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後期美國的反女權運動

　　內容提要：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大打「道德旗幟」的新保守主義在美國的興起以及對美國政權與主流媒體的掌控，反女權主義勢力迅速聚集，對女權運動展開了大規模的反擊，不僅成功地阻止了《平等權利修正案》的通過，還在反墮胎運動以及反同性戀、反「肯定性行動計劃」以及反對政府出資建立日托所等運動中取得碩果。這場反女權運動使美國女權主義者的形象大大受損，婦女解放運動的進程嚴重受挫。同時，由於美國政府大量削減針對低收入婦女的醫療及生活補助，輕視家庭暴力及強姦與性騷擾等社會問題，20世紀後期美國「貧困女性化」加劇，婦女遭受家庭暴力與性暴力的案例有增無減。

　　關鍵詞：反女權運動，新保守主義，新宗教右翼，貧困女性化

引言

　　任何一種社會運動都會激起社會保守勢力的反對，美國女權運動也不例外。事實上，自美國女權主義思想萌芽和女權運動興起之日起，反女權主義思想及勢力便「應運而生」。20世紀後期的美國女權運動由於規模大且成果顯著，引起了反女權主義者的猛烈反擊，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女權運動得以形成。這場反女權運動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發飆於80－90年代，而且至今影響巨大。該運動與20世紀末執掌美國政權的「新保守主義」緊密相關，牽涉到美國社會的各個組織與細胞，波及到政治、宗教、法律、新聞、教育、大眾文化以及社會學界等，不僅使得女權運動已經取得的許多成果化為灰燼，而且對美國政治以及社會文化生活造成了相當深遠的影響，是理解與研究美國婦女史及婦女運動史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中國歷史學界大量關注美國女權運動的同時，忽略了美國社會保守勢力對女權運動的反擊，使美國女權運動研究失去整體性。③研究這場反女權運動的歷史成因、表現形式與深遠影響，能從另一角度補充我們對20世紀後期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研究，幫助我們更為全面地理解這一時期美國的社會與文化。

① 此論文為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美國反女權運動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11jyte109。 n② 作者簡介：姚桂桂， 女，江漢大學外國語學院美國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美國社會與文化(湖北，武漢，430056)。 n③ 目前，國內對美國反女權運動進行討論的著作或論文相當有限，僅有的兩篇論文是「男權回潮：當代美國的反女權思路」(張寬：《讀書》，1995 年 8 月)以及「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反女權主義運動析評」（曾倩：《懷化學院學報》，2004 年第 6 期）。n

一、反女權運動的歷史成因

　　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當代史上一段多事、混亂、令人迷茫的歲月。在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和鼓勵下，各種社會文化運動在美國社會和政治舞台上先後登場，如黑人民權運動、嬉皮士反正統文化運動、新左派激進運動、反越戰和平運動、婦女解放運動以及性革命思潮等。這些大規模群眾性運動像洶湧的潮水，猛力地衝擊美國的政治體制、價值體系和社會肌體，美國人的社會觀念、家庭觀念、性觀念與文化價值觀念，都發生了巨大變遷。進入70年代以後，美國離婚率不斷攀升。在1970年，美國家庭首次更多由於離婚而不是配偶一方死亡而破裂。在70年代初建立的美國家庭中，幾乎一半以離婚而告終。未婚生育比率也成倍增加。1960年，與未婚單身母親一起生活的兒童總數為24.3萬，而到1983年，這樣的兒童達到370萬。其結果，是美國單親家庭數量呈爆炸式增長。自1970年到1984年，美國單親母親家庭從550萬猛增到990萬，增加了80%。在80年代中期，幾乎每4個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中，就有1個是單親母親家庭。[1](p81-82)與此同時，同性戀人爭取權利的呼聲也不斷高漲。隨著傳統家庭價值觀念不斷削弱和傳統家庭模式的不斷衰敗，美國核心家庭日漸式微。80年代初，美國甚至召開了「白宮家庭問題會議」，討論美國的「家庭危機」問題。[2](p392)總之，在一系列社會運動的猛烈衝擊下，60年代的美國已到了「分崩離析」的地步，價值體系推動支撐中心，社會結構缺少凝聚力量，政治權威受到嘲弄嗤笑，文化觀念出現迷茫混亂。同時，社會的動蕩也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如色情文化泛濫、吸毒現象蔓延、性自由失控、青少年犯罪上升、社會福利群體擴大等。

　　所有這些，引起了美國社會保守派的極度擔憂與恐慌。他們擔心美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急劇下滑的道德價值觀，將會使美國社會失去其最後的精神支柱，美利堅文明也將因此而遭到毀滅。從70年代末期開始，包括新右翼（NewRight）、新型保守派（Neo-cons）以及新宗教右翼（NewReligiousRight）等在內的各大保守勢力於是集結攏來，掀起了美國歷史上聲勢浩大的新保守主義運動。其中，新右翼由對共和黨溫和派，即老右翼失望的共和黨人組成，以「反叛」老右翼主張政府不應介入社會道德問題的觀點和立場為主旨，認為政府應積極地採取對策，制止同性戀與墮胎等社會問題繼續蔓延下去，因為這些問題已威脅並損害了任何社會存在要求所有成員認同和堅持的「社會共同利益」，直接影響到美國社會「是否可以持續下去」。為此，他們提出了恢復和重建美國社會道德的口號，以確立美國「道德大多數」的地位。通過其有效的組織領導和廣泛的網路聯繫，新右翼在美國草根社會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右翼浪潮，以平民運動方式反對他們認為有損社會道德、有傷社會風尚的行為和現象。[3]而新型保守派則是由美國自由派人士轉變而來，原因是他們對60年代所發生的一系列社會運動深感不安和憤怒，認為這些運動嚴重地衝擊，甚至顛倒了美國傳統文化價值觀，致使道德滑坡、權威削弱、價值觀模糊、自由權利濫用。新型保守派們特彆強調社會文化價值觀，尤其是宗教倫理精神，認為它們是維繫美國文明大廈的基石。在他們看來，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結構都是建立在文化價值觀念基礎上的，缺少文化價值觀的支撐，社會共同體將難以為繼。為此，他們再三強調堅持和發揚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確保美國傳統文化價值觀不斷傳承下去。[4](p44-50)最後，以福音派和基要主義派等宗教組織為主體的新宗教右翼，也針對美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急劇下滑的道德價值觀，假借「電子牧師」和「超級教會」等方式，以猶太－基督教傳統價值觀為基準，動員和組織了數千萬福音派和基要主義派教徒，掀起了一場規模相當可觀的宗教右翼運動。[5]宗教右翼建立了許多以鞏固美國傳統家庭及其價值觀為目的的宗教組織，如「基督教聯盟」、「基督教之聲」和「鷹論壇」等，通過遊說等手段對州和聯邦議會的成員施加影響，從而影響州和聯邦政府的立法。[6](p182-84)至20世紀末期，這些新宗教右翼組織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了共和黨的政權：他們「不再是需要在共和黨大會上爭取一個席位的少數派，而是正在忙著為其他人安排座位，因為他們已經成為共和黨的核心成員」。[7](p183)

　　不難看出，所有這些新保守主義勢力共同關注的最關鍵的問題，是美國社會道德的下滑、宗教價值觀被世俗價值觀所取代，以及傳統核心家庭的解體。在他們看來，家庭和宗教是一個體面社會不可或缺的支柱，而家庭更是社會的神聖組織單位，其利益應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任何試圖削弱家庭重要性、銷蝕宗教價值觀念的言論和行為，都是對美國文明薪火傳承的嚴峻挑戰，因而必須予以嚴厲譴責和痛擊。新保守主義興起與聯合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正是要打擊一切顛覆美國傳統價值觀的行為與觀念，扭轉美國社會道德下滑的趨勢。於是，「道德」成為新保守主義展開戰鬥時一面鮮明的旗幟，「家庭」則成為新保守主義觀察問題的切入點，保護美國傳統家庭成為了新保守主義一切主張與行動最為充分的理由和指南。

　　在此背景之下，宣揚婦女自由、平等、獨立與解放的女權主義運動，自然就成為新保守主義的頭號敵人。在保守派們看來，女權主義者主要犯下了以下幾大「罪行」：

　　其一，說女權主義者是「反家庭」的，因為她們仇視家庭、男人和兒童。在1979年一篇相當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反對家庭的女權主義者」中，作者曆數和批評了女權主義各大派別對家庭的仇視。在作者看來，首先，以60年代美國婦女解放運動先驅貝蒂·弗里丹為首的自由女權主義者受到了資產階級階級局限性的嚴重影響，完全不了解許多男人在家庭外的工作實際上受到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壓迫，也完全無視那些在生產線上辛苦工作的勞動階層婦女的艱辛與苦痛，以至於將中產階級的郊區家庭視為「美國婦女舒適的集中營」。[8](p131)其次，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完全局限於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框架，陷入了狹隘的計量經濟學模式，將家庭與政治都視作經濟發展的副產品，將政治等同於經濟，將女人生孩子完全視作「勞動力的再生產」或「將來的商品勞動力的再生產」。[8](p131-32)最後，激進女權主義者宣揚「個人的事情具有政治意義」，實質是將個人的私生活與個人的事情等同於「政治」，看不到真正的社會與政治鬥爭，只知道在家庭中掀起「性別戰爭」，將男人視作奴役女人的身體與思想、依靠吸食女人的血為生的吸血鬼，詛咒男人們使得女人懷孕，詛咒女人的生育能力，也詛咒胎兒與孩子，說胎兒是不受歡迎的寄生蟲，說孩子是女性實現其最大潛能的障礙，將「家庭」歸結為女性受到壓迫的根源所在。可見，激進女權主義者的某些觀點過於極端，更是給作者提供了把柄。[8](p131-32)

　　其二，保守派們宣稱說女權主義者是「反上帝」的，因為女權主義者宣揚的性解放、性平等和墮胎權利不僅毀壞了原有的生活方式，而且要把上帝決定的男女關係徹底顛倒，違背了上帝規定的男女角色的分工秩序，是對美國基督教文明的徹底反叛。眾所周知，在《聖經》中，上帝為了不讓亞當感到寂寞，用亞當的一根「肋骨」創造了夏娃。《創世紀》第三篇第十六節（Genesis3:16）里還明白無誤地記載著上帝對夏娃講的話：「你的慾望將從屬於你丈夫的慾望，他將全權統治你」（andthydesireshallbetothyhusband,andheshallruleoverthee）由此，《聖經》以它的絕對權威，為反女權者支持其堅守的男女等級制社會秩序提供了神聖的依據。譬如，新教原教旨主義者就經常用對《聖經》的字面解釋來闡述男女之間的關係，說女人屈從於男人是上帝的安排。[2](P4,337)70-80年代在美國影響巨大的「道德多數派」領袖傑瑞·法威爾(JerryFalwell)認為全能的上帝在創造男人和女人時，就讓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有差別，並且賦予了他們不同的需要。他因此指責美國婦女從未真正接受上帝賦予她們的角色。[9](p136)總之，在保守派的眼裡，男女之間的差別與其說是存在於生理上，還不如說是存在於上帝的法則上。兩性不同的角色都是由上帝決定的，男人制約女人的等級制也是上帝安排的，任何試圖改變或修補這個神聖秩序的努力都是違背上帝意旨的行為，因而將招致上帝的憤怒。[2](p350-51)

　　其三，保守派們還指責女權主義者對色情文化不制止，縱容色情文化的泛濫。在90年代之前，美國激進派女權主義者與自由派女權主義者之間在反對色情文化的方式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具體而言，自由派女權主義者雖然也對色情文化進行猛烈抨擊，譴責其所宣揚的對女性的性徵服實際上是鼓吹性暴力，認為色情文化把女性當作玩物是對婦女的污辱，但是，他們卻對激進派女權主義在80年代初提出的通過立法手段遏制色情文化的主張提出了反對意見。究其原因，自由派女權主義者堅信古典自由主義思想，認為色情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因為它也是表述思想的一種方式。而果真如激進派所主張的那樣對色情刊物建立審查制度，或制定有關法令禁止色情刊物的話，那麼美國憲法所確認的自由言論精神及受憲法保護的公民權必然受到損害。[2](p315-16)因此，女權主義內部在打擊色情文化方式上的分歧與自由派女權主義在此問題上的矛盾態度，更是給予反女權主義者以反對的把柄。法威爾指責女權主義者非但在色情文化問題上不言語，還為了獲得活動經費而接受花花公子等色情雜誌及一些妓女組織的捐款。[9](p143)

　　總之，新保守派們認為女權主義改變和破壞了由上帝規定的男女角色的分工秩序，動搖了美國以猶太－基督教為根基的價值體系，也顛覆了美國傳統的家庭觀念，最終瓦解了美國的傳統家庭，是美國道德水準嚴重下滑和一切包括家庭危機在內的所有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據此，新保守派們採取了各種手段、運用了各種策略在美國社會各個階層宣傳其反女權思想。其中的宗教右翼分子，尤其是天主教反墮胎積極分子以及新教教徒中的原教旨主義派和福音派，藉助宗教教義中關於性別的保守觀念，充分利用佈道說教的機會以及美國公眾對家庭與社會解體的恐懼，動員教徒參加到反對女權主義的鬥爭中去，抵制和批評女權主義的目標以及鬥爭手段或策略。[10](pviii)同時，反女權勢力中的一些反共勢力有不少人在美國政府中佔據要職，為反女權者的主張在各級政府部門積極活動；一些主張市場經濟的保守派則為反女權者提供經費，確保反女權者順利開展各種活動。[2](p351)眾多的政治學、心理學、經濟學、教育學、甚至於軍事學界的反女權者紛紛為美國各大期刊、報紙、雜誌等撰文，從各自不同的學術領域分析女權主義的負面甚至於極為有害的影響，控告其各種「罪行」。[10]此外，新保守派們還控制了美國的主流媒體，如報刊、雜誌、電視及電影等，藉助這些媒體在美國公眾中巨大的宣傳力量，一是嘲諷和醜化職業女性、單身女性和男性女權主義者，以期妖魔化女權主義者形象。二是宣揚傳統女性形象的回歸，聲稱女權主義運動的理論與目標已經「終結」，「後女權主義」時代已經來臨。三是公開地放棄原先所持有的女權主義立場，與女權主義者將「個人的問題」賦予政治意義相反，將女權主義的重要議題「個人化」。例如，媒體宣傳說家庭暴力等問題純屬「個人問題」，不需要政府用立法的手段予以解決。最後，媒體大肆宣揚消費主義，以期蒙蔽婦女們的政治需求，從而將女權主義議題「去政治化」。[11]

　　如此一來，由於上有政府機構的人通過立法和政策制訂的方式來制止和挫敗婦女運動的各種計劃，下有以教會為基礎的廣大民眾的熱情、甚至狂熱的支持，另加主流媒體風向標的轉向，反女權者的聲音可謂響徹學術界與大眾文化界。美國社會各種反女權力量也趁機聚攏起來，在70年代後期成倍增長，其勢力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對女權主義運動展開了正式的反擊，一場規模龐大、具有高度組織性的反女權運動由此在美國應運而生。

二、反女權運動的表現形式

　　如前所述，反女權者所要捍衛的，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所謂核心家庭模式，也是猶太－基督教文明及其所宣揚的男女角色分工秩序。女權主義者在60－70年代推出的一系列計劃，如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以下簡稱ERA)、維護婦女墮胎權、為同性戀者爭取權利、政府出資建立日托所和家庭暴力庇護所等，都被反女權者認為是旨在破壞和顛覆美國價值體系的觀念和行為，對美國核心家庭模式與傳統的男女角色分工秩序構成了巨大威脅，因此而成為了反女權者討伐和進攻的主要目標。

　　首先，反女權者掀起了一場反對和阻止ERA的運動。ERA在20年代由「全國婦女黨」提出，其主要內容是要求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全美所有男女都將擁有平等權，全國任何地方都將受此法律約束」，以消除當時婦女在各個方面受到的歧視，消除法律上的性別歸類，讓男女在各個領域享受平等權利。但是，ERA提出取消性別差別，並主張男女在各個方面公平競爭，這就意味著美國大多數州已有的旨在保護婦女權利和權益的法律，如女工最低工資法、女工最長工作時間法和女工體力勞動工作法等自然失去效用。ERA因此而遭到了其他婦女組織和工會組織的反對與阻撓，未能在國會獲得通過。儘管在30和40年代女權主義者都分別再次獲得機會將ERA提交國會，但終因反對力量仍然過於強大而未果。50年代初，美國參議院雖然兩次通過了ERA，但同時也通過了一個名為「海登」的附案，明確規定已有的婦女特別保護法律條文不受ERA的限制，ERA也不能有損於將來法律給予女性的權利、利益或赦免權，於是參議院通過的這個平等法案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女權主義者為爭取ERA的努力又一次遭受挫折。[2](p148-153;316-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國一系列的社會運動，特別是黑人民權運動，給ERA帶來了新的契機。《1964年民權法案》的第七條禁止招工與就業方面的性別歧視，實際上使所有州原先旨在保護婦女權利的法律自然無效。婦女運動中那些為保留這些保護性法律而反對ERA的婦女機構及工會組織於是紛紛改變立場，支持ERA。在這種背景之下，婦女運動積極分子再次將ERA提交國會。雖然也並非一帆風順，但ERA最終於1971年和1972年兩次獲得了參、眾兩院的通過。一時間，「全國婦女黨」50多年前提出的法律面前男女享受平等權利的夢想，似乎不再是一種憧憬，而是一種清晰可見的現實。　

　　然而，自此之後，反女權主義者「把阻止ERA的批准看作是打敗自由主義力量、捍衛美國傳統價值觀的一場神聖戰鬥」，[2](p336)對ERA展開了猛烈的攻擊。在這場戰鬥中，右翼勢力先鋒－菲利斯·斯加拉弗利(PhyllisSchlafly)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她將其自辦於1967年的通訊刊物－《菲利斯·斯加拉弗利報告》轉變成為喚起其支持者反對ERA的工具，在偏向於保守的美國南部和中西部各州動員了大量反對ERA的勢力，並很快組建起一個名為「制止平等權利修正案全國委員會」的龐大組織。此外，斯加拉弗利於1975年創辦了一份名為《鷹論壇通訊》的刊物，一方面及時傳播各地組織反對ERA的信息，互相交流鬥爭經驗，還向讀者募捐錢款，用於支持反對ERA的各項活動。更重要的是，《鷹論壇通訊》以簡單通俗、淺顯易懂的語言把ERA提高到道德高度來進行批判，有時甚至於隨意歪曲女權主義者的主張，以達到激起其讀者道德上反感的目的。[2](p340);[12](p272-273)　

　　1977年，斯加拉弗利還發表了《積極女性的力量》一書，以ERA對家庭婦女的法律和經濟權利構成威脅為由，猛烈抨擊ERA倡導的所謂男女平等的原則已經對美國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並倡導婦女們採取「積極的態度」對待和承認自己作為女性與男性在生理上的不同，接受上帝為延續人類社會而賜予女性的生育和哺乳功能，也承認男人天生的超越女性的體力，而不是「消極地」去看待這些差異，詛咒上帝將自己創造為女人，詛咒女性所擁有的生育功能，認為所有男人都無時無刻在陰謀策劃著如何壓迫女性，從而將所有男人樹為女性的敵人。據此，斯加拉弗利宣稱，「積極女性」將會獲得一種獨特的「力量」，並號召這些「積極女性」行動起來，爭做愛國者，保護美國的猶太－基督教文明。[13](p101-113)《積極女性的力量》一書在反女權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被各派反女權者廣為傳閱。

　　概括起來，斯加拉弗利一方面曲解和誇張ERA將會給婦女帶來的不利甚至可怕的後果，另一方面又對ERA的政治影響做出一些中肯的分析，從而贏得了各保守群體對反對ERA行動的支持。譬如，針對那些已經就業的中產階級婦女，她運用以往反女權者運用最多的策略，指出她們將因此失去所有在工作中享受的保護性法律，還不得不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忙碌得精疲力竭；針對那些沒有任何工作經驗和技術的家庭婦女，斯加拉弗利說ERA非但不能給她們帶來好處，相反，還奪走婦女們在丈夫的供養下做一個全職家庭婦女與母親的權利，使她們失去基本生活保障，陷入窘境；同樣，針對那些離婚的單親母親，斯加拉弗利說如果ERA批准通過，她們從前夫那裡得到子女哺養費的可能性會更小，即使得到，數目也會少得多，她們很可能要獨自承擔哺養子女的重任。針對年輕婦女，斯加拉弗利還指出，ERA批准通過後，她們將同年輕男子一樣被徵兵入伍，被編製到戰鬥部隊，和男士兵呆在一個狐狸洞里戰鬥，從而贏得了許多不願或害怕參軍的年輕女性的支持。針對那些害怕失去州權的政客們，斯加拉弗利更是利用其敏銳的政治思考能力，指出ERA勢必要求州政府對婚姻、離婚、子女監護和孩子領養的法律作大幅度的修改，並且將在這些問題上給聯邦政府重新立法的權力，從而把原先由州政府行使的權力移交給聯邦政府。[9](p136-63)最後，斯加拉弗利還將許多中產階級男子也動員起來，說婦女一旦擁有與男子同樣的就業機會，就將搶走他們中許多人的飯碗，使他們面臨更大的就業壓力。[10](pix)

　　在斯加拉弗利率先組織起一支隊伍對ERA進行攻擊的情況下，反對ERA的聲音在美國各界紛紛湧現。在「女權主義者的錯誤：性別平等與美國軍隊的衰敗」一文中，政治學教授雅布朗詳盡地描述了70年代以後美國軍隊里實行ERA所倡導的男女平等原則以後，軍隊的戰鬥力及效率由於女性的增多而大大削弱。她說，「很明顯，雖然軍隊所要捍衛的是民主與平等的原則，但將這些原則在軍隊內部實施是完全錯誤的，也是極度危險的！」。[14](p166-70)一些右翼組織，如「約翰·伯切社團」（JohnBirchSociety）、「美國革命女兒」、「自由遊說」和「三K黨」等，也一個個披掛上陣，攻擊ERA。[2](p340)那些強調傳統價值觀和傳統生活方式的宗教右翼分子及其組織，更是以ERA破壞家庭、使傳統家庭解體為由大肆對其進行攻擊。譬如，福音派領袖法威爾指責ERA是「一個騙局」，因為女權主義者設法將其有效期延遲到1982年本身就是「非法的」；[9](p140)法威爾還強調男女在體力上的差別，聲稱ERA不可能給予婦女所需要的一切，她們需要遵從上帝的指引，如同敬重上帝般尊敬自己的丈夫。[9](p136)同雅布朗一樣，法威爾指責美國軍隊中的女權主義者為了追求男女完全的平等，不惜以犧牲軍隊的防禦能力與戰鬥力為代價。[9](p144-55)「全國天主教婦女聯合會」堅持認為男女不可能在維持家庭的生計上承擔相等的責任，丈夫應該同以往一樣，繼續承擔其養活妻子和未成年孩子的首要責任，而妻子則只要在其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承擔一部分贍養自己及子女的責任即可。摩門教教徒也從教義和生理角度出發反對ERA，指出儘管男女在上帝面前同等重要，但在創造人時，上帝有意識地使男女在生理、情感和其他方面有區別。新教原教旨主義派更是用對《聖經》的字面解釋來闡述男女之間的關係，說女人屈從於男人是上帝的安排。[2](p337)總之，在ERA1972年獲得美國參眾兩院通過後的大約十年里，以斯加拉弗利為首的反女權者動員了美國以中下層階級和福音派信徒為主體的各派右翼保守勢力，對婦女解放運動的重要議題和目標－ERA進行了猛烈的攻擊，終於使它因在有效期(1979年，後被延遲至1982年)截止之前未能獲得使之生效所必須的四分之三州的批准而失效，女權主義者半個多世紀的努力也隨之化為烏有。[2](p319-22)

　　如果說反對和阻止ERA的通過是20世紀後期反女權運動打響的第一場戰鬥，那麼反墮胎運動可以說是他們打響的第二場戰鬥了。在20世紀60年代末婦女運動之前，美國各州法律都禁止婦女在懷孕期作人工流產，除非是為了挽救孕婦的生命。為了增進婦女的健康，為婦女們獲取對自身的生育權的控制，60年代末期的婦女運動將取消美國各州所有有礙於婦女享受其生育自由權利的法律，為婦女爭取墮胎權作為主要奮鬥目標之一。在女權主義者的努力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終於在1973年的「羅歐訴威德案」（Roev.Wade）這一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性裁決中，宣布喬治亞州和得克薩斯州墮胎法違憲。自此以後，墮胎在美國成為一種合法的醫療手術，而婦女的墮胎行為也受到美國憲法的保護。[2](p306-310)[15]

　　可想而知，女權主義運動在爭取墮胎權上取得的這一重大勝利，引起了保守的反女權主義者們極大的不滿與憤怒。在他們看來，生命從婦女懷孕那一時刻起就已經開始，不管在懷孕的什麼階段墮胎，都將是一種謀殺行為；同時，墮胎還被他們看作是社會道德淪喪和家庭觀念崩潰的表現，威脅到美國的家庭價值觀，使美國淪為一個無信仰、無責任感的社會。[16](p85)反女權者還指出，給予婦女墮胎權實際上是為女性不負責任的性自由行為甚至性亂交行為提供法律保護，是鼓勵婦女將自己的需求置於家庭及社會的需求之上，應該為美國傳統家庭模式日趨式微、美國傳統價值觀不斷消蝕、美國年輕人性行為越來越無拘無束等社會問題負責，因此應該予以堅決反對和打擊。[2](344-45)

　　於是，在1973年1月22日「羅歐訴威德案」之後，美國反對墮胎的保守勢力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團結起來。他們控制了關於墮胎的辯論語言，在「生命」、「貞潔」以及「母性」等詞語前冠以「支持/贊同」（pro-）這一前綴，以「贊同生命派」自居，使之與以「贊同選擇派」自居的女權主義者針鋒相對，並在「家庭」、「宗教」等詞語前冠以「反對」（anti-）這一前綴，用「反家庭」、「反宗教」等詞語描述女權主義者的觀點，在全國掀起一場「語言戰爭」，極盡煽動之能事，成功地將女權運動置於被動的地位。[17](p237-39)每年的1月22日這一天，這些以「贊同生命派」自居的反墮胎者都會在首都華盛頓舉行以「為了生命」為主題的大規模遊行活動，還在全國建立了為數眾多的反墮胎組織，與支持墮胎的「贊同選擇派」展開了一場殊死鬥爭。這些反墮胎組織種類繁多，但都以「生命」作為其關鍵詞，如「全國生命權委員會」、「關懷生命」、「生命權利」、「生命與平等」和「美國生命遊說團」等。其中，最早建立的「全國生命權委員會」以「全國天主教主教會」作為其堅強後盾，充分利用天主教會提供的資金、網路、辦公設施和交通工具等便利條件，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發展。80年代初，該組織已擁有遍布全國的3000個基層組織，成員超過了千萬人。[18](p32)[2](p344)而且，緊接著美國天主教教會之後，許多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派別也跟著扯起了反墮胎大旗。此外，摩門教會和美國猶太教正宗派也加入到反墮胎的隊伍中。[2](p344)

　　這些組織大膽借鑒女權主義者宣布「個人的事情具有政治意義」的策略，將墮胎看作是政治問題，力圖在立法和司法等政治權利中心尋求支持。他們藉助手中的選票和人數眾多的有利條件，對美國兩黨及其競選政府官職的人員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成功地使墮胎問題發展成為美國兩黨政治競選時難以迴避的問題之一。1976年，共和黨在其競選綱領中明確表示支持通過一項禁止墮胎的聯邦憲法修正案。[2](p345-46)次年，反墮胎運動在美國國內政治中的影響力達到巔峰。這一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海德修正案》，最高法院還對「多伊訴波爾克案」作出了裁決，禁止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動用公共基金為貧困婦女支付墮胎費用，除非是為了挽救孕婦的生命。進入80年代，極右勢力代表羅納德·里根當選總統，其明確的反墮胎立場更是為反墮胎運動大開方便之門。愈趨保守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在「海里斯訴麥克拉案」（Harrisv.McRae）中裁決說，儘管憲法給予婦女墮胎權，但聯邦政府沒有義務根據醫療補助計劃為婦女支付墮胎所必須的費用。許多州議會還紛紛仿效國會通過的《海德修正案》，規定貧窮婦女不能把政府資助窮人的醫療錢款用於墮胎。至1987年，美國全國共有38個州在其法律上寫下了這樣的條款，相當程度上使得婦女的墮胎權利一下子又回到最高法院1973年在「羅歐訴威德案」作出歷史性的裁決之前的狀況。兩年後，在對「韋伯斯特訴生育健康服務處案」的裁決中，最高法院判定密蘇里州極為嚴苛的新墮胎法符合憲法，更是將女權主義者在「羅歐訴威德案」中取得的成果撕得粉碎。在接下來的一年之內，美國幾十個州仿效密蘇里州起草並通過了為墮胎附加各種更為苛刻限制條件的新墮胎法，如規定孕婦要持有其丈夫的書面聲明，證明他同意妻子墮胎，以及少女墮胎需有父母同意等等，實際上最終推翻了最高法院在「羅歐訴威德案」上的裁決。[18](p34)[2](p346-47;364-70)

　　進入80年代中期以後，許多反墮胎者認為僅憑這些立法與司法手段是難以徹底制止墮胎現象的，於是採取了許多更為直接與暴力的手段，反墮胎運動逐漸向更為激進的方向發展。一些團體，如「尊重生命行動聯盟」，採用諸多「直接行動」的策略，如勸阻前往墮胎診所的婦女、阻斷她們前往墮胎診所的路徑、用語言與身體攔阻她們、跟蹤她們甚至往她們家裡打騷擾恐嚇電話等。一些極端分子，特別是福音派中以「好戰」為其主要特徵的基要派或原教旨主義者，聲稱為了「挽救美國基督教文明」，他們要「反對現代美國世俗化最為殘暴的後果」，決意要將整個美國社會從「不信仰」中「拯救」或「營救」出來，於是採取了各種暴力恐怖手段，如非法入侵、縱火焚燒、炸毀墮胎診所等，還對墮胎診所的醫務人員實施暴力威脅、傷害甚至於謀殺。[16][2](p348-49)1986年出現的由蘭德爾·特里(RandallTerry)領導的「營救行動」組織，更是將許多年輕力壯、但卻在工作與生活中處處碰壁的青年男子組織起來，在全國範圍內連續發起大規模的「全國營救日」行動。特里借用民權運動的「公民不服從」方法，實行封鎖墮胎診所、激起大規模逮捕以及不與警察合作等策略，對墮胎提供者與接受者直接採取激烈行動，非法侵入、突然襲擊或封鎖眾多墮胎診所，多次使得美國許多州的監獄人滿為患，同時藉助媒體的關注把墮胎問題展現在公眾面前，擴大其「營救行動」的影響力。[17](p401-402;407-412)不難想像，在這場範圍廣、聲勢浩大且充滿血腥味的反墮胎運動的威懾之下，美國女權主義者70年代初在墮胎方面爭取到的權利到80年代末已喪失殆盡。[17](p403)

　　當然，在ERA及墮胎以外，反女權者也在其它一些戰線上展開了鬥爭。譬如，旨在改善婦女工作條件與待遇、促進婦女參與到男性主導的社會與經濟地位相對較高的職業中去的「肯定性行動計劃」，也遭到了反女權者的大力反擊。在公司員工招聘工作中，「肯定性行動計劃」不僅沒有得到遵守與執行，還遭到了反女權者，特別是男性反女權者的大膽挑戰。他們百般刁難那些進入從前由男性主導的行業的女性，還使用各種手段侮辱和騷擾她們，其中包括性騷擾。據統計，在里根政府時期，許多電視與新聞單位不僅取消了配額制度，而且還以各種理由裁減了大批女職工。[17](p372-375)在右翼保守勢力的影響與控制下，許多州及聯邦法院更是使用各種方法為男性反女權者挑戰「肯定性行動計劃」大開方便之門。在婦女們向法庭提出受到歧視等的訴訟時，她們被要求提供的證據越來越繁瑣。80年代末，法庭甚至於還在一系列的裁決中聲稱《1866年民權法案》並不適用於已經就業的女性。也就是說，女性如果在工作中受到歧視，如在工作能力與工作經驗上絲毫不遜於男性的情況下被公司排除在晉陞名單之外，或當公司遇到麻煩時被首先列入解聘名單等之時，她們無權以這一民權法案為武器保護她們的利益。隨著更多女性進入那些從前由男子主宰的行業，直接威脅到男性的就業與經濟地位，許多男性反女權者甚至於向法庭提出了「反向歧視」（reversediscrimination）的訴訟。[17](p391-99)

　　女權主義者極力倡導的旨在幫助婦女就業的日托所，也沒能逃脫反女權者的極力攻擊。70年代初，廣大婦女組織主張由美國聯邦政府資助在全國建立一個面向所有學齡前兒童、管理精湛的日托所體系，以幫助收入低下的母親外出就業，減少她們對國家福利的依賴程度。但是，社會各大保守勢力，如反共組織「約翰·伯切社團」和原教旨主義教派等，迅速結成同盟，向國會議員進行遊說，指責建立日托所無異於侵犯家庭私域，其激進社會主義成分與蘇聯日托所的社會主義特性不相上下。整個70年代，有關日托所的這些提案不是在國會中受阻，就是遭到奉行保守主義政策的歷任總統（尼克松、福特及卡特）的否決。例如，尼克松總統否決1971年女權主義者提出的《兒童全面成長法案》的理由是—「經濟上不負責任、社會上有損於家庭穩固性」。[2](p291-94)到了80年代，反女權者在反對日托所上的鬥爭不斷升級。為了減少就業婦女的人數，讓更多的婦女「回歸」家庭，他們對已經就業的母親們橫加指責，誣衊她們是「不負責任的」和「不稱職的」母親。而且，他們妖魔化日托所工作人員，控告他們虐待和性侵犯兒童，並用一些虛假甚至於荒唐的調查報告為佐證，聲稱日托所極大地損害了兒童，特別是嬰兒的體格發育與性格培養。在80年代，遍布在美國各大報刊與雜誌上的，是各種反對日托所的標語，如「媽咪，不要把我扔在日托所不管」、「警惕：日托所有害於兒童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各種媒體大力宣傳那些安心呆在家中的婦女，特別是那些放棄已有的工作，回到家裡當「全職媽媽」和「全職太太」的婦女，將她們奉為所有美國婦女都應該仿效的「合格的母親」和「好女人」。[17](p41-45)

　　女權主義者在其它一些方面的努力，如語言改革、學校開設性教育課程、同性戀權利，以及要求聯邦政府出資建立家庭暴力庇護所、撥款救助貧困的哺養子女家庭，特別是單親母親家庭等，也都遭到了反女權者的攻擊。例如，為了改革英語語言中的性別歧視，女權主義者試圖分析和改變語言交流的風格與結構，將那些人們習以為常的只包含男性的詞語用既包含女性又包含男性的中性詞語替代。自70年代宗教女性主義的興起之後，一些開明的宗教派別還支持女性主義者用包含女性在內的辭彙及語言改寫各種宗教教義，如用「上帝/女神」代替「上帝」，用「聖父/聖母」代替「聖父」等，還從《聖經》中尋找上帝支持女性平等的證據，且大力支持出版這些改寫後的宗教教義。[6](p66-67)而反女權者則指控這些改革不僅使英語語言失去其多樣性之美，還因不符合人們的常規思維而顯得異常彆扭和怪異。而事實上，英語中那些僅包含女性在內的詞語之所以聽起來讓人感覺彆扭，是因為與傳統的男性形式（即不包含女性在內的）辭彙相比，這些詞語總是顯得較為弱勢和缺少權威。而這一現象背後的根本原因，正是由於女性長期以來受到了男性的壓迫；語言歸根結底還是社會價值觀與權力結構客觀而真實的反映。[19](p349-51)針對政府福利的發放問題，反女權者更是從道德上詆毀貧困的單親母親，說她們是道德敗壞的「福利女王」，且給她們扣上「個人道德自律缺損」的帽子，反對聯邦政府出資幫助她們，並試圖通過立法取消或大力削減政府給予貧困單親母親家庭的救助和開支。1996年，反女權者「反政府福利運動」的目標終於在《個人責任法案》中得以實現。這一法案將貧困的單親母親「妖魔化」，宣稱貧困應該是個人的或家庭的責任，政府出資幫助那些貧困的單親母親，只會使她們更加依賴政府，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於是在關於單親母親們申請政府補助的資格中強加了一些更為苛刻的、甚至於是屈辱性的條款，以至於相當數量的單親母親們寧願忍受更大的生活的艱辛，也不願去申請政府福利。[20]

三、反女權運動的深遠影響

　　作為一場「大規模的、有組織的社會運動」，[19](p534)反女權運動於80年代初（以里根總統上台為標誌）在美國白宮拉開維幕，進而滲透到大眾文化層面，在上文所論及的反ERA、反墮胎以及反「肯定性行動計劃」和反對日托所等一系列運動中取得豐碩「戰果」，不僅重挫了美國女權主義者的銳氣，成功地遏止了美國婦女運動的發展勢頭，還通過修改法律等手段，使得婦女運動原先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大打折扣，對廣大美國婦女，尤其是少數族裔及中下層勞動婦女的經濟生活狀況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首先，女權運動遭受了嚴重的挫折。其主要表現之一，是女權主義者的形象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如前所述，20世紀後期的新保守主義各派不僅掌控了國家的立法大權，而且還完全控制了主流媒體。在右翼思潮的影響之下，美國各大報紙、電視與電影緊跟時代節拍，通過大量具有欺詐性和誹謗性的描述與宣傳，極力嘲諷、醜化職業女性、單身女性和男性女權主義者，對女權主義者的公眾形象造成了極為有害的影響。例如，在反女權者的宣傳下，職業女性被描繪成為自私自利的工作狂，單身女性被描繪成為「病態的孤獨者」、「痛恨男人者」、「鼓勵離婚者」和「憎恨兒童者」，而且還是艾滋病的傳播者、身患抑鬱症的老處女或感情上嚴重受挫的神經病。而男性女權主義者則更是被稱為缺少男子漢氣概的「無用和儒弱」之流，不是陽萎患者、畸形人，就是害怕老婆嘮叨的「氣管炎」(諧音妻管炎)患者，抑或是「事業上的失敗者」或「感情上的失意者」。總之，女權主義者的形象被妖魔化了。[11]以至於到90年代初，人們很少能聽到帶有褒義或正面涵義的「女權主義者」一詞出現在各大媒體中，很多女性因此而害怕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者」，或與「女權主義者」有什麼關聯。[21](p3-4)女權運動遭受重大挫折的表現之二，是在反女權者的攻擊之下，女權運動的理論與目標被「終結化」了。在主流報刊、電影與電視中，那些所謂的一心想要回歸傳統女性角色、維護美國家庭穩定的「積極女性」頻頻亮相。一時間，宣揚女權運動已經過時、「後女權主義」時代已經來臨的「後女權主義者」的聲音充斥著美國媒體及學術界①。最後，如前所述，女權主義者曾將一些重大議題，如墮胎、日托所、家庭暴力等，賦予政治含義，因此主張用政治手段加以解決。但在反女權者的宣傳與攻擊之下，所有這些問題都不再與政治相關，而是純屬個人的私事。加之主流媒體大力宣揚消費主義，女權主義者對政治問題的注意力被轉移，其政治意識也被麻痹了。其結果，反女權者成功地將女權主義的重大議題「個人化」和「去政治化」了。[11]

①美國媒體所宣揚的「後女權主義」，並非是學術界和女權主義理論界所指的「不斷演變的婦女運動的一個階段」，也並非是根源於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分析模式的對當前女權主義理論及實踐的挑戰與發展，更不是代表著多元文化主義、承認差異、反映其與其他也要求變革的哲學與政治運動（如後殖民主義運動）之間關係的一整套成熟的女權主義理論，而是表示女權運動前輩們所贏得的勝利果實已經充滿於我們社會存在的每一個角落，因此女權運動已經與現實不再相關了。n

　　其次，在相當程度上，反女權運動也加劇了20世紀後期美國「貧困女性化」現象的發展。這一時期，由於美國經濟的發展，大量的美國人，特別是白人男子，都從貧困中解脫出來，而婦女與兒童卻正在走向貧困，使得女性，特別是單親母親及其子女越來越成為美國貧困人口的主體。[1](p73)引發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反對女權的新保守主義者非但無視美國就業市場上男女「同工不同酬」及大量婦女陷入以低工資為顯著特徵的後工業社會「粉紅領」工作的現實，還成功地使本來就相當保守的美國社會福利制度變得愈益保守，為「貧困女性化」現象的惡化立下了「汗馬功勞」。在那些掌握美國政權的新保守主義反女權者看來，政府直接針對貧困單親母親的社會福利計劃，如「撫養子女家庭補助」（AFDC）及公共日托服務等，加速了美國傳統價值觀與傳統家庭模式的解體。於是，以挽救美國社會道德為由，聯邦政府大量削減了AFDC現金補貼、食品券等實物補貼以及公共日托服務的資金，使本來就相當保守的美國福利制度愈加保守，使單親母親的日子更加艱難，愈益無法擺脫貧困。[1](p77-79)

　　在反女權勢力的強大影響之下，美國社會針對婦女的暴力，如家庭暴力、強姦以及工作場所性騷擾等問題絲毫沒有好轉，有些問題甚至於更為嚴重。例如，據1995年11月《紐約時報》的報道，美國每年有200萬婦女遭毆打，1,500名婦女被其配偶或同居者傷害。另據1998年的一分調查，每年大約有190萬名婦女身體遭受他人的侵襲。而據2001年美國官方的報道，每隔15秒就有一名美國婦女受到毆打。[22](p1,5)此外，女性強姦受害者的人數也有增無減，在90年代，強姦案件比70年代早期相比幾乎翻了一翻。[17](pxvii)之所以如此，一是由於一些男性出於對女權主義的不滿或痛恨，故意用這些暴力方式報復或懲罰女性。[17](p66-67)一些反女權主義者甚至於荒謬地指出，女性在職業領域的進步應該為強姦比率上升負責，「由於更多的女性出現在工作場所和大學裡，她們受強姦的機會當然就更多了」。[17](pxii)二是由於日益強大的反女權主義勢力控制了主流媒體，故意掩蓋婦女遭受暴力事件的具體數據，貶低這類案件的重要性，甚至於公然地否認女性暴力事件普遍存在的事實，謊稱說這類案件在逐年減少。[22](p2-3,5-6)[17](p56)最後，在反女權運動的影響之下，美國聯邦政府大量削減了為受害婦女提供緊急住所的資金，致使大量受害婦女因無法找到臨時的棲身之所而遭受更大的痛苦。[17](pxiv)

結論

　　總之，自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反女權主義者在新保守主義思潮的影響與支持之下，大打「道德」旗幟，以保護傳統家庭和傳統基督教文明為由，指責和批評女權運動破壞家庭，是美國社會道德下滑以及社會問題惡化的罪魁禍首，成功地掌控了美國公眾對所有婦女權利問題進行討論與辯論的語言，使大量的美國人認為「婦女解放運動」的確是當時美國所有個人、社會以及經濟問題的真正禍端所在。[17](pxviii)反女權主義勢力於是迅速壯大起來，在反ERA、反墮胎、反日托所等戰線上與女權主義者展開了鬥爭，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女權主義運動。這場運動嚴重挫敗了女權主義運動的進程，加劇了20世紀後期美國「貧困女性化」的速度，也使婦女遭受家庭暴力以及性暴力的問題更為嚴重。而且，進入21世紀，反女權主義者的勢力也並未明顯減退。例如布希政府，正像作者芬蕾的一本著作的標題所言，企圖倒轉歷史的時鐘，發起了一場針對美國婦女的「戰爭」。[21]

　　誠然，美國女權運動，尤其是20世紀後期的激進女權運動，的確在關於家庭及兩性關係問題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過於極端的觀點。但是，反女權主義者卻一味地誇大女權主義激進的一面，並將激進女權主義的觀點泛化為所有女權主義者的觀點，完全忽略了主流女權主義者無論是在關注的重點問題還是鬥爭策略上都根據實際情況適時地做了相應調整，其目標仍然是男女之間的平等與和諧相處，絕不是男女互相為敵，更不是「反家庭」。[23](p107-118)除此之外，反女權主義者在對女權主義者進行攻擊時，使用的是「陳腐的昨日道德標準」，且借用了許多無法經受驗證的所謂「科學研究新發現」，無視當時廣大美國婦女無論是在教育、參政、工資水平、家庭分工、生育自由等方面遠未達到與男子平等的地位的事實，因此反女權主義者的許多觀點在相當程度上是站不住腳的。[17](pxiii-xv,xviii)而且，如前所述，美國在70年代後期開始進入後工業社會，在這樣一個以高科技為支撐的後工業社會裡，許多中下層少數族裔中青年男子經濟地位下降與失業比率上升，是美國20世紀後期離婚率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17](p65-68)但反女權主義者卻完全忽略了這一社會經濟狀況對美國男子就業及家庭穩定性的影響，過於片面地將離婚率上升、非婚生育子女增多以及吸毒與犯罪等社會問題的惡化全部歸咎於女權運動。

　　從本質上而言，20世紀後期美國反女權運動是美國社會保守勢力對女權運動發起的反攻，是這一時期美國社會政治思潮與社會價值觀念的反映，也是當時美國「文化戰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4]正如一位資深美國記者所寫的那樣，在反墮胎運動的背後，是70-80年代美國中下層年輕男子對在家庭中失去夫權、在職場上受到既獨立又專業的女性的挑戰等的恐懼。正因如此，「營救行動」的成員絕大多數是20歲出頭到30多歲之間的年輕男子。[17](p401-402,294-295)20世紀後期反女權運動之所以如此猛烈，且對女權運動造成如此之大的損害，是與這一時期美國社會與文化的變遷密切相關的，也是與這一時期執掌美國政權的「新保守主義」緊密相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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