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壞的委內瑞拉：那些散落在拉丁美洲的星光與塵埃

這是大西洋鰻魚的第五十四篇原創，泛拉丁美洲第六篇。

此文獻給墨西哥巴亞爾塔港的胡安，哥倫比亞波哥大的酒店前台Lhuis，麥德林公交上的無名先生，還有4月14日大馬士革的6名死難者。

「在這一生，如果我的祖國賦予我的全部是苦難，我仍然要去愛它嗎？」

第一次聽到Venezuela這個詞語，是在我問胡安，「你來自哪裡？」之後。

那是在午後的巴亞爾塔港(Puerto Vallarta)，這是墨西哥在太平洋的一個度假海濱城市。很少有中國人來到這裡，因此我的東方面孔尤其容易引來本就喜歡熱心搭訕的墨西哥人的關注。

▲巴亞爾塔港的風景與位置

胡安是星巴克的服務員——Juan是一個非常常見的西班牙名字，而我源自西班牙的英文名Ciro，在西語國家卻並不常見。

不知道是誰先開口，友誼的第一步就這樣開啟了。在等蛋糕的時候，我們開始聊了起來。

墨西哥是個大國，墨西哥人的聊天語境對於中國人來講是新世界，太多本國大大小小的城市地名，太多他們非常熟悉的中南美洲國家的英語名，對於我來講都非常的陌生。

因此，即使委內瑞拉作為一個「知名」的南美面積大國，即使查韋斯對於我來講是如雷貫耳，我竟然也是第一次才知道它的英語字母這樣拼寫，以及是這樣的發音。

我對新事物感到意外又驚喜。

作為三十年來我認識的第一個委內瑞拉人，我對面前這個活力四溢，總是大笑露出牙套的年輕人開始感興趣起來。曾幾何時，委內瑞拉，和伊朗朝鮮這些國家一樣，都是中國媒體國際報道中的常客，它們都是「英雄」，都是錚錚骨氣的反霸權反美鬥士呀。

很多中國人對委內瑞拉的最深印象恐怕是這首委內瑞拉軍樂團演奏的史上最奇葩，領導人要憋不住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知乎無法上傳騰訊視頻，請至公眾號原文查看）

此外，委內瑞拉還以美女而名聞世界，委國美女常年在「世界小姐」、「環球小姐」等世界選美大賽上奪冠。

「我呆會就下班了，我每天傍晚會在海軍博物館門口擺攤賣旅遊紀念品，在這之前我有2個小時的休息時間，要不我帶你逛逛巴亞爾塔港吧。」當我的咖啡要喝完時，胡安發出邀請。

好啊！我馬上答應下來。求之不得，在西語國家能遇到一個這樣英語流利的新朋友。

接下來的時光，我們穿梭於這座被稱為「墨西哥舊金山」，又被我類比為「美洲芭堤雅」——以色情業而聞名的太平洋小城的大街小巷。透過胡安的笑臉，我也慢慢了解了他的故事。

▲美麗的巴港

胡安小我一歲半，他的家鄉是委內瑞拉第二大城市的馬拉開波，這是世界著名的石油輸出港，是世界石油儲量第一的委內瑞拉的航運中心。

胡安結婚了，他的丈夫是一個大他8歲的墨西哥人。

他們相識在美墨邊境的蒂華納。

結婚一年後，胡安獨自來到了巴亞爾塔港。

在通過結婚成功入籍墨西哥後，胡安把他的媽媽，姐姐，姐姐的孩子，都接來了巴亞爾塔港。

巴亞爾塔港是旅遊業發達的消費城市，物價並不低。胡安每天下午在咖啡店打工，晚上賣紀念品，日子很不寬裕。但我看他的臉書，每張照片都笑的非常燦爛，臉書的頭像正是在全家的見證下，他和他的丈夫在證婚處的合影。

我問他，你是真心愛你的丈夫嗎？

他說，是的，why not? 我們彼此迷戀。

我又問：那你為什麼自己一人來到這裡工作，不和他住在蒂華納一起生活呢。

他眨著眼睛繼續笑，然而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胡安不太主動講委內瑞拉的事情，儘管他用十分輕鬆的語氣講述了四年前，他的哥哥在加拉加斯的馬路上被槍殺。如今他入籍墨西哥，全家也遷來了這個比自己國家安全、富裕太多的新土地。他的臉書上一張頭像，就是為剛發生不久的墨西哥地震祈福的照片——pray for Mexico.

而我分明看到了笑臉後與故國的絕別。

胡安就像一個在當地生活了幾十年的地道老墨一樣，事無巨細地向我介紹巴亞爾塔港的遊覽景點，希望我能喜歡上這裡。臨到傍晚，他要去擺攤，我們在此告別。

第二天是我離開去瓜達拉哈拉的日子，在我整理好行李，打車去大巴站之前，我在Whatsapp上向胡安告別。胡安馬上囑咐我讓我不要自己打Uber, 他說有個好朋友可以載我去巴士站。緊接著，可能為了避免覺得他為了賺錢，他馬上問我，「你打的Uber上面計價顯示是多少錢呢？」

我回答25元（人民幣）。事實上，當時的我因為在app上輸入了錯誤的目的地，導致顯示的價格有誤，正常情況下，酒店到巴士站的系統計費價格應該是40元。

胡安甚至都沒有猶豫——「好的，我的朋友20元載你過去哦。」

不到5分鐘，胡安和他的朋友開車到達了我的酒店。胡安幫我把箱子放置到後備箱，和我擁抱告別。儘管直到當時，我也不太理解，為什麼不讓我直接打Uber，20塊錢給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也賺不到什麼錢啊。

在開往巴士站的路上，我看著電子地圖，才意識到了剛才的計價錯誤，我心裡有些不好意思，但我仍然好奇胡安和他的朋友到底是什麼關係，為什麼一定要我坐他朋友的車呢？

車上的聊天很快就打消了我的質疑。胡安的朋友叫桑托斯，是墨西哥Jalisco州人，比我小5歲卻已經早早成家。桑托斯平時的工作是在這個旅遊城市售賣墨西哥工藝的手鐲，此外為了補貼家用，他還兼做Uber司機。

桑托斯跟我說，胡安是一個非常善良和容易感恩的人。胡安剛來巴港時，在桑托斯家借住過三天，在那以後，胡安遇到任何有人搭車的機會，都會儘可能介紹給桑托斯。

「生活真的不容易，尤其是像胡安這樣的外國人」，桑托斯說。

車到達巴士站時，距離門口還有100米的距離。但路面變成了巴港到處可見的奇葩的鵝卵石路面，凹凸不平，無法行車，我的大行李箱也無法拖行。停車後，桑托斯二話不說，抱起我的30寸行李箱就往大巴站走去，接著帶著我到窗口買到大巴票，直到幫我把箱子放進城際巴士，他才準備離去，而所有的這些幫助都是在胡安跟他說明「車價只有20塊（人民幣）」的前提下進行的。

我感激他的幫助，更被胡安和桑托斯在這個小城如此相互扶持的感情深深打動，我付了50元給他，離別之際，我們巴士站留下一張合影。

巴亞爾塔港距離上海一個完整的太平洋，如果說寫胡安的故事，為了把《烏克蘭，我的祖國。而我死也要離開這裡。》結尾的坑填上。那麼今年春節在哥倫比亞的遭遇，則是進一步加深了我對委內瑞拉這個正在地獄裡煎熬的國家的認識與感觸。

和墨西哥城一樣，作為當年西屬拉丁美洲四大總督轄區首府之一，哥倫比亞的首都波哥大也建設在高原的山谷裡面，沒有水系。

▲西屬美洲殖民地四大總督轄區，新格拉納達是西班牙在南美洲北部殖民地從1717年開始的名稱，它的領域相當於今天的巴拿馬、哥倫比亞、厄瓜多和委內瑞拉。

大哥倫比亞共和國正是新格瑞那達總督轄區的繼承者。

波哥大並不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城市，在波哥大的三天我在倒時差與混沌中度過。為了體驗不同，我每天都換不同的酒店。第二個晚上的酒店在辦理入住手續時，前台的男孩格外的活躍和友好，不出意外，又是一個主動跟我說「他來自委內瑞拉」的人，慚愧的是，我又一次（人生第二次）沒聽出Venezuela是哪個單詞，是哪個國家。

▲聖菲波哥大的老城區中心，玻利瓦爾廣場

▲波哥大機場

同無數個瘋狂出逃的同胞一樣，Lhuis和他的兄弟拼盡全力跨過守備森嚴的西蒙玻利瓦爾國際大橋，從陸路過關逃來了哥倫比亞，輾轉來到首都波哥大。兄弟倆如今一個在酒店打工，一個在市中心的玻利瓦爾廣場賣藝，他們想稍微穩定下來後，再想辦法接家人過來。

從Lhuis口中我了解道，這兩年委內瑞拉已經停飛了絕大部分的國際航班，法國、哥倫比亞、美國、厄瓜多、巴拿馬、墨西哥等原本和委國經貿往來較頻繁的國家已經停飛了幾乎所有的航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2017年估計，委內瑞拉政府已拖欠了各國航空公司38億美元，而委國政FU信用破產，早已無力支付。

「強勢玻利瓦爾」到底不值錢到什麼地步了？當地民眾如今流行用紙幣製成各種飾品來售賣，包括錢包、帽子、手提包以及籃子，這樣反而才能讓錢更值錢。

由於國際航線停運，像胡安那樣遠逃到墨西哥甚至美國的機會已經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人如今冒著生命危險從陸地過境，前往唯一的依靠哥倫比亞。

在認識Lhuis以及見過他的兄弟後，我開始意識到在哥倫比亞，如今生活著如此多的委內瑞拉「難民」。南美西語國家由於語言相通，這些鄰國人在哥倫比亞能夠較好的融入，我這個外國人更是無法區分出他們與本國人的區別。

我感嘆，十年前飽受內戰蹂躪的哥倫比亞人還曾一直羨慕鄰居石油多如水，福利上了天，現在委內瑞拉經濟崩塌，富親戚卻爭著搶著來到了曾經瞧不起的哥倫比亞打黑工。

這是一種怎樣的「風水輪流轉」？ 委內瑞拉到底發生了什麼？

駐委內瑞拉三年的美聯社記者Hannah在2017年逃離這個國家前的一篇報道，或許能揭開謎題的一角。以下是報道摘選：

一個國家走向崩潰，中產階級淪落到靠撿垃圾度日，其實非常快。委內瑞拉就是明證。得益於世界第一的石油儲量，委內瑞拉曾是拉丁美洲最為富有的國家，委內瑞拉的中產階級曾經充滿夢想，但現狀卻一落千丈：經濟萎靡、食物缺乏、饑荒肆虐、犯罪猖獗，絕望的氣息在這個國家蔓延……

這裡既沒有戰爭，也沒有自然災害。僅僅因為治理不當，2015年的石油價格暴跌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災難。

　　在已故前總統查韋統的家鄉，我結束了一次採訪準備離開。幾名兇悍男子當街將我攔住，先是搶走我的手機，隨後把我塞進一輛黑色SUV。

　　被挾持在后座上，我的心砰砰直跳。看著車外低矮的水泥房向後掠過，我試圖回憶來委內瑞拉之前在反綁架課上學到的東西——盡量表現自己的人性。

　　「我們怎麼處理她？」司機問。坐我身旁的男子提起他自己的頭髮，做了一個割喉的手勢。

　　怎樣才是人性的反應？

　　我原本以為，在日益混亂的委內瑞拉，外國記者的身份可以保護我。但隨著形勢快速變化，我很快知道自己無法置身事外。

　　2014年我來到加拉加斯，作為美聯社記者，我得以見證該國加速陷入一場人道主義災難。

　　得益於世界第一的石油儲量，委內瑞拉曾是一個冉冉升起的國家，但我來到該國時，高企的油價也沒能讓它免於商品短缺和通貨膨脹。

　　那時，加拉加斯人仍然樂觀、充滿夢想。我的朋友們購買公寓和汽車，對他們的職業生涯有美好的規劃。周末，我們會去漂亮的加勒比海灘，在通宵開放的夜店暢飲進口威士忌。那時還有很多食品可買，也買得起，我其中一篇報道就是肥胖症的蔓延。

　　過去三年，我的大多數朋友都走了，不復存在的還有長途電話服務以及六家國際航空公司。我習慣於在手提袋裡裝滿成捆、貶值的現金來支付餐飲費。我們仍然會開車去海濱，但不得不提早返程，以免路上遇到劫匪。由於存在劫車的風險，大家急著趕路，交通信號燈也成了擺設。

　　隨著情況的惡化，委內瑞拉政府發明出了一套反美帝國主義的宣傳。我在查韋斯的家鄉巴里納斯被劫持進黑色SUV那一天，恰逢委內瑞拉當局掀起新一輪反美浪潮。美國毒品管制局剛剛在紐約拘押了涉嫌販毒的委內瑞拉第一夫人的侄子，一夜之間「Gringo，回家」的塗鴉在委內瑞拉各地出現。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長著米老鼠耳朵的畫面出現在美聯社辦事處的牆上。

　　我試著與那些抓我的人說話，通過一段有鐵絲網的圍牆時，我瞥見了秘密警察的標誌，心裡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我意識到我沒有被綁架，只是被拘禁。

　馬杜羅政府指責美國和右翼商業利益是經濟崩潰的罪魁禍首，但大多數經濟學家指出，真正禍因是政府操縱價格和貨幣扭曲。經濟政策經常是導致人們生活困境的直接原因。比如，某個星期行政當局宣布雞蛋的售價不能超過30美分一盒。下一周，雞蛋從超級市場消失了，從此再也沒有出現在貨架上。

　　在初期，出現短缺似乎是人們所無法想像的。我的委內瑞拉朋友過去常去邁阿密購物。當我回家時，他們要我帶回香水、皮夾克、iPhone和安全套。我通常拉兩個空皮箱來幫他們帶東西，當然還有我自用的食物和洗漱用品。隨著危機的加深，他們的要求變得越來越難以滿足，捎帶的東西甚至包括防治心力衰竭的藥物、小兒癲癇葯、墮胎藥物以及防毒面具。

　　情況變得越來越糟。我第一次看到人們在我公寓附近的麵包店外排隊，我停下來拍照。心想情況竟如此荒謬：大家為買麵包排隊。

　　真正的飢餓消無聲息地發生在我身邊。人們開始整天掏垃圾桶，揀蔬菜葉和發酸的比薩殘屑，當場吃下充饑。看上去情況已經糟糕透了。我住所附件的麵包店開始組織人們在外面排隊，不是為了買麵包，而是排隊在垃圾箱里翻找食物吃。

　　人們輪流去翻麵包店的黑垃圾袋。一名年輕女子發現了一盒鬆餅碎屑。一名十幾歲的男孩專註尋找果汁盒，喝剩下的果汁。

　　崩潰來得如此之快，委內瑞拉人還未來得及反應。委內瑞拉首都仍然有不少好餐館，但餐桌上通常空無一物。街上仍有豪車專賣店，勾起人們對金錢的渴望，或引誘那些通過貪腐而飛黃騰達者。許多委內瑞拉人都做過整形手術，用了多年的牙箍和專業美白，電影明星的牙齒都很漂亮。

　　與此同時，犯罪肆虐無處不在。一天下午，在一家餐廳外面，我從兩名戴著摩托車頭盔的男子旁邊經過，他們在與顧客交談。我讓店員給我拿一瓶水時，她朝我做了一個奇怪的表情。那兩名男子離開後，她解釋說，他們剛剛持槍搶劫了外面所有的人。她問我是否覺察到異常。

　　人們很少報警求助，在謀殺案全球最為頻發的地方，很容易理解箇中原因。就在我居住的那個街區，劫匪大白天殺死一名年輕的醫生，因為他遭劫時扔掉了自己的手機。醫生的命運讓我警醒，幾個月後，當我被搶劫時，我交出了我的錢包。

　　在逮捕我幾個小時後，秘密警CHA把我放了，警告我不要回巴里納斯市。那個彪悍的男子用同樣的黑色SUV帶我去機場，盯著我，確保我乘飛機前往加拉加斯。

　　終於，今年夏天，我決定離開這個國家。去機場時，我不再帶著空的箱子（註：以前如此是為了返回委內瑞拉時幫人捎帶東西）。

　　本來，我應該說說那些在加拉加斯上空飛翔的鸚鵡，它們是如此美麗。或者引用馬爾克斯對加拉加斯的描述：「我並沒有永遠待在那個地獄之城，這是我生命中沮喪又精彩的片段之一。」抑或，告訴你我的喜悅，尤其是在商店裡意外發現牛奶或一整天都有自來水的時候。

這篇報道是美國人寫的，視角以及一些觀點可以辯證來看。但是，通過這篇一手紀實報道，仍然能讓被隔離開的外國人，更清晰的了解到這座「世界孤島」的現狀。

我對Lhuis和胡安的印象是，除了在一開始介紹自己的國家以外，在聊天時很不願意再提及過去。而在麥德林我遇到的第三個委內瑞拉人，又彷彿有一些不同。

在《Q&A：為什麼西語是語言牛股？》我曾寫到，我在哥倫比亞第二大城市麥德林旅行時，語言和我完全不通的當地人Frank陪我進行了一天的深度游。在那個中午，我們逛完山上的貧民窟，乘坐公交車沿著坡度極大的山路往山腳的市區前進。

每當巴士減速轉彎時，不時會有小孩子跳上車，從前往後走向乘客們伸手乞討，然後再不要命地從車門跳下去。司機和乘客對這種危險的事情見怪不怪。

正當我專註地欣賞窗外極富南美特色的街景時，一個年輕人跳上了車。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抱著一個紙箱，邊快速地說著話，邊把裡面的點心零食分發給乘客。

我很困惑他的舉動，同時也看到了一些乘客比較嫌棄的拒絕接受零食。

緊接著，年輕人走回到車廂前列，向大家鞠躬，開始了一大段的演講。Frank這時用翻譯軟體打字給我：他是一個委內瑞拉難民。

講完那段話，年輕人從車頭走向車尾，一些乘客開始掏錢給他。因為接受了他的巧克力，我也給了這個年輕人一些硬幣，他非常開心地向我致謝。

事後，我問Frank，車上的委內瑞拉人到底在講什麼？Frank用他的翻譯版英語向我解答：

首先，他為他的行為向人們道歉，這是他能存活下去的唯一方法；

其次，他向人們講述委內瑞拉如今的崩潰現狀——由於石油產業導致的通貨膨脹，導致了國家的食物極度短缺，為了活下去，他們不得不來到哥倫比亞謀生。

第三，他的糖果並沒有具體的價格，大家可以收下它們並請給予一定的金錢支持。

我被這個悲慘的年輕人所打動——他沒有無償尋求支持，比起西方很多伸手要錢的小孩和成年乞丐，他懂得先給予再獲得的道理，即使這些巧克力和糖果可能並不值錢，但這也可能是他用他最大的努力所換取的資源了。

我問Frank,做為一個哥倫比亞人，你如何看現在的委內瑞拉？你覺得自己幸運嗎？

他說：「我對委內瑞拉的現狀感覺很糟糕，因為我們曾經經歷過同樣的事情。」

「I feel bad for Venezuela and its people. Colombia can go through the same thing」

不同於伊朗、中東、烏克蘭等國家主要由於外部勢力的介入或制裁，從而導致的社會經濟崩壞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委內瑞拉的墜落，不是外亂是內禍。禍端始於自己的民選政府。無數的人流離失所，離開自己的國家，散落在哥倫比亞，墨西哥等國，委內瑞拉人的眼淚，正流淌在整個拉丁美洲。

人們這些天在譴責美國轟炸敘利亞，轟炸原因來自於「可能發生」的敘利亞政府毒殺本國國民，不管我的政治觀站在哪一邊，如果換位思考作為一個敘利亞人，他們是應該恨拖緩國家重建的美國，還是應該恨確實曾經草菅人命的祖國政府呢？

我想起了在貝爾格萊德那些怯生生看著我，想和我說話又怕嚇到我的敘利亞難民，如果敘利亞將來恢復和平，他們還會回去參與「重建祖國」嗎？

我還想到剛結束的柬埔寨金邊之行，那一段血腥、驚悚、不堪，自己人殘殺自己人的歷史，這篇文章開頭的問題又進入腦海，「如果我的祖國賦予我的全部是苦難，我仍然要去愛它嗎？」

1978年前逃離我們自己國家的人，當時是憤是恨呢，在還漫長的餘生里，他們對自己的國家死了心嗎？

每個人出生的國籍就像原生家庭一樣，從不能受自己選擇。現在流行反思不良原生家庭對自己的影響，那麼人也可以後悔生在自己的國家嗎？

從古至今的價值判斷里，「愛國」是一個人的基本素養，是所有美德之首。

《時間的針腳》——塵埃里的西班牙往事講到，電視劇里，西班牙內戰封閉了所有對外交通，身處摩洛哥得土安的女主角千辛萬苦把馬德里的母親接出國，本可以開始在異鄉過完終生。然而為了「祖國的命運」，在女主母親的鼓勵支持下，女主放棄安詳的生活與出色的事業，毅然回到了二戰前西班牙的那灘爛水之中沉浮。

在電影和小說所構建的世界裡，每個人都是應該無條件熱愛和支持自己祖國，這是「人之所以為人」。

而Lhuis和胡安可能不這麼想，

睡在貝爾格萊德的公園三個月，只為早日等到開往德國的火車的敘利亞難民可能不這麼想，

1979年時的柬埔寨人可能也並不這麼想。

我翻開胡安的Facebook,四年前離開委內瑞拉時他發了這麼一句話。

"飛機在加拉加斯起飛那一刻，我活了過來。我不會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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