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聞學的歷史淵源

「公眾新聞」的產生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縱觀美國新聞史，可以看出，對「公眾新聞」的探索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只是拘囿於歷史條件，雖然其核心理念相似，表現形式卻可能千差萬別。我把這些神似「公眾新聞」的報道形式稱為「類公眾新聞」，用「類公眾新聞」的歷史演變軌跡勾勒出美國歷史上「公眾新聞」思潮的薪繼火傳。

1、殖民地時代的公共新聞烏托邦

「類公眾新聞」的出現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時代的美國。早在1690年9月25日，美國還出於殖民地時代，報紙還不是大量流行的工具，新聞產業只是萌芽階段，R·皮爾斯(R·Pierce)印刷所出版了一份4版的報紙，但只印了三面，第四版為空白，讀者可以在傳閱前將自己知道的新聞寫上去」。這種報道形式跟20世紀90年代末的「公眾新聞」沒有直接聯繫，囿於當時的社會條件也不可能大規模地推廣開來，但這種形式給受眾提供的話語自由卻成為人類新聞歷史中孜孜以求的精神理念。

2、政黨報刊時期的公共新聞缺位

18世紀的美國新聞業處於政黨報刊時期，雖然出現丹尼爾·笛福(DanielDefoe)這樣偉大的社論員，也有高度文學性的「隨筆報紙」(Essay Paper)，但這個時期的新聞出版業是屬於統治者的。「在這種制度下，新聞報道必須嚴格限於娛樂消遣，或是不痛不癢的評淪。」「1798年6月和7月國會通過的《外僑法》(Alien Act)和《煽動法》即是政府鉗制言論的典型表現。由於政黨報刊的絕對主導地位，在這一時期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新聞思潮和異彩紛呈的報道形式，但政黨報刊卻很大程度上確保了美國建國初期的政治體制穩定，這種穩定對新生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為19世紀的經濟崛起和新聞思潮埋下了伏筆。

3、黃色新聞時代的公共新聞畸變

19世紀中葉出現了「新式新聞思潮」，當時社會的重要變革有：內戰給報業帶來了飛躍性的技術變革，出現了遠程傳輸信號的電報；而對電報的依賴決定了新聞寫作的簡潔化，記者們力圖以更簡潔的文字以節省費用：出現了修正個人主義經濟理論的「動態社會」經濟理論，以社會學家萊斯特·沃德為代表，認為應該把政府視為一種積極的力量，政府應該主動尋找實現社會改良的途徑(《動態社會學》1883年)。」這些因素都註定了不同於「政黨報刊」的「新式新聞」出現。「新式新聞」的特點之一是在社論版上表示對平民百姓的支持。約瑟夫·普利策的《聖路易斯郵訊報》(St．Louis Post—Dispatch)和《紐約世界報》、威廉·羅克希爾·納爾遜的《堪薩斯城明星報》被視為「新式新聞」的旗幟。普利策長期重視社論版，《紐約世界報》對重大社會問題採取明智而公正的態度，結合新聞隊伍的報道力量和社論撰稿人的支持，來從事進步的、切中時弊的社會改革思潮。赫斯特也為「新式新聞事業」作出重要貢獻，他在技術方面實行革新，試驗了許多排版式樣，安排了對稱的標題形式，採用了醒目的鉛字體，色0造了一種與眾不同、後來為其他報紙所效仿的程式。這些努力都使「新式新聞」的易讀性、公眾貼近性產生巨大影響，可以算作「公眾新聞」的一次探索。遺憾的是，由於新聞產業競爭的升級和19世紀末晚報小報的泛濫，「新式新聞」衝破洪閘，滑向「黃色新聞」時代。為增強新聞易讀性而採取的編排方式、漫畫版、大字標題等變成了「黃色新聞」誇大視覺衝擊力的工具，為增強貼近性而提倡的關注私人生活、記者參與等方式變成了暴力色情軟新聞泛濫的溫床。真理和謬誤往往只有一線之隔。「黃色新聞是一種沒有靈魂的新式新聞思潮。黃色新聞記者在標榜關心『人民』的同時，卻用駭人聽聞、華而不實、刺激人心和滿不在乎的那種新聞阻塞普通人所依賴的新聞渠道，把人生的重大問題變成了廉價的鬧劇，把新聞變成最適合報童大聲叫賣的東西。最糟糕的是，黃色新聞不僅起不到有效的領導作用，反而為罪惡、性和暴力開脫。」」現在提起「黃色新聞」時代，大家往往覺得它是新聞史上不堪回首的時期，卻忽視了「新式新聞」的革新帶來的正面影響，忽視了媒體在「社會公器」和「賺錢機器」之間搖擺的社會張力的消長。19世紀的「新式新聞」思潮可以說是一次流產的「類公眾新聞」思潮，它之所以始亂終棄、發生畸變，究其原因還是社會條件的不成熟。雖然有一些技術上和經濟理論方面的革新，但是完整規範的新聞從業規範並沒有形成，大規模工業化產生的社會矛盾暫時被高速的經濟增長所掩蓋。

4、黑幕揭發時代的公共新聞探索

積蓄的社會矛盾在跨入20世紀後不久進行了大爆發，反映在新聞業上，即出現了歷史上著名的「黑幕揭發時代」。當時的移民潮以及內陸城市人口的急速增長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危機；貧窮、文盲、童工、健康問題等各種衝突引起了改革者的注意；資本主義發展進入壟斷階段，許多公司為擠垮對手成為寡頭不擇手段」。「黑幕揭發運動」是由《麥克盧爾》(McClure』S Magazine)發表的這三組重要的系列文章開始的。從1902年末開始，《麥克盧爾》開始連載編輯部成員艾達·M·塔貝爾的《美孚石油公司史》(History ofStandardOil)。塔貝爾以翔實確鑿的證據報道了這家公司通過不正當的手段把競爭對手擠垮的行為，這使得洛克菲勒公司在後來多年中處於被動地位。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Steffens)也在《麥克盧爾》發表其題為《城市的恥辱》(Shame of the Cities)的連載文章，揭露了聖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匹茲堡、費城、芝加哥、紐約和其他城市政府的腐敗。雷·斯坦納德·貝克也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勞工問題，尤其是關注童工和黑人經濟地位的文章」。1905年以後，「黑幕揭發運動」的旗幟轉移到了《柯里爾》手中，它發表了塞繆爾·霍普金斯·亞當斯(Samuel Hopkins

Adams)有關專賣葯製造業內幕的文章，這些文章取名為《美國大騙局》，揭露許多聲稱「包治百病」的流行藥品是假的，並且證明其中有些還含有有毒成分。除了《麥克盧爾》和《柯里爾》以外，《世界主義者》、《人人雜誌》(Everybody』S)、《皮爾遜》(Pearson』s)《美國雜誌》(American Magazine)等雜誌也是「黑幕揭發運動」的鼓吹者和實踐者。在1910年中期，「黑幕揭發思潮」衰落下去了，首要的原因是經濟問題。類似《麥克盧爾》的雜誌必須承受有關調查報道的巨大支出，如果期望這些支出完全靠發行來彌補顯然不現實，於是必須依賴廣告，而「黑幕揭發思潮」中的媒體已經在揭醜活動中大大得罪了廣告主。同時，產業界也成立了對外公共關係組織來對抗「黑幕揭發思潮」的揭露性調查活動。」「黑幕揭發思潮」持續的時間雖然不算很長，但其通過揭發社會黑幕來促使政治力量改革和教化公眾參與改革，很大程度上強調了媒體的社會責任。雖然「黑幕揭發」的記者們主要把社會暗角暴露在公眾面前，還沒有主動到組織公眾參與改革進程的程度，但是其提倡的理念已經跟今天的「公眾新聞」非常接近，可以看作是「公眾新聞」的鼻祖。在19世紀「新式新聞」時代被扼殺在萌芽狀態的「公眾新聞」理想的種子，終於在「黑幕揭發」時代破土而出。

5、專業主義時期的公共新聞僵化

「黑幕揭發」這場「類公眾新聞」思潮最終被壓制下去了，但其重要的成果是催生了第一批新聞行業道德規範。1923年，在美國報紙主編協會、全國廣播電視業者協會的首屆年會上，提交了一項被稱為道德準則的《新聞規約》(Cannons of Journalism)，首席執筆人是《紐約環球報》的創辦人H·J·賴特(H·J·wright)「1。接下來的1931年，電視台新聞部主任協會成立。1933年，在《紐約世界電訊報》好鬥的自由派專欄作家海伍德·布龍的號召下，「報業公會」成立。1942年，「美國新聞出版自由委員會」由《時代》雜誌的創始者亨利·盧斯創立。1946年美聯社編輯主任協會成立，第二年全國社論撰稿人聯合會成立。創立於1887年的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在1961年成立了旨在為延伸項目籌集資金的「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基金會」31。一系列行業協會的成立，在規範新聞競爭、凸顯社會責任、推進媒體改革等方面功不可沒。還有一項重要的成果是「美國新聞出版自由委員會」(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梅納德·哈欽斯當選主席後亦稱「哈欽斯委員會」)1947年發表的題為《自由的和負責任的媒體》(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的報告，該報告的精髓被傳播學者彼德森融合歸納為著名的報刊四種理論之一——「社會責任倫」，該理論認為「觀點的自由市場」的自我糾正過程的功效是靠不住的，必須靠新聞傳媒切實對社會負責，而要做到這一點，新聞界自身必須努力，公眾和政府也有責任。對於新聞界而言，關鍵是要有職業精神、奉行職業準則，提供公眾所需要的多樣化、大量的、高質量的信息和討論；媒介應切實負起充當信息和討論的公眾傳遞者(CommonCarrier)的責任，刊播信息不能只考慮直接經濟收益，節目安排應擺脫廣告商的控制，媒介之間應當互相進行嚴格的批評和監督。對於公眾來說，應該認識到媒介的強大力量，認識到媒介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裡的事實，認識到媒介尚未滿足社會的需要，幫助覓補商業媒介的缺陷，例如學校之類非營利機構可以為被商業媒介排除在外的受眾製作影視片等；評估媒介工作，敦促新聞自律，成立獨立機構對媒介工作進行評價，並且每年提出這方面的報告；加強新聞傳播教育與研究。政府的職能則是要鼓勵新聞業中有利於負責任的新聞自由的立法，有必要時介入大眾傳媒實踐，以補充私有媒介的不足。可以說，這個時期對新聞傳媒業社會責任的思考已經遠遠超越了實踐。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新聞傳播業在經歷了「黃色新聞」的泛濫和「黑幕揭發」的洶湧兩個「類公眾新聞」極端後，進行了較為深刻的行業反思和規則制訂，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新聞專業主義」時代。表現之一是出現了一批以批判為主的另類新聞報刊：I·F·斯通的《斯通周報》(Stone Weekly)、凱里·麥克威廉斯的《民族》(Nation)周刊和多蘿西·戴的《天主教工人》(theWorkerofCatholic)。在1960年代，新加入了《村聲》、《舊金山灣衛報》(BayGuardian)、《塞維落基山新聞報》(CervisRockyMountain Journal)和《德克薩斯觀察家》(the Texan Observer)」。表現之二是調查性報道和解釋性報道的流行。「調查性報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是指利用長時間內積累起來的足夠的消息來源和文件，向公眾提供對某一事件的強有力的解釋。」「這個時期的新聞突出了其「客觀性」和「專業主義」，但同時也顯得獨立有餘而社會合作不足，並沒有像「社會責任論」所期待的那樣，成為公眾和政府充分溝通的橋樑。調查性報道後來甚至被政治利用，成為黨派之間互相傾軋的手段。六、七十年代出現了一種「文學新聞」(亦稱「新式非虛構報告文學」)，它利用感知和採訪技巧獲取對某一事件的內部觀點，而不是依靠一般採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問題的手法；它還要求利用寫小說的技巧，把重點放在寫作風格和描寫方面。但是這類報告文學大多出現在各種雜誌和書籍中，其寫作運動沒有擴大到報紙上「。這種形式偏離了「新聞專業主義」的絕對客觀，引導了記者們的參與和體驗，更鼓勵記者們把感受用感性的語言表現出來。其表現形態與今天所講的「公眾新聞」有些相似，但就其本質而言，仍是記者們為公眾代言，媒體為公共輿論代言。

6、新世紀的公共新聞呼喚

新聞業發生的變化是更廣闊的社會變化的折射。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社會、政治、經濟經歷了重大變革。州際高速公路的修建、電視的普及、汽車的數量的增加大大改變了美國的面貌。另外，民權思潮、婦女思潮和環境思潮此起彼伏，再加上反戰思潮，也引起了美國國內局勢的變化。在國際層面上來看，各國經濟之間的互相依賴改變了各國關係，最終導致了冷戰的結束」。從國內來看，水門事件引起了美國政治體系的大動蕩，各個特殊利益集團及其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PAC)獲得了更多的自治權，政黨的作用進一步減弱。國內外種種變化交匯到一起，引起了美國公眾對於社會制度樂觀看法的消失以及社會關係的巨大變化」。公眾開始厭惡政治，E·J·迪昂尼認為，如果說他們對於政治沒有憤怒，至少也是失去了耐心的」。美國參加大選的相對選民人數大致已經比戰前減少了50%以上。這非常不利於新聞媒體的工作，因為美國媒體很大一部分報道內容就是全國的政治活動，如果公眾不再對政治生活感興趣，那麼新聞媒體就失去了大部分與公眾生活相關的話題。新聞界對於這種趨勢無法扭轉，因此不得不重新考慮新聞界和公眾的關係。公眾社會生活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時期的城市化思潮更加深入，公眾之間的關係出現重大變化。二戰以前，美國社會鄰里之間關係非常緊密；而二戰後隨著居住條件和社會階層的新變化，鄰里之間的關係逐漸鬆弛了(我國目前也在經歷這種變化)，更多的人將自己禁錮在自己的小環境裡面而拒絕參與外部社區活動和交流。「公眾與公共生活越來越分離，這也帶來了公眾對於政府和媒體信任度的降低」。技術方面，互聯網的興起和多媒體技術的發展也帶來了新聞媒體之間的競爭。例如有線電視技術的發展引起了一股有線電視熱，24小時有線新聞頻道CNN的成立就使得新聞媒體的競爭更加激烈。而殘酷的競爭又引起了大型企業之間的合併，新聞業不斷進行重組。面對種種變化，為了挽救新聞理想以及媒體的自身救贖，一些報紙又開始走煽情新聞的路線，而另一些則選擇了能夠改善「社會公共生活」的道路」，後者的努力形成了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公共新聞」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