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節精緻而充滿矛盾的全球化與世界性n——大英博物館「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中國國家博物館巡展評論

一、從展覽題目所想到的重要觀念

展覽題為「大英博物館 100 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從題目中我們可以解讀出展覽的初衷——文物和歷史的關係，而且歷史是「蘊含」的文物中的。狹義的歷史指的是以文本、文獻、史料為研究對象和基礎材料的歷史，在不同情境下歷史和文物的關係，以及具體到在本展覽中的如何處理和詮釋二者的關係，則成為展覽要面對的主要問題。

從開展前策展人閆志博士的對展覽相關書籍的推薦來看，大致可分為三部分，一部分是從歷史學和人類學從人類歷史整體發展角度闡釋的書籍，一部分則是對具體一段時間內世界某個地域的歷史角度闡釋的書籍，一部分是一類物質或者器物社會功能角度闡釋的書籍。而策展人解讀展覽理念則提出「全球歷史」的觀念，即其實上述的第一部分是展覽的骨架和脈絡。但是從書籍內容結構本身看，非洲、近現代和阿拉伯三個部分的內容是相對不足的，這個現象也在警醒我們——「世界史」其實是人為構建起來的，「世界」作為一個宏大的概念其實也是被構建和揀選的，世界性文物搜集、博物館展覽存在的固有缺陷也在阻礙「世界」這一觀念的實現。

從國博公眾號上的闡述來看，「展覽不僅致力於彰顯『以物述史』的獨特魅力，而且啟迪我們思考自身與人類創造物之間的微妙關係，展覽平等地看待人類曾經存在和當代仍然存在的各個文明，力圖發現每個文明自身的價值及其對人類歷史的貢獻。」n「以物述史」的觀念在展覽開幕式前的新聞發布會上得到了策展人的詮釋，展覽主要從兩個角度來詮釋物，一方面是器物的製造是所在文明所知「世界體系」的產物，物的各種原料產地、製造者的籍貫、運輸和銷售者的籍貫、使用地、處置地，可以形成一個地理圖譜，用以說明不同時期、不同文明的世界觀念；一方面是器物的裝飾元素、製造工藝等並非是製造文明原生的，往往是受到其他文明的啟發或者是文化交融的產物。這兩個角度其實並非是經典文本歷史學的角度，而更像是人類學的角度。換言之，「以物述史」可以轉述為「符號指代」，通過器物在社會中的關係來體現展覽的主題。

通過對上述材料的分析來看，我們可以歸納出展覽的幾個重要觀念：全球史觀、「以物述史」、文化交融、文明平等。這三個問題各位觀眾不妨在展覽環境中結合自身的知識和觀念好好思想。

二、觀展體驗及分析

展覽的章標題分別是「開端」（公元前2,000,000—前2500年）、「最初的城市」（公元前3,000—前700年）、「權力與哲學」（公元前700—公元100年）、「儀式與信仰」（公元1—800年）、「貿易與侵略」（公元300—1100年）、「邂逅與連結」（公元900—1550年）、「我們創造的世界」（1500—1800年）。從其結構來看，展覽的基礎描述對象是在「文明」層面，宏觀來說，章標題為動詞的，其主語其實都是「文明」；為名詞的，其定語也都是「文明」。而第一、二個標題則在暗示「文明起源是有大致標準的」，最後一個標題主語變成了「我們」，則在暗示近現代社會的「世界性」。首尾的「世界性」也可以反映出展覽的宗旨——站在現在全球化的角度來審視人類發展中的多元化，引導觀眾思考二者的關係。

章標題同時可以看出，展覽的結構是矩陣式的——內容和時間分別為矩陣的橫縱坐標。內容則為各個文明的共性——各個文明在思考的問題有其共性，然而其物的表現則大異其趣。這種範式相比起傳統世界史——一個文明闡述完成之後再闡述另一個文明、注重於文明特性而不是共性——的寫作範式來說，對人類發展共性的理解和闡發是非常有利的，這實際上也是各個文明平等性觀念的表現。但是需要特別提醒的是，這一展覽結構的範式只能用來思考「全球性」，而無法套用到具體某個文明的發展脈絡上，「世界性」仍然是一種事後歸因的構建。

具體到展品的選擇，展覽中43件和原書提及的文物相同，有10件套是同類代替、即以同一文明類別相同的展品來代替原書提及的文物，其餘是同時代替、即以同一文明同一時間段的其他展品來代替原書提及的文物，此外還加入了1件舉辦地博物館收藏的文物，使展覽的容納量達到了101件。結合展覽本身的特點和世界史的書寫範式來看，本展覽的理念是後現代的：把歷史視為碎片化的，展品在展覽語境下視同為歷史研究中的「史料」，而史料本身就是碎片；為了克服碎片化則需要用其他方式把碎片連綴起來，儘可能的通過文本來展現碎片的整體意義。但是不得不說的是，展覽能夠容忍的文本是有上限的，這種對整體性的構建要通過博物館化的手段——置碎片與同一空間「展廳」之類，創造出「參觀路線」來體現展品之間的關聯。

從展覽的實際體驗來說，尋找參觀路線果然成為了參觀難題之一。展品本身具備序號，但是可能由於展覽進行了具體調整，導致相鄰序號展品所處的位置並不相鄰，以此觀展會造成為數不少的路線交叉，會使方向感不好的觀眾迷失在展廳中；而由於展品信息的碎片化很強，相鄰展品未必形成具有內在邏輯聯繫的展組關係，也導致參觀體驗會隨時被打斷。如果觀眾在參觀之前已經略約對世界歷史有一個結構清晰的感性認識，參觀會容易的多，熟悉的國家、文明歸屬會在頭腦中迅速的定位到地理位置中去。此外，這類的展覽其實是時間與空間的壓縮，如前所述，觀眾對空間的確定還相對容易，由於展覽標註的是公元年份，很少有觀眾能把展品的年份和當時所在文明的社會發展狀況想對應。可見，「世界性」並非是把足夠多的證物置於同一空間內就成建構完成，這需要大量的詮釋工作。

nn所以，展覽一反常規的提供了大量的說明文本，這和國內一些博物館展覽說明牌惜墨如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甚至在某些展櫃中出現了連續說明牌用來交代比較重要的知識背景。然而展覽選擇了「黑盒子」式設計，環境照度較低，展品照度較高，這樣雖然凸顯了展品的存在感，營造出了一種神秘的氛圍，但是說明牌往往處於展品照明的邊緣，其照度不滿足閱讀的下限（60lux），而且字體也並不大，這對閱讀造成了障礙。展品在缺乏背景說明的情況下難以理解，觀眾大多不具備背景知識，而閱讀又因為展廳照明設計存在障礙，這使得展覽參觀體驗並不舒適。

展品不能和原書完全一致是一個小遺憾，畢竟廣播和書籍已經把涉及到的文物經典化，形成了一個鬆散的而半成體系的知識團。但是這一遺憾並不嚴重，因為在「世界性」這一觀念中，作為碎片的文物，其符號性意義更為重要。即在展覽中，展品的主要屬性體現為對所在時間、所在文明的指代，而本身具備的意義——結構、物質構成，要麼退居次要地位、要麼被指代所結構。譬如某件埃及的展品，其本身的功能已經退居次要地位，而其材料來自於埃及周邊地區，並用來說明沒有當時埃及對世界的認知、該物則無法製作的觀念，則上升為展覽本身首要傳播的信息。而這種功能並非特定展品的才能實現——同類替代和同時替代對這類信息傳播的損耗是非常小的。但是從觀眾吸引力來說，一些明星藏品的缺席，如《女史箴圖》等，會對展覽的號召力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

從展覽的形式設計來說，通過展前中方策展人的闡述我們了解到，展覽整體突出了一種工業感。工業感其實是展覽最後一章「我們創造的世界」的時代特質，在多元化意義構建出來的展覽中，實屬要被批判的觀念。而這一觀念用作形式設計的指導，可以營造出一種「疏離感」，用以警醒觀眾不要過分的沉迷於單一展品和單一文明的敘事，要能從物的層次上抽身出來體驗展覽本身的目的——世界性。而這種以今看古的形式也在誘導觀眾能夠站在多個維度——全球、所在文明、歷時性、現世性——進行思考而避免淪入單一價值觀中。而從展覽的體驗來看，不得不說由於內容的複雜性，形式設計對內容影響是微妙的。

三、參觀中值得思考的一些問題

世界性的多意義。通過對世界史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事實上存在兩種模式的世界性。一種世界性是傳統社會的。各個早期文明實際上都未能完整的認知全部地球，雖然這些文明也形成了世界觀念，但是所認知的世界僅僅是地球的一部分。直到麥哲倫環球航行之後，人類才實證地球是圓的，西方社會開始建構真正全球層次的世界觀念，這就是第二種世界性、也是我們目前所使用的世界性，而全部踏遍地球每一個角落則是相當晚近的事情。但是第全球世界性在構建過程中，實際上是在不斷摧毀第一種世界性觀念，對於這一衝突的過程，展覽的闡述是不充足的。

世界性和全球化的差異。前文中我貌似在不加分辨的使用這兩個名詞，但實際上二者是有區別的。世界性是一種觀念，即認為各個文明都有自己的世界觀念，且可以構建出共同敘事，而全球化則是人類社會構建出來的社會態勢，這一構建過程可能是真正是共性的（人類文明的多地起源）、也可能是一方強加給另一方的（近現代西方對世界的殖民和控制）。

被建構的世界性存在局限性。擁有世界性收藏的博物館並非大英博物館一家，盧浮宮博物館、埃爾米塔什博物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也被認為擁有足以反映世界性的收藏，然而這三座博物館所建構出的世界和本展覽的關聯性和差異性何在？這一問題足以使我們反思世界史、世界性和全球化諸概念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但就世界史問題來說，近來杉山正明對其批判甚烈，甚至提出：「當然，思索人類普遍歷史的學者自古便有，例如德國稱為『一般史』、『整體史』（Allgemeine Geschichte），英美稱作『普遍史』（UniversalnHistory），戰前日本稱為『萬國史』的等，用的都是類似的概念。不過，那完全只是少數派，在歐洲內部只有歐洲史才是歷史，其餘皆屬『附加』的狀態，實際上一直持續到最近。」如果各文明的文明史是「自然而然」的話，把各文明的文明史梳理為世界史的方法論，是最值得關心的。具體到該展覽，博物館展覽相對歷史來說，除了文本詮釋外還有空間關係可以作為梳理世界史的方法論，但是其成果還有待觀眾調查的檢驗。

意識形態話語表達不可避免。展覽並未迴避對全球化中殖民、掠奪等負面信息的傳播，個別展組甚至設計得別有批判意味。譬如貝南飾板：奧巴與歐洲人和「馬尼拉」錢幣置於同一展櫃，用殖民地國家如何看待歐洲殖民者和自己的關係、殖民國家如何看待殖民地國家和自己的關係兩個概念作為比照，輔以對奴隸制度、奴隸貿易、廢奴運動的解讀，實現了對這一歷史時期的批判，但是並未對其原因做深入反思；

在第八章「我們創造的世界」中，也沒有迴避現代性並非是完全的公平正義，其中也帶有暴力等負面因素，但是在闡述負面因素時均使用了蘇聯相關的藏品，將罪惡歸因於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還是充滿了濃厚的冷戰表述殘餘，對其他世界的負面現象——諸如世界大戰、世界性經濟危機等，並未涉及。這一現象說明，被構建的世界史和全球化，在暗中仍有其主體（舉辦者以及其所在的國度、甚至是這一國度所遵行的意識形態），這導致展覽必然帶有符合主體意志的主觀性存在。

藏品來源問題。大英博物館是一個在殖民時代迅速發展起來的博物館，其藏品來源大多是在認為殖民和掠奪是殖民國家理所應當的時期，從世界各地、特別是大英帝國殖民地掠奪和採集而來。如果不考慮獲取藏品的正義性，薈萃了世界各個文化圈的文物和藝術品的大英博物館，具備詮釋世界文化體系的能力。但是由於殖民社會已經解體，世界處於後殖民時代，所以大英博物館在殖民時代獲取藏品的正義性屢遭爭議，面臨著藏品原生國家追討索回的壓力。2002年，有七國十八家博物館的館長在德國慕尼黑聯合發表了一項《關於普世性博物館的價值及重要性的宣言》，強調普世性博物館（Universal Museums，即可理解為具備世界性收藏的博物館）對來源於其他國家藏品的權屬以及為「每一個國家的公民服務」的責任。大英博物館雖然沒有簽署這一宣言，但是在該展覽新聞發布會上，館長哈特維格?費舍爾認為大英博物館確屬世界性博物館。則這一展覽可以看做是大英博物館對世界性、對上述宣言的回應。山東大學的尹凱曾指出「無的流動性帶來的兩種文化的相遇與碰撞……是兩種不同文化語境或社會組織規範的協商與妥協」，不過上一個歷史時期形成的協商與妥協，在現歷史時期遭到挑戰並不足為奇，解決的方法一定回是新的協商與妥協，但是我們在享受世界性給我們帶來的文化成就——該展覽——的同時，也不要忘記對世界性形成過程中黑暗和罪惡一面的批判，讓我引用西南民族大學杜輝的觀點來啟發思路，「所謂的『普世性』不過是現代西方博物館為據有文物的又一說辭，並且與過去的普世性人文主義理想，擴大民眾對藝術的了解幾乎沒有關係。這一術語與19世紀發明的『挽救』、『代為管理』等詞一樣是試圖掩蓋殖民掠奪及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話語，使其行為具有合法性。事實上與博物館聲稱的『文物挽救』恰恰相反，這一珍貴文物（指大英博物館收藏的埃爾金石雕）在『管理』中曾多次遭到破壞，如埃爾金及其後的「小埃爾金」對考古遺址的破壞性發掘，對白色的崇拜以及長久以來的古典主義藝術實踐及意義闡釋使藝術品早已脫離原意，而被杜撰的意義則常為政治及意識形態所利用。」

展覽的本土化。按照規則，該展覽每到一館舉辦，就會選擇該館的一件收藏作為展覽的一部分和其他來自大英博物館收藏的展品一同展出。一方面可以暗喻展覽舉辦國以這種方式參與了大英博物館世界性的構建，一方面體現出大英博物館希圖從世界性入手重新梳理新的秩序。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選擇是「宣布中國重返世貿組織的木槌和中國重返世貿組織的簽字筆」，聯想到前不久舉行的英國脫離歐盟的民主選舉，這種文化對比帶有一種時空扭轉的意味。

如果要為展覽作個簡單的評價，我認為該展將是中國觀眾距離世界最近的一次文化機遇，但是在宴饗的同時，有必要保持獨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

nnnn當然，開個玩笑，我更希望有人操著陝西口音，向大領導彙報說：「最後一件展品，我們選了個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