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劍翹復仇案」：情感、女性與理性的現代話語｜城與邦

作者：周一川（倫敦政經政治系研究生，研究興趣：早期現代哲學、康德政治哲學、西方現代社會學思潮、中國近現代思想史）

引言

　　一九三五年秋，下野軍閥孫傳芳在天津的一處居士林內遇刺身亡。行刺者是一名女性，名為施劍翹。這位女刺客在行動得手後，並未選擇逃脫。相反，她在向現場慌亂的人群表示自己是「為父報仇，絕不濫殺無辜」後，轉身投案自首。當天的一篇新聞報道形容她「態度從容，儼然無事」。這次非比尋常的復仇行動旋即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一時間，媒體炒作，坊間軼聞、官方聲明相繼登場。中國在上個世紀初期剛剛形成的城市市民群體成為了此次事件的主要消費者。根據事件改編而成的小說、連環畫、情景劇成為了他們茶餘飯後的談資。更有甚者，竟然爭相湧入地區法院的門口，只為一睹這名女刺客的面容。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起暴力事件中，施劍翹的性別以及她充沛的情感，吸引了不少文化精英與政治人物的注意。在此後數十年的時間裡，無論是對施氏的詆毀還是讚譽，都將以此展開。對此，史學家林郁沁在其專著《施劍翹復仇案》中含蓄地指出，事實上，作為新女性的代表，施劍翹本人從一開始就被推向與中國現代話語對壘的前線，而後者分明顯示出一種強烈的男權色彩。也因此，無論是最早對「情感」本身的污名化，還是後來因戰時需要對「女性情感」的動員利用，反襯在大歷史前的從來都是女性尷尬而被動的處境。儘管在此期間，圍繞女性的「公眾同情」時有興起，卻依舊難掩這隱藏在現代話語之中觸目驚心的事實。

現代話語的策略：情感的「性別化」

　　施案爆發後，有關軍閥、女刺客以及二人之間恩怨的小道消息紛紛不脛而走。對當時身處內亂並為國民政府的無能而感到失望的民眾來說，施劍翹為父報仇的「孝情」以及由此而彰顯出的「俠義」精神，無疑是具有吸引力的。具體說來，正當國民政府對像孫傳芳這樣的曾給中國社會造成混亂的下野軍閥無可奈何之時，一個看似文弱的女子卻以迅速而果決的手段將其刺死，這其間的反差顯然是帶有某種諷刺意味的，它直接挑戰了國民黨政權的威信。這在民間的一些舞台劇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在案發後，在城市媒體和娛樂界的炒作之下，以「施劍翹復仇」為主題的舞台劇陸續登場。這些劇目，諸如《施小姐槍斃孫傳芳》、《孫傳芳被刺記》、《全部復仇女》等，大都極盡渲染誇張之能事，不遺餘力地將施劍翹塑造成一種「俠肝義膽」的形象。這其中反映出的恰恰是當時城市大眾對施劍翹身上的某種感情化的儒家美德的迷戀。究其原因在於，在一個缺乏政治秩序的亂世，個人英雄主義及其對「公共正義」的特殊表達，比起所謂的「程序正義」更能俘獲人心。

　　然而，儘管城市大眾藉由藝術的形式對施劍翹給予了同情與寬宥，文化精英卻在其他平台上表達了他們對此次事件的焦慮。由於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所分別代表的政治革命與思想革命，並沒有給三十年代的中國帶來秩序與進步，當時的部分文化精英已開始偏離五四以來關於「新女性」的普遍看法。一些評論家認為，曾幾何時那種被讚許的、敢於衝破封建藩籬的女性個人情感，現如今已與「娼妓、歌舞廳的放蕩淫亂及粗俗的商業主義聯繫起來」。而部分自詡為左派的人士，甚至將公眾對施劍翹的同情也看作一種與理性相對的、次等的、女性化情感表達。同時，司法改革者們在呼籲「司法獨立」的同時，也在無意識地將女性及其情感凸顯為現代法治的對立面。由此，本來是人人皆有的「情感」，在當時的社會環境里首先被「性別化」了；它被視為一種女性特有而與男性的「理性氣質」相對立的存在。並且，這種「被性別化」的「情感」，又進而被「污名化」，開始它作為現代理性話語的反證而遭人詬病的歷史。

▲　《血濺居士林》連環畫。

非常時期的需要：女性情感的「動員」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僅僅若干年後，由於國民政府對日作戰的需要，施劍翹以一種與上述情形截然相反的形象重現於世。由於當時中日軍事力量對比的懸殊，國民黨政府清楚地意識到「民眾士氣」的重要性。在這其中，就包括如何將婦女納入戰爭並保持其與政府的戰時規劃相契合的問題。一方面，需要讓婦女從事一些輔助性但卻十分關鍵的工作，如照顧戰爭遺孤、提供醫療救護等。另一方面，更需要藉由一些女性的英勇事迹以及那些飽含著充沛情感乃至激情的歷史記憶，來召喚更大範圍的愛國主義熱潮。

　　毫無疑問，施劍翹多年前的那次復仇行動就此重回人們的視野。畢竟，人們「很容易就會在一個為了父親和國家殺死軍閥的英勇的復仇者的形象和一個四十年代初抗日愛國者的形象之間建立起聯繫。」當時的一些評論家指出，施劍翹的迷人之處就在於，在對父親的「孝情」之外，她本人具有著一種敏銳而深刻的「感受力」。這表現在，她「恨人恨極，愛人愛極」。而這種敢愛敢恨、愛憎分明的氣質，不正是如今共赴國難的中國人所需要的嗎？真正的愛國者，就應該像施劍翹那樣，對作為侵略者的日本人恨之入骨，而對自己的國家滿懷激情地去熱愛。如此一來，曾在多年之前被當時中國的知識界指摘乃至污名的「女性情感」，現如今由於時局的需要，又被推上了「挽救民族國家於危亡」的神壇。它不再作為什麼與「司法獨立」抑或「國家權威」相敵對的存在，相反，它儼然是一種新形勢之下凝聚人心並為國家贏得大眾支持的正面力量。

情感與集體的政治參與

　　圍繞「施劍翹復仇案」，林郁沁教授探討了與現代性有關的諸多議題。在記錄了「女性情感」在三四十年代被詆毀與被讚譽的歷史後，林教授來到了一個抽象的理論層面。事實上，一如上文所述，無論是在對日作戰之前還是之中，與施劍翹本人的孝情與激情連帶被關注的還有圍觀此次事件的「公眾情感」。而公眾情感，事實上在相同的時間裡也經歷了與「女性情感」類似的大起大落的命運。在三十年代，文化精英曾一度將這二者視為本質相連的情感，並且認為它們均嚴重威脅了一個由男性的「理性」所造就的現代秩序。而在四十年代，公眾情感卻又在施劍翹復仇行動的意義得到重新詮釋之際，被視作能夠促使中國戰勝日本的最後保險。那麼，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這樣的一種「公眾情感」呢？對歷史學者林郁沁而言，這儼然是一個從歷史研究邁向政治哲學的入口。

　　在西方，哈貝馬斯就曾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指出，與資本主義的崛起相伴隨的乃是一個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誕生。當時，以英國咖啡館與法國沙龍為載體的公共領域為資產階級之間的理性交往提供了最佳場所。哈貝馬斯進一步認為，這種發生在公共領域內的政治參與從來都是理性的、批判性的，它們與二十世紀興起的「大眾政治」以及「群眾動員」水火不容。然而，一如林教授對中國案例的分析那樣，「施劍翹復仇案」事實上已向我們展示出，那種看似危險的、不受控制的「情感」，反倒是在媒體的炒作與商業化宣傳下，為當時中國的市民群體理性的政治參與提供了機遇。這看似不可思議，但事情確是如此。與本雅明觀念中的「遊盪者」形象類似，圍觀施案的公眾一方面成為「城市幻境」的一部，另一方面也在抵抗資本主義「奇觀」的誘惑性力量——正是在圍繞施劍翹這位女刺客的「公眾同情」之中，市民才得以從私人事務中抽身，去關心一起與他們的利益毫不相干的公共事件。也正是在之後一系列的媒體炒作甚至商業主義與娛樂精神的渲染之中，有關案情的敘事才得以不被當時國民黨言論審查的雷達所偵測，從而為之後的民眾發言與公共議論提供平台。連環畫、戲劇、小說，這些當時已普遍泛娛樂化，甚至被文學家林語堂斥為「政治冷漠」的藝術形式，卻在機緣巧合之下成為了集體理性政治參與的媒介。這種景象，對哈貝馬斯以及他所繼承的法蘭克福學派而言，恐怕是難以想像的。

▲　哈貝馬斯認為，大眾文化與公共領域是互不相容的，前者無法促進對政治的解放性、批判性的參與。

結論

　　然而，理論的偉大不會因為反例的存在而有所衰減。事實上，對理論的反駁，終歸還要回到理論本身。儘管「施劍翹復仇案」，作為中國近現代宏大歷史下的一段獨特插曲，被眼光獨到的研究者放大並搬上舞台，清醒的研究者依舊難能可貴地保持了敘述上的剋制與結尾的開放。在全書的最後一頁，作者走出了中國的經驗，表述了一個歷史研究者的大格局——

她問：在現代性的普世主義敘述中，被置於我們生活中心位置的「理性」，真的就不需要對它自身進行反思嗎？「情感」和一種批判性的政治參與果真不相容嗎？

對此，她自答：「熟稔媒體的女人和由大眾參與的女性激情案例的出現並不僅限於民國時期的中國。同樣，施劍翹案中展現出的令人吃驚的公眾激情的批判能量也許給現代中國之外的歷史進程以更多的啟示意義。」

▲　林郁沁教授的《施劍翹復仇案》，曾被美國歷史研究學會授予2007年度費正清獎。

參考文獻

• [德]瓦爾特. 本雅明著，《巴黎，19世紀的首都》[M]，劉北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美]林郁沁著，《施劍翹復仇案：民國時期公眾同情的興起與影響》[M]，陳湘靜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年

• [德尤爾根. 哈貝馬斯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曹衛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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