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墜入命運的深淵｜《親愛的》影評
此文寫於2014年，《親愛的》這部電影觀影之後。
這是一部以「拐賣兒童」這一社會現實為題材的電影。說實話，這一題材，在商業片林立，且以腦殘片、狗血片為市場主流的現在，是不那麼具有先天優勢的。拐賣兒童是沉重的社會病，而人們買了電影票拿著爆米花走進電影院，大多是想得到兩小時遠離沉重現實的時間。而即使對願意欣賞悲劇的觀眾而言，孩子的失去這一悲劇，也悲得太厲害了。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這部題材並不具有「優勢」的影片，後來叫好又叫座。原因很多：劇本、演員的表演、導演的剪輯、劇情都很出彩。更重要的是，它觸動了我們日漸被現實打磨得粗糙的心靈。
彼時，我還沒有孩子。所有想像和感觸，只能從一個關心社會現狀的「天下人」出發。但即便僅僅從這個身份，我已覺得，孩子被拐對一個家庭而言，不啻滅頂之災。越是深愛，越是痛苦。而在這一悲劇之中，沒有拐角，沒有照亮，只有無盡的想像和消磨，而最後往往不是重逢，而是對命運的臣服。
到我有了孩子之後，我更不敢想像這件事情殘酷到什麼地步。為惡最甚者，莫過於「人」本身。因為所謂的傳統，因為面子，因為私慾，因為法制的缺席，便可以肆意地作惡。可是若干年來，當這一罪行已經肆虐於中國的大江南北時，仍未受到有效的遏制。小範圍內，有極少數機構和志願者為此頗費心力，而普通人，只能人人自危，人人偷安，如此而已。
當一件罪行成為見怪不怪之事，有罪者便不僅僅是法律意義上犯罪之人。。所以，《親愛的》這部電影不僅在藝術上有可觀之處，也可以算是救贖的一小步。
以下為原文：
安土重遷的中國人為什麼想要離開這片土地，源自於對一切深深地不安全感。你擔心走在街上手機是否會被偷過幾分鐘總要摸一摸看看它是不是硬硬的還在；你擔心跟你搭訕的路人是不是心懷不軌的騙子；你擔心蔬菜殘留的農藥導致不孕不育；你擔心奶粉凝結成孩子的腎結石；你擔心灰濛濛的天讓人患上癌症……
甚至，當你生了女兒，你擔心她被人欺負或者被人拐走當童養媳，當你生了兒子，你擔心他被人拐走成了別人的兒子，你的世界從此漆黑無盡。
如果數據正確，中國每年被拐的兒童人數是20萬，在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面前，相對比率並不高。所以當我們作為觀眾坐在《親愛的》這部電影的觀影廳里，我不自禁地用苛責人性的角度想像觀眾（包括我）的心情。
在災難面前，當我們是遠觀者的時候，心情往往是同情、悲傷、觸動的，而在這複雜的情緒裡面，往往還夾雜著一絲不敢示人的慶幸。「幸好不是我」，「我得警惕小孩被拐/ 公交失火/ 電梯意外/ 飛機失事」，「我回去得告訴我的爸爸/ 媽媽/ 老公/ 老婆讓他們也小心這件事情」。
在傷感或痛悼的情緒之下的那絲慶幸，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下：幸虧碰到這件事情的不是我。可是命運的玄妙正在於它的偶然，如果是我，又將如何？
黃渤對搶錢的歹人揮舞著匕首沉入江中，郝蕾在憋了一年之後說出自己的孩子的虧欠釋放自己的內疚，張譯唱著「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都是能讓人沉默的。
印象更深的尋子會的成員那類似傳銷的「鼓勵鼓勵鼓勵」加節奏鏗鏘的鼓掌——每個人的臉上寫著疲憊迷茫和消沉，可是言語之間卻是勵志歌曲和心理雞湯，巨大的命運之網讓他們迷失，只有用打雞血的方式，才能讓他們的心靈變得暫時粗糲，繼續堅持下去。這個場面的那種略帶可笑的心酸，表達了層次豐富的生活況味。
電影時長兩個多小時，在放映時間過半之時，主角找到了孩子，導演鏡頭一轉，將敘述點轉到了孩子養母的身上。
角色的設定將罪孽減到最小——趙薇所飾演的李紅琴的丈夫不育，他拐來了孩子，告訴李紅琴這是他與情人所生，而前一年他已患癌症去世。當黃渤和郝蕾強行抱起孩子在田間奔跑而孩子哭叫著李紅琴「媽媽」時，我幾乎以為這是一次思子過於心切的烏龍，可是鏡頭一轉，真相的揭示，讓人驚愕。
雙線的敘事，讓這部電影不止於以悲情動人。全片最打動我的台詞，是黃渤在孩子丟了以後錄製尋子視頻，在描述了孩子特徵尋求幫助後一頓，說了一句：「如果買了他，孩子對桃子過敏，不要給他吃桃」。影片的最後，黃渤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連倒垃圾也抱著孩子下樓，趙薇守在他家樓下，對黃渤說：「不要給孩子吃桃，他會過敏。」
如果墮入命運深淵的人是我們，又將何為呢？永志無別離，萬古常完聚，誰不想呢？可是只有在電影散場燈光亮起從劇情中回到現實的一剎那，我們悲喜交加地發現，這一刻我們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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