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第十七章 國統區的政治演變

第十七章 國統區的政治演變

北方的失陷，不僅使國民軍獲得了經濟上和戰略上的優勢，也使外國政府相信，用武力是無法擊敗叛亂運動的。它還證明了弗朗哥在軍事上的優越性；此時，在叛軍控制區的所有人看來，弗朗哥正在成為這場聖戰的當之無愧的領袖。

軍隊佔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它立刻通過恐懼來推行「法律與秩序」。但在頭幾個月里，國統區的政治形勢仍是非常混亂的。其實，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以前，叛亂頭目們並不認為有必要在國統區建立政治組織。他們認為內戰不會持續太久，便把全部精力都用於內戰。在他們的後方，他們只會動用強制手段來鞏固統治。

因此，他們既不能、也沒有允許任何反對黨繼續存在。戒嚴令的頒布，使軍方獲得了粉碎一切反抗的手段。所有工人政黨、共和派政黨和工會都被取締了，其它政黨也絲毫沒有認真活動的跡象。此外，叛軍還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發布命令，禁止一切政黨和工會活動。雖然安達盧西亞（主要是埃斯特雷馬杜拉一帶）的工農進行了反抗，但國民軍取得初步勝利後，對此進行了殘酷的鎮壓，撲滅了工農的反抗。工農的反抗只剩下了工廠里的怠工行動，以及游擊隊對國民軍的襲擾，而這無法對國民軍構成嚴重的威脅。

但是，參加了叛亂運動的各種勢力之間的不和，以及缺乏合格的政治領導人，這些問題都是軍事獨裁所無法掩蓋的。除了正規軍之外，各方勢力也組建了自己的武裝，他們的武裝人員穿著不同的制服，象徵了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在叛亂爆發後的頭一段時間裡，類似的情況也在共和區發生過。十月八日的《時報》刊登了一篇公然支持叛軍的報道，這篇報道突出描寫了潘普洛納和維托里亞（Vitoria）地區的充滿了喜慶氣氛的混亂局面；箭束團（Flechas）——長槍黨的青年組織——穿黑長褲、藍襯衫，戴警察帽，而青年卡洛斯派（Pelayos）穿卡其色制服，戴紅色貝雷帽，與前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某個地區，不是這個派別就是那個派別佔了上風。「阿爾維尼亞納派」[1]的大部分成員是從布爾戈斯地區招募的；相當多的長槍黨徒來自「藍城」薩拉曼卡和巴利亞多利德；納瓦拉的統治者當然是衣著最為奇特的「呼嘯兵」，在納瓦拉，卡洛斯派的紅色貝雷帽（這種帽子在當地叫boina）是召集隊伍的標誌。

因此，叛軍在初期雖然自稱政治中立，但這只是原則性的。他們強調這一時期的過渡性質，沒有對未來做出具體的規劃。軍事獨裁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還是會長久持續下去？正統派保王黨和長槍黨是最主要的兩支政治力量，但它們的目標並不總是一致的，它們當中哪一個會贏得最後的勝利呢？起初，人們有意迴避這些問題。在叛亂初期，人們可以看見叛軍的隊伍中同時打著共和國國旗和君主派旗幟。最後，叛軍重新採用了皇室旗幟[2]，但這並不表明君主制將成為西班牙的長期政治體制。

新政權的各色人物

叛軍需要在自己的控制區建立一個中央機構，便成立了一個「臨時委員會」[3]。這個機構的正式首腦是卡瓦內利亞斯，這位將軍年事已高，留著貴族式的鬍鬚，才幹平平，他能坐上這個位子，無疑是因為桑胡爾霍意外身亡之後，叛軍將領一時難以決定由誰來來領導叛亂，才推他出來的。但是，真正的權力很快就落到了「三巨頭」——凱波?德?利亞諾、莫拉與弗朗哥——手中。此時，必須建立統一的軍事指揮與絕對的政治權威，所以弗朗哥將軍便脫穎而出，接受了這個重任。

能同他競爭的人，大都已經死了。桑胡爾霍是叛亂的真正領袖，但他在叛亂剛剛開始的時候意外身亡。在其他軍事領袖中間，只有凱波?德?利亞諾和莫拉的威信能與弗朗哥相提並論。

南方的獨裁者凱波?德?利亞諾並不具備政治領袖的氣量。在內戰爆發前，他把自己打扮成「共和派」和「共濟會」的領袖，共和國政府甚至還考慮過讓他去鎮壓叛亂運動。後來他在戰爭期間修建了一些工人城市，得了個「社會將軍」的外號；他的口不擇言，他在廣播中的虛聲恫喝，為他贏得了虛假的名聲。但在叛亂初期，他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加上塞維利亞在後來的軍事行動中處於關鍵地位，使他成為了叛亂運動的領袖之一。此後，他的政治地位開始下降；在馬拉加淪陷——這主要是義大利的勝利而不是西班牙的勝利——之後，他再也沒有發動重大軍事行動的機會。

埃米利奧?莫拉因為他過去的經歷，以及他的個人能力，享有更為巨大的威望。他在北方戰役期間因空難意外身亡，在此之前，他是唯一一個既享有巨大威望、又對戰爭和政治有自己的主張的軍事領袖，這使他經常與弗朗哥針鋒相對；弗朗哥說莫拉實在太頑固，不會屈從於任何人。莫拉在北方——「呼嘯兵」的老家——很有影響力，這使他成了保王派陰謀的中心人物。另外，莫拉死後，弗朗哥為了表示沒有人能夠取代這位逝去的領袖，特意直接領導北方戰線的作戰行動，而實際指揮北方戰事的達維拉始終是他的下屬。

叛亂的政治領袖不是消失了，就是暴露出了他們無法貫徹自己的主張。保王派卡爾沃?索特洛被刺殺了，這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了。其他保王派領袖中，希爾—羅夫雷斯在暴力衝突面前似乎顯得膽怯無能，他過去從未積极參加過這種暴力衝突。正統派聯盟的領袖曼努埃爾?法爾?孔德在政治上不夠靈活，無法把所有參加叛亂的勢力團結到他的黨身邊。長槍黨的早期領袖也消失了：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已在阿利坎特被處決，但他仍是「缺席者」[4]；他的支持者認為，稱他為「缺席者」，是一種向他表達敬意的方式：他是無可取代的。飛行員魯伊斯?德?阿爾達[5]也死了。奧內西莫?雷東多[6]在叛亂初期就被打死了。費爾南德斯—奎斯塔被關在共和國的監獄裡。長槍黨現在的領導人都是一些二流人物：臨時指導委員會主席曼努埃爾?埃迪利亞[7]與臨時指導委員會書記弗蘭西斯科?布拉沃（Francisco Bravo）；他們兩人都是長槍黨的老黨員；這些老黨員自稱「舊衫兵」（Camisas Viejas），以便將自己同那些在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七月間，為了同左派作鬥爭才參加長槍黨的人，以及那些在叛亂爆發後，為了自保而混得一張黨票的人區別開來。

儘管長槍黨缺乏能夠堅持己見的領袖（而且他們往往不聽領袖的話），但他們跟「呼嘯兵」一樣，都是叛亂運動中最有活力的勢力之一。如果想打贏這場漫長的戰爭，這兩個團體就必須團結起來，而這顯然是很難做到的，並且要有一個政治仲裁者才能做到；此外，還要讓彼此明爭暗鬥的軍頭們接受統一的軍事指揮。

這個仲裁者就是弗朗哥將軍，他很快就自命為至高無上的絕對領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到一九三七年六月這段時間裡，他逐步成為了絕對領袖。

南北叛軍會合之後，弗朗哥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出任國家元首兼大元帥。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叛軍首腦在薩拉曼卡召開會議，決定將這些權力移交給他[8]。毫無疑問，他的權力只是臨時性的，還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在進攻馬德里受挫後，他的權力被延期到一九三七年初。但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他獲得了軍事和政治兩方面的權力：卡瓦內利亞斯在正式的權力移交儀式上對他說：「我將國家大權全部交付於你。」

臨時國民政府

此後，統治著國統區的這個體制仍是一種臨時體制。它是為了解決當時的需求而產生的。這個體制拋開了各種有可能導致分歧的問題，並使叛軍將領和部隊能專註於主要目標——進行內戰，所以它是行之有效的。這種體制是必要的，因為官員和技術人員的數量不足以保障政府機關的正常運轉；一部分官員和技術人員仍然忠於共和國政府，許多人被解職、被判刑，或由於被懷疑不忠而不被錄用；大體上支持叛亂的只有外交使團。有相當多的軍人兼任了民政職務。

一般來說，這種政治體制本應在叛軍開進馬德里之後就停止存在。布爾戈斯是國統區的臨時首都，但弗朗哥大多數時候住在薩拉曼卡，他的總參謀部就設在那裡。大元帥的長兄、新政權的要人尼古拉斯?弗朗哥也住在薩拉曼卡，他的頭銜是國家元首秘書長。他負責戰時經濟、公共秩序與外交。他因此掌握了重要的權力[9]。在這一時期，大元帥忙於指揮軍事行動，他實際上只能對政治問題進行一點指導。無論如何，他只和可靠的人分享權力。

臨時政府的第三號人物是大元帥辦公廳主任桑格洛尼斯[10]將軍。桑格洛尼斯很久以前就是弗朗哥的心腹；在弗朗哥擔任迦納利群島駐軍司令的時候，桑格洛尼斯是他與西班牙本土之間的聯絡員[11]。

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之前，為了完善國家元首總秘書處（Secretaría General del Jefe del Estado）與大元帥辦公廳（Cuartel General del Generalísimo）這兩個機關的工作，又成立了一些新部門。它們是未來的國民政府的各個部的雛形：外事秘書處（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起初由西班牙駐維也納公使弗蘭西斯科?塞拉特[12]領導；戰爭秘書處（Secretaría de Guerra），由希爾—尤斯特[13]將軍領導；總督察員（Gobierno General），由弗蘭西斯科?費爾莫索[14]將軍擔任，這個職務管轄的範圍很寬，而又很模糊：對各省事務、人事任命進行行政監督，並處理與各省代表團的關係。

在巴利亞多利德設立了公共安全局。在薩拉曼卡設立了新聞與宣傳辦公室，由外籍軍團的創始人米利安—阿斯特萊領導，這個辦公室與總秘書處下轄的各個部門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不過，它的目的是「指導」國統區的媒體，並向訪問國統區的外國記者「介紹情況」。

最後，在新的弗朗哥體制之下，除了這些最基礎的機關之外，還設立了由國家技術委員會[15]管轄的各種部門，它們的職責是準備各項法令，提交給政府首腦簽字，這些部門包括：財政、司法、工業、貿易與糧食供應、農業、勞工、教育、公共事業與通信。

國家技術委員會下轄的各個局和處，以極權體制的方式，控制了國家的全部活動，經營著戰時經濟。這是一項艱難的工作，負責管理國家技術委員會的重任被交給了達維拉將軍。達維拉和桑格洛尼斯一樣享有大元帥的完全信任。他擔任的職務雖不顯赫，卻很重要。他既是國家技術委員會主席，同時還兼任陸軍參謀長。

因此，權力是由弗朗哥本人親自行使，或通過他的密友行使的。但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到十一月這段時間裡，他似乎仍對未來的走向舉棋不定。臨時政府的政綱理應體現它的政治傾向，但這個政綱里卻沒有一點是原創的。這個政綱是法爾?孔德的主張與長槍黨的理論的折衷產物。

這個政綱中殘留的正統派主張有：建立一個極權性質的政府、保留君主制復辟的可能性，最後是國家統一的主張，這也是國民運動的宣傳和弗朗哥的講話中反覆強調的主題：弗朗哥宣稱：「西班牙內戰是統一與分裂的鬥爭。」

這個政綱中有一些原則來自長槍黨的綱領，比如義務勞動（「新政權絕不容忍不勞而獲的公民」）、承諾限制「資本主義的弊端」、公正的勞動工資，最後是分享利潤的可能。

弗朗哥通過這個東拼西湊的政綱，向世人表明：他只想在當下扮演這個不可缺少的仲裁者的角色。國民軍以為自己能夠迅速贏得戰爭的勝利，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了，肯定就會提出新政權該走什麼道路的問題。然而馬德里戰役的失敗徹底改變了這個問題。為了應付變幻莫測的軍事形勢，必須維持一個強有力的政權，以避免內部爭吵，並將支持還是反對君主制的問題留待日後解決。這種臨時性的現狀已經不合時宜。用蘇涅爾的話[16]來說，就是：必須「讓這個運動具備國家政權的性質與外表」。從此以後，弗朗哥就不只是大元帥了，他還是國民運動的精神領袖——「元首」（Caudillo）[17]。

弗朗哥將軍

初步的政治演變就這樣實現了：此前，弗朗哥只是叛亂運動的主要領袖之一，現在他成了至高無上的軍事領袖。過不了多久，弗朗哥將軍就把自己變成了全民的主宰與大救星。

不過，這個個頭矮小、身材結實，「大腹便便、衣著整潔、專橫跋扈」，長著一張圓臉，留著一撇黑鬍鬚的男人，並沒有太出眾的外貌：在照片上，他總是顯得矮矮胖胖，挺著個大肚子，跟莫拉和金德蘭[18]截然相反。他雖無翩翩風度，卻能青雲直上：二十一歲就晉陞為上尉，三十二歲就晉陞為將官。這在西班牙陸軍里也是非常罕見的。

弗蘭西斯科?弗朗哥?巴蒙德[19]生於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三日，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他的父親尼古拉斯?弗朗哥是費洛爾的一位海軍軍需官[20]。他曾先後就讀費洛爾聖心學院（Colegio Sagrado Corazón）與海軍預科學校，準備仿效他的父親和外祖父，成為一名海軍軍官。然而命運卻捉弄了他：由於海軍軍官學校沒有名額，他只能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一九一〇年他以少尉軍銜畢業，但直到兩年以後，他被派駐摩洛哥，他的軍事生涯才真正開始，在派駐摩洛哥期間，他在梅利利亞、塞烏塔和拉拉切等舊要塞[21]一帶參加了多次戰鬥。那裡的戰鬥既艱苦又野蠻，傷亡率非常高，他在那裡打了四年仗，身上卻沒有留下一道傷疤。一九一六年，他終於負了傷，此時他已晉陞為少校。修養了一段時間後，他重返摩洛哥，參加了正在由米利安—阿斯特萊組建的外籍軍團。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間，他參加了外籍軍團的多次戰鬥，為自己贏得了軍事領袖與組織者的名聲。他的傳記作者將胡塞馬（Al Hoceima)灣登陸戰的勝利歸功於他的領導——在屢戰屢敗之後，這次勝利極大地振奮了非洲軍的士氣。他獲得了無數榮譽，成了陸軍中最年輕的將軍，並接替米利安—阿斯特萊擔任外籍軍團司令。返回西班牙後，他擔任了剛剛在薩拉戈薩成立的總軍事學院（Academia General Militar）院長一職。

因此，在一九三一年革命爆發時，他是聲望最高的軍事領袖之一。從此，他的故事就與共和國密不可分。有時他會失寵，有時他的名字又高居光榮榜的榜首。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決定參加反對共和國政府的陰謀之前，曾經猶豫過很長一段時間。在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七月這段時間裡，他曾找過波薩斯和阿薩尼亞，請求他們粉碎革命。這既可以當成他在表達對革命左派的敵意，也可以看成他想給共和國一個機會的證據——雖然他後來與共和國進行了殊死的鬥爭，最後徹底消滅了共和國。

弗朗哥在做出決定之前，會謹慎地思考上很長時間，但在做出決定後，他就會堅定地、甚至是頑固地貫徹自己的決定，這是他的性格中最突出的特點之一。他無疑具有卓越的才幹、真正的才智和出眾的機敏，所以他既是優秀的軍人，又是同樣優秀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水平絕不亞於他的軍事水平。他很擅長隱瞞自己的觀點。他性格冷靜、機智，少言寡語，這並不完全符合他的西班牙氣質（不過，應當記住他是加利西亞人）。他很會把握機遇。

他的人生中有許多幸運的機遇。他陰差陽錯參加了陸軍、他在里夫戰爭中的經歷、初期的叛亂領袖接連消失，這些都能解釋他為何對自己充滿自信，而許多觀察家都認為，這種十足的自信，正是他的優點。但他還是一個虔信天主教的軍官。他所受的教育、保王派環境對他的影響，以及他對現成宗教的尊敬，無疑使他疏遠了所謂的法西斯主義。他是一個忠於軍事傳統與天主教傳統的保守派。他獲得的權位，使他產生了這樣的想法：西班牙正苦於形形色色的動亂、無神論和革命，而他就是被上帝派來拯救西班牙的人。長期以來，儘管他同意在共和國政權中擔任高官，但他一直被當成保王派；在成長過程中，他深受「天賜神力」傳統的影響，所以，他深信自己是被上帝選中的人，甚至是聖徒。不過，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他並不認為可以立即復辟傳統的君主制，這可能會導致國民運動的支持者的分裂。作為現實主義者，他又堅決拒絕向「赤匪」妥協，因為雙方之間的裂隙之大，是任何談判都無法彌合的。

簡單來說，戰爭使他獲得了鍛煉政治才幹的機會；作為一個冷靜的人，作為當時的一個積极參与者，他雖然沒有迸發出靈光一閃的天才，但在馬德里戰役失敗後，他進行了自我調整，使自己能夠適應持久戰的需要。

在贏得戰爭的過程中，他擁有許多王牌。首先是他的控制區：國民政府的條件要比共和政府更為有利。國統區各地的資源可以彼此互補：埃斯特雷馬杜拉的牲畜、安達盧西亞的大莊園、卡斯蒂利亞的玉米與加利西亞的蔬菜。而共和國政府卻正好相反：它擁有許多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必須供養大量的人口。在財政方面，弗朗哥雖然沒有西班牙銀行的資源，但他的支持者可以為他提供大量的資金，還能獲得從共和區轉移出來的資本，以及外國資本的大量資助（胡安?馬爾奇就是外國資本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叛軍一開始就控制了摩洛哥和里奧?丁托礦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之後，又有效控制了巴斯克和桑坦德兩地，這使它能夠兌換充足的外匯，足以維持經濟的穩定。此外，國統區並未經歷嚴重的經濟危機。

可是，弗朗哥將軍仍要面對一個矛盾，這就是他所依賴的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他必須解決這個關鍵的矛盾。所以，他必須具備名副其實的絕對權力，必須把正統派的各種保守傾向，同企圖徹底改造國家的長槍黨思想調和起來。

唯一黨

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動用了激進的手段：仿效德國和義大利，建立一黨專政，而唯一黨的黨首，自然由他來擔任。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保王派擁有強大的政治組織。他們已經在行動中消除了分歧，在叛亂中，正統派聯盟發揮了主導作用，這使它吸收了大批人民行動的成員。它在叛亂的重鎮納瓦拉和阿拉貢佔有統治地位，在卡斯蒂利亞也有相當強的力量。它的領袖可以從國外得到大量的同情與幫助。由於內戰不能立即結束，他們便公開表態；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們在聖塞瓦斯蒂安舉行示威遊行，法爾?孔德公開要求立即復辟君主制。弗朗哥認為這是非常嚴重的威脅。他考慮過「以叛國罪槍決法爾?孔德」是否可取[22]。最後，這位卡洛斯派領袖被放逐到葡萄牙。

長槍黨也已成為一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它集結了大批的人，他們有的是被它的活力所吸引過去的，也有的人認為它是一支能夠抗衡「呼嘯兵」的保守主義的進步力量。長槍黨徒（以出身共和派和工會的長槍黨徒為主）要求提出並解決「社會問題」。他們擁有可觀的軍事力量，在卡斯蒂利亞、埃斯特雷馬杜拉和安達盧西亞都組建了民兵。德國和義大利雖然沒有直接支持他們，卻都對他們予以同情。但長槍黨依然是一個沒有真正領袖的黨。

此外，參加政治角逐的勢力，並不只有這些政黨。弗朗哥利用陸軍作為他的主要力量。當然，軍頭們並不總是與他保持一致，反對他的人公開要求建立一個以莫拉為首的政府；大部分軍官並沒有明確的政見，他們只要求建立極權政府。但是，陸軍作為一支政治力量，並不希望自己的政治權力遭到削弱。大元帥能依賴的就是陸軍的力量。

很久以前，弗朗哥就接受了一黨制原則，以及源自這個原則的改造。剛開始的時候，弗朗哥打算通過談判，讓各方一致接受這一原則，所以他沒有立即推行一黨制。這並不是一個盡量不得罪人的問題。一九三七年二月初，國民政府宣布起草統一法令。解散舊的右翼政黨是最容易的部分，因為它們的影響力已經大受打擊。希爾—羅夫雷斯的人民行動於二月十日解散；幾天後，自從叛亂爆發後就一直無所作為的希爾—羅夫雷斯宣稱退出政界。與此同時，戈伊科切亞也宣布解散另外一個保王派政黨——西班牙復興運動。這些解散政黨的宣言雖然振奮人心，但還不足以實現人們期待的團結。長槍黨和正統派不可能通過談判締結協約。因此，必須實行改造。

於是，問題就剩下找一個借口了。薩拉曼卡的幾個對立的長槍黨團體之間的衝突，正好提供了借口。正如《統一法令》指出的：「組織內部的次要分歧，使過去的政治陰謀死灰復燃，這會破壞組織與威信」。四月十九日頒布的《統一法令》表面上是一個和平的法令。弗朗哥對這道法令的條文予以高度關切。塞拉諾?蘇涅爾自稱是這道法令的定稿人，據他記載，弗朗哥費了很大力氣去研究和評註長槍黨的黨綱，並試圖把正統派分子普拉德拉[23]的語言與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的語言調和起來。最後，他把法令拿給凱波?德?利亞諾和莫拉審閱。兩人都沒有異議。莫拉只對一處語法問題提出了不同意見。不過，凱波?德?利亞諾要求先等上一個月，等到打下馬德里之後再發布法令。

《統一法令》的序言宣稱：「為了實現和平的重任，我們迫切需要將革命的理念與方法注入到新的國家政權之中。」這句話奠定了這個法令的重要意義。它首先指出了建立一黨制的重要性：「所有人都應該徹底拋開個人分歧，這是絕對必要的。[24]」在這個法令里，不難發現前文介紹過的各項原則，它們都是「呼嘯兵」與長槍黨的遺產。但這個法令還強調指出了必須頒布它的理由：各個政黨「在毫無意義的內鬥中筋疲力盡」；因此，它們的領袖背叛了支持自己的群眾，而這些群眾「是被純粹的理想打動的」。所以，必須捍衛這個得到所有人接受、並被國家當做立國之本的理想。新的黨必須成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紐帶，保障「人民積極地追隨國家」，成為傳統勢力與新勢力之間的紐帶[25]。「長槍黨向青年群眾提出了自己的綱領，引入了一種新的宣傳方式，一種合乎當前形勢的、帶有政治性和英雄氣慨的形式；呼嘯兵以天主教精神帶來了對受到頑強維護的西班牙傳統的神聖不可冒犯的信念」。它提出了一個關鍵思想：不僅要創造一個真正的政黨——即可以為政府所利用的政治組織；還要創造hermandad——以歷代天主教國王所創立的半世俗半宗教組織為榜樣的、遵循西班牙傳統的兄弟會。把過去與現在連接起來，以「新的形式」讓榮耀的西班牙復生，這就是這次聖戰的任務，至少是短期內的任務。這是因為，「元首」不願成為自己的決定的俘虜，他正在考慮修訂法令：「它將不會是一種僵化之物，而要接受修訂和改善。」

這個法令具體有三條規定：

第一條：將西班牙長槍黨與呼嘯兵，連同其現有成員及勤務部門在內，合併為具有國民性質的唯一政治權力機構——西班牙民族工團主義奮進會正統派長槍黨，接受本人之領導。作為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媒介，該組織的主要任務是：藉助於政治—道德方面的長處——服務、等級與友愛，將人民的態度傳達給國家，並將國家的意見轉達給人民。自本法令頒布之日起，凡持有長槍黨或正統派聯盟黨證者，均為該新組織之正式成員，一切自願參加該新組織之西班牙人亦包括在內。

表面上，這一條吸收了長槍黨關於政治道德的觀點，特別是在新黨的黨名中保留了長槍黨的黨名中的關鍵部分，應該能讓長槍黨感到滿意。此外，在四月十九日以前，弗朗哥還曾表示：長槍黨「將成為唯一黨的基礎」。但接下來的兩條卻暴露出了這道法令的真實意圖：壓制一切反對派，徹底消除不滿分子採取軍事行動或單純的武力打擊的可能性：

第二條：這個新的國民政治機構的管理機關是國家元首、書記處或政治委員會[26]，以及全國理事會（Consejo Nacional）。書記處或政治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它的主要目的是：協助黨的領袖籌建國家的組織機制與職能機制，並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配合政府的活動。書記處或政治委員會的半數成員由國家元首任命，另外半數成員由全國理事會選舉產生。全國理事會要處理國家元首提交給它的重大的全國性問題，具體方式留待日後再議。

第三條：長槍黨與呼嘯兵掌握的民兵將被合併為統一的國民民兵（Milicia Nacional），保留原先的標誌與徽號；國民民兵是陸軍的輔助部隊。國家元首是民兵的最高統帥，將由一位陸軍將領來直接領導民兵。……

弗朗哥將軍雖然允許民兵保留原來的標誌與徽號，但他設法使這些標誌與徽號失去了真實的意義。作為一個善於運用外交手腕的和事佬，他總能想辦法搞出一些微小的妥協。為了安撫呼嘯兵，他在西班牙國徽上添加了古老的納瓦拉徽章；他還讓呼嘯兵給他的司令部站崗放哨。其實，四月十九日法令的後兩條才是建立新政權的關鍵步驟。第二條確認了「元首」的政治權威，而正在建設政權體制的正是元首，因此他隨時可以調整這個體制；唯一黨的大部分領導也是由他任命的。第一屆全國理事會的所有委員都由他親自提名。根據第三條，雙方的民兵被合併為國民民兵，成了正規軍的輔助部隊，而他又是國民民兵的唯一領袖，這使他掌握了全部的軍事權力。因此，新黨就成了政府的工具，成了弗蘭西斯科?弗朗哥——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國民運動全國領袖、大元帥——手中的工具；他在各方面都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但在具體實踐中，他謹慎地使用著這種權威與這個新政權的組織。為了使這個剛剛建立的政治體制能夠正常運轉，不僅需要提出民族團結的主張，還需要實現這種團結，並粉碎一切反對派。在組織長槍黨全國理事會的過程中，委員席位被巧妙而公平地分配給各方勢力，便是其證明；這樣分配席位的目的，是以「元首」的親信為核心，把參加國民運動的所有政治力量真正地團結起來。全國理事會巧妙地把各方勢力糅合在一起：既有前長槍黨徒費爾南德斯—奎斯塔和阿古斯丁?阿斯納爾[27]，也有保王派埃斯特萬?畢爾巴鄂[28]和法爾?孔德（他因此重返政壇），還有弗蘭西斯科?戈麥斯—霍爾達納這樣的軍人，以及弗朗哥的親信——塞拉諾?蘇涅爾就是其中之一。

在長槍黨和正統派聯盟里，都有一部分人擔心雙方無法達成共識，他們的擔心不無道理；惹惱這些人顯然是非常危險的。在天主教會的支持下，「元首」充分發揮了他的狡詐，把保王派的反抗降低到了最低限度，但長槍黨可沒有這麼好對付。

一想到完全反對長槍黨的革命綱領的人或弗朗哥將軍的親信會混入黨的政治委員會，「舊衫兵」們就憂心忡忡。在一些「舊衫兵」看來，弗朗哥的過往經歷、教育及其身邊的親信，都是很不可靠的，而這種人卻掌握著最高權力。既然如此，很難相信長槍黨的理想會在戰爭結束時獲勝。這些長槍黨徒很快就公開表達了自己的不滿：這就是埃迪利亞陰謀。

政治反抗

曼努埃爾?埃迪利亞以總書記的名義，接掌了長槍黨的領導權。他以前是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的親密合作者。他曾是體力勞動者——他當過碼頭工人——這決定了他的「社會態度」。但他根本沒有接受過政治方面的訓練。在休斯[29]筆下，他是一個「粗魯、暴戾、不知節制的人」。就現有的資料來看，他策劃的這個陰謀，可以說是單純的，甚至可以說是幼稚的：在全國各地組織示威遊行，表達長槍黨的不滿，包圍並攻佔弗朗哥的司令部，最終成立一個由埃迪利亞及其親信組成的政治委員會。據蘇涅爾所述，這個政治委員會的人選還包括皮拉爾?普里莫?德?里維拉[30]（她是長槍黨前領袖的妹妹）、雅古埃將軍（他對長槍黨的同情態度早已眾所周知）、迪奧尼西奧?里德魯埃霍[31]與何塞?塞因斯[32]等人。但是，我們對這次事件的細節所知甚少，只能猜測。法庭的審訊記錄從未公布；我們只知道那些被捕的長槍黨徒的罪名。其中最重的罪名無疑是陰謀發動武裝叛亂。弗朗哥政權很可能故意誇大了這些行為的重要性。蘇涅爾指控薩拉曼卡司令部的公共秩序負責人多瓦爾（Doval）少校是一個「尋求刺激的人」（sensational seeker）。總之，這個陰謀執行得非常糟糕。埃迪利亞犯了一個又一個錯誤：他向各省派出的特使，他向各省代表團發出的要求他們反對統一法令的加密電報，他通過薩莫拉省黨部領導向地方組織領導人傳達的指令，都成了他的罪證。大批長槍黨徒被捕，薩拉曼卡暫時禁止長槍黨徒進入，這些措施，顯然是要公開表明：只要是為了貫徹自己的意志，新政權就絕不會心慈手軟。

但是，這個陰謀背後的真相又是什麼樣的呢？弗朗哥在同法烏佩爾談到曼努埃爾?埃迪利亞時時，曾輕蔑地給他下過這樣的評語：「他缺乏擔任長槍黨領袖的能力」，很難相信這樣一個人會對弗朗哥政府造成嚴重的威脅。在這次談話中，「元首」還暗示說：「他受到了一幫野心勃勃的年輕人的慫恿」，但「元首」沒有進一步談及細節。可以肯定的是，有人在埃迪利亞背後慫恿他，他只是這些人的傀儡。在這方面，有件奇怪的事值得一提，那就是皮拉爾?普里莫?德?里維拉的小圈子始終對弗朗哥政權保持敵視態度。在她哥哥死後，她迫切地想成為長槍黨的精神領袖；她似乎一直是反對弗朗哥政府的「舊衫兵」的核心[33]。但她名氣很大，警察也不好動她。

弗朗哥故意誇大了這個拙劣的陰謀，又對涉及其中的人員進行了嚴厲的鎮壓，他顯然是想要震懾那些比埃迪利亞更危險的反對者。大元帥提到的那些「年輕人」得到了來自國外的鼓勵。自從義大利大使和德國大使上任後，這兩個軸心國家對長槍黨的好感不斷增加。首任義大利大使坎塔盧波在任時間很短，他並沒有仔細觀察過國統區的政局，但他的繼任者維奧拉[34]伯爵和德國大使就不一樣了。威廉?馮?法烏佩爾從不掩飾自己與「舊衫兵」之間的友好關係；他肯定知道這個陰謀，也許還向陰謀集團成員提供了武器。弗朗哥曾跟法烏佩爾提到他應該「把埃迪利亞派去德國和義大利，讓他待上幾個月，學點東西，等他回國後，他的經驗可以為重建祖國派上用場」[35]，他這話究竟是不是在開玩笑呢？

事實上，埃迪利亞很快就得知了審判的結果：法官一致認為所有罪名全部成立。共有四人被判處死刑，其中就包括這位長槍黨的前領袖[36]。蘇涅爾並不經常犯下過分寬大的罪過，他認為這些判決是非常嚴厲的。法烏佩爾肯定是擔心會被當成陰謀的幕後主使，他試圖拯救埃迪利亞的生命。他向本國政府詢問應該對此事持何種態度，同時又建議進行直接干預，呼籲對埃迪利亞寬大處理。他甚至建議向大元帥提交一份備忘錄，提醒大元帥「在當前處決埃迪利亞及其同謀，可能會招致政治上的和社會上的批評」。我們不知道德國政府給大使發去了什麼樣的指示，也不知道義大利是否曾為埃迪利亞說情（這是很有可能的），總之，埃迪利亞被改判為無期徒刑[37]。這種寬大並不會有損於弗朗哥將軍的地位——反而能加強他的地位。況且，在鬥爭中維護國民團結的需要，還使他獲得了大量支持。五月五日，他聲稱收到了「六十萬封道賀與讚賞的電報」。

儘管官方的態度十分樂觀，但在幾個長槍黨小圈子裡，依然延續著反對派的精神；它不時會浮現出來，由於對當局的任何反對都會遭到不斷的扼殺，所以，每當它浮現出來的時候，都會變得更加暴烈。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雅古埃將軍在布爾戈斯發表的講話，便是這方面的最典型的例子。雅古埃是國民軍聲望最高的軍事領袖之一。自從他在摩洛哥參加叛亂以後，他在內戰中立下了顯赫的軍功；他享有「社會」領袖的美名；他與「舊衫兵」保持著良好的私人關係，這些因素，使他成為了「長槍黨的將軍」，所以他才會參加埃迪利亞陰謀。在這次講話中，他做出的批評，可能反映了長槍黨的幻滅情緒，而這種情緒是由國民政府所採取的保守的社會政策引發的：雅古埃在講話中說，必須進行一些社會改革；司法必須真正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他這種批評其實非常含蓄，這次事件也沒有招來什麼嚴重後果。當然，雅古埃受到了處分，被撤掉了指揮職務，但不久後他又重新受寵，得到了另一個職務。

貝雷斯（Vélez）和阿斯納爾組織的陰謀則要危險得多。不過，對他們倆的處罰要輕得多[38]，這是因為政權已經鞏固，不必像對付埃迪利亞陰謀那樣下重手。如果做得太過火，可能會把長槍黨的老近衛軍給逼到反對派陣營當中，而擅長外交手腕的弗朗哥是不會讓這種情況發生的。貝雷斯和阿斯納爾在長槍黨內身居要職，他們兩人參加了這次新的陰謀，實際上使他們在國民運動內名聲大噪。在這次陰謀中，貝雷斯肯定扮演了比阿斯納爾更重要的角色。他曾是長槍黨摩洛哥支部的黨員，他與阿斯納爾都是全國理事會委員，他似乎真的遊說過一些軍方首腦，企圖拉攏他們發動武力行動。阿古斯丁?阿斯納爾則較為謹慎，他只是在口頭上抨擊了新體制的領導層；他曾是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的戰友，又是費爾南德斯—奎斯塔的密友（但費爾南德斯—奎斯塔沒有跟他一起參加陰謀），他主張「純正的長槍黨主義」，不肯在理論上讓步。在內戰爆發前，他是長槍黨民兵的頭目，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到七月這段時間裡，他在馬德里發動了多次武裝襲擊，後來被任命為民兵總監。

在長槍黨徒看來，真正的敵人不是弗朗哥，而是保守勢力——教會與保王派。雙方之間的對抗有時會發展為毆鬥。施托勒爾在報告中提到，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塞維利亞的「長槍黨和教士」發生過鬥毆。長槍黨還認為教會與保王派反動勢力是一夥的。他們同樣反對任何復辟君主制的企圖。

內戰結束後，不少保王派覺得自己上了弗朗哥的當；安薩爾多證明他們一直對復辟君主制心存希望。其實，大元帥從未向呼嘯兵做出過任何承諾，而莫拉也不願意拒絕提前規定好國民運動將在西班牙推行何種政體。許多保王派對新政權忠心耿耿，甚至效盡犬馬之勞：安東尼奧?戈伊科切亞成了國民制度的要人，阿爾瓦公爵[39]當上了實際上的駐倫敦大使。彭特[40]將軍和金德蘭將軍儘管身受軍紀約束，卻並不隱瞞他們擁護君主制復辟一事。每個月都有人在策劃復辟君主制；有人甚至考慮過，讓阿爾方索十三世的兒子唐?胡安[41]繼位，可能會對復辟君主制更為有利。弗朗哥從未直接反對過此類計劃。他只是與之保持距離，並指出：不能再讓西班牙分裂下去，他必須保衛國民運動的團結，保證民族的統一。

唯一黨組建後，他就可以通過唯一黨控制和影響西班牙的一切活動。要想在西班牙建立一個全新的獨裁政權，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不過，直到一九三八年年初，政府成立的時候，這個目標才算是實現了。

在此期間，還發生了兩件大事，極大地鞏固了「元首」的地位：第一，國民軍徹底佔領了北方；第二，教會正式重建，並宣布無條件支持新政權。

教會的介入

自從內戰爆發後，大多數的教士自然是支持叛軍的，他們通常是叛軍的積極支持者，有的甚至是狂熱支持者。天主教會雖然同情叛亂運動，卻不肯正式支持叛亂。內戰初期的形勢尚未明朗；擔心破壞教會的統一；不少教士仍然忠於共和國政府；這些都是教會採取觀望立場的原因。形勢在一九三七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極大地改變了教會的立場。戰爭沒有迅速結束，戰爭的結局似乎越來越遙遠，迫使教會必須正式表態，儘管它實際上已經選擇了叛軍的陣營；國民軍的勝利加強了布爾戈斯政府的外交地位，它順理成章地準備同梵蒂岡建交；最後，叛軍打贏了比斯開灣戰役，消滅了共和國陣營內的天主教少數派，由這個少數派帶來的問題也就隨之消失了。此外，教皇特使安東尼烏蒂[42]已於一九三七年十月七日向弗朗哥將軍遞交了國書。幾個月前，大部分西班牙高級教士已經做出了選擇，所以梵蒂岡與弗朗哥政權建交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在這方面，國民軍不斷地提及天主教的傳統及歷代天主教國王的功績，以及某些主教——尤其是托萊多大主教戈馬?托馬斯[43]——的個人影響力，極大地影響了教會的態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數位主教聯名發表公開信，清楚地表明了教會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在這封信上署名的有四十三位主教和五位代理主教，為首的是戈馬大主教和塞維利亞大主教伊倫戴因[44]；這封公開信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解釋了僧侶與西班牙天主教會的態度，更在於它是少數企圖用理智的方式來論證國民運動的正當性的文件之一。

首先，這封公開信宣稱內戰是正當的，因而教會的立場也是正確的。儘管共和區對宗教的迫害，已在國外、特別是在法國天主教會的一些圈子裡激起了強烈的憤慨，但在內戰中有許多西班牙教士仍對此持有非常「正面」的看法。這封公開信還斷然指出：「教會不想要戰爭。」它以前並不希望戰爭發生，但它不得不接受戰爭。在這種情況下，訴諸武力是正當的[45]。

這封公開信繼續寫道：共同利益已危在旦夕；首先，由於人民陣線的政策具有「與民族精神的性質及需求」完全相悖的傾向，祖國已經陷入了危機。宗教精神也陷入了危機；「邪惡」的世俗化法律，打擊了「基督教」的良心自由；然後，教會就遭到了越來越多的物質性的、而不是論戰性的打擊[46]。最後它還間接提到現有社會制度已陷入了危機，因為它反覆提及「毀滅性的共產主義」及「瀆神的」革命的危險。因此，目前的問題在於「要麼被共產主義毀滅，要麼戰勝共產主義」，所以必須戰鬥。這封公開信認為，內戰是一種有益的反應，是 「拯救國難的壯舉」；教會不能不承認叛亂分子胸懷崇高的愛國主義與宗教精神。

另一方面，它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要求「整個社會當局和有文化的人了解國難當頭的處境」，並要求「有文化的人堅信他們的勝利是正當的」。

既然這場戰爭是正當的和必要的，那麼教會就不能置身事外了；國民軍正在為一項神聖的事業而戰，這場鬥爭必須成為一場聖戰。因此，這封公開信的第二個目的就是：指明這場鬥爭的方向與性質。這場鬥爭——「一個宗教教團做出的反應」——是一場聖戰，參加這場聖戰的人相當于軍事修道會的修道騎士。他們正在捍衛的事業，首先是西班牙的事業，又是全體基督徒的事業。這些上帝的戰士「正在為全體文明社會的基礎原則而戰」。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這封信在開頭「呼籲基督教民的支援」。這無疑是在向法國和南美的天主教徒求助；信中提到了共同的文明和他們對西班牙精神的追求，這對於吸引他們參加這一事業更為有利。

最後，這封公開信批駁了所謂戰爭迫使教會反對世俗政權的觀點。公權力已被毀滅；為了重建公權力，叛亂領袖不得不訴諸「武裝的全民公決」。自從叛亂爆發以來，叛亂的支持者就曾多次使用過這個借口。

事實上，西班牙教會的這些代表嚴詞拒絕對國民運動的一切成分負責。其中一段特別重要：這段話指出教會「不會對任何在將來可能有損於國民運動的高貴精神的傾向或意圖負責」，這給這封信增加了一點論戰性質，這顯然是針對長槍黨而發的。

必須強調指出，這封信是寫給外國讀者看的。主教們的立場，對於已經捲入內戰的人們而言，是毫無意義的。與之相反的是，這封信的官方身份與堅定語調，使它成了外國人眼中的關鍵文件：它讓外國政府首腦看到了西班牙內戰的「真面目」。因此，這封信一再強調指出革命的「集體野蠻」與對宗教的迫害，並不惜歪曲事實，故意把革命曲解為共產黨的暴亂[47]。這是為了提醒所有人注意：正在西班牙發生的一切，並不只是一場普通的內戰，因為「上帝讓我國成為了一個試驗場，用來測試各種企圖征服世界的思想與體制。」

教會就這樣表明了自己在內戰中的立場。在它的幫助下，弗朗哥政權奠定了自己的長期走向。耶穌會在這一時期捲土重來，是一個重要的現象；除此之外，道明會也對國民運動的領袖發揮了可觀的影響力。據施托勒爾記載，在弗朗哥的私人顧問當中，就有一位神父——梅嫩德斯—雷加達[48]。教會不僅能影響弗朗哥將軍，還能影響他的密友，特別是他的連襟拉蒙?塞拉諾?蘇涅爾。一九三七年二月，塞拉諾?蘇涅爾從共和區逃到國統區後，他的影響力就在不斷增長。政府的人員發生了更迭：當第一屆政府成立時，政府成員里有蘇涅爾，卻沒有尼古拉斯?弗朗哥，他被打發去葡萄牙當大使了。

國民政府的新人物

當《統一法令》頒布時，蘇涅爾剛剛抵達薩拉曼卡。他馬上就成了弗朗哥將軍的紅人，將軍對他的恩寵從未減弱。他個頭雖小，卻很強壯，「衣著非常端正，甚至可以說雅緻」；他過早發白的頭髮，他快速的手勢，以及「永遠處於興奮狀態」，是他的顯著標志；他感情極其充沛，總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有時充滿魅力，誘人喜愛，有時又生硬傲慢，甚至粗魯無禮。他曾在博洛尼亞的西班牙學院學習。他是一個很有本事的律師，曾在薩拉戈薩住過很長時間。他與弗朗哥的關係可以追溯到他的婚禮，因為他們的夫人是姐妹。叛亂爆發時他住在馬德里。他的政治觀點——他是右協成員——以及他與叛亂頭目的親戚關係，使他成了人民革命最直接的目標；他被捕後，先是被關押在模範監獄，在伊魯霍的干預下，他被轉移到了一家診所里；後來他設法躲到了一家公使館裡，很可能是荷蘭公使館。在阿根廷大使的幫助下，他乘坐「圖庫曼」號（Tucuman）抵達馬賽。他的兩個兄弟卻沒有這麼好運；他認為，他們之所以會死，部分是因為英國大使館的背信棄義，所以他對英國懷著滿腔仇恨。

他曾是耶穌會的學生，還是教會的堅決捍衛者，天主教的教育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雖然他對德國十分友好，但總是對希特勒懷著幾分戒心，因為希特勒的反天主教政策令他深感不快。人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他對義大利的態度更為友好。他心直口快，脾氣暴烈，跟這個「袖珍的羅伯斯庇爾」[49]打過交道的人都會把他當做狂熱的宗教信徒[50]。他的神秘主義、他對自由精神與民主體制的仇恨，是他的性格中的另外一些特點。他對極權體制（尤其是法西斯主義）的崇拜，使他疏遠了保王派——他曾批評保王派不夠堅定。他只跟精心挑選的人交朋友；他與某些正統派領袖——比如羅德斯諾[51]和塞因斯?羅德里格斯[52]——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但他又是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的私人朋友[53]，與長槍黨的新領袖阿馬多（Amado）和埃迪利亞也相處甚歡。他的政治演變，促使他提出了建立一種以弗朗哥為國家元首的長期政體的主張。雖然他並不完全反對復辟君主制，但他並不希望在短期內復辟。「也許西班牙需要一個國王」，這話已經說了二十年了；而在這段時間裡，他很可能一直在慫恿自己的連襟建立個人獨裁統治。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新政府成立後[54]，蘇涅爾的主張就成了主流。他當上了內務部長、新聞與宣傳部長，他還是新政權的理論家。在政治上最缺乏靈活性的那些保王派和長槍黨的領袖都沒有入閣。另一方面，在內閣的重要職務中，有五個職務是由軍人擔任的；三個職位由技術專家擔任[55]，霍爾達納將軍當上了外交部長。蘇涅爾並不喜歡霍爾達納，他認為霍爾達納是「自由主義者」，黑斯[56]卻認為霍爾達納是正統派。霍爾達納對英國態度友善。馬丁內斯?阿尼多將軍負責公共秩序。與蘇涅爾相比，馬丁內斯?阿尼多往往被人們當成是國統區的鎮壓的真正主使，儘管鎮壓的政治責任——尤其是警察手段——有時要由內務部長承擔，而有時又要由公共秩序部長承擔。這種狀況使這兩個性格都很專橫的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差。在一九三八年的內閣會議上，兩人經常發生爭吵[57]。

其他部長與其說是政治家，不如說是技術專家：卡爾沃?索特洛以前的合作者安德列斯?阿馬多[58]當上了財政部長；海軍工程師蘇萬塞斯[59]當上了工業與貿易部長。

由於個性與政見的衝突，軍人與技術專家經常發生爭執；此外，這個內閣的成立，使弗朗哥將軍距離建立個人獨裁又接近了一步。在保王派反對者看來，這是把必須執行的改革強加給他們：第一屆政府傳達出了這樣一個信息，提醒人們注意社會改革的緊迫性，以及必須建立一個涵蓋僱主、技術專家與工人在內的工會組織。另一方面，它又是對長槍黨徒的勸告：革命是危險的，西班牙必須回歸原有的光榮傳統[60]。所有人都被告知：重建國家的時候到了。所有人都認為，「元首」就是國民運動的領袖與國家的重建者。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頒布的一道法令，將陸海軍上將[61]的軍銜授予了弗朗哥。這個軍銜本身並無任何意義。它純粹是象徵性的。這個軍銜以前僅授予國王。獲得這個軍銜的人，就會成為真正的無冕之王，這也是弗朗哥將軍最終贏得政治勝利的標誌。自從一九三六年的叛亂爆發後，兩年過去了，弗朗哥成了歷代天主教國王的繼承人。他擁有的強大武力使他幾乎統治了整個國家。他在七月二十日宣稱：「我們已經打贏了戰爭。」但是，他關於「有益的和平」與「特權」的消失的講話全是空話；看來，他的政府所做的工作，並不足以將它的反對者拉攏過來。米蓋爾?德?烏納穆諾[62]說：「不僅要打贏戰爭，更要使人們信服。」[63]

[1] 阿爾維尼亞納派（Albi?anist）是阿爾維尼亞納（Albi?ana）博士的支持者，他是一個極右小組織的頭目。——原注

[2] 國防委員會成立後，將第二共和國的紅、金、紫三色旗換成了君主制時期的紅金雙色旗。——中譯者注

[3] 這個委員會的正式名稱叫「國防委員會」（Junta de Defensa Nacional），1936年7月24日在布爾戈斯成立，由資歷最老的卡瓦內利亞斯少將出任主席。國防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主席：陸軍少將米蓋爾?卡瓦內利亞斯?費雷爾；

委員：陸軍少將安德列斯?薩利凱特?蘇梅塔；

陸軍准將米蓋爾?彭特?曼索?德?蘇尼加（Miguel Ponte y Manso de Zú?iga）；

陸軍准將埃米利奧?莫拉?維達爾；

陸軍准將菲德爾?達維拉?阿隆多；

總參謀部上校費德里科?蒙塔內爾?卡內特（Federico Montaner Canet）；

總參謀部上校費爾南多?莫雷諾?卡爾德隆（Fernando Moreno Calderón）；

海軍上校弗蘭西斯科?莫雷諾?費爾南德斯（Francisco Moreno Fernández）；（1936年7月30日入選）；

陸軍少將弗蘭西斯科?弗朗哥?巴蒙德（1936年8月4日入選）；

陸軍少將赫爾曼?希爾?尤斯特（Germán Gil y Yuste）（1936年8月18日入選）；

陸軍少將貢薩洛?凱波?德?利亞諾?希耶拉（1936年9月19日入選）；

陸軍准將路易斯?奧爾加斯?約爾迪（1936年9月19日入選）。

1936年9月21日，國防委員會在薩拉曼卡召開會議，決定將所有權力交給弗朗哥。9月29日，國防委員會正式任命弗朗哥為國家元首兼海陸空三軍總司令，並授予他「大元帥」（Generalísimo）頭銜。國防委員會隨即自行解散。弗朗哥隨後組建了一個「國家技術委員會」（Junta Técnica del Estado），協助自己處理政務與軍務。——中譯者注

[4] 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被處決後，叛軍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此保持沉默，在提到他的時候，稱他為「缺席者」（el Ausente）。——中譯者注

[5] 胡利奧?魯伊斯?德?阿爾達?米克雷斯（Julio Ruiz de Alda Miqueleiz，1897年10月7日——1936年8月23日），生於埃斯特利亞（Estella）。15歲參加陸軍。畢業於塞戈維亞炮兵學校，曾參加過里夫戰爭。後轉入陸軍航空兵。共和國成立後立即投身法西斯運動，1933年參與創立西班牙長槍黨，并力主將長槍黨與民族工團主義奮進會合併。合併後，入選三人領導小組（另外兩人是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與拉米洛?雷德斯馬）。1936年4月被捕，被關押在馬德里模範監獄。8月23日被無政府主義民兵處決。——中譯者注

[6] 奧內西莫?雷東多?奧爾特加（Onésimo Redondo Ortega，1905年2月16日——1936年7月24日），生於巴利亞多利德一個地主家庭。畢業於薩拉曼卡，1927年至1928年在曼海姆大學教授西班牙語，在此期間接觸了納粹主義，並將希特勒的《我的奮鬥》譯為西班牙語。共和國成立後，投身極右翼運動，1931年8月創建「西班牙行動卡斯蒂利亞委員會」（Juntas Castellanas de Actuación Hispánica），同年10月與「征服國家」小組（La Conquista del Estado）合併為民族工團主義奮進會。1932年參加桑胡爾霍政變，事敗後逃往葡萄牙。1933年回國。1936年3月被捕，叛亂爆發後被叛軍釋放，在巴利亞多利德組織長槍黨民兵，7月24日在塞戈維亞被擊斃。——中譯者注

[7] 費德里科?曼努埃爾?埃迪利亞?拉雷（Federico Manuel Hedilla Larrey，1902年7月18日——1970年2月4日），生於坎塔布里亞一個公務員家庭，幼年喪父。當過碼頭工人和修路工人。1934年參加長槍黨，1935年擔任長槍黨桑坦德省黨部主席。1936年春季，長槍黨主要領袖遭到共和國政府逮捕後，他擔任全國監察員，負責領導長槍黨的地下活動。叛亂爆發後，協助叛軍奪取了拉科魯尼亞。1936年9月2日擔任長槍黨臨時指導委員會（Junta de Mando Provisional）主席。1937年4月，弗朗哥頒布《統一法令》後，曼努埃爾?埃迪利亞拒絕服從，因此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終生監禁，1941年獲釋。1970年死於馬德里。——中譯者注

[8] 這次會議是在努尼奧多諾（Nu?odono）軍營召開的，參加者有卡瓦內利亞斯、莫拉、凱波?德?利亞諾、尤斯特、奧爾加斯、金德蘭、薩利凱特、達維拉、莫雷諾?卡爾德隆與蒙塔內爾（蒙塔內爾是國防委員會書記）。——原注

[9] 但是，行政上的分散局面卻持續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在長達數月的時間裡，秘書長享有巨大的權力，以至於人們可以把國民政府當作一種「雙頭獨裁」；當德國打算與國民政府進行談判時，他們不得不承認：只有大元帥本人和尼古拉斯?弗朗哥能做出重大決策。——原注

[10] 何塞?安東尼奧?德?桑格洛尼斯?卡斯特羅（José Antonio de Sangróniz y Castro，1895年3月13日——1980年11月13日），生於智利聖地亞哥。父親是巴斯克人。1919年返回巴斯克地區。內戰爆發後投靠叛軍，擔任弗朗哥的私人秘書。後來曾擔任弗朗哥政權駐委內瑞拉、法國和義大利的大使。——中譯者注

[11]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1936年7月14日，桑格洛尼斯向弗朗哥彙報了為叛亂而採取的各種措施。——原注

[12] 弗蘭西斯科?德??阿西斯?塞拉特?波納斯特雷（Francisco de Asís Serrat y Bonastre，1871年1月9日——1952年12月20日），生於巴塞羅那，1896年開始從事外交工作，曾任西班牙駐布加勒斯特、貝爾格萊德、維也納等地的公使。在第二共和國時期曾任駐哈瓦那大使、駐華盛頓大使和駐華沙公使。內戰爆發後投靠叛軍，並於1936年10月初擔任外事秘書。1952年死於馬德里。——中譯者注

[13] 赫爾曼?希爾?尤斯特（Germán Gil y Yuste，1866年5月30日——1948年8月14日），生於瓦倫西亞。1918年曾擔任托萊多步兵學校校長。共和國成立後退役，1936年7月參加叛亂。同年8月入選國防委員會，1936年10月初至1938年1月底擔任戰爭秘書。1948年死於馬德里。——中譯者注

[14] 弗蘭西斯科?費爾莫索?布蘭科（Francisco Fermoso Blanco，1870—1955），內戰爆發後擔任布爾戈斯省總督，1936年10月至11月擔任總督察員，1936年至1939年擔任軍事審判庭審判員。——中譯者注

[15] 弗朗哥在出任國家元首後，於1936年10月2日在布爾戈斯成立了國家技術委員會（Junta Técnica del Estado），協助他處理政務。國家技術委員會由多個專項委員會組成。

在1936年10月初，國家技術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主席：菲德爾?達維拉?阿隆多；

司法委員：何塞?科爾特斯?洛佩斯（José Cortés López）；

財政委員：安德列斯?阿馬多?雷貢達烏德（Andrés Amado Reygondaud）；

工業、貿易與供應委員：華金?巴烏?諾利亞（Joaquín Bau Nolla）；

農業與農村開發委員：尤菲米奧?奧爾梅多?奧爾特加（Eufemio Olmedo Ortega）；

勞工委員：阿列杭德洛?加利奧?阿爾塔喬（Alejandro Gallo Artacho）；

文化與教育委員：何塞?瑪麗亞?佩曼?佩馬爾丁（José María Pemán y Pemartín）；

公共建設與通信委員：毛洛?塞雷特?米雷特（Mauro Serret y Mirete）。

1938年1月30日，第一屆弗朗哥政府成立後，國家技術委員隨即自行解散。——中譯者注

[16] 蘇涅爾是大元帥的連襟，自從他回到國統區後，他進行了大量的政治活動。——原注

[17] 就像義大利的「領袖」墨索里尼一樣，弗朗哥既是領袖，又是「導師」。——原注。

[18] 阿爾弗雷多?金德蘭?杜瓦尼（Alfredo Kindelán Duany，1879—1962），生於古巴聖地亞哥一個軍人家庭。1882年隨全家返回西班牙。1893年入讀瓜達拉哈拉工程學校（Academia de Ingenieros de Guadalajara），1899年畢業。自1901年起進入陸軍航空兵工作。共和國成立後流亡國外，1934年回國後參加了反對共和國的陰謀。叛亂爆發後，出任航空兵司令。內戰結束後，因堅持復辟君主制，與弗朗哥意見相左，於1941年被調任加泰羅尼亞都督，1943年改任高級軍事學院院長。1945年被撤職。二戰結束後，因參加復辟君主制的密謀，而被流放到迦納利群島。1949年被迫退役。1962年死於馬德里。——中譯者注

[19] 他的全名是弗蘭西斯科?保利諾?埃爾梅內希爾多?特奧杜洛?弗朗哥?巴蒙德（Francisco Paulino Hermenegildo Teódulo Franco y Bahamonde）。——原注

[20] 尼古拉斯?弗朗哥有五個子女：長子尼古拉斯、次子弗蘭西斯科、三女皮拉爾（Pilar）、四子拉蒙和幺女帕西塔（Pacita）；拉蒙?弗朗哥是飛行員，在內戰中陣亡。——原注

[21] 要塞（presidio）是指西班牙在北非海岸的飛地。——原注

西班牙殖民者在一個地方建立殖民地時，往往先建立一個presidio，在這個presidio里駐軍，再圍繞這個presidio建立殖民城市。——中譯者注

[22] 法烏佩爾的信件，1937年4月14日。——原注

[23] 胡安?比克托?普拉德拉?拉倫貝（Juan Víctor Pradera y Larumbe，1872年或1873年4月19日——1936年9月6日），卡洛斯派的重要理論家，生於潘普洛納。青年時投身卡洛斯派運動，1922年創立人民社會黨（Partido Social Popular）。1932年參加正統派聯盟，併入選執委會。叛亂爆發後，在1936年8月上旬被巴斯克民兵逮捕，9月6日被處決。——中譯者注

[24] 弗朗哥在頒布4月19日法令時發表的講話。——原注

[25] 在發布這道法令前，弗朗哥曾多次為此造勢。打下馬拉加後，他前往馬拉加，與當地長槍黨和「呼嘯兵」的頭目一起出席了群眾集會。——原注

[26] 該機構最初叫政治書記處（Secretariado Político），後改名政治委員會（Junta Política）。1937年4月22日，首屆政治委員會在薩拉曼卡成立，由下列十人組成：

曼努埃爾?埃迪利亞?拉雷、托馬斯?多明格斯?阿雷瓦洛、達里奧?加薩波?巴爾德斯（Darío Gazapo Valdés）、托馬斯?多爾斯?德?埃斯佩霍（Tomás Dolz de Espejo）、華金?米蘭達（Joaquín Miranda）、路易斯?阿雷利亞諾?迪尼克斯（Luis Arellano Dihinix）、埃內斯托?希梅內斯?卡巴耶洛（Ernesto Giménez Caballero）、何塞?瑪麗亞?馬松（José María Mazón）、佩德洛?岡薩雷斯—布埃諾（Pedro González-Bueno）和拉迪斯拉奧?洛佩斯?巴薩（Ladislao López Bassa）。——中譯者注

[27] 阿古斯丁?阿斯納爾?赫爾內爾（Agustín Aznar Gerner，1911年8月18日——1984年5月2日），1935年參與創建長槍黨的學生組織「西班牙大學工團」，內戰爆發後，曾與曼努埃爾?埃迪利亞爭奪長槍黨的領導權，1937月4月被捕，不久獲釋，擔任長槍黨政治委員會委員。二戰期間，曾隨「藍色師」（ División Azul） 參加了侵略蘇聯的戰爭。——中譯者注

[28] 埃斯特萬?德?畢爾巴鄂?埃吉亞（Esteban de Bilbao Eguía，1879年1月11日——1970年9月23日），卡洛斯派重要活動家，1939年至1943年擔任弗朗哥政權的司法部長，1943年至1965年擔任議會議長。——中譯者注

[29] 埃梅特?約翰?休斯（Emmet John Hughes，1920年12月26日——1982年9月18日），美國記者，著有《西班牙報告》。——中譯者注

[30] 瑪麗亞?德爾?皮拉爾?普里莫?德?里維拉?薩恩斯?德?艾雷迪亞（María del Pilar Primo de Rivera y Sáenz de Heredia，1907年11月4日——1991年3月17日），獨裁者米蓋爾?普里莫?德?里維拉之女、長槍黨創始人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之妹。長槍黨成立後隨即加入，1934年7月12日組建長槍黨婦女部（Sección Femenina）。內戰爆發後，從馬德里逃往薩拉曼卡，繼續擔任婦女部領導。在弗朗哥頒布《統一法令》時，曾試圖反抗，當埃迪利亞等人被弗朗哥逮捕後放棄抵抗。1937年4月30日被弗朗哥任命為婦女部全國代表，這個職務她一直擔任到1977年春季。1991年死於馬德里。——中譯者注

[31] 迪奧尼西奧?里德魯埃霍?希梅內斯（Dionisio Ridruejo Jiménez，1912年10月12日——1975年6月29日），西班牙「三六年一代」（ Generación del 36）詩人。1933年參加長槍黨，1935年參與創作長槍黨黨歌《面朝太陽》（Cara al Sol）。內戰爆發後，於1938年擔任弗朗哥政府的宣傳部長，1941年被撤職。此後逐漸對弗朗哥政權幻滅。五十年代開始參加反弗朗哥的地下活動。1962年流亡國外。1975年回國，同年於馬德里逝世。——中譯者注

[32] 何塞?塞因斯?諾特納格爾（José Sáinz Nothnagel，1907年8月3日——1984年6月26日），1912年隨父母移居美國，1922年回國。1932年參與創立長槍黨。1935年10月擔任政治委員會委員。1937年4月曾支持埃迪利亞擔任長槍黨領袖。同年6月由於拒絕接受《統一法令》而被逮捕，不久獲釋。內戰結束後在內務部工作，1944年辭官經商，1948年移民墨西哥，1963年移民美國。1984年死於達拉斯。——中譯者注

[33] 蘇涅爾曾提及一個以皮拉爾?普里莫?德?里維拉為首的薩拉曼卡集團。——原注

[34] 圭多?維奧拉?迪?坎帕爾托（Guido Viola di Campalto，1883年9月15日——1947年6月16日），義大利外交官。1908年進入外交界。1937年7月1日至1939年8月14日擔任義大利駐弗朗哥政權的大使。——中譯者注

[35] 出自德國外交部檔案。——原注

[36] 其他人被判處刑期不等的徒刑，其中包括何塞?路易斯?阿雷塞（José Luis de Arrese），幾年後他又當上了長槍黨總書記。——原注

[37] 新的大赦令頒布後，埃迪利亞獲得釋放。——原注

[38] 兩人僅被判處五年半苦役。——原注

[39] 哈科沃?費茨—詹姆斯?斯圖亞特?法爾科（Jacobo Fitz-James Stuart y Falcó，1878年10月17日——1953年9月24日），第17代阿爾瓦?德?托爾梅斯公爵（XVII duque de Alba de Tormes），西班牙大貴族與外交官。在阿爾方索十三世年幼時曾任宮廷侍臣。1927年至1930年曾在普里莫?德?里維拉手下擔任教育大臣，1930年至1931年擔任外交大臣。內戰爆發後，於1937年11月被任命為弗朗哥政權駐倫敦代表，1939年3月正式成為駐倫敦大使。1945年3月辭職。——中譯者注

[40] 路易斯?米蓋爾?利米亞?彭特?曼索?德?蘇尼加（Luis Miguel Limia Ponte y Manso de Zú?iga，1882—1952），生於大貴族家庭。1924年晉陞為騎兵上校。共和國成立後退役，1932年參加桑胡爾霍政變，事敗後流亡葡萄牙。1933年參與創立西班牙復興運動。內戰爆發後，於1936年7月24日參加國防委員會，後曾任叛軍第5步兵師師長、第1軍軍長、第5軍軍長。——中譯者注

[41] 唐?胡安?卡洛斯?特蕾薩?西爾維里奧?阿爾方索?德?波旁?巴騰貝格（Don Juan Carlos Teresa Silverio Alfonso de Borbón y Battenberg，1913年6月20日——1993年4月1日），西班牙王儲、巴塞羅那伯爵。阿爾方索十三世之子。共和國成立後流亡國外，參加了英國海軍。1936年準備潛回國內參加叛亂，但被埃米利奧?莫拉遣送出境。1947年，弗朗哥雖然宣布西班牙為君主國，但拒絕讓唐?胡安繼位。弗朗哥死後，由唐?胡安的長子胡安?卡洛斯繼位，稱胡安?卡洛斯一世。唐?胡安於1993年逝世後，被追封為胡安三世。——中譯者注

[42] 伊爾德布蘭多?安東尼烏蒂（Ildebrando Antoniutti，1989年8月3日——1974年8月1日），生於義大利尼米斯（Nimis），1920年擔任教職。1937年7月擔任教皇駐西班牙特使，同年9月至1938年7月擔任教廷駐國統區代辦。——中譯者注

[43] 伊西德洛?戈馬?托馬斯（Isidro Gomá y Tomás，1869年8月19日——1940年8月22日），1895年擔任教職，1927年擔任塔拉索納（Tarazona）主教，1933年至1940年擔任托萊多大主教，內戰期間積極支持叛軍。——中譯者注

[44] 尤斯塔奇奧?伊倫戴因?埃斯特萬（Eustaquio Ilundáin y Esteban，1862年9月20日——1937年8月10日），1886年擔任教職，1904年至1920年任歐倫塞（Ourense）主教，1925年晉陞為紅衣主教，1920年至1937年任塞維利亞大主教。——中譯者注

[45] 在這個問題上，主教們藉助了聖多馬（St.Thomas）的威信。——原注

[46] 這封公開信聲稱，在1936年2月至7月間，有411家教堂遭到破壞和褻瀆。——原注

[47] 因此，這封信里有一段專門討論了「共產主義革命的性質」，其中談到了「無政府主義革命」。——原注

[48] 阿爾維諾?岡薩雷斯?梅嫩德斯—雷加達（Albino González Menéndez-Reigada，1881年1月18日——1958年8月13日），1906年擔任教職。1924年至1946年擔任聖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拉古納主教，1946年至1958年任科爾多瓦大主教。——中譯者注

[49] 請參閱塞繆爾?霍爾（Samuel Hoare），《風波不斷的九年》（Nine Troubled Years，多倫多，柯林斯[Collins]，1954年），1942年10月15日的信。——原注

[50] 請參閱施托勒爾，德國外交部檔案庫。——原注

[51] 托馬斯?多明格斯?阿雷瓦洛（Tomás Domínguez Arévalo，1882年9月26日——1952年8月10日），第7代羅德斯諾伯爵（VII conde de Rodezno），卡洛斯派重要活動家。在正統派聯盟的成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在1932年初當選為正統派聯盟最高全國理事會委員，同年5月至1934年4月擔任正統派聯盟主席。積极參加了1936年叛亂的籌備工作。1937年4月，長槍黨與正統派聯盟合併後，擔任長槍黨政治委員會委員。1938年1月至出任司法部長，在任上殘酷鎮壓了大批共和派志士。1939年8月辭職。——中譯者注

[52] 佩德洛?塞因斯?羅德里格斯（Pedro Sainz Rodríguez，1897年1月14日——1986年12月14日），西班牙作家、哲學家，保王派重要活動家。在共和國成立後，積极參加極右翼的反革命活動。在西班牙復興運動的成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1936年積极參加了叛亂的準備工作，並曾擔任桑胡爾霍的聯絡員。1938年至1939年擔任弗朗哥政府的教育部長。——中譯者注

[53] 他是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的遺囑執行人之一。——原注

[54] 第一屆正式的國民政府實際成立於1938年1月31日，由下列人員組成：

國家元首兼政府總理：弗蘭西斯科?弗朗哥?巴蒙德；

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弗蘭西斯科?戈麥斯—霍爾達納?索薩；

農業部長兼國民運動總書記：萊蒙多?費爾南德斯—奎斯塔?梅雷洛；

國防部長：菲德爾?達維拉?阿隆多；

國民教育部長：佩德洛?塞因斯?羅德里格斯；

財政部長：安德列斯?阿馬多?雷貢達烏德；

工業與貿易部長：胡安?安東尼奧?蘇萬塞斯?費爾南德斯（Juan Antonio Suanzes Fernández）；

內務部長：拉蒙?塞拉諾?蘇涅爾；

司法部長：托馬斯?多明格斯?阿雷瓦洛；

公共建設部長：阿爾方索?佩尼亞?波夫（Alfonso Pe?a Boeuf）；

公共秩序部長：塞維里亞諾?馬丁內斯?阿尼多；

組織與工會行動部長：佩德洛?岡薩雷斯—布埃諾?波科斯（Pedro González-Bueno y Bocos）。

1939年8月9日，弗朗哥重組了內閣，成立了第二屆政府，第一屆政府就此結束。——中譯者注

[55] 陸軍部長為奧爾加斯將軍，海軍部長為塞爾維拉中將，空軍部長為金德蘭將軍。——原注

此處可能有誤，因為弗朗哥政府的第一任海軍部長應為薩爾瓦多?莫雷諾?費爾南德斯（Salvador Moreno Fernández，1886—1966）。——中譯者注

[56] 卡爾頓?約瑟夫?亨特利?黑斯（Carlton Joseph Huntley Hayes，1882年5月16日——1964年9月2日），生於紐約，1904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1919年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1942年至1945年曾任美國駐西班牙大使。——中譯者注

[57] 馬丁內斯?阿尼多死後，公共秩序部由另一位軍人阿爾瓦雷斯?阿雷納斯（álvarez-Arenas）將軍接管。——原注

[58] 安德列斯?阿馬多?雷貢達烏德?德?比利耶瓦爾德特（Andrés Amado Reygondaud de Villebardet，1886年12月14日——1964年8月7日），生於阿利坎特。當過律師，在共和國成立後，活躍於卡爾沃?索特洛的極右翼圈子。內戰爆發後，於1936年10月擔任國家技術委員會下屬的財政委員會主席，1938年1月至1939年8月任財政部長。——中譯者注

[59] 胡安?安東尼奧?蘇萬塞斯?費爾南德斯（Juan Antonio Suanzes Fernández，1891年5月20日——1977年12月6日），生於費洛爾。1903年入讀費洛爾海軍學校。1917年擔任海軍工程師，1920年任卡塔赫納造船廠主任。1937年3月投靠弗朗哥。1938年1月至1939年8月任工業與貿易部長。1939年9月改任海軍部基建與軍工局局長。1941年7月辭職，同年10人改任國家工業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Industria）所長。1945年7月至1951年7月再次擔任工業與貿易部長。1963年退休。1977年死於馬德里。——中譯者注

[60] 2月5日，西班牙國徽上添加了歷代天主教國王的徽章。——原注

[61] 西班牙陸軍與海軍的最高軍銜均為「上將」（ Capitán General），但弗朗哥當天被授予的軍銜應為「陸軍上將」（Capitán general del Ejército），而且歷代西班牙國王雖然都有上將軍銜，但不少軍方高級將領也曾被授予上將軍銜。——中譯者注

[62] 米蓋爾?德?烏納穆諾?胡戈（Miguel de Unamuno y Jugo，1864年9月29日——1936年12月31日），西班牙作家、詩人、哲學家。內戰爆發後，烏納穆諾起初曾歡迎叛軍，但後來又對叛軍的殘酷行為產生厭惡。1936年12月，他與叛軍將領米利安?阿斯特萊發生激烈爭吵後，被軟禁在家中，不久去世。——中譯者注

[63] 內戰爆發後，烏納穆諾參加了叛亂運動，但不久之後，他對國民政府的殘酷鎮壓和極端保守感到失望，便與國民政府拉開了距離。——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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