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何光滬：基督教信仰讓我永不絕望

【何光滬教授簡介：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研究員、校務委員會委員。曾在美國哈佛大學、英國伯明翰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丹麥奧胡斯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台灣輔仁大學，以及國內多個大學和學術機構擔任客座教授、訪問研究員或學術委員，並曾數十次出國進行學術訪問或參加學術會議。有多篇文章被譯為英、法、德、俄、日、丹麥、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等文字在國外發表。主要從事宗教學理論、宗教哲學、基督教神學等領域的研究。】

蔣保信：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信仰基督教的？

　　何光滬：我信仰基督教，不是由於一個突然或急劇的轉變，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是這個過程，從「開始」到「走向」，頗為奇妙，回顧之下，只能感恩。

　　我小時候對基督教的第一印象，只能說是「壞得難以置信」。我從出生（1950年）開始，就住在全省最大的教堂--貴陽南堂（主教座堂）旁的修道院里，因為那時候教堂及修道院已被佔用，改作小學、工廠、倉庫、公安派出所和街道辦事處，而我母親是那所小學的教師，家住校內。記得大街上有宣傳欄，常常貼了許多模糊不清的圖片，我那時還未上小學，就問上了學的大朋友：「這張圖上有個大罐子，下面的字說什麼呀？」大朋友們就念：「大罐子里裝著許多中國小孩的心臟，是教堂的人挖出來炒菜用的！」「那另一張呢？」「另一張寫的是：罐子里裝著許多中國小孩的眼珠，是教堂的人掏出來做葯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是什麼呢？就是專干這類壞事的！

　　那時的我，是否相信這些宣傳呢？現在我回憶時才發現：我當時就不相信，儘管我三十多年後才讀到，曾國藩作為欽差大臣調查教案後，判定這類說法純屬造謠，請求朝廷降旨告白天下，「一以解士民之惑，一以雪洋人之冤」。

　　由於這樣的宣傳（關於基督教的任何其他信息，都是完全封鎖的），當時全中國的年輕人，對基督教應該都只有極壞的印象。但是，儘管沒有任何好印象的來源，我卻並沒有任何壞印象。所以，當禮拜天小夥伴或「大朋友」們邀約到教堂門口，對著裡邊擠在貨物旁唱讚美詩的七八個老太太，模仿聖詠曲調大叫「牛屁衝天主，馬屁沖聖母」的時候，當夥伴們放學後舉著竹棍、呼嘯著衝進教堂後邊的大修院果園去「橫掃」蟠桃樹林的時候，我雖不懂得什麼是聖母、什麼是大修院，但看著老太太的神色和地上的蟠桃，心裡卻有種罪惡感。

　　當然，在那個時代，大家都陷於無窮無盡的、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不知道什麼人什麼時候會完蛋，誰還有心思去考慮那些不存在的東西呢？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六七十年代，中國大地上已經不存在任何宗教的跡象，不存在任何基督教的跡象了！老太太們不見了，蟠桃樹都被砍掉了。

　　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全國的中學生都下鄉務農當了「知青」，我是其中少有的「回鍋肉」--因為我下鄉後回了城，卻又再次被「下放」。第一次是1968年，同很多知青在一起，還能苦中作樂，大家一起唱唱歌。第二次是1970年，母親被「下放農村」，我得陪同，到了一個沒有知青的山區，那裡除了農民，就只有被下放的城裡最底層的人，小攤販、補鞋匠、「黑五類」等。為了糊口，我常常得肩上挑著沉重的擔子，在一座連一座的大山裡揮汗如雨、踽踽獨行。

　　蔣保信：是在貴州嗎？

　　何光滬：是貴州，同湖南、四川（現在的重慶）三省交界的一個山區。陡峭的山上沒有路，只有間斷相連的亂石；汗水迷眼的時候，常常踩錯石塊扭傷腳，只好坐在地上，無助地仰望著空無一人的高山和藍天。從我那個村子到「公社」所在地，有一段山腰上的平路，行走時常常是雲在腳下，淹沒了山谷中的一切，雞鳴狗吠混著人聲從雲下清晰地傳來，卻不見一個人影？？何等美妙！當然，回顧現實，20歲的我只有一個前景--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在那裡，在時時驚嘆自然壯美之餘，又不得不常常慨嘆人世艱辛。我想，在世間看不到出路的情況下，人會把目光轉向蒼天。這幾乎是必然的！

　　那時候，中國人能看得到的所有媒體都說，除了中國和阿爾巴尼亞，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等著我們去解放。當然，實際上還是有不少人想逃出去，不是想解放全人類，而是想解放他自己，但是行動者多半在邊境上被抓回來，以「叛國投敵」罪判了刑；很多人乘舢板或游泳去香港（「逃港」），除了被抓回來的，有不少凍溺而死。

　　我在那個山區時，距離三年大饑荒已經十來年了，但仍有許多人處於半飢餓狀態。經常有農民下工後碰到我，忍不住說：「老師啊（數月後我當了村裡小學唯一的教師），今天又有某某坐在坡上哭呢！（常常有人，特別是那些18歲了還胸部扁平的女孩，餓得舉不起鋤頭，就坐在地里哭泣。）」在一起去「趕場」的路上，常常有老鄉指著路邊的房子問我：「老師，你說這房子里有人嗎？」我說：「什麼意思？房子當然有人住嘛。」回答是：「沒有了！這一家人死絕了，房子里荒草比人還高。」過了一會兒，他們又指著另一間房子，問我同樣的問題。我說：「這家人也死絕了嗎？」他們說：「是啊，你看門口，那草都長成什麼樣了！」

　　在現實中，你不可能改變這環境--農民「多挖兩鋤自留地」或者「多養兩隻雞」就被說成「資本主義尾巴」。在這種環境下，在壓抑、赤貧和不平的包圍下，如果我的思想和意念，不能夠突破這個局限，不能夠超越這個世界，不能確立超乎此世的希望，那就只剩下絕望，只能自殺了。

　　蔣保信：那時候您還沒有接觸到基督教思想吧？

　　何光滬：我沒有任何機會接觸半點基督教思想，但奇妙的是，我有了某種超越這個世界的意念。我用心領會從城裡帶去的舊書《古希臘羅馬哲學》（原著選讀），發現哲學家們多半不認為此生就是盡頭、這個世界就是全部。反思起來，那時候我已經信仰上帝很久了--兩三年前，為落上「戶口」、為謀得生路，奔波於鬧市衙門之間、奔波於風雨山路之上的時候，我不是已經常常在向上帝呼告了嗎？現在研究宗教學多年後，我才知道，那可以說是人性潛藏的、人類共有的「自然神學的」信仰。

　　同《聖經》的第一次正面接觸，似乎有點兒神秘--我二哥何光寧是1964年剛念完初中就下鄉的知青，「文革」開始後我經常去他那個村寨。有一次剛進門，他就從枕頭下取出兩本古舊的線裝書，神秘地遞給我說：「這不是一般的書呀！」我捧看封面，楷體豎排標題，一本叫《馬太福音》，一本叫《使徒行傳》。我問他哪裡來的，他說，在村裡燒書（把抄家抄來的書堆起來用火燒，在「文革」中是常事）的火堆里撿來的。我問他是這什麼書，他說，是《聖經》。他看的書比我多得多，也許因此而知道。我雖然不知道，但竟然滿懷敬畏，翻到施洗約翰的「繡像」，就不敢再翻了。回想之下，當時覺得真是「天書」、「聖書」，我還看不懂、不敢看吧？總之，我並沒有帶到「下放」的地方去閱讀，也還不知道什麼是基督教。但是，儘管朦朦朧朧，我卻有了對上帝的信仰。

　　1973年5月，下放者允許回城了。我回到城裡，抱著在鄉下自學英語時寫滿的一尺厚的作業本，到教育局找英語教學負責人。我不認識他，頭腦里也沒有賄賂概念，一周後他居然讓我到一所中學當「代課教師」（那種職位是隨時可以解僱的「瓷飯碗」），月薪30元。我當時那種驚喜之情、感恩之心，難以言表！

　　1977年底，中國恢復高考，我歷經磨難才報上了名。從我兩個哥哥以往的經驗（都是優等生，都不讓上高中）來看，我擔心能否錄取（怕又是不看成績，只看出身）。所以，為了求得一個「鐵飯碗」，我在考試之後，又跑招生辦打探，報名參加研究生入學考試。但在考前接到了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感恩之餘，心想應該知足，就沒去考場。於是在1978年春進了貴陽師範學院。

　　可是第二年，剛上大二，我卻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專業研究生。全校學生只有我一人考上了研究生，同學們自然很奇怪（那時候絕大多數人不知道什麼是研究生）。他們問我：你怎麼會想到考「研究生」呢？怎麼能考上呢？怎麼會想到考「基督教」呢？

　　我對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鐵飯碗」心思的餘緒所致（因此第二年才會注意到招生信息）。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矮子裡面比高矮唄，也許來比高矮的人太少吧？第三個問題呢？我說出了一個答案：同別的專業相比，備考較容易，因為「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世界歷史」這兩門，我能找到書看；「基督教常識」一門，大家都同樣沒書可看，我卻借到了校內唯一的一本《大英百科全書》，讀了其中長長的Christianity一條。我沒說出來的，還有一個答案：我很想「研究」一下，信上帝是不是有道理，基督教是不是有道理。

　　從那時起到現在，我整整研究了35年。越研究，越覺得有道理。信上帝有道理，基督教有道理。基督教里有一句名言：「信仰尋求理解」。這句話確切地表達了我這幾十年的歷程。它也表明，基督教的信仰絕非迷信，而是經得起理性檢驗的、真正的、崇高的信仰。隨著「信」而來的「望」，是個人生活最後的支柱；隨著「信」而來的「愛」，是人際難題最後的良方。

　　蔣保信：您真正確認信教的時間，應該是上研究生期間吧？

　　何光滬：「信教」這個詞有些彆扭。基督徒都說「信主」，即對基督的信仰。說信上帝、信基督，而非信一個「教」，似乎更準確。至於時間，剛才說了，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想，上帝的啟示，可以是突然的，也可以是漸進的。

　　我最近在看林語堂的《信仰之旅》，那是他的思想自傳。林語堂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從小信仰基督。但在二十來歲的時候，他開始背離基督教，有意識地學習、鑽研中國文化。他對儒家、道家、佛教，都有很深的理解、很高的評價，一輩子浸淫其中。但是在晚年，他還是回到了基督教信仰。我和林語堂當然不一樣，我雖然開始時有一種信仰，但是很模糊，根本說不上是基督教，毋寧說類似於中國遠古的上帝信仰。林語堂的基督教觀點，總的來說是自由派的，但現在我覺得，保守派的觀點也很有價值，甚至很重要。

　　我的信仰，從理性或社會歷史條件來看，似乎根本不可能產生。我想，用上帝恩典和聖靈工作來解釋，也許才說得通。

　　蔣保信：信仰對您的生活有著怎樣的影響？

　　何光滬：前面講過，在「文革」期間，下鄉的時候，自然覺得是最沒有前途、最沒希望的時候。作為一個年輕人，對未來的憧憬（曾經酷愛數學物理天文，夢想進科技大學，當科學家），同現實的生活（為能有燃料煮飯，每天放學後必須上山打柴，暮色朦朧中在山上摸爬滾打），反差太大了！第二次下鄉時，常常回憶和其他知青一起唱歌的時光，而那時（我住的山頭只有三戶人家）卻連唱歌也只能唱給自己聽，或者唱給大山聽；而且即使步行一整天進到縣城，也找不到一本可讀的書！但是，在那樣的環境下，我卻每夜哼歌--硬讀《外國名歌200首》，每夜讀報--細閱《參考消息》，每夜冥想哲理--沉思《古希臘羅馬哲學》，常常直到凌晨，內心才最平靜、最安寧。也許，這就是信仰的作用，它讓我永不絕望。

　　若只說現實和理性，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若沒有信仰，我會是一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然而，因為有信仰，我又是而且永遠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儘管在現實中常常失望，希望一次次地燃起，又一次次地熄滅，但卻不會成為死灰！

　　基督教講信、望、愛，「望」就是希望。我以前不太理解希望的重要性，現在越來越理解了。所以，你問的這個問題很重要，基督教信仰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讓我永遠抱有希望。

　　基督教對中國的現代化有正面作用

　　蔣保信：我在秋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大概從2003年起，有不少自由主義者紛紛皈依基督教。這種轉向的原因，除了他們對個體生命意義的追尋之外，還基於這樣一種判斷：中國要完成轉型，需要一個基督教化的過程。您怎樣看？

　　何光滬：有一些人認為中國要完成轉型，要有一個基督教化的過程。其實，韋伯的那部經典，已經在經濟方面作了眾所周知的論證，即基督新教的倫理，有助於實業性的資本主義，有助於現代理性的市場經濟制度的形成。

　　近來一些自由主義者開始傾向基督教，但程度可能不一樣：程度最輕的，只是對基督教有興趣；程度最重的，就皈依了。說「轉向」不合適，因為「自由主義」是社會層面的政治經濟主張，基督教是個人層面的內心信仰。任何人都有這兩個層面，二者可以並存。當然，無論是對基督教有興趣，還是最終皈依了它，也許又有個人和社會兩方面的思考。就我自己而言，走向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之一，是我發現它對中國大有好處。現在，不光是研究基督教的學者，還有一些研究佛教、道教或儒家的學者，也認為基督教對中國大有好處。在研究宗教的學者之外，在各階層的民眾之中，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基督教對中國社會大有好處。

　　從歷史上看，辛亥革命以前，基督教就對中國社會做出了很大貢獻。比如在鴉片盛行期間，大部分在華傳教士，特別是英國的傳教士，早就大聲疾呼反鴉片，寫文章、畫漫畫、辦戒煙館，勸阻中國人吸食鴉片。但大量的中國人不但吸鴉片，而且種鴉片，清政府為了收稅獲利，也保護鴉片貿易。一些英國傳教士發現在中國呼籲沒有用，就跑回英國去呼籲，又寫文章，又辦雜誌，抨擊鴉片貿易違反道德違反信仰，還成立反鴉片組織，聯絡各界人士，一次次呼籲簽名，向國會請願，要求立法取消鴉片貿易。當時的英國，從民眾到政府，都認為鴉片不過像白酒，進行貿易很正常，不正常的是這些傳教士的頭腦。但是，傳教士們在許多基督教會的支持下，雖屢戰屢敗，仍堅持不懈，奮鬥了半個多世紀，終於迫使英國國會投票，禁止鴉片貿易，然後中國政府才做了同樣的決定。

　　其實，中國的現代教育，最先也是基督教會搞起來的。辛亥革命前後，天主教和新教傳教士已經在中國各辦了幾千所小學中學，還有中國最早的十幾所大學。在我妻子下鄉當知青的貴州貧困縣威寧，一年之中許多時間是以土豆為主食，苗族農民都說「要吃玉米坐月子，要吃白米下輩子」！。還在清朝末年，21歲的英國傳教士柏格理（SamuelPollard，1864-1915)自願到了那個地方，歷經千辛萬苦（包括被毒打、被謀殺），辦了幾十所學校，培育出苗族第一批醫生、教師，甚至後來的共產黨幹部。他還為苗族發明文字，翻譯印刷《聖經》，讓普通苗民都能識字，使得最落後的威寧一度成了「西南文化聖地」--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了學校、醫院、足球場、游泳池，還有運動會。柏格理51歲時，因為在瘟疫中還堅守崗位，不離不棄，死在威寧，苗民視他為救星。曾在貴州當省委書記的胡錦濤說：「他傳播了科學知識與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獻和敬業精神。」其實他不是一個人，光在他最早開始傳教的雲南昭通，就有7個與他同時代的傳教士的墳墓。讓農民免於每年穀類收穫之前挨餓的土豆，還有不少蔬菜水果，都是他的傳教夥伴張道惠夫婦（HarryandAnneParsons）引進到那個地區的。

　　傳教士還興辦了中國當時幾乎所有的醫院，為中國引入了現代醫療和醫學教育機構。他們還倡導公共衛生、體育運動、「天足運動」、廢止納妾等現代文明。中國的現代新聞出版事業，也是傳教士最先開辦的，第一份雜誌、第一份報紙，還有出了無數好書新書的出版機構廣學會等。他們還為中國引入了現代科學技術，傳教士翻譯出版了很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書籍，數目遠遠多於宗教書籍。其實早在明朝末年，耶穌會士們就已經在為中國引進數學、天文、地理、氣象、農學、機械等科技知識，甚至介紹先進的軍事技術，幫助中國製造「洋槍洋炮」。

　　可是現在，無數的中國人提起傳教士，還只說那都是「鴉片販子」、「外國間諜」、「文化侵略」等，這不是讓人覺得這個民族驚人地無知、驚人地健忘或驚人地忘恩負義嗎？（柏格理在「文革」中被掘墓拋屍，只是無數例證之一）但我認為，這絕非中國人民的過錯，而是那些故意誤導者的罪過。不過現在，越來越多不抱偏見的學者，都認識到基督教對於中國現代化確實是很積極的促進力量。

　　其實，所謂現代化，就是社會生活各領域的理性化：經濟的理性化，是市場制度；政治的理性化，是民主法治。中國的現代化尚未完成，對兩者都有促進作用的基督教，當然應該也能夠發揮作用。這不等於說中國需要一個「基督教化」的過程（如果這意指全體國民都信基督教的話），而是說應該盡量發揮基督教的積極作用，發揮這一巨大的正能量。看看基督教對戊戌變法、對辛亥革命都發揮過的積極作用，我們可以相信，現在如果讓它有自由活動的空間，它對中國現代化的實現，肯定能作出巨大的貢獻。

　基督教可以緩解社會矛盾

　　蔣保信：在現代社會轉型中，基督教能夠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何光滬：社會轉型中眾多複雜的、尖銳的矛盾，隨時都可能激化，帶來許多痛苦。我們都記得馬克思的說法，「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那意思是宗教可以鎮痛。當然馬克思同時還說，宗教是「被壓迫者的嘆息」，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沒有感情的制度的感情」等等。這些說法都有這樣的意思，即宗教可以讓人民得到安慰，增加承受痛苦的能力。這不是沒道理的。

　　前面說到，我自己在鄉下時，在最沒有希望的環境下，從不絕望，更沒想過自殺。現在呢？有些人感到絕望，選擇自殺，最糟的是還殺害無辜的人，比如，去年廈門、今年貴陽的公共汽車爆炸，還有每天可以在網上、電視上看到的可悲可怕的無數慘劇？？那正是社會矛盾尖銳的反映。但在另一方面，現在北京開始有了為農民工服務的教會，你可以想像，一個因老闆欠薪而憤憤不平的農民工，或者一個因婚戀糾紛而頭腦發狂的年輕人，進入教會，得到牧師的安慰後，自然會減少在公共汽車上放炸彈的可能性。難怪有了解基督教的警察說，假如人人都成了基督徒，我們就失業了！一些研究基督教的學者發現，基督教是社會的潤滑劑，可以減少因矛盾而產生的摩擦。

　　總之，在社會轉型中，基督教可以讓人抱有希望，讓人忍受暫時不能解決的社會不公，從而使社會矛盾得到緩解，不致爆炸。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抑制社會道德的滑坡。有很多調查可以證明這一點。我太太是搞宗教社會學的，她對企業家群體的商業道德做過調查，發現有信仰的人和無信仰的人不一樣。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企業家，不能說盡善盡美，但相比那些不信教的企業家而言，他們對職工會更好，對客戶會更講誠信，還有很多人熱衷於慈善公益事業。前些年浙江一些基督徒企業家開會，準備簽署三條承諾：第一，不剋扣不拖欠職工工資；第二，按時按量納稅，不做假賬；第三，不包二奶，維護家庭穩定。這個會開得很曲折，因為地方政府不讓基督徒聚會，飯店和旅館都不接待他們，他們只好把會弄到遊船上去開了。

　理解基督教的人在逐漸增多

　　蔣保信：《紐約時報》的一篇採訪文章提到，您的基督教信仰是近幾年才為公眾所知的，您也是近幾年才開始更公開地宣揚自己的立場。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何光滬：這可能涉及一個遠近親疏的問題。跟我關係比較近的人，早就知道我信基督教，1977年上大學之前，就有些朋友半開玩笑地叫我「清教徒」。我從未主動公開地宣揚自己的信仰，因為我覺得這是私人問題。但是，當我覺得問題不宜迴避或某些主題要求時（例如採訪），我也多次公開承認我的信仰。我知道耶穌要求不應隱瞞信仰，但也記得他對法利賽人的批評，所以不喜歡那種成天「主啊主啊」的習慣。

　　另外，我很注意學者身份的要求。學術是「天下公器」，是社會的、公眾的事業，同自己的私人信仰應該加以區別。不同學者學術研究的結論可以不同，但方法應該一樣--客觀、中立、科學、理性，盡量排除信仰的預設立場。這很難完全做到，但要儘力做到。我認為學術最起碼的規範是，擺事實、講道理，允許對立意見發表。我剛才講基督教對中國現代化有貢獻，是正能量，那都是歷史事實，只不過它被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忽略了--大量重要的歷史事實，被少數枝節的事實掩蓋了，被更多無理的空論抹殺了。

　　不過，我也確實有一點轉變，現在對於公開談論基督信仰，不像以前顧慮那麼多。必須承認，這些年來，社會氛圍其實是有變化的--理解基督教的人越來越多了。以學術界為例，三十多年來，研究基督教的學者群體對基督教的態度，大體是從敵對和批判，逐步走向理性和中立，再走向理解和同情。以前，很多人還不知道宗教信仰與宗教學術是可以並行不悖的兩件事，也不知道恰好是大量信仰基督的學者創立了科學的宗教學，開創和推進了研究宗教的客觀、科學的方法（正如不知道開創和推進經典物理學的伽利略和牛頓等科學家都信仰基督）。現在，知道這些的人多了一些，無論學者還是民眾，對基督教也多了一些理解和包容。宗教學界有一個說法，叫「脫敏」，意思是不要對基督教如此過敏。基督教是現代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宗教，所有的國家都有基督徒，亞非拉美的基督徒比歐洲北美還多得多。現在任何地方任何社會有基督教，都是一種常態。中國人早該「不怪」了，早該擺脫偏見、待之以平常心了。

　　蔣保信：我看到過一個粗略的數字，中國目前基督徒的數量可能在七八千萬左右。我想請您介紹一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何光滬：我太太也是研究基督教的，但她是從社會學角度做調查研究。她經常說，既荒謬又遺憾的是，中國的社會學家和公眾，居然不知道這個重要的社會群體有多少人。剛才你說到一個數字，只說「可能」是，官方不承認。但是，官方也沒有公布一個權威的統計數字。為什麼會這樣？我想，是因為對基督教缺少一個客觀的、歷史的、冷靜的、寬容的態度--注意，這幾條是連在一起的：要客觀地看，歷史地看，才能夠比較冷靜地、寬容地對待基督教。否則就視之為洪水猛獸：「基督教化？不得了啊！」「多一個基督徒，就少一個中國人！」我想問：孫中山是不是中國人？馮玉祥是不是中國人？冰心呢？老舍呢？林語堂呢？晏陽初呢？？？他們都是基督徒，都不是中國人嗎？這些基督徒是中國的精英。

　　因為對基督教缺少歷史的、客觀的了解，有些人就不能持平常心來看基督教。因為敏感、緊張，所以害怕基督徒數量大。總之，中國有多少基督徒，並沒有一個準確、權威的官方統計數字。即使有，公眾也看不到。我只能說，大家現在看到的數字不對。華東師範大學前些年的調查數字是四千多萬，海外有些說法是一億兩千萬。你說的這個數字，在兩者之間，可能比較接近真實。我太太是研究這方面的，我們經常聊這個話題，她講的數字跟你說的差不多。無論如何，基督徒已經是中國人口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法國人口總數差不多了！

　　換言之，這麼多的中國人都是基督徒，基督教已經成了這麼多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那麼當然也應該說，基督教已經是豐富多彩的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了。

　　我們還要注意，基督徒的影響和重要性，常常同它的人數不成比例。以香港為例，基督徒占人口總數不超過5%，但是香港近一半的中小學是教會辦的，而且基督徒在養老院、幼稚園、孤兒院、殘疾人康復醫院等社會服務事業上做出的貢獻，所佔的比例極大。當然，香港基督徒是上層居多，很多都是社會精英，企業家、律師、教師、公務員等。中國大陸的基督教，也有朝社會上層發展的趨勢，如果環境好一些，他們會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

不存在所謂「宗教生態」問題

　　何光滬：據1949年的統計，當時全國新教基督徒有100萬，天主教徒300多萬，加起來也就400多萬。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越來越「左」的形勢下，人數迅速減少。1966年，官方當然沒有統計數字了，若有，應該是零，因為那時誰也不敢說自己信任何宗教，因為全國先搞「無宗教縣」，後來就成「無宗教國」了（實際情況當然不是如此）。

　　改革開放之後，各行各業先是恢復正常，然後迅速發展，像是積蓄了很久的力量突然迸發，各種宗教也不例外。尤其是人們最容易看見的佛教和基督教，發展最為醒目；知識分子較少關注的民間宗教，發展也很迅速。

　　前幾年有些學者提出，基督教發展太快，是中國宗教「生態不平衡」的結果或表現，所以應該扶持民間宗教，以便限制基督教發展。但另一些學者調查研究後發現，宗教「生態不平衡」之說是不對的。因為，第一，從1949年到「文革」，當民間宗教受到打擊的時候，包括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等五大宗教，也同樣受到了打擊，並沒有所謂前者為後者讓路的情況。第二，從改革開放到現在，民間宗教的發展其實也很快。很多調查表明，它們的發展比基督教還快得多。只不過媒體不大容易注意到鄉下的小寺小廟和在特定時節才湧現的民間宗教信眾。第三，在此作為比喻的「生態平衡」的本意，不是說（例如就植被這方面而言）某一種植物超過另外的植物就不平衡，而是說植物的分布應該適合於該地區氣候、土壤等自然條件，並且適應該地區生物鏈等自然需求，關鍵不在多少，而在是否符合自然規律。例如我國東北地區針葉林最多，是自然的，西南地區闊葉林最多，也並非不平衡。

　　這方面的規律，馬克思說得好：任何理論或學說在一個地方或社會實現和傳播的程度，取決於它適應那個地方或社會對它需要的程度。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能靠強勢壓制，只能因勢利導。

　　每一種世界大宗教都是一種理論或學說。唐太宗明白什麼是基督教（請傳教士「書殿翻經」，自己也「禁闈問道」）之後，發布聖旨說，此教「濟人利物，宜行天下」。唐武宗用行政命令消滅佛教，順帶消滅基督教，但他死後不久佛教就復興了，現在中國信徒最多的正是佛教和基督教。羅馬帝國用行政手段迫害基督教三百年，但基督宗教隨後就成了帝國國教，大大促進了人類文明發展，現在遍布全世界，在全球有二十多億信徒。

　　當然，最觸目驚心、又意味深長的例證，是消滅宗教最徹底的蘇聯和「文革」時期的中國--眾所周知，如今東正教在俄羅斯的復興，基督新教在中國的興盛，遠遠勝過在它們不受壓制的地方，例如西歐。

　　所以，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說得好：向宗教宣戰是愚蠢的舉動！

　基督教會只服從上帝，不承認人間權威

　　蔣保信：那麼，現在的基督教在中國面臨哪些問題？

　　何光滬：就新教而言，是所謂「家庭教會」的問題；就天主教而言，是所謂「地下教會」的問題。人們會覺得，這是最需要解決的兩大問題。這些所謂的「問題」是怎麼造成的？該如何「解決」呢？

　　家庭教會產生於20世紀50年代初期。那時候對外有抗美援朝運動，對內以自上而下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為標誌，階級鬥爭越搞越緊張。作為「全國一盤棋」里的一個小棋子，基督新教也得經受「革命洗禮」和「脫胎換骨」的改造，趕走外國傳教士之後，成立了全國組織「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如今抗美援朝過去了這麼多年，這個委員會依然存在，只不過拿掉了「抗美援朝」四個字！

　　「三自」指的是教會「自治、自傳、自養」，意思是教會在治理方面自我管理（不由外國人主持），教義方面自己傳教，經費方面自力更生。這些口號在20世紀初傳教士還主持中國教會的時候就提了出來，一直是中國教會努力的目標。但是，50年代初期的「三自運動」有極強的政治性，以及極強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性（「三自委員會」後來按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層級設立，至今如此）。一些「三自」程度本來很高的教會（多半是下層民眾的教會）反對這種政治性，主張教會不參與政治（其實它們在國民黨時期也不參與政治，特別專註於靈性）。這就受到了嚴厲的批判和取締。在一些教會領袖挨批鬥甚至被逮捕的情況下，這類教會的信眾已經無法公開舉行宗教活動，所以逐步退回自己家裡去讀經、祈禱。這就是家庭教會的由來。現在我們發現，即使在「文革」期間，也還有很多基督徒在家裡悄悄敬拜、讀經、祈禱，那時全中國的「三自」（同「佛協」、「伊協」一樣）都已經不存在了。所以，所謂家庭教會問題，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是一個時代變了卻還保持老思想才存在的問題。

　　今天，幾十年滄海桑田之後，在國內，激烈的階級鬥爭讓位於以經濟建設為主了；國際上，追求和平發展成為主要目標；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自由政策也「撥亂反正」了，所以，這個問題應該不再是「問題」了。但是，一些官員之所以還視之為「問題」（把「三自」以外的教會稱為「非法聚會」），我認為，是因為缺乏一些重要的歷史常識，缺乏對基督新教最基本的了解。

　　歷史常識會讓我們了解：多方面影響了世界進程的宗教改革，引起了基督新教「雨後春筍」一般的發展、「春風吹又生」一般的傳播；而基督新教最大的特點，就是在宗教上只承認上帝和《聖經》的權威，教會沒有（而且反對）自上而下的、統一的行政領導。倘非如此，當年的宗教改革家們就不用改革了，因為改革的目標，恰恰是已經存在的宗教上的人間權威、自上而下的統一的教會行政領導，即羅馬教廷。後來遍布全世界的新教教會，基本上相互之間都是夥伴關係（fellowship，即所謂「團契」），沒有上下級關係，即使是世界性的組織，也是「聯誼會」性質，其決定沒有強制性。正因為這樣，新教教會最為平等，最為多元，最為豐富多彩，甚至花樣百出--因為耶穌說，只要有幾個人奉他的名禱告，他就在他們當中。

　　現在中國在這方面的問題在於：要求家庭教會（新教教會）服從「三自」的行政領導，即服從人間的、自上而下的、統一的宗教權威，這是違背新教的基本信仰的。允許公民信仰某一宗教，當然就不能要求他違背其基本信仰。允許公民有宗教自由，同時又要求公民違背其宗教信仰，這種政策是自相矛盾的。

　　當然，政府官員也會說，我們並不是做你宗教上的領導，而是要你服從「三自」（特別是在牧師任命問題上）。但是，「三自」並不是教會（教會應該是自我管理的，即列寧所說的「志同道合」的公民社團），實際上是宗教局下的某種行政部門。馬克思主義宗教學家呂大吉按列寧的論述，批判「官辦宗教」的做法，其中的道理是很清楚的。現在的情況是：中國的三自機構其實最不「三自」--根本不能自立、自傳、自養；中國的家庭教會其實最不「家庭」--成員不限家庭、地點不在家宅，活動屬於公益。所以，我認為，所謂「解決」之說也不準確，因為基督教會沒有造成什麼社會性的「問題」或難題需要解決。所需做的僅僅是：承認所有教會的合法性，允許其所有不違法的活動；而對其任何成員的違法行為，應用的是適用於一切公民的法律。這應該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常識和常態，就如同對待紛繁多樣的其他公民社團及其活動（例如雨後春筍一般興盛的老年合唱團、廣場舞蹈隊等）一樣。

　傳統文明與基督教文明並非排斥關係

　　蔣保信：我看過趙林的一篇文章，他說在中東、印度、日本等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地區，基督教只能具有一種邊緣性的意義。而中國的情況也類似，近幾十年來，基督教的發展就比不上儒釋道和各種民間宗教的復興趨勢。您贊同這個觀點嗎？

　　何光滬：什麼叫邊緣性意義？他的意思大概是說，這些國家和地區有一個主流文明，比如中東有伊斯蘭教，印度有印度教，日本有神道教，所以基督教只佔有邊緣地位。事實確實如此，基督教在這幾個地方的確處於邊緣，影響較小。

　　在中國，儒學不是宗教。信教者中，佛教徒人數可能最多。但由於佛教徒較難定義，因此其人數也較難確定--燒一次香算佛教徒，還是燒五次才算？「臨時抱佛腳」的算不算？只在旅遊時才燒香的算不算？這需要社會學家定出一個科學的統計標準。道教作為宗教，明清以來一直在衰落。現在看來，佛教徒似乎最多，基督徒的數量第二。所以，中國的情況和中東、印度、日本相比，很不一樣。那些地方的主流宗教沒有經過傳統斷裂，也沒有被馬列主義或無神論佔據主導地位。中國的基督徒占人口比例較小（但不像在中東、印度和日本那麼少），然而絕對數字卻很大。

　　歷史是很難用邏輯去推理或預測的，「只能」最好說「可能」，「可能」又得讓位於「事實」。一個很好的例證是韓國。韓國的主流文明，從來都是儒學和佛教。他們多半把儒學稱為儒教，賦予其更多的宗教性。但是，基督教在韓國的發展，遠遠超過佛教和儒教，基督教人數據說占人口的40%以上。我以前在首爾參觀一個教堂，發現它比斜對面的國會大廈還要大很多倍；前年參加一個教會的祈禱，清早五點鐘進去，竟然有上萬人濟濟一堂，男的西裝革履，女的一襲長裙，又是提琴又是鋼琴，場面甚為壯觀。從教堂出來，他們指著旁邊看似體育館的一座在建大樓說：那是我們正在建的新教堂，可以容納好幾萬人！

　　蔣保信：但更多的例子是支持趙林那個說法的。比如在台灣，基督徒很少。

　　何光滬：的確，台灣這方面的情況，跟香港類似--基督教雖都有自由空間，但始終不佔主流。台灣在國民黨戒嚴時期，實行威權統治，對各宗教都有所控制，對長老會尤其注意，因其有台獨傾向，還有民主傾向，這兩方面都是蔣介石要反對的。但是整體而言，各宗教還是有相當的活動空間。在蔣經國「解嚴」以後，黨禁、報禁解除了，宗教也完全自由了。但為什麼台灣很少人信基督教？是因為台灣對中華傳統文化保存得比較好，他們還專門搞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以台灣佛教、民間宗教，從來沒有遭受過像中國大陸這麼嚴重的破壞。中華文化在台灣是真正佔據上風的。

　　香港也是如此。香港曾被英國殖民，但中華文化保存得很好。我第一次到香港時，才知道應該怎麼過中秋節。香港人是全家都到外面山坡的草地上，點上蠟燭，吃飯，賞月。那時候大陸的中秋節還不放假，但香港的中秋節是放假的，港英政府規定全民放假。

　　台灣和香港，由於傳統的中華文化保存得比較好，所以他們的情況就接近趙林的說法。但是也不能說，一個地區傳統文化保存得比較好，基督教就一定只是邊緣的。韓國的傳統文化也沒有被破壞，但基督教卻一點也不邊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基督教在韓國現代化進程中起過很大的積極作用，韓國人民沒有忘記--比如說，二戰時日本政府在日本和韓國，對各宗教壓製得最嚴重的就是基督教，為什麼呢？因為在各宗教中，基督教會最公開最一貫地反對軍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在韓國則是反對侵略、抵抗侵略。在韓國的專制獨裁時期，基督教會又支持廣大民眾和學生的民主運動。所以，韓國人民認可基督教，這至少是一個原因。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注意到一個重要事實：在基督教盛行的韓國，受中國影響形成的傳統文化，反而活在現實生活中。社會學調查表明，在中國的農村裡，基督徒比起其他人來，更多地實行了儒家推崇的孝道等價值觀；同樣的對比，甚至發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華人中。這樣的現象，難道不值得我們思考嗎？

　　來源：鳳凰資訊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