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陸遊學:近代的「英式瘋狂」

英國的歐陸遊學是歷史悠久的文化事件,它興盛17-19世紀,與該國貴族寡頭統治的時間大致相符。遊學主體是家產雄厚的不列顛貴族鄉紳子弟,觀光和學習是遊學的重要內容,主要目的地是巴黎和義大利的名城。遊學內容包括對外邦語言、歷史文化和禮儀的學習,結交名流,考察社會民情和政治制度,以及間或搜集文化珍品和文物。遊歷期間難免經歷的磨難,有助於提高個人素質、拓寬視野。貴族歐陸遊學期間雖有諸般事端和不良行為,但歐陸遊歷的主流應該得到肯定。它對於英國人開闊視野、理性看待併合理汲取異國文化功不可沒。

歐陸遊學的起點,可以追溯到16世紀中葉甚至更早。1575年,15歲的弗蘭西斯·培根在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不過兩年,就前往法國居住兩年半,學習拉丁語、法語、義大利語、神學、修辭學、數學等科目,為以後的廣識博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639年,12歲的羅伯特·博伊爾在導師伊薩克·馬卡姆比斯的陪伴下,與兄弟一道,到日內瓦、羅馬等地,此為早年遊學的典型。1648年,奧蒙德公爵送他的兩個兒子到法國求學。其中長子奧索利,學業有成,進入法國皇家學會。至此該家族形成了派遣子弟到國外學習的傳統。

不少人還認為英國的歐陸遊學開始的標誌是1670年拉塞爾斯的《義大利遊覽》的發表。該書雖然發表於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時期,但反映了當時的英國工商業者,包括貴族鄉紳在內,要求發展商業經濟的願望。他們想走出國門考察其他國家的文化和市場,為個人發展提高實力,拓寬視野。

所謂「歐陸遊學」,有著大同小異的路線。1643年11月,學者約翰·艾維倫離開牛津,經多弗爾海峽到加萊,至巴黎,再越過阿爾卑斯山,抵達羅馬和威尼斯,把義大利作為中心目的地。以後許多貴族和鄉紳子弟,將他的旅途視做典型路線。

桑德蘭伯爵的路線也被後人奉為遊學經典。他先度過海峽去巴黎,再往日內瓦,接著翻越阿爾卑斯山,在佛羅倫薩、比薩、波洛格納、威尼斯和羅馬各停留一至數月,學習遊覽。順道去佛羅倫薩參觀名勝古迹,赴維蘇威火山攬勝。然後乘船至西西里文化遺址懷古。從希臘折回那不勒斯後,遊歷柏林、德累斯頓、維也納和波茨坦等地。在慕尼黑大學和海德堡大學學習。

還有人取道北路,經低地國家深入大陸腹地。

英國貴族和鄉紳如此重視歐陸遊學,這與他們的社會地位相關。17世紀後期至19世紀,英國處在典型的「貴族時代」,人數不多的上院世俗貴族不僅佔有全國大約1/5至1/4的土地,還長期壟斷了政府各類重要職位和議會席位。他們希望走出國門,開拓視野,學習治國安邦之術,增強管理和經營的能力。地位稍次的鄉紳也有著類似的願望和要求。

17至19世紀的英國貴族鄉紳重視和喜好遊學的原因還在於:第一,不列顛先是處於工業革命的準備和發展時期,有產階級對他國教育、文化和市場有著更高的興趣和需求。第二,從國民文化心態上看,英國人長期崇尚經驗主義哲學,對實踐和實地考察情有獨鍾,希望通過遊學方式增強閱歷,提高個人素質。第三,就財力來看,當時英國是歐洲最富強的,而貴族鄉紳則是不列顛最富有的社會精英,他們擁有足夠的財富和興趣周遊諸國。

自17世紀後期流行於英國的歐陸遊學,一是具有貴族特色,二是具有文化教育屬性,即遊歷歐洲的富家子弟,大多當完成大學學業,需要到歐洲學習語言和多種功課,掌握舞技、劍術、騎術,了解各地風土人情,增廣見聞。換言之,它是書本和課堂學習的必要補充。就學習方式而言,所謂遊學,更多的學習是與遊歷相結合,在山水田園之間,在名城大都之內,在書本課堂之外,了解了異國傳統習俗、文化制度,強化感性認識。

英國近代遊學者首先垂青法國。一是兩國距離較近,有著錯綜複雜的歷史淵源和糾葛。二是法國是當時歐洲啟蒙運動的中心,富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和盧梭等人著作,激勵著不列顛青年精英去作文本和心靈的探索。再者,法國首都巴黎作為歐洲著名都會,文化資源厚重,景點薈萃,其魅力影響是其他國家的首都所無法相比的。而義大利能成為英國青年精英遊歷的重點和中心不僅在於其厚重的歷史文化遺產,還由於其天然自成的靚麗風光。

1714年,漢諾威王朝在英國建立。漢諾威也成為英國旅行者的觀光之地。18世紀後期,有雪範圍超出歐洲一些人漸漸前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埃及等地。

隨著時間推移,英國歐陸遊學的人數增加,18世紀尤其快速。除了貴族鄉紳子弟外,中產階級的子弟也參加在內。1768年,有人寫道:在以往17年中,估計有1萬餘人(包括僕人)抵達義大利。一些女作家隨行其間。其中有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海倫·威廉姆斯、摩爾干貴婦和瑪麗·雪萊等,他們在作品中細述歐陸遊歷觀感國,顯得尤其細膩。

歐陸遊學中的一項收穫是珍品收藏,而當時最著名的收藏家是密爾頓爵士。他精心收集古希臘藝術品,投入大量財力,畢生孜孜不倦。1777年,他公開展示藏品。其中有730個希臘花瓶、600件青銅劍、6000枚硬幣。截至1796年,他出版了多種書籍,介紹義大利藝術珍品,激發大批連輕才俊赴歐洲大陸尋寶。

讓人們始料不及的是大英博物館的早期收藏也與歐陸遊學有關,該館位於倫敦中心,規模宏大,是植物學家、藏書家、國王首席醫生漢斯·斯隆爵士(1660-1753年)的臨終捐贈。大英博物館和圖書館自此成型,17590對外開放。起初,該館藏品產品不夠豐富。1772年,威廉·漢密爾頓爵士將他的古希臘古玩捐給大英博物館,藏品由此大增。1805年,著名收藏家查理·湯尼將他在大陸收購的希臘和羅馬雕塑獻出,大英博物館擴大了展出規模。

其他收藏家中的佼佼者還有托馬斯·科克爵士。他在大陸六年,不惜重金收購文物,歸國後在他的諾福克郡莊園上建成宏偉殿堂,收藏展出他在歐陸搜集的雕塑名品。另一位收藏家柏林頓勛爵兩度出遊歐洲,在羅馬收藏藝術品和文物。其他的還有與歐陸遊學相關的文物收藏家和藝術贊助多人。

歐陸遊學中最灼眼的是一些學者專家,他們精心考察,根據自身感受寫下了名篇巨著。其中蒙塔古夫人瑪麗(1689-1762年)的著作格外突出。他喜歡結交,情感外露,多才多藝,使用書信體寫作得心應手。1716年,其夫蒙太古爵士任土耳其公使,她隨任前往伊斯坦布爾,積極學習土耳其文,融入當地社會,並撰寫大量文論。26歲時她曾患天花,承受折磨。留居土耳其期間,見當地防治天花效果顯著。回國後,她首先提出接種疫苗預防該病。後在國外居住20餘年,其代表作是《土耳其使館來信》,生後發表,廣受讚譽。

(圖為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代表作《羅馬帝國衰亡史》)

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1737-1794年)在歐陸遊覽中有著更深刻的感受。1763年至1765年他留居羅馬時,思緒泉涌,反覆思索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回國後繼續研究,於1776年發表了《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登時轟動。全套史作耗費了12年光陰。聆聽大眾讚揚,淹博通達的吉本告訴世人:「正是1764年,當我坐在羅馬,坐在孤獨廢墟中心沉思默想,當裸足的修道士在朱比特和凱撒雕塑旁詠唱晚禱曲時,一種撰寫該城衰亡史的念頭開始出現在心頭。」這套巨著確立了吉本在世界史上的卓越地位,關鍵是他從大陸遊歷中得到了營養和啟發。

名聲與吉本齊名的是羅伯特·亞當(1728-1792年)。他出身建築師世家,1754年在布魯塞爾、巴黎、熱那亞、佛羅倫薩等地觀光,認真測繪研究古代建築遺迹,領悟古典風格。離開羅馬後,經威尼斯前往達爾馬提亞,參觀戴克里先宮。1858年回國後隨即發表了《戴克里先宮之廢墟》,確立了他在建築學上的權威地位。當時英國人厭倦了呆板陳舊的建築形式,亞當及時創新。他把大陸和不列顛古典建築特色融會貫通,形成了「亞當風格」。他借鑒了古羅馬建築的精髓和當代法蘭西格調,吸收了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建築裝飾的特色,把建築物的不同部分處理得高低起伏。前後進退,使建築物整體構圖添加了動感。他在1789年設計的愛丁堡大學校門,是其一生建築藝術創造的頂峰。

歐陸遊學的一個重要後果,是改變了英國上層對羅馬天主教的認識,使國民在宗教問題上增強了寬容意識,從而為正式合併愛爾蘭,政治上解決放天主教徒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長期以來,英國人對天主教徒多有偏見。而天主教國家的居民對英國人也多有誤解,鄙視英國人的島國心態,嘲笑他們高傲保守、矜持冷峻。對於英國貴族異國旅遊的行為,開始也不甚理解,稱之為「英國式瘋狂」。

歐陸遊歷使英國人加強了對異國異族和不同教派的了解。義大利等國豐富的宗教文化和藝術使英國人逐漸放棄敵視心態變為讚揚和接納。其中起著潛移默化作用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畫作。如達·芬奇的油畫《蒙娜麗莎》、《最後的晚餐》,拉菲爾的代表作《雅典學派》、《西斯廷聖母》等。繪畫絢麗多彩,具有直觀效能,是無聲語言,可以突破政治信條和宗教戒律,激發心靈震感。許多英國人在名畫前流連忘返,長期形成的偏見和歧視冰釋瓦解,崇敬讚美之心油然而生。甚至有一些藝術家不遠千里,前來「藝術朝聖」。

(圖為羅馬的特萊維噴泉;La Fontana di Trevi,Rome;它在電影《羅馬假日》中登場亮相)

繪畫並不是英國才俊仰慕學習的單一領域,其他如建築、雕塑、服飾,器具和繽紛斑斕的宗教文化等,都使不列顛人嘆為觀止。古羅馬的政治制度、哲學、歷史和藝術成就使他們想到了古老帝國的偉大。於是,許多英國人放棄了孤芳自賞的心態,認識到不同文化不應過度排斥,而應兼收並存。其中尤其是對大陸各國宗教文化藝術的認可,無形中強化了宗教寬容意識。

遊歷還是體能心智的磨練。抵達本國港口的首要任務是渡過海峽,渡海的三項困難是,在海港等待、颶風和暈船。1759年,約翰·里克在哈維克滯留五日。8年後費弗勛爵等了三日,在家書中抱怨:「我在這裡三天了,累的要死,因逆風滯留,現在要在夜間11點登船。但可能還要再次返回。」1789年,布蘭德由哈維奇前往赫洛維茨路易斯,留下了這樣的感觸:大風猛烈狂暴,時常變化,海浪滔天。黑夜十個小時里,因怕抵達荷蘭海近岸,我們必須奮力而為……我們竟然在海上30個小時。

陸地旅行也不順利。多種險情會意外發生。雨天道路泥濘,晴天烈日暴晒,鬧市慣偷竊財,鄉野強人出沒。1727年1月,威廉·本廷克在從普拉古寫給他母親的信上,詳細介紹旅途險情,讓人讀後卻步:

「遊客們屢遭突發性事故;道路如此糟糕,我們上上下下行走在陡峭的山上……在這裡和德雷斯頓之間,埃爾伯河順流而下,一邊是陡峭的岩石,一邊是懸崖峭壁,空間僅僅容許雙輪馬車通過,江河就在腳下穿行。」

19世紀以前的英國學人在歐陸遊學中經受了旅途考驗,這就培養了他們蔑視艱難的品格、冷靜觀察事物的能力和冷靜矜持的個性,還有一些貴族在異國注重交結名流,出入宮廷沙龍,增長見識,為以後在歐洲舞台的活動打下了根基。

英國人的大陸遊學也會引發一些愛情漣漪。當然,這同當地國情風尚有關。法國、義大利風氣浪漫,上流社會比英倫開放。為此伴遊教師常常擔心小主人招惹是非,影響學業。那時醫學落後,沒有治療性病的良藥和手術。一旦感染長期隨身,給個人和家庭帶來莫大痛苦。

除了情愛事端之外,醺酒賭博是英國貴族子弟的其他生活隱患。他們到了國外,出入各類休閑娛樂場所,頗受歡迎。花錢最快的娛樂方式則是賭博。恰巧,當時英國賭博風氣正盛。不列顛貴族子弟家產大多殷實,在異國他鄉沉湎於賭博遊戲,比國內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時大陸各國工業革命尚未開始,都城名鎮多是消費城市。賭博方式多種多樣。賽馬、拳擊、彈球、紙牌,甚至天氣、時間等,都可以成為賭博的手段。有些青年賭場負債,險為人質,忙向國內親人求救。

醺酒是另一禍害。1725年,托利黨頗有影響的周報《霧之聲》批評了歐陸遊學中的不良行為:譏誚英國某些遊歷者的不端。8月14日,它以虛擬手法,登載了一封《提布魯斯來信》。批評提布魯斯周遊歐陸三年余,僅學習了一些應付場面的外語。同年9月18日,《霧之周報》發一報道,揭露英國海外遊人常常外出醺酒,直至凌晨方歸,途中事端屢生。

旅遊者置身異國,最擔心的是禍端和重病。當時醫療水準低下,交通聯絡不便,稍有延誤,輕則傷殘,重則送命。那時頗叫人同情的是著名詩人雪萊,攜夫人在義大利會見拜倫後,兩個孩子先後病逝,雪萊也葬身於此。

雖然存在各類問題,但歐陸遊歷的有利功能卻是主要的。它發生在工業革命醞釀和進行之際,是社會經濟變革的內容,屬於英國上層階級思想觀念和行為現代化的一部分。遊歷拓寬了他們的政治和社會視野,促使他們拋卻了狹隘保守心態和盲目自大,增強了遊歷者的文化知識,這對於他們以後的發展是相當有益的。

歐陸遊學有著濃郁的貴族特色,還因當時旅遊費用高昂,非常人可以負擔。工業革命之前,甚至在工業革命進程中,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難忘貴族地主之項背,由此決定了遊歷的主體只能是實力雄厚的不列顛貴族家庭。即便在貴族鄉紳中,也因遊歷者家世背景、財力的區別,在國外的時間長短不一,隨從人員多寡不等,遊學花費大不相同。

16世紀末,諾斯勛爵在國外每年約需160英鎊。同時期的拉特蘭伯爵在國外一年耗資1435英鎊,牛津伯爵愛德華外出時四個月,花費了4561英鎊。當時英鎊幣值,如此開銷令人嘆驚。

從17世紀前期到19世紀初,歐陸遊學大約持續了近200年。19世紀鐵路時代到來後,遊歷時間大大縮短。鐵路時代之前,比如在16世紀中葉,貴族鄉紳的遊學時間平均為40個月,游者總是車馬勞頓,困難屢屢,費用高昂。可在19世紀中葉各國形成鐵路網後,平均時間銳減為四個月。多數中產階級均可參與,普通工薪人士大多可以成行。交通方式的革命引發了社會經濟和勞動條件的革命,但最重要最有意義的後果,是它在商業市場的競爭中,降低了旅遊成本和所用時間,使大批民眾得以問津,旅遊歐陸的人數迅速增加。從此歐陸遊歷失去傳統的貴族遊學特色。

*本文來源:閻照祥:《英國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p219-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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