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殖民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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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非原創，轉載自公眾號「敦倫政經（ID：DonlonSE）"，轉載已經公眾號同意。原文作者rjx與元非，鏈接理解殖民遺產 | 敦倫政經學院。

導讀：今年的一起期刊撤稿風波引發了歐美學界對殖民主義遺產的激烈辯論。爭議停息之後，我們試圖對殖民主義遺產這一複雜問題進行冷靜的梳理。殖民活動通過制度、資源、文化等多種渠道影響殖民地的發展路徑，不同宗主國面對參差多態的殖民地環境，留下的遺產也各不相同。

2017年，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的政治科學系副教授Bruce Gilley在期刊Third World Quarterly發表題為The case for colonialism的文章。此文為近代西方殖民事業辯護，認為應當糾正「殖民主義在任何時候都是壞事」的觀點，強調殖民主義的歷史作用基本正面，並稱當今第三世界發展遲緩的原因之一就是殖民者撤離過於迅速。不出所料，Gilley (2017)遭遇了猛烈的輿論反彈，眾多學者聯署，最終成功迫使期刊同意撤稿。

如同眾多中肯的評論指出，The case for colonialism這篇短文存在眾多問題，包括錯誤引述文獻、論證武斷、邏輯混亂，實在不是一篇好的學術文章 [1]。然而針對Gilley(2017)的廣泛道德義憤和激進抗議，仍有其值得探討之處。Gilley 此文的主要目的在第一節介紹部分就說得很清楚：必須反思「殖民主義在何時何地都是壞事」的觀念。可能有挑刺者會說這是在批評稻草人。但無可否認的是，這一政治正確卻也足夠幼稚的觀念的確瀰漫在當代話語體系中，滲透進了很多人的頭腦，妨礙了理性平和的學術交流（以至於刊登此文的學報編輯收到了「嚴重而可信的人身暴力威脅」）。

Bruce Gilley 撤稿後，文章引起的爭議暫時平息。或許大家冷靜下來之後，才是討論與文章主旨本身相關的問題的好時機。對Gilley(2017)的普遍反對，彰顯了百多年來時代精神的變遷。中國人不假外求，就能在官方文獻中發現：馬克思讚許不列顛打破印度的舊制度，認為英國「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恩格斯支持美國佔領墨西哥領土，反問「富饒的加利福尼亞從對它毫無作為的懶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擺脫出來，這有什麼害處呢？」，還稱歷史上德語民族對斯拉夫地區的殖民是「最好的、值得感激的行為」 [2]。而時至今日，西方世界對殖民主義歷史立場的整體轉變，背後是對酷烈暴力手段的反感、對種族主義態度的摒棄、對「東方世界落後停滯」的簡單西方中心史觀的糾正、以及對「自己人」歷史過錯的反思，具有十分可貴的道德意義。但是，單純的道德反思並不能解決爭議中的一個重要的事實問題，即當今發展中國家的殖民主義遺產到底是否正面？

殖民遺產的作用機制探討

（一）

19世紀的歐洲人普遍覺得歐洲殖民主義會給殖民地帶來正面遺產。理由無他，就是因為歐洲「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自大航海時代以來，歐洲挾壓倒性的軍事技術征服廣大領土；工業革命之後，歐洲的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令人眼花繚亂。對比被認為「陷於停滯」的非歐洲世界，歐洲殖民者通過移植優秀的技術和制度，理應提升殖民地居民的福利，提升殖民地長期增長潛力。

殖民主義首先建立理性化官僚體制，提升國家能力 (state capacity)。構建理性化官僚體制被韋伯等著名學者認為是歐洲近代的一大突破。在長期陷於部落社會、缺乏國家傳統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殖民者引入的國家機構、培訓的中層官僚，構成了獨立後國家進行國族構建(Nation Building)的核心力量。即使對於官僚體制源遠流長的東方世界，西方殖民者引入的理性化官僚體制也體現了優越性。方德萬在《潮來潮去》中介紹了赫德希望藉助他一手打造的中國海關，成為清朝引入海外體制，改善本國政府績效的核心機構。Mattingly(2017)對被日本殖民時期的「滿洲國」和鄰近的蒙疆區做斷點回歸，發現藉以強效有能的官僚體制，日本殖民提升了當地的長期教育、衛生和經濟發展水平。

殖民主義還可以通過提升當地人力資本，改善殖民地的長期增長潛力。Bai and Kung (2014)利用庚子年「東南互保」形勢下避亂南下的新教傳教士做工具變數，發現傳教活動通過改善當地教育和醫療，顯著提升本地經濟發展水平。Waldinger(2017)發現，墨西哥歷史上的天主教佈道所有效提升了周邊區域的當今受教育水平，而努力為原住民提供平等教育機會的托缽修會，其佈道所密集分布區域的當今教育水平更高；注重殖民精英教育的耶穌會，其佈道所分布對當今教育水平無影響。Caicedo(2015)則研究在瓜拉尼地區傳教的耶穌會對當地人力資本的影響，發現耶穌會活動區域，二百五十年後的教育水平相比周邊區域提升15%，收入水平提升10%.

通過投入物質資本與基礎設施，殖民主義同樣留下了正面遺產。Dell and Olken (2017)對19世紀中期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印尼爪哇島建立的蔗糖種植加工體系 (Cultuurstelsel)的研究。通過對比蔗糖工廠周邊地區，和地理條件近似但未設立工廠的地區，發現如今前者的工業化、教育和家庭消費水平都更高。作者也發現，位於工廠4-7公里內的甘蔗種植區，即使是被強制改變農地用途，現今的教育、製造業仍然發展更好，收入水平更高。作者給出的解釋是：蔗糖工廠刺激了上下游關聯產業的發展，改善了周邊基建和居民人力資本投資，因此提升了本地經濟發展水平。Jedwab and Moradi (2015)以及Jedwab et al. (2017)發現，殖民地時期非洲的鐵路基建對當今的經濟活動集聚分布有重要影響。Donaldson (forthcoming)利用印度殖民地時期的數據發現，英屬印度建設的鐵路降低了沿線貿易成本，提升的沿線區域實際收入水平高達16%。

（二）

但是歐洲的先進技術和制度並不能確保殖民地，特別是土著居民自動享受相應的好處。殖民主義的一大壞處，就是它基本無法代表殖民地廣土眾民的根本利益。通過暴力攫取領土，來自宗主國的殖民者確保殖民地的統治秩序必須優先服務自己。例如，西屬美洲基於與宗主國西班牙的關係親疏，建立一套西班牙人-土著白人-混血人-原住民的歧視鏈，政治和經濟權利分配差異懸殊。缺乏土著居民的政治代表性有時會造成非常極端的惡果。梅斯奎塔等人在《獨裁者手冊》里特別舉出了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在本國推進民主改革，卻在個人領地剛果建立了空前殘暴的強制勞役制度，導致二十年里殖民地人口減少一千萬的案例；阿馬蒂亞·森提出了著名的「民主國家無饑荒」論斷，不幸被他當作對照組的，除了中國的「大躍進」後饑荒，就是英屬印度餓死三百萬人的1943年孟加拉饑荒；作為一個不那麼極端的例子，Williamson (2011)研究了第三世界的貧困與貿易之間的聯繫，發現在19世紀20-70年代，歐洲工業革命導致非歐洲經濟體的出口品向初級產品轉移。因此，第三世界去工業化從而無法享受工業知識積累的遞增規模報酬，國民收入向地租轉移導致收入分配惡化，國民經濟受初級品價格影響而波動增大，這些都拉大了第三世界與歐美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 [3]。Williamson還發現，殖民地的關稅保護水平總是弱於稍有自主權的獨立國家。

原住民政治代表性的缺乏，通過殖民者推行的制度持續影響當地之後的發展。Acemoglu et al. (2001)利用早期殖民者在當地的死亡率作為前殖民地現今制度的工具變數，發現殖民者死亡率能解釋前殖民地當今人均收入差異的很大一部分。這其中的機理是：殖民者死亡率較低的地區，定居當地的殖民者為了自身利益，願意建立保護產權的制度並加大本地投資；在殖民者死亡率較高的地區，殖民者無意定居當地，只想榨取原住民儘可能多的資源並轉移回宗主國。當初殖民者建立的制度延續至今，影響了前殖民地現今人均收入。Easterly and Levine (2016)年通過實證支持了Acemoglu的原初命題。這裡我們無意討論圍繞Acemoglu et al. (2001)的爭議，只想強調它背後的邏輯再好不過地說明了殖民地原住民的悲哀地位：殖民地是否建立良好制度要看是否對殖民者有利；殖民地即使確立善制，首先享受制度成果的也不是原住民。

經濟學家甚至通過實證研究，找出殖民主義貽害後世的具體微觀制度。Banerjee and Iyer (2005)發現，英屬印度實施地主包稅制（柴明達爾制zamindari）的地區，儘管獨立後經歷了土地改革，相對於其他地區，現今的農業投資和生產率顯著較低，健康和衛生投資也較低。原因是柴明達爾制增大了財富分配差異、賦予包稅地主專斷侵犯農民產權的政治權力，從而弱化了產權保護、增強了政治衝突、降低了社區互信。而Dell(2010)發現，在歷史上西屬美洲實施mita強制勞役的地區，相對於無mita勞役的地區，今日的家庭消費減少25%，同時兒童發育不良比例高6%。Dell檢驗了mita勞役制度起負面作用的不同機制，包括mita區域的土地制度（大莊園Haciendas的密度）、本地公共品（教育水平與公路網密度）、市場參與度（農業與非農就業參與、農產品出售比例），最後得出結論：mita制度起負面作用的主要機制在於mita區域強制推行的集體土地使用權阻礙了大地主的形成，從而降低了道路基建等公共品的有效供給。Dell強調：歷史上與大地產對立的，更多的是直面國家壓榨的小農，而非產權安全、地位穩固的近代被賦權農民。大地主儘管無意為農民謀福利，卻在客觀上保護小農少受國家壓榨，並增加了本地公共品供給。Banerjee and Iyer (2005)以及Dell (2010)這兩篇論文表明：研究殖民地發展軌跡，與其單純考察土地所有權的分配差異，不如討論國家權力與土地精英的嵌合與制衡關係。大地產可以成為保護農民免受國家殘酷壓榨的中間層，但在被國家賦予專斷政治權力之後，也會成為本地長遠發展的障礙。

（三）

殖民遺產問題的另一個複雜層面，是探究殖民者對本地文化傳統、行為規範的改造是否正面。除了最極端的文化多元主義者，沒人認為文化傳統完全無優劣之分。且不說阿茲特克的食人、印度的寡婦殉葬、當今世界部分地區女性割禮等文化實踐的駭人聽聞 [4]，就拿與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文化因素來說，數代學者一直正確指出，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勤勉、守時、節儉等個人習慣，以及非人格化、跨社區的信任關係，傳統社會中並不普遍。在個人習慣層面，DeSousa (2010)指出英屬印度當局不斷出台勞動法規，力圖將傳統勞動力規訓成守時、勤勉、高效的現代勞動力；並將帶有傳統種姓等級和社區禮俗色彩的勞資關係改造成資本主義按勞付酬的勞工關係。在社區文化層面，早期殖民主義的掠奪行為曾經嚴重損害部分區域的社區信任。例如Nunn and Wantchekon (2011)使用當代個體調研數據，發現歷史上受到奴隸貿易影響最重的非洲族群，當今的社會信任水平更低；Obikili(2016)也發現，大西洋奴隸貿易嚴重增大了非洲的政治分裂，甚至導致了社區層面的信任削減和政治權力割裂。正式殖民統治建立後，通過引入新制度，殖民主義部分改善了本地社區信任。Cagé and Rueda(2016)發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活動的新教傳教士，通過引入印刷機，有效提升了傳教站附近區域的當今社會信任和政治參與水平。

殖民主義對殖民地本地傳統文化的最大衝擊，是殖民主義現代性的引入。通過將殖民地農業導向面向世界市場的出口農產品生產，並建立城市引入製造業吸收外來勞力，殖民主義削弱了殖民地傳統的社區紐帶和人身依附關係，打破了貧苦農民基於互惠原則和生存權利的、對於社區互助的整套「道義經濟學」期望（斯科特，2013）；殖民官僚以打破落後舊制度、引入新知識為己任，無視地方性、非正式的傳統知識(metis)的價值，造成嚴重後果（斯科特，2012）。馬克思基於時代精神，可以無心理負擔地歌頌殖民主義摧毀舊世界的豐功偉業。21世紀的人回顧上世紀的種種史跡，不免多幾分保留。姑且不論「打破舊世界」過程的酷烈殘暴和相當一部分新制度（例如農業集體化）的低效，即使承認格雷夫（2008）所指出的，基於理性和個人主義的現代產權制度優於基於血緣、地緣的非正式社區自治制度，也不能得出人格化社區紐帶的破滅會自動帶來優越新制度的建立，並改善經濟績效和居民福利。時至今日，如何將現代性嵌入傳統制度和知識，在發揮雙方各自優勢的同時順利實現制度變遷，減少轉型代價，仍然是第三世界面臨的重大課題。對這一難題，極端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思路顯然過於樂觀了。

誰之統治，何種殖民？——殖民遺產的比較

了解了「殖民遺產」問題的相關理論，我們就可以對現實歷史中的殖民遺產作出一些合理推斷: 首先，殖民地只有儘可能避免最嚴重的屠殺和奴役，才有希望收割殖民的正面遺產。在原住民無政治代表權的條件下，這意味著宗主國必須有強效的國內輿論和政制約束，在對殖民地壓榨時有所忌憚；其次，宗主國對殖民地帶來的一大可見益處, 是留下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基礎設施等無法被殖民者攜走，可以為獨立後民族國家所用的「固定資產」。因此，留下「固定資產」越多的殖民地，之後發展越好；最後，越能夠將外來制度與本土社會嵌合，並發揮雙方優點的殖民地，發展潛力越大。

對比前殖民地當今經濟績效的相關文獻，大體證實了上述直覺推斷。首先，殖民宜遲不宜早。Feyrer and Sacerdote (2009)發現，從2000年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人均收入來看，歐洲啟蒙時代（以1700年作為分界點）之後開始的殖民比此前開始的殖民明顯更有好處。這可能是由於啟蒙時代之前，宗主國自身的政治體制都不夠優越，議會、法治和產權保護遠未成熟，對殖民地輸出的制度也就沒後來那樣文明。一般來說，越晚開始殖民的地方，對原住民的屠殺和奴隸制度就越少出現，殖民者幫助建立的地方自治和代議制政府也就越多，原住民的政治代表權越大，能夠享受的發展成果越多。

其次，在第一點的基礎上，被殖民的時間越長越好。Feyrer and Sacerdote 用幾大洋島嶼上的風速和風向作為工具變數來識別歐洲殖民統治時長對當代人均收入的影響，支持了這一論點。而 Grier (1999)考察63個前殖民地1961-1990年間的經濟增長，也得到了同樣的結論。這一被反覆印證的發現明顯與「殖民即剝削，殖民經歷對殖民地有長期負面影響」的流行看法相抵牾。殖民時間越長，宗主國越有動機在殖民地投資「固定資產」，通過建立先進的行政和稅收制度、修建鐵路等基礎設施、轉移國內工業資本、推行基礎教育和醫療，宗主國不僅確保自身從長期殖民中收穫效益，還有效提升了殖民地獨立時的國家能力、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基礎設施的水平，加惠後世。

最後，被誰殖民很重要。Grier發現這63個前殖民地中，被英國殖民的明顯優於被法國、西班牙殖民的國家或地區。他更具體地對比了英法兩國在非洲的前殖民地的經濟績效（將樣本縮小於非洲是由於法國的殖民地集中於此，有助於剔除英國在其他大洲那些治理高度成功的殖民地），發現英國前殖民地的年均增長仍然高於法國前殖民地1.38個百分點，這大部分可以由英國殖民地的較高教育水平來解釋。Cogneau and Moradi (2014)利用原德屬多哥蘭(Togoland)在一戰後被英法瓜分作為自然試驗，發現英法佔領區邊界兩側的識字率差異持續至今，原因是英國鼓勵傳教學校結合本土文化開展土著教育，而法國以同化土著為目的，推行國家壟斷教育，禁止傳教士辦學。這降低了教育投資，也削弱了教育效率。而 Feyrer and Sacerdote 對諸海島的研究結果是，英法荷的前殖民地表現不相上下，屬於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較差，最出色的宗主國則是美國。英、美殖民地的較佳表現，除了英美自由主義政體發展較早，殖民制度受到母國政治約束之外，還有可能是因為英美殖民地更注重保護殖民地本土知識。尤其是英國，在教育方面保護本土語言和文化，著重培育有本地社區責任感的公民，並且給很多殖民地留下較適應本土習俗的普通法法系，使得這些地區能夠更好地保護產權，從而為長期繁榮奠定了基礎 (La Porta et al., 2008)。

Gilley(2017)強調殖民者過早撤出影響了獨立後殖民地的後續發展。參考之前結論，不能不說Gilley有所洞見。殖民地獨立過程中能否儘可能轉變之前遺留的汲取性制度，提升國家能力，改善人力資本和基礎設施，是殖民地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某種程度上也是宗主國彌補歷史欠賬僅有的有效做法。英國在辛巴威獨立後承諾提供資金援助以實現對白人地主的和平土改，法國對原法屬西非提供貨幣支撐和區域安全，都是能有效提升前殖民地治理績效的政策案例。Carnegie and Marinov(2017)以歐盟理事會主席國的輪值制度作為自然實驗，並利用前宗主國擔任輪值主席國期間會藉此對自己的前殖民地增加援助這一機制，檢驗發現此類援助對受援國家的人權和民主狀況有積極作用。如果這一結論能夠在今後的研究中得到普遍驗證，那麼就說明前宗主國可以在殖民地現今發展中起到良性作用，留下儘可能多的「後殖民遺產」。

「殖民遺產」問題的總體評價

眾多文獻討論了近代殖民主義的不同遺產和表現。那麼，對於Bruce Gilley挑釁式提出，並且引起極大爭議的「殖民主義到底是好是壞」這個問題，有沒有確定的回答？綜合現有的證據，只能說沒有統一的答案。這不僅是因為如文獻所述，殖民主義的遺產是否正面是因時而異、因地而異的；更因為關心「殖民遺產是好是壞」這個問題的人，焦慮的實際上是一個更複雜的反事實問題，即「如果沒有殖民主義階段，原殖民地現在會發展得怎樣？」換言之，他們想了解，在一個平行世界，如果來自西方的現代性衝擊沒有軍事征服與殖民統治的選項，東方世界能自主選擇回應西方現代性衝擊的方式，他們現在會不會更好？考慮到歷史進程的巨大偶然性，只能做推測性的回答。

考察兩個例子可使讀者認識殖民遺產反事實問題的複雜性。印度經濟學家巴蘇在《政策制定的藝術》一書中，反駁印度獨立妨礙經濟增長的觀點。他說：自由化改革前的印度，即使僵化的經濟制度抑制了增長潛力，平均經濟增速也有3.5%, 遠高於20世紀上半葉英屬印度的平均經濟增速1-1.5%。然而，這仍然沒有回答關於殖民遺產的反事實問題：印度獨立時，國大黨繼承的大體統一的印度國土，以及自上而下的完整政府官僚建制，難道不是英屬印度的遺產？另外一個例子：非洲國家境內複雜的族群多樣性情況往往導致族群衝突，甚至造成種族屠殺，嚴重妨礙長期經濟增長 (Easterly and Levine, 1997)。無視族群邊界以經緯線劃分國界的西方殖民者難辭其咎。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國家體系的進程遠晚於歐亞大陸。如果沒有西方殖民主義，撒哈拉以南非洲自主進入國家時代的過程，會更少血腥嗎？單一國族認同更容易建立嗎？達荷美的人祭、班圖人伴隨種族清洗的南征，皆是至為不祥的徵兆。

對於馬克思及其同代人，東方世界的千年停滯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在他們看來，東方世界陷於歷史循環的悲劇，並且對外界進步缺乏興趣。西方殖民主義手段再酷烈，對於打破舊制度仍然是必要的。時至今日，學界當然已經摒棄「東方世界」落後停滯的片面印象。新清史作為學術思潮的最初旨趣之一，就是彰顯清朝作為「火藥帝國」 (Gunpowder Empire)自主近代化的潛力；對傳統社會特殊生產、生活方式的細緻研究（例如艾約博的《以竹為生》），也證實了傳統生產生活方式並非不具採納新技術、適應本地環境、在市場競爭中勝出的潛力；20世紀極權主義的嚴酷歷史，也提醒學者反思極端現代主義 (high modernism)蔑視本地社會歷史傳統和地理人文環境、秉持簡單線性進步史觀、迷信高端科技改造自然能力的發展方式。更關鍵的是，不少文獻已經發現，殖民遺產固然對後世發展有重要影響，但前殖民時期的本地制度也有不容小覷的頑強生命力。前文提到的Dell (2010)證實秘魯mita勞役制度的長期負面影響，但歷史學家也會提醒我們，西班牙殖民者利用的mita制度是印加帝國的現成遺產；Michalopoulos and Papaioannou (2013)也發現，非洲殖民前族群政治體制更複雜的地區，現今發展水平更高；Dell et al. (2015)採用斷點回歸方法發現，歷史上被越南各王朝長期統治，通過中原式官僚制度治理的那部分越南領土，相對於近代才被越南從高棉兼并的領土，不僅居民現代生活水平更高，而且地方政府治理與公民社會表現都較強。

Dell et al. (2015)描繪的歷史圖像揭示了殖民遺產問題的複雜圖景。挾近代科技與制度而來的法國殖民者沒能抹殺越南傳統制度的地理差異和歷史影響，而被證實對越南現今發展有正面影響的中原官僚制度，則是漢、唐以來中原王朝對越南北方地區長期統治的遺產。如果沒有忌諱，完全可以稱其為古代的殖民主義。以中原殖民主義受害者自居的越南歷代王朝，也在周邊建立了自己的亞朝貢體系，自比華夏征蠻夷，持續侵攻佔婆等小國，將中原式官僚體制傳播到歷史上從不曾屬於中原王朝的那部分越南。那麼，Dell et al. (2015)討論的到底是前殖民制度還是殖民制度的遺產呢？也許沒必要區分。如果只是單純討論作為族群間暴力征服與統治的「殖民主義」，那麼近代歐洲殖民主義毫不特殊。人類歷史布滿暴力衝突(Pinker, 2011)，並且暴力征服與統治幾乎是文明社會和國家誕生的必經之路。在近代殖民主義前數千年，基於征服的帝國統治來了又走。身處一個次優世界，若以本地完全自主發展作對照，來對西方近代殖民主義的遺產作反事實研究，這也許過於奢侈，能比較的實際是一種殖民主義和另一種殖民主義。正如馬克思所說，「問題並不在於英國是否有權利來征服印度，而在於印度被不列顛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國人征服好些。」 [5]

當然，這並不能用以論證對西方殖民主義遺產的研究和反思不重要。作為人類史上較近的一波殖民浪潮，憑藉著優秀制度與技術，西方殖民主義的統治廣度和深度，都達到以往殖民者難望項背的巔峰，即使在其高潮過後，還對20世紀的歷史巨浪影響深遠。時至今日，第三世界的國族構建、中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發達國家的外來移民、政治思想界的種族主義潛流與多元文化主義爭論，無一不是浸透著西方殖民事業的複雜遺產。對殖民遺產的探討，直到第三世界發掘殖民主義的正面遺產、克服殖民主義的負面影響、建立自身的良好制度、實現對先進國家的發展的追趕之前，都將長期不失其「當代性」。

注釋

[1] 對於Gilley此文的問題，讀者可以參考一篇」The Case Against 『The Case for Colonialism』 」 http://duckofminerva.com/2017/09/the-case-against-the-case-for-colonialism.html。

[2] 馬克思的原文引自《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恩格斯的兩句原文引自《民主的泛斯拉夫主義》。

[3] 為避免讀者誤解他無條件支持貿易保護主義，Williamson在書中特彆強調，19世紀第三世界與工業化國家的貿易仍然提升了當地的經濟增長速度，只是與歐洲國家的發展速度拉開了差距；進入20世紀後，隨著要素成本的變動，貿易保護主義不再是經濟發展的良好戰略。

[4] 昆廷?斯金納在《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中提醒我們，在16世紀的西班牙，恰恰是反宗教改革、反人文主義的著名多明我會學者，如比托利亞(Francisco Vitoria)、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等，堅持為印第安人的政治權利和文化傳統（甚至包括食人習俗）辯護，否認西班牙有征服和統治美洲土著的權力。

[5] 馬克思的原文引自《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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