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鴨子他媽的會游泳嗎？

如果說有一個人能夠象徵兩次大戰間期的英國資本主義，那麼此人只能是做派誇張滿嘴美髯的蒙塔古.諾曼爵士（1）。從1920年到1944年他一直掌管著英格蘭銀行。諾曼的造型看上去不太像是銀行家，更像是個放蕩不羈的畫家。他很喜歡身披斗篷微服出行，而且對靈修主義很感興趣。他曾經信誓旦旦地向一位同事宣稱自己會穿牆術。他的人脈很廣，與金融城裡的商業銀行家家族以及伊頓出身的老派股票掮客們交情甚篤。英國的政客在諾曼面前都抱有三分敬畏之心（而諾曼對於政客的看法則十分低下）。其他銀行家同行認為他是個富有魅力的人，作風有些陰柔且愛慕虛榮，性情不太穩定且很容易神經崩潰。但是他實際上是一個意志如鋼且說一不二的人。在主政期間他始終維持著英格蘭銀行的獨立性，將財政部的干涉擋在門外。每當議員們壯著膽子質問他為什麼要做出某項決策的時候，他都會誇口道他做決策靠的是本能而不是事實。他之所以說話管用，是因為他全心相信戰前的金本位金融體系。自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世界貿易長期繁榮正是依靠金本位體系支持的。英國是金本位的領頭人，美國、大部分歐洲國家、日本以及英國屬地都是這一體系的熱情成員。通過將上述各國貨幣的價格與定量的黃金掛鉤並且自由交易黃金，貿易變得更加便利，某一國的物價變動也能通過進出口傳達到其他國家。但是這樣一來，假如某國的經濟出現了麻煩，政府也沒有多少閃避空間了。

假如某個金本位國家的政府開支太高，就不得不提升利率，否則投資者就會拋售該國貨幣換取黃金。因此最成功的的國家也是手中黃金最多的國家。一戰的衝擊已經毀滅了金本位。戰爭結束後，經濟崛起的美國掌握了全世界40%的黃金儲備。為了作戰而大量借款的英國處境則岌岌可危。但是諾曼卻認為英鎊應當重新與黃金掛鉤——這也是金融城裡大多數人的看法——從而讓英國與英國銀行重新佔據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諾曼相信，回歸金本位首先事關道德，其次能抑制通貨膨脹，最後也是符合常識且「忠實盡責」的做法。正如我們將要見到的那樣，「重返金本位」是這個時代的最大爭議之一，今天我們普遍認為這一做法導致了慘重的經濟災難。這件事將會把丘吉爾牽涉其中並且永久性地抹黑他的名聲。但是諾曼的征程並未到此為止，因為英格蘭銀行還成功推行了一套很不注重英國製造業的經濟理念。批評家們指責金融城未能支持國家。有一位商業銀行家表示，自己「總是會被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與其所在國家的工業之間缺乏聯繫的程度嚇得目瞪口呆。」很多人都認為正是因為金融與實業的緊密結合才使得德國能夠躍進式地發展出這麼多新興工業技術，美國鋼鐵行業也正是因此才興旺起來的，而英國的工廠也正是因為這方面的欠缺而百弊叢生。換句話說金融城對英國造成了雙重的負面影響，首先為體弱無力的英國套上了一件極其不舒服的金融束縛衣，其次又未能為老舊的英國工業提供急需的資本。等到經濟風暴終於來臨的時候，諾曼正好站在風口上。這一回無論是斗篷還是穿牆術都沒辦法讓他安然藏身了。

在二十年代初期的英國政壇，貿易保護主義托利黨與自由貿易自由黨之間的舊日戰線已經遭到了全新戰線的取代。如今的對陣雙方是支持資本主義的保守黨與社會主義者，而自由黨則會被擠出人們的視野。在此之前，英國經歷了一場激烈的三黨大選。1918年勞合.喬治憑藉擔任戰時領袖的政治資本輕鬆取勝，然後又在1922年遭到了迎頭痛擊。鮑德溫取代垂死的博納.勞成為保守黨首相之後決定在1923年底再次舉行大選。他的競選綱領內容包括重新推行帝國保護政策，這樣做的部分原因在於他聽說勞合.喬治也打算這麼辦。用鮑德溫自己的話來說，他打算「讓老山羊吃癟」。甚至就連羊毛紡織這樣的傳統強勢英國工業如今都在呼籲政府伸出援手。但是英國公眾不喜歡不必要的選舉，於是鮑德溫本人反而吃了一癟，工黨也首次以少數黨的身份短暫地品嘗到了權力的滋味。然後鮑德溫又搞掉了工黨並且1924年再次發動大選，這一次托利黨贏得了結結實實的五年執政期。這一時期的英國政壇面臨著兩大問題：工黨究竟能否獨立於俄國與本土革命者的影響，成為議會政治當中的常規力量？保守黨政府能否在最艱難的時期妥善施政，能否代表無論貧富的全體英國國民的利益？雖說鮑德溫是保守黨黨首，但是在回答第二個問題的時候還是丘吉爾起到了遠遠超過任何其他人的重要作用。

抱病在身的丘吉爾在1922年丟掉了自己的議席，第二年他又在蘭開斯特再次競選落敗。他依然牢牢抓著早已崩潰的自由黨路線不肯鬆手，以至於不惜耗費精力攻擊鮑德溫。不過此時他已經找到了另一個值得全力應戰的死敵，也就是社會主義。他反對社會主義不僅出於真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出於算計，因為這樣做等於為自己日後重返保守黨找了個台階，而重返保守黨也就意味著重新接觸到了權力。1924年3月他以「反社會主義獨立參選人」的身份參加了威斯敏斯特的遞補選舉。他的參選主題就是抨擊工黨向俄國人借貸的做法。「我們的麵包餵養了布爾什維克的毒蛇；我們向各國的外人大撒援助……但是散布在四海之外的英國女兒們……卻只能得到冷漠、反感與輕忽的冰冷石塊。」在一群多姿多彩的政治密友的支持下，丘吉爾將這次競選變成了一場嘉年華會。他後來回憶道，「我開始接受各種各樣的幫助。公爵，賽馬騎師，職業拳擊手，廷臣、演員以及商人之間養成了親密的同黨情誼。達利劇院的合唱團姑娘們徹夜不眠地為我在競選信封上填寫地址並且寄送出去。」托利黨人對於丘吉爾依舊疑心重重，黨內對他的看法很不一致。威斯敏斯特是托利黨手中最保險的席位之一，是否應當將這個席位交給丘吉爾的問題使得托利黨分裂成了意見相左的兩派。足有二十五名托利黨議員公開支持丘吉爾而不是托利黨候選人。到最後托利黨候選人以四十三票之差贏得了選戰勝利，但丘吉爾也取得了輸人不輸陣的成果。同年晚些時候他正式回歸了托利黨，又在1924年大選當中成為了托利黨 埃平議員。日後丘吉爾曾經洋洋自得地宣稱，改換門庭誰都會，來回改換門庭才是高手的做派。

丘吉爾興許結束了為期二十年的自由黨政治生涯，但是他對於社會改革的熱情卻沒有減退。從此時起到他在1940年高調回歸為止，他的政策立場始終處於里外不是人的尷尬境地。他對於社會問題的看法——尤其是社保與失業救濟——對於死硬派托利黨而言口味實在太重，而這批人卻又在外交與帝國事務問題上與他保持一致。在主流托利黨員看來，丘吉爾有時過於左傾，有時又過於右傾，但無論何時他都是混跡在食草牧群當中的食肉動物，整天張牙舞爪躁動不安。只有等到希特勒掌權之後他身上的矛盾才得到解決。與此同時又發生了一件令丘吉爾喜出望外的大好事：新任首相居然任命他擔任了財長。求官心切的丘吉爾一直在挖空心思琢磨首相會用怎樣的一官半職來打發自己，以及自己該不該應承下來。當鮑德溫問他是否願意擔任財長的時候，「我當時就想反問一句，『鴨子他媽的會游泳嗎？』但是鑒於當時我正身處於一場正式而又重要的談話當中，我實際上是這樣回答的：『這一職位完全能夠滿足我的抱負。我依然保留著家父當年擔任財長時穿過的長袍。能在這個非凡的部門為您效力是我的榮幸。』」

成為財長之後丘吉爾很快就遭遇了帝國光華掩蓋下的醜陋事實：英國的實際國力正在衰退，只是外人一時半會還看不出來而已。他迫切地試圖引進失業保險，還試圖通過向中產階級減稅來振興工業。但是他手裡的錢總是不夠花——除非他捨得下狠心大幅削減軍費開支，尤其是皇家海軍的軍費開支。近幾年來有好些歷史學家對丘吉爾的所謂「綏靖時期」大加鞭笞。他在這一時期督促軍方放棄或推遲了好幾項主力戰艦製造計劃以及其他好幾項軍工項目，這些計劃與項目如果全部上馬，日後新加坡淪陷於日軍之手這樣的軍事羞辱則很可能得到避免。不過身為財長的丘吉爾自然有他的道理。他堅持了一項1919年確立的原則，既財長考慮軍費開支的前提假設是未來十年之內都不會遭遇大規模軍事衝突。這條被日後各位財長們依樣奉行的十年法則確實是英國的武備在1940年如此鬆懈的原因之一。丘吉爾從來都不是和平主義者，他相信空軍力量與此時尚未發明的高科技新式武器將會令戰爭形態徹底改頭換面。因此他的心思確實沒有放在軍備上面。他並不忌諱主張綏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撫平階級之間貧富差異的苦果」。孤兒寡婦應當得到撫恤，養老金髮放年齡應當提前，醫保體系應當儘快落實——他希望將節省下來的軍費花在這些方面。鑒於他堅定相信社會主義才是英國的頭號死敵，這條攘外必先安內的財政路線很難說是思慮不周的產物。

那麼為什麼今人心目中的丘吉爾總是擺著一副整天破口痛罵工黨鼠輩的死硬嘴臉呢？誠然，他對於一切形式的社會主義都發動過怒火中燒且惡意十足的攻訐，但是就國內政治而言，在他擔任財長期間做出的最能敗壞個人聲譽的決定還是在1925年讓英國回歸了金本位，按照戰前英鎊對美元的匯率來決定英鎊的價值。不僅只有諾曼與金融城大佬們支持這一決定，事實上1925年英國幾乎所有的公共意見領袖們都支持丘吉爾回歸傳統，拾起久經考驗的原則，重新擁抱明晰且可預測的世界貿易體系。用丘吉爾自己的話來說，與其說英國將自己與黃金鎖定在了一起，倒不如說她將自己與現實鎖定在了一起。問題在於英國經濟的麻煩有多大以及枷鎖本身會造成怎樣的痛苦。在一戰期間，紐約一躍成為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新興中心。回歸戰前匯率的決策叛逆而又驕傲地主張了英國的意志力與重要性，但是英國的出口商品將會因此變得更加昂貴，維繫著眾多就業崗位的老舊英國工業體系也會遭到進一步損害。1880年的良政到了1930年就算不得良政了。

丘吉爾本能地清楚這一點。他在論述詳盡的長篇信件當中挑戰了各位財政顧問的觀點。他指出一方面英國消費者面臨著商品短缺的局面，另一方面英國的就業形勢又很不好看。「社區缺乏商品，一百二十五萬人又找不著活干。」良好的經濟必然意味著解決這兩個問題。回歸金本位是否會導致失業率急劇上升呢？用丘吉爾的話來說，「我希望看到不那麼驕傲的金融業與更加安心的工業。」人們常說道理越辯越明，於是丘吉爾安排了一場晚宴，請來了兩位最優秀的反金本位思想家，一位是新銳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另一位是前任自由黨財長雷金納德.麥肯納，讓他們與支持金本位的托利黨人一較高下。最後麥肯納意識到了丘吉爾承擔著怎樣的政治壓力，於是告訴丘吉爾回歸金本位的確是不得不然的選擇，不過「這樣做就好比下地獄。」

接下來的英國經濟就算沒有直接下地獄，至少也在煉獄裡走了一遭。這一年晚些時候凱恩斯撰寫了著名的《論丘吉爾先生政策的經濟後果》，極力攻擊丘吉爾的決策，但是凱恩斯當時尚未打入主流，他的聲音也得不到應和。1931年的經濟危機迫使英國再次放棄了金本位，人們都指責丘吉爾的這次實驗是英國陷入困境的罪魁禍首。丘吉爾也日益背負上了冷血無情迫害工人的托利黨兇徒的惡名。但是身為財長的丘吉爾確實針對正統經濟理論發動過不亞於任何前任與繼任者的挑戰，而且金本位起到的作用也很難說就當真那麼一錘定音。英國重工業的投資與管理水平都很低下，正在日益受到新近完成工業化的更大國家的挑戰。此外英國還正在花費不成比例的巨額金錢來捍衛一個帶不來多少經濟收益的龐大帝國。這些狀況與恢復金本位一樣都是涉及國本的問題。這套世界經濟體系的確為戰前世界創造了大量財富，但是此時早已沒了用場，理應被英國留在弗蘭德斯戰場上等死。事實上金本位卻暫時遭到了召喚回魂的待遇，而這一企圖的失敗從一開始就註定了。

（1）Montagu Norman, 1st Baron Nor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