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風之殤：中國古代文化的侏羅紀公園

文/寶木笑

「從前，我們誰也不會相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先進的民族存在；現在，因為東方中國的出現，使我們覺醒了。」——戈特弗里德?威廉?萊布尼茨

萊布尼茨在歐洲學界地位崇高，他成年後的時代大致是我們的康熙年間，很多人覺得以康乾盛世的榮耀讓外國人五體投地並不稀奇，如今連好萊塢大片都一定要盡量加入「中國元素」，「中國風」自然會席捲全世界。本碩都是讀中文，當年碩士階段的方向是中國古代文學，導師那乾瘦的小老頭很有憤青范兒，每當論及這種類似阿Q「我們先前比你闊多啦」的思維便有些頓足捶胸，老先生常常說：「窮富只是一層皮，人家真心崇拜咱們是因為咱們的文化，如今瞧不上咱們還是因為這個，咋個腦筋就這麼不靈光」。靈光不靈光不知道，但導師所教的《古代漢語》之難學卻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科學過一遍，碩士階段學第二遍，但仍然被先生動輒訓斥，那時的羞愧難當都成了今日的不覺莞爾，而今回想導師的話，面對形形色色的「國風」，卻多了幾分感慨和嘆息。

事實確實如此，萊布尼茨所推崇的是我們的精神內核，而這種精神內核最重要載體或者說表象就是我們的文化，「國風」只是民族文化的外延，是民族精神的衍生物。在這個意義上，王力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化常識》完全可以作為一種標尺，以及一種權威的概述。這本書實則是《古代漢語》的一部分（第八、九單元的通論部分）單獨成書，出版50餘年來前後歷經4次重要修訂，書中天文、禮俗、宗法、飲食、衣飾等十四個方面考據翔實，直至今天仍是認識中國古代文化面貌最重要、最全面的基礎參考。舉個不是很恰當的例子，這本書有些像當年大熱的《侏羅紀公園》，在很多領域的研究已經超越「推測」的層面，而是以「再現」的姿態出現，內里精深的學養和深厚的功底令人嘆服。

說到王力先生，也許如今在很多人眼中確實有些陌生，畢竟連帶中國古漢語和現代語言學也是很冷僻的概念，但在學科之內王力先生是標準的偶像大師，《古代漢語》及《中國古代文化常識》不但是先生的心血之作，背後更有呂叔湘、丁聲樹、朱文叔、葉聖陶、姜亮夫等一批大師的辛勤汗水。特別令人感佩的是，在做了數十年的基礎功夫，完全可以憑藉這樣令人嘆服的資本，像如今電視上無數「大師」那樣「大鳴大放」一番的時候，不管是當年的編者們，還是如今的書籍修訂組，都選擇了一種近乎克制的內斂。在修訂版的後記中，修訂組強調沒有刻意進行所謂「精神層面」、「思想史」的總結，力戒大而無當地上升到「禮樂」、「同諧」、「天人合一」的角度造成滿紙空話。在日更千字雞湯半年就敢說自己是「青春勵志作家」，然後賣出五千本就能打出「暢銷作家」廣告的今天，這是真正值得收藏和反覆研讀的經典，是真正的好書。

既然這是一本介紹中國古代文化的書，自然繞不開「文化」這個概念。因為在很多人看來《中國古代文化常識》的輻射面過於廣泛，在他們的心中，中國的古代文化也許只是詩詞歌賦、是漢服唐裝、亦或是茶道武術，這也許正是王力先生將此書以「常識」為名的原因之一，正名的意味不言而喻。在我們的歷史裡，「文」與「化」分別有己身的意義，「文」的本義是由各種顏色交錯而形成的紋理，後來引申為文物典籍、禮樂制度、文德教化等。「化」的本義是生成、造化，指事物一種動態的變化過程，後來引申為教行遷善等意義。從《易經》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到漢代《說苑》的「文化不改，然後加誅」、《文選》的「文化內輯，武功外悠」，「文化」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辭彙，而是承載著更多含義的系統概念。

而這也是《中國古代文化常識》成篇的內涵邏輯，這並非一本簡單的常識手冊，而是有著背後思想內涵的古代文化研究專著。按照中國古代文化的含蓄特點，想來王力先生等大師也覺得將我們的古代文化概念精準而全面地講清楚，很多事情是不言自明的，「禮樂」、「同諧」、「天人合一」從來都是靠意味和參悟的，講的太白反而落入下乘。於是我們看到，《中國古代文化常識》是有篇章韻律的，這種韻律是一種完全契合我們傳統文化意識，或者說有著契合我們「國風」的邏輯美。「天文」、「曆法」、「樂律」、「地理」是為敬天知地，而「樂律」在古人看來源於「四時之聲」；「職官」、「科舉」貌似突兀，實則體現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皇權是「天子之杖」，其實是變相的敬天的延伸，因此這兩章自然是這個位置；「姓名」、「禮俗」、「宗法」是這種秩序的延伸，既是民俗文化，更是社會規則，其後才是「宮室」、「車馬」、「衣飾」、「飲食」、「什物」這些「衣食住行」的概念。

如果說，這是篇章布局的外化邏輯，那麼古代文化的精神內核在各個章節中的律動，則可以稱為《中國古代文化常識》的內在邏輯，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這些物質文化承載的「國風」。中國的古代文化總體上說是自然主義的，主張順天應時，人道順應天道構成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原型。因此，古代文化中天文的地位是崇高的，王力先生等人也詳盡地介紹了七政、二十八宿、三垣、四象、十二次、分野等古代天文概念，值得一提的是，與我們想像的不同，古人的天文知識相當普及，顧炎武因此說：「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而「曆法」則完全是上順天時，下應地理的「順其自然」，甚至古代的「樂律」也分陰陽兩類，奇數六律為陽律，稱六律，偶數六律為陰律，稱六呂。

這種思想在古代的建築設計中體現得非常明顯。經過王力先生和其他編者考證，中國人明確講「風水」的文獻可以上溯到託名為郭璞著的《葬經》，其中描述了「氣」的概念，說氣「遇風則散」，「界水則止」，所謂風水的核心標準就是這個環境能否「聚氣」。後世建築風水學則完全沿著這種天地人合一的思想發展下去，講求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排斥人類行為對自然環境的肆意破壞,注重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適應。非常有意思的一個地方是，按照《中國古代文化常識》的描述，雖然風水的理念在後世發展得異常玄奧詭譎，但核心卻是根植於原始人類棲息地選擇的基本需求，距今約20—70萬年前的北京猿人棲息地的整體景觀結構，就是滿足風水「聚氣」所有要求的一個例子。

一旦一種意識經過長期的醞釀升華為文化，那麼其輻射力是極為強大的，這樣的文化意識必將延伸至人們的社會組織形態，特別是政治方面。在上古，我們的先人是將「天」與「皇」、「帝」等概念混同的，所以秦始皇之前的最高統治者只是稱「王」，因為只有三皇五帝可與天齊。而後來古代的職官設置也參照著天文的概念，彷彿圍繞天帝而運行的星宿，比如六部尚書對應《周禮》的六官，吏戶禮兵刑工分別對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很多研究者將中國的官本位和重農抑商思想歸結為一種農耕文化，這只是一種表象的聯繫，從《中國古代文化常識》展示的文化意識來看，那更是古人自然主義意識發展的必然。

這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中國古代文化中等級觀念和等級意識是普遍存在的。既然「天」至高無上，而後是星宿的區分，那麼延伸至這廣袤的大地上的一切自然也應該是有序的，這種秩序感經過長久的醞釀，必然帶來次序觀念和等級意識的萌生。這些年清宮戲泛濫，華麗的服飾讓人目眩神迷，很多人深受吸引，對其中細節處的等級尊卑十分震撼，這並非藝術誇張，而是事實。清代只有皇帝和皇后穿的是龍袍，連皇太子穿的都只是蟒袍，通常龍和蟒的區別在於龍是「五爪」（即爪子上五個指頭），而蟒是「四爪」（爪子上四個指頭）。當然，這種區分是相對困難的，現實的區分主要是服飾的顏色，只有皇帝皇后的龍袍是明黃色的，皇太子的蟒袍只能用杏黃色，其他皇子的蟒袍只能用金黃色，親王、世子、郡王則只能用藍色或石青色。

很遺憾的是，中國古代文化延伸出的這種等級化，也給自身帶來了被攻訐的口實。「打爛萬惡的舊社會」很大程度上就是從這個缺口用力的，而且用力很大，枝葉之過最終罪及根本，連帶著將古代文化的本源精神一併砸爛。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古代文化常識》體現了大師和學者甚至文化販賣者之間的差別，文化販賣者無算，單就大師和學者的差別來講，學者是值得敬佩的，而大師的思想則更加深邃。人們在形容我們繁榮的現狀時總喜歡贅上一句「社會浮躁」，部分人將這種情況歸結為信仰缺失。誠然，這是很重要的原因，但王力先生從宗法制度生髮開來，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更多的可能。在宗法制度的時代，人民是「高度自治」的，常見的民事糾紛都是請「三老」（同族的三位長者）裁斷，經過宗法過濾後仍需要上升到官府的案子是不多的，這才會出現「三百文官治天下」的「小政府、大社會」的理想狀態。可見要撫平「社會浮躁」的現狀，其切入點應是多維的，而我們缺失的也許遠不止信仰二字。王力先生有著一種大師的質樸和直接，其坦言：

「宗法制度在1949年後訇然中塌，被摧毀得幾乎不留痕迹。這讓我們既欣喜又惋惜。宗法制的解體帶來了社會某些方面的進步，但宗法體系所具有的維護國計民生的力量，也永遠地消散了。」

誠然，宗法制確實帶著諸多弊端，就像等級這樣的概念一樣，而且誰都知道這僅僅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切面，世上也並無完美的事物和制度，但在這樣那樣的原因之下，由此產生的裂痕逐漸擴大，中國古代文化整體的斷層問題已然浮現在我們面前。而這種情況帶來的蝴蝶效應卻是深遠的，比如，如今我們推崇「工匠精神」，對「慢生活」無限嚮往，日式充滿禪意的飲食和生活起居讓人感佩。但其中的根源性問題卻無人深究，《中國古代文化常識》彷彿無言而滄桑的巨樹，就在那裡，不悲不喜，人們在其中卻能感受到，那些被打倒的「糟粕」其實隱含著另一面。

古人推崇由天而地，陰陽調和，故而在人與人之間講究尊卑次序，但另一面卻是對生活的認真與精緻。回到上面提到的關於「工匠精神」、「慢生活」等方面的問題，不妨以例言事，茶道在唐代是與今天截然不同的，用今天的情況強行作比較的話，其更像日本的抹茶，而我們在經歷了元朝開始的茶葉泡水至今，已經徹底沒了「道」的成分。這是很有警示意義的，元朝特殊的社會環境，讓當時的世人對前代的「古代文化」不得已而捨去，於是很多中華民族的「國風」煙消雲散。思古撫今，無怪乎王力先生在書中出現少有的憤慨：

「今日盛行於中國的所謂『茶道』、『茶文化』、所謂『勤和簡靜』的茶道思想，以及諸多扭捏姿態，全是近三十年來好事者向壁捏造故弄玄虛的胡扯。所謂『茶文化的研究』，自然更是瞎掰居多。還有更荒誕的所謂漚了若干年的一個普洱茶餅子價愈百萬的宣傳，則簡直形同欺詐。這正是所謂器之不存，道亦不復。」

老先生提到的「器之不存，道亦不復」固然在書中顯指《茶經》中提到的飲茶器皿，但如藉此浮想，卻不難明白《中國古代文化常識》的意義所在。如果我們已經不再了解，甚至完全忘卻了先人曾經以何樣的姿態和態度在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以至當代，這種文化常識的「器」不存在了，那我們今天所高喊的繼承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道」又能走向何方？我們都願意頻頻引述「天人合一」、「崇德自強」、「尊師重道」、「孝行為先」、「中庸謙忍」、「禮義廉恥」、「言近旨遠」等等這些頗有古意的名詞，並引以為豪，認為這才是我們的「國風」。但另一面，卻是人們心底深處的空寂和茫然，整天面對的是媒體上各種戾氣十足或黃意甚濃的標題，身邊充斥著為了利益而不惜放棄底線和自我的各種例子，還有那些將崇古重道看作「迂腐」和「蠢笨」的所謂「職場達人」、「愛情專家」和「生存智者」……

國風何在？道在何方？是以為殤。

前面提到，《中國古代文化常識》對相關方面的精準復原彷彿電影中的那個復活了恐龍的侏羅紀公園，但看過影片的朋友應該都了解那個侏羅紀公園最終的結局。其實，侏羅紀公園真正的悲劇並不在於復原之後的混亂，而在於人作為主宰地球的現任物種對失落世界的自負和無知。龔自珍講過：「亡國先亡其史」，西方哲人曾說：「叫一個民族毀滅很容易，兩代不讀這個民族的書就可以了。文化毀滅、精神毀滅很快，建立起來很難，再下去就成了失落的文明」。這並非危言聳聽，只要看看多少人在面對《中國古代文化常識》這一類相對冷僻的書籍時，頭腦中總會首先浮現「這有什麼用」幾個大字，就會明白我們確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終將前行，但首先還是要明白一件事情：我們高喊的「偉大復興」不是將自己復興成另一個民族，而是要在這片五千年以降從未被徹底征服過的華夏大地上，再次高揚炎黃子孫代代相傳的「國風」。

讀研時候，談及王力先生，常聽導師回憶1984年先生應中山大學之邀講現代漢語公開課的盛況：五千人座位的中山紀念堂竟來了一萬二千多人，把紀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滿了，老先生當年已經八十四歲了，結果足足講了一個鐘頭，專業課一次一萬二千多人聽，這在中國的教育史上還沒有過，那是王力先生最後的一次公開課……如今，王力先生已經仙逝三十餘年，導師也已退休好幾年，卻一直在書齋讀書鑽研，上次相聚發現老師身體大不如前，好在精神仍然旺盛。想來導師如果知道我在這裡大談什麼「國風之殤」和「中國古代文化的侏羅紀公園」，那乾瘦的倔老頭兒一定會拍著桌子罵我「扯淡加胡扯」，然後定然會目光炯炯地說：「雖然忘本的孫子多，但中華的血脈不會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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