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戴德生小傳（下）

第七章 與瑪麗亞結婚

一八五六年十月，戴德生前往寧波，會晤了中國佈道會差派來的卓恩賜夫婦（John Jones和Mary Jones）。這時候中國佈道會由於收到的奉獻款不足，靠借款來支付傳教士的薪水。這時候常駐寧波的卓恩賜，加上四個孩子，一家四口，得不到中國佈道會的的接濟，要靠上海一些西國傳教士支持，甚為不妥。戴德生目睹這種情況，認為太沒有見證。戴德生不同意任何基督徒或機構要靠貸款來維持其生活或事工，戴德生堅持要如羅馬書十三章八節所說的，"什麼都不可虧欠人。"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戴德生終於和中國佈道會正式脫離關係。

在寧波期間，戴德生在帕克醫生的診所工作。一個星期有一次，帕克醫生夫婦、卓恩賜夫婦和單身的戴德生，都會到寧波的貴夫人瑪麗安·奧爾德女士（Mary Ann Aldersey）所主辦的學校吃晚飯。奧爾德女士是一位年約六十歲的英國傳教士，她在中年時，自費到爪哇（Java），在印度尼西亞的華僑婦女中傳教。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署後，她於翌年在塞繆爾代爾牧師（Samuel Dyer）的協助下，在寧波成立了中國第一所女子學校。

奧爾德女士是到寧波的第一批西方傳教士之一，具有專橫的、剛硬的性格。據寧波的西方傳教士說，假若英國是由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na）統治，寧波的英國人社區就由奧爾德女士統治。據說在寧波的英國領事，對她都要畏忌三分。

塞繆爾·代爾牧師，娶了約瑟·譚恩（Joseph Tarn）的大女兒瑪麗亞譚恩為妻，生下兩個女兒——寶麗娜·代爾（Burella Dyer）和瑪麗亞·代爾（Maria Dyer）。塞繆爾代爾牧師逝世後，他的妻子改嫁給包森先生（J．G．Bausum），她改嫁後不久也逝世。親生的父母先後逝世，原本可以依靠的繼父包森先生不久也身亡，兩個孤兒最親近的親戚就是遠在英國的舅父威廉·譚恩，而實際上在生活上照料她們姊妹倆的卻是奧爾德女士。

奧爾德女士邀請帕克醫生等人用飯時，戴德生也就認識了代爾兩姊妹。代爾二姑娘瑪麗亞對戴德生雖有好感，戴德生卻對英國的伊利沙伯·西森念念不忘。直至伊利沙伯·西森再三地說自己不覺得是愛上了他，說已往的一見鍾情是沒有愛情基礎的。戴德生才逐漸地發現，原來自己在不知不覺中愛上了瑪麗亞代爾，就鼓起勇氣寫信向瑪麗亞求婚。

瑪麗亞收到戴德生的信之後，就寫了一封信，婉轉地拒絕了戴德生的求愛。戴德生一直以為瑪麗亞深深地愛他，對於瑪麗亞的拒絕大惑不解，後來發現是奧爾德女士從中作梗。

戴德生知道真相之後，就向奧爾德女士攤牌，要她說出反對的理由來。原來奧爾德反對的是戴德生的弟兄會背景。

戴德生向奧爾德解釋說，他不是閉關弟兄會（Exclusive Brethren）的達秘（John Nelson Darby）的追隨者。至於他參加的弟兄會的聚會，包括朱克斯（Andrew Jukes）在赫爾（Hull）的聚會和約翰．霍華德（John Eliot Howard）在托特納姆（Tottenham）的聚會，則是遵照新約聖經的教訓的，是有別於閉關弟兄會的，一般人稱之為公開弟兄會（Open Brethren）。公開弟兄會的主要領導人，還有巴恩斯特珀爾（Barnstaple）的戚伯門（Robert Cleaver Chapman），和布里斯托（Bristol）的慕勒（George Mueller）等。後來威伯門和慕勒都成為戴德生創立的中國內地會的主要支持者。

回頭再說戴德生的婚事，由於瑪麗亞還差幾個月才滿二十一歲，必須得到法定的監護人——在英國的舅父威廉·譚恩——的同意。戴德生寫信到倫敦徵求威廉·譚恩同意之前，奧爾德女士早已寫了中傷戴德生的告狀信到英國。威廉·譚恩由於是當初差遣戴德生的中國佈道會的秘書皮爾斯（George Pearse）的好朋友，而正是皮爾斯介紹戴德生到托特納姆弟兄會的。奧爾德不滿戴德生與弟兄會有瓜葛的指控，促使威廉·譚恩，在與皮爾斯商談之後，更加贊成這頭婚事。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日，戴德生與瑪麗亞結婚，一對新人遂即往西山度蜜月。

第八章 布萊頓海灘上的決定

說到瑪麗亞的學問修養，比起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戴德生，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瑪麗亞教導他抒寫優雅通順的英文，糾正他帶有土音的英語。瑪麗亞說的是一口標準的寧波話，正好作咬字不正的戴德生的老師。甚至在讀希臘文新約聖經時。瑪麗亞的希臘文造詣，也遠遠超出戴德生之上。

一八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帕克醫生的妻子，忽然患病，當晚不治而死，留下四個乏人照料的孩子。帕克醫生自己的健康也大不如前，就決定攜帶小孩子回蘇格蘭。

帕克醫生留下的醫院，有三十張免費病床，另外有三十張普通病床，則用來治療那些戒毒者。這所醫院在寧波是被當地外國人和華人所稱譽的，帕克醫生被認為是寧波最合資格的醫生。

帕克醫生雖然將醫院移交給戴德生，卻只留下一個月的經費，當他們吃到最後一袋米時，戴德生忽然收到伯傑的匯款五十英鎊，全醫院的員工和病人，都開聲讚美神。戴德生因自己沒有受過正規大學的醫科教育，甚至未領取醫科專業文憑，在醫術上無法應付一些比較奇難的病症，加上醫院的繁重的工作，使他疲於奔命，他終於決定，要與瑪麗亞回到英國。戴德生離開寧波時，他在寧波橋頭銜帶領的聚會，已經有二十一個姊妹，他把他們交託在主的手裡。

一八六○年七月十八日，戴德生夫婦帶著女兒恩惠（Gracie），和另一位同工王來君，乘搭銀禧號（Jabilee），離開上海，直航英國。他們於十一月二十日，到達英國的貴利夫遜（Gravesend）。

戴德生回到英國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充實自己，提高自己的專業水平，修完醫學課程，取得醫科文憑，成為合資格的醫生。他住在倫敦的東區（l，Beaumont Street，Mile End Road），到倫敦醫院（London Hospital）上課和實習，直至一八六二年七月，他通過了考試，成為英國皇家外科醫學院的會員（Member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成為合格的外科醫生，幾個月後，他又成功地考取了皇家外科醫學院助產士的執照（Licentiate in Midwifery），使他成為合格的接生員。

一八六二年夏天，考到醫生文憑的戴德生，前往多年來支持他的威廉·伯傑家裡，度假一星期。伯傑住在英國南部索塞克斯郡（Sussex）的東格蘭士特（East Grinstead）的聖山（Saint Hill）上，房子連著一片草原和一座湖泊，可說豪華之極。

度過假，戴德生沒有忘記一件事，就是把寧波話的新約聖經，從文言文改為羅馬拼音。王來君跟他到英國來，為的也是這件事。英國暨海外聖經公會（The British and Foreign Society）同意贊助和出版這本羅馬拼音的寧波話聖經，聖公會佈道會（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也讓其傳教士弗德利克·高（Frederick Gough）參預其事。弗德利克·高既通希臘文，又能說一口流利的寧波話，和戴德生夫婦、王來君合作得很好。但這項翻譯工作繁重，四人經常埋首工作十至十四小時。

一八六三年九月，英國暨海外聖經公會審閱了戴德生等人修訂的羅馬拼音的寧波話聖經指出該修訂本聖經諸多錯誤，整個修訂工作是一個失敗，決定終止贊助戴德生等人從事修訂聖經。這對戴德生是一項沉重的打擊，但他並不灰心·感謝主，他終於說服了聖經公會（Bible Society），支持他們完成這項修訂寧波話新約聖經的工作。

同年，在皮爾斯倫敦的家裡，公開弟兄會的領袖戚伯門親自接見了他，垂詢戴德生在中國的差傳工作，戚伯門上次接見戴德生是在一八五二年。

最使戴德生夫婦難忘的，是他們帶著寧波來的王來君，到布里斯托拜訪了伯賽大教堂（Bethesda Chapel）的慕勒（George Mueller）。此時慕勒已在阿什利丘原（Ashley Down）建成了孤兒院的三座新大樓。戴德生應慕勒邀請，在伯賽大教堂和阿什利丘原上的孤兒院講道。

一八六四年五月，戴德生夫婦和王來君前往新的都市會幕（Metropolian Tabernacle），去聽當時英國最受歡迎的佈道家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講道。戴德生和司布真互相傾慕，而司布真也請戴德生講過道。

多年來，戴德生的心血都花在寧波這地方，他說的是寧波話，修訂的是寧波語的聖經，談的是寧波的家常事。但是在他家裡掛著一幅中國地圖，寧波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小黑點。在中國的廣大的腹地，許多內陸省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湖南，需要更多的傳教士去作差傳的工作。因此他開始有一個負擔，要向中國內地的省份傳福音。當他年青時，神呼召他到中國傳福音這個呼召不是單指著中國的沿海的城市也包括中國的內地。戴德生聽到神對他的呼聲："如果你願意與我同工，我要借著你去完成在內地的事工。"

　　內地會的構思實際上已經逐步具體化，它的名稱。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匾額那時已經掛在他朋友伯傑的客廳壁上。

　　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戴德生到伯傑家裡，參加那裡的例常禱告聚會。戴德生在禱告時、公開呼求神派遣差傳人員到中國內地的省份去。接下去兩晚戴德生前往托特納姆，到弟兄會那裡，向多年來支持他的弟兄姊妹，說出他對中國內地的負擔。

　　戴德生馬不停蹄地，從托特納姆，趕往布萊頓（Brighton），去會唔前中國佈道會秘書皮爾斯。皮爾斯——這個當初差派戴德生到中國去的中國佈道會的負責人，認同戴德生成為新的差傳機構的負責人。但是當時，戴德生還沒有下定決心，要成為新的差傳機構的領袖。在六月二十五日主日早晨，人們都到教堂去聚會，布萊頓沙灘上不見一人。他獨自一人在沙灘上散步時，他知道他必須下定決心，不能再有所猶豫，否則他的內心將長久痛苦，將來無法向神交賬。他突然得著啟示，如果他順服主的呼召，責任在他、他必會擔負一切的重擔。他拿出筆來，寫下他對神的要求，求神差遣二十四名工人到中國內地去。

　　一八六五年七月初的一個主日，戴德生在倫敦牛津街一個公開的弟兄會的禱告聚會中，要求弟兄姊妹為中國的差傳工作和內地會所迫切需要的傳教士禱告。戴德生的禱告感動了拉德斯托克勛爵夫人（Lady Radstock）。那天早晨，正好他兒子拉德斯托克勛爵三世（Lord Radstock）也來聚會，神借著拉德斯托克勛爵把戴德生帶到另一班弟兄會的圈子裡。

　　拉德斯托克勛爵也是弟兄會的負責弟兄之一，在那段日子，他被另一位年長弟兄卡文伯爵（The Earl of Cavan）邀請到威斯頓（Weston－super-Mare）的弟兄會去負責講台。拉德斯托克老勛爵夫人另一個女兒則是柏全普夫人（Lady Beauchamp），是托馬斯·柏全普爵士（Sir Tomas Beauchamp）的妻子。柏全普夫人當時也在場，聽到戴德生對中國差傳工作的呼求。這些弟兄會的貴族家庭，連接幾星期邀請戴德生到他們圈子裡去聚會，而這個圈子是戴德生從來沒有夢想到會認識的。戴德生透過拉德斯托克勛爵，認識了卡文伯爵，戴德生後來更成為卡文伯爵的朋友。

　　一八六六年初，公開弟兄會的領袖戚伯門邀請戴德生到巴恩斯特珀爾（Barnstaple）去，並讓戴德生在弟兄會的聚會中講道。兩人私下交談時，戚伯門向戴德生述說他在西班牙作差傳工作的一些寶貴經驗，這時這位德高望重的弟兄會領袖已是六十三歲，比起三十四歲的戴德生足足大了約三十歲。戚伯門給戴德生將要成立的中國內地會祝福，並贊同內地會曾是超宗派的，即內地會的門將向一切純正信仰的宗派打開，而弟兄會在各地的弟兄們絕不因此而削弱對內地會的支持。

　　一八六六年二月二日，戴德生、伯傑等弟兄在卡本街（Coborn Street）戴氏的住宅起草了中國內地會的章程，從此奠定了內地會的根基。弟兄會的領袖戚伯門被邀請為推薦人（Referee）。

　　一個宣稱超宗派的內地會，卒之獲得了英國所有對中國差傳事工有負擔的弟兄姊妹的普遍支持，各方面的奉獻款紛紛涌到，五星期內已收到近二千英鎊，沒有人去具體分析有多少奉獻款是來自弟兄會的，因為弟兄們所作的支持一直是低調的、不明顯的、不為人所知的。

第九章 合一的考驗

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戴德生、妻子瑪麗亞和他們的四個孩子，連同內地會的其它人，乘搭蘭花號（Lammermuir）帆船，向中國進發，開始他們的差傳之行。來送行的，有托特納姆弟兄會的負責弟兄霍華德兄弟和威廉·伯傑等。

他們在船上已經開始傳福音，蘭花號繞過好望角，駛入印度洋之後，就有十個船員聽了福音之後，在桅杆前悔改得救。

剛成立的內地會對外標榜的是超宗派，十五個傳教士中，分別來自浸信會、循道會、長老會、聖公會。內中有當秘書的白安美（Emily Blatchley）姊妹和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姊妹。在航行中，戴德生犯了一項嚴重的錯誤。戴德生成立內地會時，在輪船出發之前，他在各地的聚會中，口口聲聲說內地會沒有任何宗派背景，每個宣教士在涉及宗教的特殊教義和原則時，有取捨的自由。在同行的宣教士中，有兩位姊妹——瑪麗·鮑耶（Mary Bowyer）和珍·麥克琳（Jane Mclean）

——原屬聖公會，她們來自英國邁德美（Mildmay）的威廉·賓法特牧師（William Pennefather）主持的聖經學校。威廉·寶法特牧師和托特納姆弟兄會的史達西姊妹、皮爾斯等人關係密切。戴德生在蘭花號上，說服瑪麗·鮑耶和珍·麥克琳受浸。因為聖公會施行的是滴水禮。

戴德生企圖改變聖公會的傳統，違背了他先前強調的超宗派立場，這件事幾乎毀掉了內地會的前途。自從戴德生於一八五一年，在赫爾市的弟兄會中受浸之後，他一直以為受滴禮是無效的，他認為受浸時必須全人浸在水裡才有效。他雖然聲明內地會是超宗派，但他本人卻在潛意識裡一直認同弟兄們的傳統。他企圖改變聖公會的宣教士所遵循的作法，是缺少智慧的和沒有深思熟慮的。剛成立的中國內地會，必須爭取各教派的支持和信任。也許有人要說，戴德生自從認識了路易斯牧師（William Garrett Lewis）之後，曾到河濱教堂（Bayswater Chapel〕作禮拜，也算是浸信會會友，問題是：浸信會也是漫在水裡啊！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在寒冷的天氣里，戴德生帶著所有的同工，抵達杭州。早在兩年前，聖公會已有一位宣教士喬治·莫爾（George Moule），到杭州作差傳工作。喬治·莫爾起初對戴德生很客氣，但看到戴德生一行人作中國人的裝束，心裡不愉快。

幾天之後，蘭花號的同工中，有一個路易斯·尼可（Lewis Nicol），開始不滿戴德生強制他穿中國服裝，就不服從戴德生的帶領。更嚴重的是，他們夫婦跑到喬治·莫爾那裡，向喬治·莫爾告狀，說戴德生不應該在蘭花號上，遊說兩位聖公會的宣教士受浸。喬治·莫爾受到尼可挑撥之後，勃然大怒，這就觸發了一場災難。

喬治·莫爾認為中國內地會所標榜的超宗派立場，是虛假的，和行不通的。他立下決定，要乘內地會在萌芽階段，就扼殺它。

喬治·莫爾對戴德生進行人身攻擊，破壞戴德生的威信，使整個差傳隊伍，陷入一片混亂。

尼可本人除了不尊重戴德生的領導地位，還不尊重中國的風俗習慣，到處惹事生非。尼可夫婦在蕭山作差傳工作時，不懂用基督的愛，去化解當地政府對基督教的誤解，反而縱恿戴德生寫信，向英國領事福瑞斯特（R．F．Forrest）投訴。這封投訴信轉到北京的英國公使亞爾科克（Sir Rutherford Alcock）那裡，亞爾科克就向滿清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說蕭山的地方政府違反中英簽署的條約，說蕭山地方政府不應驅逐英國傳教土。

在這件事上，戴德生受到尼可的左右，採用的是人的辦法，在撒迦利亞書四章六節："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戴德生難免有人的軟弱，他竟然利用一個靠鴉片戰爭起家的國家的勢力，讓基督徒在傳揚福音時，逃避所受到的迫害和苦難！

喬治·莫爾對戴德生的攻擊接著又進一步升級，他誹謗戴德生的信件紛紛寄到英國各教會．各基督教機構去，這就引起了英國各方面對內地會的不滿。

當英國各方面指責、批判戴德生時，威廉·伯傑仍然站在戴德生一邊，一如既往地信任戴德生。伯傑夫婦沒有兒女，他們愛戴德生如同自己的兒子。在任何情況下，威廉·伯傑不會離棄他，頂多是用愛心勸勉他。這時威廉．伯傑已是內地會在英國本土的主管。戴德生諮詢了伯傑之後，把尼可這害群之馬開除出內地會。

一八六七年四月，喬治·莫爾夫婦回到英國，仍留在杭州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內地會的差傳隊伍。

這時戴德生的脆弱的心靈，已經被損傷到了極限，然而神托住了他，使他能經受得起這些困擾和打擊，他默然地接受了來自各方面的指責和誤解。

有了這次的教訓，戴德生嚴格地持守一些基本的原則，再次肯定中國內地會是超宗派的。他承認當初勸說那兩位聖公會的女同工受浸是項嚴重的錯誤，為了糾正這個錯誤，戴德生決定在內地會成立了聖公會分部，後來加入內地會的劍橋七傑（Cambridge Seven）中，有三位宣教士後來竟被擢升為聖公會的主教。

第十章 揚州的暴亂

一八六八年六月一日，戴德生、瑪麗亞和四個孩子，從杭州遷移到揚州。戴德生一家人住進當地的一間小旅館，戴德生自己則一面行醫，一面傳福音。

揚州這地方，佛教的勢力很大，那裡的和尚和僧侶，為了維護他們的傳統勢力和既得利益，就煽動當地的居民起來反對戴德生等內地會宣教士。

起初只是一些市民的鼓噪，在有心人的挑撥下，漸漸地演變成一場暴亂。使局勢加倍複雜的，是有人在整個事件中，強調英國人用鴉片，來毒害中國人，使中國貧窮衰弱，他們又誣說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精神鴉片，用來腐蝕中國人民，說宣教工作是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那段日子，煽動性的傳單在揚州各地散發，措詞則越來越具攻擊性。

戴德生完全可以暫時離開揚州，避避風頭。

在這件事上，戴德生又再一次違背他自己的原則，即他多次說的要取得當地政府的友誼。上次他為蕭山事件，寫信向英國領事福瑞斯特投訴，可以將責任歸給惹事生非的尼可。這一次載德生可說難辭其咎了。

首先戴德生親自寫信向揚州地方官抗議，不久即收到一封措詞禮貌的道歉信。戴德生也就認為，寫抗議信確實奏效。但是第二波的暴動接踵而至，成千上百的暴徒在晚上出現，在熊熊的火光下，包圍戴德生的房子，並朝他們的房子擲磚頭。

一場暴亂的結果，瑪麗亞和一些同工都受了傷，最後揚州的地方政府派了官兵看守戴德生的房子。

暴亂之後，戴德生派一個本地人向鎮江的英國副領事亞倫（Allen），投訴暴亂的經過。事情從此鬧大了，揚州知府知道牽動了中英兩國的關係，就勸戴德生為了自己一家的安全，暫時離開揚州。戴德生於是暫時住在鎮江。

一八六八年八月三十日，英國總領事麥都思（Walter Medhurst）——《中國》一書作者麥都思的兒子——來到揚州，向戴德生錄取口供。麥都思對揚州知府保護英國僑民不力，向揚州知府的上司——鎮江的道台——提出抗議。鎮江道台並不認錯，表示不願意向外國勢力屈服。鎮江官方竟然貼出排外的告示，使英國總領事麥都思下不了台，因此非常氣憤。中英雙方的爭執進一步升級，英國派出軍艦雷那多號（Rinaldo）到鎮江港外示威。同年九月十日，軍艦雷那多開往南京威脅南京總督，接著英國駐華公使亞爾科克要求英國遠東司令哈利·凱培爾（Sir Harry Keppel）派軍艦到大運河，向南京和揚州的地方官施壓力，要求地方官賠償。英國派出的軍艦有羅得奈號（Rodney）、雷那多號（Rinaldo）。史丹尼號（Stanley）、伊卡魯絲號（Icarus）和吉伯拉號（Zebra）。這些英國軍艦悍然長驅直入中國內河一帶，準備隨時炮轟、焚燒、屠殺。整件事是以滿清政府的公開道歉，以及揚州知府被革職才了結的。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戴德生和瑪麗亞在英國總領事麥都思的陪同下，重返揚州。

揚州暴亂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政府得勢不饒人，不肯善罷罷休。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英國外交部長史丹尼勛爵（Lord Edward Stanley）指示英駐華公使亞爾科克要向中國政府交涉，說英國的政治威信已因揚州事件受到嚴重損害，要求滿清政府賠償。史丹尼勛爵是保守黨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內閣大臣。幾天之後，保守黨在大選中失敗，自由黨首相格拉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組閣，由克拉倫頓伯爵（Earl of Clarendon）接任外交部長。也許神借著這機會讓戴德生與屬世的權勢割分界限，克拉倫頓改變了對華政策，要求英國駐華公使亞爾科克和總領事麥部思為出動數艘軍艦，以武力壓制滿清政府的蠻橫手段作出解釋。那時候戴德生和瑪麗亞的屬靈感覺還是遲鈍的，不知道差傳的工作，不能依賴外邦人——包括任何政府——的武力。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三日，英國的權威報紙泰晤士報在社評中抨擊中國內地會，說早期的使徒和宣教士從來不依賴軍艦和武力去宣揚基督的福音，當我們聽到有一些以祈禱傳道為事的人，竟動用槍炮威脅中國內地的城鎮，我們對此感到震驚。

英國的讀者，包括支持戴德生的基督徒，都對這些報導感到震驚，令戴德生痛心的，是許多已往信任他的基督徒，包括至親好友，也因著這些不利於他的報導，而疏遠他，不再支持他。內地會的奉獻款從此大幅度減少。

在這段困難的日子裡，布里斯托弟兄會的領袖喬治·慕勒，非但沒有中斷他經常性的奉獻，反而擴大他對內地會的經濟支持。從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年，慕勒奉獻給內地會的款額，正好補足各方面減少奉獻給內地會的款額。

一八六九年，戴德生本想帶著瑪麗亞到寧波附近的普渡島度假十天，上海報紙報導他又會到那裡製造事端，英國領事館被迫叫他離開度假地。那些報刊的攻擊性文章未免過火，有的說他鹵莽、愚昧、擾亂社會治安；有的就他已經招惹了嚴重的政治風波，使無辜的外國人無法在中國立足，破壞了中外關係；有的甚至建議把他關進精神病院。

　　這些中傷的言論使戴德生心靈受傷，靈性陷於低潮。他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感到沮喪和失望，甚至絕望，而瑪麗亞一直在屬靈方面，支持他和勉勵他。

　　從這些事情上，我們看到一個屬靈偉人，在靈性成長的過程中，也有失敗、軟弱、絕望的時刻。感謝神，戴德生在最惡劣的情況中，蒙神的保守，度過了危機。

第十一章 榮耀的恢復

一八六九年夏天，戴德生有著羅馬書第七章的經歷，他恨自己，他恨惡自己的罪，卻沒有能力勝過罪。他的內心苦苦掙扎，每天禱告、認罪、禁食、立志為善。勤讀聖經，仍然沒有果效。他愈靠自己的能力追求聖潔，愈活不出聖潔，直到他幾乎絕望了。八月間，戴德生到杭州採訪那裡負責的同工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向麥卡錫弟兄談到自己靈性上的掙扎經歷，他所談的其實也是麥卡錫弟兄當時的屬靈光景。戴德生在回途中一路在想："怎樣向基督支取我所需要的？他富足，我則貧窮，他剛強！我則軟弱。"

同年九月間，戴德生接到麥卡錫的一封信，信里說："讓愛我的救主在我裡面，行出他的旨意，住在基督里，而不是靠奮鬥掙扎。"信的最後一段話，說："不是努力去得著信心，或是祈求信心的增加，只須仰望信實的主就夠了。完完全全地安息在愛我們的基督裡面，時時刻刻地，永永遠遠地。"

讀完這封信，戴德生的眼睛被打開了。"我們縱然失信，他乃是可信的。"他不再掙扎了，他看到他與基督是合一的。

戴德生召聚同工們來讀麥卡錫的信。"企圖從他那裡乞討豐富的恩典是錯誤的，我們是他的一部分。我們每個人都是了的肢體，就像枝子連接在葡萄樹上。阿，真是不可思議，我們竟與復活的主合為一體。"

一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瑪麗亞因病逝世，戴德生平靜地接受這個悲痛的事實。他關在房間里，獨自面對神，他靠著神的恩典，已經剛強得勝了。他再次嚴肅地將自己奉獻給神。

一八七一年八月五日，戴德生乘搭伏爾加號（Volga），離開上海，同船的有女同工福珍妮。福珍妮曾在五年前，和戴德生一起乘搭蘭花號到中國。福珍妮到杭州後，辦了一間學校，又帶領了五十多人信主，為人聰明能幹。他們在伏爾加號輪船上，有機會多有交流，互相傾慕。到了倫敦，戴德生在徵得福珍妮的父母同意後，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與福珍妮結婚。

戴德生續弦之後，沒有和福珍妮度蜜月，夫妻兩人都是內地會的同工，許多工作擺在面前，等著他們去處理，何況福珍妮還要照顧戴德生前妻瑪麗亞留下的幾個孩子。

一八七二年一月，戴德生一家人搬到倫敦培蘭路（Pyrland Road）六號。培蘭路六號便成了倫敦內地會的中心。但整個內地會在英國的總部，仍是在威廉·伯傑在聖山（Saint Hill）上的住宅里。

搬完家之後，戴德生先到巴恩斯特珀爾，拜訪弟兄會的領袖戚伯門。戚伯門對戴德生說，我每天都在訪問你，意即戚伯門每天都為戴德生禱告。戴德生接著到布里斯托拜訪另一位弟兄會領袖慕勒，並在慕勒主持的伯賽大教堂講道。

同年六月，戴德生，應聖公會威廉·賓法特牧師的邀請，到邁德美聚會（Mildmay Conferene）中講道。在這次聚會中，戴德生認識了同為講員的美國在大佈道家慕迪。在邁德美聚會之後，中國內地會在倫敦的組織結構得到加強，增加了兩位義務秘書。一位是查理·希爾（Richard Harris Hill），一位是於利·索爾鐸（Henry Soltau）。他們的先輩都是弟兄會的領袖。如今希爾家族和索爾鐸家族的第二代，連手起來，全力支持戴德生。

戴德生接著前往托特納姆的弟兄會去拜訪史達西姊妹和霍華德兩兄弟。托特納姆的弟兄姊妹一直大力支持內地會的差傳工作，霍華德經營的藥廠多年來贈送巨量的奎寧（quinine）藥品，去治療在中國無數的瘧疾病患者。這次的交通，產生了意料不到的成果，即羅伯特·霍華德的兒子，西奧多·霍華德（Theodore Howard）加人了內地會的管理層，這是另一個弟兄會領袖的第二代，加入了中國內地會，正式投入了中國的差傳事工。西奧多·霍華德後來升任內地會管理委員會主席。

為了擴大中國內地會的支持力量，戴德生接受了幾位義務秘書的意見，邀請有負擔的，或有經濟實力的基督教的領袖為推薦人（Referees）。Referees這個英文字很難恰當地翻譯，在這裡包括了贊助人的意思。被邀請為中國內地會推薦人的，包括有當年弟兄會中最有名望的、最有威信的負責弟兄：戚伯門（Robert Chapman）、標利（Henry Bewley）、科林伍德（Willian。Collingwood）、約翰·霍華德（John Eliot Howard）、約翰·摩利（John Morley）、慕勒（George Muller）、拉德斯托克勛爵（Lord Redstock）、史密斯（Denham Smith）、亨利·瓦利（Henry Varley）。

新改組的內地會在宣教事工上有了異象，強調要扶助中國的基督徒，使他們趁早自立。並且強調中地會要豎起十字架的標記，願意接受最低的、最卑微的地位，追求與中國各階層的人士和睦。

一八七二年十月九日，戴德生離開英國，再接再厲地，投入中國的差傳工作里，戴德生到達中國時，所帶來的款項，正好解決了在中國的同工們的需要。當時內地會在中國的同工已有一百位，加上他們的家屬，每個月的支出實在十分龐大。戴德生在同工們彷徨無措、灰心喪志的時候，再次把同工們團聚在一起，並且勉勵他們，提醒他們必須不忘當初神所付託的使命——帶領中國人歸向基督。

一八七四年六月，戴德生乘船到武昌時，扭傷筋骨，卧床不起，十月份回到英國治療。戴德生到英國後，病情嚴重，以致兩小腿癱瘓，醫生囑他要長期卧床休息。這時戴德生正值壯年，才四十八歲，這個突來之病對他是項沉重的打擊。明知內地會有成千上百的事要他處理，他卻動彈不得，他唯有天天為內地會和中國禱告

一八七五年初，戴德生病在家中的時候，印發一項啟事，要求各地信徒為數億中國人禱告，並請在英國的弟兄姊妹，每天抽出一分鐘，求神差遣十八人到中國作差傳工作。戴德生夫婦並隱名奉獻出四千鎊，為中國的差傳工作之用。

一八七五年四月，內地會向神所求的十八個宣教士，出發到中國。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戴德生在中國召集同工們到鎮江開會，聚會時大家為差派七十個宣教士到中國懇切禱告。一八八三年，在英國受高等教育的基督徒回應了這項呼召，內中包括著名的的劍橋七傑。這一年戴德生正在英國，劍橋七傑中有因他得著屬靈幫助的。

一八八七年，戴德生已是五十五歲，他的信心並沒有減退，他仍仰望神，再差遣一百名新的宣教士到中國來，他還仰望神在那一年再供給內地會一萬英鎊的經費，結果神垂聽了他的禱告。在年終統計時，該年中國內地會收到一萬一千英鎊的奉獻款而蒙召到中國的宣教士，則是一百零二人，比起原先所求的，還多兩名

第十二章 末後的祝福

一八八八年七月，戴德生應慕迪邀請，前往美國講道。到達了紐約市，戴德生就住在亨利·弗洛斯特父親的豪華房子。戴德生在美國各地領會，聖靈大大作工，許多人獻身到中國作宣教士，奉獻的款項源源不絕，亨利·弗洛斯特被迫作臨時司庫，而中國內地會的美洲分會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既定的事實。

一八九七年，神垂聽了內地會多年的禱告，一位英國的批發商人莫頓（J．T．Morton），在遺囑中留下十萬英鎊給內地會，基本上解決了內地會長期間的需要。

一九○○年，內地會的宣教士在中國被迫害，殉難的有五十八名之多，此外還有二十一個小孩。戴德生身在瑞士，聽到這些消息，內心憂傷，深受刺激，脈搏每分鐘從八十次降至四十次，同工們只好將一些壞消息留下，不讓他知道，怕他不堪刺激。

內地會的宣教士雖然橫遭殘殺，卻毫無怨言，不復有往年揚州事件的強烈反應，他們不說一句怨言，更不言及報仇。賠償之類的事。所有內地會的同工，遵照戴德生的規範，吃苦耐勞，甘冒生命危險，一旦受到迫害，不向本國政府投訴。

一九○一年夏天，他在瑞士沙木尼谷（Chamonix Valley）的松林中散步，滑腳跌倒。當他身體稍為康復，他就想到中國。他雖身在瑞士，卻心在中國，他渴望早日回到他心愛的第二家鄉中國。

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戴德生的老伴福珍妮因病逝世。

一九○五年四月，戴德生七十三歲時，終於達到他的心愿，他第十一次來到中國。

一九○五年六月三日，他在長沙時，對同工們說："在禱告中，把一切都交託給神，這是我們最大的權利。在禱告中，沒有甚麼大事與小事之分。只有神才是偉大，我們應當完全信靠他。"說完這些話，戴德生就回到房間，安然歸主。

這一年，內地會在華的宣教士，已有八百二十八名，教堂七百五十四處，佈道所一千一百所，受洗加入教會的人無法計數。

此後，內地會繼續發展，證明戴德生撒下的種子並不落空。一九一四年，中國內地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差傳機構。一九三四年，內地會達到了歷史的巔峰，旗下的差傳工作者達到一千三百六十八人，給中國帶來了無法估量的屬靈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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