或由當地省軍區兼任。現由野戰軍兼任的城市警備工作，逐步移交。〔４０〕１—３９、北京軍區有關戰備工作１１月２４日—２９日，經中央政治局批准，北京軍區在北京召開華北地區第一次戰備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北京軍區各軍、省軍區和華北地區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人。會議由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主持。會議傳達了東北地區戰備工作的經驗，並針對華北地區戰備工作狀況，提出了加強戰備工作的措施。此前，瀋陽軍區、新疆軍區在１０月份分別召開了戰備工作會議。１２月１日—４日，北京軍區在北京召開國防工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內蒙古軍區、各軍主管施工的領導人和擔負施工任務的師、工區以及建築工程團的負責人。會議總結了１９６９年國防施工情況，部署了１９７０年國防施工任務。１２月１７日—１９日，北京軍區為檢查坑道內戰備設施配套情況，研究解決人員在坑道持續工作、生活所遇到的問題，在軍區指揮所組織了坑道密閉演習。參加演習的有軍區司令員鄭維山、政委陳先瑞等。〔４１〕二、簡要剖析２—１、毛澤東利用珍寶島事件大做文章珍寶島的歸屬以及由此產生的邊界武裝衝突的成因，中蘇雙方歷來各執一詞。在文革那種反修熱浪推波助瀾之下，在邊境地區，「成千的中國人被帶到蘇聯的領土上，按軍人的指示舉行反蘇*，敲鼓並高呼反蘇口號，向蘇聯人員、汽車和快艇投石頭」以至發展到雙方武裝人員衝突，蘇方指責的此一情景，並非全無可能發生。〔４２〕無論如何，珍寶島事件僅僅是一場小規模的邊界衝突。雙方投入直接交戰的兵力，僅相當於營一級（中方處於縱深地帶的１個步兵團、３個炮兵營作為機動支援部隊待命，並未直接參戰）。毛澤東在「九大」上說，珍寶島打了一個小仗。「小仗」一詞，倒是恰如其份。此外，當年有蘇軍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的普遍說法。現有學者指出，從１９９０年代的有關研究成果分析，蘇軍部署在中蘇邊境的軍隊，其實不足當年所說的一半。〔４３〕〔１〕〔２〕〔７〕〔８〕〔１３〕〔１４〕〔１６〕〔１７〕〔１９〕〔２３〕〔２５〕〔３０〕〔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０〕〔４１〕〔４９〕總參謀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作大事記（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８７．１２）》（１９８８．１２）
〔３〕〔４〕〔５２〕總後財務部、軍事經濟學院：《軍隊財務史料（１９６７－１９６９）》（１９８６年整理，１９９４年印刷）。〔５〕陳忠龍：《中國人民解放軍１９５０－１９７９年戰史講義》（１９８７）；徐焰：《１９６９年中蘇邊界的武裝衝突》（１９９４）。〔６〕〔３４〕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７）；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 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９〕《中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精神傳達提綱》（１９６９年５月）；《周恩來同志的發言——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九大」全體會議上》（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１９６９年５月２日印發）。〔１０〕《中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精神傳達提綱》（１９６９年５月）。〔１１〕軍委文件 ［６９］９號，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８日。〔１２〕〔３２〕鐵道部專運處：《鐵道部專運處四十五年》（北京，１９９８）。〔１５〕總政組織部：《中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史資料》第五卷（北京：長征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８〕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６９］３６號、８５號。〔２０〕《陸軍第二十七集團軍組織沿革史》（１９９４．５），《陸軍第二十八軍軍史（１９３７－１９８５）》（１９８５．９），《陸軍第二十四集團軍軍史》（１９８６．２），《陸軍第六十三集團軍軍史》（１９９２．１２）。〔２１〕同〔１〕書，及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６９］５６號。仲川，即閻仲川，１９６９年５月經毛澤東批准，由廣州軍區司令部參謀長調升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參作戰部部長。〔２２〕同〔１〕書，及國務院、中央軍委文件 ［６９］國發文３４號，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６９］８６號。「○九」工程，即核動力潛艇工程；李如洪，前任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封永順，時任總後副部長。〔２４〕《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６〕林彪視察事，見《批林整風彙報會議簡報》總１３８號（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０日）。林講話內容引自張雲生，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７〕林彪視察張家口地區具體日期，目前有多種說法。張雲生早期的《林彪秘書回憶錄—毛家灣紀實》（香港：存真社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初版）並無具體日期記載；後來的《「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一書，「正式動身的這一天」，註明為１０月５日；張家口地區檔案綰編《張家口地區大事記》（北京：檔案出版社，１９８７）記載為「１０月８—１０日，林彪、葉群、吳法憲等人由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陪同到我區進行活動」；《陸軍第二十七集團軍軍史（１９３５．１１－１９９８．１０）》記載林彪視察該軍日期為１０月９日。本文從１０月９日—１０日說。〔２８〕《批林整風彙報會議簡報》總２１２號，陳先瑞發言（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２日）。〔２９〕空軍司令部：《空軍作戰戰備工作大事記》。〔３１〕同〔１〕書，及國務院、中央軍委文件 ［６９］國發文２７號。〔３３〕黃厥明：《關於林彪及其死黨葉群來蘇活動情況的揭發》（１９７４年５月）。黃１９６９年為林彪在蘇州住地南園的上級主管部門——蘇州市革委會外事組主要負責人，負責林在蘇州期間的接待工作。不少著述（如張雲生的《「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將林彪到達蘇州的時間誤為１０月１７日，應不確。〔４２〕〔４６〕［蘇］Ａ．普羅霍夫：《關於蘇中邊界問題》（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７年內部發行）。〔４３〕楊奎松：《１９６９：中蘇戰爭即將爆發？——從珍寶島事件到緩和對美關係》。〔４４〕《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打倒新沙皇》（１９６９年３月４日）。〔４５〕毛澤東審閱周恩來等１９６９年９月８日送審的國慶二十周年口號時所加的一條口號。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８）。〔４７〕熊向暉：《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１９６９年四位老帥對國防形勢的研判和建議》，《中共黨史資料》第４２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２．６）。〔４８〕〔５１〕鄭謙：《六十年代末中國備戰秘聞》。〔５０〕總政幹部部、軍科院軍制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幹部制度概要》（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８）。〔５３〕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１９７１］７７號《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５４〕 閻銘：《我的父親與「一號號令」》，《老照片》第２４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２００２．８）。前指，據後來的揭發材料稱：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黃、吳、李、邱不經總參黨委討論，就急急忙忙地組織了一個『前指』黨委」。閻仲川在「９．１３」後被視為「上了賊船」遭致審查，時間長達七年半之久，１９７９年４月方解除監管，１９８３年按正兵團職待遇離休。新華社於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９日發布了「閻仲川同志」於６月２２日病逝的消息。〔５５〕《批林整風彙報會議簡報》總２２２號（軍委直屬組３５號），張才千發言（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全民備戰
中蘇邊界談判以後，兩國關係有所緩和，立即爆發戰爭的跡象逐漸減少。這時，雖然有些部隊還處於高度戒備狀態，但總的來說，全國全軍的備戰活動已開始緩慢地從那種大戰在即、一觸即發的狀態向常備型狀態恢復。儘管轉變已經緩慢地開始，但直到1969年底，戰備氣氛仍然很濃，其程度遠遠超過了1969年9月以前和1970年以後。在當時各級黨政領導班子的日常工作中，戰備工作被當成帶動其他各項工作的"綱"。
1969年11月5日，《人民日報》社論《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要考慮到全局。一切工作都要從"備戰、備荒、為人民"這個戰略思想出發，用這個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這就是全局觀念……沒有全局觀念的工作，就是單純業務觀點"。1969年10月下旬，廣東省革委會第十二次常委擴大會確定，要以戰備為中心部署今冬明春各項工作。1969年11月中旬，長春市革委會舉行城市斗、批、改工作會議，決定從準備打仗出發，以經得起戰爭考驗為標準，認真搞好全市今冬明春鬥批改工作。1969年12月 7日召開的黑龍江省革委會第四次全委擴大會議上，以戰備工作為重點，討論落實1970年斗、批、改及工農業生產新躍進問題。
當時，中央對戰備工作採取了一種"內緊外松"的方針。緊張的國際形勢，大規模緊迫的戰備活動在公開的宣傳報道中幾乎沒有反映，儘管戰備工作一度成為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但報紙和廣播的基本內容卻是"革命大批判"、"活學活用"、"教育革命"、"五?七幹校"、"整黨建黨"以及工家業生產等項工作，兩者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從1969年10月至1969年底，各地戰備工作的重點已普遍從平息武鬥、剷平山頭、加強團結、批判無政府主義等轉到戰備教育、戰備動員、戰備訓練、戰備組織、物資儲備、人口疏散等方面。具體內容有：(1) 戰備動員、教育。這是戰備工作的思想基礎，一直被放在各項戰備工作的首位。例如湖南省在"八?二八"命令下達後，立即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戰備教育工作。全省農村舉辦了各種類型的以戰備教育為中心內容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進行廣泛的"革命大批判"，利用電影、幻燈、圖片、漫畫、牆報、文藝宣傳等形式，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發動。據報道，通過這一系列戰備教育活動，加強了戰備觀念，促進了斗、批、改運動和工農業的發展。天津某廠革委會自九大以來，"結合國內外形勢，針對職工的活思想"，反覆學習毛主席有關戰爭的一系列論述，並採用講形勢、擺敵情、聲討批判、憶苦控訴、敵情展覽、戰備落實、講用會等形式，對全廠職工進行戰備教育。通過學習，職工們進一步認清了敵人的侵華罪行，明確了我們必須立足於打;同時認識到，搞好本職工作，就是對敵人的有力回擊。在中蘇談判開始時，全廠 167名職工主動把被褥搬到廠里，日夜守衛在機器旁，突擊生產軍工產品。
(2) 按戰時要求組織指揮機關。青海省革委會核心領導小組在11月上旬決定，將省革委會的領導成員和工作人員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約佔百分之十幾的人到新的指揮機關;一部分約佔百分之二十幾的人留在西寧，堅持工作;另一部分約佔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到新指揮機關的周圍做群眾工作和負責面上的工作。湖南省革委會組成了三線，成立了第一指揮所、第二指揮所和本隊。中蘇談判時，革委會機關的一、二線人員都背起背包分別進入第一、二指揮所，本隊則進行了就地疏散隱蔽。
(3) 疏散城市人口、物資。這是當時全國各地普遍開展的戰備活動之一。1969年10月中下旬至年底，一批設在北京、上海、廣州、長春、鄭州等大中城市的高等學校被外遷，一些高等學校被裁併，一批高等學校以辦"五?七"幹校、試驗農場、分校、進行教育革命實踐等名義，在農村建議"戰備疏散點"，將大批師生員工及部分家屬下放農村。
與此同時，大批中等專業學校被裁併，教師和幹部被下放。青海省革委會核心領導小組在1969年11月8日關於戰備問題的討論中，決定將被撤銷的 18個廳局的2500多人，除搞專案的人集中起來到省辦"五?七"幹校邊勞動邊辦公外，其餘的一部分擔任中、小學教員或充實到各級革委會中，一部分人組成宣傳隊到各州、縣協助當地革委會工作，另一部分到"五?七"幹校或"五?七"農場勞動;對老弱病殘不能堅持工作者，動員其回原籍，按當地工資標準發工資。對職工家屬，能回原籍的一律回原籍，路費可報銷，戶口帶與不帶聽其自願，無原籍可回的則安置到省革委會的家屬基地去。對城市居民，應儘可能動員去農村牧區。對省市監獄的勞改犯均轉移到州、縣一級，已服刑期滿的刑事犯則遣返原籍。會議還議定糧食、檔案、商品等物資 ，除保證日常供應外，擴大州、縣的庫存，檔案資料凡重要者，一律轉移。
這次戰備疏散不僅給國家財力、物力造成很大浪費，也使廣大知識分子、城市居民的生活、工作受到很大衝擊。
(4) 修建地下防空工事。修建防空工事的工作，早已在進行。"八?二八"命令下達及中央防空領導小組成立後，進度明顯加快，例如，截止12中旬，湖南全省主要城市已挖好的防空工事(防空洞、壕等)可容納160多萬人，而這些城鎮共有280萬人。其中株洲市的防空設施可容納人數佔總人數的 92%。省革委會要求城鎮每一個人都要有一個防空位子。福建省南安縣地處晉江中游的某公社，在村道口、大路道口、大路旁到處挖了戰壕、坑道和單人掩體，交通要道旁有能攻能守的陣地，房屋裡有槍眼，制高點和暗道直通到指揮作戰的堡壘。此外，還有專門儲糧、存放戰略物資和耕牛的地窖，這些設施還作了防水、防毒、防塌的準備，一些地道也從村裡發展到村外、田野、山頭，從一家一戶發展到戶戶相通、崗哨相通。縣城裡的地道，也按疏散區為單位開始挖，計劃將各區的地道連接起來，構成地道網，達到能打能防，能在地上打，也能在地下打，使敵人寸步難行。
(5) 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實。這是當時各級革委會普遍重視的一項工作。黑龍江省把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學生以及街道居民都以民兵的組織形式組織起來，實現全民皆兵，有的地方是按生產、工作或居住單位，把群眾分別組成戰鬥隊(基幹民兵)、支前隊(普通民兵)後勤隊(有孩子的婦女和老人)和兒童團，既是軍事組織，又是勞動組織。福建省南安縣在搞好清隊的基礎上，結合整黨整頓了民兵組織。到1969年12月中旬，全縣已經組織起兩個民兵獨立團(其中一個團戰時歸軍分區直接指揮)，共5200人。此外，還培訓了民兵骨幹 425名，輕機槍射手45名，全縣以民兵為骨幹組織了一支擁有萬人，840副擔架的支前隊伍，還有六個公社組織了500多人的自行車戰備運輸隊。
除此之外，各地的戰備工作還包括：修築戰備公路、橋樑，製造輕武器，儲存戰備物資，建立戰時生產領導體制，建立健全戰時後勤供應、物資運輸、消防、防化、治安糾察等各種專業小分隊，等等。
要準備打仗:670年代全民皆兵的中國-新聞頻道-搜狐
1970年9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指出：看樣子打不起來大戰，幾個大國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對方，同時，歐洲許多國家也不想打。同年10月，毛澤東在同外賓談話時又說到，究竟是戰爭的危險為主，還是革命為主，我看戰爭的危險還是存在的，但是現在看來，當前革命好像成了主要傾向。
不難看出，在70年代初期，毛澤東通過對全球政治、經濟、軍事態勢的敏銳、科學分析，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認識又有所發展。他一方面指出還存在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危險，一方面肯定了由於全世界進步的、革命的、和平的力量的發展，形成了遏制戰爭的強大力量，而正是這第二方面，正在成為世界發展的主流。不僅如此，與1969年相比，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突出了對美國擴大印支戰爭和加劇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譴責。1970年5月20日，針對美帝國主義陰謀策動柬埔寨朗諾——施里瑪達集團的反動政變，悍然出兵柬埔寨，以及恢復對越南北方的轟炸，首都北京舉行了百萬軍民集會。會上，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五·二○」聲明。聲明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5月中下旬，全國各地4億多人集會遊行示威，聲討、譴責美帝國主義的戰爭罪行。1970年11月24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指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新的戰爭挑釁。中國人民正在密切注視著越南和印度支那局勢的發展，中國政府重申，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國人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把1970年中國對美帝國主義擴大印支戰爭的強烈反應，與1969年中國因蘇聯的戰爭挑釁而進行的全面戰略動員相比較，不難看出因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的國際戰略也發生了一些相應的變化。雖然這種變化不是根本性的，但它還是逐漸反映到1970年中國的戰備活動及其他各項工作中。從臨戰向常備的逐步轉變從1970年初開始，大規模的戰備活動逐漸向常備型方向發展，戰備工作與其他工作的關係也逐漸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從年初起，雖然在內部講話、文件和動員中還把戰備作為整個工作的「綱」或「中心」，但在實際工作中，由於1970年初全面展開的「一打三反」運動，加之斗、批、改運動中的各項繁重任務，以及1970年初掀起的工農業生產高潮，戰備工作往往難於被放在中心的地位，各級領導班子的主要精力往往不得不放到不間斷的、雜亂紛繁的政治運動和生產上去。例如，1970年5月至6月召開的北京市第二次戰備工作會議的總結報告中，要求以戰備為綱，掀起一個賽革命、賽戰備、賽團結、賽生產的新高潮。報告又說，當前，全市主要是做好三件工作：第一，認真抓好「一打三反」運動，這是最大的戰備，第二，堅決落實全國計劃會議的精神，搞好工農業生產。要狠抓生產建設領域裡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的鬥爭，促進工農業生產，以更加豐富的物質資源支持持久的人民戰。第三，打一場落實戰備的人民戰爭，目前，還要認真抓好人民防空、人口疏散、民兵建設、物資儲備、醫療救護、後方建設等項戰備工作。報告里雖然提出要以戰備為綱，並且也規定了一些戰備任務，但其強調的心中卻是「一打三反」運動和工農業生產。當然，這些工作又都被說成是「最大的戰備」。從1970年初起，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備運動雖然還保持著大規模、高速度的勢頭，但基本上還是逐漸向常備型的方向發展。1970年2月，總參謀部下發要重視部隊的近戰、夜戰訓練的指示，要求部隊在狠抓「三打」(打坦克、打飛機、打空降)訓練的同時，加強近戰、夜戰的訓練。針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無政府主義、懷疑一切對部隊的影響，為了改變部隊紀律渙散、條例條令廢馳和事故增多的狀況，1970年5月，總參謀部召開了以「加強部隊管理教育、嚴格組織紀律、大力減少事故」為主要內容的全軍行政管理工作會議。會議明確指出：1959年以來頒發的條令、條例，在沒有修改之前，仍須貫徹執行；有些專業性的條例和操作規程，凡是科學的合理的，行之有效的，也要堅決執行，不能隨意廢掉。1970年下半年，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前，中央軍委向中央提交了關於戰備工作的報告。在1970年8月至9月的九屆二中全會上，中央通過了這個報告。
1970年，戰備交通建設出現了空前的多項目、大規模、高速度的局面。其中，新建鐵路××××余公里，新建或改建國防公路××××公里，疏浚、整治航道××××公里，各地還新建了許多地方交通線路。焦枝、成昆、襄渝、湘黔、枝柳等鐵路已經通車或正在加緊建設，大三線的鐵路網迅速形成，「三地」地區新建和改建國防公路××××余公里，主要戰役方向的公路幹線基本成網，通往戰略、戰役後方基地的道路也得到進一步加強。長江上建成×座軍用重件活動碼頭，黃河新建了×座公路大橋，為部隊南北機動作戰創造了有利條件。國防通信網的建設也取得重大成就。
地方的戰備活動也在廣泛進行，但其聲勢和緊張程度已不如1969年下半年。1970年上半年，華北、東北等地又相繼召開了地區級的戰備會議，然後有關省、市、自治區又分別召開了各自的戰備工作會議。會議精神層層傳達，成為基層各單位戰備工作的指導思想。會議分析、研究了國際形勢，總結交流了前一階段各自戰備的經驗，研究確定了今後戰備工作的方向和內容。全國各大、中城市的防空工作在1969年的基礎上，又取得較大進展。據1970年底的統計，全國75個大、中城市已挖防空工事×××萬平方米，平均可掩蔽市區人口的60%，許多城市的工事已連片成網。在此基礎上，大部分城市已開始規劃建設通往效區的疏散幹道，其中52個大、中城市已經完成××萬縱長米。「三北」地區一些靠近邊境的城市中，許多工廠、學校已經可以轉入地下。這些單位的工事已初步達到能藏、能生活、能生產、能工作、能防禦、能進攻的要求。但在當時條件下，由於是倉促上馬，缺乏全面、長遠的規劃、又不注重使用科學技術和管理，這些防空工事普遍存在質量低、施工中傷亡事故多等問題。1971年以後，這些問題逐漸有所改善。
緊張戰備空氣中的經濟與政治
但是，儘管如此，戰備還是對1970年特別是其上半年的各項工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或者，也可以說，雖然一些直接的、具體的戰備工作往往沒有被擺在中心的位置，但當時的各項工作又都是在強烈的戰備氣氛這個總背景下展開的。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全國計劃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討論擬定了1970年國民經濟計劃和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草案)。計劃綱要的總要求是：「四五」計劃期間要狠抓戰備，集中力量建設戰備後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點、各自為戰、大力協同的經濟協作區，初步建立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適應戰備需要，計劃綱要中要求：「四五」計劃期間將內地建成一個部門比較齊全、工農業協調發展的強大戰備後方；內地的工業要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廠布點要「靠山、分散、隱蔽」，特殊重要工廠的關鍵設備或車間，有的要「進洞」等等。「四五」計劃綱要(草案)所提出的一些不切實際的要求和高指標，與當時以戰備為中心帶動其他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以及希望在1970年掀起工農業生產新高潮的願望是密切相關的。1970年國民經濟的盲目躍進也與這種指導思想密切相關。
除經濟工作外，戰備工作還對1970年特別是其上半年的斗、批、改運動產生過巨大的影響。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指示》指出，蘇修正在加緊勾結美帝，陰謀對我發動侵略戰爭」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機蠢動，遙相呼應，這是當前階級鬥爭中值得注意的新動向。《指示》認為：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圖仰賴帝、修、反的武力，復辟他們失去的天堂，加緊進行破壞活動，有的散布戰爭恐怖、造謠惑眾；有的盜竊國家機密，為敵效勞；有的趁機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聯，陰謀暴亂；有的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破壞社會主義經濟；有的破壞插隊、下放。這些人雖然是一小撮，但無惡不作，為害很大。當前國內外階級搏鬥激烈，反革命分子必然要跳出來，或者由國外派進來，進行破壞和搗亂，對此必須提高警惕。《指示》要求：為落實戰備，鞏固國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有反必肅」的教導，對反革命分子的各種破壞活動，必須堅決地、穩、准、狠地予以打擊。《指示》要求在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中，要放手發動群眾，用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使群眾認清，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是打擊帝、修、反動別動隊的鬥爭，是打擊蘇修侵略陰謀的鬥爭，實際上也是一項重要的戰備工作。
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指示》指出：「當前我國革命和生產形勢一派大好，隨著斗、批、改的深入發展，一個工農業生產的新高潮正在出現。我們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但是，失敗的階級還要掙扎。一小撮階級敵人不僅在政治上伺機反撲，而且在經濟領域裡對社會主義也發動了進攻。他們同暗藏在國家財經部門的壞人內外勾結，利用資產階級派性和無政府主義傾向，煽動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趁火打劫，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破壞備戰，破壞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新形勢下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指示》又說「粉碎階級敵人在經濟領域裡的進攻，是保衛社會主義的鬥爭，是全黨的一件大事。必須把這場鬥爭看作如同打擊現行反革命的鬥爭一樣重要，一樣要發動廣大群眾去進行，一樣要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要首長負責、親自動手，開展一場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群眾運動……」
同月同日，中共中央還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根據中央這些指示和通知的精神，從2月份起，在全國範圍內很快就出現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一打三反」運動。這場運動與當時已在進行的「清查5·16」運動，本身已帶有嚴重的擴大化傾向，加之這些運動又是在「用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的要求和背景下開展的，被認為是「打擊帝、修、反」的鬥爭，所以，運動雖然也處理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投機倒把、貪污盜竊分子，對鋪張浪費現象產生了一定的遏製作用，但也造成了十分嚴重的擴大化後果。
全民野營拉練
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初，新疆、瀋陽、濟南、北京等軍區的一些部隊走出營房，進行野營訓練。通過野營拉練，部隊的野戰生存能力明顯提高。毛 澤東充分肯定了這些部隊野營拉練的經驗。1970年11月24日，毛 澤 東在北京衛戍區《關於部隊進行千里戰備野營拉練的總結報告》上批示，全軍是否利用冬季進行長途野營訓練一次，每個軍可分兩批(或不分批)，每批兩個月，實行官兵團結、軍民團結。三支、兩軍者不在內。大、中、小學(高年級)學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實行野營訓練一個月。工廠是否可以抽少數工人(例如，但生產不能減少)進行野營練習。根據毛 澤 東的指示，全軍迅速掀起了大規模的野營拉練熱潮，北方部隊實行冬季野營拉練，南方部隊實行夏季野營拉練。野營訓練培養了部隊勇敢頑強的戰鬥作風，提高了部隊在野戰條件下走、打、吃、住、藏的能力，增強了官兵團結和軍民團結。通過野營訓練，也發現了部隊內部許多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破壞而產生的嚴重問題。1970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轉發毛 澤 東在北京衛戍區《關於部隊進行千里野營拉練的總結報告》的批示時發出通知，通知要求：「野營訓練，要活學活用毛 澤 東思想，學習解放軍，大興三八作風，加強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進行戰史、村史、廠史、家史教育，開展革命大批判，提高廣大革命群眾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覺悟。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培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樹立常備不懈的戰備觀念。」通知還要求：「參加野營訓練的人員，要大力宣傳毛 澤 東思想，積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傳播社會主義的文化科學知識，幫助社隊修理農機具，給群眾治病，等等。既進行野營訓練，又要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福利。學生和其他知識分子，機關工作人員，要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不難看出，根據中央通知的精神，野營訓練的意義，已超出了戰備的範圍，而帶有濃厚的階級教育、生產勞動教育、路線教育、組織紀律性教育的色彩。
中央通知下發後，全國各地聞風而動，紛紛立即開會研究布置落實，有的省、市還專門成立了野營訓練指揮部。瀋陽市革委會於11月27日召開全市電話會議，傳達了毛 澤 東的指示，並對開展野營拉練工作作出部署。市革委會成立了野營拉練指揮部，各區和一些工廠、學校也都成立了相應的組織。市革委會決定先在6個工廠和中學進行試點，拉練地區在瀋陽市郊區各縣。市革委會規定各單位的野營活動大體上分4個單元進行：政治教育10天，軍事訓練4天，參加勞動7天，行軍7天，行程約300—400里。
全國的野營拉練一般是在1970年底至1971年初全面鋪開，在1971年初達到高潮。雖然全國各地的做法有一些不同，但在政治教育意義大于軍事意義這點來看，卻是基本一致的，正因為如此，當時許多地方都把這種拉練稱作「首先是政治拉練」。1971年以後，除部隊外，這種野營訓練已不多見。1969打洞時代：中國挖洞軸長超過長城
來源：新華網
《1969年，全民備戰的緊張氣氛中，中國積極轉入了地下防禦。全國大中城市都普遍開展了群眾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活動，參加者數以億計。「深挖洞」運動幾乎影響了整個70年代。全國挖洞的軸長度超過萬里長城，挖掘土石的體積超過了長城的土石方總量。
「北京的警報響起的時候，附近小學的學生和他們的教師排好了隊伍，然後在軍人的指導下開始向街的一頭加快步子跑去。他們像小小的田鼠一樣，消失在地下的地堡里。」這是1970年2月4日，英國《每日電訊報》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諾曼?韋伯斯特注意到，全城正在挖掘防空洞。他記述：「與此同時，新沙皇的代表繼續在北京同中國進行邊界談判。俄國人顯然準備長談，至少他們是希望人們相信這一點。」來自北方的緊張來自莫斯科的威脅始終是纏繞在中國領導人心頭的憂慮。蘇聯繼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1969年3月和8月，在中蘇邊境黑龍江的珍寶島與新疆的鐵列克提邊防站，中國邊防部隊都遭到了蘇聯邊防軍的襲擊。
8月28日，美國《華盛頓明星報》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則消息，題目是《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文中說：「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幾乎與此同時，中國人對蘇聯的仇恨被前所未有地點燃。北京城的老百姓都上街遊行，高喊著「打倒蘇修」。在北京市宣武區人防局任職的張京利向記者回憶，當時珍寶島事件的紀錄片被反覆播放，這個很短的片子里，「有犧牲的戰士，還有過去的不平等條約。蘇聯占我那麼多的領土，又殺我那麼多的人民，還有解放軍戰士。」
1969年8月，中共中央轉發了軍委辦事組《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在「備戰、備荒、為人民」的響亮口號下，成立了以周恩來為組長的中國人民防空工作領導小組。全國各大中城市，立即掀起了一場「深挖洞」的群眾運動。
「人防城市的確立有一個過程，首先定了70多個重要的大中城市，後來全面備戰，一些作為後方基地的城市也被納入人防城市」。《「深挖洞」的背後》一書的作者，致力於研究「深挖洞」歷史的譚克明告訴而在其著作的封面照片上：狹長的巷道內，白熾燈泡的光線昏暗，系著紅領巾的小學生把廢土渣用臉盆裝好，依次傳遞著往外運----這差不多是從1969年開始，持續經年的經典場景。「準備人民戰爭」
1973年的一天早晨，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馬克斯韋爾在牡丹江市乘坐一部吉普車前往市內的防空地道參觀，初時，他料想自己所乘坐的吉普車，一定是從賓館駛往市中心，然後才進入地道。不料，吉普車竟轉入賓館內的地下的通道，然後駛經一段斜坡路，進入一條廣闊到足以容納車輛行駛的地道內。這條地道，連接著牡丹江市主要的地道系統，在地道總部指揮室的一張圖表顯示，這個地道系統是從一條幹道伸展開去，一直伸展到市外的各個疏散點。「準備人民戰爭，這是毛澤東制訂的戰略。」馬克斯韋爾寫道。「深挖洞」是一場真正的全民運動。人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鋤頭、鐵鍬和斧子，挖出了一個個深洞。譚克明介紹：「當時有任務，企業車間的機床要轉到地下去，所以要在地下挖洞。除了單位，家裡和學校也要挖，上班的職工下班回來自己挖。回來後，不光要挖自家的，街道上還有街道的公用工程。當時小孩很高興，一到星期天就到洞里玩，抓壞人，看誰能逮到誰。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他們對防空洞的感情特深。」
「那時候感覺不願意上課，願意挖洞。」張京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當時作為學生，他自己也「想在老師面前表現一下」，即便不時因為缺氧而胸口疼、嘔吐。當年湧現出了很多挖洞標兵。根據譚克明在《「深挖洞」的背後》一書記載，殘疾人也自動加入「深挖洞」的行列。盲人出渣，聾啞人放炮，拄著拐杖的、坐著輪椅的都忙碌在打洞現場。某市有一位老太太已年滿103歲，卻一天到晚釘在挖洞工地上，送送水、遞遞工具，有時也裝裝土，並帶領兒子、孫子、重孫子一起挖洞。某市湧現了30多名女風鑽手，她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以高度的戰備覺悟說服家庭和親友，駁斥社會上那些「女人打洞不生育」「女人打洞洞不通」的流言飛語。
洞打好後，還必須用磚頭加固，於是北京城牆的城磚成了搶手貨。1969年，北京市西城區二十九中，每天上學，老師就帶著學生排著隊從天安門西出發，到阜成門城牆拆城磚。一塊城磚有50來斤重，就用繩子捆著，十幾歲的大孩子捆一塊，八九歲的小不點兒就捆半塊，背一段，拽一段，把城牆磚拉回去。孩子們雙手都起滿了水泡，可「聽毛主席的話」還是讓大家很開心。背完了城磚，大家又去背沙子、燒窯、壘磚，忙活了一年，防空洞才算落成。震驚世界的「洞」「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這是記者在中央檔案館查閱到的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轉發的批語》，該批語是毛澤東關於大修防空洞的一句最著名的指示。而該報告原本是針對當年糧食減產後所採取的應對措施。
在經濟困難、百廢待興的年月里，「深挖洞」受到了重點關懷。早在1956年2月，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各部門彙報時就曾表示：「地下防空室，這筆錢不能省。」 原首都人防辦副主任張一民回憶：「挖洞的經費根據城市人口多少決定，1971年到1978年，國家每年撥給北京兩千萬。」張一民說，「當時要求防空洞的面積達到每人半平米，對堅固程度沒有要求。」張一民向記者介紹了挖掘進程。從1969年到1973年是第一階段，基本上是發動群眾各挖各的，在大院內、住房內、辦公室內、商店內、車間內挖洞。當時建造的是簡易防空洞，覆蓋層為2米，構造簡單，只能防彈片。
1974年到1978年，人防工程開始向永久性發展。一是「深挖暗掏」，洞深8米，用鋼筋水泥預製件支護，掘開後要用水泥澆灌，覆蓋層不少於4米，所有工程都要達到能防小型炸彈直接命中的要求；二是對原來的工程進行加固改造，達到能防水、防火、防輻射的要求。全民「深挖洞」運動造就了一個地下長城。
1974年12月25日，聖誕節，在的安排下，時任美國駐京聯絡處主任的喬治?布希參觀了大柵欄地道網。當他走進前門服裝店時，店內工作人員在櫃檯上按了一下電鈕，腳下的一道地板徐徐敞開，地道入口顯露出來。張一民陪同了這次遊覽，他回憶，布希覺得不可思議地搖了搖頭，沿著台階式的地道口進入了地下，參觀完後，被如此宏偉的工程所震驚的布希問：「這防空洞你們是怎麼修的？」地面陪同人員解釋，「先是各家挖各家的，然後連通起來，男女老少齊上陣，一起干，最後成了這個樣子。」「你害怕嗎？」布希轉頭問與他同行的姨媽。布希解釋說，在人家房子底下挖洞在美國是犯法的，可是在中國行得通做得到，在座的人哈哈大笑。
被布希寫入回憶錄的這趟聖誕之旅顯然是一次有意安排。布希母親聽聞後說：這是一件奇特的聖誕禮物，在全世界都致力於和平的今天，卻邀請你們去參觀防空洞，中國人想說明一個觀點，他們對蘇聯有高度的警惕，時刻準備著世界風雲變化。
未如期到來的戰爭
「深挖洞」運動可以溯源到神話《封神演義》中的土行孫，「他擅長地行之術，雙方交手，一旦對己不利，便把身子一扭遁地而去，任你明槍暗箭、刀劈斧剁，也奈何他不得。」「在進行佔領後的戰爭方面，他們是世界上最先進的。」 文革後第一批到內蒙古參觀了中國地下防禦設施的西方政界人物，英國前內閣大臣朱利安?艾默里評價說。1969年，全中國似乎都在戰爭的陰影里，遁入地下躲避成為首選，雖然龐大的國防建設計劃剛剛於6月出台，國防戰備費比上年增長34%。1969年10月17日，林彪以「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為由，發布《緊急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許多大中城市立即動員疏散人口，將大批黨政幹部和家屬疏散到中小城鎮或偏僻農村。「靠山、分散、隱蔽」則成為了當時建設重點工程的重要指導方針。
不過，預想中的大戰並沒有打響，「深挖洞」運動作為一種消極的防空措施、積極的備戰工具，還在不斷深入，「侵略者」蘇聯的反應也在不斷升級。1970年，根據路透社的報道：當中國在戰爭的陰雲下慶祝春節的時候，莫斯科電台祝中國人民春節愉快，但指出，中國正在挖防空洞、貯存糧食和加緊民兵訓練。這家電台說，蘇聯盡了全力加強同中國的友誼和合作，但是每次都由於中國領導人的對立情緒而遭到了拒絕。1975年8月，《參考消息》以《蘇對我備戰進行攻擊》為題援引塔斯社消息：今日北京充滿軍國主義精神。當局有意識地在居民中間煽動軍事狂熱氣氛，向勞動人民灌輸戰爭不可避免的思想。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是按軍國主義化方式進行的。
兩國對峙中，「深挖洞」成為了一種更具象徵意義的威懾性力量。早在1971年6月11日，張一民就隨周恩來陪同時任羅馬尼亞總統的齊奧塞斯庫參觀過北京建築機械廠的人防工程。話別時，張一民聽到周恩來對齊奧塞斯庫說，「總統閣下，你路過莫斯科時，請你給柯西金總理帶個信，請他放心，我們的地道不會挖到莫斯科去。」
敞開洞門
在北京，這項曾每天30萬人次投入勞動的巨大工程，留下了兩萬多個大大小小的防空洞，其中相當一部分成為一場並未如期到來的戰爭的遺址，且造成了一些「耗子洞」「蚊子洞」「水簾洞」。「後來很多洞都塌了。群眾挖洞是臨時性措施，來不及統一規範。開始的時候，技術跟不上。」譚克明說。事實上，工程兵組織有關科研單位，對城市居民防護工程的結構、設計、建築材料和防水、除濕進行試驗，差不多要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才開始。即使是看似簡單的防潮，要在技術上予以克服也並不容易。譚克明介紹說，夏季潮濕空氣進入工事和牆表面散濕造成的結露、地下水滲漏、人員散濕、建築施工水蒸發、各種用水設施的散濕等，都會造成洞內潮濕。而在譚克明的研究中，最早針對包括防空洞在內的人防工事進行破壞性試驗是1974年，《人防工程施工技術規程》《人防工程施工質量檢查驗收標準》的制定和執行則要等到次年。
1990年，據《北京東城區志》記載，該區對矮、窄、小，無保留價值的人防工事進行有計劃拆除、回填。至1995年12月，全區累計拆除回填103960平方米。這些報廢了的防空洞，按1995年底統計的北京東城區人防工程面積來算，幾乎達到了四分之一。
保留下來的防空洞則進行了大規模利用改造。上世紀80年代，每天晚上，北京火車站站前廣場、天安門廣場各處都擠滿了沒處落腳的進京人，很多人拿著介紹信卻找不到空閑的旅館床位。北京西八里庄地下旅館，是北京最早利用單建式人防工程改造成的地下旅館，號稱「京城地下第一店」，剛開張就相當火爆。此時來到中國的美國記者雷蒙德?威爾金森也注意到，「中國許多大城市的繁華街道下面都有地道綜合工程，其中北京擁有的地道網規模最大，並最先將它改造成可以賺錢的旅館、商店和餐館，甚至是電影院和劇場。最近幾個月，住宿緊張的首都把58個防空洞改作旅館，為旅客增添了6000張床位。」
如今，依託著「深挖洞」的貢獻，北京已形成了一個以地鐵為骨幹，以地下商場、庫房、停車場等為主體，平時與戰時結合的人防工程體系。
但在日漸商業化的喧囂中，抓魚、女生、戰爭片、當兵……這些張京利童年時代挖防空洞時與夥伴閑聊的話題，以及他所懷念的「那段歷史最最珍貴的精神財富」，註定只能成為那一代人的集體記憶了。》由於1970年一些新任務的提出(如「一打三反」，工農業生產新躍進，等等)，戰備工作已不再是全黨工作的中心，國防戰備費用自1970年起逐步減少。在減少國防戰備費用的同時，中央還將一部分投資由內地轉向沿海地區，把支援三線作為一、二線主要任務的提法改為重要任務，1973年國家用於沿海地區的投資比上年增加了××%。這些變化反映了毛澤東與黨中央對發展著的國際形勢的及時把握，以及據此時戰備方針、國民經濟建設方針的及時調整。
60年代末的大備戰距今已近30年了。現在看來，當時毛澤東和黨中央對戰爭的危險估計得過於嚴重，以戰備為中心的發展戰略也的確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造成一些不利影響，「三線」建設也由於要求過急而存在著粗糙、浪費、質量低等缺陷。現在的人們有理由對這些缺陷提出批評。但是，人們不應當忘記，當時的中國的確存在著強敵入侵的危險，不應忘記當時蘇聯國防部長曾設想動用原子武器以達到「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或者是對中國的核基地進行「外科手術式」攻擊的計劃，以及當時美國國防部長叫囂「共產黨中國是今天美國的主要敵人」等等事實，這就比較容易理解，正是因為中國大規模的備戰行動，使得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不敢貿然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孫子兵法》云：「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只要看一個人寫的詩就夠了。
《春望》 杜甫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兵車行》 杜甫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石壕吏 》 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牆走，
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
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
「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
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偷生，
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
惟有乳下孫，
有孫母未去，
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
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
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
如聞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
獨與老翁別。古代社會的戰爭時期，就是做狗也不得的時期。
一切法律都有可能被踐踏，一切道德都有可能被突破，一切關係都有可能不復存在。僥倖沒被炸死的，要為自己的生計奮鬥：為了打到一隻老鼠，不惜拔刀相見，為了吃一頓飽飯，不惜把子女交換煮了吃。有幾率遇到捉兩腳羊的。被當壯丁抓了，有幾率要昧著良心槍殺無辜，有幾率作為探路的炮灰偵查前方有沒有狙擊手。為了不這麼慘，要加強國防，提高穩定，未雨綢繆
「你們也會成為難民。」
全面戰爭的話，可以去玩一款叫做《this war of mine》（這是我的戰爭）的遊戲，在裡面，你能有一個直觀感受。 首先是物資短缺，吃的、藥品、器械（刀具、撬棍、鏟子）都是稀缺品，有的東西你必須破壞規則、道德，才能有機會爭取到，而且在這樣的藥品短缺，攝入營養嚴重不夠，城市公共設備（暖氣等）停用的情況下，人及其容易生病，而在那樣的情況下得了小病（感冒、腹瀉等）由於缺乏營養、藥品也很難治癒，基本都是直接轉化為其它大病，或者就因為這個小病死亡。 其次是治安差，因為在物質短缺要人命的情況下，一個在和平年代的正常人到了戰爭時期為了生存任何事都敢做，人性邪惡的一面體現得淋漓盡致，很可能會有人因為你有一個罐頭、或者在和平年代售價為一盒幾塊錢的黃連素片、退燒藥、一塊錢的維c、維b片，而把你直接殺掉然後奪走你的藥品，這在平時是不敢想像的。 當然，你往往也是通過這種方式得到你需要的東西。總之，那些炒作吊打美日韓的傢伙不是蠢，就是壞。
以上的答案都不靠譜吖。什麼叫影響不會太大？什麼叫馬照跑舞照跳？跳個鬼吖你們。有考慮過邊境人民的感受嗎？給父母看了一下這題，以下是他們的回答。工廠加班加點生產戰備物質保證軍隊補給，各地糧站敞開了供應部隊，醫院隨時隨地準備接受前線下來的傷員，全縣民兵動員起來實槍實彈全編滿員支援前線，巡邏公路保護重點設施，搜索消滅敵人滲透進來的間諜和小股部隊，真的很危險吖，聽我爸說在發電廠和水庫大壩和敵方特工打了兩仗，民兵傷亡那叫一個慘重。各村各寨凡是有陌生人出現必須第一時間向上級報告防匪防諜。一旦前方戰事失利，民兵轉化為游擊隊留下來堅持等待反攻，青年學生第一時間撤到大後方，我媽說那個時候學校天天廣播隨時準備通知一下來馬上走。同志們，戰爭真的離我們不遠吖，居安思危很重要。
朝鮮戰爭時國內各單位都在忙著做炒麵
瀉藥：
我在部隊的時候，實際已經退伍，就開始了對越自衛反擊戰。我沒有參加，也沒有感受到戰爭的影響。畢竟那種局部戰爭對絕大多數地區都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我經歷過文革，而且對解放前的情況知道的稍微多一些，具體一些。
人對戰爭的最大感受是無奈。無論你是科學家，商人，還是技術工人，戰爭都會讓你不得不改變你的生活，或者完全做不了你想做的事。更重要的是，沒道理可講。現在人都太會講道理了，即使完全沒理也能講出一大套。要是在戰爭期間，一拳，甚至是一槍，馬上你就忘記什麼是道理了。就以我國為例，既然是陷入戰爭狀態 那麼就不是我國對越自衛反擊那種局部模式了（當時前線炮火連天 昆明市的老百姓生活依舊如常）而是全面戰爭 先說家園不在前線的 首先是宵禁 鄉鎮還好一些 城市裡的肯定不能一起去餐館裡聚會吃飯了 也不能去唱k 吃夜宵了 再來就是食物日用品等會進入配給制 畢竟大多數勞動力都去當兵參戰了 生產力會直線下降 如果我方戰況惡化 發放給老百姓所需的食物將會越來越少 你不得不每天拿幾捆錢去黑市上買食物 今天一斤大米要5捆錢 明天也許就要10捆了（參考1949年上海的物價）很多善良的母親會為了孩子那一口飯不得去賣身 還有隨時隨地會炸響的防空警報 你得帶著父母老婆孩子玩命一樣的往防空洞跑 呼吸裡面那讓人窒息的空氣 然後每天來你所在城市的難民會越來越多 跟你搶工作機會 你會發現一夜之間 城市裡幫派林立 沒有靠山的你 發現生活是如此的艱難
平時小民們罵得最多的那個tg終究是為保護你而存在的
傷兵會一下子特別多，住院特別緊張，醫生都分配去傷兵那裡了
作為一名普通老百姓，我只希望我的國家永遠和平！永遠不要陷入戰爭！你們這群叫囂戰爭的瘋子！新中國成立才68年！這就忘記戰爭的痛苦了么？！就算像美軍一樣打非對稱作戰，也要為戰爭付出數萬億美金的代價。這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年代，明顯能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達到目的的事情，非要國家陷入戰爭，今天打這個，明天打那個，反正你們動動嘴皮子不用真正上戰場是吧？我看你們都應該去大馬士革住上一段時間，讓炮彈好好的伺候一下！
現在階級趨於固化，一堆人就開始動戰爭讓階級浮動的鬼心思，老實告訴你，現在雖然中國的確趨於固化，但是改變階級的大門並沒有完全封死，如果真能在戰爭中混個啥出息的，特么現在早處在事業上升期沒那麼閑暇時間上網了，，，特么現在和平年代，吃苦耐勞還是必須的，你特么現在都混不出個名堂還能指望你吃戰爭的苦？特么別做你們的春秋大夢了，，，戰爭會發生什麼，戰爭只會讓階級分化變得更恐怖，活下的都是王侯將相，特么你們這群屌絲就是去當炮灰的，， ，ps:燕雀安知鴻鵠之志，麻煩也先當個屯長一樣手下先有幾個人再說吧，，，_(:з」∠)_當然，手下領導這麼多人，請手下頓飯，你說什麼，要他們怎麼說對，就怎麼說對，，，何必來懟我生氣呢， ，，當然，如果是平時指點農民工，過年項目經理一個簡訊就趕緊跑路的底層施工員，就當我什麼都沒說，，，_(:з」∠)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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