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撈越，蜘蛛，和一個150年的謎

原文http://www.theborneopost.com/2017/08/20/sarawak-spiders-and-a-150-year-old-mystery/

林業傑譯

作為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博物學家和探險家之一，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花費了8年的時間在東南亞考察（1854～1862）。考察涉及60多條線路，路程超過了14000英里，他常常獨自一人或僅帶1～2名當地嚮導在叢林中穿行。

作為華萊士的狂熱崇拜者，我（作者Ray Hale，下同，譯者注）自以為已對他及其著作有充足的了解。但是，另一位不朽的博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的工作不僅使我對華萊士有了全新看法，也讓我對自己的工作有了新的認識。

在大英博物館的蜘蛛標本收納間，一位蛛形學家Ray Gabriel，偶然間在標本櫃的後面發現了一個上面寫著「達爾文的蜘蛛」的廣口瓶。他非常興奮地打開瓶子，準備一探究竟。

眾所周知，沒有任何一個文學作品中有提及過達爾文在他的旅行中採集過蜘蛛。因此這瓶蜘蛛就顯得非常奇怪，這意味著達爾文曾採集過蜘蛛但卻將他們忽略了。

這很令人費解，熱帶地區的蜘蛛數量非常多，達爾文一定會在旅途中與它們相遇。至於為什麼在已有資料里達爾文似乎既沒有標本，也沒有任何記錄。這隻能依靠推測了：

考慮到那個時代博物學家的思想，我們很快就會明白為何會這樣：早期的昆蟲學家會將蜘蛛與昆蟲草率的混為一談。因此達爾文和華萊士很可能收集了蜘蛛，但選擇將它們與昆蟲收納在一起。

還有一個可能更為合理的解釋：在維多利亞時代，當一位挑剔的收藏家想選擇一枚與其眼光相符的標本放入標本盒時。昆蟲永遠都是不錯的選擇，但蜘蛛的境遇就完全不同了：它們在當時被認為太低端，無法用來展示。因此從當時達爾文和華萊士的觀點看來，我們的八腳朋友根本沒有任何價值。

還有另一個可能的原因來解釋為何蜘蛛標本的數量會較少：大多數蜘蛛喜好夜間出沒，而早期的探險者們發現在夜晚僅靠油燈很難在雨林中穿行。華萊士也從側面證實了這個說法：他曾宣稱沒有時間在晚上採集，因為他正忙於記錄白天的收穫。

Ray Gabriel的發現是具有開創性的。他謹慎的將瓶中蜘蛛拿出擺開，並很快就意識到這個罐子里不僅包含許多蜘蛛標本，甚至還有一個捕鳥蛛的螯肢。這個不尋常的下午，他證明了達爾文曾收集過捕鳥蛛和別的蜘蛛，此發現已匯總成文在「The Journal of the British Tarantula Society」上發表。這篇文章也啟發了我，並決定用類似的手法尋找華萊士的蜘蛛。

眾所周知，華萊士是一位偉大的昆蟲標本收藏家。雖然他也收藏令人印象深刻的哺乳動物標本，但數量卻較為有限。

他耗費8年時間探索馬來群島並採集了11萬多枚昆蟲標本，7,500枚貝殼，8,050隻鳥類和410頭哺乳和爬行動物標本，以及大量植物標本。其中自己的私人收藏便已有超過3千隻鳥類，至少2萬隻甲蟲和蝴蝶以及一些陸貝和脊椎動物。

以今日之眼光來看待這些數字，我們很容易將其視為過度與非法採集。但是我們必須承認：21世紀的道德觀無法應用於19世紀。當時可沒有項目基金、蜂窩數據信號和網路直播送火箭。那時收藏家需要研究經費，大量採集標本是一種賴以為生的賺錢方式。

我有了一個想法：利用現有的資料文獻，來試著確認華萊士是否也像達爾文那樣收集了蜘蛛。

第一步是查閱華萊士自己的著作《The Malay Archipelago》。華萊士是一個細緻的收藏家，他記錄了詳細的筆記，其中許多都保存了下來。在此書中他曾簡短地提到了「捕鳥蛛」，但也明確說明了他沒有時間觀察它們。

接著我開始從華萊士的信件與通訊中尋找線索，所有這些信件都可以在網站上（http://wallace-online.org/）上瀏覽。經過一番搜索之後，我在來自Octavius Pickard Cambridge與華萊士女兒Violet的通信中發現了一些端倪。他於信中說，華萊士正欣賞他的收藏品時偶然發現了一隻蜘蛛並嚷起來：「它竟是我的沙撈越蜘蛛！」，然後他將它收納好：「真好像在昨天一樣。」這封信顯示華萊士在沙撈越採集了一隻蜘蛛，那這隻蜘蛛是何時何地被採集到的呢？

我檢視了存放在大英博物館的華萊士筆記。記錄中清楚地表明，1854年11月至1856年1月的時間裡，華萊士在沙撈越作為Rajah James Brooke的客人住在Santubong山中，並在位於Simunjan的礦場採集，同時也會在Bau的金礦鎮附近的Gunung Serambu上轉轉。

他將每個標本的採集信息親筆寫在現已泛黃的書頁上。但是，依然沒有蜘蛛的採集記錄。我只能假設華萊士像達爾文一樣，沒有為了某些原因而採集蜘蛛並作記錄。可能因為賣不上價而讓他感到不值得採集，或者他對蜘蛛不甚了解因此不知道它的分類地位，無法確定分類地位蜘蛛就將毫無意義。他肯定會碰見蜘蛛，但他會對蜘蛛感興趣嗎？這本筆記本雖然很有趣，但卻是死路一條。

在更多的查閱資料後，我找到了Octavius Pickard Cambridge的一篇論文「On some new and little-known spiders (Araneidae)。在這篇文章的第1009頁，有一種被命名為Friula wallaci的蜘蛛，描述中寫道此標本由華萊士在許多年前採集，同時描述的下方附有清晰的手繪圖。

這就是我所需要的東西，但這個種的模式標本在哪裡呢？

我已經知道華萊士曾採集了一隻蜘蛛，並被保存了起來，而我現在則需要找到它的模式標本。這是個困難的過程。

華萊士在去阿魯前已經在沙撈越停留了15個月，他的貨物都已在此都經過了仔細記錄並會寄給位於英格蘭的出售代理人Samuel Stevens。在貨物的售賣日誌中詳細的記錄了從沙撈越寄出的那些貨物清單，Stevens曾將其中的一批賣給了William Wilson Saunders，一位狂熱的昆蟲學家兼昆蟲學會主席。但Saunders後來陷入了困境，將他的所有藏品轉手給了Octavius Pickard Cambridge。

Octavius Pickard Cambridge也是一位狂熱的蛛形學家，他將這批藏品中的一隻蜘蛛命名為Friula wallaci。在他去世後，他的所有藏品都捐贈給了牛津自然歷史博物館。這就說明模式標本已經存放於博物館的儲存室內。

1897年時，剛發表了文章的Octavius Pickard Cambridge不會想到，2年後他的侄子Frederick Octavius Pickard Cambridge也以華萊士命名了一種蜘蛛：Actinopus wallacei 用以紀念他在華萊士位於亞馬遜Sitio Andirobal的種植園度過的兩星期。

之後我便跟牛津博物館的同事聯繫。巧合的是，這位同事也是發現達爾文的蜘蛛的人。經過搜索，他向我提供了模式標本的圖像。這就意味著我找到了Friulla wallacii的模式標本，並且證明華萊士的確採集過蜘蛛。

現在我所要做的就是在沙撈越找到一個活體標本。這可能很困難，但我已經預定了機票。