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是如何在中國擴張的？地球知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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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微信公號地球知識局——天主教是如何在中國擴張的？

NO.391-天主教在中國

作者：焦叔、貓斯圖

製圖：孫綠 / 校稿：貓斯圖 / 編輯：白鷗

邯鄲市大名縣有一座天主教寵愛之母大堂，這是一座鐘樓和禮拜堂一體的哥特式教堂。

教堂大堂

這座教堂自2民國七年始建，民國十年（1921年）建成。除磚瓦木石由國內籌備外，青銅像、浮雕、石膏像、油畫像，蠟樹、管風琴、大鐘表、門窗彩色玻璃等，皆按教堂設計規格由法國定做，當年能超越它的就只有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教堂的修建和裝潢在當年，可是河北的一件大事。

舊照

但幾經破壞，教堂其實已經相當破敗，和當年的身份全不能相提並論。

這座教堂的起伏命運，其實是中國天主教傳播的一個縮影。天主教幾百年來在中國的推廣和傳播，伴隨著各國政治勢力的鬥爭和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改變，已經成為了一個龐大的課題。宗教復興在轉型社會中是普遍現象，而當今的中國正在面臨這個問題。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來看看天主教在近代中國的跌宕時代。

禁教與傳教

天主教最早傳入中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景教，但一直到了明清兩代才開始大規模傳播。這個時期中國社會正處於大變革時期，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傳教的目的和政治總是脫不開干係，讓局面變得更加複雜。

出土的唐朝西方傳教士像

17世紀末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一個高峰期，但是這時天主教內部爆發了關於當年利瑪竇「本土化」的傳教方式的巨大爭論。

爭論主要圍繞兩個問題展開：一是基督徒能否參加祭祖、祭孔儀式。二是能否用「天」「上帝」等非音譯的詞稱呼造物主。

利瑪竇(左)和徐光啟(右)（明）

最初在華傳教士多為耶穌會成員，而耶穌會成員多贊成利瑪竇的觀點，也就是允許中國人在保留原有祖先崇拜和傳統神明稱呼的情況下成為基督徒。早在1582年，第一個取得內地居留權的傳教士羅明堅就把融合中國文化作為傳教的一種媒介。

利瑪竇的入鄉隨俗

但1630年前後到達福建傳教的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對此保留巨大異議。由於其他修會的涉入，「禮儀之爭」逐漸複雜化。反對者認為祭孔、祭祖是偶像崇拜，應該被禁止。

為此雙方紛紛派人向教宗申辯。明面上是路線之爭，實際是新入華的修會試圖取代耶穌會的在華地位和利益。

1645年，教宗英諾森十世，在聽了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的報告後，批評耶穌會。1656年，教宗亞歷山大七世在聽了耶穌會的報告後，提出「不能對無數的中國人關上拯救的大門」的口號，應以寬容、理解為傳教的基礎。1669年，教宗克萊芒九世強調「根據在具體問題中所闡述的形勢而行」。

一張名畫

歐洲繪畫史上最卓越的現實主義肖像作之一

教皇英諾森十世像

簡單來說，就是各位教宗的意見也不統一，以至於最後一位只能和稀泥。中國土地上的傳教士只得自己決定該怎麼辦。

「禮儀之爭」愈演愈烈，文化衝突導致教案也接連發生。民間震動如此劇烈對於深居京城的皇帝也是一種觸動。康熙皇帝對這件事給予了很大的關注，表示傳教應在尊重中國習俗的情況下完成。

康熙與耶穌會的天文學家

於是1700年，在耶穌會的請求下，康熙對「敬天、尊孔、祭祖」做了明確解釋與答覆。這相當於中國政府對教廷的正式外交宣言，希望中國人的習俗得到教廷的尊重和認可。

沒想到1704年，教宗格肋孟對中國教徒規定7條禁令，並於1705年12月派遣特使以通好為由監督執行教廷決議。這就使教廷內部的爭論上升為教廷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對立。

教宗格肋孟

康熙認為教廷的禁令嚴重挑戰了自己的權威，威脅到了國家的穩定。為了以絕後患，他於1717年下令「禁教」。梵蒂岡的態度也不含糊，教宗本篤十四重申格肋孟十一世的禁令，禮儀之爭以雙方關係破裂結局。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進入了冰點。

禮儀之爭最終導致的後果就是清政府的百年禁教，剛剛發展起來的天主教遭遇滅頂之災。但這也促使在華的傳教士首次意識到天主教本土化的必然性。

失敗的本土化運動

隨著大量的傳教士被派往各省，遠離了京城也就遠離了中央精英階層，傳教的策略必然要發生一系列改變。

既然教宗不允許在官方層面完成本土化，天主教傳教士就開始嘗試建立「農村根據地」，悄悄地用深入群眾的方式由下而上地傳播宗教。

上山下鄉把教傳

來自《沉默》

天主教會有著各國政府的背景，傳教士作為各國公民在中國有著優越的超國民身份。這兩個優越的條件，讓傳教士們生出了利用特權吸引老百姓的念頭。

在中國農村的司法爭訟中，地方士紳與地方官員勾結形成特權階層，這使得村民處於弱勢地位。而教士幫助下的訴訟往往使地方部門受到極大的政治壓力，這就使得村民成為教徒後政治地位迅速提高。

厲害了

這一次的傳播策略起到了效果，天主教在農村發展的很快，經常出現整個家族或者整個村一起入教。但是這些人以社會底層和社會邊緣化者為主，入教常常是因為傳統的生計斷絕，想換一個生活方式看看。沒想到外國傳教士的特權非常管用，教民很輕鬆就保障了自己的權益，有了某種對抗鄉紳階級的能力。

利瑪竇會喜歡這種方式么？

圖為利瑪竇墓碑

士紳作為社區領袖既有管理公共事務的權力，又有維護傳統倫理文化的權力。教會勢力的介入對原有政治生態產生巨大的衝擊。所以在打擊教會勢力時，總是能看到士紳階層的身影。那些教會拐賣兒童，吃人等謠言也多是由他們傳播。

另一方面，教民擁有的特權很容易被濫用。成為教徒的村民很快開始欺壓其他的村民，為自己謀取利益。最終教會引火燒身，陷入了地方衝突，致使教案頻發。這也是「義和團」運動的導火索之一。

蜜汁自信擋不住堅船利炮

同樣因為天主教依賴不平等條約保障自己在華利益的原因，導致傳教士無法與殖民主義脫離關係，所以天主教往往在中國愛國主義運動中遭受衝擊。除了「義和團」運動之外，五四運動也波及到天主教。知識分子和城市居民對天主教傳教的反感往往來源於此。

義和團團民

一些著名的天主教人士，如雷明遠、馬相伯等，憤然批判中國天主教的殖民性質，明確提出「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口號，要求中國天主教實行教會自治。

馬相伯像

一開始還在特權中大力傳播的天主教，在這兩個矛盾的疊加下變成了中國民間人人喊打的對象。傳教工作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變革以求生存

天主教在艱難的歷史環境中不得不主動做出變革。

首先是放棄原有的訴訟傳教方式，避免涉足中國人的法律紛爭。

曾經這種方式非常有效，號稱「一個成功的案子比任何佈道都管用」。但是訴訟傳教法帶來的嚴重副作用讓教會不得不慎重考慮其價值。

1908年，梵蒂岡教會重申禁令，禁止傳教士隨意介入中國教徒的爭訟，且禁止教會和傳教士介入政治與外交活動。這也就從根本上減少了普通民眾對教民特權者的仇恨，緩解了民間對傳教活動的仇恨。

第二，是對入教者嚴格審查，凈化教徒隊伍。

早期加入天主教的教友很多是地方上窮極無賴的民眾，覬覦教會的特權才選擇信教。這樣的人對宗教的理解有限，不僅不能讓教會傳播福音的意圖實現，反而會砸了教會的招牌。此後教會開始有意識地選擇地方上有正面名聲的民眾傳教，改良了教會的印象。

地方上的低素質特權群體

對組織形象是極大的傷害

（來自《抓壯丁》）

第三，教會開始更加註重文化傳教和慈善傳教。

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說：「福傳最有效的方法有三：學校、刊物和慈善事業。」於是各天主教地方機構紛紛建設中、高等學府。

1903年上海建立震旦大學，1920年天津建立天津工商大學，1925年北京建立輔仁大學，均為教會創辦。慈善事業很好地樹立了教會的形象，加速了本地化進程，也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成功傳播了宗教思想。

法國天主教會在上海創辦的震旦大學

第四，爭取直接與中國建交，擺脫保教權的負面影響。

當時法國接替葡萄牙，獲取了中國的保教權。但是經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和中法戰爭的中法兩國關係極為緊張，法國人保護下的天主教形象也顯得醜惡。教宗一直試圖脫離法國的影響，讓傳教以獨立形象出現。只可惜，在法國的極力阻撓下，教宗試圖與中國直接建交的過程失敗了。

1885年2月13日法軍攻佔諒山

這鍋確實輪不到教會來背

最後，是實行中國天主教本地化的政策。

為了不與中國人固有的文化習慣和生活方式相抵觸，天主教會解禁了一系列傳統的宗教儀規。先吸納教民，然後再在傳教過程中漸漸讓教徒放棄原有的宗教殘留。這樣，就逐漸讓很多信奉儒學和崇拜祖先的中國人進入了天主教隊伍。

馬來西亞華人家中的神案，

牆上懸掛著的是西方三聖的畫像，

神案中央擺設觀世音菩薩與金童玉女的塑像，

兩側分別是沙迪亞·賽巴巴上師的肖像和祖先牌位

經過這一系列改變，天主教傳教活動才在中國的土地上穩定發展起來。後來儘管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建立之後引發的動蕩年代，天主教會在中國畢竟還是站住了腳跟。

國企改制後社會秩序被重建，劇烈的社會動蕩後意識形態真空以及社會歸屬的心理需求使人們走向了宗教。天主教也算終於挺了過來，走上了新的擴張軌道。

回顧天主教在中國本土化的歷史，我們不難看出外部宗教的傳播自有其邏輯。為了抵消文化和原有政治勢力的排斥，傳教必須進行本土化的變革，在保留內核的情況下儘可能去貼合當地民眾的需求，而不是相反。

這個結論對幾乎一切精神文明成果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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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