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有那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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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長征有那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說說長征中的程子華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歌的來歷。

1934年6月，中央決定派時任中央蘇區粵贛軍區紅22師師長的程子華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工作。臨行前，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與他談話，告訴他「中央決定紅軍主力要作戰略轉移，去建立新的根據地」，要程子華將這個指示傳達給鄂豫皖省委和當地紅軍。程子華奉命離開瑞金，經過幾度輾轉，於當年10月到達了鄂豫皖蘇區。當時在鄂豫皖地區堅持戰鬥的是由紅四方面軍留下的紅25軍，由徐寶珊、吳煥先、徐海東等人領導。鄂豫皖省委書記徐寶珊在花山寨主持召開會議，由程子華傳達中央指示精神，決定紅25軍實行戰略轉移。另外又開了一次人事改組會議，任命程子華擔任紅25軍軍長，原軍長徐海東降為副軍長，原政委吳煥先不變。程子華沒參加這次會議，得到通知後很是意外，便提出自己可任軍參謀長，不宜當軍長。而徐寶珊則一力堅持，程子華便服從了。這一任命顯示出了鄂豫皖省委及紅25軍對中央的信任和尊重，當然也有一部分是另外的原因。自從紅四方面軍主力西征川陝後，紅25軍已獨立戰鬥了近兩年，有勝有敗，分分合合，但根據地卻是越打越小，越打越窮。中央先前就建議在敵強我弱的嚴重形勢下，紅25軍可跳到外線去開闢新的根據地。但由於蘇區幾位主要領導人的意見不統一，以致遲遲未能行動。這次程子華帶來了中央的指示，紅25軍實行戰略轉移已成為必然。為了進一步消除決策和行動上的阻力，徐寶珊才堅持進行人事必組，要程子華就任紅25軍軍長，這也是一份良苦的用心。徐寶珊當時已身體染病，越來越重，他很需要程子華這位中央派遣大員的幫助，以協調紅25軍領導層之中的矛盾。

不過，紅25軍的絕對領導核心始終是鄂豫皖蘇區創始人之一的吳煥先，其次則是勇猛善戰的徐海東。加上紅25軍組成人員平均年齡還不到20歲，血氣方剛，山頭主義色彩濃厚，對吳煥先很是崇拜，非常排外。程子華作為一個外來戶，本身又不是很攬權的人，可想而知他能在軍中建立起什麼威望。1934年11月16日，紅25軍2900餘人離開鄂豫皖開始長征。程子華在傳達中央指示時曾講了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意見，說紅25軍可去陝西，與紅四方面軍創建的川陝蘇區連接起來。因此，紅25軍長征的方向就是向西北到陝西。

12月初，紅25軍進入陝南地區。到庾家河時召開會議決定下一步的行動，不料卻遭到了國民黨軍的突襲。戰鬥中徐海東頭部中彈負重傷，程子華的雙手也被一顆子彈貫穿，結果正副軍長同時倒下。徐寶珊這時也病得越來越重，軍政委吳煥先就一個人承擔了全軍的主要指揮責任。這個人軍政雙優，能力很強，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是紅25軍的靈魂人物。當時紅25軍政治部主任鄭位三等人提出要入川去找老部隊紅四方面軍，開會時一度吵得很激烈。徐寶珊和吳煥先都認為去四川重山遠隔，前途渺茫，不如留在陝南開闢根據地，可同時連接川陝、陝北和鄂豫皖，可進可退，照應四方。在徐寶珊的支持下，吳煥先大刀闊斧開展工作，指揮部隊打退了國民黨軍的圍剿，又一手主抓先後在藍田、山陽、鎮安、柞水、鄖西、華陽、洛南、商縣、商南、盧氏地區創建了鄂豫陝蘇區，最大時轄有18個縣境，人口達50萬。

1935年4月中旬，徐寶珊抱病在藍田縣葛牌鎮主持召開會議，組建了中共鄂豫陝省委，由徐寶珊任省委書記，吳煥先為省委副書記。會議結束不久，徐寶珊就因病情惡化去世了。吳煥先代理了鄂豫陝省委書記職務，并力排眾議再次否決了入川的意見。當時張學良的東北軍正相繼進入陝西「剿共」，與楊虎城第17路軍聯合發起對鄂豫陝蘇區的第二次「圍剿」，陝南的壓力在持續增大。吳煥先通過多種渠道得知陝北還有劉志丹等人創建的一塊蘇區和紅軍，因此有了去陝北的想法。這樣既可以有一個新的落腳地，也便於靠近抗日前線及與中央取得聯繫。不久，輾轉於上海、武漢、西安黨組織間的地下交通員到了陝南，帶來了文件和報紙。吳煥先、程子華、徐海東、戴季英等人由此得知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已在川西會合，並繼續北上的消息。他們進行了研究，鑒於敵情嚴重，決定向陝北發展，並可配合紅軍主力北上。1935年7月，鄂豫陝省委決定留下鄭位三、陳先瑞領導遊擊武裝在當地堅持鬥爭，吳煥先、程子華、徐海東等率紅25軍繼續北上。由於直接去陝北受敵情威脅較大，故決定先西進甘肅，繞行隴東北上陝北。在北上過程中，紅25軍截斷西（安）蘭（州）公路達18天，威脅了敵軍後方，迫使陝甘兩地的國民黨軍抽調兵力去對付他們，在客觀上起到了牽制敵軍的效果，有利於主力紅軍北上。在後來的歷史敘述中，說紅25軍西進甘肅目的是要直逼敵人後方，以配合中央紅軍北上，這就略有些拔高了。

這一期間，程子華是受了活罪。他剛剛上任29天就負了傷，連幹部還都認不全，已經夠倒霉。而且雙手負的傷又挺彆扭，幹不了活，騎不了馬，很是折騰人。加上失血過多，缺醫少葯，傷口化膿潰爛，只好用鹽水煮了布條來回蹭消毒，非常痛苦。由於傷口發炎感染，程子華時常昏迷不醒，只好被擔架抬著行軍。程子華醒過來後，幾次要求醫生給他截肢，認為這樣能好得快些。然而紅25軍醫院院長錢信忠不同意，堅持採用保守療法。最後程子華的雙手終於保住了，但也落下了殘疾，形狀像雞爪子一樣。錢信忠還精心處理了徐海東的傷口，只用了兩個月就使他恢復了健康。立了大功的錢信忠在建國後成為了衛生部副部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在行軍途中，程子華還一路向紅25軍指戰員講解中央紅軍的戰鬥事績和軍政建設，特別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引起了官兵們的濃興趣。後來到了陝北，紅25軍與陝北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部隊得到擴大。為了對新兵進行紀律教育，紅十五軍團政治部民運部部長程坦就根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例編寫歌詞，並用曾在鄂豫皖地區流傳的民歌《土地革命已經成功了》（其前身來源於北洋軍直系軍歌《大帥練兵》和《民主立憲》）的音調填曲，由此創作出了日後唱遍全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歌。

1935年8月，紅25軍奪兩當，攻天水，克秦安，進隆德，翻越六盤山，直逼平涼。8月21日，在甘肅涇川縣四坡村附近渡涇河支流時與敵軍遭遇，部隊被截為兩段。危急時刻，吳煥先手掄大刀就衝上火線指揮，不幸在戰鬥中中彈犧牲，時年28歲。其後，徐海東升任軍長，程子華改任軍政委，同時被提名代理鄂豫陝省委書記的職務。又過了17天，紅25軍到達了陝北蘇區保安縣的豹子川，並與陝甘邊黨組織取得了聯繫。9月15日，紅25軍到達延川縣永坪鎮，次日同劉志丹、高崗領導的紅26、27軍會師，勝利結束了10個月的長征。此時，紅25軍還有3700多人，在陝南留下的游擊武裝（已組建為紅74師）也有700人，因而成為了四支參加長征的主力紅軍中唯一人員不減反增的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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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把重病的周恩來抬出草地？

過草地是紅軍長征途中最為艱苦的一段歷程。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紅軍官兵懷著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著嚴明的紀律和樂觀向上的革命精神，同甘共苦，團結互助，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戰勝了各種艱難困苦，終於走出草地。蕭華在《長征組歌》中寫道：「風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饑志越堅。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於天。」這是紅軍將士以超人的意志力量戰勝茫茫草地的真實寫照。

　　過草地時，紅軍官兵為援救同志寧可犧牲自己的感人事迹不勝枚舉。其中，紅軍將士抬著重病的周恩來過草地的故事就更為感人。那麼，具體是誰把周恩來抬出草地的呢？

　　長征中，周恩來工作特別忙碌。楊尚昆曾回憶說：「長征中的恩來同志，也和在中央蘇區一樣，軍委的主要責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駐地，就叫人架起電線，接收各軍團的電報。同時，掛起地圖，以便觀察和抉擇行軍、作戰的路線。然後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況來齊後，經過分析研究和請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戰命令、下達行軍路線，直到向各軍團的電報都發出後，他才睡覺。本來劉伯承同志是總參謀長，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來同志不要他起草作戰命令，而由自己承擔起來。」由於長期勞累，特別是睡眠不足，周恩來身體非常疲乏，有時騎在馬上也會睡著，容易摔下馬來。為防不測，他常常步行，以驅除睡意。

　　到達川西毛兒蓋後，周恩來因疲勞過度、營養不足，再加上自然環境惡劣，身體終於支持不住病倒了，連續高燒４０攝氏度不退，多日昏迷不醒，不能進食。醫生最初當作長征路上的多發病——瘧疾來治。經檢查，發現他肝部腫大，確診是肝炎，已變成肝膿瘍，急需排膿。但在當時環境下無法消毒，根本沒條件做穿刺或開刀手術，只能採取保守療法。由於缺醫少葯，戰士找來冰塊敷在他的肝部，用局部冷凍的方法降低體溫，控制炎症發展，引導向下排膿。終於，周恩來排出了膿，高燒也漸漸消退，身體慢慢好起來。

　　離開毛兒蓋準備過草地時，周恩來的病情已漸漸好轉，但由於連續高燒、五六天沒吃東西，身體極度虛弱，不要說過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走也十分困難。

　　毛澤東非常著急，一再囑咐彭德懷：「周副主席不能再騎馬了，要組織力量抬著他順利過草地，不能有半點閃失。」

　　彭德懷當即組織擔架隊抬周恩來過草地。擔架隊是從運送迫擊炮的戰士中抽調的。彭德懷下了死命令：「把帶不走的迫擊炮埋掉，寧可損失一百門大炮，也要把周恩來抬出去。」幹部團團長陳賡自告奮勇當擔架隊隊長，兵站部部長兼政委楊立三見人手不夠，也主動加入擔架隊。

　　同志們抬著周恩來，向著荒無人煙的大草地進發。茫茫草地，一望無際，遍地是水草沼澤泥潭，根本沒有路。人和馬必須踏著草甸走，從一個草甸跨到另一個草甸跳躍前進。抬著擔架在草地上行軍極端困難，腳底下要時時留意一個個泥潭，稍不小心踩進去就很難拔出來。

　　草地天氣變化無常，時而狂風四起、大雨滂沱，時而漫天飛雪、冰雹驟降。經過長途跋涉，紅軍戰士缺衣少食，凍餓交加，體質都非常虛弱。周恩來不忍心看到同志們雙肩磨破、步履艱難地抬著自己，多次要掙扎著爬下擔架自己走，又一次次被戰友們按倒在擔架上。就這樣，大家頂風冒雨，深一腳、淺一腳，抬了６天６夜，硬是把周恩來抬出了茫茫草地。這種深厚的戰友情誼是生死攸關時刻的扶持，是真誠無私的幫助，讓周恩來終生難以忘懷。

　　１９５４年，楊立三病逝。周恩來在追悼會上回憶起過草地時的情景時泣不成聲，在場的同志無不為之動容。他不顧大家的勸阻，親自為楊立三抬棺送葬。周恩來說，當初是立三把自己從草地中抬出來的，現在要送他這一程。

　　１９６１年，陳賡在上海病逝，周恩來親筆題寫了「陳賡同志之骨灰」，讓鄧穎超送給陳賡夫人傅涯，用以雕刻在骨灰盒外罩上，表達了周恩來與陳賡之間深厚的戰友情誼。

《大公報》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

紅軍長征究竟要向哪裡去，當時紅軍根本沒有確切的目標，最早也沒有去陝北的計劃。有去中蘇蒙邊界的計劃。但一份《大公報》成為了轉折點。

1935年9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到達哈達鋪，從幾張在郵政代辦所發現的報紙上得知陝北有紅軍活動的消息，立刻作出了把長征落腳點放在陝北的重大決策。

1935年9月15日出版的《大公報》

如果當時沒有這張《大公報》，仍按原定計划去中蘇蒙邊界的話，是否全軍覆沒不敢說，極有可能紅軍將遭到巨大損失。後來的西路軍證明了去往這一地區將遭到失敗，1936年底，不死心的紅軍還是想到達蘇聯邊界地區，紅四方面軍部分主力（約一半）加上紅一方面軍紅五軍團組成「西路軍」，約兩萬人，在虎豹口度過黃河之後，向甘肅河西地區前進，打通對蘇聯的國際交通線失敗，全軍僅剩四百餘人，在李先念等人的帶領下，到達新疆星星峽，被新疆軍閥盛世才繳械投降。

這給我們帶來的哲學意義是：必然性存在於偶然性中並通過大量偶然性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