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淘金熱」——商業化及國際貿易對「闖關東」的影響
題圖-韋辛夷畫作《闖關東》
馬爾薩斯認為,人類社會發展有可能會跌入「馬爾薩斯陷阱」,即社會科技的進步最終被人口的快速增長所抵消,而後通過饑荒或戰爭的形式,減少人口以使社會繼續發展。
人都有趨利避害的天性。當人口流動的限制稍微放鬆一些,人自然盡己所能地選擇向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地區進行遷移,尤其當本身所處的環境已經不適合繼續生存時。提高個人的生存水平、生活質量自然成為人口流動的最強內在動力。就如當代年輕人渴望更好的發展機會、更公平的社會管理、更便捷的生活等等原因而來到一線城市,發生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闖關東」或許就是這樣一個由「農業生產商業化」和「對外農業貿易」造就的追求「人生巔峰」的移民大潮。自明代末期以來,華北平原(今河北、河南、山東)的人口急劇增長。人均耕地面積由明末的15畝下降到1930年代的3畝。再加上自然災害和農民暴動(如太平天國、義和團等運動)的破壞,華北平原的農民基本上已經難以維持自給自足。土地約束問題日益凸現,農民普遍有強烈的動機去尋找辦法提高生活水平。
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清政府禁止漢族人移居關外。但是關外地區在清政府遷都北京(1644年)後,人口逐漸下降,到十九世紀僅有一些以漁獵為主的少數民族生活在關外。十九世紀後半段,清政府曾經短暫解除禁令,允許漢族農民進入東北,為八旗進行農墾,但是這一政策實行沒多久又很快被終止。直到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開放遼東半島的牛庄村為通商口岸,並割讓超過1,00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給俄國。這使得清政府在滿洲地區的防禦壓力陡增。為了應對東北邊關的防守壓力,清政府首先解除了南滿地區的移民禁令,隨後又開放了東北全境,允許漢族自由遷移。
那麼,除了生活所逼離開故土,是什麼原因讓大量的華北平原居民決心舉家遷移到關外呢?最直觀的一個假設就是,錢。沒錯,就是這麼直接。
這恐怕是對彼時貧苦的農民最大的誘惑了。除了大量可耕種的土地,是否還有其他經濟因素讓關外成為闖關東移民的天堂呢?是否所有闖關東的人都獲得了一樣的財富回報呢?本文作者使用偽滿洲國國務院工商部省際工業調查局在1930年代中期所做的調查數據,來檢驗當時的農業商業化及大豆國際貿易對於闖關東移民的財富影響,證明了被較高市場價格和興盛的大豆國際貿易所吸引來的、定居在較適宜種植大豆地區的移民,獲得了較大的經濟回報。闖關東能發財!能有地!能有餘糧!

日俄戰爭以後,俄國和歐洲對於滿洲大豆的需求量日益增加,1908年到1931年間,滿洲大豆的出口量佔到中國總出口量的60%~70%。由於需求的強烈,大豆的價格也水漲船高。

如圖所示,大豆價格和大豆的出口都逐漸在升高。
農戶應對農產品價格變動的能力取決於資源稟賦,即大豆種植的種植比例。
作者使用DID(Difference-In-Difference)方法,首先將農產品商業化的過程根據大豆價格及出口指數劃分為幾個不同的階段,並與相同移民時間組別人士(Migration Cohorts)相對應。將選擇進入在商業化過程中種植高於平均面積大豆的村莊的移民作為處理組,將選擇進入種植大豆面積低於平均水平的村莊的移民作為對照組。 由於資源稟賦的不同,對照組與控制組應對價格變動的能力也有所不同,這樣兩組之間的差別就為大豆國際貿易對於經濟財富的影響。
其中,表示在時間
移民到村莊
的家庭
,在調查進行時所具有的社會身份(Social status)或農業家庭的經濟財富;
為表示移民狀態的虛擬變數;
是表示大豆種植適宜程度的虛擬變數,當該村莊大豆種植面積高於均值時取1,否則取0。
即為大豆商品化對經濟財富影響的DID估計值。
- 基準回歸
作者使用基準OLS(對Social Status則使用Ordinal Probit)回歸,得出結果如下:

針對六個不同時期的移民群體,只有1921年到1931年期間闖關東的群體在六個回歸中均顯著,這表明在這個時期內移民進入適合種植大豆的村莊,可以顯著的提高經濟財富和經濟身份。選擇正確的移民時間和地點可以獲得164.4%的耕地和132.2%的房屋面積。
- 2SLS回歸
本文基準回歸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遺漏變數誤差,比如,土壤土質即可以通過產量影響農戶的收入,又與大豆的種植比例高度相關。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作者還使用了工具變數來消除內生性影響。由於當地的生物特徵-平均溫度、平均降水、和土壤PH值相對農戶收入是外生的(或者僅通過內生解釋變數影響),又直接影響當地種植大豆的比例,因此滿足工具變數外生性和相關性的要求。

工具變數回歸的第一步可以看到生態特徵與該村是否適宜種植大豆顯著相關,第二部回歸與基準回歸得出的結論相一致。其後作者又進行了一系列的穩健性檢驗,基準回歸的結果仍然穩健。
因此作者認為,除了大量可耕種土地可以提高闖關東移民的生活水平以外,其他經濟因素,如當時農業的商業化以及興盛的大豆出口貿易,同樣提高了移民的財富和地位。特別是在合適的時間、向合適的地點移民的闖關東者,更是能夠顯著提高自己的移民收益。
Reference: Kung James, Li Nan, 2010. Commercialization as exogenous shocks: The effect of the soybean trade and migration in Manchurian villages, 1895–1934.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8, 568–589. doi:10.1016/j.eeh.2011.07.002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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