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問題》之生活的意義

其他物種都忙著生存與繁衍，大概只有人類這個物種才會經常在飯後茶間思考生活的意義，思考「我是誰，我從哪來，我到哪去」這種看似簡單卻又意味深長的問題。

關於生活的意義，曾經有這麼樣的一段故事，講的是明末著名農民起義軍首領李自成在攻佔北京之後，面對大好河山與即將享之不盡的榮華富貴內心深處的糾結狀態。由於起身於微末，一路披荊斬棘，艱苦創業，加之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李自成似乎想生活得像一位賢君。他曾私下召見山東登州著名的理學家、現任政府禮部尚書楊觀光，問他若遠離酒色，怎麼能享受生活的樂趣？

楊觀光陰鬱地堅持說，他的人生目標是保持心志清明。李自成聽後很高興，將這位道學先生擢為宮廷講讀。楊觀光始終未能說服李自成放棄酒色，但他堅信儒家禮法可使這位篡位者稱為明君。當然，作為後來者我們知道沒過多久吳三桂就引清兵入關，衝冠一怒為紅顏，讓這位「闖王」匆忙離京，客死他鄉。

人雖死了，不過他提的問題卻依舊發人深省。孔老夫子也說，「食色，性也」。如果沒有了酒色，可怎麼辦呢？這個問題應該去問孩子，而不是禁慾的和尚。和尚雖然不沾染酒色，但是他是痛苦的自抑，沒有趣味。孩子為什麼對酒色不敢興趣呢？因為他沒有愁事，人只有在心靈空虛的時候才會尋找其他的刺激滿足自己的慾望。而大人，世事繁雜，內心裡總有孤獨苦悶的時候，才會需要女人，需要美酒來刺激自己，得到活著的感覺。

既然一切根源在愁，求而不得謂之愁，那麼人的追求才是在真正影響一個人的快樂與否。而一個人的追求恰恰與一個人對於生活的意義的理解是分不開的。生活肯定不只是生下來活下去那麼簡單，不然與禽獸何異？那麼生活的意義是什麼呢？或者說我們應該如何對待生活呢？

道家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所以，人生於無。又雲世間萬物皆有定數，從哪裡來自然往哪裡去！既然人從無中來，自然也從無中去。這世間本沒有我，我是父母所生。這世間本沒有父母，父母為祖輩所生。這世間本沒有祖輩，祖輩為根源所生。這世間本沒有根源，根源生於宇宙初開。這世間本沒有宇宙，宇宙之前本就虛無，所以我是這世間法則的產物。

換句話說我本身也是法則的一部分，所以我就是法則，我就是道。宇宙生於虛無，那麼我也是來自於虛無。而後，我會死，地球會毀滅，太陽會爆炸，銀河系會消失，最後宇宙也會歸於虛無。所以我從虛無中來，必然到虛無中去。一切皆沒有意義，人當順其自然，無為而治。

雖然最新的物理學研究也持這麼一種觀點：我們產生於宇宙大爆炸，也終將毀於宇宙大擠壓。不過這麼消極的一種觀點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把短暫的人生與長久的人類命運做對比，顯然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畢竟「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

既然長遠考慮費思量，又用處不大，那麼短期又將如何？畢竟人類社會自古至今都是金字塔結構，縱情於聲色犬馬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需要一種思想來安撫人心，維持社會穩定。

於是上帝走出來了，告訴基督徒們，因為人類祖先接受了蛇的引誘，在伊甸園偷食了禁果，所以大家都是有原罪的。人活著的意義就是贖罪，這樣才能死後上天堂，否則只能下地獄了。

佛陀也走出來了，告訴大家人有命運，但是不應該聽天由命，諸法因緣而生，因此命運也是因緣生法。壞的命運可以借著種植善因善緣而加以改變。命運既然可以因為行慈悲、培福德、修纖悔而加以改變，因此命運並不是必然如此不可更改的。再壞的命運也能透過種種的修持而加以改造。相反地，好的命運不知善加維護，也會失卻墮落，所謂『居安思危』，不能不戒懼謹慎，所以大家應該清心寡欲，努力修行，積累善緣，以至西方極樂世界。

真主安拉也走出來了，告訴大家宇宙間一切生命，終將有一天要全部毀滅，然後安拉使一切生命復活，進行復活日審判。復活日到來之時，一切生命的靈魂都將復返於原始的肉體，並接受安拉最終的判決：行善的將進入天堂，永享歡樂；作惡的將被驅入地獄，永食惡果。因此大家要在現世努力創造美滿生活，多做善功，為未來的後世歸宿創造條件。

相比於世界三大宗教以死後享受極樂之福為幌子，不可證偽，具有極大的欺騙性，中國的儒家文化可謂良心許多。儒家文化把追求「內聖外王」作為人生的最高境界，強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發展路線。

北宋理學家張載曾把這個總結為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然而「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晚年的他只能遺憾的在旁邊補充「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這可謂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內心的真實寫照，「窮者獨善其身，達者兼濟天下」。

眾生平等，但智力有優劣之別，能力有高低之分，大家舉賢與能，因能而任，各司其職，各盡其能，為君盡忠，為國效力。這麼一勾劃，既避免了現世中為爭奪第一而導致混亂（畢竟第一隻有一個），又拋棄了來世福祉不可證偽性的虛假，完美地解決了不同出身、不同身份、不同智力、不同能力人的信仰與安置問題，加強了民族的凝聚力，因此中華民族能夠歷經百世而不斷，源流萬古而不荒，不是沒有原因的。然而在拜金主義與叢林法則的衝擊下，唯第一論英雄，這種凝聚力正在被解構。

可能法國作家加繆的思想更與當代人的心理狀態相為契合。他曾在他著名的哲學隨筆《西西弗斯的神話》中引用古希臘神話西西弗斯的故事來表達自己對於生活意義的看法。在古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得罪了諸神，諸神罰他將巨石推到山頂。然而，每當他用盡全力，將巨石推近山頂時，巨石就會從他的手中滑落，滾到山底。西西弗斯只好走下去，重新將巨石向山頂奮力推去，日復一日，陷入了永無止息的苦役之中。

在加繆的筆下，西西弗斯是一位荒誕的英雄。西西弗斯擁有巨大的精神力量，他是一個註定要與失敗的命運抗爭的人，他沒有怨恨，沒有猶豫，不存任何希望，他明明知道勞而無功，卻朝著不知道盡頭的痛苦，腳步沉重而均勻地走去，他清楚地知道，無數次的勝利其實是無數次的失敗，但它只是激起了輕蔑。「沒有輕蔑克服不了的命運」，他知道自己是命運的主人，他永遠前進。他的行動就是對荒謬的反抗，他朝著山頂所進行的鬥爭本身就足以充實一顆人心，完全沒有必要消除荒謬，關鍵是要活著，是要帶著這種破裂去生活。生活的真正意義可能就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我們都不能喪失選擇的權利，努力去選擇過自己認為正確的生活，而不只是為活著而活著，如同行屍走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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