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夢十年

圖片：丁緹·W·摩爾

作者：蘇·威廉·謝爾弗曼 Sue William Silverman

譯者：姚俁勐

校對：童曈

原文網址：http://brevitymag.com/current-issue/the-ten-year-wake/

在亞特蘭大某處辦公樓的停車場里，我坐在租來的車裡，等著一輛藍色日產開拓者——那是我之前的心理醫生蘭迪的車。我看了看手錶。他遲到了。現在已是2005年5月13日上午10點15分。自從幾年前我搬去了密歇根，就不再是蘭迪的病人了。也許他現在換了輛車。我決定去大廳等他。我把自己的來意告訴了接待員，她看上去十分吃驚，告訴我蘭迪在兩天前就去世了。心臟病。我早就不是這裡的常客了，所以她也不知道我會過來，她很抱歉……

她請我去蘭迪的辦公室一個人待一會，別著急。

我跌坐在熟悉的藍沙發上，心裡好像空了一塊。

十年之後，2015年5月13日，周二。我經歷了三次變化：最初，我是蘭迪的病人。之後，我突然得知他的死訊。如今，在這個讓人悲痛的紀念日里，我待在密歇根的家中。我一直用現在時講述著這一切，因為蘭迪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存在：他一直都在。

在他辦公室的沙發上，我看到了他的眼鏡和一個記事本，記事本上夾著一支綠色的鋼筆。杯子里還有咖啡殘渣。地上還留著他的耐克網球鞋。

我把他的眼鏡放進我的手包里。幾分鐘後，我打電話給我的一個朋友，他勸我說，我現在頭腦不清醒，不該偷走蘭迪的眼鏡。他的家人可能會想要這個。

我把眼鏡放回沙發上，也打消了拿走耐克鞋的念頭。我轉而從記事本上取下了那支筆，決定帶走它。筆上印著一行字：美國家庭護理供應，喬治亞州。

茶几上放著一個珍珠粉色的海螺殼，產自西印度群島，那是我離開喬治亞前送給他的臨別禮物。我也把它放進了我的包里。

一如往常，他辦公室的空調開得很冷。總是過冷。就好像他還會一直等著我求他把空調溫度調高一點一樣。

我未曾料到要參加葬禮，所以沒有帶什麼合適的衣服來。我去了距離他辦公室大約一英里的一家精品店，店裡新衣服的顏色和氣味讓我頭暈目眩。這些衣服比我本人更有生氣。紅色的，紫羅蘭色的，黃色的。上衣，短裙，長裙。沒有一件合適的。一位店員問我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忙。我搖搖頭。我沒法說話，就好像喉嚨口被喪服堵住了一樣。

星期天，我站在阿靈頓紀念公園的墓旁，身邊是蘭迪的家人、朋友、同事。墓園裡沒有一絲風。我的每根肋骨都好像被凍在了一起。拉比禱告著，但是聽不出來他說的到底是希伯來文還是英語。我穿著在另一家店裡買來的棕色長裙。之後我再也沒穿過這條裙子。幾年來，它被我鬆鬆垮垮地掛在衣櫃里，直到我把它捐獻給了救世軍[1]。葬禮結束了。有人遞給我一把鏟子。我把一鏟喬治亞的紅土倒在蘭迪的棺木上。我沒有聽到土砸在木頭上的聲音。

詹姆斯·鮑德溫寫道：對逝者而言，他們的日子已經結束了；而我不知該如何度過我的餘生。

駛離墓園的路上，我把蘭迪的筆放在副駕駛座上。我擔心我可能會忘記他帶來的「家庭護理」，忘記他帶給我的心靈上的關懷。現在的我該怎麼告訴當時的我，不必憂慮？告訴當時的自己，我會在文字中支撐他，重塑他，帶著他走向未來？

在飛去喬治亞之前，我在密歇根收到了蘭迪的一封郵件。那是他去世前的幾個小時寫的。早些時候，我先給他發了一封郵件，告訴他我很期待見到他，但是有些緊張，離上次見面過去了太久太久。

他回復道：「我還在這。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夜色降臨在亞特蘭大的機場。飛機的燈光太亮了。刺眼。我的樣子倒映在窗上，灰白得近乎透明，就好像我走進了玻璃中，在那裡我不會感受到蘭迪的離去。就好像我才是幽靈，而他不是。

也許我應該拿走他的眼鏡。畢竟，他是第一個懂我的人……彷彿如果我帶著他的眼鏡，他就能永遠看著我。

我把他的郵件保存了下來。「我還在這，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十年過去了，一切都好，一切也都不好。

我想要回復他。

我真的想。

這就是了。

[1]譯者註：救世軍是一個基督教半軍事組織，致力於幫助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