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看中國的問題不能只看表面，只看總量而不談與制度相關的結構問題，恰恰給不想改革的人提供了借口。

前面我連續發表了兩篇「中國經濟不能以周期為託辭」，發表之後,很多朋友很贊同,但也提出了一些疑問，在此，我再以一篇文章的形式來給予解答和回應。這也是這一組有關中國經濟的文章的最後一篇,是否真知灼見交給公眾去檢驗。

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本身就由改革決定

在中國，潛在增長和經濟周期這樣的概念，都不能簡單套用。現在我們的社會科學體系（特別是經濟學），很多的概念都是來自於「傳統理論」，而那些理論往往針對的是一個基本上已經成熟和穩定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里，結構轉換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時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基本上是由供給方來決定。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三大因素：第一，技術進步，包括創新和人力資本的積累；第二，勞動力數量；第三；儲蓄率，它決定了投資。在這些變數比較穩定的時候，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就給定了，其他因素造成經濟的波動，圍繞著潛在經濟增長率有上有下，形成周期。

中國經濟卻與此不同，在中國，改革和結構調整本身就決定著這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為了說清楚這個問題，讓我們來談談中國的人口。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基本上結束了，未來的勞動力供給總量將可能出現萎縮，這對於經濟增長來說是一個不利的因素。也由此可以認為，勞動供給增長速度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長期因素，也會造成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表面上看起來的確是如此，而且宏觀經濟數據的確顯示出，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有萎縮跡象，和經濟總量增長速度下滑是吻合的。但是，這種表面成立的觀點其實是需要仔細推敲的。

中國經濟的主體（工業和服務業）沒有出現勞動力增速下滑，即使出現，也是現有制度的結果。中國的經濟結構當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已經佔到整個經濟的90%，中國經濟增長的上升和下降也主要由這90%的經濟來推動的。與此同時，中國的城市化率也在不斷提高，沒有出現過城市化速度的明顯下降。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勞動力基本上就是由城市勞動力來決定，在城市化率不斷上升的過程當中，可以說，中國的第二、第三產業的勞動力供給一直是正增長的。換句話來說，在城鄉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過程當中，城市化的進程帶來二、三產業的勞動力供給持續增長，而二三產業的經濟增長速度本身卻在下滑，因此，不能認為，在中國經濟佔到90%的這個部分，是因為勞動供給的不足而導致了長期經濟增長下滑。

在我剛才舉的這個例子當中，同時包含了幾層含義。第一，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當中，分析問題僅看總量是遠遠不夠的，要看結構。第二，一旦把結構引入進來，一些似乎顯而易見的結論，就可能要修正了。第三，潛在增長率這樣的概念，本身就應該包含結構的因素。在我剛才舉的例子裡面，如果通過改革可以推進人口城市化進程，增加城市部門的勞動供給，那麼經濟增長的「潛在增長率」（如果一定要用這個詞）就可以增長，經濟增長下滑就可能得到遏制，但這種增長率回升和周期沒關係。

再從勞動力角度看看經濟下滑

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經說過，經濟理論基本上是從需求和供給兩個角度來看經濟周期的形成的。中國不存在供給方衝擊所導致的生產率衰退和經濟增長率下滑，對此，大家應該有共識。因此，主要的爭議點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下滑是不是一個有效需求不足所導致的經濟周期現象。如果出現需求不足型的經濟周期所導致的衰退的話，那麼這種類型的衰退一定會伴隨著失業率的上升。那麼，中國真的出現了失業率的明顯上升嗎？各種統計都顯示，至少到目前為止，在總體上中國沒有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當然，個別產能過剩問題嚴重的地區除外）。以今年4月為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對11個省的監測數據顯示，多數監測省份企業用工人數有所增加。如果說真的有失業問題，那不是進入官方統計的城鎮戶籍人口的失業，而是沒有進入官方統計的農民工的失業。

弔詭的是，農民工的失業問題往往表現在農民工返鄉，但是在城市這一邊，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卻仍然存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至於勞動力短缺到什麼程度，在缺乏準確統計的情況下，大家看看滿大街的招聘廣告就知道了。不僅如此，在少數一線城市，還在出現驅趕外來勞動力的政策。如果我們再回到經濟理論的話，請讀者們和我一起想一個問題：什麼樣的狀況下會出現經濟增長下滑，同時還存在勞動力短缺的現象?如果真的經濟增長下滑是因為需求不足，那麼就不會出現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了。在邏輯上只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政策性的因素導致了結構性的勞動力資源錯配。在經濟增長活力比較強的城市部門，尤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勞動力的供給受到了限制，經濟增長速度下滑。與此同時，在其他城市和部門，儘管勞動力的供給數量有可能是在增加的，但是由於效率相對來說比較低，對於總量經濟增長的貢獻卻比較小。這樣，在加總的層面才會出現城市化率雖然在提高，但是經濟增長的速度卻有所下滑，同時，在一線城市和少數二線城市，卻可能同時存在勞動力的短缺。這是典型的資源誤配問題。

我們能不斷看到一些有關農民工返鄉是「逆城市化」和「勞動力枯竭」的論點。對此，我認為有必要給個特別的提醒，請睜開眼好好看看周圍的農民工在做什麼以及他們所受到的政策待遇，不要誤以為自己生活在後現代的發達國家。

中國需要反思當前市場經濟是否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

我的有關中國經濟下滑是不是經濟周期的文章，寫到了第三篇，基本上把涉及到的主要問題都談到了。作為收官之筆，我想提醒我的讀者，這一些討論所揭示出的問題，本質上在於我們思考中國這樣一個轉型和發展中的大國的經濟問題的時候，忽略了用結構性的觀點。教科書上的標準理論，尤其是宏觀理論，基本上不談結構問題，那是因為在他們所研究的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結構是相對穩定的。城市化的進程已經完成，經濟資源在不同地區和不同行業之間的配置，也沒有制度性的障礙，因此結構性的問題不那麼重要，總量的分析才是關鍵。而中國的情況卻遠遠不是這樣。中國經濟的問題，本質上仍然是一個結構問題，而這個結構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遠遠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為了把這個問題說清楚，請允許我再就什麼是市場經濟較一回真。

中國從上世紀就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過了多年的努力，中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我相信在社會各界應該已經有一個共識，當我們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都是定語，本質上，中國還是要成為一個國際社會所承認的市場經濟，讓市場經濟成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那麼，到底什麼是市場經濟呢？我們可能經常忘記了要去問一問這個非常基本的問題。對此，我的回答是，全人類的市場經濟有三個共同的特徵，不承認是不行的。第一，價格基本上由供求決定。由政府直接管制價格，在市場經濟下是極少出現的，並且，必須要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法律依據。第二，在一個國家內部生產要素是自由流動的，而這包括了資本和勞動力。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保證了供給一定是會去適應需求，生產要素的擁有者也一定會將生產要素配置到回報率更高的地區和部門。一切阻礙供給適應需求（只要合法）的制度障礙（包括壟斷）應該消除。第三，私有產權是得到保護的，這解決了經濟發展當中的激勵問題，讓經濟收益與微觀主體的努力和投入相匹配。

上面三大原則是全世界市場經濟的共同特徵，在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當中，我們也不妨把這三條來作為檢驗當前經濟政策是否符合市場經濟基本原則的標準。我想，明眼人一看，就應該可以看出來問題出在什麼地方。中國經濟的問題恰恰是，我們的價格出現了很多扭曲的政府干預。即使在價格不直接被干預的情況下，也常常存在供給方的管制，間接地使得價格出現了扭曲。第二，中國的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跨地區的自由流動是一個大問題，至今沒有得到解決。而土地使用權、建設用地指標和資金的空間配置都遠遠不夠，不符合資源配置追求回報率最大化的市場經濟原則。第三，中國雖然在法律意義上是保護私有產權的，但是在資源配置上，私有企業卻未能獲得與國有企業平等的市場地位。對於私有產權的保護應該不只是讓私有產生不被侵害，還應該保護其應有的市場地位，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於私有產權的保護其實是不徹底的。

總之，圍繞著中國經濟是不是一個周期性的問題，我的一系列文章是想提醒讀者，看中國的問題不能只看表面，看加總的數據，要多想一想背後更深層次的問題。特別要避免的問題是，在總量上看中國經濟，不談與制度相關的結構問題，恰恰給那些不想改革的人提供了借口。最後我想說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講的政府發揮更好的作用，它的前提是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的過程當中起到決定性作用，而不是說政府可以將自己的作用來抵消市場力量。我所理解的習總書記說要有效政府、有效市場，政府要把該管的管起來，該放的放下去，應該是這個意思。

中國的起點是計劃經濟，至今沒有形成由市場決定的價格體系，在生產要素市場上價格扭曲的問題就更為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希望政府能夠駕馭市場和引領市場，且不說政府是由具體的人組成的，它的目標未見得就是社會公眾的利益最大化。即使政府的確以最大化社會公共利益為目標，在缺乏價格機制的情況下，他也很難有正確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所需要的信號。離開有效的價格信號卻能夠最優化資源配置，這樣的政府如果真的存在的話，它不應該叫政府，而應該叫佛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