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運動無一不是以犧牲孩子的童年為代價

作者:詹姆斯·杜布森

幾年前我(杜布森)在白宮的一次會議上演講,與會的另一位演講者是來自哈佛大學的精神病學家阿曼德?尼科里博士。和我一樣,他那天的主題也是關於美國家庭的狀況。尼科里博士解釋了一種把我們隔離開來的疲憊生活是如何產生與離婚幾乎相當的影響的。美國的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要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父母少。其結果是:沒有人在家裡滿足孤獨的學齡前兒童和掛鑰匙兒童的需要。尼科里博士強調指出,父母和孩子關係的中斷與我們現在觀察到的精神病問題的增加之間有不可否認的關係。「如果這一趨勢繼續下去的話,」他說,「嚴重的民族健康問題將不可避免。」如果離婚、虐待兒童、猥褻兒童以及忽視兒童等現象繼續上升的話,美國所有醫院床位的95%將為精神病患者所佔據。

當然,家長的繁忙和家庭成員之間的彼此孤立不是新問題。自二戰以來,作父母的一直在作出努力以調節生活的壓力,但是他們的方法發生了變化。大多數50來歲和60出頭的母親會不惜一切代價將家庭放在首位。這就是為什麼她們中有那麼多人寧願呆在家裡照顧自己的孩子。她們還是家裡的「管理者」,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乾乾淨淨。然而,隨著性解放的到來,擁有更自由觀點的母親開始重新考慮她們的選擇。在1981年5月出版的一期《時尚》雜誌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介紹了當時被人們普遍接受的一些**性想法。它被德博拉·梅森稱為《新的健全心態——母親的解放》。根據梅森的說法,80年代的母親不再覺得需要去實現對母親的「不切實際的」期望,她們成為廢除「超級母親」——「是自己孩子的全部,並且她的孩子也是自己的全部的聖人/暴君」思想——的第一代人。在該文中,梅森採訪了菲利斯·切斯勒博士,後者鼓勵母親通過變得和孩子們更「分開」一些來追尋和保護自己的個性。切斯勒相信「無處不在的母親」的觀念是一種「現代的愚頑」觀念,並極力主張母親應同其他人一起分擔父母責任,這些其他人包括(外)祖父母、姨媽嬸嬸、兄弟姐妹以及鄰里等。「我的兒子阿里爾常常有四五個對他來說很重要的成年人,」 她說,「在2年的時間裡,[我的助手]就像是他的第二母親」。

與當時盛行的思想一致,該文力勸母親們在感情和性問題上對自己的孩子持更為開放的態度。「原來一直流行的觀點是,當了母親後你就應該放棄性生活:你不應該在孩子面前做這樣的事;你不應該為了它而不去陪你的孩子,」她寫道,「有這樣一種思想,你當了母親之後,性生活就可以變得輕佻、放縱,甚至有那麼點兒頹廢。但是女性在學習……例如,已婚母親可以告訴自己的孩子,父母卧室星期六早上10點之前禁止入內。單身母親允許自己有邀請男士共度良宵的自由。」   

對這篇文章所說的為母之道的幾乎所有的內容我都不敢苟同。從孩子身上解放出來並不那麼容易——或者可取,切斯勒博士的意見對解放了的母親來說尤其有一種悲哀的味道。至於那位成為阿里爾「第二母親」的助手,我們只能猜測,這位孩子所隸屬的女人繼續她的新生活,這個小男孩跟著他那轉嫁的母親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至於星期六早上10點以前不準進入父母的房間,我不知道由誰來為孩子們準備早點,他在看什麼電視節目,當母親和一個也許是男友的人在睡覺時,誰來防止孩子作出危險的舉動?簡而言之,該文揭示了80年代開始所出現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來的不合邏輯的結論。有的女士自認為她們的孩子不需要太多的關注也能過得很好,認為母親進一步放手時,孩子們實際上會做得更好。憤怒的母親當時告訴我,她們討厭撫養孩子的責任,並且不希望小傢伙在自己的腳前腳後轉來轉去。  

請理解,我並不是不同情引起這類反應的挫折和壓力。事實上,她們是被我上面描述過的那種你死我活的競爭給拖跨了。正如我在前一章所提到的,現在許多女性出於經濟的或情感的原因必須出門工作,但是,我在這裡要用最強烈的語言表示,母親依然和過去一樣,對於孩子的健康成長是必不可少的,孩子們是無法撫養自己長大的。在整個童年期,他們需要母親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任何從孩子身邊「解放」自己的做法都將是以犧牲孩子為代價的。

幸運的是,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母親們對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讓她們和丈夫更忙碌、更多消費的假設提出了疑問。2000年6月出版的另一家女性雜誌《環球人》中的一篇文章對舊觀念進行了重新思考,依我看來,從歷史的角度它是贊成極端自由主義觀點的。  

根據紐約的一家市場研究和趨勢調查公司對「青少年智商」進行的最近一次調查,3000名已婚和單身婦女中有68%的人說,如果她們有條件的話,她們會願意辭去手頭的工作。而一次對800名婦女的民意測驗顯示出同樣讓人吃驚的統計數字:2/3的回答者寧願變賣房屋也不願意攀爬企業職位的階梯。「並不是什麼一時的幻想——這些女士真誠渴望家庭生活,而且許多人會堅持下去一直到底的。」《少年智商》的主席簡?白金漢說。  

在此文中,我們發現《環球人》雜誌的編輯發現的情況與切斯勒博士所贊同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20年產生了多大的變化啊!  

1981年切斯勒博士不喜歡做母親,2000年《環球人》雜誌希望母親留在家裡,它們之間的對照使我思緒萬千。如她們所說,一個女人的天花板是另一個女人的地板。誠然,《環球人》上的文章主要是關於過上輕鬆的生活,而不是對孩子和丈夫許下無私的承諾。但是全職母親的想法貫穿文章的始終。長期擔任《少年智商》雜誌編輯、女權運動先鋒海倫·格莉·布朗在1982年寫了一本書,書名為《擁有一切》,和她大多數其他乖僻的想法一樣,此書也如出一轍。它聲稱,女人可以立即從事一切活動,不必去作什麼艱難的選擇。在新千年,布朗的後繼者所想的是多麼有趣啊:我們可能已經貪多而嚼不爛了。  

90年代中期曾有其他跡象出現,即逐步回到傳統的家庭中去的做法。根據康奈爾大學的社會學家們當時所作的研究,紐約北部的117對中等收入夫婦中,約有3/4被發現為了孩子他們相應地減輕了工作。她們抽出更多時間,在需要時,她們降低自己的生活標準以減輕收入減少所帶來的壓力。調查中有2倍的女性說在她們的頭生子出生後,她們離開了工作職位,將丈夫的事業放在首位。男性大多在自己從事的職業上繼續努力向前,直到他們在事業中取得了「水平可以接受的彈性和自主」。許多家庭似乎承認,有什麼東西被打破了,需要作一番修理。  

有女性報告說,她們受夠了雙職工家庭的忙亂辛苦、筋疲力盡的生活。她們中有部分人認識到,在交稅、兒童保育以及相關開支之後,收入所得已剩下無幾了。在《巴倫》雜誌中有一篇文章估計,婦女薪水的80%都用於與工作相關的開銷上,並得出結論說:「到她為從連褲襪到交通費——有時候是買一輛二手車——的一切掏錢的時候,工作會變成是一種昂貴的嗜好。」因此,《巴倫》說:「(男性和女性在) 為她們每月一次的最大債務——(他們的房子)而一再籌集資金,不是為了承擔更大的消費,而是為了作出『長期的生活方式的改變』。」 《上班女性》中有一篇題為「超級婦女的女兒」的文章:她們不想要你的工作,她們不想要你的生活,所有那些20來歲的女性惟一想要的是改變美國的工作方式。它指出,不考慮這些婦女是怎樣受撫養長大的話,就不可能理解她們為什麼離開工作崗位。「幾代人被剝奪了他們作為小孩應該得到的東西,對於那些年齡在30歲以下的人來說,他們和父母在一起的時間少得可憐。因此,更年輕的女性好像決心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犯同樣的錯誤」。文章繼續寫道,「當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女性看見她們50多歲的母親被繁重的家務活兒所包圍時,(小傢伙們)看見自己(或他們的朋友)成為父母無暇照顧的犧牲者;而40%以上的孩子是由離婚的、或分居的家長帶大的。那個時候傳統的至理名言是『如果父母快樂一些的話,孩子們也會快樂一些的』,孩子們的說法則相反,『我感覺好像我實在不是在家庭的氛圍中長大的,』舊金山25歲的保姆辛迪·彼得說,『我的父母在我2歲時離異了,而我1年之中只有一次或2次能見到我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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