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龍八部》與古希臘悲劇精神

一個簡單的筆記。

最早令我注意到《天龍八部》與古希臘神話/史詩/悲劇之相同點的,是一些明顯的文本證據。如第七回:

木婉清怒道:「不,不是一樣。你是第一個見我臉的男人。」但想到自己和他同是段正淳所生,兄妹終究不能成親,倘若世間有人阻撓她的婚事,盡可一劍射殺,現下攔在這中間的卻是冥冥中的天意,任你多高的武功,多大的權勢,都是不可挽回,霎時之間但覺萬念俱灰,雙足一頓,向外急奔。(三聯版第248頁)

這裡明確點出了「天意」,而且是「冥冥中」的,實是整部小說與悲劇精神息息相關的顯要關目,其中深意容後再談。先提小說中兩條對古希臘神話故事的化用,因神話是悲劇的重要源頭,也一併錄在此處。第十一回:

段譽道:「可惜我身上穴道未解,不能幫兩位姊姊划船。」……

忽聽得遠遠聲音傳來:「阿朱姑娘,阿碧姑娘,你們將船劃回來。快回來啊,和尚是你們公子的朋友,決不為難你們。」正是鳩摩智的聲音,這幾句話柔和可親,令人不由自主的便要遵從他的吩咐。

阿朱一怔,說道:「大和尚叫咱們回去,說決計不傷害我們。」說著停槳不劃,頗似意動。阿碧也道:「那麼我們回去罷!」段譽內力極強,絲毫不為鳩摩智的聲音所惑,急道:「他是騙人的,說的話怎可相信?」……心念動處,伸手船外,在湖面上撕下幾片菱葉,搓成一團,塞在阿碧耳中,跟著又去塞住了阿朱的耳朵。(三聯版第437-438頁)

這一段與荷馬史詩《奧德賽》中塞壬女妖一節相似。塞壬遊盪在海上,以曼妙的歌聲誘惑航海者,使其迷失方向,不能返回家園。對此,解決方案有兩套,一套為奧德修斯所用,他把自己綁縛在桅杆上,聆聽歌聲;一套為普通水手所用,他們用蠟塞住耳朵,奮力划行。金庸巧妙地化用了這個場景。鳩摩智對應塞壬女妖,以柔和可親的語聲施加誘惑;段譽對應英雄奧德修斯,自縛對應「穴道未解」,區別在於他的內力極強從而定力極強,而奧德修斯當時的表現是「心想聆聽,命令同伴們給我鬆綁」;朱碧二女對應水手,差點被語聲蠱惑將船劃回,幸而被菱葉塞住了耳朵。

以及第三十七回:

那一天,他在山中找到了一塊巨大的美玉,便照著我的模樣雕刻一座人像,雕成之後,他整日價只是望著玉像出神,從此便不大理睬我了。我跟他說話,他往往答非所問,甚至是聽而不聞,整個人的心思都貫注在玉像身上。(三聯版第1457頁)

無崖子雕成的玉像,原型其實不是李秋水,而是李秋水的小妹子,這一點童姥和李秋水臨終前都是知道了的,從而她們對師兄的痴戀與爭鬥都落了空,無崖子心中是另有所愛的。愛上自己製作的雕像,很明顯是借用了希臘神話中塞普勒斯國王皮格馬利翁的故事。在神話中,愛神阿芙洛狄忒賜予雕像生命,允許他們結為夫婦,皮格馬利翁的愛侶,因而是一個介於人與非人之間的角色,她具有了人的生命,但這個生命並非來源於人類世界,即這個生命在人間是無跡(脈絡)可尋的。有趣的是,我們明明知道無崖子所愛者另有其人,卻偏偏沒有在小說中找到關於她本人的描寫,只知道她(的雕像和畫像)極美,美到具有神性,美到李秋水、李青蘿、王語嫣這一干與她有血緣關係,因而相貌肖似的美麗女性,細察之下與她仍有區別。這個女人沒有名字(電視劇好像給她編了一些名字),沒有事迹,唯一為我們所知的只是她的美,那麼也許可以將她視為一種美的理想,一種擺脫了肉體的具象的抽象的美。因為作者的這種處理,所以對書中人物而言(比如段譽),對我們讀者而言,似乎她總不如就是那個無量山洞中的玉像,而不是一個具體的人,她的藝術生命力實際上是作為雕像而具備的。在這個意義上,金庸的化用非常巧妙。

如果說小說原文中這些無關情節發展的文本蹤跡,是用具體的方式提醒我們,《天龍八部》小說與古希臘文學有著密切聯繫,那麼統觀全書的故事脈絡,就可以發現一些更深層次,從而更打動人心的精神聯繫。

回到篇首關於倫理與愛情衝突的那段描寫。木婉清對兄長段譽的情孽,包括後文鍾靈和王語嫣也遭遇到同樣的問題,其根源都是段正淳風流濫情成性,與不同的美麗女子生下女兒,結果這些女兒們還由冥冥中的命運支配著,讓段譽在遊歷江湖的過程中一個一個都給遇到了。於是,意識到段正淳是天神宙斯在肉慾方面的化身,是順理成章的。

這就引出了《天龍八部》與古希臘悲劇的相似性。說這部小說與古希臘悲劇相似,並不應該止步於「蕭峰多慘啊,虛竹多慘啊,段譽多慘啊,他們都深受求不得之苦,所以這是個大悲劇」這樣的簡單歸納。可以考慮直接切入古希臘悲劇的一個鮮明特徵,由於它的情節經常采自古希臘神話,而古希臘神話的特點是高度複雜的血緣譜系,所以這種關係也被遷移到了悲劇的劇情中,成為所謂「命運」的一個表徵。命運是隱約不顯而無處不在的,它操縱神和人的最便利方式莫過於令人意想不到的血緣關係。相比俄狄浦斯弒父娶母的血腥與恥辱,段譽固然對王語嫣求之不得(三聯版求得了,新修版作了重大修改),卻也不至於深陷倫理道德之囹圄,結局已經算不錯了。我們的視線自然而然會轉向另一個具有濃重悲劇色彩的人物:蕭峰。他的身上凝聚了更多人性衝突,這些衝突的最終崩解也發生在他的身上。

蕭峰的身材、武功、性格等天賦條件,就具有古希臘文學中半人半神的英雄性。聯想到他的父親蕭遠山並沒有什麼特異功能(不是神),但是父子二人及其部落胸前都繪著狼頭,說蕭峰有古羅馬英雄(「狼孩」後代)的特性也無可厚非,這當然只是我隨便說說。總之,他是一位武功蓋世品行無虧的英雄人物,卻因為命運的擺布,陷入人倫與道義相互掣肘的悲劇衝突。雁門關一戰,「帶頭大哥」玄慈聽信慕容博的報訊,率領中原武人伏擊契丹人,誤殺蕭遠山之妻,蕭遠山勒石留字後跳崖自殺,將兒子蕭峰拋上山崖,自己卻也未死,藏身少林寺意圖復仇長達數十年,這樣看來,他是一位慘遭不幸的悲劇父親。但另一方面,他殺死於蕭峰有恩的喬三槐夫婦和少林方丈,讓兒子替自己背負深重血債(包括餘生唯一的伴侶阿朱),卻也成為了蕭峰一直在追殺的「大惡人」。如此說來,他也親手將兒子構陷進了身世悲劇。而導致雁門關慘劇的慕容博,鮮卑人的復國之夢,又何嘗不是他自降生以來就深陷其中的悲劇命運?金庸寫到,慕容復展示過一卷他們家族的家譜,就是讓親手策劃蕭峰這一層悲劇的慕容氏,也身處一種同質同構的命運當中,這種命運首先也是以血緣的譜係為表象的,只有慕容氏的後裔,並且只要是慕容氏的後裔,都必然要聽從這種命運的安排,完成稱霸中原的大夢。

將主角身上承載的民族之別擴大化,就導向了蕭峰以南征將軍身份重回雁門關時,又一次悲劇衝突的爆發。其實,在金庸小說中,民族問題導致的悲劇經常在場。金庸在三聯版前言中概述過自己對民族問題的態度,是逐漸脫卻幼稚而走向通達的,他說韋小寶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哪一族人,似乎民族之別以一種無法確定的方式匯聚在一個主角身上,就代表了他的觀念進步。不可否認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但問題絕非如此簡單。民族問題,在《書劍恩仇錄》中,導向了紅花會失敗和喀絲麗之死;在《射鵰》三部曲中,導向了襄陽陷落和郭靖全家(郭襄除外)殉城;這是早期的處理方式。在《鹿鼎記》中,如金庸所言,滿漢矛盾以韋小寶的經歷為載體,其表達是充分詼諧的,韋小寶求江湖義氣而不得,在政治漩渦中掙扎支絀的事實,覆蓋在一種插科打諢的喜劇外衣之下。如果隨意徵用一下馬克思所言,歷史事實的第二次表達是喜劇式的,那麼它第一次的嚴肅表達在何處?恐怕就是位於金庸小說序列中部的《天龍八部》。

如上所述,我們社會裡關於民族戰爭的充滿血與火的部分,經常作為背景出現在金庸小說中,金庸對這種社會現象的理解是不斷發展的。在《射鵰三部曲》中,郭靖的行為與情節導向同他的思維方式一樣是直線形,既然俠之大者就要解民倒懸,那麼抗擊戰爭的始作俑者,在道義上就是理所當然的,他的價值觀缺少張裂之處,所以人們一般並不認為郭靖的人生是個悲劇,面對民族衝突,他是有充分的主體意志的,守城與殉城都是他的選擇。但蕭峰就不一樣了,他的契丹人身份揭示是被動的,捲入宋遼之爭也是被動的,他的願望是去塞上打獵牧羊,甚至到了兩國交戰的緊要關頭(完顏阿骨打來救援時),這個願望也沒有絲毫變化,包括它的不可達到與不可完成性(「空許約」)也沒有變化。自從他的契丹血統公之於眾,他就被拖入了一場無休無止的內心衝突之中,這個衝突的結局註定是死亡,唯有生命的結束,才能使內心的矛盾歸於化解和平靜。阿朱的出現緩解了這個衝突,但因為蕭峰是被命運悲劇所纏繞的,所以她是必死的,又因為她的死,更加速和加劇了蕭峰的悲劇結局。

按照黑格爾的悲劇理論分析,悲劇的實質是矛盾的雙方都具有合理性,表現為兩個角色或一個角色內心各執一詞,互相衝突卻又勢均力敵,最終只有主體的毀滅才能消除矛盾。但是實際上,悲劇的實質又並不在於代表哪一方的哪個具體的人物結局悲慘。蕭峰的悲劇並不止於他身負宋人之恩與宋人之仇,身為契丹人卻眼見契丹之殘暴,最終不堪重負地死去。實際上,在他死亡的背後,是民族矛盾命運循環般反覆發生的不可撼動性。他是以一個英雄的血肉之軀,在與一種不可能化解、不可能歸於平靜的社會現象和社會結構相對抗。這種現象和結構泛化地存在於每一個身處亂世的普通人身上和心中,他們就是英雄所要解救的黎民百姓,他們就是郭靖和蕭峰為之惻隱求情,卻被各人的命運推動著慘死或苟活於屠刀之下的凡人,他們組成了一場戰役結束之後,我們會拿來心有餘悸地論證戰爭之血腥殘忍的論據。可以說,社會矛盾凝聚在蕭峰身上,因為他是小說的主人公;但主人公也遠非萬能的,他改變不了承載在每一個社會成員身上,隨著人類世代的更迭,總有相當的進展,卻難以發生根本變化的社會現實。

因此,金庸的《天龍八部》因其偉大的悲劇性,又成為武俠世界社會轉型至關重要的轉捩點。早期的武俠小說,主角以高強武功和強烈個性支配江湖社會的情節佔優勢。然而,隨著戰爭技術與政治權謀的全面發展,英雄俠客在現實中叱吒風雲甚至安身立命的條件都在逐步苛刻化,他們難以適應緊隨江湖社會而來的政治社會。我們可以看到在金庸小說的後期,主角不是退隱遁世(令狐沖)就是去英雄化(韋小寶),這提示了金庸意識到武俠世界內外劇烈轉型之後,提出的兩個解決方案。是大英雄能避世,能處亂世不英雄。走到這一步,古希臘悲劇特有的崇高精神也就格外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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