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自古以來，人們對於英雄就有一種崇拜和嚮往。英雄，雖出於四野，但卻往往在關鍵時候力挽狂瀾，決定歷史的前進方向。這也是為什麼在我們讀到的歷史中充滿了各種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原因所在。個人英雄對於歷史的作用，真的有大家印象中的那麼關鍵么？在非常稀少的情況下，有一些個人（比如希特勒）會對歷史的進程有決定性的影響。但在大部分情況下，公眾對於個人的影響力估計過高。這種例子在商界和政界都非常多見。
英國作家Chris Dillow說過：在六十年代就有心理學家發現，我們在試圖解釋個人行為時，給了個人性格太多的權重，而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環境因素。
Dillow提到的這篇研究，是美國杜克大學的學者Edward Jones和Victor Harris於1967年在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yschology上發報表的研究論文《The attribution of attitudes》。在這篇對後世有很大影響的文章中，作者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叫做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伍治堅翻譯：性格分析偏見）。舉個例子來說，比如你在馬路上開車，看到紅燈停了下來。等了1分鐘以後，紅燈變綠燈，所以你腳踩油門準備開車前行。這時候在另外一邊忽然有一輛汽車闖紅燈從你眼前開過。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人會認為那位闖紅燈的司機是一個莽撞和愚蠢的司機。但是還有一種可能，是那輛車裡有一位奄奄一息的病人，因此司機需要在最快時間內將病人送去醫院，所以司機在等紅燈和救人之間選擇了救人。這並不代表那位闖紅燈的司機一定魯莽。我希望這個例子可以幫助大家理解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的含義：即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傾向於用個人性格和素質去解釋個人的行為，同時忽略更重要的環境因素。這樣的行為偏見在公眾對於個人的歷史貢獻上非常多見。
比如英國的歷史學家和工黨議員Tristram Hunt就說過，公眾對於喬布斯的膜拜讓人無法讓人理解，就好像他是一位創造萬物的上帝。
英國Warwick商學院的教授Nick Chater也提到過比爾蓋茨的例子。他說很多人將個人電腦的普及和進步歸功於比爾蓋茨。在我看來可能的原因是這個世界越來越複雜，要解釋一個變化越來越困難，因此大多數人願意接受一個簡單的解釋原因。而這樣的簡單解釋往往是錯誤的。
那麼我們產生這種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的原因何在呢？
大致來說有四個原因：1） Just World Phenomenon: 為了相信這個世界是公平的，天道酬勤，我們往往將個人成功/失敗歸結於個人原因，而選擇忽略環境原因。
比如倫敦Kings College的歷史學教授Pat Thane就提到過這個現象。她說在我們經歷危機（比如說2008年金融危機）並且不知道危機發生的原因時，我們會下意識的將危機的發生歸因於某個個人的錯誤，比如Alan Greenspan。這是人在受壓力的環境下的一個本能反應，但未必是正確和理性的。巴菲特也曾經提到過他自己的一個非常有名的「卵巢理論」(Ovarian Lottery)。Imagine there are two identical twins in the womb, both equally bright and energetic. And the genie says to them, 「One of you is going to be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ne of you is going to be born in Bangladesh. And if you wind up in Bangladesh, you will pay no taxes. What percentage of your income would you bid to be the one that i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says something about the fact that societ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your fate and not just your innate qualities. The people who say, 「I did it all myself,」 and think of themselves as Horatio Alger – believe me, they』d bid more to b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 in Bangladesh. That』s the Ovarian Lottery.假設一個娘胎里有兩個雙胞胎，他們的基因高度相似，同樣聰明。其中一個在美國出生，一個在孟加拉國出生。你願意花自己收入的多少百分比來爭取當在美國出生的那個孩子？當人們在獲得成功以後說，「這都是由於我的努力」時，他們都應該想一想這個例子告訴我們的道理。
2） Salience of the actor: 在我們觀察其他人的時候，我們的注意力往往為那個個人所吸引（比如他/她的外貌，口氣，穿著等等），而忽略了其背後更重要的影響因素。
比如英國銀行協會的主席Angela Knight就曾經抱怨：由於我經常在電視上回答關於銀行金融業的問題，很多人在發生金融危機時，就指責我說這都是我的錯。3） Lack of effort-ful adjustment: 人在有壓力的情況下，或者無法搞清事情的來龍去脈的時候，傾向於尋找簡單的答案。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種快速得到答案（未必正確）的捷徑。
諾貝爾獎得主Daniel Kahneman說過，人的思維繫統可以劃分為兩類：系統1和系統2. 系統1依靠直觀感覺，在短時間內快速得出結論。而系統2則需要經過一定的邏輯思辨，分析可以採集到的證據，並在深思熟慮之後才能得出更可靠的結論。相對而言，系統2要花費更多的精力和腦力，因此人的懶惰天性決定了大部分人傾向於不經過大腦思考直接用系統1得出很多他們自己的觀點和結論（當然這些結論大部分也都是錯的）。比較典型的例子有：如果經濟差了，我的工作沒了，我得出結論：都是外地人/外來移民的錯。如果發生恐怖襲擊了，我又得出結論：穆斯林是罪惡之源。4） Culture: 文化因素
英國牛津大學商學院教授Jerker Denrell對於大公司CEO的決策過程做過不少研究。他發現現在的CEO和以前的CEO的最大區別在於：以前的CEO工作職能比較簡單，而現在的CEO都要滿足很多更為複雜的期望：比如他們需要有戰略眼光，需要改變公司，甚至為某個行業帶來革命性的影響。
在這種文化影響下，公眾傾向於將公司的成敗歸因於CEO的個人素質，而忽略了其他那些更重要的大環境因素，比如該國經濟，政府政策，該行業景氣程度等等。
這樣的情況在政界也很多見。比如英國保守黨領袖之一Lord Baker曾經說過，一輛火車如果出軌，可能是由於速度太快，或者鐵軌不整，或者司機開小差，等等諸多原因。那麼到最後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火車故障呢？在很多情況下這是一個很難說得清楚的原因。他說這番話的意思是，很多時候大家把政治領導人（比如首相）視作管理火車運行的總指揮，而在火車發生問題時，人們第一個想到的指責對象就是首相。但事實上由於實際情況高度複雜，可能誰都說不清到底這列火車開的快或者慢，有多少因素是首相可以控制的。
在大學裡上過馬克思主義哲學課程的朋友應該都有印象，在唯物主義歷史觀中，人民（而非個人英雄）才是歷史的創造者。當然，本著證據主義的哲學觀，我們也不應該完全否定英雄人物對於歷史做出的貢獻。也許真相就在於這兩者之間吧。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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