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民族主義也這麼可怕？

最近在阿拉伯媒體上流傳著一篇名為《世界的母親，反對全世界和世界之外》的文章，作者用犀利的筆鋒諷刺了埃及人近乎病態般自大的民族主義，而作者自己也是埃及人。

該文對埃及現代歷史的解讀視角頗有趣味，小編在這裡節選翻譯其中部分文字，以饗讀者。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穆罕默德?納伊姆試圖回答兩個問題：為什麼埃及在最近三十年中如此頹廢？埃及這種危險窘境的根源又是什麼？

埃及精英對國家形象的痴迷

自從埃及現代國家在19世紀建立以來，埃及的精英階層就沉醉於這個國家在世界的臉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外部觀察者面前打造虛假的正面形象。

和許多在20世紀才從帝國殖民統治中獨立出來的國家一樣，埃及精英期待向外國殖民者證明這個國家是值得擁有獨立的，從而確認自己代表當地人民的完全合法性。這樣的民族主義者，試圖在遭遇歷史的不公和壓迫後找回屬於自身的榮譽感，同時面對本國落後的現狀卻如芒刺在背。然而，這樣的後殖民時代心態在埃及人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現代埃及的國家認同建立在對過去數千年光輝歷史的想像之上，同時又根植於埃及從古到今文明延續不斷的普遍認知當中。對這個國家歷史的想像起始於公元前3200年的納爾邁國王（古埃及第一王朝的首位法老）。

在國家教科書里，埃及在歷史上長期被外部勢力佔領，從第30王朝開始直到1952年納賽爾取得政權，埃及才再次被埃及人自己統治。詭異的地方在於，儘管埃及在2400間一直被外族統治，但這並未妨礙這段時間內一切都如此的「埃及化」。根據官方敘事，每個征服和佔領埃及的外族最終都被強大的埃及文明所吸納和同化，成為埃及多元文明的一部分。

今天的埃及軍隊認為這個國家的軍事譜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世紀的拉美西斯二世時期的「卡德希（Qadesh）之戰」。他們認為公元前16世紀阿赫莫斯國王解放尼羅河三角洲是埃及軍隊的歷史勝利。在埃及軍事學院外面的壁畫上，這些歷史譜系盡入其中，當然還包括19世紀易卜拉欣?帕夏對敘利亞的征服和1973年對以戰爭的勝利。

根據這樣連貫的敘述，當下埃及的貧窮落後只是數千年來豐功偉績之下的一個小小挫折，是因為不懷好意的外人的打斷才出現的暫時狀況。古埃及和伊斯蘭時期的歷史都被納入民族主義神話當中。

正如《古蘭經》中所說，埃及文明是「人類理性的發端」以及「幫助人類勸善戒惡的國家」的核心。當代埃及認為自己是最古老和最複雜的國家實體，是國際所公認的偉大過去的繼承者。

沒有什麼比埃及的憲法更能說明埃及的民族主義了。1923年的埃及憲法由當時的國王福阿德一世頒布，是埃及的第一部憲法。它的序言如是說，此憲章旨在「使我的人民進階最高層級，以符合他們的輝煌歷史和勤勞智慧，找回其在文明世界應有之位。」

正好在福阿德國王憲法頒布90年之後，埃及於2014年頒布德新憲法依然重複著類似的自我認知。它的序言寫到，埃及是「埃及人給人類文明的饋贈」、「全世界的核心」、「人類文明文化和水陸交通的交匯處」、「非洲的頭腦」、「人類理性的發端」、「第一個中央集權國家」、「宗教的搖籃和天啟宗教的光輝旗幟」。埃及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他們「為真主之道奮鬥，向兩世傳播真理和宗教科學」。

然而埃及精英層級對民族主義的宏大敘事與當前埃及落後無知的現狀格格不入。

他們忙於向外部世界展示埃及光彩的一面，甚至不惜暫時犧牲國家的利益。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埃及媒體常常批評國內的現實主義電影過多地描繪了開羅城市裡污穢和陰暗的場景，因為這有損埃及的國際形象。現實主義的小說也遭到了同樣的指責。埃及的旅遊部長還曾經公開提醒埃及人不要再討論性騷擾的問題，因為這可能會傷害埃及的旅遊業和國際形象。

埃及的民族主義如何與這個世界決裂？

當埃及前總統薩達特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宣稱「美國手裡握著這個地區99%的牌」時，他為埃及處理與大國關係開了一個極具破壞性的先例。在薩達特和繼任者穆巴拉克統治埃及期間，這樣的政治心態貫穿始終，甚至開始主導埃及的國內政治遊戲。

穆巴拉克的前信息事務秘書穆斯塔法?費基曾說，埃及任何新總統都必須美國批准。直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這樣的「薩達特信條」才煙消雲散。革命後發生的種種事件反過來證明了薩達特的論斷是如何荒謬。

2011年和2013年埃及的街頭革命都說明了埃及國內勢力如果能夠動員人民，便足以決定自己國家的命運。而美國，尤其是在伊拉克戰爭之後，不僅沒有手握99%的牌，可能連50%的牌都沒有。埃及的精英階層終於意識到，自己可以在國內享有如此的行動力，這無疑讓後來的穆兄會付出了巨大代價，而有利於埃及軍方。

儘管2013年「6.30革命」後，埃及官方的口號是「杜絕外部干涉，清除國內的『第五縱隊』」，但精英們很清楚外國勢力對埃及關鍵的國內事務影響力極小。這樣的意識將埃及的決策者從西方長久的「指責魔咒」中解脫出來，不再理會從前那些必須滿足的外部要求。

「6.30革命」後的形勢發展還為埃及民族主義打開了其他的枷鎖。

第一，和以前的印象相比，美國對埃及國內政治的影響被證明是微不足道的；第二，埃及政府不再需要在口頭上迎合穆兄會的話語，所謂的「伊斯蘭覺醒」一向被共和派認為是西方操縱埃及的工具。後「6.30」時代的秩序打破了埃及國內的權力平衡，穆兄會被徹底從國家機構中剷除，因為當時的民眾相信它在服務於外國勢力。

當埃及民族主義徹底從「維護形象」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時，埃及前所未有的民族沙文主義也就應運而生了。

在獨立之初的納賽爾時期，埃及是通過理性和道德標準界定朋友和敵人的。作為新生的獨立國家，埃及是所有為民族解放奮鬥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朋友。埃及成為了不結盟運動的創始國之一，普通埃及人真心地同情印度、南斯拉夫和其他國家的獨立運動。

總之，當時的埃及更傾向於阿拉伯和非洲國家，而對前殖民宗主國或者他們的盟友感到厭惡。比如，埃及對以色列的敵視也是因為它認為後者在中東地區實施殖民主義。因此，它的存在就是對埃及本身發展、進步和富足的威脅。

但是，當民族主義計劃的失敗令埃及人失望後，埃及判斷敵我的標準就變得越來越混亂。薩達特政府和美國的結盟是基於現實和經濟上的考慮，同時也與以色列進行和解。但如此同時，新的埃及民族主義針對這兩個國家的敵對話語開始出現。

「伊斯蘭覺醒」成為埃及貶低西方的新工具，《古蘭經》中如「猶太人和基督徒永遠不會對你滿意」之類的詞句正當其用。政府與兩大惡魔的合作被描述為當下生存的必要之舉，而社會中潛在的敵對情緒已經在蔓延開來。

同時，薩達特「埃及第一」的口號演變成對其他阿拉伯人和第三世界人民充滿仇恨和居高臨下姿態的話語。他指責納賽爾主義過度參與其他國家的事務，導致了埃及的貧窮和倒退。

這樣的轉變滋生了埃及人對巴勒斯坦人、蘇丹人、阿爾及利亞人、海灣阿拉伯人以及非洲人的厭惡。薩達特設立的這種反納賽爾主義話語已經不復存在，但它在埃及人心中種下的負面情感卻並未消減。

長達幾十年的身份衝突造成的心理積怨甚深，它可以在任何時候被利用為對抗外部國家和人民的政治工具。在這些政治驅動的怨恨里，隱藏著衰落大國的憂傷，也夾雜著長久以來的民族、文化和宗教優越感。這樣的右翼傾向可以發展成針對任何人的敵意。

埃及民族主義的伊斯蘭特點可以調動起對西方的宗教文化對立，教派主義則可用於對抗伊朗。殖民時代的創傷可以成為反對西方，甚至土耳其的根源，因為埃及認為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也是殖民主義。而埃及民族主義對其他阿拉伯和非洲國家的怨恨則顯得更加盛氣凌人。

註：本文首發於頭條號中東研究通訊，中東研究通訊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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