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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臣與國王

  閱讀愛德華時代政治回憶錄的人們都會注意到君主的意見有多麼重要。在丘吉爾、阿斯奎斯以及其他很多人的文章當中都散布著來自王室的電文,並且記錄了與愛德華七世以及喬治五世充滿齟齬的會面。這兩位國王都抱有天生的反動立場,也都被傾向自由黨的顧問調教過——調教過愛德華的親自由黨人員還包括他的情婦。儘管當時是民主時代的開端,但是皇室通婚的古老網路依然遍布了整個歐洲,各國之間的外交很大程度上成了家務事。愛德華時期的兩位國王都不僅僅是英倫三島本土的君主,同時還頂著大英帝國皇帝的頭銜,因此他們非常關注帝國事務。正如前文所見,愛德華七世很不信任自己的德皇表兄。他更喜歡法國而不是德國。1903年他對巴黎的訪問大獲成功,儘管當時英國在法國還很不受歡迎。第二年4月兩國政府就簽訂了著名的英法協約。這是英國君主進行的最後一次意義重大的外交活動,這一活動也將英國拖入了一戰的泥潭。愛德華對巴黎了如指掌。當初身為威爾士親王的他很是在巴黎花天酒地了好幾年。他對巴黎的青樓楚館如數家珍,本著真抓實幹的態度與許多頭牌名妓打成了一片。他盡情享受著法國美好時代的放縱氛圍,活像是土魯斯.勞特累克筆下頭戴禮帽、大腹便便的海報人物。這套福斯塔夫式的做派也使得他在國內頗受歡迎。他的眾多情婦既包括倫敦當地姑娘,也包括一位愛麗絲.科佩爾夫人。

  在這群佔據了愛德華時代生活的強力女性當中,愛麗絲.科佩爾特別值得記上一筆。愛德華所有其他情婦全都不如她那樣重要,不如她那樣出名,不如她那樣富有政治影響力。按照愛德華時期的標準,科佩爾相當左傾,是張伯倫的對頭,還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勞合.喬治。愛德華最終接受反戰派自由黨領導人亨利.坎貝爾.班納曼爵士擔任首相之後,自由黨人專門設宴款待了科佩爾。愛德華國王去世之後,亞歷山大王后還邀請科普爾夫人來到國王床前弔唁。有一個小故事很能反映她的名聲:有一次她坐上馬車宣布去國王十字車站,車夫轉過身來問道「您說國王怎麼了?」——其實車夫的操心很是多餘,不管國王心情如何,只要假以時日肯定能被科佩爾夫人勸回來。(愛德華時期的很多故事裡都有車夫的形象。另外一位車夫曾經接待過未來的國王與另一位更加放蕩的倫敦本地情婦羅莎.路易。一路上威爾士親王與懷中美人在門窗緊閉的車廂里顛鸞倒鳳,可是到了下車的時候他卻捨不得支付車費,氣得車夫破口大罵。最後還是羅莎支付給車夫兩個金鎊。「一看您我就知道您是上等人家的夫人,」車夫說,「不過您從哪裡挑出來這麼個貨啊!」)

  事實證明坎貝爾.班納曼爵士將會成為國王的主心骨。他經常去德國的馬里昂巴德溫泉療養,在那裡,見過威爾士親王愛德華也見過國王愛德華。當時的政客們都很擔心圍繞在國王身邊「數量極其眾多的名節有虧的女士」。假如愛德華七世曾經擔心自己不得不忍受一個由該死的自由黨激進分子組成的政府,那麼造型活像貓頭鷹,唇邊留著小鬍子坎貝爾.班納曼正是讓他鎮定下來的不二人選。他最著名的激進主義時刻發生在布爾戰爭期間,當時他激烈地反對這場戰爭,極力攻訐英軍的「野蠻行徑」。但是幾年之後,除了直接遭到針對的軍事指揮官之外,所有人都將這番言論拋到了腦後,坎貝爾.班納曼在人們眼中也成為了穩妥可靠的象徵。他曾經很有名地談到過自己的身體狀況,或許還暗指了自己的政治哲學:「個人來說我非常相信床鋪的功能,相信養生關鍵在於盡量平躺著不動,讓心臟與其他臟器減速運行,這樣一來身體就能煥然一新。」但是還不夠煥然一新,因為他在1908年不得不因病辭職,三周之後就在唐寧街去世了——他也是英國歷史上唯一一位死在唐寧街的首相。

  阿斯奎斯的繼任意味著英國政壇頂層出現了一個更冷峻更強硬的形象,君主制也因此迎來了更加艱難的時刻。欽佩他的漫畫家將他稱作「最後的羅馬人」,他的同事日後則因為他尋歡作樂的習慣將他稱作「老醉鬼」。他的淵博學識令其他議員大為傾倒,他的私生活則令他們大為著迷。他曾經幸福地迎娶了一位安靜賢惠的海倫小姐,她為他生育了五個子女。後來海倫得了傷寒,在蘇格蘭度假的時候去世了,就在這一年他在一次下院宴會上遇見了瑪格特.田奈特。阿斯奎斯當時已經成為了一顆冉冉升起的政壇新星,也是一名成功的律師。但是馬格特依然很難追到手。兩人的結合非常奇怪,阿斯奎斯出身於簡樸虔信的約克郡中產階級家庭,通過學術才華與艱苦奮鬥將自己推入了上層社會。他是一名謙和低調的中產階級維多利亞時代自由派,起初在格萊斯頓手下作為內政部長贏得了廣泛稱讚。他為人樸實誠懇,穿著正統,與經常廝混在瑪格特身邊的貴族階層形成了鮮明反差。但是瑪格特始終都是一個熱切的自由黨,政治興趣濃厚,向來非常欽佩高級知識分子,而阿斯奎斯正是知識分子當中的翹楚。兩人的婚姻吸引了整個威斯敏斯特的目光,但是婚後的生活並不像兩人期望的那樣幸福。

  瑪格特.阿斯奎斯是一個很可畏的女性。她是一位釀酒富商膝下八名長大成人的子女之一,從小在蘇格蘭邊境上的一座現代化貴族宅邸里長大,家庭環境熱烈而又機智。她人生當中最大的悲劇就是深愛的姐姐因為難產而死。她是上層貴族政治圈子的成員,與格萊斯頓、薩利斯伯里、貝爾福以及羅斯伯里都是熟人。她平時最主要的愛好是狩獵。1906年她這樣寫道:「我的馬術比絕大多數人都好……我摔斷過兩根鎖骨、鼻樑、肋骨與膝蓋骨,我的下巴曾經脫臼,我的顱骨曾經碎裂,我遭受過五次腦震蕩,但是——儘管我的馬下周就要被賣掉了——我從未感到過膽怯與恐懼。」她的口才甚至比騎馬的愛好更加危險。她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信念,例如她相信牙齒齊全是神經不正常的表現,並且必然意味著早夭——後來她的管家與僕役都在她的鼓勵下把牙齒拔掉了。作為當時最重要的交際圈女主人之一,她是國王的朋友,也是上層社交圈的一部分,一直在自由黨與白金漢宮之間扮演著牽線搭橋的角色。

  但是到了阿斯奎斯成為首相的時候。愛德華與自由黨大臣之間的關係正在迅速惡化。上院危機與人民預算事件使得這一趨勢達到了頂點。但是王室對於稅務、沙皇以及愛爾蘭局勢等問題的狙擊都需要非常小心的應對,在喬治五世於1910年登基之前以及之後都是這樣。並非所有的大臣都作出了恰當的反應,比方說丘吉爾的臉皮就一直特別厚,尤其讓喬治國王火冒三丈。當時丘吉爾的職責包括每天整理一份下院當日消息匯總呈交給白金漢宮,而他的彙報總是寫得夾敘夾議,存心惹人不痛快。在1911年2月份的一份報告中丘吉爾寫道,有議員提議「遊民與浪蕩漢們」理應被送到勞工殖民地去承擔強制勞役,接下來他又補充道,「不過我們不應當忘記社會階層的上下兩頭都充滿了遊手好閒之徒。」這句話把喬治國王氣得七竅生煙,以至於授命自己的秘書給唐寧街十號寫信聲稱:「國王認為丘吉爾先生在隨信附帶的文件當中表達的觀點極其近似於社會主義理念……在陛下看來,丘吉爾先生在寫給他的信中發表的『社會階層上下兩頭都充滿遊手好閒之徒』言論非常輕佻。」後來丘吉爾又給國王寫了一封道歉信,但是卻在信中傲慢地暗示道,如果國王陛下不喜歡他的隨意文風,那麼以後陛下不妨直接從報紙上閱讀議會辯論記錄。國王秘書回信道「陛下很遺憾您的感情遭到了傷害」,並補充道「國王要求我告訴您,您的信件一直富含教益且趣味十足,如果以後收不到您的信件他將會感到非常遺憾。」最終這場小小的爭端就這樣緩和過去了。但是自由黨人不喜歡被國王恐嚇的傾向卻非常具有顯著的意義,這一幕肯定不會發生在柏林或者聖彼得堡。或許正是因為如此,德俄兩國的君主制才會在不久的將來崩潰解體,而肥胖淫邪的愛德華與他那位喜愛集郵與道歉的兒子喬治卻一直邁著小碎步向前挪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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