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狩獵民族的消失：顧德清、顧桃父子與鄂溫克人

01-24

顧德清、顧桃父子的攝影影像，一樸素而靜謐，一落拓而鮮麗；文字上顧德清更側重作為《日記》作者的主體體驗，顧桃作為紀錄片導演，角度則更偏重旁觀和對拍攝者口述的忠實，其中又有某種情感的張揚。

一個狩獵民族的消失：顧德清、顧桃父子與鄂溫克人

顧桃，1970年生於內蒙古呼倫貝爾。父親顧德清在20世紀80年代初，常常「失蹤」幾個月，每次回家的時候，顧桃回憶說像是「野人歸來」，「頭髮老長，要不索性就是沒頭髮，腦袋上全是傷」。後來顧桃才知道，父親的幾次「失蹤」，是在深山老林里與使鹿的鄂溫克人在一起，與他們一同生活、狩獵、遷徙，並用影像與文字記錄下這一切。

80年代顧德清在大興安嶺一邊隨鄂溫克人遷徙，一邊用日記和攝影圖片等形式記錄下鄂溫克人的生活，也就是後來的《獵民生活日記》。攝影作品中有擺拍也有抓拍：身背獵槍的少年獵人和勞作中的婦女露出平和喜悅的面容；馴鹿滿載如枝如林的鹿角頭顱沉思般低垂，宛如夢寐。

▲家庭照，左一顧德清，右一顧桃

31歲時，以攝影為生的顧桃從外鄉漂泊歸來，開始讀父親的書，產生了要去看看父親「曾經拍過的這些人，現在在幹什麼」的想法。於是，他回到了父親曾經追蹤游牧部落的地方——「敖魯古雅」，一個他從未謀面的另種意義上的故鄉。

從2005年開始紮根於敖魯古雅，拍攝了紀錄片《敖魯古雅· 敖魯古雅……》《雨果的假期》和《犴達罕》。和父親一樣，2013年顧桃出版了《憂傷的馴鹿國》，同樣是攝影與文字相結合，藉以傳達一個古老北方民族最後的記憶，其中既有顧桃本人在敖魯古雅的生活手記，也有對鄂溫克部落成員口述的一一記錄。

顧德清、顧桃父子的攝影影像，一樸素而靜謐，一落拓而鮮麗；文字上顧德清更側重作為《日記》作者的主體體驗，顧桃作為紀錄片導演，角度則更偏重旁觀和對對象口述的忠實，其中又有某種情感的張揚。鄂溫克人在游牧狩獵文明的日趨滅亡過程中，對酒精產生了危險的依賴與迷醉，這一填補內心空洞的現象貫穿父子兩代人的觀察。但到了顧桃的時代，鄂溫克人已經被沒收了獵槍，失去了捕獵的權利，昔日靜謐的危機感已經演變為赤裸裸空蕩蕩的哀慟。

▲顧德清攝《獵人與杜鵑花》，一種理想生活

▲顧桃鏡頭下的馴鹿與人

顧德清：獵民生活日記（節選）

說來也真是巧合，在我還不知道什麼是「民族」的少年時代，曾在一本雜誌的封面上看到幾個身穿獸皮衣，胖胖紅紅的臉，頭戴大皮帽子，背槍挎刀騎在馬背上，做「瞭望」姿勢的人的照片。當時覺得這些人的裝束有些奇怪，與我平時看到的不盡相同，後來才知道這是鄂倫春人。沒想到1964年我從內蒙古藝術學校舞台美術專業畢業，就被分配到鄂倫春人身邊，開始了我一生的工作和生活。

鄂倫春族是生活在大、小興安嶺的世世代代以狩獵為生的民族，衣、食、住等生活資料幾乎全都從自然界直接獲取，由此形成了鄂倫春族獨特的狩獵文化。

由於歷史、社會、自然等種種原因，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還一直過著遊獵生活，較完整地保留了氏族社會的原始狀態。

新中國成立以後，鄂倫春族於1951年成立自治旗，又先後在1958年全部實現了定居，生產實行多種經營，從而結束了自古以來的遊獵生活。

定居以後的鄂倫春族，在一段時間內仍然在勞動、生活、信仰諸方面保留著很多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東西。

用什麼辦法把他們最後的狩獵生活和他們從前人繼承下來的文化記錄下來呢？於是我選擇了走進他們的生活、攝影和筆記。

在我深入鄂倫春族生活的同時，也注意到了同在大興安嶺，與鄂倫春族相鄰又相似地處於狩獵、採集、捕魚經濟發展階段的敖魯古雅飼養馴鹿鄂溫克族。

在幾年的時間裡，我反覆到他們當中拍照，和他們共同狩獵，共同生活，體察他們的勤勞、勇敢、智慧和克服困難的毅力，感受他們的淳樸和善良……

興安嶺美麗而富饒，然而狩獵所獲並不總是豐厚的，有時甚至是徒勞。自然生態和人的關係已經發生了變化，狩獵必然要被淘汰。

所幸的是，進入1990年以後，狩獵族已調整了生產方針，他們放下了獵槍，開始保護森林生態資源，保護綠色家園，開展多種經營。

狩獵已經成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