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黛西的夢魘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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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0月的一個早晨。一名相貌英俊、穿著舊夾克衫與燈籠褲的十五歲少年正在花園裡挖土玩。他家的宅院如今已經被燒毀了，但是花園保留了下來，地點位於倫敦西南郊區的埃爾特姆。當年的院牆外面有護城河，院牆裡面鮮花遍地，高大的雪松樹上布滿了貓頭鷹的巢穴，住宅本體的古老磚牆可以追溯到都鐸時代。根據傳說，托馬斯.摩爾的女兒曾經在父親被處斬之後將他的頭顱藏匿在住宅內部。這是一片充滿了魔法與黑暗的土地。上午11點，一名醫生與一名麻醉師來到宅院門前。男孩的母親剛剛起床，她讓孩子洗個澡，換上新衣服，準備接受即將到來的扁桃體切除小手術，因為他感冒太重了。兩小時後，這男孩父親臉色蒼白地走了出來。醫生給孩子使用了氯仿，完成手術之後就離開了。沒過一會兒，這個名為費邊的孩子就不幸夭折了。家中有兩位女性悲痛欲絕，一位被稱為老鼠，另一位則是費邊的母親伊迪絲。絕望之下她試圖用熱水瓶恢復孩子的體溫，讓他活過來。後來談到家中一位十三歲大的小姑娘時，她對丈夫咆哮道：「為什麼死得就不能是羅絲蒙德呢？」羅絲蒙德很不幸地偷聽到了這番話，她的世界從此開始崩潰了。她開始意識到自己並不是伊迪絲的女兒，而是老鼠的女兒。這戶家庭的家長是一個帶著單片眼鏡、留著小鬍子的男人，名叫赫伯特。他將妻子與情婦安排在了同一個屋檐下，他的妻子伊迪絲將情婦的兩個孩子都當成自己的子女撫養了起來。

伊迪絲.內斯比特當時就很出名，今天她的芳名依舊廣為人知。這位偉大的兒童文學作家為世人奉上了《尋寶六人組合》、《想做好孩子》、《五個孩子和一個怪物》以及《鐵路邊的孩子們》。有些人說正是她一手發明了現當代兒童文學。費邊去世的時候她時年四十二歲，她的外貌光華奪目，特別喜歡絲綢長裙與白銀手鐲。正如孩子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樣，伊迪絲是一位熱切的社會主義者，也是費邊社的奠基成員之一。家裡人將她稱作黛西。她成長在一個混亂且缺乏安全感的家庭里，她的父親在她還沒記事之前就去世了，她的母親帶著孩子顛沛流離，從法國搬到德國，然後又搬回英國，因此轉學對她來說成了家常便飯。黛西長成了一名機敏、犀利且衝動的姑娘。還沒等到完全長大成人，她就打入了艦隊街上的新興雜誌市場，通過詩歌與言情小說稿件賺了一筆小錢。接下來她愛上了一位英俊的商人與兼職作家赫伯特.布蘭德。此人此前已經承諾要迎娶另一位女性，但是沒有告訴伊迪絲。當她懷孕七個月之後，他轉而娶了她。此後伊迪絲就下決心要與自己的對頭交朋友。她的生活標誌著一整套社會行為模式的開端：自相矛盾的嬉皮士生活方式，性與政治的交織，崇高的理論與低下的實踐，這一切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前就為人熟知了。

赫伯特與黛西的婚姻生活剛開始時並不富裕。赫伯特手下的牙刷工廠沒能挺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嚴苛經濟氣候，最終關門倒閉了。與此同時黛西很快就開始生兒育女，並且通過寫作的稿費來貼補家用——直到她的丈夫慢慢轉型成為一名成功的新聞記者，她才卸下了這幅重擔。黛西從小就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她剪掉了維多利亞風格的長髮，留起了假小子式的短髮。她拒絕穿著緊胸衣與綴滿荷葉邊的流行女裝，還喜歡在大庭廣眾之下公然吸煙。黛西的少女時光正值社會主義思想的第一次繁榮時期，當時她會整天待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里撰寫小說。她的朋友們當中有一位安妮.貝贊特夫人，當時此人正在與臭名昭著的無神論者查爾斯.布拉德勞同居。兩人遊歷全國宣講計劃生育，貝贊特還因此失去了對於兒女的監護權。日後貝贊特將會領導著名的倫敦火柴女工罷工，並且成為費邊社社會主義者當中的一員幹將，直到最終轉向神智論的神秘主義蹩腳信條為止。黛西的另一位新朋友是埃莉諾.馬克思，卡爾.馬克思的女兒。她曾經長期照料父親的日常起居，並且幫助他完成了《資本論》的修訂，再後來她本人也投入了社會主義政治運動。她曾經與另一名社會主義者愛德華.埃夫林未婚同居，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將這種行為稱作罪孽。埃夫林娶了一名女演員卻沒有告訴埃莉諾，然後他又提議要與埃莉諾一起自殺。埃莉諾喝下了氫氰酸，而他卻不聲不響地溜走了，後來又活了很多年——要說罪孽的話，這才真是造孽。

英國生活的偏僻區域遍布著滿腦子理想主義但是行為卑下惡劣的男性，以及強健但是深受折磨的女性。赫伯特是一位不知饜足的性掠食者。面對他的反覆出軌，黛西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態度。她在家門之外找了很多情夫，其中就包括蕭伯納以及許多傾心於她的年輕男性。日後伊迪絲.內斯比特的第一位傳記作家找到蕭伯納的時候，他的秘書回復道，「蕭伯納先生想讓我轉告您，伊迪絲是一位不走尋常路的女性，赫伯特是一位極其不忠的丈夫。他不知道究竟怎樣才能寫出一本拿得出手的傳記，他也絲毫不想為一篇粉飾文章貢獻材料。」赫伯特的行為表現或許只是傳統的男性做派，就像許多其他維多利亞與愛德華時代的男性一樣，從愛德華七世到勞合.喬治都是這副德性。但黛西或者說伊迪絲卻始終在苦苦尋覓著一個飄忽不定的答案：身為一名更自由更獨立的女性究竟意味著什麼？一邊是傳統且欲求不滿的男性，另外一邊是擺脫了不幸婚姻限制的全新戀愛理念的些許微光，一名女性在兩個世界的夾縫之間應當如何自處呢？這是一個棘手的兩難問題。在社會階層的頂層，通姦司空見慣，以至於情婦可以公然組織鄉間別墅的周末聚會。至於在工人階級當中，就像羅恩特里、布斯與其他觀察家們所展示的那樣，非婚生子女的數量很大，母親往往不敢肯定父親的身份。在上下壓力的共同作用下，中產階級更加頑固地固守著體面做派的理念。通姦者與未婚母親會被毫不留情地扔進社交生活的黑暗地帶。

理解這一困境的方法之一就是看一看離婚究竟會不會傷及當事人的名譽，這樣至少能夠讓一部分男性與女性擺脫令他們厭惡的關係。1890年，第二任羅素侯爵取了一位梅布爾.斯科特，但是兩人的婚姻並不幸福。梅布爾很快就搬回了娘家。十年之後羅素侯爵來到了美國內華達州，因為這裡是全世界唯一能讓他離婚的地方。然後他就在內華達州再婚了。這種做法在英國屬於違法行為。1901年他回到英國，立刻遭到審判並且以重婚罪名被捕入獄。他為自己進行了一番打動人心的辯護，推動了1903年《離婚法案》改革協會的成立以及1909年皇家委員會的成立。委員會當中還有若干名女性成員，儘管國王對此提出了抗議，因為在他看來委員會的研究目標「並不是一個女性意見能夠得以方便表達的題目。」阿諾德.本涅特在1915年創作的小說《天作之合》（Whom God Hath Joined）當中直接描寫了不幸婚姻的苦境與離婚法院的危險。「這是世界上最尋常不過的事情了！兩個人曾經相互關心，如今不再相互關心，第三個人插進了他們中間。既然他們已經不再相互關心，那麼憑什麼就容不下第三人呢？」這篇小說的高潮發生在陰森的倫敦斯特蘭德區離婚法庭上。「離婚法庭（對於旁觀者）具有隱秘而又無法抗拒的吸引力，這一點在滿心厭惡與驚懼的勞倫斯眼中逐漸變得明朗起來了……在這裡人們坦然承認一名男性總會『追求』其他女性，而女性也總會從他身邊逃開並且不停向後觀望，直到她不慎摔倒被俘為止……隱藏的恥辱被暴露在公眾眼前，讓看客們大飽眼福，每個人心中的獸性都在滿心歡喜地舔著嘴唇。」

當時還有兩位身陷失敗婚姻的名人。一位是托爾斯泰的英文譯者，英俊且留著一口美髯的阿爾莫.毛德，與他糾纏在一起的已婚女性當時是他的房東。這位女子是一位三十三歲的生物學家，也是英國最年輕的理科博士。她在德國留學期間曾與一位日本科學家陷入了熱烈但最終失敗的戀愛。此時她嫁給了一位脾氣很大的加拿大遺傳學家，此人是個徹底的陽痿患者。她非常想要投入阿爾莫.毛德的懷抱，但是就像羅素勛爵一樣發現自己無法離婚。就像許多女性一樣——包括她自己的母親——結婚之前她的性知識少得可憐，根本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因此有一天早上，本著科學研究的精神，她來到大英博物館閱覽室，借閱了每一本與女性有關的書。

接下來的半年時間裡，這位瑪麗.斯托普博士通讀了一大堆英文、法文與德文的性學論文與宣傳冊，還至少翻閱了一本鎖在色*情專櫃里的文章。其中最有用的一篇論文是哈維洛克.艾利斯的性研究。這一系列文章發表於1894到1910年之間，但是只有獲得醫生或者律師資質的男性才能閱讀（更不用說女性了）。艾利斯相信不能繼續將女性當成天使與白痴之間的存在，男性也要理解伴侶的性需求。陰道就像一把鎖，僅僅將鑰匙插進去還不夠。鎖芯必須經常潤滑保養，扭動鑰匙的方式也必須正確無誤，唯此才能順利開鎖。「最令人難忍的野蠻行為或許——而且經常——出自一名無知的丈夫。他在傷害妻子的時候還滿心相信自己正在履行『婚姻責任』。」斯托普慢慢積累了離婚所需的知識，證明了自己的婚姻「法律上無效」。但是當她離開圖書館回到倫敦大學學院教書的時候，他依舊等在那裡辱罵她。她說感到自己掉進了污水坑，承受了永久性的頭痛，還想到了自殺。

瑪麗.斯托普最終還是成功離婚了，儘管在此之前她與丈夫還要經歷了一系列可怕的爭吵，她本人也不得不離開倫敦——一戰爆發時她住在諾森伯蘭海灘上的一頂帳篷里，還被當地民兵當成了間諜。但是她的個人研究的真正成果是一本名為《已婚之愛》的書，這本書直到1918年才出版。此時她遇到了美國的計劃生育先鋒瑪格麗特.桑格。當時還是處女的斯托普對於避孕的具體操作一無所知，這兩名女性在費邊大廳見面之後一起去吃了一頓晚餐，一邊吃烤羊肉一邊討論避孕套的用法。斯托普將會成為無數女性的解放者，儘管她後來與桑格鬧翻了。日後她的觀點還會越來越奇怪，但是《已婚之愛》點燃了無數讀者的想像力。這些人都覺得受困在無性或者無愛的環境里，而斯托普說出了他們的心聲。想將婦女解放到選舉權之外的女性投票權運動領袖尤其為這本書大聲叫好。在私人信件與公開運動當中，在小說與醜聞纏身的報紙文章當中，關於性與性別的辯論越來越激烈了。不過這場辯論依然處於社會邊緣並且潛藏在表層之下。甚至絕大多數費邊社社員都維持著非常體面且傳統的婚姻。愛德華時代家庭生活的黑暗秘密——酗酒或者天性暴力的丈夫毆打妻子的行為、婚內強姦、無性婚姻以及男同騙婚——從來都不會得到公開討論，只有在信件與回憶錄中才會顯露一鱗半爪。但是越來越多的女性確實加入了勞動力，科學界對於人體生理學也確實有了越來越深入的了解，這兩項事實都不能用漂亮的辭藻遮掩過去。

當年的社會主義完全依賴未來的願景與夢想而不是現成的模型，而小說正是願景與夢想的關鍵表達方式。H.G.威爾斯將他的科幻小說背景設定在了薩里郡的沃金市。他也撰寫奇幻小說，但是其中的奇幻因素全都來自未來。而小說的雙腳則牢牢站在愛德華時期英格蘭的土地與硬化路面上。威爾斯是一位很積極的費邊社社會主義者，很快就成為了內斯比特-布蘭德夫婦家裡的常客。威爾斯就像當年的布蘭德一樣慾火熊熊，因此很快就和布蘭德與老鼠的女兒羅絲蒙德搞在了一起。八年之前那個悲慘的日子裡，羅絲蒙德意識到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如今身處熱戀當中的她乾脆女扮男裝與威爾斯一起私奔了。但是布蘭德在帕丁頓火車站攔截住了他們，並且將威爾斯從火車上拉下來一拳打倒在地。

此時的威爾斯早已經與其他費邊社成員在政治問題方面鬧得不可開交了，這起私奔事件導致的進一步爭吵更是聳人聽聞。威爾斯堅稱他想要將羅絲蒙德從罔顧人倫的父親手中解救出來。「我非常反對亂*倫，並且迫切地想讓羅絲蒙德遠離亂*倫的魔爪。為此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讓我本人將她擁入懷中。」他告訴蕭伯納，內斯比特與布蘭德夫婦苦心經營的家庭其實是「一座充滿謊言的地獄」。蕭伯納徒勞地試圖在開戰雙方之間相互說和，結果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的威爾斯毫不客氣地糊了他一臉。他越是想到蕭伯納，

「我就越是覺得你實在是一個不打折扣的維多利亞中產階級混蛋。你就像個饒舌的老處女一樣玩弄各種理念，但是一旦出現了布蘭德一家這樣的醜事，你就立刻顯露了原型。你滿腦子只知道因循守舊，你的判斷力與母雞相差無幾……事實上你就是一個沒骨氣的文人，整天只會多管閑事，在一個你不理解的世界裡逛來盪去說三道四。你根本不像我那樣了解鮮血、實質、情慾、失敗、恥辱、仇恨、愛與創造激情……接著逗人發笑去吧！」

儘管威爾斯的表現非常可恨，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他的話確實有理。但是理想主義者、素食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群體當中的男性獵艷情節這才僅僅開了個頭而已。

女性投票權運動時期偉大的小說之一就是威爾斯的《安.維尼羅卡》。這個故事的主角是一名聰慧但飽受挫折的年輕女科學家，她逃離了父親的掌控與郊區住所，試圖在倫敦自由生活。然後她就闖進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其中充斥著存心獵艷的男性——其中有一個人的形象與赫伯特.布蘭德出奇地相似——與咄咄逼人的女性。身為作者的威爾斯很了解這兩種人。在愛德華時期的倫敦，女性幾乎不可能自食其力而不受到威脅與侮辱。小說同樣雄辯地揭示了這一現狀，威爾斯對於費邊社一干人等的描述可謂窮形盡相，絲毫不留餘地。比方說小說里有一對谷普斯夫婦，他們不僅是素食主義者，而且只吃水果。谷普斯夫人既沒有子女也沒有僕役（在1909年單憑這一點就是神經不正常的證據），還為一份名為《新理念》的期刊撰稿，題材包括「素食烹飪、活體解剖、退化、泌乳、闌尾炎以及崇高思想……他們家的傢具都浸染著知識分子的氣息。」但是《安.維尼羅卡》很容易就會被人當成針對一位真實女性的虛構描繪，這位女性就是安珀.里弗斯（1）——她也是威爾斯最近得手的獵物。她滿頭黑髮，聰慧美麗，還沒完全成年的時候就贏得了「美杜莎」的綽號。此外她還是一名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與哲學家。她與威爾斯曾經熱切地在大樹下露天做愛，地上墊著一份《泰晤士報》，報紙上還刊載著流行小說作家漢弗萊.瓦德夫人抨擊當代背德行為的文章。也有人說摩擦著漢弗萊夫人的道德文章的光屁股實際上屬於威爾斯的另一位情人伊麗莎白.馮.安尼姆。致使情況更加複雜的是，沃德夫人在報紙上的攻擊指向了一位瑞貝卡.韋斯特，她本人後來也會成為威爾斯的情人。安珀後來懷上了威爾斯的孩子，她的另一位追求者同意娶她，免得她喪失名節。極其相似的情節後來也發生在了瑞貝卡身上（安珀、伊麗莎白與瑞貝卡日後都會成為小說作家）。上述情節與內斯比特-布蘭德夫婦家裡的爛攤子實在相似得有些讓人不舒服。

伊迪絲.內斯比特將婚外戀與咬牙容忍當成了自己的出路，其他人則通過維持不幸的婚姻來留存體面。這正是偉大的兒童小說作品背後的真實故事。內斯比特的大部分小說描寫得都是學校里的玩鬧，但是她筆下最優秀的作品全都充滿了細思恐極的設定。比方說在1906年出版的《鐵路邊的孩子們》當中，不僅有一位因為蒙冤入獄而缺席的父親，還有一位就像內斯比特一樣通過撰寫新聞稿來勉強維持生計的母親。此外書中還出現了一位流亡英國的俄國社會主義者，在現實生活中對應著內斯比特-布蘭德一家的朋友克魯泡特金。1902年出版的《五個孩子和一個怪物》不乏調侃地談到了費邊社的政治訴求。題目當中的怪物是一位史前沙精靈，具有滿足人們願望的法力。他懇求孩子們不要將自己的存在泄露給成年人，因為「他們會要求累進位所得稅，養老金，全體男性無差別投票權，免費的二級教育，以及其他各種無聊的東西。他們相信，只要得到了這一切，整個世界都會天翻地覆。」在1906年出版的《護身符的故事》當中，巴比倫女王穿越到了愛德華七世的倫敦，並且抱怨倫敦東區的奴隸們生活條件過於艱苦，「你們要是不小心，奴隸可是要造反的。」內斯比特與同時期其他作家的作品利用奇幻、魔法與充滿童真的奇觀抓住了讀者的注意力，因為他們身邊的成年人生活太危險，太難預料，太不公平，而且往往殘破不堪。兒童成為了成人世界失敗的明眼觀察者。

除非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採取兒童的視角，然後再採取一部分挑戰男性權威的堅韌自信的非凡女性的視角，否則就不可能徹底理解愛德華時代。並不令人意外的是，她們當中很多人都成了恨男者。例如在《安.維尼羅卡》當中，激進的女性投票權運動家米尼維爾小姐就是一個尖酸刻薄且反對性行為的人。她相信男人都是牲口，母性與懷孕是女性的災難。「我們正在照料子女的時候，他們趁機竊取了我們的權利與自由。子女讓我們淪為了奴隸，男性則利用了我們的劣勢……最早期的動物當中沒有雄性，一隻也沒有，科學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然後雄性就在較低下的物種當中出現了……在甲殼綱以及其他小型生物當中，雄性都是雌性的附庸，甚至還要寄生在雌性身上。」儘管性慾旺盛的威爾斯支持女性投票，但是你還是能夠聽到性別戰爭磨刀霍霍的聲音。實際上他並非危言聳聽，女權投票權運動家弗朗西絲.斯溫尼（2）相信男性精子有毒，男性性慾「是病態的贅生物而不是自然的衝動」。女權組織伊西絲聯盟則認為女性每四到五年才應當出於生育目的而進行一次性*交。克麗斯塔蓓爾.潘克赫斯特本人更是相信80%的男性人口都患有淋病並且必須加以約束。1913年她還針對這個題目寫了《禍根》（The Great Scourge）一書。愛德華時代的家庭當中充滿了各種怒火。

（1）Amber Reeves - Wikipedia

（2）Frances Swiney - 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