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選擇遠比努力本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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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20日，一架蘇製圖波洛夫降落在長春，停在一座很小的機場大樓。一個龐大的身穿棉襖的歡迎委員會和一輛中國產的加長紅旗在等候著飛機上的貴客。從飛機上走下來的一行人是德國大眾的高管層，領頭的是總裁哈恩博士。

「長春最初給人一種荒涼的印象。」哈恩如此描述。在哈恩眼裡，那時的長春滿大街儘是沒有盡頭的、沉默的騎著自行車的人流，開道的警車載著這些可能為長春汽車工業帶來巨大改變的人們穿梭在人群之間，但「沉默的自行車行人既不理睬警察的警笛也不理會嘎嘎響的喇叭」。

哈恩此行的目的是和一汽談項目合作。就在1984年，德國大眾經過6年艱苦談判，和上汽達成了合作，雙方各出資50%，成立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而促成合作的正是哈恩。

彼時，一汽方面也急需破冰。 1981年人民日報點名，紅旗面臨停產。1984年，改革開放外資汽車進入中國，自主品牌無力招架。一汽急需在轎車方面突破。而當時，時任廠長的耿少傑正面臨一個亟待解決的燃眉之急。

一汽之前和克萊斯勒合作，引入了它的488發動機生產線。後來，一汽又有了進口退役的克萊斯勒道奇轎車生產線的打算。然而，克萊斯勒總裁艾科卡得知這個消息後，一下子把這條要淘汰的生產線報價提高到1800萬美元，而且態度強硬。美國人漫天要價是認定，一汽一定會買下這條生產線。

一汽面臨抉擇：要買整車就得挨克萊斯勒宰」，否則就得重新想辦法把488發動機匹配到其他車身上。

德國大眾得知消息後，立即做出反應。於是，就有了此次哈恩博士一行到長春「密會」一汽。

「我們能把488發動機裝到奧迪100上，我們合作吧！一個月後你們到德國來驗收。」哈恩迅速反應，徹底打斷一汽和克萊斯勒最後的念想。

克萊斯勒總裁艾科卡得知此事，立即把價格降到1美元，但為時已晚，一汽不和他合作了。1988年，艾科卡到中國來，承認當時自己判斷錯誤，不久後黯然辭職。

這件事導致了這兩家國際車企完全不同的發展軌跡。大眾全面進入中國，形成家喻戶曉的南北大眾兩家合資汽車品牌，中國業務成為其最大業務來源，源源不斷的貢獻利潤。而克萊斯勒，至今還沒有很好的打開中國市場，克萊斯勒公司在金融危機中申請破產保護，後被菲亞特汽車重組合併。

02

這個故事源自我最近閱讀的一本書《紅旗》。這本書通過老一汽人來講述那個計劃經濟時代的政治產物——紅旗。自然說到紅旗，就也會有老人說到一汽大眾。我其實對紅旗是怎麼造出來的並不太感興趣，而是對中國汽車工業史更感興趣。

從1984年開始，中國汽車市場進入春秋戰國時代，群雄並起，合資、自主爭鳴，至今已有30年——但大家要知道，日韓這個階段只用了10~20年。所以，這只是歷史車輪里暫時的狀況，未來合縱連橫，自主整合壓制外資應是大勢。

弄明白歷史，你就能洞悉眼下很多發生的事情，以及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情。我們做投資，不就是要預見未來嗎？

其實這篇文章，我並不想說投資，而是在說人生規劃——無論對於一個個體還是一家企業，方向選擇遠比努力本身更重要。我再重複一遍，方向選擇遠比努力本身更重要。

80年代一汽代表團出國考察，不僅找過美國克萊斯勒，還找過日本的豐田和日產。但日本人當時只願意把整車拿到中國出售，不願意轉讓技術，擔心中國成長後成為轎車生產強國。這是一個戰略錯誤。

趨小利而顧眼前，往往是人生規劃方向選擇的失敗誘因。

03

問題來了，如何確定自己的人生方向呢？

我的看法：其一是聽從自己內心的呼喚，做自己真正想乾的事情；其二是不斷嘗試，看自己是否真的有此才能；其三是一旦堅定了人生目標就必須走下去，中間不斷學習、微調方向。

1、就我而言，我喜歡投資，我的性格也比較適合投資。這是我在20多歲、看《證券分析》時內心的呼喚。而在此之前，我曾經短暫的寫過幾年不成功的小說，希望成為一名小說家。

2、我在投資上嘗試了10年+，因為方向正確，很早就接觸到了價值投資，至今沒有毀滅性的投資失敗。後來不斷微調，不斷修正自己的投資模式和投資哲學，總體來說與時俱進，對投資的看法還算日漸成熟。

3、我從不敢成為職業投資者，除非有機會發私募。因為投資不是產生現金流的產業，你需要有穩定的現金流才行。所以我努力工作營生，業餘時間投資股票和房產。我所做過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幫助我認識了很多行業的人和事，對我現在的投資理念和看法的形成受益很大。在某些產業的理解上，遠比一個只通過金融或炒股認識世界的人來得深刻。

綜上，不管我以後幹什麼工作，那是我謀生的手段而已。投資應是此生我唯一要做好的事情。

人這一輩子，能做好一件事已是萬幸。我跟米課合作著實是件幸運的事情，理念趨同，而且我還能在和大家交流投資的同時，有時間深入琢磨投資這件事。

我心裡明白：我終究不是網紅，我要做的只是一個聰明的投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