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Spencer 孫夢丹

這幾天大家一定被思密達國的現實魔幻主義劇刷屏了吧：朴槿惠的閨蜜垂簾聽政，而且這個閨蜜還跟邪教有扯不清的關係！簡直年度大戲啊...國家領導人一邊受邪教洗腦，一邊帶領全國人民走向繁榮富強。除了被嚇到以外，你應該和我一樣覺得詫異，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高智商精英怎麼還這麼迷信呢？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迷信這事兒吧（教你一本正經蹭熱點：P）！我小時候住在外婆家，被她老人家普及了不少「知（迷）識（信）」。比如，吃飯的時候把筷子插在飯里會帶來厄運；不能用手指指著蛇，不然你的手指會變成蛇的頭（什麼鬼…）。那麼這些聽起來很可笑的迷信想法，到底為什麼會產生呢？

首先我們來說說心理學歷史上著名的「迷信的鴿子」實驗，1947年心理學家斯金納發現迷信行為可以通過非關聯性強化出現在鴿子身上[1]。他首先通過減少餵食讓鴿子處於飢餓狀態，然後把鴿子放進籠子里。籠子里安裝了一個食物送料斗，這個送料斗以固定的頻率給鴿子投餵食物，該操作與鴿子的行為無關。一段時間後，研究者在6隻（共8隻）鴿子身上發現了迷信行為。一隻鴿子會在兩次餵食之間逆時針轉圈，另一隻會把自己的頭往籠子的一個角度擠，第三隻鴿子發展出一種抬頭反應，就好像把頭放在一個隱形的杆子下面然後提起杆子…多麼神奇的景象啊，鴿子發展出這些儀式，就好像這些特定的儀式能使它們獲得食物一樣。

迷信與控制感

迷信在維基百科中被定義為「對某一些事物迷惘而不知其究竟，但又盲目地相信其說」，就像斯金納實驗中的鴿子一樣，我們不知道有些事情為什麼發生，而錯誤地建立這些事情與人類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相信是我們的某種行為導致了這些事情的發生。Whitson和Galinsky認為，這類行為很可能與我們想要獲得控制感(a sense of control)有關[2]，當我們不能客觀地獲得控制感，我們可能會嘗試從感知上獲得。

Whitson和Galinsky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來看看人們在失去控制感的時候會不會更容易產生假想的模式知覺（pattern perception：從刺激中識別出一致的有意義的相互關係）。首先研究者通過不同的任務來誘發不同程度的控制感，例如，概念識別任務（concept identification paradigm)通過操縱反饋信息來使被試感受到不同水平的控制感。失控組（lack-of-control condition）的被試在任務過程中會得到隨機的成績反饋（反饋與被試的反應完全無關），基線組（baseline condition）的被試在任務過程不得到任何反饋。成功誘發失控感以後，研究者讓被試進行了一系列任務：

• 雪花圖片任務（snowy pictures task）：被試需要觀察雪花圖片並回答有沒有在圖片中看到什麼物體（圖1）。

圖1 雪花圖片任務示例[2]

• 迷信相關的情境任務：每個情境描述了事件的結果和在該結果之前出現的不相關的行為，例如，在重要會議之前敲擊木頭（註：敲擊木頭在西方文化中被認為會帶來好運），之後會議中通過了提議。

• 錯覺關聯任務（illusory correlationnparadigm）：被試閱讀24個關於兩個公司財務狀況的句子，每個句子包含了正面或負面的信息。公司A有16個正面句子，有8個負面句子；公司B有8個正面句子，4個正面句子。被試需要選擇投資哪個公司，並且報告他們記得的關於A/B公司的負面信息。

研究結果是這樣的：在雪花圖片任務中，失控組的被試更多地知覺到不存在的圖像；在迷信相關的情境任務中，被試在控制感缺乏時更會將事情結果和不相關的行為聯繫在一起；錯覺關聯任務中，被試會高估低頻率信息（負面信息）和出現次數更少的組別（公司B）之間的相關程度（事實上，公司A和B與負面信息之間的關聯程度是相同的），而這種假想關聯會促使他們做出投資B公司的決定。

上述結果說明，當我們遭遇控制感缺失時，我們更有可能產生假想的圖像，在事件之間建立事實上不存在的聯繫，以及產生迷信行為。那麼，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這可能是一種補償機制：失去控制感會讓我們處於一種苦惱和消極的心理狀態，迷信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讓我們重獲控制感，從而緩解這種不良的狀態。那麼，緩解這種由缺乏控制感帶來的消極狀態是不是可以反過來降低迷信產生的概率呢？答案是肯定的。Whitson和Galinsky認為，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可能會降低假想的模式知覺，因為自我肯定是一種降低消極心理狀態的有效手段，它指的是個體通過肯定自我價值來維護自我整體性[3]。為了驗證該想法，Whitson和Galinsky在實驗中引入了自我肯定的干預程序，在干預程序之後將被試分為三組：無自我肯定的失控組、自我肯定後的失控組、基線組。然後，這些組均需完成雪花圖片任務和迷信相關的情境任務。實驗結果顯示，無自我肯定的失控組比自我肯定的失控組和基線組更多地看到不存在的圖像，以及將事件和不相關的行為聯繫在一起。自我肯定後的失控組和基線組沒有表現出差異。

除了控制感以外，也有研究者認為迷信很可能是一種適應性學習行為的副產物[4]。想像一下當我們對這世界一無所知的時候，我們一定會試圖去尋找事物之間的聯繫、事件發生的因果關係，來幫助我們建立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圖示。然而在事實被揭示之前，錯誤的觀念和因果關係，正如我們所說的迷信，很可能產生且流傳下來。

迷信的神經基礎

既然這是一個神經科學專欄，我們當然得說說大腦的那些事兒。其實關於迷信的神經學研究確實不多，這兒介紹一下2013年中科院心理所李紓老師課題組做的一個關於迷信的核磁實驗[5]。該研究招募了21名中國被試（平均年齡為24.5歲），被試被要求為兩個場合（婚禮和朋友聚會）選擇日期，可供選擇的日期有兩種：一種是價格便宜但不包含吉祥數字的日期，另一種是價格昂貴但包含吉祥數字的日期。在這個任務之後，被試還填了一份問捲來測試迷信觀念（包括總體的迷信水平和與婚禮日期有關的迷信水平）。結果顯示，78.7%的被試在朋友聚會這個情境下選擇了價格便宜的日期，而在婚禮情境下81.8%的被試選擇了價格昂貴但包含吉祥數字的日期。這個結果說明，被試寧願犧牲金錢來換取「吉祥」。那麼，這兩種決策的腦激活差異是怎麼樣呢？相比於選擇價格便宜的日期，在選擇吉祥日期時，右側額中/上回更強的負激活（圖2）。以往研究發現右側額中回與處理歸因於內部的不確定性[6]、決策[7]等心理過程有關。此外，兩種決策的負激活差異與被試關於婚禮日期的迷信程度存在負相關。也就是說，個體關於婚禮日期的迷信程度越高，他/她在選擇吉祥日期時額中/上回的負激活程度越高（相比於選擇價格便宜日期時）。

圖2 右側額中/上回有顯著差異（價格昂貴的吉祥日期vs.價格便宜不包含吉祥數字的日期）[5]

nn 額中/上回在迷信決策時有更大的負激活能說明什麼呢？首先它可能表示迷信決策導致這個腦區功能更低程度的參與。以往研究發現，在處理歸因於內部的不確定性會激活右側額中回[6]，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可能在迷信決策（相比於經濟決策）過程中涉及更低程度的內部歸因不確定性。另一種可能是人在迷信決策時，理性會受到抑制，因為額中/上回被發現在很多認知控制任務中起作用[8]。nn

你比你想像的更迷信

也許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很不迷信的人，你既不認為數字8能讓你發財，也不覺得烏鴉會帶來厄運。但如果我們從更大的視角去看待迷信，而不僅僅將這個概念局限於關於超自然力量的信念，也許會發現你比你自己想像的更「迷信」，只是沒有意識到罷了。比如，玩剪刀石頭布的時候，如果你出「石頭」輸了，那下一把你很有可能不再出「石頭」，這被研究者稱為「贏-留下/輸-切換」（success-stay/fail-switch）策略[9]。事實上這種策略是不理性的，上一把的輸贏與下一把的輸贏是獨立的事件，因此將未來決策建立在上一把的輸贏上是一種「迷信」行為。研究者在簡單的知覺判斷任務中也發現了類似的迷信行為[10]。在實驗中，刺激隨機呈現在屏幕的左邊或是右邊，被試的任務是保持注視點在屏幕中央的同時判斷刺激出現的位置（左/右，圖3）。反應之後程序會給予被試聽覺反饋該次判斷是否正確。研究者發現，當被試發現自己的判斷錯誤之後，會傾向於在下一次反應時切換答案（左邊換到右邊，或右邊換到左邊），但判斷正確並不會對下一次反應產生影響。也就是說，被試賦予了失敗經驗更強的權重，並且以此來改變他們之後的決策。這不由得讓我想起來總是覺得小時候只要春遊就會碰到下雨天，現在每次旅遊都會趕上大姨媽……

圖3 知覺判斷任務示意[10]

nn 使用先前的經驗和反饋去調整現在的行為，是我們適應環境的一種方式。但先前的經驗並不總是足以提供有效的信息，這時候你就該提醒一下自己了：我有沒有強行建立無關事物之間的因果聯繫？我有沒有給予失敗經驗太多權重以至於做出錯誤決策？以及，我是不是可以給「隨機」和「不受控「事件多一些寬容？

最後，以腓特烈大帝說過的話結尾，「迷信是人類心智的弱點，它一直並將永遠潛伏在我們的心智中」。雖然迷信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但它也並非毫無來由一無是處。我們不斷地認識到自己的局限，並與之抗爭，應該是一件最有趣、最熱血、同時也是最悲情的事了。nn

參考文獻

[1] Skinner, B. F. (1992).n"Superstition" in the pige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21(3), 273-274.

[2] Whitson, J. A., & Galinsky, A. D.n(2008). Lacking Control Increases Illusory Pattern Perception. Science, 322(5898), 115-117.

[3] Steele, C. M., & Liu, T. J. (1983).nDissonance processes as self-affirmation. Journaln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1), 5-19.

[4] Beck, J., & Forstmeier, W. (2007).nSuperstition and belief as inevitable by-products of an adaptive learningnstrategy. Human Nature, 18(1), 35-46.

[5] Rao, L., Zheng, Y., Zhou, Y., & Li,nS. (2013). Probing the Neural Basis of Superstition. Brain Topography, 27(6), 766-770.

[6] Volz, K. G., Schubotz, R. I., & VonnCramon, D. Y. (2004). Why am I unsur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ttributions ofnuncertainty dissociated by fMRI. NeuroImage,n21(3), 848-857.

[7] Krain, A. L., Wilson, A. M., Arbuckle,nR., Castellanos, F. X., & Milham, M. P. (2006). Distinct neural mechanismsnof risk and ambiguity: A meta-analysis of decision-making. NeuroImage, 32(1), 477-484.

[8] Li, W., Qin, W., Liu, H., Fan, L., Wang, J., Jiang, T., &nYu, C. (2013). Subregions of the human su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theirnconnections.NeuroImage, 46-58.

[9] Abrahamyan, A., Silva, L. L., Dakin, S.nC., Carandini, M., & Gardner, J. L. (2016). Adaptable history biases innhuman perceptual decisions. Proceedingsn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113(25).

[10] Abrahamyan A, Gardner JL (2013). Pastnfailures bias human decisions (Salt Lake City).

Available atnhttp://cosyne.org/cosyne13/Cosyne2013_program_bo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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