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馬佐夫兄弟》哪個譯本比較好？

01-15

耿的譯本算得上忠實沉穩，不過若說勝於旁人，又或唯此呈現陀氏風貌，未免有過。

我特意找出兩部《白痴》也做了一番對比。因為我讀榮如德的譯本，一向覺得極有韻味，認為此公深得陀氏意趣，落筆圓潤有致，不松不緊，用詞不求耀目，卻能力透紙背，明白人了解，榮的這種風格之成，不是一種自行演繹，恰恰是就原作奠基、契合而出的結果，否則斷不能如此圓熟、忠厚。反觀耿譯，忠實有餘，卻嫌靈動不足，往往達不到真正大師（尤其陀氏）的那種「口語」存在感，用力一旦過度，就容易偏離一流小說所擁有的準確的灰度與高度。這種灰度是一種擁有「高度」的模糊，失去了它就不能保存大師眼神中反射的那種散射智慧的餘光，儘管能把聚焦在目光下的東西更加清晰化。——只有真正內部的知情人才在真相的敘述當中不自覺地顯露它本能里的一種詭秘的笑。這是文學頂部的一個重要特徵。

對比下《白痴》中的兩個譯文：

【耿譯】：

那個穿著緊領外套、生著一頭黑髮的鄰座旅客看清了這一切，一方是由於無事可做，終於就問起話來了；他帶著一種冷嘲的樣子，當人們對鄰家的失敗幸災樂禍時，有時會表現出這樣無禮的、粗魯的神情。他問：「凍僵了么？」說吧，聳了聳肩膀。

【點評】：這個敘事的語序讓人感覺有點彆扭，不流暢，不夠直白自然，在明明該說話的時候，突然被打斷，插入一段意外的評價，顯得刻意，從行文來說也顯得過於緊蹙，不夠從容。而最後的對白「凍僵了么？」似乎是地方習語，或老派的用詞，不夠通俗，事實上整個翻譯，對大多數人來說，相信都會產生一種不時被頓住的陌生感。然而，更關鍵的問題是，事情說明了，可是真的表達清楚了嗎？

再來看看【榮譯】：

穿挂面兒皮桶子的黑髮青年多少由於閑著無聊，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終於開口問道：「冷嗎」他問時帶著那種不知趣的笑容，人們有時候就是會這樣無顧忌、不經意地表示幸災樂禍的心情；接著他還聳了聳肩膀。

【點評】：漂亮！一氣呵成，從頭到尾都顯得從容不迫，傳達得完整而清晰，每句話都不是「插入」的，而是層層遞進的自然關係。讀來便輕鬆連貫，因而可信。

更關鍵的是，耿譯，說輕了是語序不佳，往重了說，甚至有點問題，令人生疑：

耿譯：「當人們對鄰家的失敗幸災樂禍時，有時會表現出這樣無禮的、粗魯的神情。」這話邏輯上極其平庸；究竟在說什麼？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值得寫呢？

然而通過榮譯我們卻能明白：「人們有時候就是會這樣無顧忌、不經意地表示幸災樂禍的心情」，無疑，這才是陀氏的話題。

另外，耿譯「冷嘲的樣子」遠遠不如榮譯來得傳神，這個「不知趣」實讓人拍案。

說到這兒，還要補充一句，在貼吧看到有人說榮如德的翻譯偶爾用詞生僻，像什麼「孱頭」、「杪」等等，對此，我要說，文言和方言，絕不是不能用，關鍵是看傳不傳神，用得精不精闢，很多時候，文學上的表達非要用方言才能「精闢」，有時又是因為譯者對此處鬆緊度的考量，這往往是一種更高級的、更細膩的使作品得到忠實傳達的關鍵（而榮譯是我覺得在鬆緊度上拿捏得最好的）。不要覺得陀氏就沒用這種語境。另一方面，刻意地取用方言或文言——繞過一個便於傳達的詞去窮講究，自然不妥，這是低級問題，或者譯者本身辭彙量有限，地域性局限或者是表達性局限，這都算是缺陷；然而倘若不是這樣，反倒是因為譯者本身辭彙量大於日常讀者，並出於原作行間氣息考量而自然擇用的詞，那就是好的。至於看不明白的讀者，大可學幾個生詞，沒什麼不好。

再來看看《卡拉馬佐夫兄弟》，有人以此為例說耿譯最佳——《卡拉馬佐夫兄弟》最後阿廖沙的告別辭：

「最要緊的是，我們首先應該善良，其次要誠實，再其次是以後永遠不要互相遺忘。」（耿濟之）

「我們首先將是善良的，這一點最要緊，然後是正直的，然後——我們將彼此永不相忘。」（榮如德）

「第一和首先的一條是，我們要善良，其次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再其次是永遠不要彼此相忘。」（藏仲倫）

「我們首先應該善良，這是第一位的，其次應該誠實，最後應該永遠互相記住。」（徐振亞、馮增義）

這四句哪一句好呢？據「楊哥」說很多人認為只有臧仲倫的好，是老陀的味兒，而他自己則認為耿的好，號稱一看就高下立分。真是這樣嗎？我看未必。

要我說，這裡面只有一個人的好：榮如德。為什麼？因為無論是耿濟之，還是臧仲倫，還是徐振亞、馮增義，都沒有譯出這話的高度來。只有榮如德的譯文達到了。可是要想真正清楚地判斷，還需要把這句話補充完整來看（順便說一下，這句話截取得就沒水平，憑著連意思都沒表達完整的半句話怎麼評價翻譯好壞呢？）——

【以榮如德的譯本】：

「可我們為什麼一定會變成壞人，諸位，你們說對不？我們首先將是善良的，這一點最要緊，然後是正直的，然後——我們將彼此永不相忘。」

多麼有力量的話語，而這種力量來自於什麼？是決心嗎？不，這裡我的看法是，這種力量只能來自於：信——它就這樣給我們帶來阿遼沙的那種堅實人格。

而另外三人的翻譯都令人起疑：我首先質疑「應該」這個詞，在我看來，一切「應該的」都值得質疑。我覺得陀氏的讀者至少「應該」有這點兒疑惑：難道阿遼沙是個自以為是的傢伙嗎？阿遼沙什麼時候變成了一個道德家了？竟然對人說「我們應該怎樣怎樣」？「你們將來要怎樣怎樣」？

【讓我們好好讀一下小說：】

阿遼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開始就說，「首先我得聲明，阿遼沙這位青年絕不是一個宗教狂，甚至也不是神秘主義者，至少我認為不是。」

接著，又在另一段中強調：

「讀者中有人也許認為，我寫的那位年輕人是個病態、狂熱、發育不良的主兒，是個面色蒼白的空想家、骨瘦如柴的癆病鬼。不，相反，那時的阿遼沙是個身材勻稱、面色紅潤、目光明亮、體魄健壯的十九歲小夥子。甚至可以說，那時他長得很英俊，體態優美，中高個兒；棕色頭髮，臉型端正，儘管呈稍稍偏長的橢圓形；一雙眶距較寬的深灰色眼睛奕奕有神；他十分好深思，顯然也十分沉著。也許有人會說，臉色紅潤的人照樣能陷入宗教狂熱和神秘主義；可我覺得阿遼沙甚至比任何人更貼近現實主義。……」

不，阿遼沙可不是什麼高尚的道德家，他身上一絲一毫的「道德感」都沒有，他的本質（如果非要這麼說的話）是預言家。我不怕抖出我這麼淺薄的看法，作為陀氏的讀者之一，我的確認為榮如德的翻譯是可信的，這種可信來自於話語本身的力度和高度。他的譯文從頭到尾帶給人的也是就一個一致而可信的人格的闡述。而這樣的譯作我認為不可能產生於那種所謂「完成一件陌生任務」式的硬著頭皮的翻譯工作。也在某種根本性上勝過了耿濟之的翻譯。——很多人欣賞榮如德的譯本，我覺得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麼「公認的不一定就是絕對的，每人有每人的欣賞角度」一句話能夠湮滅的了的。

亂用成語使得原文風格模糊庸俗，這是耿濟之之後譯本的通病，當然耿譯是最好的，你覺得是一個文人的譯品，運用漢語如同是在創作，沒那麼多的附庸風雅，現在找不到這樣的譯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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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的是上海譯文出版社，榮如德版的，個人認為翻譯的很好。

如果是普通讀者，我認為沒必要糾結哪個譯本更好。市面上名家譯的譯本都可以看。

如果是比較資深的文學愛好者，自己就會根據自己的口味選擇譯本，也不會有這類問題。

這裡，我只能談談我的一些個人看法。

首先，我要承認，我不懂俄文。

看了下其他答案，好像都沒有以俄文原文為標準來評判譯文的。但這恰恰是最可靠的比較譯文的方法。

尤其是，如果譯文存在硬傷的話，就必須以原文來對照指出其中的問題。而有沒有硬傷，則是對讀者來講最具客觀評判價值的一個指標。

因為不懂俄文，所以我必須先對此予以申明，我是帶著這個短板展開下述討論的。識者當注意這點。

然後，我完全不同意最高票 @o Vient 的觀點。

我認為這位答友在說明自己觀點的時候，運用了大量形容詞，以一種文學化的語言談論譯本，很難說服我。

比如說榮譯「落筆圓潤有致」、「力透紙背」，說耿譯「靈動不足」，然後大談「灰度」、「高度」，這類表述給人以主觀性過強之感。

這位答友又說榮譯是「就原作奠基、契合而出的結果」，說耿譯達不到作者那種「口語」存在感。如果他明確表示這是從俄文原文的閱讀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或者是引用哪位論者研究得出的文學結論，則能讓我心服口服。但如果這只是其主觀感受的話，就不免讓人質疑了。

然後，這位答友開始對比《白痴》的譯本。題主問的是《卡拉馬佐夫兄弟》的譯本，但這位朋友卻用另一本小說的譯本來予以說明解答，是否有點離題？

也許這位答友是想以此作為旁證，來說明榮譯的優質。但恰恰是這段文字，讓我對榮譯產生質疑。

1，耿譯里的「緊領外套」在榮譯里變成「挂面兒皮桶子」。榮譯的這個詞，明顯是中國北方的叫法。雖然俄羅斯比中國北方更北，但是不是非要譯成這樣，我認為值得商榷。對方言土語等辭彙在譯文里的運用，這裡我暫且不表，在下面會集中討論。

2，其次，榮譯比耿譯缺少了「鄰家……」這部分文字。這裡面也顯出懂俄文原文的重要性。我看其他譯本，也有譯成「旁人……」的。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文里有類似意思的文字，那麼榮如德如此刪譯我認為就不妥了。尤其是對照耿譯。如果原文確有「鄰家」之意的話，那這幾個詞尤其不能省略。因為我們知道，基督教里「鄰人」的意象是極為重要的。《白痴》這本書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小說一樣，宗教意味是很濃厚的。這段文字是在描述花花公子羅戈任（羅果仁）的，而且處於小說開篇塑造人物的階段。

另外，「冷嘲」和「不知趣」是兩個意思，塑造出來的是不一樣的人物。前者的人物顯得傲慢，後者的人物則透著有點蠢。因此要討論這兩個詞哪個譯得更好，不能僅憑漢語環境下是否「傳神」來加以判斷，仍要以原文為準繩。

當然，從語序來講，榮譯更通順些。但光看文字簡約通順就判斷榮譯更高明，我覺得是需要慎重的。

再然後，我們來看看這位答友下面的對《卡拉馬佐夫兄弟》的譯文對照。

這位答友對所選譯文的比較說明主要圍繞對「應該」這個詞的質疑來展開。因為譯者譯了「應該」，就推導出這樣譯會把阿廖沙塑造成一個「道德家」，我認為這個邏輯過於粗暴。而且，無論是比較哪個譯者的譯文，我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阿廖沙表達了一種「應然」的觀點——即一個人能夠變得更好的可能性。至於僅從「應該」一詞就把阿廖沙看成一個道德家，恕我的文字敏感性太差，要不是這位答友慧眼如炬，我還真不會往這方面去聯想。

對文字的感覺，是因人而異的。這位答主覺得譯者用了「應該」一詞，就認為這麼譯法違背了作者塑造人物的原意，其邏輯滑坡的速度有點太快了。如果讓我同樣地以主觀視之，我是覺得「應該」一詞表達了阿廖沙在當時環境下展示的一種探討的姿態。反倒是這位答友的表述結合榮譯的文字，顯得自相矛盾。請讓我不厭其煩再引用下榮譯文字：

「可我們為什麼一定會變成壞人，諸位，你們說對不？我們首先將是善良的，這一點最要緊，然後是正直的，然後——我們將彼此永不相忘。」

榮譯這裡，把「應該」換成了「將是」。如果按照這位答友這種對字詞主觀揣測的做法，我也可以據此質疑，為什麼阿廖沙就如此認定我們「將是」善良的？這位答主的答案是，「來自於：信」。但是這種說法豈不反倒說明阿廖沙是「陷入宗教狂熱和神秘主義」嗎？

面對這種邏輯上的矛盾，我只能認為這位答友對譯文字詞的解讀過分隨意任性，不能使我信服。

然後，我想說說榮譯對生僻字、方言、成語在譯文中的運用問題。

生僻字的運用是否需要，仍然要看原文。所謂「傳不傳神」、「精不精闢」這種說法，如果沒有原文做依據，則完全是在自說自話，主觀獨斷。

方言和成語的運用也是如此。而且，這和不同語言之間產生的文化異質性有很大的關係，也反映了不同的翻譯觀念。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我將稍微花費時間談論一下。

對外國文學的翻譯，國內主要有兩種譯法，或者說是傾向：一種力求貼近原文，一種力求本土化。就我來講，我更中意前一種譯法。

翻譯這個工作，在我看來不僅僅是把外國文學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它還是在把一種異域的文學文化傳遞給中國讀者，同時，憑藉翻譯我們能拓展出本國文學文字的各種可能性。

文字，不僅僅承載著它所包含著的意義，它還承載著各個國家地區的歷史文化。文字本身，能夠散發出自有的文化氛圍。如果你懂英語，你能體味出英語國家的文化氛圍，如果你懂日語，你能體味出日本的文化氛圍，如果你懂俄語，你也能多少體味出俄羅斯的文化氛圍。這個文化氛圍浸透在故事之中，也浸透在字元的發音和書寫之中，還浸透在語法之中。文字就是這樣在文學裡源源不斷地散發著它的文化能量。

儘管在翻譯的過程中，原文文字所承載的文化能量的損失是最大的，但是如果好好用功，仍能多少予以保留；起碼的底線是，絕不能將原來的文化氛圍轉換成另一種文化氛圍。就我而言，之所以需要翻譯，是因為我不懂原文，無法領略原文的妙趣，因此只能無奈假手他人，繼而呈現原文里的那些人物、故事和作品人物所生活著的環境、文化。如果沒有翻譯，我將難以感受到美國人、俄國人、日本人的腔調、脾性和幽默感。但反過來，如果通過翻譯我只感受到中國人的腔調、脾性和幽默感，那麼這種翻譯在我看來就是有點問題的。

因此，在翻譯之中，有時候寧可在語法上顯得彆扭，中文文字顯得啰嗦，也不要為了簡約通順，而刪改原文字詞；或者也不要為了讓中國人更容易進入故事，就用一些中文成語俗語乃至方言。此種做法，是很不謹慎的。

而我之所以不大喜歡榮如德，也是因為此。榮如德的譯文太「服從」中文文化了，反而把異國的異質的文字感大大削弱了。如果讓我看一本俄文譯本小說，我自然希望能看到一個俄國作家寫的俄國小說，但是我卻覺得我在看一本中國作家寫的小說，裡面動不動出現什麼「挂面兒皮桶子」、「渾蟲」、「婆娘」之類的詞，使我時不時感到很齣戲，鬧不清這到底是一個俄國故事還是一個中國北方故事。簡言之，這種詞語的運用把文化氣味都搞混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在字詞上非常講究的喜歡榮如德的讀者會對這類情況那麼不在意。我只能認為這是翻譯觀念的不同使然。也許這類朋友不會覺得這種文字出現在外國小說里顯得異樣，反而覺得榮如德譯得恰當妥帖，辭彙豐富，表達巧妙。

總之我很難接受這種譯文。在這裡，我再舉一個例子。在《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第一卷里，作者敘述伊萬十三歲的時候就去了莫斯科，「食宿則在一位經驗豐富並且當時很有名氣的教育家葉菲姆·彼得羅維奇的總角之交家中。」這個「總角之交」，在我看來就用得不妥。

中國的很多成語，是有其典故來由的，包含著中文世界的文字文化氛圍，就算在中文小說里運用，也要看故事的環境，人物的性格等方方面面。「總角之交」這個成語，本身有典有故：「總角」，是中國古代未成年人的一種髮型。如此具有中國文化特點的辭彙，怎麼能用到俄國小說里。這麼做，難道不顯得文字詞語非常突兀嗎？像耿譯的那樣，老老實實地說是「教育家葉菲姆·彼得羅維奇幼時的好友家中」，難道不好嗎？饒是多了一個字，又有何妨？而榮如德的譯法，就是把一種文字文學的文化氛圍摻雜進了另一種文學的文化氛圍里，殊為不當。

另外，很多人喜歡中文本土化的譯法，是覺得這類譯法顯得文字通順簡潔，符合語法。那種曲里拐彎的譯法，不少人嘲諷為「翻譯腔」，予以貶低，對此我也有不同看法。

我認為翻譯是兩種語言文字的碰撞，兩種文學氣息的遭遇。所謂語法之類的東西，是文字實踐過程中逐漸自發產生出來的一種運用習慣，但並非不可打破。恰恰相反，有時候打破語法成規，或者打破文字使用習慣，反而是對該國文學的一種激活與拓展。翻譯則是在這個意義上為中文文字的使用，文學形式的創造，提供了不小的參考價值。正是對異國文學的迻譯，中文文字的使用變得更加豐富多彩，更加充滿其他的可能性。如果嚴格遵照既有文字習慣進行翻譯，則是對中文的一種限制，可能會降低中文的活力。

畢竟，從古典文學到當代文學，中文的發展從來不是自我生長的，而是與其他文明文化激蕩生化出來的。不僅是中文，世界上其他文字語言，都必須保持互相的交流和影響，才可能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就宗教大法官寫過兩次論文，一次用的是人文耿濟之，一次是上譯榮如德。我覺得兩個都很好，很難分出高下，根據自己的喜好對比一下吧。

英譯本的話，通行的是Richard Pevear Larissa Volokhonsky的合譯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榮如德先生翻譯的這個版本，讀起來非常舒服，當然這個舒服是從可視感覺上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讀起來並不輕鬆。上海譯文出版社有一套這個系列的書，我還入手了《基督山伯爵》等，這套書給人的感覺就是樸實有內涵。

反正不要賣北方文學出版社，吳瓊翻譯的。就是淘寶一搜最多的那個灰灰的，質量真的差，看完一整本發現了幾十個很明顯的錯誤，其他的翻譯錯誤就不知道了。

阿歷克賽.費多羅維奇.卡拉馬佐夫是我縣地主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卡拉馬佐夫的第三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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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句就看的我凌亂了。俄國人名真要命，不知道那個譯本能解決這個問題。

耿濟之和榮如德的譯本同時在看。個人感覺沒有違和感。但是明顯榮如德版本的讀起來更順暢。閱讀進度更快一些。推薦榮的版本。

我看的是臧仲倫先生的譯本，譯林出版社，我覺得還是很不錯的，語氣很富有有人物特色。有一點是俄國小說裡面的人名委實讓我好凌亂，各種小名各種愛稱，幸虧有譯註。其他版本也不太清楚，貌似好多人很推崇榮如德先生的譯本，稍作參考。其實我覺得吧，長篇小說，看著看著肯定都有自己對人物的理解了，各個譯本的差異性也不怎麼重要了。

榮如德的譯本吧，上海譯文出版社的，我看的就是這個譯本，很流暢，沒有什麼彆扭的地方，能一氣看下來，我個人是很推薦這個譯本的。

吳晗先生的吧，大家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